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预后价值（共8篇）
生存预后价值 篇1
与普通人群相比,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死亡率较高,其中心血管事件是主要死亡原因。根据2010年美国肾脏病数据系统(united state renal data system,USRD)的年度数据显示,在校正了年龄、性别、种族、既往住院情况等因素的影响,慢性肾脏病(CKD)患者的死亡率是非慢性肾脏病患者的死亡率的1.7倍[1]。在MHD患者中,其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与普通人群相比,增加了20~100倍[2],而且心血管事件是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其导致的死亡率占血液透析患者总死亡率的44%,而在心血管事件导致的死亡病例中,急性心肌梗死是最主要原因[3]。近年来,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即反映系统炎症反应的指标,已经成为一个反映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和预测心源性死亡率的指标。但目前国内外尚未见关于NLR在慢性终末期肾脏病(ESRD)患者的生存预后价值方面的相关报道。本研究拟首次探讨NLR在预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存预后中的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在我院肾内科接受MHD治疗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排除既往曾接受肾移植、免疫抑制剂治疗、首次进行血液透析治疗时处于急性感染状态。83例患者入选,其中男57例(68.7%),女26例(31.3%);11例(13.%)有糖尿病史,7例(8.4%)有脑血管疾病史,7例(8.4%)有冠心病史。平均年龄(45.7±14.9)岁,平均肾小球率过滤(e GFR)(5.11±2.3)m L/(min·1.73m2),平均白蛋白水平(30.5±6.5)g/L,平均血肌酐值(1042±508)μmol/L,平均血红蛋白水平(72.6±13.6)g/L,平均中性粒细胞数(4.37±1.33)×109/L,平均淋巴细胞数(1.32±0.63)×109/L,平均NLR(3.88±2.00)。所有患者都随访至死亡或退出血液透析或本研究的观察终点(2011年10月)。
1.2 方法
选择83例在广东医学院附属深圳南山医院肾内科接受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收集了患者首次透析时的人口统计学资料(年龄、性别)、临床资料(既往糖尿病史、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史)、实验室检查结果(e GFR、血清肌酐值、血清白蛋白水平、血红蛋白水平、中性粒细胞数目、淋巴细胞数目、NLR)。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2.0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分类资料用频数表示,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多因素Cox回归因子筛选结果
在本研究中,17例患者死亡(20.5%),死亡原因包括心血管事件(6例,35.3%),脑血管事件(6例,35.3%),消化道出血(3例,17.6%),肺部感染(2例,11.8%)。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NLR与死亡风险呈正相关(HR=0.452,95%CI:0.223~0.916,P=0.027);中性粒细胞数目与死亡风险亦呈正相关(HR=3.981,95%CI:1.443~10.984,P=0.008);低白蛋白水平、年龄、性别、既往有糖尿病史都与死亡风险呈正相关。然而,未发现淋巴细胞数目与死亡率风险存在直接的相关性,见表1。
2.2 生存分析结果
将所有患者按NLR值大小分为两组,一组为≥NLR均值组,一组为<NLR均值组,生存分析显示≥NLR均值组中位生存时间47个月,<NLR均值组中位生存时间是141个月,两组患者的最长生存时间分别是71个月和204个月。见图1。
3 讨论
CKD在人群中患病率逐年增高,如美国CKD患病率约为11%[4]。CKD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大多数的CKD最终将进展至终末期肾病ESRD,ESRD的治疗给患者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ESRD的治疗主要方式有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肾移植。而在接受MHD治疗的患者中,死亡的主要原因为心血管事件。近几年,在冠心病患者中,NLR已经成为预测患者死亡风险的新指标,陆续有研究报道其在冠心病患者的生存时间、死亡率的预测价值[5,6,7,8,9],而且是一个便宜、方便易测的指标。然而,目前国内外尚未见关于NLR在接受MHD治疗的患者中有关生存预后的预测价值的相关报道。
本研究首次发现在接受MHD治疗的患者中,NLR与患者的死亡风险呈正相关,将所有患者按NLR值大小分为两组,结果显示≥NLR均值组生存时间明显短于<NLR均值组。NLR值可以简单地通过中性粒细胞数目与淋巴细胞数目相比获得,与其他传统的炎症指标相比(比如C反应蛋白,CRP),是一个便宜、方便易测的指标。然而关于NLR在对接受MHD治疗的患者生存预后的预测价值的确切机制尚不明确。研究表明在冠心病患者中,NLR成为一个独立预测冠心病患者死亡率的指标,其机制尚不明确,认为中性粒细胞能分泌大量的炎症介质,而且由于中性粒细胞的半衰期较短,在组织损伤诱发的急性炎症反应可能与增高的中性粒细胞相关。中性粒细胞能释放白介素B4(LBT4),LBT4诱导中性粒细胞移动到炎症部位,并产生活性氧物质,从而导致组织损伤。因此,LBT4被认为在急性炎症反应中是不可缺少的介质[10]。Reddan等[11]曾报道升高的中性粒细胞数和减少的淋巴细胞数与血液透析患者的死亡风险是呈相关性的。关于其机制亦尚不明确,认为在ESRD患者中,心血管事件仍然是其主要的死亡原因,而心血管事件和炎症反应是密切相关的,升高的中性粒细胞与急性炎症反应密切相关,而炎症反应与IL-6、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脂氧酶产物、氧化应激有关;而减少的淋巴细胞主要与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相关,从而增加死亡的风险。Johnson等[12]前瞻性随访了323例腹膜透析患者5年,终点事件为患者死亡或退出腹膜透析,结果显示升高的白细胞总数(WBC>9.4×109/L)是总体死亡率及心血管事件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他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低蛋白血症、冠脉疾病。同样升高的单核细胞总数也与患者的死亡率呈正相关。有学者推测升高的白细胞和单核细胞能增加患者的心血管死亡率和全因死亡率主要是通过血液流变学的改变以及蛋白水解酶、氧化剂(如超过氧化自由基、一氧化氮)的释放,从而导致淋巴细胞诱导内皮细胞损伤[13,14]。综上所述,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NLR、中性粒细胞数目与患者的死亡风险存在正相关,其机制可能与中性粒细胞参与急性炎症反应相关。
本研究是为小样本、单中心的观察性研究,而且只评估了患者在首次进入血液透析前得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指标,而不是长期观察这些指标的变化对患者的影响。尽管如此,本研究结果亦对首次血液透析的患者危险分层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研究首次把目光聚焦在NLR与MHD患者生存预后的相关性研究上,发现增高的NLR、中性粒细胞数目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因此,本研究提示对具有较高的NLR水平及中性粒细胞的首次进入血液透析的患者(排除感染状态)需要给予更密切的观察监护,以及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纠正其可改善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从而改善这些患者的生存预后。
摘要：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与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择83例在我院肾内科接受MHD治疗的患者,收集了患者首次透析时的人口统计学资料、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所有患者随访时间到2011年10月。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多因素Cox回归因子筛选结果显示,NLR与死亡风险呈正相关[HR=0.452(0.223～0.916);P=0.027];中性粒细胞数目与死亡风险呈正相关[HR=3.981(1.443～10.984);P=0.008];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高龄、低白蛋白水平,而未发现淋巴细胞数目与患者死亡风险存在相关性。结论 在接受MHD的终末期肾脏病患者中,NLR及中性粒细胞数目是预测患者生存预后的指标。本研究提示对具有较高的NLR值(≥3.88)及中性粒细胞数目(≥4.37×109/L)的首次进入血液透析的患者需要给予更密切的观察监护,以及投入更多的精力纠正可改善的心血管危险因素。
关键词：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维持性血液透析,生存预后价值,终末期肾病
生存预后价值 篇2
“不同客户群”形成“不同客户价值”
之所以细分，目的就是为了确定客户价值，不同的群体代表了不同的客户价值，这些客户价值有时候是由众多的够买要素构成的，他们的组合构成了特定的客户价值，而不同的客户价值又会衍生出不同的产品及服务。
有一家著名的冰箱企业的，有两个驰名品牌，其中一个品牌面对的客户群体是这样的：中高收入，年轻20-30之间，受教育程度较高，企业管理人员或科技知识分子，
这个群体在购买冰箱的时非常关心的要素依次为：第一，技术应当先进;第二，要有良好的服务;第三，使用要方便快捷;第四，要体现富裕、档次、现代感。这些购买要素代表了这类群体特殊的客户价值，因此冰箱的特点应当按照他们的客户价值进行打造。比如第四点，在基本技术相同的情况下，外观的设计及流行款式的应用，将对该类客户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章教授家新买了一台冰箱，此时恰有朋友串门，发现教授家的冰箱，不断称赞：“章教授，你们家的冰箱真漂亮，大概需要5000多块吧?”“哪里!哪里!其实就是3000多元!”这时章教授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就是客户价值。
生存预后价值 篇3
关键词：腹膜透析,残余肾功能,长期生存
腹膜透析 (peritoneal dialysis, PD) 是终末期肾衰竭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患者重要治疗手段之一, 其操作简便、自行透析、不依靠机器、不易发生肝炎、可很好的保护残余肾功能, 但研究显示PD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仍较低, 与血液透析相似, 远低于肾移植[1]。其造成原因较多, 为了采用相应措施, 对PD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 探讨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03年1月~2011年5月PD患者45例。其中, 男26例, 女19例, 年龄26~74岁, 平均 (59.7±6.5) 岁。原发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35例, 糖尿病5例, 狼疮性肾炎2例, 高血压肾损害1例, 多囊肾1例, 多发性骨髓瘤1例。透析时间超过5年为长期透析, 设为观察组, 共19例, 年龄 (48.6±5.7) 岁。透析时间为5年以下且转血液透析、死亡的共有26例, 设为对照组, 年龄 (60.5±7.8) 岁。两组患者的性别、身高、重量、体表面积及BMI等均无显著性差异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应用规范透析剂量, 透析剂量 (peritoneal dialysis volume, PDV) 依据患者体表面积 (body surface area, BSA) 与残余肾肾小球滤过率 (r GFR) 进行计算。置管后3~4周按标准腹膜平衡试验 (peritoneal equilibration test, PET) 方法留置标本, 应用PD Adequest软件计算, 对腹膜转运类型进行确定, 同时制定透析方案, 葡萄糖透析液由美国Baxter公司提供。有患者每3个月进行一次临床随访, 全面评估透析情况, 并针对病情变化及时调整透析处方。记录患者血白蛋白、血糖、血红蛋白、标准蛋白分解率 (n PCR) , 总胆固醇 (Total Cholesterol) , 甘油三酯 (TRIACYLGLYCEROL, TG) , 低密度脂蛋白 (LDL-C) , 高密度脂蛋白 (HDL-C) , 免疫反应性甲状旁腺激素 (immunoreactive PTH, IPTH) , C反应蛋白 (C-reactive protein, CRP) , 肾小球滤过率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 , 内生肌酐清除率 (endogenous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Ccr) , 4 h腹透液与血肌酐比值 (4h D/PCr) , 每周总尿素氮清除率 (Kt/V urea) 等相关数据。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采t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计量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开始透析时生化指标比较
由表1可见, 观察组的血白蛋白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显著性 (P<0.05) , 其余各项指标均差异无显著性 (P>0.05) 。
2.2 两组患者透析充分性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残余肾Kt/V、残余肾Ccr、GFR明显高于对照组, 而观察组脉压差明显低于对照组 (均P<0.05) , 其余各项指标均差异无显著性 (均P>0.05) 。
2.3 随访情况
本组45例PD患者随访1年、2年、3年生存率分别为93.33% (42例) 、91.11% (41例) 、80.00% (36例) 。透析开始时, 观察组残余肾功能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 观察组总GFR中位数分别为2.9m L/min、2.0 m L/min、1.5 m L/min, 而对照组分别为1.8m L/min、0.9 m L/min、0.8 m L/min, 观察组患者GFR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观察组出现血糖升高1例 (5.26%) , 对照组4例 (15.38%) , 差异有显著性 (P<0.05) 。观察组腹膜炎发生率为每个月1/42患者, 对照组腹膜炎发生率为每个月1/28患者, 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5)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 PD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与开始透析时的情况有关, 若患者年龄小、无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少、血白蛋白高、残余肾功能良好等可长时间接受PD, 与既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2]。透析开始时白蛋白浓度低易发生心血管疾病、死亡等, 因此对晚期ESRD患者应严格掌握好指征[3]。
研究组患者残余肾Kt/V、Ccr、GFR一致性良好, 而开始透析时尿量与GFR不完全一致, 观察组GFR明显高于对照组, 而尿量略多, 但差异无显著性。其主要原因为溶质清除以及肾脏对水分的清除[4]。本组开始透析时GFR明显低于K/DOQI (Kidney Disease Outcome Quality Initiative) 指南要求的10 m L/min, 但两组患者的尿量及GFR下降速度均有差异, 提示残余肾功能的减退速度对患者的生存造成影响。因此, 在治疗过程中要注意防止过多超滤、感染等并发症及肾毒性药物的应用, 尽可能保护残余肾功能。观察组患者脉压差明显低于对照组, 而血压无明显差异, 说明脉压差影响患者的长期生存。脉压差可反映动脉的弹性与僵硬度, 死亡危险性随着脉压差的升高为加大, 透析后脉压差每加大10.00%, 死亡危险性就会升高12.00%[5]。患者残肾功能减弱, 脉压差也随之增加。由于对照组患者年龄大、冠心病、糖尿病等合并症及并发症发生率较高, 均会对患者心血管功能造成影响[6]。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差异无显著性, 但观察组高血糖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说明透析后患者的血糖控制对预后有一定影响, 血糖升高也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对照组患者发生腹膜炎比例较高, 特别是转血液透析患者, 腹膜炎发生率明显高于观察组 (P<0.05) 。可能与患者血清白蛋白较低, 营养情况不佳有关[7]。
由于本文属于回顾性分析, 并且样本量有限, 初步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证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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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预后价值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09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我科入院确诊的原发性肺癌患者89例, 其中男性62例、女性27例;年龄42~75岁, 男性平均年龄 (49.10±9.32) 岁, 女性平均年龄 (61.13±9.32) 岁;其中有吸烟史人群比例为60.97%, 平均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 BMI) 为 (23.77±0.76) kg/m2。所有肺癌患者均经病理学或细胞学证实, 均来自西安地区。排除合并其他严重疾病, 包括其他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自身免疫系统疾病、1型糖尿病患者等。原发性肺癌人群中, 合并糖尿病患者54例, 其中, 男性48例, 女性14例;不合并糖尿病患者35例, 其中男性22例, 女性13例。比较原发性肺癌合并糖尿病组和不合并组的性别比例、年龄、吸烟史、BM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诊断标准
肺癌临床分期按照国际肺癌协会 (IASLC) 2009年第七版分期标准。2型糖尿病诊断按照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标准, 标准为: (1) 糖尿病症状+任意时间血浆葡萄糖≥11.1 mmol/L; (2) 空腹血浆葡萄糖≥7.0 mmol/L; (3) 餐后2 h血糖≥11.1 mmol/L。所有研究对象入院后均采用国际标准的规范化诊治。
1.3 方法
随访研究对象的生存时间和生存状况, 比较研究原发性肺癌患者合并2型糖尿病和不合并2型糖尿病的生存时间, 并分析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病理类型和临床分期在影响生存和预后的危险因素的作用。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年龄等计量资料以±s表示, 两组间的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比较分析, 生存率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比较, 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早期原发性肺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生存的影响因素,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原发性肺癌患者生存率比较
经过比较89例原发性肺癌患者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后发现 (表1) , 不同性别、年龄、病理类型、血清CEA水平、血糖水平、肿瘤直径、TNM分期对患者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存在影响,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不同治疗方式对患者的生存率无明显影响 (P>0.05) 。
2.2 原发性肺癌合并2型糖尿病和不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生存比较
单纯原发性肺癌和原发性肺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生存进行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Log-Rank中P=0.002, 图1) 。
2.3 早期原发性肺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生存的影响因素
Cox回归模型显示, 影响肺癌患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是病理类型, 血清CEA水平, 血糖水平, 肿瘤大小和TNM分期 (见表2) 。
3 讨论
大数据的流行病学证实, 肺癌是世界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而在慢性疾病的研究中, 糖尿病的危害也日渐凸显, 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原有疾病的基础上伴有糖尿病, 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治疗。近年来,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增加, 2型糖尿病患者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尤其是伴有恶性肿瘤的患者, 其中2型糖尿病合并原发性肺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研究发现, 原发性肺癌和2型糖尿病具有很多共同的危险因素, 例如, 发病年龄、吸烟史、生活方式、饮食习惯, 等等[5],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2型糖尿病和肺癌的发病率均是不断增加的。在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升高对肿瘤的影响时发现, 血糖的升高和控制不佳, 均会导致多种肿瘤的预后不佳[6,7,8]。目前, 大量学者致力于研究糖尿病和肺癌发生、发展和预后的关系, 以及糖尿病与肺癌的相互作用。国外有学者研究了大样本的肿瘤患者和非肿瘤患者一般状况和疾病分析, 发现在肺癌患者中, 糖尿病和具有糖尿病家族史都是影响肺癌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9], 一项系统性回归研究发现, 糖尿病与肺癌患病率升高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随着糖尿病病人增多, 同时也增加了患者罹患肺癌的风险, 并且独立于吸烟和环境等因素[10], 这些研究与我们随访5年的肺癌患者结果相似, 纳入我们研究的89例肺癌患者中, 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54例, 符合目前疾病流行的一般流行病学情况, 且在对两组病人进行分析时发现, 原发性肺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生存明显降低, 且在Cox回归模型中是独立于病理类型, 肿瘤大小, TNM分期之外的独立的危险因素。
糖尿病对肺癌的预后影响是明确的, 目前国内外有很多科学家对糖尿病和肺癌的关系做了大量总结, 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是胰岛素抵抗, 而在2型糖尿病发病机制中其主要的机制就是胰岛素抵抗, 因为胰岛素抵抗的作用导致高胰岛素血症, 血液系统中升高的胰岛素主要通过与胰岛素受体结合从而发挥其作用。有研究发现, 胰岛素受体在腺癌中表达明显升高, 这也意味着腺癌血管内皮表面的高表达的胰岛素受体可以与胰岛素结合从而发挥其有丝分裂的作用, 也正是这样加重了腺癌的发生发展[11]。再者糖尿病患者长期的血糖升高, 体内高糖的环境, 更加容易促使肿瘤的生长。高血糖可以诱发参与多种体内生物学反应导致疾病, 在高糖状态下, 肿瘤细胞可以通过通透性增强的基底膜转移至其他部位, 导致肿瘤细胞的快速和高效转移, 使得肿瘤的预后变差[12]。在机体内氧化应激反应导致多种疾病, 主要原因是其参与细胞凋亡、基因突变、染色体畸变的发生, 体内高糖环境可以诱发氧化应激反应[13], 原发性肺癌合并2型糖尿病血糖升高, 激活体内的氧化反应, 从而导致肿瘤细胞通过受损的基底膜快速侵袭转移。因此, 糖尿病是原发性肺癌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原发性肺癌的生存质量和预后, 因此临床上遇到肺癌合并糖尿病的患者, 应该更加谨慎和注意血糖的控制, 以降低糖尿病和血糖水平对肺癌预后的影响。
摘要：目的 探讨血糖水平对原发性肺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预后和生存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89例原发性肺癌患者的病历资料, 收集患者入院时的一般资料、病史、临床资料, 以及病理等指标, 并随访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存状况。结果 原发性肺癌合并2型糖尿病和不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生存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2) , 原发性肺癌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生存率明显低于单纯肺癌患者, Cox回归模型提示血糖水平、血CEA水平、病理类型、肿瘤大小和TNM分期都是影响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原发性肺癌合并2型糖尿病明显降低患者的生存, 血糖水平是原发性肺癌预后不良的强预测因素。
生存预后价值 篇5
关键词：乳酸监测,重症监护室,预后
乳酸是细胞无氧代谢的产物, 能有效反应组织灌注和细胞代谢水平, 其水平升高可能预示患者组织器官代谢不佳, 病情严重。研究显示, 动态监测乳酸水平在评估重症患者治疗效果、明确病情变化、评价预后方面有重要作用[1]。重症监护室患者多数病情危重, 预后不明, 有效地判定患者病情、评估预后情况对临床及时采用干预措施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因此, 本文收集本院重症监护室危重症患者, 进行乳酸动态监测, 分析其在判定患者预后中的价值,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重症监护室2012年10月~2014年3月收治的危重症患者78例, 男45例, 女33例, 年龄38~72 (58.4±12.6) 岁;内科重症转ICU 48例, 外科术后转ICU30例。全部患者住院期间进行动脉血乳酸动态监测 (12h检测1次) , 排除恶性肿瘤晚期患者、有癫痫发作患者、严重肝肾功能损害者及入ICU 12h内死亡者。
1.2 方法
全部患者入ICU后进行动态乳酸监测, 每12h1次, 直至患者出院或死亡。根据预后情况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 收集患者乳酸动态监测资料, 比较两组入ICU乳酸值、峰值、12h乳酸清除率、24h乳酸清除率。12h或24h乳酸清除率= (入ICU乳酸值-12h或24h后乳酸值) /入ICU乳酸值。据文献[2]对全部患者按12h乳酸清除率进行分组, 其中12h乳酸清除率>10%为高清除率组, ≤10%为低清除率组, 比较两组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病死等不良结局的发生率。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预后患者乳酸指标的比较
死亡组患者入ICU乳酸值、乳酸峰值明显高于存活组, 12、24h乳酸清除率明显低于存活组,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不同乳酸清除率患者不良结局发生情况
低乳酸清除率组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及病死率明显高于高乳酸清除率组,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3 讨论
乳酸是一种无氧代谢产物, 经糖酵解途径产生, 主要存在于红细胞、脑组织、骨骼肌细胞中, 经肝肾代谢清除, 因此组织细胞缺氧时, 血乳酸水平会明显升高, 但也受肝肾疾病、恶性肿瘤或某些药物因素的影响, 因此, 本文在选择患者时重点剔除了肝肾疾病或恶性肿瘤者。目前临床通过乳酸评估危重症患者预后的研究较多, 且多数报道血乳酸水平在判定危重症患者病情或预后中有明显提示作用[3]。但由于重症监护室患者原发疾病病种复杂, 多种疾病都会引起细胞低灌注情况, 而传统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病种导致的重症患者, 乳酸对病情或预后的指导价值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病种[4]。因此排除病种差异, 单独考察动态乳酸指标对危重症患者病情及预后的判定价值更为简单有效。本研究结果显示, 死亡组患者入ICU乳酸值、乳酸峰值明显高于存活组, 12h、24h乳酸清除率明显低于存活组, 说明对不同病种所致的危重症患者来说, 血乳酸监测指标均与患者预后有密切关系, 这与文献报道相符。
乳酸监测指标中最有效、最常用的为乳酸清除率, 是反映乳酸动态变化的主要指标, 有研究显示, 乳酸清除率对外科术后、心肺复苏后重症患者预后有良好的预判价值, 并且可以指导治疗[5]。而Donnino等[6]研究显示, 12h乳酸清除率对患者短期生存率有较高指示价值, 主要是由于在临床越短时间内乳酸清除, 对患者预后越积极, 因此12h乳酸清除率判定患者预后的价值要优于24h清除率。本文结果显示, 12h乳酸清除率>10%的患者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及病死率要明显低于12h乳酸清除率<10%的患者, 说明12h乳酸清除率越高, 患者预后越好。
综上所述, 不同预后结局的危重症患者各乳酸指标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 动态监测乳酸指标对判定危重症患者预后有积极作用, 但具体量化指标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周慧群, 刘卫江, 熊旭明.危重病监护病房休克患者血乳酸浓度变化与预后的关系[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05, 11 (12)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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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预后价值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入选病例均为入住NICU患者, 评价标准: (1) 第一次评定在发病3日内; (2) 格拉斯哥-匹兹堡昏迷量表评分≤27分。排除标准: (1) 存在可能影响脑功能判断的疾病或因素; (2) 使用抗癫痫或镇静药; (3) 出现明显干扰伪迹。共有52例患者符合标准, 纳入统计分析, 其中女18例, 男34例, 年龄21~89岁, 平均 (58.0±19.6) 岁。昏迷原因:缺氧缺血性脑病6例, 脑出血8例, 毒物中毒4例, 脑梗死17例, 脑肿瘤13例, 颅内感染性疾病、破伤风各2例。
1.2 研究方法
神经学检查及预后判断标准:所有患者在描记a EEG之前均行GPCS评分, 以患者离开NICU为观察时间的终点, 预后分为两类, 即生存和死亡, 脑死亡按死亡统计。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分析处理数据, 行χ2检验及ROC曲线分析, P<0.05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 EEG的检查结果, 52例中正常a EEG 23例 (44.2%) ;轻度异常a EEG 11例 (21.2%) ;重度异常a EEG 18例 (34.6%) 。
2.2昏迷分级情况及昏迷患者的近期预后根据广义的临床昏迷分类与分级标准[3], 52例中浅昏迷22例 (42.3%) , 中昏迷22例 (47.8%) , 深昏迷8例 (17.4%) 。52例中28人 (53.8%) 存活, 24人 (46.2%) 在医院死亡, 两组年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等指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2.3 a EEGGPCSa EEG
2.3 a EEG分级和GPCS评分与近期预后, 第一次描记a EEG为正常a EEG的5.8% (3/52) 死亡, 轻度异常a EEG的7.7% (4/52) 死亡, 重度异常a EEG的32.7% (17/52) 死亡;第一次记录GPCS评分21~27分5.8% (3/52) 死亡, GPCS评分15~20分的15.4% (8/52) 死亡, GPCS评分7~14分的19.2% (10/52) 死亡, 见表1。以正常a EEG作为预后良好指标组, 异常a EEG作为预后不良指标组, 两组生存和死亡人数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χ2=20.290, P=0.000) ;以GPCS评分21~27分为预后良好指标组, 以GPCS评分7~14分及GPCS评分15~20分作为预后不良指标组, 两组生存和死亡人数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χ2=12.825, P=0.000) 。
2.4 a EEG分级与GPCS评分预测预后准确性的比较, 分别以a EEG分级、GPCS评分作为检验变量, 以死亡作为状态变量行ROC曲线, 在能提供最大约登指数处, a EEG分级的最佳截断点为正常a EEG, GPCS评分的最佳截断点为21~27分, a EEG分级预测敏感性、特异性、准确率均比GPCS评分高, 见表2。
2.5 a EEG动态观察与预后, 入院首次记录为正常a EEG及轻度异常a EEG, 共有7例死亡, 动态记录a EEG 2~7次, 其临终前均转为重度a EEG;入院首次记录为轻度异常a EEG的生存7例, 动态记录3~5次, 其中4例转为正常a EEG, 3例无变化;重度异常a EEG 18例中17例死亡, 动态记录a EEG 3~5次, 持续为重度异常a EEG, 生存1例, 在入院第3天转为正常a EEG。
3 讨论
对昏迷的患者的评估主要包括临床检查、影像学检查、神经电生理检查等, 神经电生理检查是评估昏迷患者严重程度及其预后的重要手段。常规脑电图导联多, 检查时要求环境安静, 需要专业人员操作并分析, 而a EEG只记录一个通道的信号, 操作简便。正常a EEG、轻度异常a EEG、重度异常a EEG三组的死亡率分别为5.8%、7.7%、32.7%。正常a EEG者, 预后较好。异常a EEG预测死亡的敏感性 (79.3%) 、特异性 (87.0%) 、总准确率 (78.9%) 均高于GPCS评分 (分别为62.1%、73.9%、69.2%) 。可见, a EEG在判断昏迷患者近期预后中确有重要意义。
动态观察a EEG的变化, 发现死亡组临终前a EEG均为重度异常, 而首次记录为重度异常a EEG的18例中仅1例转为正常a EEG, 且存活, 而死亡17例a EEG持续为重度异常, 提示a EEG重度异常者, 脑功能损害严重, 恢复的可能性小, 预后极差;首次记录为正常a EEG组, 18例生存, 仅2例死亡, 提示此级别患者脑功能损, 其中3例转为正常a EEG, 2例无变化, 死亡3例的a EEG均转为重度异常。可见动态监测a EEG能反应出病情演, 变规律, 判断患者预后具有更好的价值, 与文献报道的观点基本一致[4]。
综上所述, a EEG可用于客观评估昏迷患者的近期预后, a EEG预测的准确率高于GPCS评分, a EEG需要动态观察。
摘要：目的 初步探讨振幅整合脑电图对昏迷患者近期预后的判断价值。方法 选择神经重症监护病房 (NICU) 住院的昏迷患者52例, 昏迷程度分为浅昏迷、中昏迷、深昏迷三个水平, 发病3d内床旁描记振幅整合脑电图 (aEEG) , aEEG分为正常aEEG、轻度异常aEEG、重度异常aEEG三类。同时按格拉斯哥-匹兹堡昏迷量表 (GPCS) 进行评分, 分析aEEG分级、GPCS评分在昏迷患者近期预后预测中的价值。结果 aEEG分级的最佳截断点为正常aEEG, GPCS评分的最佳截断点为21～27分;aEEG预测死亡的敏感性、特异性、总正确率分别为79.3%、87.0%、69.2%, GPCS预测死亡的敏感性、特异性、总正确率分别为62.1%、73.9%、69.2%。结论 aEEG可作为客观评估昏迷患者近期预后的指标之一, aEEG预测死亡的准确率高于GPCS评分。
关键词：脑电图描记,昏迷,预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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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基谟.昏迷的基础与临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122-125.
生存预后价值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期间所收治的患有急性胰腺炎的患者, 其分别是有消化内科、消化外科或ICU病房等收治的, 共51例, 以上急性胰腺炎患者均是依据中国急性胰腺炎的诊治指南中是标准进行确诊及分类的[1], 其中轻型 (MAP组) 、重型胰腺炎患者的例数分别为26例和25例, 重症型急性胰腺炎患者中以有无多器官功能障碍再分为二组, 有MODS的SAP10例 (MODS组) , 无MODS的SAP15例 (SAP组) , MAP组:男15例女11例, 年龄31~71岁, SAP组:男8例, 女7例, 年龄35~69岁, MOSD组:男4例, 女6例, 年龄32~75岁, 其中有3例死亡。同时以随机法选取我院同时期进行门诊体检的健康者20例, 将其设为对照组, 其中男性健康者12例, 女性健康者8例, 年龄分25~66岁。对以上各组的性别、年龄等基本资料进行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在入院的第二天后, 于清晨对所有病例的进行空腹外周静脉血的抽取, 并对血清进行离心分离, 将其进行冷藏, 冷藏温度为-80℃。对于对照组的健康者, 则于对其进行清晨体检时, 在空腹状态下进行外周血的抽取, 对于血液样本的处理, 方法同上。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测定血浆MCP-1浓度, 试剂盒购于美国RB公司, 酶标仪为Biocell HT2酶联免疫检测仪,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板内、板间变异系数<10%。
1.3 统计学处理
文中数据处理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其统计学分析, 其中计数资料采用 (±s) 的格式进行表示, 计数资料采用t检验, 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标准。
2 结果
各组血清MCP-1浓度比较, 四组MCP-1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1。
轻型急性胰腺炎组的平均MCP-1浓度为 (315.53±28.36) 高于对照组 (263.34±23.78) ,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P<0.05) , SAP组及MODS组MCP-1浓度水平分别为 (396.57±31.25) 和 (510.65±35.68) , 都明显高于对照组, 有统计学意义, 并且SAP组明显高于MAP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ODS组明显高于MAP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ODS组中有三例死亡病人, MCP-1平均浓度达823.31明显升高。
3 讨论
急性胰腺炎 (acute pacreatitis, AP) 是外科常见的危重症, 病死率较高, 特别是重症急性胰腺炎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 A P) , 早期死亡原因多为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征 (m u l t i o r g a n dysfunction sylldrome, MODS) , 并可引起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 (systemic inn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 单核细胞趋化因子-l (monoc) , techemotactic protein-l, MCP-1) 做为炎症级联反应的始动因子, 对其研究已经提到了较为重要的位置。
急性胰腺炎 (AP) 的发病机制至今没有完全明确, 其病理过程相对来说较为复杂。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其存在炎性因子-白细胞-炎性因子的一系列的放大反应, 这便是胰腺的最初始的炎性因子对白细胞进行诱导, 导致其所分泌的炎性因子相对过多了, 使得细胞因子瀑布最终形成, 导致患者发生了全身的炎性反应, 同时产生了器官损伤的症状[2]。趋化因子在炎性反应中起着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其主要是通过对单核细胞或者是一些T细胞亚群进行激活和区划, 起到一定的作用, 同时其还对嗜酸、嗜碱两种粒细胞、NK细胞等分别具有不同的作用, 大量研究显示的趋化因子对于炎症细胞的趋化, 对于整合素的表达以及对于细胞凋亡等众多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作用[3]。在趋化性细胞因子中, MCP-1属于cc亚家属的一员, 其糖蛋白的含量为一分子量中包含15kd, 主要由单核细胞、T淋巴细胞、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产生, 对单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 嗜碱性粒细胞还具有可以激活活性或趋化的作用, 在单核细胞至组织中属于进行特异性区划的一种有效的介质, 并且其还同时进行炎性反应的区划, 并参加免疫调节, 其在生理情况下所呈现的表达为水平的。
MCP-1作为炎症级联反映的始动因子, 主要由单核细胞、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等产生, 而分泌MCP-l可受IL-l、TNF等多种细胞因子的调控。MCP-1能够高度特异性的趋化和启动单核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MCP-1通过与相应受体结合后发挥多种生物学功能, 特别是诱导细胞表达黏附分子和释放IL-1、IL-6、TNF-@等细胞因子, 促进嗜碱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趋化因子[4], 促进炎性反应引起全身炎性反应 (SIRS) 甚至导致MODS, 重的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MOF) 。Mera等[5]通过检测多种细胞因子与脓毒血症的关系, 发现血清MCP-1水平与脓毒血症严重程度有着正相关性。Ferbabdo[6]等发现MCP-1能精确的预测脓毒血症的预后。本研究通过MCP-1在不同程度胰腺炎中的浓度对比分析发现血清MCP-1水平与胰腺炎的严重程度有着正相关性, 通过对血清MCP-1水平的检测能预测急性胰腺炎的预后。MCP-1作为炎症级联反映的始动因子, 主要由单核细胞、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等产生, 而分泌MCP-l可受IL-l、TNF等多种细胞因子的调控。MCP-1能够高度特异性的趋化和启动单核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7,8,9,10]。
综上所说MCP-1的检测快速方便, 早期检测能帮助临床医师对急性胰腺炎的发生发展及预后的判断, 以便采取针对性强的治疗方案, 提高抢救成功率能更好的为病人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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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预后价值 篇8
2013 年1 月-2015 年1 月收治脓毒血症患者56 例, 作为观察组, 其中男32例, 女24 例, 年龄33~68 岁, 平均 (41.2±4.2) 岁;其中创伤后25 例, 慢性病21例, 其他10例。选取同期收治的55例非脓毒血症患者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29 例, 女26 例, 年龄31~71 岁, 平均 (39.8±4.1) 岁;其中创伤后23 例, 慢性病25 例;其他8 例。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将观察组按预后情况再分为生存组与死亡组, 每组28 例。生存组男18 例, 女10 例, 年龄31~68 岁, 平均 (37.6±3.5) 岁, ;其中创伤后12 例, 慢性病1例, 其他6 例。死亡组男16 例, 女1例, 年龄33~68 岁, 平均 (42.3 ± 4.3岁;其中创伤后14 例, 慢性病9 例, 其他5 例。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方法:两组研究对象均在入院的第天, 第3天及第5天采集空腹静脉血, 对血清PCT的测定采用电化学发光法, 所有操作均按照罗氏降钙素原检测试剂盒说明[1]。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3.0 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行t检验,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注:与死亡组比较, ★P<0.05。
结果
治疗后, 患者的血清PCT水平有明显降低;反之, 血清PCT水平则有显著上升 (P<0.05) 。两组血清PCT水平, 见表1和表2。
讨论
脓毒血症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并发症, 在烧伤、休克、严重创伤及大手术后极易发生, 且具有极高的致死率, 是造成外科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2]。在临床中主要表现为心率加速、白细胞计数和分类改变、寒战、呼吸加快、发热等, 通常还伴有降钙素原与血清C反应蛋白的异常增高[3]。对于该病的治疗, 不同的患者有不同的方法, 具体则以患者的自身情况为准, 凡是表现为休克症状或发现有脏器脓肿的, 则应立即住院治疗, 给予大剂量抗生素及积极支持治疗, 如输血、静脉滴注高营养等[4]。
PCT是血清降钙素的前体, 在正常人血清中含量极低, 在脓毒血症、急性胰腺炎、活动性肝炎及创伤等患者血清中异常升高。本文探讨PCT监测在脓毒血症患者病情及预后中的价值, 脓毒血症患者的血清PCT有明显升高, 且预后较好的患者, 血清PCT升高幅度较小[5]。
综上所述, 脓毒血症患者的血清PCT水平有明显变化, 能够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监测和预后进行评估, 在临床中有较大价值。
摘要：目的:探讨血清降钙素原 (PCT) 监测在脓毒血症患者病情监测及预后中的临床价值。方法:收治56例脓毒血症患者作为观察组, 同期收治55例非脓毒血症患者作为对照组, 将观察组按预后情况再分为生存组与死亡组, 每组28例,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对患者PCT水平进行测定并比较分析。结果:随着病情的缓解, 患者的血清PCT水平有明显降低;反之, 血清PCT水平则有显著上升 (P<0.05) 。结论:脓毒血症患者的血清PCT水平有明显变化, 对脓毒血症患者病情监测和预后评估有较大临床价值。
关键词：血清降钙素原,脓毒血症,预后,临床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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