流行性感冒与妊娠(精选3篇)
流行性感冒与妊娠 篇1
摘要:目的 了解妊娠期妇女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对2011年6月—2012年6月于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产科门诊进行产前检查并自愿参加HPV筛查的妊娠妇女以PCR反向点杂交法进行HPV检测, 同时以表格登记的方式统计其年龄、户籍、职业、胎次、初次性生活年龄及配偶职业。结果 986例受试者中, 117例HPV阳性, 感染率为11.88%。其中单一类型HPV感染92例, 二重感染20例, 三重感染3例, 4重感染2例。共检出19种HPV亚型, HPV感染的前10位依次为16型、43型、33型、58型、66型、18型、56型、11型、6型和52型。年龄≤20岁或>35岁者HPV阳性率较高;初次性生活年龄≤20岁者高危型及多重HPV感染率增加。从事自由职业的受试者HPV感染率明显高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P=0.00 109) 。结论 妊娠期HPV感染亚型及分布特征有其人群特异性。初次性生活年龄及职业可能为HPV感染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人乳头瘤病毒,妊娠,流行病学
宫颈癌是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 目前研究已经证实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 的持续感染是发生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必要条件。妊娠女性大多处于性生活较活跃的年龄段, 妊娠期人体的激素与免疫水平较非孕期有明显变化, 这些变化是否会增加妊娠期女性对HPV病毒的易感性, 国内外尚无统一的结论。另外, HPV阳性母亲所产新生儿感染HPV的风险也大大高于HPV阴性的母亲[1], 故了解妊娠期女性HPV感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产科门诊进行产检的孕妇进行HPV筛查, 以期了解该人群的HPV感染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1年6月—2012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产科门诊进行产科检查的妊娠中期女性, 同意进行HPV筛查并愿意填写相关调查问卷。
1.2 调查方法
采用封闭式问卷进行调查, 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信息、年龄、户籍、职业、孕次、初次性生活年龄、孕妇及其配偶的职业。
1.3 HPV检测方法
采用亚能生物有限公司 (深圳) 提供的人乳头瘤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 以PCR反向点杂交法进行检测, 共可检测23种HPV亚型, 包括高危型:16型、18型、31型、33型、35型、39型、45型、51型、52型、53型、56型、58型、59型、66型、68型、73型、83型和MM4型;低危型:6型、11型、42型、43型和44型。检测方法参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4 统计分析
由2名研究人员分别录入原始数据, 交叉核对无误后进行统计分析。采用SPSS 17.0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HPV感染率
共筛查孕妇986例, HPV阳性孕妇117例, 总感染率为11.88%。单一类型HPV感染92例, 二重感染20例, 3重感染3例, 4重感染2例。其中单一高危型76例, 单一低危亚型29例, 高危与低危混合亚型感染14例。所有混合感染均含有高危亚型, 故高危亚型感染共90例, 阳性率为9.14%。共检出19种HPV亚型, 前10位依次为:16型、43型、33型、58型、66型、18型、56型、11型、6型和52型。各亚型HPV检出数及检出率见表1, 检出数为单重感染与混合感染中感染该亚型的人数之和。
2.2 HPV感染的年龄分布
受试者年龄16~43岁, 平均年龄 (26.69±4.16) 岁, 按照年龄段进行分组, ≤20岁为一组, >35岁为一组, 中间年龄段每5年为一个年龄段, 计算各年龄段的感染率。感染率较高的为≤20岁组和>35岁组。26~30岁组感染率最低, 但各组之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2。
2.3 HPV感染的地域分布
上海籍受试者375例, 外籍来沪者共611例, 其中, 安徽144例, 江浙127例, 四川76例, 其他地区264例, 包括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和东北地区等。不同地域来源的孕妇HPV感染率无明显差异, 四川籍受试者的感染率较其他地区低,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2。
2.4 妊娠次数与HPV感染的关系
将受试者按照妊娠次数分为两组, 单次妊娠者541例, HPV感染66例, 高危型HPV感染49例, 多重HPV感染5例;2次及以上妊娠者445例, HPV感染51例, 高危型HPV感染41例, 多重HPV感染9例;两组的HPV感染情况无统计学意义。
2.5 初次性生活年龄与HPV感染的关系
以初次性生活年龄20岁为界, 将受试者分为两组, ≤20岁290例, HPV感染30例, 高危型HPV感染29例, 多重HPV感染9例;>20岁696例, HPV感染87例, 高危型HPV感染61例, 多重HPV感染5例;两组总HPV及高危型HPV感染率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909和0.539) 。多重感染的概率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8) 。两组HPV感染者中, 高危型分别占96.70% (29/30) 、70.10% (61/87)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9) , 多重感染分别占30.00% (9/30) 、5.74% (5/87) , 二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4) (表2中未列出) 。
*P<0.05。
*因人数较少未纳入统计分析;**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09。
2.6 孕妇及其配偶的职业与HPV感染的关系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将受试者及其配偶职业分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及服务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农林牧渔业人员、军人、自由职业者和无业9类。比较不同职业及不同配偶职业的受试者HPV感染情况。受试者中, 不同职业的感染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自由职业 (20.80%) 、专业技术人员 (14.90%) 、无业 (14.00%) 、办事人员 (9.69%) 、商业及服务人员 (8.24%)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5.17%) 。军人、农林牧渔业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因人数太少无法进行统计分析, 其他各职业的HPV感染率无统计学意义 (P=0.067) 。两两比较发现, 自由职业者HPV感染明显高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1) 。配偶职业中, HPV感染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商业及服务人员 (14.60%) 、自由职业 (13.30%) 、无业 (12.50%)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11.60%) 、专业技术人员 (11.10%) 、办事人员 (9.34%) 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7.69%) , 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66) , 见表3。
3 讨论
HPV是一种嗜黏膜和上皮性病毒, 在自然界中广泛分布, 目前已被鉴定出的有100余种, 除宫颈癌外, 还与口咽癌、食管癌及皮肤癌等密切相关。感染HPV的高危因素有多个性伴侣、初次性生活早、多产次、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及吸烟等。既往有学者认为[2], 妊娠期激素水平升高, 机体处于一定程度的免疫抑制状态, 这可能增加妊娠期女性的HPV易感性。但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上述理论。Hernandez-Giron等[3]比较了274例妊娠妇女与1 060例年龄相当的非妊娠妇女高危型HPV感染率, 发现妊娠女性感染率明显高于非妊娠者, 两组的感染率分别为37.20%及14.20%。Chan等[4]进行了一项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08例的横断面研究, 结果发现两组无论是HPV总感染率还是高危型HPV感染率均无差异, 按照年龄进行分层后, 两组的HPV感染情况仍无差异, 且HPV感染情况不受受试者的年龄、孕周、胎次及产次影响。Schmeink等[5]进行的一项小样本的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也显示, 妊娠并不影响HPV的感染及自然清除情况。妊娠是否增加HPV尤其是高危型HPV感染的风险, 目前尚无统一的结论。另外, 不同文献报道的妊娠期HPV感染率亦相差很大, 从5.4%~68.8%不等[6], 这可能与地域、人种、经济水平、检测方法及试验设计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显示, 妊娠期HPV感染率为11.88%, 其中高危型感染率为9.14%。这一数据低于全国非妊娠期女性的平均水平14.2%[7], 但与上海其他区非妊娠女性的感染率相似[8], 提示妊娠并不增加HPV的感染风险。本研究发现, HPV感染前10位依为:16型、43型、33型、58型、66型、18型、56型、11型、6型和52型, 高危型前5位依次为:16型、33型、58型、66型和18型。这与其他地区报道的针对非妊娠期女性的调查研究有较高的一致性[9,10]。不同的是, HPV66型的检出率高于其他研究。但以上两个研究的受试者分别来自深圳市和山西省, 除妊娠外, 地域差异也是一个可能的重要影响因素。有研究[3]发现, 年龄是影响HPV感染的因素之一, 30岁以下人群的感染率高于30岁以上。本研究发现, 年龄>35岁或≤20岁的患者发病率略高于20~35岁者,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于其他研究受试者的年龄跨度比较大, 而本研究受试者年龄相对集中, 故可比性较差。本院所在的金山区为上海郊区, 与浙江交界, 外来务工人员来自全国几十个省市, 以江浙、安徽及四川居多。故本院接诊的患者中, 上海本地人仅占1/3。考虑到HPV感染可能存在地域差异, 我们比较了不同户籍来源的受试者HPV感染情况, 结果发现无统计学意义。初次性生活早及多次妊娠被很多研究证明为HPV感染的高危因素, 本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初次性生活年龄为≤20岁者其发生高危型及多重HPV感染的概率明显升高 (P<0.05) 。另外, 我们发现妊娠次数对HPV感染无明显影响, 这与Chan等[3]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但Jensen等[11]发现, 已经感染HPV的患者, 尤其是高危型HPV持续感染者, 多次分娩可以增加其CIN3的概率。既往涉及职业对HPV感染的影响的研究比较少, 本研究统计了受试者及其配偶的职业, 比较不同职业人群的感染情况。结果发现女性职业中, 发病率较高的为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员及无业;配偶职业中, 发病率较高的为商业及服务人员、自由职业及无业, 二者有较高的一致性。从事自由职业的受试者HPV感染率明显高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09) , 这在以往的文献中未见报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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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与妊娠 篇2
谈空气负离子与流行性感冒
今年秋冬突然迅速蔓延的流感给人带来了恐慌,人们纷纷寻找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家庭购买了亚马逊空气负离子产品,以增加室内空气负离子浓度作为预防手段.而目普遍反映效果显著.为什么高浓度的空气负离子对流感具有预防作用?笔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
作 者:王化文 作者单位:沈阳加华亚马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刊 名:健身科学英文刊名:SCIENCES OF SERONG PHYSICAL年,卷(期):“”(11)分类号:关键词:
流行性感冒与妊娠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以2013 年1 月1 日—12 月31 日于上海市某区各接产医院分娩的活产单胎新生儿及其母亲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出生医学信息登记系统收集母亲孕产资料,包括孕产妇基本情况和孕产史、新生儿出生和发育情况等。早产定义采用我国通用定义,即妊娠满28 周不足37 周的分娩。
1.2大气污染资料来源
大气污染资料来自该区环境监测中心,包括常规监测污染物SO2、NO2和PM10的逐日平均浓度。
1.3妊娠期暴露评价
根据新生儿出生日期和出生孕周推算产妇的末次月经日期,以每天的污染物浓度作为暴露量,分别计算孕早期(孕1~12 周)、孕中期(孕13~27 周)、孕晚期(孕28 周以后)和整个孕期的大气污染物平均暴露量。
1.4统计学分析
研究应用excel、SPSS统计软件完成数据分析。早产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
2 结果
2.1基本情况
2013 年该区接产医院共分娩活产新生儿39 029 例,剔除其中分娩孕周不满28 周、双胎或者多胎的新生儿,本次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38 083 例(97.6%),平均出生孕周(39±1)周,其中早产1 782 例,早产率4.7%。见表1。
2.2妊娠期大气污染物暴露水平
以大气SO2、NO2和PM10的逐日平均浓度作为孕产妇每日污染物暴露水平,分别计算妊娠各期的平均暴露量。整个孕期3 种污染物的平均暴露水平分别为(23.20 ±1.61)、(37.65±2.96)和(73.01±4.76)μg/m3。早产孕妇和足月产孕妇相比,3 种污染物暴露水平在孕晚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整个孕期相比,则仅SO2和PM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见表2。
2.3早产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对早产的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新生儿性别、出生胎次、出生产次、有无畸形、分娩季节、母亲年龄、文化程度、户籍等多个因素与早产有关。见表3。
2.4妊娠期大气污染物暴露对早产的影响-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是否早产为应变量(早产=1;足月产=0),以妊娠各期大气污染物暴露水平为预报变量,在控制了新生儿性别、有无畸形、分娩季节、母亲年龄、母亲文化程度、母亲产次和父亲户籍变量后拟合模型,结果显示,妊娠期大气SO2、NO2和PM10暴露对早产有影响。见表4。单污染物模型中,孕晚期和孕期SO2暴露对早产的OR值分别为1.07(95% CI:1.06~1.08)和1.16(95%CI:1.11~1.21),同期PM10对早产的OR值分别为1.03(95% CI:1.02~1.03)和1.04(95% CI:1.03~1.06);NO2仅在孕晚期暴露时增加早产风险,OR值为1.04(95%CI:1.03~1.05)。
3 讨论
目前研究认为,不同的大气污染物对早产的影响存在不同的敏感期。张燕萍等[8]在大气污染较严重的太原市研究发现,PM10对早产影响的最高OR值为1.76(95% CI:1.64~1.90),出现在妊娠前3 个月;而SO2对早产的显著影响发生于第1、2 个孕月,相应的OR值分别为1.27(95% CI:1.21 ~1.34)和1.07(95% CI:1.01 ~1.14)。广州市的研究则指出单污染物模型中,各孕期NO2和PM10暴露对早产发生均有影响,SO2只在孕早期暴露对早产有影响[9]。北京市的研究显示,妊娠后前3 个月、分娩前第1 个月SO2浓度每升高100 μg/m3,对早产影响的OR值分别为1.50(95% CI:1.04~2.18)和1.79(95%CI:1.30 ~2.46),分娩前第2 个月PM10浓度每升高100 μg/m3,对早产影响的OR值为1.45(95%CI:1.15~1.84)[10]。
国外开展了大量研究关注大气污染和早产的关系,但是由于观察人群、污染水平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得到的流行病学证据并不完全一致。Ritz等[11]于200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展的97 518 例新生儿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婴儿性别、母亲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族、孕期保健、早产史和吸烟史等混杂因素后,出生前6周,PM10每增加50 μg/m3,妊娠期缩短(0.90±0.27)d,早产的危险增加20%,RR=1.20(95% CI:1.09~1.33),未见SO2、NO2和CO暴露与早产有关联。Liu等[12]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研究发现,产前1 个月SO2和CO暴露对早产影响的OR值分别为1.09(95% CI:1.01~1.19,SO2每升高5.0 ppb)和1.08(95% CI:1.01~1.15,CO每升高1.0ppm)。Chang等[13]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一项研究中应用了不同的PM2.5暴露数据和二阶段离散生存分析模型,结果提示,即使在空气质量相对良好的地区,孕期PM2.5暴露也能增加早产的风险。Hyder等[14]在美国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分别利用大气监测和卫星数据估计PM2.5孕期暴露,不同方法的OR值分别为1.00(95% CI:0.99~1.02),0.98(95% CI:0.94~1.03)和0.99(95%CI:0.95~1.03),未发现与早产有关联。
注:aP<0.01。
早产是多种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关大气污染物对早产影响的生物学机制尚不清楚。Slama等[15]在报告中指出,大气污染物除了通过改变母体的血液黏度、内皮功能等机制影响母体与胎盘氧气以及营养物质的传递外,还可以通过影响母体的下丘脑-垂体后叶素-性腺轴,导致内分泌紊乱、破坏母体的宿主防御机制、促进炎性因子释放,还可通过导致氧化应激等途径使胎盘或胎儿发生遗传性状的改变,进而引起宫内生长迟缓,导致早产,出生缺陷的发生。
大气污染对早产等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不容忽视。更准确的暴露评价方法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应用,统计方法也有待新的突破。探讨关联性的流行病学研究必须与生物学机制研究相结合,即考虑不同大气污染物在不同的暴露窗口期对胚胎形成和发育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
作者声明
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摘要:目的 研究妊娠期大气污染暴露对早产的影响。方法 利用上海市某区2013年出生监测系统收集孕产妇基本情况和新生儿出生信息,3种大气污染物(SO2、NO2、PM10)暴露数据来自该区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逐日平均浓度。在控制早产的各类影响因素后,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评价大气污染物对早产的影响。结果 该研究共纳入孕满28周的单胎活产新生儿38 083例,其中早产1 782例。新生儿性别、出生胎次、出生产次、有无畸形、分娩季节、母亲年龄、母亲文化程度和母亲户籍等多个因素与早产有关。孕晚期、孕期SO2和PM10暴露对早产有影响,OR值分别为1.07(95%CI:1.06~1.08)、1.16(95%CI:1.11~1.21)、1.03(95%CI:1.02~1.03)和1.04(95%CI:1.03~1.06),NO2仅在孕晚期暴露时增加早产风险,OR值为1.04(95%CI:1.03~1.05)。结论 该区大气污染物SO2、NO2、PM10暴露与早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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