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后因素（精选10篇）
预后因素 篇1
胃癌是全世界排名第四位的最普遍被诊断的癌症,在所有癌症死亡率排名第二。全球每年新增胃癌患者93.4万人,而在中国的发病率占到亚洲总和的42%[1,2]。特别是中国作为老龄化社会的第一人口大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10%,因此,老年期胃癌已成为备受关注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该研究回顾性分析该院肿瘤内科2004年3月—2011年1月的老年期胃癌临床资料,探讨影响老年期胃癌患者预后的因素,以期指导临床治疗。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该院肿瘤内科收治的178例老年期胃癌患者(≥60岁),所有患者均经组织病理学证实。患者入组时的中位年龄64.7岁(60～81岁),男女比例为1.9∶1。确诊后均接受至少1个周期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方案化疗。
1.2 方法
1.2.1 随访
对入选患者进行电话随访,随访截止日期为2011年1月10日,随访时间3～82个月,中位随访时间25.1个月,平均随访时间(30.2±10.4)个月,患者死亡61例(34.3%),失访13例(7.3%)。
1.2.2 观察指标
患者年龄、性别、病理类型、浸润深度、分化程度、癌组织中淋巴细胞浸润程度、癌组织脉管中有无癌栓、肿瘤大小、胃旁淋巴结转移、转移灶(包括腹膜、卵巢、肝、肺、骨、远处淋巴结和其他部位)。
1.3 统计方法
运用SPSS15.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老年期胃癌患者相关临床特征,以优势比(Odds Ratios,OR)和95%可信区间(95%Confidence Intervals,CI)作为效应指标,然后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筛选有意义指标,对老年期胃癌患者的预后进行预测。变量的赋值原则:二值变量中无、有分别用0、1表示;定性变量根据水平数或等级数取值。所有统计学检验均为双测概率检验。
2 结果
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各变量均以分类变量形式引入,确定各变量等对老年期胃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选取单因素分析中有显著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最终确定癌栓、肿瘤大小、腹膜转移、肝转移、分化程度、病理类型及癌组织中淋巴细胞浸润程度与患者长期生存有显著联系。根据表2中各参数建立如下回归方程:P=1/1+exp-(1.527+0.571×3+0.617×4+0.426×6+0.376×8+0.653×14+0.481×15-0.725×16)。
3 讨论
国外临床研究显示老年期胃癌长期生存与众多因素有关[3]。该研究中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癌栓、肿瘤大小、腹膜转移、肝转移、肺转移、骨转移、CEA、病理类型、分化程度及癌组织中淋巴细胞浸润程度对老年期胃癌生存有重要影响。然而,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后,在这些因素中只有癌栓、肿瘤大小、腹膜转移、肝转移、分化程度、病理类型及癌组织中淋巴细胞浸润程度对老年期胃癌患者预后有显著联系,提示这些指标的检测对有效预测老年期胃癌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
注:SE(β):偏回归系数标准误;OR:优势比;95%CI:95%可信区间。
注:β:偏回归系数;SE(β):偏回归系数标准误;OR:优势比;95%CI:95%可信区间。
该研究发现的影响老年期胃癌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与最近国外研究结果相似。Kim等[4]发现胃癌淋巴管和静脉浸润是独立的预后指标,并有学者提出淋巴管癌栓是淋巴结转移的高险因素[5]。而该研究进一步发现有淋巴管和血管浸润的患者,其预后明显差于无浸润者,提示脉管内癌栓可作为老年期胃癌预后的独立因素。Saito等[6]分析了1 473例进行胃癌根治术的患者,将肿瘤直径<8 cm的1 150例作为第1组,另外323例肿瘤直径≥8 cm归为第2组。结果发现第2组患者较第1组具有更高频率的未分化型病理以及淋巴管和静脉浸润,且肿瘤大小与浸润程度、淋巴结转移灶数目正相关,预后显著差于第1组。后续多因素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肿瘤大小是胃癌预后的独立因素,与该研究的研究结果一致。国外文献已经报道腹膜转移[7]和肝转移[8]是胃癌的常见转移方式,并与预后密切相关。我国胃癌病理协作组360例胃癌尸检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胃癌转移的方式中,侵犯周围脏器者占60.7%,以大网膜最常见,而器官转移率为62.4%(淋巴转移率86.7%),以肝脏(38.1%)最多。胃癌组织学形态类型反映不同的生物学特性,并影响患者预后,如管状腺癌5年生存率为25.4%,乳头状腺癌32.9%,粘液腺癌19.3%,低分化腺癌19.9%,未分化型癌为20.5%,且分化越低预后越差。这些与该研究中发现的腹膜转移、肝转移、分化程度以及病理类型与老年期胃癌患者预后密切相关的结论一致。另外,该研究发现肿瘤组织中淋巴细胞浸润程度与患者预后有显著联系,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是存在于肿瘤间质内的一群异质性淋巴细胞,符合淋巴细胞在肿瘤组织的浸润是体内免疫系统对肿瘤抵抗的经典结论,即肿瘤部位的淋巴细胞浸润程度愈高,患者预后愈好[9]。
除了上述因素,国外文献报道老年期胃癌预后还取决于性别、肺转移、骨转移及CEA等因素[10,11,12]。这些差异的存在可能与人口种族特征、样本量、实验评测方法等有关。总之,该研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评测相应特征相关指标对老年期胃癌预后的影响,发现了癌栓、肿瘤大小、腹膜转移、肝转移、分化程度、病理类型及癌组织中淋巴细胞浸润程度与老年期胃癌预后有显著联系。尽管如此,该研究只是提供了一个预测预后的思路,需增大样本量建立一个较为可靠的预测模型,并不断进行临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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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因素 篇2
关键词 肺癌患者 术后预后 因素
肺癌中大约80%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据统计，目前高龄人群NSCLC病死率在显著增长。本文收集53例≥70岁的老年人肺癌患者的治疗结果，研究影响高龄NSCLC患者预后的因素，以便更好地预测患者的预后，提高生存率，延长生存时间，改善生存质量。
资料与方法
本组患者53例，男45例，女8例，男女之比1:0.17。年龄最大83岁，平均73.09岁。肿瘤部位：周围型92.2%、中心型7.8%。术后并发症发生率15.1%(11例次)。手术均采用双腔气管内插管，经胸部后外侧第5或第6肋间切口入胸，根据患者的全身状况和病变部位、大小等情况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主要行肺叶切除或部分切除。围手术期死亡定义为手术后30天内或术后住院期间因手术所致的死亡。术后并发症指术后住院期间发生的并发症，一般并发症包括：肺不张、咳痰无力(需经支气管镜吸痰)、室上性心律失常、液气胸和切口感染等；严重并发症包括：呼吸衰竭(包括肺炎)、心脏衰竭、应激性溃疡、胸腔出血(需输血1600ml以上或开胸止血)、肺动脉栓塞、支气管胸膜瘩、脑梗死、感染性休克、肾功能衰竭和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各种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心脏4.8%(房性期前收缩、房颤各1例)，呼吸衰竭3.8%，肺炎、胸内大出血1.3%及其他6.9%。术后30天内死亡率1.9%。采用STATA5.0统计软件，对这53例老年人肺癌资料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随访均已满5年，无失随访病例，生存率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用Logrank检验。
结 果
生存率：本组13例(24.5%)出现术后并发症，2例(3.7%)术后死亡。总的5年生存率30.2%，术后3年左右死亡率较高，但术后5年仍有患者死于肺癌转移。5年生存率：根治术49.7%，高于姑息术15.0%(P＜0.05)；腺癌45.1%高于鳞癌20.9%(P＜0.05)；TNM分期中Ⅰ期51.9%，Ⅱ期28.6%及Ⅲa期20.1%。在姑息术中，综合治疗组的5年生存率23.0%，单纯手术组无5年生存率(P＞0.05)。
预后因素分析：手术方式与高龄NSCLC预后：目前对NSCLC的标准外科治疗为肺叶或全肺切除+区域淋巴结清除术。但是对高龄NSCLC患者，多伴有不同程度心肺功能不全。部分患者难以耐受肺叶切除术。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楔形切除术可以用于直径较小的周围型NSCLC。本组资料显示.楔形切除术、肺叶切除术、全肺切除术5年生存率分别为25.0%、42.2%、0%，前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593)，其原因是由于采用肿物楔形切除术患者肿物多为周围型，直径较小，多无淋巴结转移(Ⅰa期)。故对于肺功能不全的早期NSCLC患者，楔形切除术不失为较好的治疗方法［1］。Myrdal等报道［2］，全肺切除是肺癌手术死亡的唯一危险因素，全肺切除是老年患者的相对手术禁忌证。本组行全肺切除术的2例患者5年生存率明显较肺叶切除组低。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全肺切除术后肺功能损失较大，围手术期死亡率较高，且行全肺切除的患者多为肿物较大或局部晚期患者，术后肿瘤复发率高。对于70岁以上NSCLC估计需行全肺切除的患者，是否能从手术治疗中获益，尚需大规模的临床观察。见表1。
TNM分期及组织学类型与高龄NSCLC预后：尽管目前对NSCLC预后相关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TNM分期仍然是判断肺癌预后的最重要指标［3］。本组患者Ⅰ、Ⅱ、Ⅲ期5年生存率分别为50.7%、21.6%、11.4%，故早期诊断在肺癌治疗中起关键作用，应加强肺癌的普查和健康宣教，做好肺癌的一级预防。本组不同组织学类型的NSCLC者预后不同，细支气管肺泡癌预后最好，其他依次为鳞癌，腺癌及腺鳞癌，5年生存率分别为64.1%、38.6%、34%、16.7%。细支气管肺泡癌沿肺泡壁生长，生长速度缓慢，不易发生淋巴结及远处转移，腺癌及腺鳞癌是肺癌中预后较差的肿瘤，侵袭性较强。易发生早期转移，其预后较鳞癌差。
纵隔淋巴结切除数目与NSCLC预后：对于纵隔淋巴结的切除方式一直存在争论。目前较公认的是外科手术应切除6枚以上的肺门和纵隔各组淋巴结，经病理学检查无肿瘤转移，才能证实该病例无淋巴结转移(N0期)［4］。国内针对老年肺癌患者术后并发症的研究表明，系统性淋巴结清除并不明显增加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及死亡率同有3个临床随机对照研究和一个设计严密的非随机研究提示。系统性纵隔淋巴结清除术有利于准确分期和提高生存率［5］。根据清扫淋巴结个数将本组患者分为清除淋巴结≥6枚和＜6枚两组。5年生存率分别为45.2%、30.4%，COX多因素分析显示。淋巴结清除个数为本组患者预后独立危险因素(P=0.001)。对于70岁以上老年肺癌患者，术中还应该遵循肿瘤外科手术原则，进行系统性淋巴结清扫，以提高疗效及分期准确性，利于制定合理的术后治疗方案。
辅助化疗与NSCLC预后：目前关于肺癌辅助化疗.普遍认为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需进行术后辅助化疗［6］。本组资料分析。化疗组与未化疗组5年生存率分别为45.4%与36.0%，P=0.13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足以说明高龄肺癌患者能够从常规剂量术后化疗中获益。高龄NSCLC患者体质弱，肝肾等脏器功能减退，药物代谢能力下降，免疫力差，化疗不良反应较重.常规剂量化疗耐受较差。因此对于术后有明确淋巴结转移的体质虚弱者的老年肺癌患者可考虑给予小剂量辅助化疗和(或)免疫治疗。总之，肿瘤大小、TNM分期、淋巴结清除个数是影响高龄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7］。对于高龄NSCLC患者术前需充分准备，手术应在彻底切除肿瘤前提下尽可能保留肺功能。对于周围型较小肿瘤，可行楔形切除术。术中需进行系统性纵隔及肺门淋巴结清除，以提供准确分期及提高生存率。对于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术后可给予小剂量化疗，减少不良反应。
讨 论
高龄肺癌患者是否可以接受剖胸切肺手术，关键在于对患者预期寿命的正确判断。如果患者心肺功能良好、合并症较少，且判断为早期肺癌的可能性较大时，就宜采取积极的手术治疗，如此可为患者提供较为理想的生存期。如果患者心肺功能较差，伴有合并症，则宜在有效控制合并症的前提下，严格手术适应证并选择合适的病例、合适的手术切除范围及其方式，通过采用细致、全面、正确而及时的围手术期处理，才能有效减少手术并发症，避免严重的并发症，取得手术的成功，使高龄患者获得较长的生存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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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预后影响因素 篇3
1脑出血患者临床表现
1.1意识状态
发病后意识障碍严重程度及恶化速度直接影响预后。 据统计, 早期存在意识障碍者90%预后不良, 发病3 h内昏迷者100%预后不良, 昏睡者病死率约为36.7%[3]。 近年来较多使用脑外伤昏迷 (GCS) 评分来反映意识水平。 许多报道均认为GCS评分<10分时病死率显著增高。Sarnvivad等[4]认为入院时GCS评分可以预测颅内各个部位出血的预后情况。 Kim[5]发现入院时昏迷、GCS评分≤8分是30 d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 而发病时无明显意识障碍、GCS评分> 9分与90 d有良好的独立相关。 因此, 意识状态可以作为判断脑出血预后的关键甚至唯一因素, 对入院时有意识障碍的患者应予以积极抢救。
1.2血压
高血压是脑出血最常见的危险因素, 也是近期死亡和远期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发病6 h内和出血量较大的患者, 血压升高尤为明显, 高血压易导致血肿扩大、脑水肿、再出血等, 目前研究认为收缩压升高与不良预后有关。 Chiquete等[6]对幕上性脑出血患者研究发现, 入院时收缩压 (SBP) >190 mm Hg (1 mm Hg=0.133 kPa) 与出血破入脑室以及高的病死率有关。 INTERACT研究表明收缩压降至140 mm Hg以下可减少血肿增加的发生[7]。 最近公布的IN- TERACT 2研究也证明在脑出血发生后的6 h内进行快速降压, 患者临床结局有明显的改善[8]。 进行积极降压治疗可以减少致残的风险, 并提高20%的康复率。 ATACH研究结果证实伴高血压的颅内出血患者, 强化降压 (SBP下降≥60 mm Hg) 相比标准降压 (SBP下降< 60 mm Hg) 其血肿增大、再出血风险及致死致残率等均降低, 即使在发病后3 h内行降压治疗, 结果也一致, 这说明发病后强化降压是安全的[9]。 降压治疗常作为急性期处理的一个重要部分, 早期未进行积极的降压是导致高的患病率和病死率的主要原因。
1.3颅内压及灌注压
在脑出血中常伴有颅内压升高, 较高的颅内压会导致局部缺血、灌注压降低而出现继发性脑损伤, 导致脑疝或死亡。美国心脏病协会推荐脑出血患者GCS评分小于8分、 有脑疝征象、脑室出血、脑积水患者应将颅内压控制在小于20 mm Hg, 脑灌注压在50~70 mm Hg之间[10]。 Nikaina等[11]发现脑灌注压大于75.46 mm Hg预后较好。 另外, 颅内压变化的幅度也与预后有关, 研究发现颅内压变化幅度较大患者其30 d预后较差, 提示颅内压变化与短期神经预后相关, 在早期控制颅内压可以改善预后[12]。
2血肿体积
血肿体积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 出血量与预后直接相关。幕上出血>60 mL、幕下出血>10 mL、血肿破入脑室伴脑室扩张、中线结构移位>1.2 cm者预后极差[3]。 通过CT随访发现, 血肿扩大主要发生在发病后的6 h内, 是早期功能恶化、死亡及残疾的独立预测因素。Rodriguez等[13]对133例幕上性脑出血患者在发病24 h内行CT扫描获得初始出血量发现, 1 h内血肿扩大>10.2 mL是早期神经功能恶化、3个月死亡以及长期不良预后的预测因素。Delcourt等[14]认为24 h血肿增加10.7 mL与不良预后显著相关。 血肿每增加1 mL, 病死率增加5%。 早期降压可以减少2~4 mL血肿量, 可以使良好预后率增加20%~40%。
3出血部位
不同部位出血发生率不同, 由于各部位解剖结构及生理功能的差异, 不同的出血部位对脑损伤的程度也不同。 文献报道出血部位是90 d功能恢复的独立预测因素[5]。 一般认为, 内囊、脑叶皮质下出血病死率较低, 预后较好, 而脑室出血、出血靠近中线则病死率高, 预后差[15]。
4出血是否破入脑室
脑出血极易破入脑室及蛛网膜下腔, 国内报道的病死率多在50%~70%。 积血易阻塞脑室系统引发颅内压升高, 血液本身及其分解产物可引发高热、呼吸衰竭、应激性溃疡等并发症。 血性脑脊液在蛛网膜下腔长时间留置引发脑血管痉挛等继发性损害会导致不良预后。 研究发现出血向脑室扩展是90 d功能恢复的独立预测因素[5]。 Maas等[16]认为脑出血向蛛网膜下腔扩展是14 d死亡和28 d较高的改良Rankin评分的预测因素。 血液作为促炎物质存在于脑实质中, 而其向脑室或蛛网膜下腔扩展意味着这种有害的炎性反应影响更多的组织, 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5实验室检查
5.1白细胞
脑出血急性期由于脑组织缺血缺氧, 白细胞反应性增高, 在发病48 h内尤为明显。 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白细胞计数是近期预后差的独立预测因素, 其计数每增加1.9×109/L, 近期预后差的危险性增加44.5%。 急性期白细胞计数≥ 10.0×109/L者近期预后较差[17]。 由于白细胞本身的聚集、变形能力的下降导致局部微循环阻塞, 影响侧支循环建立, 活化白细胞还产生多种生物活性物质直接损害脑血管和脑实质, 均提示为不良预后的指标。
5.2 C反应蛋白
炎症机制参与脑出血后相关性脑损伤的过程, C反应蛋白 (CRP) 的动态变化与出血量、神经损伤严重性等有关。 血浆CRP通常在入院后48 h内持续上升, 并与血肿大小显著相关。 通过对比刚入院与发病后48 h及72 h的CRP水平发现, 其对致死率或致残率的预测效果比其他危险因素要高[18]。 并且还有研究还认为CRP的促炎反应造成的神经元毒性作用与认知功能损害密切相关[19]。
5.3血红蛋白
对ICU脑出血患者的研究发现, 较高的贫血发生率[血红蛋白 (Hb) <9 g/dL]是病死率增加以及延长住院时间的预测因素[20]。 目前的研究认为病情严重的患者Hb不得低于7 g/dL[21]。 Diedler等[22]在幕上性脑出血患者中发现, 预后不良患者平均Hb水平较低 (预后不良组:Hb 12 g/dL, 预后良好组:Hb 13.7 g/dL) , 平均Hb水平是3个月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
6影像学表现
6.1 CTA斑点征
一个重要的识别继续出血的现象是CTA对比剂的外渗, 即斑点征。 在发病3 h内行CTA的患者中约占1/3, 对血肿扩大的预测价值很高。Demchuk等[23]发现, 这类患者中平均出血量为19.9 mL, 而阴性患者平均出血量为10.0 mL, 平均出血的增加量在阳性及阴性患者中分别为8.6 mL和0.4 mL, 3个月mRS评分分别为5分和3分, 3个月病死率分别为43.4%和19.6%。 Li等[24]认为CTA斑点征与血肿增加、住院期间病死率、延长的住院时间、出院时的不良预后、3个月病死率、不良临床结局有关。 多变量分析中, CTA斑点征是90 d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
6.2脑萎缩
脑萎缩能够增加对出血后占位效应的空间缓冲能力, 一般认为出现脑疝的风险小于年轻人。 在一些研究中被认为是大面积幕上性缺血性卒中的保护性因子。 Herweh等[25]研究发现脑容量丢失量会显著降低90 d后良好预后的机会, 是脑出血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 可能是由于脑萎缩患者功能恢复潜能降低所致。
6.3脑白质疏松
脑白质疏松是由缺血损伤和脱髓鞘造成的白质改变, 常见于老年人, 与缺血性卒中、脑出血、整体功能下降、痴呆相关。 脑白质疏松 (LA) 与脑出血有共同的危险因素, 而且可能存在包括微血管病变在内的共同的病理机制。 脑微出血与严重的LA相关。 而且LA又是华法林相关脑出血和缺血性卒中溶栓后自发性脑出血的独立预测因素。 文献报道LA的严重性是自发性脑出血功能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 并且表明阻止LA形成或者延缓其进程可以改善脑出血的预后。高血压和年龄是LA进展的独立影响因素, 所以治疗高血压可能是降低LA严重性的方法[26]。
7脑出血并发症
7.1发热
发热的持续时间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 体温≥ 37.5℃ 时即提示预后差[27]。 吴邵英等[28]发现低体温组 (T<36℃) 神经功能缺损 (NIHSS) 评分下降最快, 提示神经功能恢复好, 而高体温组 (T>37℃) 下降最慢, 提示预后不良。 通常对发热患者进行头颅局部降温, 但体温一般不宜低于34℃, 长时间低体温会导致并发症的发生率升高。
7.2感染
肺部感染在脑出血患者中常见, 可能与长期吸烟、发病后持续意识障碍、存在慢性肺部疾病、护理不当、长期卧床、存在延髓麻痹等有关[29]。并且在有糖尿病、脑室出血、贫血患者中肺部感染概率更高。 通常早期和病情较轻时不主张使用抗生素, 必要时根据痰细菌学检查选择适宜的抗生素治疗[30]。
7.3高血糖
脑出血常伴血糖升高, 目前认为与以下因素有关:发病前已有未被察觉的糖尿病或糖耐量异常、发病后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性和敏感性下降、应激反应。过高的血糖加重脑水肿、造成颅内压增高、脑细胞损害等[31]。 前瞻性研究显示, 入院时血糖增高与早期病死率增高相关, 非糖尿病患者入院时血糖增高还与长期病死率增高相关[32]。Béjot等[33]对416例入院时测得血糖的患者分析发现, 血糖大于8.6 mmol/L是残疾和1个月病死率的预测因素。 入院时高血糖与出院时不良预后和1个月死亡有关。
7.4电解质紊乱
由于脑出血患者常伴进食障碍、发热、使用脱水剂、下丘脑损害等, 极易出现电解质紊乱, 临床中较常见低钠、低钾、高钠、高氯血症等, 并且研究发现在脂代谢异常者中更易出现[31]。 因此在临床中应及时监测, 对症处理。
7.5消化道出血
由于脑出血累及下丘脑自主神经中枢, 易继发胃黏膜血管痉挛, 造成应激性溃疡。 约25%的脑出血患者并发上消化道出血, 病死率高达80%, 病情越重, 发生率越高。 应及时给与胃黏膜保护剂、抑酸剂、止血等, 保守治疗无效时行手术治疗[30]。
其他常见并发症还包括:多器官功能障碍、继发感染、 癫痫、深静脉血栓形成、压疮等, 对并发症积极的预防和治疗对改善预后同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 由于脑出血高的发生率、致残率、致死率, 对发病前后各个因素对于预后的影响研究尤为重要。 影响脑出血预后的因素较多, 在临床中应综合分析, 早期积极对可干预的因素进行管理, 对患者预后进行较准确的评价, 有利于针对性地制订治疗方案, 对提高患者生存率、改善预后有积极意义。
摘要：脑出血是危及人类生命和生存质量的严重疾病, 虽然发病率低于缺血性卒中, 但其病死率及致残率较高, 预后较差, 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巨大负担。因此, 准确预测预后对指导治疗及康复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脑出血的预后, 现将临床中常见的影响脑出血预后的有关因素做一综述。
预后因素 篇4
[关键词] 泌尿系统畸形；尿道扩张；肾囊肿性疾病
[中图分类号] R726.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5-0616（2012）10-14-02
小儿泌尿外科疾病以先天畸形最为多见，如隐睾、尿道下裂、先天性肾积水等，是儿童病死的常见病因之一，是儿童终末期肾病的常见病因[1-2]。早期诊断有助于早期干预、保护肾功能。小儿泌尿系统先天畸形包括肾发育不良、肾盂积水、巨输尿管、膀胱输尿管反流、后尿道瓣膜等，这些畸形可能是先天遗传综合征的部分表现[3]。本研究分析2004～2011年148例泌尿系统先天畸形小儿临床特点，探讨影响小儿泌尿系统先天畸形预后的危险因素。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根据病历记录回顾性研究2004～2011年体重＞500 g的存活婴儿和死胎，在出生后1周内进行畸形和临床遗传学检查，畸形和临床遗传学异常患儿纳入研究对象，进行肾脏超声检查和染色体分析，也包括形态特点、实验室检查、遗传异常的家族史、验尸报告、血缘关系、母亲年龄、 性别、出生体重、社会经济情况。由于胚胎发育引起尿道上裂等畸形患者排除在外。
1.2?胎儿超声和出生后诊断
所有新生儿行超声检查以明确是否肾结构异常的存在，根据临床指证定期超声检查，18例患儿只在妊娠早期进行了1次超声检查，出生后发现肾盂扩张或其他肾结构异常的随访，出生后1～2周行首次超声检查。妊娠28周后肾盂直径＞5 mm被认为肾盂扩张；根据羊水指数确定羊水过少；肾盂积水定义为肾盂以外的尿道扩张；当无肾盂肾实质存在互不相连大小不一的囊肿是定义为发育不良性多囊肾脏；当泌尿系存在不止一种畸形时定义为复杂性畸形；多畸形定义为不同系统一种以上非染色体、非综合征畸形；单独型泌尿系统先天畸形定义为仅限于肾和泌尿道的畸形；复合型泌尿系统先天畸形定义为肾和泌尿道以外的畸形合并其他综合症。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进行x2检验；用优势比比较分析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单变量分析P≤0.25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病例特点
148例泌尿系统先天畸形患儿，92例尿道扩张、22例腎囊肿性疾病、34例其他类型（马蹄肾、尿道下裂等），总病死率为23%。早产儿38例，男女比例3∶1，双侧肾脏和尿道畸形70例，单侧畸形78例，左侧48例，27例下尿道畸形（无肾脏畸形）。母亲平均年龄（30±11）岁，61例为首次妊娠，37例羊水减少。
2.2?尿道扩张组（n=92）
60例单独存在肾盂积水，32例膀胱输尿管扩张合并肾盂积水。55例肾脏继发性发育异常，35例单侧受累患儿中，23例见于左侧，经过腹部触诊发现3例单独存在肾盂积水。2例复合型畸形。
尿道扩张组，19例死于出生后不久，预测预后的危险因素见表1，单因素分析确定6个危险因素：首次妊娠、羊水过少、低体重、早产、复合型泌尿系统先天畸形、合并肾脏畸形。经调整后5个变量与病死率相关：复合型泌尿系统先天畸形、早产、低体重、羊水过少、合并肾脏畸形。
2.3?肾囊肿型疾病组（n=22）
12例多发性肾囊肿，10例单侧，2例双侧，右侧稍多见（6例），2例单侧多发性肾囊肿合并对侧畸形（膀胱输尿管反流1例、巨输尿管1例）。3例常染色体隐型多囊肾，家族史不明显；其他肾囊肿性疾病是单纯肾囊肿、常染色体显型多囊肾、节段性肾发育不良。
在肾囊肿型疾病组，9例患儿死于新生儿期，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总结见表2，经单变量分析确定4个危险因素：低体重、羊水过少、早产、复合型泌尿系统先天畸形。经变量调整3个变量与新生儿病死率相关：羊水过少、低体重、复合型泌尿系统先天畸形。
2.4?其他组（n=34）
30例尿道下裂、1例持久性脐尿管、2例马蹄肾、1例异位肾纳入混合型组。6例为产前超声诊断，10例有多种畸形，本组病死率14.3%。
3?讨论
泌尿系统先天畸形包含无症状到致死性各种畸形缺陷，发病率约为1/500活产儿，本研究男性发病率72%，人类各种遗传综合征和肾脏和上尿道畸形的病例已经有不少报道，人类肾脏管道畸形的表型多样，这可能与正常肾脏管道发育的复杂性有关，因此泌尿系统先天畸形分类难免不够完善。本研究根据尿道畸形的发病机制初步分为4组，可能这种分类不能完全解释泌尿系统先天畸形的复杂机制和遗传基础[1-3]。本研究总的病死率为21%，病死率因肾脏的累及而变化，有肾脏结构畸形的病死率高达51%。
多变量分析显示：羊水过少、低体重、早产、首次妊娠、复合型泌尿系统先天畸形、肾畸形合并尿道扩张是新生儿病死率的危险因素， 虽然泌尿系统先天畸形常见于男性，但是性别不影响预后。尿道扩张组和肾囊肿性疾病组病死率的强预测指标是：合并肾外畸形的泌尿系统先天畸形，
本研究中73%的患儿是产前经超声诊断为泌尿系统先天畸形，有流行病证据显示泌尿系统先天畸形大多数经产前超声诊断，因此超声对畸形的早期诊断可能影响预后，产前诊断可能改变疾病的自然过程，当然子宫内的一些治疗可能避免一定的不良后果。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可能受限于回顾性研究设计，长时间的随访可能性较小，超声检查没有在相同妊娠周时进行，因此超声检查结果没有用来作为预测指标，而可能有一定预测价值的肾盂扩张和输尿管扩张的基础值难以收集到[4-5]。
总之，研究证实羊水过少、低体重、早产、首次妊娠是新生儿病死率的危险因素，本研究提示泌尿系统先天畸形和各种畸形的高发病率，以及肾外畸形是泌尿系统先天畸形患儿预后差的预测指标之一，这些危险因素的早期识别有助于产前和产后的护理和完善的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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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外伤患者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篇5
关键词：颅脑外伤,预后,多因素分析
颅脑损伤是目前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的疾病之一,虽呈逐年上升趋势。对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很多。现选择一些临床上常见因素,以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其对预后的影响,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神经外科自2007年1月~2008年12月因颅脑外伤入院的病例127例,其中男108例,女19例,年龄10~76(平均35.68±18.35)岁。损伤类型:脑内血肿34例,硬膜下血肿37例,硬膜外血肿43例,并有硬膜外血肿及硬膜下血肿者4例,脑挫伤 25例,脑肿胀17例。血肿量10~120(平均47.9)ml,>30ml 76例。中线移位0~17(平均5.89)mm。入院时GCS评分4~15(平均10.29)分。术前检查血糖大于7mmol/L者89例,C-反应蛋白(CRP)>10mg/L者89例;102例行手术治疗,术后重残或死亡41例(占31.8%)。
1.2 方法
将年龄、性别、术前GCS评分,术前血糖值、CRP值、血肿量、损伤类型等12个相关指标进行量化、赋值。预后结果分二级,为痊愈或轻度功能障碍和重残或死亡(见表1)。
将量化后的指标输入SPSS 12.0 for windows,先对各自变量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出与预后(重残或死亡)相关的因素,再将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行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单因素分析
患者性别、C-反应蛋白、硬膜外血肿、硬膜下血肿、脑内血肿、脑挫伤及中线移位情况与患者预后无明显相关(P<0.05)。而年龄、术前GCS评分、血糖、硬膜下血肿及脑肿胀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P<0.05),见表2。
2.2 Logistic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GCS评分中Wald统计值为29.072,为6个指标中影响最大,以后依次为年龄、血糖值及脑肿胀。而硬膜下血肿及血肿量最终未能进入回归模式,见表3。拟合方程准确率为67.7%,方程假设检验P<0.05。
3 讨论
颅脑损伤是一种高致残及高死亡的创伤性疾病,
其死亡率可高达26%~50%[1]。虽然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治疗水平的提高,颅脑外伤致残率及死亡率有一定的下降,但仍是一个重要的死亡因素。对颅脑损伤预后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如术前GCS评分、年龄、血肿大小及损伤类型等均对预后有一定的影响[2,3,4]。因GCS包含睁眼、言语、运动三方面内容,可以较为全面反映术前患者大体情况,是很好的预示手术结果的指标。一组8814例调查发现[5],GCS<8分和GCS>12分者,病死率分别为39%和7.5%。Ucar等[3]将100例GCS≤8分且行减压手术的脑外伤患者分为4~5分及8分两组,统计分析的结果是术前GCS和年龄是危险因素,而合并全身其它损伤并不能预示结果的好坏。Kaptanoglu等[6]对73例硬膜下血肿患者的死亡率、病发率和GCS、手术时机和年龄分析后,只有GCS对预后有意义。
年龄成为预后的重要因素,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1)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大,脑组织的修复功能也逐渐下降。(2)老年患者由于脑顺应性下降,对颅高压的代偿能力也下降。(3)年老患者由于硬脑膜与颅骨的粘连以及脑萎缩,外伤后较年轻患者更多表现为复合性颅内血肿,而更少表现为硬膜外血肿。(4)年老患者在术前可能就存在一些基础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且由于器官代偿功能减退,术后易并发内科疾病及器官衰竭。曾令成等[7]研究显示,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加,其预后也越来越差,恢复良好及轻残的8例患者年龄均<40岁,<20岁患者死亡占18%,20~40岁患者死亡占56%。41~60岁患者死亡占87.5,而>60岁患者则达100%。
外伤后机体通过应激反应来调节脏器功能和代谢,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反应,使血糖维持在较高水平,可直接或间接地使脑血流减少、脑血流阻力增加而加重脑水肿,使脑组织发生继发性损伤,血糖水平与预后有密切相关性[8]。脑肿胀与预后的相关报道不多,张曙光等[9]对148例华东六省一市颅脑损伤流行病调查治疗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9例脑肿胀患者手术后有13例死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脑肿胀与预后的关系。血肿的大小对手术效果及预后的影响目前尚有争议,但大多认为直径>3cm的血肿与预后有一定的关系。
本组资料中,术前GCS评分在单因素分析中低于8分颅脑损伤患者较8分以上患者在预后方面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通过回归分析显示术前GCS评分对预后的影响力最大。年龄以40岁为界限分为两组,>40岁者重残及死亡率较40岁以下患者为高,Wald统计量值为4.441,与术前血糖值影响相似。而脑肿胀与否对结果有一定影响,但可信度接近临界值,其结果可能与样本量有一定的关系。硬膜下血肿及血肿量单因素分析中显示了明显的统计学意义,但最终未能进入回归模式,两者在对预后的干预中起了共同的作用,且硬膜下血肿合并有硬膜外血肿患者在对预后的影响中也有协同作用,因此在Logistic 回归中被筛选掉。C反应蛋白是严重组织损伤或细菌感染的一项诊断指标,在应激反应中大多出现,因其特异性不强,对预后的作用不明显,但临床工作中应注意对其动态观察,以了解机体对创伤的应激状态。
总之,对颅脑外伤患者的预后影响的因素很多,通过本次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术前GCS、年龄、血糖值等对预后的影响,且对出现脑肿胀患者在临床处理中应提高警惕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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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肝炎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2008年1月至2011年6月我院收治重型肝炎患者117例。男96例, 女21例, 年龄20~84岁, 平均46.2岁, 其中20~30岁15例, 30~40岁19例, 40~50岁31例, 50~60岁26例, >60岁24例。平均住院天数 (20.2+8.6) d。所有病例诊断均符合2000年9月第10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1]。乙型肝炎83例, 丙型肝炎12例, 戊型肝炎6例, 乙戊肝炎重叠感染3例, 乙丁肝炎重叠感染2例, 巨细胞病毒、EB病毒重叠感染2例, 病因不明9例。急性重型肝炎11例, 亚急性重型肝炎21例, 慢性重型肝炎85例。其中早期29例, 中期41例, 晚期47例。根据患者住院期间的预后不同分为存活组48例, 死亡组69例。
1.2 检测、分析项目
调查年龄、疾病临床分型、分期、并发症、凝血酶原活动度 (PTA) 、血清总胆固醇 (TC) 、血清胆碱酯酶 (CHE) 、空腹血糖与患者预后的关系。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3.0医学统计软件处理数据, 计量资料用平均数±标准差, 计数资料比较用卡方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年龄与预后的关系
重型肝炎好发年龄为20~50岁组共67例 (57.3%) , 死亡33例 (49.3%) , >50~60岁26例 (22.3%) , 死亡17例 (65.4%) ;>60岁24例 (20.5%) , 死亡19例 (79.2%) 。年龄越大, 重型肝炎病死率越高。见表1。
注:χ2=5.358, 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 发病诱因
117例中, 68例有不同程度的发病诱因, 死亡48例 (70.5%) 。其中51例有劳累, 死亡36例 (70.6%) ;饮酒11例, 死亡7例 (63.6%) ;48例无明确诱因, 死亡20例 (41.7%) ;其他诱因死亡6例:1例甲状腺机能亢进症、1例有用药不当史、2例有感染史、2例妊娠。
2.3 并发症与预后的关系
肝性脑病52例 (44.4%) , 出血 (包括上消化道出血、皮肤瘀斑、鼻衄) 12例 (10.3%) , 肝肾综合征26例 (22.2%) , 电解质紊乱65例 (55.6%) , 肺部感染25例 (21.4%) , 自发性腹膜炎59例 (50.4%) , 肝癌3例 (2.6%) 。并发症越多, 病死率越高。见表2。
注:与3种及以上比较*P<0.01
2.4 临床分型与预后的关系
急性重型肝炎11例, 死亡10例 (90.9%) ;亚急性重型肝炎21例, 死亡16例 (76.2%) ;慢性重型肝炎85例, 死亡43例 (50.6%) 。急性重型肝炎患者病死率显著高于其他分型患者。见表3。
注:与急性重型肝炎比较*P<0.05
2.5 临床分期与预后的关系
重型肝炎患者晚期病死率显著增高。见表4。
注:与晚期比较*P<0.01
2.6 PTA与重型肝炎预后的关系
PTA越低, 病死率越高。见表5。
注:与>0.3~0.4比较*P<0.01
2.7 TC与重型肝炎预后的关系
TC越低, 肝脏功能越差, 病死率越高。见表6。
注:与<1.6mmol/l比较, **P<0.01
2.8 空腹血糖与重型肝炎预后的关系
见表7。
注:与<2.8 mmol/l比较*P<0.05。血糖异常组与正常组比较**P<0.05 (χ2=4.113)
2.9 CHE水平与重型肝炎预后的关系
CHE反映肝脏合成功能, CHE越低, 肝脏合成功能越差, 病死率越高。见表8。
注:与<3000比较, *P<0.01
3 讨论
重型肝炎 (肝衰竭) 是由各种因素引起肝细胞的严重损害, 导致其合成、解毒、排泄和生物转化等功能发生严重障碍或失代偿, 出现以黄胆、凝血功能障碍、肝性脑病和腹水等为主要表现的一组临床症侯群[2]。该病病情重, 预后差, 治疗棘手, 病死率高。虽然目前治疗手段提高、尤其是人工肝技术的应用, 使重型肝炎的存活率有所提高。但重型肝炎仍是严重威胁肝病患者生命的疾病, 所以对重型肝炎进行科学评估尤显重要。
文献报道重型肝炎的病死率50%~70%[3], 本研究为59.0%, 与文献报道一致。急性重型肝炎的病死率为90.9%, 亚急重型肝炎病死率为76.2%, 慢性重型肝炎的病死率为50.6%;重型肝炎早期的病死率为10.3%, 中期的病死率为51.2%, 晚期病死率为95.7%。临床分型的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临床分期的病死率组间比较差异显著 (P<0.001) , 所以重型肝炎的分型、分期与预后关系密切。重型肝炎患者的年龄分布以20~50岁多发 (占79.5%) , 由于该年龄段多为青壮年, 工作繁忙, 劳累饮酒、压力大多是重型肝炎诱发和加重的主要因素, 本研究发现117例中68例有不同程度诱发因素, 以劳累、饮酒为多。老年重型肝炎的病死率高于其他年龄组 (占79.2%) , 这与老年患者肝细胞再生能力下降、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抗病能力差, 易发生各种并发症有关[4]。本研究显示, 并发症与重型肝炎转归密切相关, 并发症越多, 病死率越高。有文献报道, 同时有3个以上并发症者病死率高达100%[5], 本研究为92.3%, 较文献报道低, 可能与病例少及普遍应用的人工肝治疗技术有关。因此临床救治重型肝炎过程严密观察病情, 早期发现并发症,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至关重要。
肝脏是合成凝血因子的重要场所, 当肝脏严重受损、肝细胞大量坏死时, 肝脏合成凝血因子功能障碍表现为凝血酶原时间延长、凝血酶原活动度降低, PTA<20%时, 病死率高达87.0%, 组间差异有显著性 (P<0.01) 说明PTA越低, 预后越差, 因此, 动态观察PTA对预后判断有极重要意义。TC在肝细胞的线粒体中合成, 合成过程中需经多次酶促反应才能完成, 血浆中TC80%来自肝脏, TC的高低反应肝脏的储存功能, 当肝细胞大量坏死时肝脏储备功能降低, 合成TC减少, 血清中TC降低。本研究显示血清TC越低, 病死率越高, TC<1.6mmol的病死率高达95.8%, 所以血清TC值可做为临床判断重型肝炎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肝脏是糖代谢的主要场所, 是人体内糖的贮存、运转和调节的主要器官, 当肝脏受损肝功异常时, 可干扰葡萄糖的生成或利用的机制, 引起低血糖或葡萄糖量降低耐而血糖升高[6]。本研究结果提示在重型肝炎中低血糖组病病死率高于血糖正常组和高血糖组, 空腹血糖<2.8mmol/L时, 病病死率达84.6%。空腹血糖正常组与血糖异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血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反应肝细胞受损的严重程度, 检测空腹血糖对认识重型肝炎的危重程度、评估预后有一定价值。CHE是由肝细胞制造, 主要存于血浆、中枢神经白质及肝脏中, 反应肝细胞合成蛋白的能力, 在肝细胞损害时, CHE合成减少, 以致血清CHE的活性降低。因而临床测定血清CHE可了解肝脏的合成和储备功能, 对估计疗效及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本研究提示血清CHE越低, 重型肝炎患者的预后越差, 病病死率越高, 血清CHE<3000IU时, 重型肝炎病死率达76.7%, 组间比较, 差异显著 (P<0.01) 。故测定血清CHE可作为重型肝炎预后的指标之一。
综上所述, 重型肝炎患者年龄、诱因、临床分型、分期、并发症多少、PTA、血清TC、空腹血糖、血清CHE等与重型肝炎预后关系密切。在重型肝炎救治过程中需早期动态检测各种生化及凝血功能, 密切注意患者年龄、诱因、并发症等各种因素, 及时掌握病情变化, 从而使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提高存活率。
摘要：目的 探讨影响重型肝炎预后的因素, 以便及早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降低病死率。方法 对117例重型肝炎患者调查年龄、疾病临床分型、分期、并发症, 检测凝血酶原活动度、血清总胆固醇、血清胆碱酯酶、空腹血糖水平。进行统计学处理, 采用χ2检验。结果117例重型肝炎患者中, 患者年龄越大、并发症越多, 病死率越高;急性重型肝炎患者病死率高于其他分型患者;晚期重型肝炎患者病死率高于早、中期;PTA、TC、CHE、空腹血糖水平越低, 患者预后越差。各组间比较差异 (P<0.05) 。结论 患者年龄、血清总胆红素、血清胆固醇、凝血酶原活动度、并发症数目、疾病临床分型、分期是影响重型肝炎预后的重要因素, 在救治过程中应密切注意和动态监测。
关键词：重型肝炎,影响因素,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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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癌术预后的相关因素分析 篇7
关键词：喉肿瘤,预后,危险因素
近年来喉癌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1]。目前, 对于该病仍以手术作为主要的干预手段, 在最大限度保存喉功能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及提高其生活质量。因此, 正确评价分析影响喉癌预后的相关因素对于实现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和质量就显得非常重要。本研究对58例喉癌患者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耳鼻喉科2005年1月—2009年1月收治的经手术治疗的喉癌患者58例, 男47例, 女11例;年龄54~78岁, 平均 (68.4±1.3) 岁。肿瘤浸润性生长30例, 呈包块或菜花状者28例。声门型22例、声门上型23例、声门下型13例。按2002年国际抗癌联盟制订的分期标准, Ⅰ期9例, Ⅱ期11例, Ⅲ期20例, Ⅳ期18例;有淋巴结转移29例, 无淋巴结转移29例;病理分型低分化鳞癌11例, 中分化鳞癌25例, 高分化鳞癌22例。T分期:T111例, T214例, T314例, T419例。N分期:N025例, N121例, N212例。伴胸闷、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咳嗽、进食呛咳、咽异物感等并发症19例。全喉切除术27例, 部分喉切除术31例;其中未进行颈廓清术24例, 行根治性颈廓清术19例, 选择性颈廓清15例。有烟酒嗜好22例。
1.2 分析方法
通过相关网站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网、中国循证医学网等进行文献检索, 归纳出以下因素进行分析即性别、年龄、肿瘤部位、T分期、N分期、病理分型、有无行淋巴结清扫、术后放疗等。并且将其进行量化赋值, 随访截止时间为2013-04-30, 失访病例和随访截止时仍存活者按截尾数据处理。
1.3 随访时间
喉癌手术当日为起始时间, 随诊到患者死亡、失访或者第5年的访问时间为终点。
1.4 喉癌术后预后相关因素的分析
本研究共入选58例患者, 死亡17例, 生存35例, 失随访6例, 随访率为89.66%。将失访者6例从调查患者中删除。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性别患者5年生存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
2.2 不同年龄患者5年生存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
2.3 不同肿瘤部位患者5年生存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3) 。
注:与声门型比较, *P>0.05;与声门上型比较, △P>0.05
2.4 不同T分期患者5年生存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4) 。
注:与T1比较, *P<0.05;与T2比较, △P<0.05;与T3比较, ▲P<0.05
2.5 不同N分期患者5年生存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5) 。
注:与N0比较, *P<0.05;与N1比较, △P<0.05
2.6 不同病理分型患者5年生存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6) 。
注:与高分化比较, *P<0.05;与中分化比较, △P<0.05
2.7 患者有无行淋巴结清扫患者5年生存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7) 。
2.8 术后是否采用放疗患者5年生存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8) 。
3 讨论
相关流行病研究调查发现, 罹患喉癌疾病的患者与性别、年龄关系不显著。本研究结果证实, 入选的58例患者中男性与女性的生存率比较, 无显著差异。Shevro通过对97例女性喉癌临床资料的分析, 其预后与男性相比, 无显著差异性, 证实了性别不是致癌的危险因素[2]。Till等人员研究发现, 通过对21家医院的10554例喉癌术后患者进行分析, 得知按照肿瘤部位的不同, 其生存率也不尽相同即:声门上行生存率为71%, 声门型生存率为72%[3]。本研究中, 声门上型为54.2%, 声门型为53.9%, 与上述报道相差不大。
目前国际上针对肿瘤采用的是TMN分期, 然而T、N分期对于患者预后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有报道964例手术治疗喉癌的研究分析, 得知单纯T分期而言, 随着分期的升高, 生存率则随之降低[4]。吴梅等[5]曾指出头颈部肿瘤出现淋巴结转移可明显影响患者预后。凡出现转移者, 生存率降低50%以上。结合本研究可以得知, 此次涉及的另外两个相关因素即病理分型、术后是否采用放疗经研究发现, 与患者术后预后具有一定的影响, 然而有无行淋巴结清扫却无明显影响。
综上所述, T分期、N分期、病理分型、术后放疗等因素影响患者预后, 在制定治疗方案时, 应首先考虑患者多种影响因素进而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争取最佳疗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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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预后相关影响因素新进展 篇8
1 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临床、病理因素研究现状
1.1 临床因素
1.1.1 性别
Stephens等[2]认为女性胃癌患者预后普遍好于男性患者;日本学者Sato等[3]提出在部分地区女性预后较差主要是因这些地区男、女性胃癌普查存在不公平, 并指出, 如果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女性会比男性有较好的预后。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性别对于胃癌患者预后影响不明显。
1.1.2 年龄
有关年龄对胃癌预后的影响目前并无统一意见。有报道称在肿瘤彻底根治前提下, 青年患者和老年患者预后并无差异[4]。杨维良等[5]对35岁以下胃癌患者进行临床分析发现, 青年患者中以弥漫型肿瘤占大多数, 手术根治率低, 预后比老年患者低。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学因素后, 年龄对胃癌预后影响极小。
1.1.3 部位
众多研究表明胃近端1/3部位的肿瘤预后要比中远端1/3肿瘤预后差。Wanebo等[6]发现远端及中部胃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达到20%, 然而近端胃癌患者仅为10%;Tytgat等[7]研究发现胃上部癌患者总体预后比中下部癌差, 与Wanebo等人的研究相一致;但也有研究显示胃癌部位对术后患者的生存时间多少没有影响[8]。
1.1.4 大小
近年来部分研究认为肿瘤大小可作为影响胃癌预后的独立指标, 并且认为应该将肿瘤直径列入患者预后评估系统当中[9]。杨海平等[10]指出肿瘤直径≥5 cm的患者预后普遍比<5 cm的差, 即肿瘤越大预后越差。因为肿瘤直径较大患者多已属晚期, 该类患者行手术治疗多为姑息性, 因此预后较差, 所以笔者认为肿瘤大小可作为评估胃癌预后好坏的指标之一。
1.2 病理因素
1.2.1 组织学类型
胃癌不同的组织学类型反映了不同的生物特性, 能够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崔涌等[11]研究发现, 管状腺癌5年生存率为25.5%, 未分化型癌为20.0%, 黏液腺癌19.5%, 乳头状腺癌为32.8%, 低分化腺癌19.7%;并且笔者等的研究发现, 胃癌组织学类型与癌转移密切相关, 如印戒细胞癌腹膜种植者达到39.5%, 乳头状腺癌肝转移率达到66.5%。
1.2.2 浸润深度
随着肿瘤浸润的不断深入, 患者5年生存率则逐渐下降。有研究发现当患者胃壁浆膜浸润后, 发现腹腔内脱落癌细胞检出率可高达97%, 若行手术治疗也属于姑息手术, 患者预后差[12]。综合多项研究报告可得出, 尽管在早期胃癌患者中肿瘤浸润深度可能不会是影响预后的主要因素, 但浸润引起的癌细胞转移却能够直接影响患者预后。
1.2.3 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
淋巴结转移分期是影响胃癌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淋巴结转移分期越高则预后越差。淋巴结转移率是评估胃癌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 即使检出淋巴结数量较少时, 其仍然可作为判断胃癌预后的有效指标[13]。但目前对于淋巴结转移率的分级仍无统一的标准, 制定一套简单实用的分级标准对于胃癌患者预后的评估意义重大。胃癌远处转移也是一项影响胃癌预后的重要因素, 但凡出现远处转移患者多已属胃癌晚期, 预后普遍差。
1.2.4 TNM分期
1988年国际抗癌联盟制订出的胃癌病理分期, 即TNM分期, 是用来预测患者预后的最重要指标之一。通常认为Ⅲ期和Ⅳ期患者预后较差, 多在术后2年内死亡[14]。目前国内外报道均认为TNM分期能够准确、有效地评估胃癌患者预后, 并有助于给患者制订合理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案[15]。
2 影响胃癌患者预后主要因素的最新进展
2.1 分子生物学预后指标
2.1.1 癌基因 (C-erb B2)
C-erb B2编码的p185蛋白仅出现在癌细胞膜上, 因此C-erb B2可作为胃黏膜细胞恶变的一个分子病理学标记, 有研究发现C-erb B2的扩增和过度表达能够影响胃癌患者预后及生存率, 通常提示胃癌患者预后不良。
2.1.2 肿瘤抑制基因
多肿瘤抑制基因p16的基因产物p16蛋白具有多肿瘤抑制作用, 能够抑制细胞增殖。Serrano等[16]研究发现p16缺失及其m RNA的不表达与胃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有助于胃癌诊断和预后评估。
2.1.3 肿瘤转移抑制基因
nm23等肿瘤转移抑制基因的表达水平高低与胃癌细胞转移、浸润及患者预后紧密相关[17]。
2.1.4 肿瘤转移促进基因
Herrtich等[18]发现在晚期已发生转移的胃癌患者中CD44V6的检出率普遍高于早、中期胃癌患者以及不伴转移的患者, 提示CD44V6是胃癌细胞转移的标志之一, 与患者预后密切关联。
2.2 阴性淋巴结数
过去都认为阴性淋巴结对于胃癌患者预后无明显联系, 但最近几年来, 对阴性淋巴结数目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的应用有了新的认识。Schwarz等[19]报道称胃癌术后患者的预后与阴性淋巴结多少有明显关系。近年来许多研究也证实, 阴性淋巴结数目的增加能够导致淋巴结微转移残留机率降低, 这说明了阴性淋巴结数目与胃癌患者术后预后有紧密联系[20]。
2.3 肿瘤的N分期
有报道证实在评价胃癌患者术后生存差别方面, 第7版胃癌N分期明显优于第6版[21]。第7版UICC TNM分期将N分期做了重要调整, 第7版胃癌TNM分期中的N分期将转移淋巴结数目作了更为详细的细分, 使有不同淋巴结转移程度的术后患者的预后差别更为明显, 评价胃癌患者的预后更为精确。
2.4 肿瘤的T分期
新版TNM分期将第6版中T2所指的肿瘤浸润达固有基层至浆膜下, 在第7版中被分成T2和T3。学者总结韩国首尔国立大学9998例胃癌根治术后患者的临床资料及预后评价, 发现无论淋巴结转移情况如何, 只要属于第7版胃癌TNM分期中T2、T3分期的患者, 其术后5年存活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新版TNM分期更有利于胃癌患者预后的评估。
3 结语
胃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 他的发生及发展是多个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影响其预后的因素也涉及到很多方面。目前胃癌患者的预后评估主要依靠肿瘤的分期, 其中TNM分期被认为是预测患者预后最有效的指标之一, 再结合患者肿瘤的组织学类型、浸润深度等病理学特征。此外, 许多已经被证实可用于胃癌的预后评估的分子生物学指标也将逐渐应用到临床当中。可以预见, 随着对胃癌发生、发展、预后影响因素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人们在准确预测胃癌患者预后以及治疗胃癌方面将会有新的突破。
摘要：胃癌患者由于早期缺乏特征性症状, 因此我国临床诊断的胃癌病例大多数已为中晚期。自1880年Billroth首例胃切除手术成功以来,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不断发展, 以外科手术切除为主的综合治疗方式已成为治疗胃癌的重要手段, 但是总体来说胃癌患者的预后仍是处于不容乐观的状态。有报道显示胃癌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通常仅为10%20%, 因此胃癌治疗的疗效及其预后仍是临床关注的热点问题。胃癌患者预后跟多种影响因素有关, 包括患者性别、年龄、肿瘤大小及部位等一般因素和肿瘤组织类型、浸润程度、TNM分期、淋巴结转移等病理因素。本文通过对上述两类影响因素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总结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
预后因素 篇9
【关键词】术后；宫颈癌；因素；预后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2-6923-02
妇女常见的恶性肿瘤为宫颈癌，发病率高，近年来呈现为年轻化[1]。我院对收治的宫颈癌患者术后的生存情况和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以下是详细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196例宫颈癌患者，为2000年2月——2008年3月收治，均行手术治疗。年龄25-58岁之间，平均（46.5±2.0）岁；未婚4例，已婚192例；24例患者有多个性伴侣。按病理类型分类：鳞癌96例、腺癌65例、腺鳞癌35例；按细胞形态进行高、中、低分化病理分级：高分化66例、中分化80例、低分化50例。根据妇科检查肉眼判断患者肿瘤直径≥4.0cm36例、<4.0cm160例。显微镜下见宫颈外1/3肌层受肿瘤侵犯为深肌层浸润60例，无深肌层浸润136例。有宫旁浸润66例、无宫旁浸润130例；患者手术后切缘全部为阴性；有淋巴结转移40例、无淋巴结转移156例。
1.2诊断和纳入标准根据国际妇科联盟（FIGO）子宫颈癌临床分期标准对患者进行分期[2]。
1.3方法所有患者均行广泛性子宫切除术加盆腔淋巴结清除术（以剥式为主），即宫颈癌根治术。术前辅助腔内放疗96例、100例患者术后辅助治疗。术后病理报告中有淋巴结转移、脉管内癌浸润、宫旁浸润、深肌层浸润100例，患者术后15d左右补充盆腔放疗，另有26例患者行术后化疗，40例放疗加化疗。
1.4统计学方法数据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使用Cox模型对患者的预后影响单因素和多因素进行分析。同时采用Kaplan-Meier法对患者的预后生存率进行计算，采用X2进行检验，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结果
2.1生存率行6-60个月的随访，平均（48.8±5.0）个月：86例因复发转移死亡，其他原因死亡8例。经计算，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55.2%（95.0%CI：45.2-65.2%）。
2.2分析预后单因素影响患者5年预后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宫颈肿瘤、临床分期较晚、分化程度低、盆腔淋巴结阳性、深肌层浸润；与没有辅助治疗相比（P<0.05）。
3讨论
虽然近几年来普查、普治等方法的广泛开始，使宫颈癌的发病率有所下降，但受性观念、病毒感染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宫颈癌仍是主要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且有发病年轻化的趋势。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除年龄外，淋巴结阳性、深部浸润、脉管内癌栓、局部较大肿瘤等因素都是宫颈癌复发的高危因素。
该研究根据文献通过对196例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及5年内随访，统计患者5年内的生存率，分析并探讨患者年龄、病理类型、临床分期、肿瘤大小、深肌层浸润、宫旁浸润及脉管浸润、盆腔淋巴结转移等方面进行宫颈癌患者预后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多因素分析，旨在通过为部分宫颈癌患者临床治疗及预后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以提高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目前，我国治疗早期宫颈癌多采用广泛全子宫切除及盆腔淋巴清除术，即宫颈癌根治术的方法作为首要治疗手段。随着宫颈癌诊断技术的提升及发病越来越趋向年轻化的情况下，许多年轻女性被诊断出早期宫颈癌病症，并强烈要求保留生育及内分泌功能，主要涉及如何保留患者生育功能、卵巢功能、阴道功能及提高术后性生活质量、降低术后并发症。研究发现，卵巢性激素与宫颈癌的发生无明显关系，保留卵巢不会影响宫颈癌的治疗，也不会引起不良后果。宫颈癌的辅助治疗方式有术前腔内放疗、术后放疗、术中化疗、术后化疗等，经该组患者预后单因素分析发现，术后放疗因素对宫颈癌预后有一定影响，即预后明显优于未行放疗患者。由此可推断，术后放疗是宫颈癌患者预后的保护因素之一，可针对患者病情酌情施用。在该研究中对患者年龄、病理类型、临床分期、肿瘤大小、深肌层浸润、宫旁浸润及脉管浸润、盆腔淋巴结转移等方面进行宫颈癌患者预后相关因素单因素、多因素分析中发现，年龄是宫颈癌预后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组196例患者中，59例患者≤40歲，占全部患者的30.1%；≤40岁患者5年内的生存率为85.2%（167/196）；>40岁患者5年内的生存率为89.3%（175/196）。
总之，对宫颈癌患者术后预后有影响的因素主要为盆腔淋巴结状态和临床分期以及肌层浸润深度。所以对存在高危因素患者来说，要引起重视，及时筛查，及早治疗，改善预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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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手术预后的多种影响因素分析 篇10
近年来对胃癌的诊断、治疗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其侵袭、转移和复发仍是影响预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且其过程非常复杂。随着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对此有了较深刻地认识, 尤其是肿瘤的侵袭和转移, 得出了令人惊喜的研究成果, 例如:癌组织在浸润转移前进行细胞自身的粘附解除, 癌细胞粘附于基质, 癌细胞释放蛋白水解酶降解基质, 肿瘤细胞移行等。这对于探索预测胃癌预后, 寻找有效的治疗措施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同时也有很多研究表明年龄、性别、肿瘤部位、手术方式、病理类型、术后化疗等因素均能影响胃癌患者的预后, 为此我们分析了1 2 3例胃癌患者的各项临床病理因素, 探讨与胃癌预后的关系。
1 临床资料
手术切除、病理确诊且随访资料完整的胃癌患者共1 2 3例。其中男性67例, 女性56例, 年龄32~81岁 (平均年龄58.6岁) , 其中40岁以下8例, 4~59岁59例, 60岁以上56例;胃上部1/3癌5例, 中部1/3癌40例, 下部1/3癌78例。
全部病例均行手术治疗, 其中姑息性手术1 3例, 根治性手术1 1 0例, 术后病理管状腺癌3 3例, 乳头状腺癌3 0例, 粘液腺癌3 4例, 粘液细胞癌2 9例。同时对于患者出院后由医院随访组进行随访, 患者出院后第1年一般3个月随访1次, 以后每半年随访1次, 随访形式为门诊复查、信访或电话随访相结合。
2 胃癌手术预后的多种影响因素
2.1 性别
男性和女性的平均生存时间分别为34.5个月和38.6个月, 男性2年生存率40.5%, 女性2年生存率分别为46.6%, 女性生存优于男性。
2.2 年龄
发病年龄小于40岁的患者平均生存时间为41.9个月, 2年年生存率为95.1%, 发病年龄40~59岁的患者平均生存时间为38.1个月, 2年生存率为60.4%, 发病年龄为60岁以上的患者平均生存时间为35.5个月, 2年生存率为51.9%。
2.3 发病部位
发生于胃上部1/3胃癌平均生存时间为45.5个月, 2年生存率为60.6%, 发生于胃中部1/3胃癌 (包括弥漫性癌) 平均生存时间为33.1个月, 2年生存率为47.2%, 发生于胃下部1/3胃癌平均生存时间为43.2个月, 2年生存率为62.9%, 发生于胃中部1/3的胃癌 (包括弥漫性癌) 预后最差。
2.4 肿瘤病理类型
手术后病理类型为高分化者 (管状腺癌、乳头状腺癌) 平均生存时间为43.1个月, 2年生存率为64.0%, 手术后病理类型为中分化者 (粘液腺癌、粘液细胞癌) 平均生存时间为38.4个月, 2年生存率为60.2%, 手术后病理类型为低分化者 (低分化腺癌、印戒细胞癌、弥漫性癌、腺鳞癌) 平均生存时间为39.7个月, 两年生存率为53.7%。
2.5 肿瘤最大直径
肿瘤直径小于5cm者平均生存时间为45.8个月, 2年生存率为67.3%, 肿瘤直径大于5cm者平均生存时间为31.1个月, 2年生存率为4 8.1%, 大体上是肿瘤直径大的患者预后不良。
2.6 术后化疗情况
全部123例胃癌患者中有78例接受了术后化疗, 未进行化疗组平均生存时间为35.2个月, 2年生存率为49.7%, 化疗组平均生存时间为45.8个月, 2年生存率为56.0%, 化疗组的生存优于未进行化疗组, 其中I期胃癌未化疗组平均生存时间为7 3.0个月, 2年生存率分别为98%, I期胃癌化疗组平均生存时间为65.9个月, 2年生存率为94.0, II期胃癌未化疗组平均生存时间为55.8个月, 2年生存率为79.4%, II期胃癌化疗组平均生存时间为60.7个月, 2年生存率分别为85.2%, III期胃癌未化疗组平均生存时间为31.8个月, 2年生存率为49.2%, III期胃癌化疗组平均生存时间为42.8个月, 2年生存率为68.5%, IV期胃癌未化疗组平均生存时间为9.6个月, 2年生存率为3.2%, IV期胃癌化疗组平均生存时间为15.2个月, 2年生存率为11.1%。
3 讨论
影响胃癌预后的因素很多, 我们通过回顾性研究1 2 3例胃癌的各项临床病理参数包括性别、年龄、肿瘤部位、手术根治度、肿瘤病理类型、肿瘤最大径以及术后化疗, 探讨其与胃癌预后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结果显示性别能够影响胃癌的预后, 女性胃癌的生存优于男性。本研究显示在小于4 0岁的患者组中女性胃癌所占比例为48%, 高于中年组的32%和老年组的20%, 一般认为与女性生育年龄性激素分泌有关, 雌激素可以通过阻断细胞于有丝分裂中期, 形成较多的非整倍体细胞而导致癌变。不同年龄的胃癌患者的预后情况有较大差别, 生存率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 同时也发现发生于胃中部1/3的胃癌 (包括弥漫性癌) 预后最差。高分化者平均生存时间大于中分化者。肿瘤直径小于5cm者平均生存时间大于肿瘤直径大者, 是肿瘤直径大的患者预后不良。未进行化疗组平均生存时间为小于化疗组平均生存时间。
摘要：目的探讨各种临床病理因素对胃癌手术预后的影响。方法收集我院手术切除的胃癌患者共123例, 结合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 分析性别、年龄、肿瘤部位手术根治度、肿瘤病理类型、肿瘤最大径以及术后化疗等对胃癌预后的影响, 探讨与胃癌预后的关系。结果123例胃癌患者平均年龄58.6岁, 男67例, 女56例。分析与胃癌预后相关的因素数包括性别、肿瘤部位、手术根治度、肿瘤大小、术后化疗。
关键词：胃癌,手术,预后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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