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家（精选5篇）
西方汉学家 篇1
1 前言
中国翻译史悠久, 约有两千年。一般认为, 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2年, 即公元148年。初期以佛经翻译为主, 故梵文为主要外语。明代末期, 西学东渐, 翻译改以西欧各国的科学、哲学、数学等著作为主。1607年, 徐光启 (1562―1633) 和意大利人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 合译欧几里得 (约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65年) 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 这算是中西翻译, 还谈不上中英翻译。清季时期, 严复 (1854―1921) 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 这是中英翻译, 但内容是政治经济学说, 无关西方汉学。就出版年份而言, 严复的译作比英籍汉学家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的英译中国经书稍晚。从学术的观点来看中英翻译, 西方的汉学家开创了中英翻译的先河。汉学研究与中英翻译从此息息相关、互相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西方汉学与中英翻译之密切关系。西洋人研究有关中国的学问, 统称为汉学 (Sinology) 或西方汉学。本文所指的西方汉学只局限英语国家之汉学研究。
2 早期汉学家汉语能力逊
理雅各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 算是英国汉学的开山鼻祖。他对汉学的最大贡献是英译中国经典。1861年至1872年, 他先后出版《中国经书 (The Chinese Classics) 》五卷一共八本, 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诗经》及《春秋左传》。1879年至1891年期间, 又陆陆续续出版《中国经典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六卷, 包括《书经》、《诗经 (与宗教有关的部分) 》、《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等。1870年, 理雅各完成《十三经》翻译, 当年荣获苏格兰阿伯丁大学 (University of Aberdeen) 文学博士学位。1876年, 牛津大学锦上添花, 特聘理雅各为首位汉学讲座教授。有论者认为, 理雅各荣膺这些殊荣, 皆因翻译成果丰硕, 然而理雅各中文功力浅薄, 实赖王韬 (1828―1897) 从傍助译, 才能成就上述诸多经书英译。a
另一位知名英国汉学家, 亦不例外。李约瑟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 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即《中国科学技术史》) 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名扬国际汉学界。b中国古籍浩瀚, 古文艰涩深奥。李约瑟能够融会贯通, 引用古文, 翻译成英文, 著书立说, 成一代宗师, 大家皆知鲁桂珍 (1904―1991) 是幕后功臣。鲁女士是李约瑟的汉语教师, 伴随李约瑟工作, 奉献青春与心力, 晚年与李共结连理, 也是佳话。此外, 华裔学者王玲 (1917―1994) 亦因协助李约瑟编译《中国科学技术史》, 而闻名于世。
英国汉学家依赖华裔学者协助翻译, 美国汉学家亦然。二次大战后, 费正清 (John K.Fairbank, 1907―1991) 在美国哈佛大学创办东亚研究中心, 后改称“费正清研究中心”, 以表彰其成就。费正清与邓嗣禹 (1905―1988) 合著《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 c提出“冲击—响应”模式, 就是以“西方冲击”与“中国响应”来解释近代中国的发展, 为费正清著名学说。d该书大量翻译清季政府 (清末政府) 档案, 一般认为, 身为费正清入室弟子的邓嗣禹, 才是书内译文的真正主笔。
由上述例子可知, 早期的西方汉学家在翻译工作上, 往往借华裔学人相助, 才能有丰硕的学术成果。
3 当代汉学家皆为翻译长才
随着汉学发展, 汉学家不懂中文, 不能称之为汉学家。不仅如此, 汉学家还要具备中英互译的能力。故当代汉学家, 通晓中文, 且为翻译高手。
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深得西方学者青睐, 先后有赛珍珠 (Pearl S.Buck, 1892―1973) , e沙博理 (Sidney Shapiro, 1915―) , f詹纳 (William J.Jenner) 等译本, g皆是独力行事, 不假华裔学者助译。另一本古典小说《红楼梦》更值得一提。英国汉学家霍克思 (David Hawkes, 1923―2009) 曾翻译《楚辞》和杜甫的诗作, 因而饮誉国际汉学界。晚年霍克思更上一层楼, 英译《红楼梦》前80回, h后40回则由其女婿闵福德 (John Minford, 1946―) 续译。i闵福德出身牛津, 亦为英籍汉学家。杨宪益 (1915―2009) 与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 (原名Gladys B.Tayler, 婚后更名为Gladys Yang, 1919―1999) , 不让霍克思专美于前, 于1974年完成英译《红楼梦》, 并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j戴乃迭女士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 算是汉学出身的翻译家。k上述两种《红楼梦》译本, 是目前西方世界普遍推崇的英译本。
英译现代中国文学的西方汉学家不少,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是其中佼佼者, 著名的英译有陈若曦的《尹县长》、l莫言的《红高粱家族》。m葛浩文凭己之力共翻译过三十多本中文小说, 以量而言, 无人能及。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吸收了一大批优秀华裔学人, 从事汉学研究, 译作方面也有颇多建树。1952年, 余国藩开始出版英译《西游记》第一册的25回。1983年, 《西游记》第四册杀青, 名震学界。n
1976年, 陈荔荔教授英译《董西厢诸宫调》一书, o翌年荣获美国翻译类的书奖 (National Book Awards) , 这个奖虽然是全美书商提供的, 却是美国出版界的大奖, 华人获此殊荣, 史无前例。
由以上事例可知, 中国古典翻译, 尤其是文学翻译, 大多出自中外汉学家之手, 而不是职业翻译家。其实, 成功的西方汉学家, 个个是翻译高手。例如, 李田意 (1915―2003) 、罗郁正、王际真、陈世骧 (1912―1971) 、萧公权 (1897―1981) 、刘若愚 (1926―1986) , 杨联升 (1914―1990) 、刘子健 (1919―1993) 、邹谠 (1918―1999) 、柳无忌 (1907―2002) 、柳存仁 (1917―2009) 、何炳棣、张心沧、余英时、高友工、刘绍铭、马幼垣、李欧梵等人。其中夏志清更是一代宗师。1968年, 夏志清出版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中国古典小说》) , p该书分析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六大旧小说, 引用原文时, 充分展现译者高度的翻译功力。
4 新汉学兴起开拓翻译新领域
二次大战后, 国际形势剧变。大英帝国没落, 美国取而代之, 并与苏联形成两强对峙局面。1949年, 中共政权成立, 翌年韩战 (朝鲜战争) 爆发。美国当时拥有核子武器, 却无法于韩战中战胜刚诞生的新中国, 颇觉不可思议。美国政府乃至学术机构, 急欲了解中共新政权, 传统汉学因而衍生区域研究、东亚研究、乃至当代中国研究等学科。本文前段提到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创办东亚研究中心, 就在此时。费正清并提出新的研究方法, 即区域研究。由于区域研究的议题时常是跨学科的 (cross-disciplinary) , 因此科际整合 (interdisciplinary) 的工作, 对区域研究而言, 至为重要。有论者指出: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 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中国学 (China Studies) 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 对有关中国的各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包括中国历史、政治、外交、社会、文学、哲学、文化、语言、经济、财经、人类学、国际关系等等, 甚至也包括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这种“中国学”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 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之传统汉学, 因此又称“新汉学”。q随着新汉学兴起, 中英翻译也开拓新天地, 不再局限于中国古典翻译和文学翻译。
5 中英翻译百花齐放
前面所论述西方汉学家所作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 主要是汉英翻译。至于英汉翻译, 往往是精选西方汉学家以英文发表之研究成果, 翻译为中文, 介绍给华语世界之学者。七十年代, 台大外文系王秋桂教授即着手从事西方汉学研究英译中的计划, 主要是选择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学术论文, 将之翻译成中文, 或结集成书出版, 或刊登于《中外文学》等学刊。笔者有幸参与该计划, 曾翻译过两篇汉学论文。第一篇是马幼垣教授刊登在《哈佛亚洲学刊》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有关《龙图公案》小说的论文。r第二篇是伊维德教授 (W.L.Idema) 撰写有关南宋立国的两本小说——《南宋传》和《飞龙传》。s
事实上, 西方汉学研究成果, 有助于中译活动。优秀的汉学著作往往引起译者的兴趣, 不惜费尽心力翻译成中文。周策纵的代表作,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由他的弟子翻译为《五四运动史》。u夏志清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v有刘绍铭的译作《中国现代小说史》。w汉学泰斗李约瑟的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两岸都有中译本。x费正清与英国汉学家崔瑞德 (Denis Twitchett, 1925―2006) 主编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y是世界公认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
前述二次大战之后, 美国纷纷成立中国研究系所, 以了解中共政权。有关中共的著作的中英翻译, 也在六十年代开始。
张国焘 (1897―1979) 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1938年4月, 张投奔中国国民党, 1949年后移居香港。由于张国焘深知中共内幕, 美国政府有见及此, 特透过学术机构, 邀请张氏撰写回忆录。1961年, 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 撰写《我的回忆》。因张国焘不谙英文, 此书乃以中文撰写。z英文译本于1971年在美国问世, ヒ中文版则于1971年至1974年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 并于1974年结集成书, 书中偏见不少, 主要原因是张国焘为自己辩护。但由于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之中唯一遗留回忆录者, 故该书颇具学术研究价值。张氏的遗著成为肯萨斯大学 (University of Kansas) 东亚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许芥昱 (1922―1982) 在美国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亦为汉学家。1968年, 他以英文出版《周恩来传》, 成为世界第一本周恩来传记, 凡研究中共领导人物者必读。フ此书出版不久就先后译成中、日, 德、法、意五种文字, 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
以上例子显示, 不论是传统汉学或当代中国研究, 皆促进中英互译活动。翻译的内容题材, 配合研究需求, 亦日趋宽阔, 从早期的文史哲延伸到跨领域, 可以说是开枝散叶, 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6 结语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 涉及两种语言, 撰写论文时, 引用原文, 就需要翻译技巧, 故出类拔萃的汉学家, 皆是学贯中西的翻译高手。
鸦片战争前后, 英国人对神秘的古老中国颇感兴趣, 开始探究中国问题, 这是汉学的开端。汉学萌芽时期, 英国汉学家的中文欠佳, 所以早期汉学研究的内容比较简单, 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 英译时还需华裔学者助译。随着交通便利, 汉学家来华学汉语或研究访问, 取得第一手资料, 加上学院的训练, 中英双语俱佳, 翻译自然得心应手。
二次大战后, 汉学研究起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的汉学家异军突起, 令人刮目相看, 除了经费充裕和研究方法改进之外, 还吸引一批优秀华裔学者加入汉学研究行列。传统汉学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区域研究、中国研究应运而生, 中英翻译的内容也随之多样化。尤其是最近数十年, 中国经济突飞猛进, 国际地位日增, 汉学翻译遂应需求, 扩大到政治、经济、社会、财经、科技、媒体、企管等跨领域的翻译。汉学研究演变至此, 已截然划分为传统汉学与现代汉学。传统汉学仍然以文史哲为主要研究对象, 而现代汉学或当代中国研究则偏重跨领域。中国甫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增长, 汉学家对当代中国研究的兴趣, 必然有增无减。
回顾西方汉学研究与中英翻译, 从早期的传统汉学及至当代中国研究, 汉学皆与中英翻译携手并进, 彼此影响。汉学促进中英翻译, 中英翻译丰富汉学研究, 二者关系密切, 相辅相成。
展望未来, 传统汉学的翻译, 必然仍由汉学家继续承担。传统汉学以文史哲为主要研究范畴, 汉学家学贯中西, 是这方面的最佳翻译人选, 职业翻译家尚无法取而代之。至于现代汉学或当代中国研究, 因偏重跨领域, 从事这方面的翻译, 必须具有跨领域训练, 方能胜任。汉学研究与中英翻译则将继续相辅相承, 与时共进, 二者互利并存, 关系不变, 而杰出的汉学家亦必擅长翻译, 继续在中英翻译上承担重要的角色。
西方汉学家 篇2
2) 泰勒斯:只有那些从不仰望星空的人,才不会跌入坑中
3) 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4) 马基雅伟利：政治无道德
5)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6) 培根：知识就是力量
7) 黑格尔：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
8) 罗素：我正在说谎
9) 泰戈尔——“我象村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象村里最年迈的人一样年迈。”
10) 康德——“痛苦就是被迫离开原地。”
11) 泰勒斯(古希腊)——“水是最好的。”
12) 托马斯阿奎那：人生在世,不过是过路的旅客
13) 伏尔泰：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14) 亚当斯密：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利益
西方汉学家 篇3
“生态”这一术语，源于古希腊文，意思是指家、住所或者生存环境。古希腊哲学家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学说代表了古希腊哲人的生态智慧。
和谐就是美德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认为，“和谐就是美德”。宇宙中的一切无不存在着和谐，宇宙秩序无不表现为和谐，这种和谐的关系谱写了天籁之音。和谐代表了美和善，代表了和平、健康和快乐。毕达哥拉斯反对人类破坏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他指出，只要人类继续残忍地迫害动物生命，就不会真正懂得健康与和平。只要人类大规模地“屠杀动物”，人类就会“相互屠杀””。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前460—约前370）沿着毕达哥拉斯“和谐就是美德”的生态思想，提出了“古代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与人的终极意义联系起来思考，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与自然和谐相处，指出生活的目的不是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真正的幸福是节制欲望，让灵魂宁静，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而是健康的灵魂，要求人们向动物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说：“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的小学生，从蜘蛛那里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里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唱歌的鸟那里学会了唱歌。” 他认为使人幸福的不是征服的力量和金钱，而是正直和公允，人要生活得无忧无惧，就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提出“中等的财富比巨大的财富更可靠”的观点，认为富豪和赤贫是两个极端，都不可靠，贪得无厌的欲望使人堕落。叔本华也同样认为，“财富就像海水，饮得越多，渴得越厉害；名望实际上也是如此。”
健康依赖于自然
古希腊医学家、哲学家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0）的医学著作《论风、水和地方》，阐述了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他指出医生进入一个城市，首先要注意到这城市的方向、土壤、气候、风向、水源、水质、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等，因为这些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有一个病人因下腹绞痛，小便不畅，来找希波克拉底治疗。希波克拉底说，病人出现这种症状，是由于饮用了污染的水造成的。他的名言是，人的身体健康“寄希望于自然”，“简单而可口的饮食比精美但不可口的饮食更有益”，“暴食伤身”， “人生短促，技艺长存”，“机遇诚难得，试验有风险，决断更可贵”，“无故困倦是疾病的前兆”等，体现了古希腊哲人的生态智慧。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奠定了基础生态学对自然历史的研究方法。他著有：《气象学》《论天》《论生灭》《动物志》《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运动》《动物之行进》《动物之生殖》《论感觉和被感觉的》《论记忆》《论睡眠》《论梦》《论睡眠中的预兆》《论生命的长短》《论青年、老年及死亡》《论呼吸》《论气息》等。他详细观察和记录了500多种动物的生活情况，他是动物分类学的首创者。
尊重自然规律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前341—前270）通过研究原子运动，总结了“自然规律”。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天体运动和旋转、日月蚀，升起降落以及诸如此类的自然现象视为神所决定的，“世界在产生过程中同时也就有了规律”。他提醒人们把物质欲望减少到最低程度，使生活简单化，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重视知识的培养和友谊的增进，这样做既能增进健康，又使人不至于贪得无厌，免除痛苦，达到身心宁静的人生境界，他提出“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乃是生活的目的”。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约前99—约前55，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继承了伊壁鸠鲁主义，著有《物性论》。他提出，人们当以宁静的头脑去观察自然 ，因为无限的宇宙除掉它自己的规律之外，并没有什么在外面支配它的力量，唯一的神就是自然规律，最真诚的敬神就是认识和爱护这个自然规律。
贪婪是灵魂的病态
新柏拉图主义的奠基人普罗提诺（205—270）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思想以及东方神秘主义，视太一为万物之源，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复返太一，与之合一。太一就是宇宙规律，自然法则。在普罗提诺看来，宇宙是一个有组织秩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人们应当虔修，以求净化灵魂，达到与自然合一的境界。
斯多亚派认为，自然万物是有组织、有系统、不断运动的鲜活的世界，他的格言是“顺应自然而生活”，人的美德就是顺应自然，善是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按照德性而生活，贪婪是灵魂的病态，堕落的根源。卢克莱修指出，黄金的发现和使用“使人贪婪腐化，争名夺利，相互残杀”，他认为，“世界处于衰老状态，土地不再肥沃，庄园的收成降低”，源于人们的贪婪掠夺。
西方工业文明的悖论
从古希腊哲学，经中世纪至文艺复兴，从18世纪到20世纪，生态哲学的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中被多次提出。遗憾的是西方现代化之路背离了西方古圣先贤的生态思想，导致了工业文明的进步与破坏生态环境的悖论，由此出现了两个危机，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危机。这两个危机最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20世纪以来，伴随西方工业化而来的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和陆地水体污染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日趋严重，这是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人始料未及的。
西方的工业化主要依靠的是先进的技术，包括军事力量，通过殖民掠夺、雇佣廉价劳动力、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实现的，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久治难愈，最先尝到苦果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著名的城市和地区。
一是英国 “伦敦毒雾事件”。其发生于1952年12月4日夜间，“伦敦毒雾”数日不散，最低时能见度一英尺，雾霾与煤烟结合呈黑色。整个城市交通瘫痪，学校、商店、银行、邮局等关门。伦敦毒雾造成约12000人丧生。
二是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光化学烟雾事件”造成洛杉矶65岁以上的老人400多人死亡。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含有碳酸化合物，臭氧、氧化氮、乙醛和其他氧化剂，在阳光作用下滞留市区不散。1955年9月，由于大气污染和高温的作用，又造成65岁以上的老人400余人死亡，人们出现眼痛、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20世纪70年代，洛杉矶市还被称为“烟雾城”。
三是北美“五大湖污染事件”。20世纪70年代，美国受酸雨影响的水域达3.6万平方公里，23个州的17059个湖泊有9400个酸化变质。最强的酸性雨降在弗吉尼亚洲，酸度值（pH）1.4。加拿大受酸雨影响的水域5.2万平方公里，5000多个湖泊酸化严重。多伦多1979年平均降水酸度值（pH）3.5，安大略省萨德伯里周围1500多个湖泊池塘漂浮死鱼，湖滨树木枯萎。1975年北美还发生了“死湖事件”，纽约州阿迪龙达克山区，严重的二氧化硫污染导致近50%的湖泊无鱼，其中200个成了死湖，听不见蛙声。
四是欧洲“莱茵河污染事件”。20世纪中叶后，因工业排放，莱茵河成了欧洲最大的下水道。仅在德国段约300家工厂把大量的酸、漂液、染料、铜、镉、汞、去污剂、杀虫剂等上千种污染物倾入河中。此外，河中轮船排出的废油、两岸居民倒入的污水、废渣以及农场的化肥、农药，使水质遭到严重的污染。河水中的有害物质达1000种以上。
五是“桑多斯化工厂化学品泄露”。1986年11月1日，瑞士巴塞尔的桑多斯化工厂仓库失事起火，近30吨硫化物、磷化物、汞、灭火剂溶液随水注入河道，造成大批鳗鱼、鳟鱼、水鸭等水生物死亡；下游160千米内约有60万条鱼被毒死；480千米内的井水不能饮用；沿岸许多自来水厂、啤酒厂被迫关闭；使已经投资了300多亿马克的莱茵河治理工程前功尽弃。
西方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迫使西方各国对工业化的发展进行限制和改造。更为重要的是，引发了人们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匮乏、能源减少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涉及人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价值取向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我国现代化借鉴。
西方汉学家 篇4
爱德华·黑斯廷斯·张伯伦是20世纪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杰出影响的人物中有代表性的一位。1927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时, 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垄断竞争理论》。1933年他以这篇论文为基础, 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一书。与此同时, 英国的琼·罗宾逊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张伯伦与罗宾逊的这两本微观经济理论专著, 系统阐述了垄断竞争即不完全竞争理论, 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厂商理论的基础。在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 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分析, 系统提出了所谓垄断竞争理论。该理论的基础就是他创造的所谓产品差别概念。
琼·罗宾逊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她深受马歇尔经济学的影响, 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状况有其独到的深入的分析。她的著作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并列被认为是不完全竞争理论方面开创性和经典性的著作, 但就具体分析范围和目的来看, 他们是很不同的。罗宾逊受了斯拉法的启发, 在她的著作中, 几何分析工具的使用占有突出地位, 分析使用范围比张伯伦的更广, 也更概括。她直接从垄断均衡进行分析, 使用边际分析方法分析利润最大化行为, 这种方法后来成为对各种市场结构中的厂商均衡分析的标准分析工具。
纳特·威克塞尔是瑞典学派的主要奠基者, 代表作有《利息与价格》 (1898年发表) 及后来的《国民经济学讲义》。他在这些著作中, 深入细致地阐述了后来被称为威克塞尔累积过程的理论, 为后来的瑞典学派经济学家提出宏观动态均衡理论奠定了基础。虽然该理论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几乎同时出现, 但是他们所作的研究是各自独立的。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理论从本质上来说, 是动态货币均衡理论, 试图用所谓自然利率与实际利率的一致与否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形成与破坏, 这也使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统一起来。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英国经济学家, 他和李嘉图被西方世界并称为少有的善于经营并获得成功的经济学者。凯恩斯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皇家学院学习经济学, 同时兼任国家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由于成功经营着私人企业, 他拥有巨额财富。他最主要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几乎包含了他全部的经济学说, 也使他成为自20世纪直到目前, 仍然具有重大作用和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
2 诺贝尔经济学奖及有代表性的获奖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 (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 不在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中, 而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 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 也称瑞典银行经济学奖。但其评选标准与其他奖项是一致的, 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 1969年第一次颁奖, 由挪威人弗里希和荷兰人丁伯根共同获得。
20世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1970年美国人保罗·萨缪尔森的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 将经济学提高到新的高度。1971年乌克兰人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的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理论为经济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1974年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瑞典人纲纳·缪达尔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 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的互相依赖现象。1975年美国人佳林·库普曼斯深入研究了资源最优分配理论, 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1979年美国人西奥多·舒尔茨, 开创性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1981年美国人詹姆斯·托宾, 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在金融市场及相关的支出决定、就业、产品和价格等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探索。1983年美国人罗拉尔·德布鲁, 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理论, 创立了相关商品的经济与社会均衡的存在定理。1986年美国人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将政治决策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 使经济分析扩大和应用到社会—政治法规的选择。1987年美国人罗伯特·索洛提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经济增长理论。1992年美国人加里·贝克尔将微观经济学理论扩展到对于人类行为的分析上, 包括非市场经济行为。1995年美国人小罗伯特·卢卡斯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 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 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996年英国人詹姆斯·莫里斯在信息经济学领域尤其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经济激励理论做了重要探索, 美国人威廉·维克瑞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作了开创性分析。1998年印度人阿马蒂亚·森对福利经济学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做了重大突破。
进入21世纪以后:2003年英国人克莱夫·格兰杰与美国人罗伯特·恩格尔对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汇率和物价的关系以及短期和长期利率的关系等的研究, 在经济学领域有着非凡意义。2005年美国人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和德国人罗伯特·约翰·奥曼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2006年美国人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 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使经济增长理论正式确立。2007年美国人埃里克·马斯金, 被誉为当今国际经济学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大师。他在现代经济学最基础的领域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美国人罗杰·迈尔森对博弈论有独到见解。著有《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及《经济决策的概率模型》。犹太人莱昂尼德·赫维奇则开创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2010年美国人彼得·戴蒙德和戴尔·莫滕森, 以及具有英国和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提出的“搜寻理论”解释了看似矛盾的高失业率与高空缺率同在的现状。授予诺贝尔奖表彰他们在解释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方面所作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家贵, 吉萍.西方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学上的若干共识[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22 (1) .
[2]黄国桥.凯恩斯笔下的重商主义与古典经济学[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1998 (6) .
西方汉学家 篇5
——读马克·布洛赫《历史的技艺》有感
“历史究竟有什么用？”这是一个至今还困惑大多数人的问题，并因为该问题的存在，历史学至今都没有得到她应有的名分，那么，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呢？先前就没有哪一位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做出过思考和解释吗？
带着“历史有什么用”这一问题，我与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邂逅了。其实，在进一步地阅读了解之后，我更喜欢这本书的另一个译名《为历史学辩护》，因为这个译名更能直接反映作者写该书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大致了解到，该书是一位对历史饱含深情的历史学家面对历史地位不妙的情况下，发出掷地有声的呐喊与辩护。
或许是碰巧，马克·布洛赫的《为历史学辩护》也是由一个问题开始的：“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这是马克·布洛赫的小儿子无意间向他身为历史研究者的父亲提出的一个问题，正是由于这个不经意的问题，触到了布洛赫的神经，“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切中了要害，童言无忌。他的问题恰恰是针对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1]于是，布洛赫针对当时历史学的地位，同时也为了自身对历史学的深入思考，写了《为历史学辩护》一书，并“但愿本书能够作［2］为我的答案。”
当初选择读此书，出于两个目的，其一，该书与“历史有什么作用”有关，我想通过阅读它，或许可以解开内心同样存在的疑惑；其二，这是一本比较薄的小书，读起来也不会花太长时间，也容易将其内容快速读完，以求能够快速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但是，现在我已经将它欣赏了两遍，回头想想，对当初的两个目的有些惭愧，似乎我的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因为，一，我目前读了两遍，但依然不能很清楚地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二，我读这本书并不是很快（或者说“懂这本书”更加确切）因为它是类似于历史学理论的书，任何东西似乎只要上升到理论，就不是那么容易摸透。但是，我并非一无所获，相反是获益良多。首先，我收获了感动，布洛赫带来的，而且强烈地、持久地。因为对于一个历史学家而言，他必须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布洛赫不仅热爱生活，而且充满了责任感。“二战初期，法国便沦于敌手，在这极其困苦的时刻，布洛赫开始了《历史学的技艺》的写作，在该书的卷首，他痛苦地写道：‘国难当头，谁不
［3］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布洛赫不仅仅是个埋头于故纸堆的历史学者，他更是一个关心国家，热爱民族，支持正义的历史学家。
其次，丰收了知识，布洛赫的这本小书“书未杀青，作者却赍志［4］而没了。”可见该书是本未完成的著作，依据出版的书的内容及布洛赫的好友另一位年鉴学家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的描述及推测，布洛赫“原设想写七章。标题分别为：
1、历史认识：过去与现在；
2、历史的考察；
3、历史的分析；
4、时间与历史；
5、历史的［5］经验；
6、历史的解释；
7、历史的预见。”“马克准备在结论中论述‘历史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还打算写一篇题为‘历史教学’的附录”。[6]而目前看到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则有五章，而且就我个人观点而言，第五章似乎还是个草稿，尚未写完，也没有经作者重新加工和整理，因此，大师含恨离世，留下未成之著，实属吾辈之憾事。但是庆幸的是，关于该书与我们见面的部分是布洛赫史学的精华，其间“颇多精义”，“有人称它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可见其分量不轻。
为什么说分量不轻呢？还是先从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谈起。
首先，这本于1992年6月，由张和声、程郁译，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开篇便是十多页译者的话，这段话高度概括了这本小书的全部内容和观点（但是，这段话并不等于全书，因为有很多东西，不身临其境，是难以感受的，书中的很多道理布洛赫均举出很多例子加以阐释），读完正文之前的这段话，对布洛赫的史学观点大致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年鉴派的观点与实证主义史学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年鉴派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强
［7］调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而后者推崇‘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布洛赫推崇“问题史学”，进而有了他的整体史观，他认为“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研究历史不仅仅需要知道史实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史实，因而就需要了解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来得到丰富的环境背景资料，以得出史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因此，布洛赫认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也就是说，史料仅仅是史学的一部分，实证主义史学所提倡的是“只见木，而不见林”，而年鉴派史学是要在史料前问一句“为什么”，并且去探索“史料”背后的故事，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我个人也认为“史料”与“史学”是不对等的，史料只是记录或证实史实的实物（包括文字），如果“史料”等于“史学”，那么史学研究的领域就太窄了，而真正的历史学，我个人认为它是文科的另一门基础学科（就如数学是理科的基础学科一样）。文科的任何东西，似乎都离不开“史”，“史”虽未曾表露，却渗透在了文科的各个方面。
另外，再从书的内容说一说吧！
《历史学家的技艺》共分为六个部分（除开译者的话），分别是：
1、导言；
2、历史；人、时间；
3、历史的考察；
4、历史的考证；
5、历史的分析；
6、历史的因果。
其中导言里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每一门科学本身，仅代表了知识海洋的一点一滴。”“无论你从事什么专业，为了了解和正确评价自己的研究方法，就必须看到它们与其他领域同时代发展趋势之间的［8］关系”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布洛赫对历史的爱，是一种客观的爱，并非在布洛赫眼里只有“历史学是最美”，他始终用一种客观而谦逊的态度来对历史学“辩护”。
其实，布洛赫的这一态度一方面来自他自身的修养，另一方面，也来自他的学术主张，这个主张其实可以追溯到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杂志》的哲学家贝尔那里。“该杂志反对传统的叙事史，倡导对历史进行理论研究，但这种理论来源于经验观察，与传统历史哲学迥然不同。”贝尔还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通过
［9］综合比较研究解释历史。”这为日后年鉴派总体史的写作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因此，从这一方面说，我们无疑可以认为布洛赫是客观而谦逊的，客观而谦逊的研究他深爱的历史学，因为越是爱得深，才越会去透彻地探索。
布洛赫除了客观而谦逊外，他还是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他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不仅是在为历史学辩护，更是在探索出一种有效地研究历史的新观念与新方法，在布洛赫写作《历史学家的技艺》那个年代（大约20世纪20---40年代），以朗格卢瓦和瑟纽博司为代表的传统实证主义史学占史学研究的统治地位。布洛赫先前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他们效法德国大史学家兰克的研究班形式，创立了综合研讨会。聚集在这里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打破学科分隔状态，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以及跨学科综合研究”，[10]他们“力图用具体研究成果来说明和推广总体史”，改变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独大的局面。而《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大部分也是布洛赫在探索新史学观念时的“自我对话”。正是由于有了布洛赫的总体史观的提出及开拓精神的鼓励，也才有了第三代年鉴大师布罗代尔的辉煌与“时段理念”的问世。布洛赫无愧于年鉴派开山鼻祖的称号。
既然提到了“总体史”，那就不得不再提到另外两个让布洛赫在年鉴派中岿然不动的理论了，其一是“比较历史方法”；其二是“回溯复原方法”。这两个方法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是分别阐释的。“比较历史方法”是布洛赫十分重视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他在《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研究》一文中提出历史比较的两个必要条件：
1、研究对象必须具有某种相同或类似之处；
2、它们的环境存在着某种差异。并把比较分为一般或宏观比较和特殊或微观比较。前者指对时空相隔遥远的若干社会进行比较，后者则是对同一时代中若干相邻社会的比较。布洛赫的著作是属于特殊（微观）比较，对比同一时期内各种社会要素在各地的异同，进而从总体上分析社会结构及兴衰演变。
另一个是“回溯复原方法”。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由古至今里，布洛赫提出“回溯”的历史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以为学者考察历史的顺序与事件发生的先后是完全一致的，而这正是一种误解。“回溯复原法”打破了以历史学家首先分析起源的“起源偶像”。认为历史研究的合理顺序不仅要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先后，而且应从明晰到模糊，他指出，“由于缺乏文献记录等原因，我们对中世纪农村社会的认识是有限的、模糊的，而近现代关于农村社会的完整记录及农村中残留的遥远时代的风俗习惯和技术等，构成了一幅农村社会的明晰图景，为我们研究过去的农村社会提供了基础。”
对于马克·布洛赫及其史学观点，后人也有不同的评价，甚至连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也对“总体史”提出质疑，“总体史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一种愿望，标志着一个方向，只是一种不明智的雄心”。有质疑显然是正常的，但是不能因为质疑而否定布洛赫对历史学的贡献，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布洛赫对历史学的爱。也有人客观地对年鉴派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年鉴学派不是把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强调理论要为实践服务，他们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11］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历史研究更为科学化”。
［1］［2］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7页。
［3］［4］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1页。
［5］［6］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4页。
［7］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10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18页。
［9］王建华、董进泉，《历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31页。［10］同上。
［11］王建华、董进泉，《历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57页。
参考文献：
1、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
2、王建华、董进泉，《历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张和声，《马克·布洛赫及其史学思想》，《史林》1993年第4期。
4、王科，《马克·布洛赫“倒溯法”探析》，《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