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商

现代儒商（通用12篇）

现代儒商 篇1

早在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者、哲学家斯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就已承认在欧洲以外存在的更为夺目绚彩的文化中,儒家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21世纪的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中国孔子的智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汤恩比博士曾说,21世纪拯救人类的只有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大乘佛法。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和1993年世界宗教领袖们通过的《世界伦理宣言》中作为基本原则为各国所接受,成为普世共尊的行为观[1]。这些事实表明,儒家思想已在世界范围内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起着重要指导和积极的影响作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学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精神的形成,更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 儒商及儒商文化

儒商是指把“儒义”和“商利”相结合的商人,是把“儒”的伦理品质和“商”的职业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的活动主体。儒商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礼、智、信”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德”字。“生财有道,不以假乱真,不以次充好,‘逐什一之利’,‘童叟无欺’,以‘诚信为本’,而又能仗义疏财”是儒商行为的主要表现。儒商以成就“义以为上”、“富有四海”而又能“泽被天下”的“大商”视为自己立身处世的人格理想。

经济的繁荣发展,财富的获得并不是终点。市场经济是满足人类需求的经济,而儒(人需)本身就是对市场经济最好的诠释,儒学更是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科学指导。简单来看,儒商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是“德”与“财”的关系。儒学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有精辟的阐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由此可见:德为本,财为末也。儒家所倡导的思想道德规范,不仅仅是做人的基本原则,更是经商获利的重要准则。如“义”,以义取利。儒商主张“君子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中的“道”就是要讲正气、讲正义、讲堂堂正正。当一个企业能做到以仁存心、以义取利、以礼规范、以智明理、以信为誉、以俭持家,就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就做到了以德为本,这样的商家就叫“儒商”。这样的企业必定大有发展、能利益百姓、能长盛不衰。

不少学者将历史上徽商、晋商、浙商等儒商商帮的崛起,视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涌动的社会、经济动因,原因就是看到了他们主张私欲合理、工商皆本、实学实用、发展生产的实学思潮。清代中后期,山西人的票号开遍大半个中国,靠的就是诚信;纵观徽商的发展轨迹,坚持商业道德是其商业活动中普遍遵循的原则。徽商在经商之地,本无寸土之责,他们却对当地的公益事业不遗余力,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如置族田和义田、救济本族或家乡穷人、兴修水利、书院以及建桥修路、筑堤浚河、救灾赈荒,既赢得了当地官民的普遍赞扬,徽商的美誉也因此流传出去。“贸迁货集,市不二价”、“以信义著”、“以信义交易”、“与人交尚信义”等等,徽商要求商人自始至终讲求信义、崇尚信义,这些正是明清时期徽商能够在全国商界独领风骚数百年的重要原因。

2 当代市场经济潮流中儒商精神的缺失

众所周知,商业组织面临的最重要的公众就是顾客,商家与顾客的关系决不是一方盘剥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商家需要一种“宁可失利,不愿失义”的精神。如果一味地索取顾客,虽然能带来暂时的利益,但却抽掉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顾客的信赖是商业兴旺发达的源泉,而良好的商业道德正是这一源泉永不枯竭的保证。商业决策的伦理价值取向已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问题之一,商场中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现象屡见不鲜。

美国风险管理咨询公司Kroll在北京发布的《2011-2012年度全球反欺诈报告》显示,腐败行为成为东南亚地区企业最为担忧的问题之一。该报告是Kroll公司和《经济学人》信息部联合进行的,涵盖了全球范围内10个产业部门的1265位高管人士,其中亚太地区占27%。调查显示,2011年约有1/4的被调查企业遭受了现金、实物资产和库存盗窃或资讯盗窃的侵害。其中发生比率最高的欺诈行为包括卖方、供应商或采购欺诈(约占20%)、内部财务欺诈(约占19%)以及管理层利益冲突等,并且中国企业蒙受欺诈影响的所占比例为84%(仅次于非洲地区的85%)[2]。《中国经营报》头版文章“没有道德的市场经济能走多远?”一文指出,人们对于当代中国人道德滑坡担忧由来已久,大到几十亿上百亿元工程的腐败以及整个社会食品安全体系的溃败,小到街头巷尾老人跌倒该不该扶的争论[3]。招商银行(600036)(2011年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个人资产超千万元以上的人士中有60%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4]。据浙江一项统计表明,全省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家有24%已经办完移民手续,还有32%正在办理[5]。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人们在担心什么?是中国的自然环境,还是社会道德环境?

民众的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有人把这种残缺归结为当下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关于人的本性,东西方的先哲都有探索。我国古代有性善说和性恶说,中国人选择了孔孟之道,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西方民族则以宗教来信奉耶稣基督,有末日的审判来节制人们的欲望。但理性的发展与人的自然本性的要求有一个结合的度,超出这个度则走向反面。中国的孔孟之道后来变成僵化的封建礼仪,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欧洲则是宗教势力过于强大,哲学成了神学的奴婢。

我国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残缺所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人们在看到其带来明显物质成果时,似乎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市场经济学只是整个西方社会价值体系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忽视了西方传统文化中正义、公平、平等、民主、自由以至宗教信仰对市场经济利己主义的规范和纠偏。(尽管国外也存在着类似于英国《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风云那样、为了牟取商业利益公然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的事件)。

3 儒商文化和基本精神的现代意义及其践行

商人希望日进斗金,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古时候是道义道德,如今它有了新的意义———法治和契约。没有法治环境,没有契约精神,诚信也就无从谈起。失去了诚信,即使能一时赚得黄金,这样的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之林,也很值得怀疑。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感?从未见过今天这样的世风日下?社会各界对诚信失范、商业伦理道德迷途的叹惜,增强了我们寻取中国自身的本土资源的紧迫感与责任意识。时代呼唤儒商,儒商文化的发展迫切需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弘扬儒家精神,恪守其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研究探讨儒商及儒商精神、儒商文化,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十分有意义。

3.1 重新认识儒商文化的时代价值,弘扬儒商精神

有人认为,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小农社会、宗法制度基础之上的儒商文化,今天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众所周知,现代市场经济,已经是一个较为开放和发达的区域经济、国际经济和全球经济共存并茂的格局,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发达的科技,已经将地球距离变得“远在天涯,近在咫尺”。

古之先哲,今之达人,均将人的精神追求与物质创造相提并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儒商有着热切的社会关怀,儒商文化中所提倡的义利并重、“士魂”与“商才”并建的理想商人品格论思想为形塑现代经理人、培养仁智双彰的企业家后备队的理想人格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对重建诚信、和谐的商业道德秩序以及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产生重要的积极作用,对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的重塑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一种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无疑是精华与糟粕混杂,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儒商文化视为过时的无用之物,我们应“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儒家为人处世的根本准则。儒家的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信誉至上、顾客第一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儒商文化精神是商业活动之内生、原发的动力,也是现代和谐社会建构中的重要精神资源。重新检视传统儒商文化中所蕴涵的管理思想的精华、人性关怀的智慧,从而显发其现代转型意义。弘扬儒商精神,开掘传统儒商文化的现代意义与价值,重拾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让儒家文化中的精华福泽当代社会,对当今和谐社会建构的实践意义十分重大,这对社会规则、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3.2 力倡新型商业伦理,推进商道重建

儒义与商利二者并不矛盾,关键是要做到“见利思义”。有“日本企业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先生在其专著《论语与算盘》中指出,阐述为人之道的《论语》与追求经济利润的“算盘”看起来是相离、相反、相背的东西,但实为虽远犹近、相辅相成的;要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必须要靠正确的道理(仁义道德),不是这样而获得的成功是不能长久的。他还主张用儒学圣典《论语》来培养“士魂”,认为商才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那些偏离了道德的欺诈、瞒骗、浮华、轻佻等,只是卖弄小聪明而已,算不得真正的商才[6]。儒商是保证商业和谐、商业竞争有序化、合伦理化的重要力量,儒商文化是提供这种现实活动合伦理化的伦理基础。儒商的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义利并重等精神无疑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作家余秋雨的散文《信客》,讲述在交通不便的乡村,有一种在城乡间送信送物的私人职业———信客,相当于今天的邮递员。这种职业得以存在,全靠一个“信”字。一位勤勉了一辈子的老信客,因为裁了一窄条红绸,只能自觉地从乡人的视线中消失。诚信的实现,更多的时候是依赖个人的道德修为,绝非市场经济中必不可少的契约精神[7]。

我们要从传统儒商文化中创造性地转化出现代商人理想人格形塑的合理途径,促进商人或企业内部及其外部的和谐共生的互利双赢的商业生态秩序。以传统儒商精神引领、规范现代和谐商业伦理秩序的建构,将儒商文化与现代诚信式商业伦理的重建融合起来。发扬儒商文化精神,坚持儒商的“业‘商’而行‘儒’,为‘富’而行‘仁’,谋‘利’而取‘义’”核心价值观念,追求将“求‘利’的职业活动与向‘义’的伦理追求”高度统一的理想商人人格。主张社会各业“异业而同道”,提倡竞争有序的商业规则,创发互通有无的商业精神。实现自利利他、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成从“以利润为本”的传统商业向“以人为本”的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商业的转型,从而最终实现商业自身的和谐、商业社会的和谐、商业与自然的和谐。

3.3 推动儒商“与时俱进”,加快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

时代在进步,时代对儒商及其文化、精神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目标。儒商文化时代性的转型任务还远未完成,应当成为现代企业家们奋斗的目标之一。我们应当认清时代的要求,将传统儒商文化变革转换成现代新型的儒商文化。

(1)观念的转变。传统儒商与现代新型儒商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在文化知识、道德观念等方面仍延续着旧的传统,未能跟上时代和科技的发展。而后者既具有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活动的有关知识、智慧、眼光和文化素养,又具备与现代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品格和风范。其中核心的要素是观念问题,观念是支配人们品行的内在因素,从而显示出儒商群体的特质。

(2)儒商文化的传承。儒家文化是儒商文化的母体之一,但儒商文化又超出了儒家文化的范围,尤其是现代新型儒商文化,还包括了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产品文化、符号文化等诸多内容。并且传统儒商的制度文化是相对缺失的。因此,要重建儒商制度文化,保留传统儒商制度文化的合理因素,如德法并重、注重诚信、注重质量等,以及行规、店训等,尤其要重视德法兼治的传统,突出儒商管理特色。

(3)儒商文化的传承。传承和弘扬儒商行为文化,儒商以德经商、以智经商和以儒经商的行为文化包含了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精华。无论是诚实守信、童叟无欺的经营行为,还是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或是急公好义、扶贫助学的社会责任,儒商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人们面前展现了儒商人格的无穷魅力。

3.4 增进商会与企业的交流及资源整合,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商会是古已有之的民间社会组织之一,在我国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民间异地商会如雨后春笋,作为商会主体的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然而,与公有经济的贡献相比,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社会文化观念上,民营企业、私人经济仍处于一种边缘状态。长期以来受到市场准入、融资环境和法制保障等多方面的牵扯和压制,现实中的多数私企生存条件很差,甚至举步维艰,致使一些企业家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经营与政府的关系上。其后果或助长钱权交易、加剧腐败,或企业长不大、多数私人企业的生命周期很短。因此,加快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迫在眉睫。(1)不断提高对商会在经济社会发展及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地位的认识,积极营造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加强民营企业家的培养。(2)多渠道、多形式地分享世界各地华商精英、政商领袖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华商发展的睿智见解和宝贵经验,更新观念,寻找差距,开阔眼界,寻找商机,广交朋友、拓展商脉。(3)挖掘传统社会涵养中的儒商文化理念对于现代儒商理想人格的构建的可能性途径。(4)深入探讨儒商、儒商精神及儒商文化,开展如儒商文化对商业文明的提升、当代中国商会发展与创新社会管理、商业文明如何引领城市发展、当代商会的管理、商会品牌塑造与竞争力提升及创新商会发展模式等课题的研讨。促进我国乃至世界各地商会的合作和发展,弘扬儒商文化,凝聚民族精神。

从徽商、晋商、浙商等以地域经济文化为标识的传统儒商,到近代以爱国主义、实业救国为特征的近代儒商,再到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以现代道德科技为武装的现代新型儒商,涌现了一批批德高望重的儒商人物,流传着一个个千古流芳的儒商故事。当代中国的今天,尤其需要有理想、有信仰、有道德、有规范的商业家和企业家、金融家,时代呼唤新儒商,社会需要新儒商。让我们牢记明清商帮提倡的“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布人间”的大商精神,以“仁义”和“诚信”为核心价值取向,将儒家思想及其道德价值观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思想基础,加强儒学和现代社会经济的联系,在促进现代商会发展的同时,使儒商精神能够更好地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服务经济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A].余英时文集第三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31-232.

[2]浦铖杰.美研究称腐败行为困扰东南亚企业[EB/OL].大公网讯、中新财经北京,2011-10-19.

[3]张曙光.没有道德的市场经济能走多远?[N].中国经营报——中国经营网,2011-10-29.

[4]上海交易所.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R].2012-03-29.

[5]河北新闻网(来源:中经营报)[EB/OL].http://www.hebnews.cn2011-10-22.

[6][日]涩泽容一《.论语》与算盘[M].刘唤,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3-4.

[7]余秋雨.信客[A].秋雨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160-165.

现代儒商 篇2

片名：儒商

片长：20集

时间：1993年

组织：湖北省委宣传部

摄制单位：国家科委（火炬办）、中央电视台影视部、武汉电视艺术中心

主创人员

编剧：胡大楚

导演：巴特尔

摄像：刘书宁

美术设计：刘阳

演员名单

赵有亮

黄梅莹

吴 冕

奇梦石

刘冠雄

故事梗概

某市科研所工程师宁安不满自己的数显数控项目得不到所里的重视，毅然同意机床厂总工程师邱子希的邀请来到了机床厂。但不久发现在自己的立项报告书中第 一立项人成了邱子希。他愤然辞职回到了母校理工学院，在院长孙一平的支持下成立了“三A”公司。宁安妻子冯茹也是机床厂的工程师，但苦于无法实现自己的理 想，同时由于宁安的助手李如意对宁安产生的恋情，使她与宁安之间产生裂痕，于是到了特区，成为一个中外合资公司的中方经理，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赵志德，一位老工程师，在改革的大潮中，不安于寂寞，带着自己的项目来到山区，不幸被人行骗，空空一身回到城里。“三A”公司给了他新的生命。

李如意这个现代型知识分子，抓住改革的机运，率先成为一个个体科技老板，展现了新一代强烈的生存意识。

所获奖项

1993年第三届“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

一、儒商集团简介

儒商集团是横跨美国纽约、日本东京、中国香港及中国上海的跨国性金融投资、儒商文化产业化集团，讲究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二、儒商集团主席——陈泰仁先生

世界

国际儒商联会会长

国际儒商集团总裁

日本对华经济技术促进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

中华儒商联合会中国区荣誉主席

国际儒商领袖俱乐部

上海

上海儒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儒商集团发展简史

2002年12月2日

第四届国际儒商大会在上海召开。2003年3月

上海儒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2005年3月16日

国际儒商联会在香港正式成立。

2009年

美国某投资集团更名RUESHANG INTERNATIONAL GROUP INC.国际儒商集团在美 国纽约挂牌成立。

2010年

国际儒商领袖俱乐部从原先沙龙组织正式在香港注册挂牌。2010年

创儒商文化，建设现代和谐商业 篇3

正因为我国经济伦理道德的“先天不足”，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向前人可借鉴吸收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很少，也就造成了一些人认为“办企业搞经济不需要道德”的误解，一些个别企业缺乏道德自我约束，出现了在“德”与“利”价值取向上的偏颇。有的企业“重利”“轻德”；有的企业“重利”“失德”，甚至搞“惟利是图”，以至于社会上屡屡出现“假种子”、“假药”、“假酒”、“假名牌箱包”等假商品案，其中也包括一些“矿难”；有的企业违背政治伦理道德，生产“精神毒品”藏污纳垢，毒害社会；还有近几年出现的“传销”之类的“经济邪教”，其危害也不可低估。对此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并通过行政的、法律的手段予以纠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从源头抓起，从企业自我约束做起，从企业“自我修养”做起，而这个“自我约束”和“自我修养”的动力就是经济伦理道德，即企业道德。因此，社会呼唤道德，企业需要道德。要重塑经济道德体系在企业中的支配地位。

学习继承儒家思想中“仁”的道德理念，确立“仁德立业”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

“仁”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有着广泛和永恒的适用性。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把“仁”看成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标准，并且认为，它是决定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仁者爱人”是为“仁”的思想核心，孔子对其赋予了多层含义：

指尊重别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自己想做而能做的事情，才可以要求别人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不要强加于人，这才是真正地尊重别人。

指“爱贤人”，举贤任能。孔子指出：“近不失亲，远不失举”，“以贤举，义也”。能否做到“任人为贤”是衡量“仁爱”的重要标准。

指“泛爱众”。孔子倡导“爱民、惠民、富民”。只有你做到爱民、惠民、富民了，人民群众才会拥护你、尊重你、支持你。

指“以礼教民”，反对“不教而杀”，动责就惩罚的做法。孔子倡导从“廉耻教育开始”，让人们懂得廉耻。

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来说，同样需要倡导“尊重他人”，提倡“互利”、“互惠”的竞争原则。一方面要“己欲立”、“己欲达”，敢于追求企业的正当利益，如果“视金如土”不讲功利，经济就会停滞，社会也无法进步。另一方面要反对“惟利是图”的恶性竞争，做到“立人”、“达人”，在竞争中讲公平、讲道德，不能以损害别人为代价获取一己之利。据此认知，我们确立以“仁德立业”作为经济伦理道德的观念，即企业道德的观念，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学习继承儒家思想中“义”的道德观念。确定“以义取利”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

“义利”观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见利思义”、“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在这里所说的“义”，其含义是指“道义”。“道”，泛指天地之道，无论是人们共同遵守的“德”，还是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都在“道义”之中。因此，后人又常常把“仁”与“义”联系在一起，即“仁义”。凡是不符合“仁德”的事情，都是“义”所不允许的；凡是“己所不欲”的事情，强加于人，也是“义”所不容的。作为现代社会的企业，完全需要把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作为规范企业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境界，摒弃“奸商”意识，反对斩顾客、坑客户的极端利已主义，做到不义之事不去做，不义之财不去取。

学习继承儒家思想中“信”的道德理念，确立“诚信立商”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

“信”是儒家思想要求的最起码的人格道德。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管子·枢言》中讲到：“诚心者，天下之结也”。孔子把失信的人看成是无知的人，办不成大事的人；而把守信者看成是能够结交天下的君子。在古代，诚信是以“物信”开始的，也就是来源于人们的“借物”和“以物易物”活动，然后推而广之到“言信”，从而发展为人格道德。诚实守信，不仅是古代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格标准，也是我们现代社会开展经济活动的必要思想基础，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乃至经济活动，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现在人们已把“诚招天下客，信纳万家财”接受为企业的经营理念，以“信誉”为媒介，作为经营手段的活动越来越被广泛使用。但是，也必须看到“信誉危急”仍潜存于一些经营活动当中，一些个别企业的信誉度不高，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自身发展。

学习继承儒家思想中“和”的道德理念，确立“和气生财”、“普遍和谐”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

儒家思想积极倡导“和”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意义，并把它提升为“和为本”、“和为美”、“和为贵”来赞誉，并且赋予多方面的意蕴。

首先，指“中则和”。《礼记·中庸》讲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住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中合”就是讲究适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采取协调兼顾、一视同仁的态度来处理。

其次，指“和为贵”，把“和”作为解决矛盾的上策，营造稳定、互利互惠的人际关系。孔子倡导：“和为贵，忍为高”。人要有包容的思想，“和则两利，仇则两伤”、“退一步海阔天空”等，这些作为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态度，在现实具有积极意义。

再次，有“普遍和谐”的意蕴。它包括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自身内外的和谐。孔子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也就是说：天地运行，百物生长，都是自然和谐运行；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孔子强调人要“知天命”，做什么事情都要符合自然规律，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关于人与人的和谐，儒家思想主张：遵从“天道”，强调人要以“修身”为本，“为仁由己，其由人乎”，以现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美好愿望。因此，“普遍和谐”的思想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提出，无疑是对现代社会有其正面价值，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和社会的美好前景。同时我们也应该把“和气生财”纳入经济伦理道德内容，以倡导企业开展良性竞争与合作，反对社会上流行的“商场如战场”等耸人听闻的过激口号。竞争中应“化敌为友”、“化对手为协作伙伴”，建立起广泛团结、协作的内外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就是市场，就是财富之源，就是儒家思想对“和”所揭示的共存性和开放性的道德价值所在。

学习继承儒家思想中“真”、“善”、“美”的道德理念，确立符合现代社会价值的“真”、“善”、“美”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

儒家思想对“真”、“善”、“美”的阐述是以“善”为轴心，对人格道德进行了高度的凝括。其中，把“善”作为人格的第一要义，为君子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规定。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中庸》讲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总之，“善”不仅是理想人格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

“真”是儒家思想中理想人格的又一基本要素。“善、信”两个观念则是“真”的具体表现。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认为“善”与“信”真实地存在于人。除此，儒家思想还把“真”上升到“天道”的高度来认识，这里的“天道”是指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是最客观的真实。

“美”，在儒家思想里认为：理想人格的“美”是“善”的，是本质与表现形式的和谐统一。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质”是指素质或内在的气质，即“文质文饰”的外在体现。我们现在学习继承儒家思想中的“真”、“善”、“美”，应注入现代科技知识和现代社会对其认识的内涵，使之成为企业遵守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的又一内容。

当然，我们学习和继承儒家思想，不仅仅局限于以上这些观点，比如：还有“礼”、“智”、“孝”等方面。我们学习和继承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也不仅仅固守在原始的层面上，而是要结合现代社会，特别是企业的实际，进行新的思想创新，继承儒商文化，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创造现代和谐社会。

儒商文化与现代和谐社会之建构 篇4

关键词：儒商,和谐社会,经济伦理

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儒商文化进行批判继承,重视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意义,尤其是儒商文化中所蕴涵的“义利并重”、“士魂”与“商才”并建的理想商人品格论思想,因为这对诚信、和谐的商业道德秩序的重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学界有不少学者对儒商文化及其现实意义作了有意义的探讨。然而,大多数论者基本上停留在同一层面上,缺少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意义的研究视角,基本上没有与现代和谐社会之建构相关的系统研究。这是儒商文化研究中的重大理论缺失,与儒商文化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相称的。鉴于笔者已对“儒商”作了“正名”的工作,[1](P120-124)本文则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讨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意义。

一、儒商文化及其现代性意义

只有重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因素,并以一定的有效机制,站在一定的视角,用心涵养培植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根芽”,我们才能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成份与合理性因子,进而接近并达到笔者所主张的“接植传统,救治时弊,滋润心灵”之学术期待。当然,这也是传统文化工作者、爱好者、亲近者所应有的自觉与自识。对于作为传统文化重要一环的儒商文化,研究者也应该具有这样的自觉与自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实业上有“亚洲四小龙”的商业崛起,理论上前有马克斯·韦伯,后有对“韦伯问题”进行回应的学人们对工商业与社会文化、宗教伦理之间关系的学理探讨,使得1980年代以后更多的学人将研究的视野投注到东方文化与工商业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入研讨上。其表现的核心内涵之一,即是对于传统商业文化、商业伦理精神的反省。在这一精深研究领域内,重要的代表性研究者,一个是钱穆先生的高足、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美国学者余英时先生,另一个是现代新儒学第三代领军人物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

下文先对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韦伯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之有效性及局限性作一解析,包括对有“日本实业之父”、“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之称的涩泽容一(1840-1931)的“论语+算盘”的分析模式进行评断,以呈现论述的“问题域”;再对余英时、杜维明二位先生的相关论述进行剖析评判,主要分析杜先生的相关见解,以展示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的“问题意识”及其突破的可能途径。

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者斯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就已承认欧洲以外存在着形形色色较欧洲更绚丽的文化,而在诸多夺目绚彩的文化中,儒家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1905年,马克斯·韦伯撰就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10年后再出版另一影响后世达数十年之久的大作《儒教与道教》,[3]韦伯在上述著作中提出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命题,即认为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缺乏包含与西方新教伦理相近的精神,因而不会产生近代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精神动源只能产生于西方社会中的新教伦理的俗世追求与救赎意向,东方社会不会催生类似的精神,更不会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类型的现代先进社会。韦伯提出的问题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并未在当时产生,而是在半个世纪以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大陆经济的腾飞,世人开始热论东方儒商文化,注意到儒家伦理的积极功用。人们开始追问:在西方资本主义未进入中国之前,传统宗教伦理对于本土自发的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其具体的内容又是什么?经济伦理的文化根源如何探究?美国学者余英时、杜维明二位先生围绕这些相关问题,发掘传统资源,重新审视现代社会。余英时先生撰写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精神》、《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等专论,力图探讨此类问题,并对所谓的“韦伯问题”予以解答。[4]因笔者将另文详释余先生之观点,而且前述为儒商“正名”之文已有相关引述,故此处只点出而不再赘论。本文将以主要绍述杜维明先生的相关论述,来回应二先生的贡献。

二、杜维明先生开出的问题域及其突破的可能途径

杜维明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被赞誉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20世纪70年代以来,杜维明开始关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发表《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著述,探讨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之间的关系。杜维明先生在他1984年的撰文中认为,韦伯提出的问题值得探讨,因为他指出,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把资本主义带动起来,主要是因为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是与现实世界取得妥协,不像基督教文明是和现实脱离,要征服世界,转变世界。所以儒家没有发生很大的动力。总的来看,1980年代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工业文明:一是美国和西欧,二是苏联和东欧,再就是工业东亚。其中,“工业东亚发展的模式和西方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以前受儒家文化或儒教影响非常大的社会出现”。[5](P534)工业东亚在50年代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而兴起的,但到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已经成为一股独具特色的力量。就其特质而论,“工业东亚与古典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有距离”,[5](P537)虽说可以界定为一种“信赖社会”,但这并不是说东亚社会比较讲信用。“信用”和“信赖”两词虽有相通之处,但前者的意涵更为广泛,而杜先生可能更想突出的是“信赖”一词之重人际关系、人情之运作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内涵。

杜先生对儒学的社会动力作用表示谨慎地肯定,并作了双向度的区分,他说:“儒学是一种可以转化政治、社会道德的精神泉源。可是,儒家有它内在的矛盾性,这可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整个东亚文明,尤其是中国的儒者,都是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即政治道德化。但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文化却往往表现出儒家政治化:政权势力利用儒家的力量来维系,不让社会有动力,只求安定和平,但不发展。所以,忠孝节义这些观念都用以维持其政权。这两股力量在中国大陆和东亚的政治文化上互相撞击、冲突。”[5](P538)杜维明先生将中国大陆和东亚社会区分开来,因此区分出“海外发展的企业精神”与“在中国大陆上受政治文化影响而无法发展的企业精神”两种儒家经济伦理形态。他进一步探问:“同样接受儒家文化的传统,为什么中国大陆和东亚社会在表现模式上完全不同?可能是大陆受苏联社会制度影响,东亚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但从文化心理结构来看,中国大陆所以特别注重政治安定、等级制度,这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带领出来的。”[5](P538)中国本土以“政治化儒家”为底色的文化氛围营造不出一种物质动力。而从中国儒家文化浸染中走出的华侨,却以不同的方式创发了一种“精神动源”:“相反地,东亚的华侨受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有一些内在精神动源,离开了政治化儒家的环境,反而可以发生很大作用。”[5](P538)

杜先生将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新兴工业社会与中国大陆界划为截然两个论域的看法,以及将“政治化的儒家”与商业导向的儒家文化区分开来并仅视后者为新的“精神动源”,现在看来,仍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这不仅因为杜先生之前既已有相关区分,而且这样的区分同样会遭到来自正反两方面的批评。就杜先生之前的相关研究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和日本的学者都不乏有将东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概括为“东亚模式”的。如美国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恩在《1979年及其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指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皆受儒家传统影响,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是“新儒教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卡恩是第一个明确揭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与儒家传统有内在联系的学者。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在1983年提出了“两型现代化”理论,认为当今世界有两种现代化,一种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另一种则是“东亚模式”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根源在基督教,而东亚现代化的根源则在儒家。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指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功应居首。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企业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大内在考察了日本管理的成功之处后,认为对于这种源于中国的管理,“我们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够将它与我们自己的组织形式进行对比,并了解我们的环境内还欠缺什么东西”。尽管杜维明先生与诸学者论述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模式有异,但面对的都是东亚社会及受传统儒商文化影响地区的工业新兴成就,其“问题意识”、很多相关论域是相同的,对于我们现在所论述的“儒商文化与现代和谐社会之建构”的论题有诸多相同的启迪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杜先生提出的问题,即“同样接受儒家文化的传统,为什么中国大陆和东亚社会在表现模式上完全不同”,虽时过近30年,仍可以有新向度探讨的可能。而且,当时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的形势变化,尚未展示于杜先生的理论视野;1990年代中国“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21世纪起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提出以后,中国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经济、文化革新、社会面貌等都有远超1980年代初的良好形势。然而,杜先生提请学界注意“儒家工业区”、“亚洲工业地区”独特的“新兴经济伦理”,“深扣”其中所包蕴的“提倡忠于职守的集体合作,要求政府协助指导,反对惟利是图的心理,注意节约、修身、自律之类的人格修养”[5](P514)方面的内容,则是深具远见卓识之论。

更可注意者,杜先生认为,没有任何经济条件、在中国社会受到最大歧视的人到海外经商,赚钱养家,其动力之源,“有的来自家族观念、个人修身,有的来自三国演义、岳飞的故事,都与儒家文化思想有关”。[5](P538)其实,杜先生在此指出的是一种海外涉险经商之动力,其来源大概可略释为:(1)传统家族观念;(2)儒家个人修身;(3)儒家忠义观念影响下的通俗文学读物。而这三类都与儒家文化思想有关。笔者认为,这三类还可引申解释为儒商文化之影响。

以下先将这种引申之义略述之,以期转化杜先生等人开出的问题意识,从理论上寻取突破之途,并初步展开笔者的一得之见。下文再将结合现代社会的伟大实践,以彰显此一主题所可能蕴涵的社会实践意义。

第一,传统家族观念之影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商人数增加,受商业影响、对经营持包容情怀的人数亦随之增加。传统安土重迁、独重五伦的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异动”,像执明清商界之牛耳达数百年之久的徽商与晋商两大商帮,史籍中就流传着不少关于他们建立会馆、崇拜关公、结交“相与”等方面的记载,这是对传统“义”观念的突破,也延展了传统的兄弟、朋友等伦理观念的内涵。可以说,尤其是在商品经济获得大发展的明清之际,传统重农抑商观念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松动。这首先体现在传统“农本商末”主导下的“本末观”的变化,由原来的“农桑皆本”观念转变为黄宗羲主张的“工商皆本”,实现了新的价值观的创立,突破了传统价值观念,这是中国社会迈入近代的先声。[6]不难理解,万历《徽州府志》中何以多有“本富者少”、“末富者多”、“贾而好儒”之类关于社会风气异动的新“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解读时代信息的密码,是理解那个时代的金钥匙。

第二,儒商重视个人修身。儒商文化之核心内容之一,即是十分重视人力资本在经商中的作用。像明清商帮中“顶身股”做法的盛行,说明当时商界对有相当德性修养及一定工作能力的人力资本的重视,也说明了当时的儒商已成功地探讨出将“出人”与“出资”相结合的合股经营模式。儒家将修身视为学问的根本,“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成就自己完美人格的德性修养实现的同时,也同时实现了“开物成务”的世间承担。儒家天然地就具备应世、面世、积极入世的品格,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包容、涵化了儒商文化之内涵。在儒商文化体系中,“本体”与“功夫”合一,“学问”与“事功”不二,“成己”与“成物”一致,“正德”与“利用”、“厚生”并行,德性熏陶与经世济民合途。尤其是明清转型时期的儒商,更是将宋明理学应用到商业领域。儒商以成就“义以为上”、“富有四海”而又能“泽被天下”的“大商”视为自己立身处世的人格理想。当前不少学者将徽商等儒商商帮的崛起视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涌动的社会、经济动因,主要也是看到了他们在当时和随后有力地促成了的主张私欲合理、工商皆本、实学实用、发展生产的实学思潮。

第三,反映儒家忠义观的通俗文学,包括《三国演义》、岳飞传等浅显易懂,易入市井细民之心,其中敷演的刘、关、张“桃园结义”、岳飞“精忠报国”等故事,常常被儒商们称引,以为做人经商的道德榜样,这些屡见于文人碑、版、状、志、书类著述中的现象,就很好地说明了传统社会中儒商之经商即做人、义以为上、以义导和等和谐人际关系及和谐商贸关系中的商业伦理精神。通俗文学的受众和作者数量急剧膨胀,“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7](P30)以至像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二拍”类也是“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8]像阐扬忠义的《水浒传》,即被名士拔至高标。李贽将《西厢记》与之并推为“古今至文”,“公安派”袁宏道则把《水浒传》置于《史记》之上。明人王世贞、冯梦龙虽均有“四大奇书”之说,其它三者有别,但都共推《水浒传》不疑,亦可见《水浒传》在“农工商贩”中入人心之深。

三、构建和谐社会与儒商文化理念的现代转型

尽管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其内涵又极其深邃宽广,但其中的文化建设及其所应采用的合理化途径,却和儒商文化理念的现代转型问题紧密相关。如果将上述杜维明先生著述所转化的“问题意识”进一步推论,则不难引向现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的实践意义上来。据笔者初步研究,至少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探讨二者的结合点。

首先,从宏观着眼,要重视商道重建,力倡新型商业伦理精神的创立。以传统儒商精神引领、范导、转生现代和谐商业伦理秩序的建构,将儒商文化与现代诚信式商业伦理的重建融合起来。笔者曾撰文指出:“儒商的核心价值观念即是业‘商’而行‘儒’,为‘富’而行‘仁’,谋‘利’而取‘义’,将求‘利’的职业活动与向‘义’的伦理追求高度统一的一种商人理想人格。儒商商业行为的最主要表现,即是生财有道,不以假乱真,不以次充好,‘逐什一之利’,‘童叟无欺’,以‘诚信为本’,而又能仗义疏财。”[1]可见,儒商是保证商业和谐、商业竞争有序化、合伦理化的重要力量,儒商文化是提供这种现实活动合伦理化的伦理基础。因此,从切于民用着眼,主张社会各业“异业而同道”,提倡竞争有序的商业规则,创发互通有无的商业精神,应是现代商贸大发展社会所十分重视的方面。商与士、农、工等之间的社会关系应融洽一致,一体同心,共同为国民经济服务。

同时,社会上流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说法,亦应从“两型社会”建设的角度重新解读。就“无商不活”而论,不仅从中可以解读出商人与商业的作用,而且可以审读出商业在成就很多人发财致富、用世有为理想方面的作用。从和谐社会建构的角度而论,发扬儒商文化精神,还要批评在“商”而不行“仁”的行为,以社会“公益”为重,以诚信立商。这实是将经商与“行仁”进行高度统一,使成才理想与成功理念高度统一。儒商“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义利并重”,仁智双彰,谋利而又重义,无疑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重大事件中,也可见真正儒商的义举,他们在社会救济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从传统儒商文化中创造性地转化出现代商人理想人格形塑的合理途径,促进商品生产者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和谐共生的商业生态秩序。社会各界包括学界对诚信失范、商业伦理迷途的叹惜增强了我们寻取中国自身的本土资源的紧迫感与责任意识,力图用批判反思、双向互动方式对传统儒商文化精神进行涵容后的理论成果反哺现代社会。现代“知本家”理想人格的型塑及其成功的事例,(1)让我们一再回望并试图挖掘传统社会涵养出来的儒商文化理念对于现代儒商理想人格的构建的可能性途径。儒商有着热切的社会关怀,他们在社会救济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商“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义利并重”,仁智双彰,谋利而又重义,无疑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又为型塑现代经理人后备队的理想人格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有着“日本实业之父”之称的涩泽容一,主张用儒学圣典《论语》来培养“士魂”和“商才”,认为“商才原本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偏离了道德的诈骗、浮华、轻佻等,只是卖弄小聪明而已,算不得真正的商才。因此,商才不能离开道德,商才可由探究道德的《论语》来养成”。[9](P4)尽管涩泽容一提倡的“士魂”主要是“大和魂”、“武士魂”,而他关于“商才”的界定也主要指道德修养方面,这些都是可以再讨论的,或者说都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如果结合中国传统商帮尤其是明清商帮如徽商、晋商等对“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布人间”之“大商”精神的提倡,这一提法就可以转生出鲜明的时代意义,同时还会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像徽商的经营之道就可以体现“士魂”与“商才”合一的内涵。徽商经营之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讲求商业道德,争取广大顾客;(2)把握市场信息,采取灵活的经营策略;(3)广结各方良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4)善于用人尽材,建立和谐的内部环境;(5)热心公益事业,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10](P422-432)徽商之所以形成这样高明的经营艺术,主要得益于其“贾而好儒”的历史经验和精明强干的商业实战经验。前者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提升了其商业伦理观念,强化的是“士魂”的重要性;后者则大大磨砺造就了“商才”。

商业经营中,要从“逐什一之利”、“富而为仁”等层面,寻取人格理想之建立、人格和谐之实现的合理化模式;还宜从终身雇佣模式中探寻新的员工归属感建立的新途径,增强员工“业荣与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并从传统义商廉贾、关公崇拜、财神信仰中提炼企业理念,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尤其要重视商品交换中买卖双方的和谐,在公平互利、自由竞争、机会均等、信用互助、友爱基础之上建立互利双赢的商业生态系统,实现自利利他、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成从“以利润为本”的传统商业向“以人为本”的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商业的转型,从而最终实现商业自身的和谐、商业社会的和谐、商业与自然的和谐。[11]

我国正在推进“和谐社会之建构”这一伟大的系统工程,弘扬儒商精神,开掘传统儒商文化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当是这一伟大工程中的必要内涵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工商业及其从业者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重塑“义利并重”、“士魂”与“商才”并建的商人品格,重建诚信、和谐的商业道德秩序,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的实践努力。

我们初步认为,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离不开儒商文化理念创造性转化的优秀理论成果的借鉴意义;同时,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经验的总结与升华,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传统儒商文化研究的“问题域”及“问题意识”。从当前的儒商文化研究现状而论,第一步的工作也许是更为基本和紧要的,由此重新检视传统儒商文化中所蕴涵的管理思想的精华、人文关怀的智慧,从而显发其现代转型意义。

四、结语

由上所述儒商文化创造转化的“问题意识”可推知,只要运用合理、涵化得当,这些以“以人为本”、“和谐为贵”、“仁爱为上”为底色的传统儒商文化的问题意识,必然可以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从而彰显其所蕴涵的社会实践意义。

以儒学的内圣外王、天人合一、道德主体等精神为特征的东亚人文意识,尤其是其已陶铸的儒商文化,对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的重塑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接着余英时、杜维明等学人的问题,追问儒家伦理与儒商文化对现代商业活动有无影响?在儒商文化的演进史中能否找到其背后的商业诱因?其具体内容又如何?

儒商文化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史上最富吸引力的领域,儒商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理念对现代商业文化的重建有着重要影响。儒商文化与现代和谐社会之建构,是儒商文化现代转型研究的重要一环。儒商文化理念及其现代转型的研究,基础在于儒商文化理念的系统性展开上,但关键是其现代转型。

当今弘扬儒商精神,不仅要着眼于儒商文化的思想梳理,而且要着眼于培养仁智双彰的现代经理阶层后备队理想人格的初步生成,及其对于建构和谐社会之积极功用。长期以来,财经类院校学生对儒商文化没有系统的了解,不仅大大限制了学生对自我未来形象认知的最终完成,也无意间成为了他们在自我全面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瓶颈”。如果能在儒商文化与现代经理阶层的培养上找到一个合适的接契点,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儒商文化理念的现代转型对学生进行尽可能的熏陶,或许能避免这种负面影响的继续存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我们还看到传统地方商帮对地方经济腾飞所起到的龙头作用,尤其是明清十大商帮对地方经济、社会文教事业等方面的贡献,确实还可以在现代社会引发其“对接”的效应。1999年为庆祝孔子诞辰2550周年,山东济宁召开了“儒商与21世纪”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这次会议的主题鲜明,但引发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商界的影响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次会议召开后的近十年间,部分地区在儒商文化的实际弘扬方面有了进步。2008年,武汉润民儒学企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民间儒商力量在武汉黄陂区创办了子贡书院,以求弘扬儒商文化精神。用子贡书院院长陆声俊的话来说,就是“只为点化所有被障蔽的道德良知,使人自觉认知祖宗的道统灵魂,从此开始爱己爱人,大家共同促成家庭和睦、企业精进、社会和谐、民族昌盛、国家政治清泰民安”。[12]陆先生之论,点出了和谐内涵,也从不同层面的社会网络中对儒商作了社会定位,题旨鲜明,社会关怀感十分显著。

坚持儒商文化构筑诚信烟草 篇5

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和传统美德，包括经商的道德规范。儒商可以说是经商者的最高境界。诚信是中华儒商文化的真谛。儒商要义就是“义利兼顾”。在今天说来，新儒商必定是在办企业中既讲求经济效益，又同时讲求社会效益；既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又对社会诚实守信。“法”与“德”二者不偏废，“义”与“利”二者可兼得。

毋庸讳言，现阶段存在种种商业活动中的不诚信现象。在烟草行业，诸如企业之间随意拖欠“两烟”货款、个别企业与行业外勾结倒买倒卖牟取暴利、个别企业超产瞒产甚至制假、个别烟区随意降低或提高烟叶等级、个别企业虚报统计数字骗取荣誉和利益，等等。

弘扬儒商文化，做新时代儒商 篇6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儒商 社会责任 传承弘扬

一、儒商文化概述

儒商是指受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和优秀的经营才能，把“儒义”和“商利”相结合的商人，是把“儒”的伦理品质和“商”的职业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的活动主体。

我国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对商业道德的研究，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我国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创立了比较先进的商业道德规范体系，如“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求利”“义利合一”等观念。这些理念将道德与商业经营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有了以晋商为代表的“以义制利”的商派。事实上，这些理念已经将道德上升到管理的高度。

二、儒商文化现实意义

（1）儒商文化的“义利统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儒家文化中“以义生利”“见利思义”等“义利统一”的思想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利益经济，也是道德经济；不仅是竞争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它可以促进企业诚信经营、遵纪守法，还能够约束企业的行为，促使企业经营理念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企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利润是企业的直接驱动力，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企业应“取之有道”，以合法的渠道获取利润。儒家思想对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建立市场诚信机制都有巨大作用。

（2）儒商文化有利于防范企业道德风险。

儒家思想提倡“义利统一”的核心价值观。“仁”可以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理念，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义”的准则要求董事会、经理层在讲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做到“义利统一”，营造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树立“义”“利”统一观，遵循“先义后利”“以义求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价值准则，宣扬“重义轻利”的精神，有利于防范道德风险。

（3）儒商文化思想有利于企业树立以消费为导向的观念。

儒家提倡“民本”思想，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消费者、利润和企业的关系。消费者处于首要地位，先滿足了顾客的需求，商家才能获取利润，有了利润企业才能得以生存。当今社会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尊重消费者是企业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企业只有尊重顾客，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谋求更好的发展。

三、现代儒商必须具备的素质

时代的变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对企业家的素质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时代呼唤新的儒商精神。现代儒商除了应该具有传统的儒商精神外，还应当具备以下素质：

（1）勇于创新，锐意进取。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企业而言，创新也是其不断发展进步的源泉。市场在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新产品层出不穷。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和特色，最终很难摆脱被淘汰的命运。只有不断创新，开拓进取，才能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从而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

（2）准确判断，抢抓机遇。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一些优秀的、资金雄厚的企业而言，意味着一次扩大市场份额的大好机遇。经营良好的企业可以趁机购买相关联或者有战略意义的企业。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企业家必须要具有足够敏锐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准确判断投资方向和价值，做出准确的决策。

（3）居安思危，善于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和固有规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市场竞争。一个企业必须正确认识市场竞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会竞争，还要善于竞争，做优秀的现代儒商。

（4）感恩社会，承担责任。

虽然企业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获得利润，但是其发展离不开社会，因此不可以唯利是图。富有儒商精神的企业家会将服务社会铭记于心，富有社会责任感。近些年来，在我国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中，特别是在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中，以中国“首善”陈光标为代表的当代儒商慷慨解囊，不仅为灾区捐钱捐物，还身体力行，亲临灾区帮助救灾。这些先进典型，彰显了一个新时代儒商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精神。

四、儒商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社会在进步，时代对儒商及其文化、精神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目标。我们应当认清时代的要求，将传统儒商文化变革转换成现代新型的儒商文化。

（1）观念的转变。传统儒商与现代新型儒商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在文化知识、道德观念等方面仍延续着旧的传统，未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而后者既具有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活动的有关知识、智慧、眼光和文化素养，又具备与现代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品格和风范。

（2）儒商文化的传承。儒家文化是儒商文化的母体之一，但儒商文化又超出了儒家文化的范围，尤其是现代新型儒商文化，还包括了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产品文化等诸多内容，并且传统儒商的制度文化是相对缺失的。因此，要重建儒商制度文化，保留传统儒商制度文化的合理因素，如德法并重、注重诚信、注重质量等，尤其要重视德法兼治的传统，突出儒商管理特色。

（3）儒商文化的弘扬。儒商以德经商、以智经商和以儒经商的行为文化包含了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精华。无论是诚实守信、童叟无欺的经营行为，还是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或是急公好义、扶贫助学的社会责任，儒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人们面前展现了其人格的无穷魅力。因此，要将儒商文化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将其弘扬创新。

总之，儒商精神有利于规范经营者的行为，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保证市场经济的秩序。儒商精神可以融入企业文化，促进企业良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做贡献。

参考文献：

[1]陈晓艳.乱世兴国：寻找失落的儒商道德秘籍[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

[2]王艳，王瑞辉.当代市场经济潮流中儒商精神的缺失与儒商文化的现代意义及其践行[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33（3）.

[3]丰乐明，王飞.用儒商精神构建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基础[J].经营与管理，2011（16）

现代儒商 篇7

在国内众多管理咨询专家中, 王希苏的经历有些特殊:

中山大学比较文学博士, 哈佛大学比较文化博士后, 麻省理工学院MBA;

英国联合利华中国投资顾问, 英国凯尔顿电气国际亚太区董事, 香港中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裁, 受聘在清华、北大、人大等6所大学教授MBA和EMBA课程;

现在, 是北京塔伦特坞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创办者。

从文学到文化, 再到企业管理;从国内到国外, 再回到国内;从学界到企业界, 再到自己创业, 这其中, 有很多东西值得与读者分享。

为此, 4月2日, 记者采访了王希苏。

记者:您在国外待过很长时间, 您认为国内和欧美国家相比, 在企业文化上有什么不同之处?

王希苏:我在三个“世界500强”企业中工作过, 给几十个国际大公司做过咨询和培训。我的体会是, 这些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能够落实, 化为每个人的行为。我国企业文化建设起步较晚, 重视它还是这几年的事。大多数企业只是应景, 照葫芦画瓢, 走形式, 确定了核心价值观后就只挂在墙上, 不知道怎样把它变成员工的自觉行动。优秀的企业你去了之后会感受到良好的文化氛围, 用我喜欢说的一句话说,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风气, 风气好的公司坏人进去会变好, 风气不好的公司好人进去施展不了甚至变坏。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事关企业的生死存亡, 事关企业的成长壮大, 如果你不认同, 可以选择离开, 一旦你决定留在这个组织里, 就必须认同它、践行它。企业文化一定是有意识建设的, 就像我们说的八荣八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不是自然形成的。文化一定是主流人群统一的行为方式, 中国人喝茶, 西方人喝咖啡, 少数中国人也喝咖啡, 但称不上中华文化, 喝茶才是中华文化,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记者:四年前您选择自己办公司, 事实上已经相对高龄了, 初衷是什么?

王希苏:现在我们国家的市场环境和秩序有待提高, 假冒伪劣、欺骗、忽悠、误导、炒作的行为很多, 不老实的人在抢老实人的生意。我所在的行业也是良莠不齐, 一些没有真本事的人常常误导企业, 而一些真正好的专家反而被掩埋。不应该让老实人吃亏。我在这一行时间久了, 自信能判断专业人士的真伪高下, 所以我想创造一个平台, 屏蔽“李鬼”、“王婆”、“南郭”、“赵括”这四种人, 向企业推荐真正优秀的专家, 帮助企业提高管理质量。

记者:您能否具体谈谈对国内管理咨询、管理培训业的看法?

王希苏:国内有很多只有学历和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的人在做管理咨询和培训。自己没有做过管理, 却教别人怎么管理;自己没有做过一件开拓的事, 却去提高人家的领导力, 这不合逻辑。他们的做法是把简单演化成复杂, 把常识故弄为玄虚。读几本书、搜集几个案例故事, 一个课题就能讲几天。管理不是知识的问题, 而是做。既然是做, 那就要把复杂的现象梳理清楚, 分解为可操作的简单动作, 才能做好。管理从道理上讲并不复杂, 谁都知道要讲商业道德, 要降低成本, 要做第一, 要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要做到, 则非常难。管理教育, 商学院做的那种, 目标是“知”, 向无知的学生传授管理知识体系。管理培训的目标是“能”, 内容应该是态度、方法、工具、能力, 帮助企业的员工和经理人长本事、干成事。现在办的培训大部分还是说教式的, 学院式的, 课堂告知式的, 方法不当, 结果不理想, 企业白花钱。

记者:您公司网站的名字为什么叫儒商坞, 您对儒商是怎么理解的?

王希苏:我认为儒商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个是知识, 一个是道德。起名儒商坞有两个考虑, 第一, 我们已经走到了知识经济的时代, 这个时候仍旧只靠劳动力或只靠资本是不行的, 还要靠知识, 而儒商就是知识型的商人;第二, 儒商跟奸商不一样, 他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追求, 讲诚信, 他可以在纠正恶俗风气方面起带头作用。我想把儒商坞办成职业经理人和专业人士的虚拟社区, 聚集有真本事、对企业负责的专家, 把他们推介给市场。我希望把儒商坞打造成本行业最专业, 最干净, 最诚信, 最被企业需要的平台。现在, 一提电影, 大家就想起好莱坞, 而我的目标是, 一谈及企业管理, 人们就想到儒商坞。

记者:您是国内第一批在美国获得M BA学位的人。您当时已经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 为什么要转而去麻省理工学院学MBA?

王希苏:学MBA是偶然的。我最初的专业是英语和比较文学, 在美国找不到工作, 有人建议说读个MBA吧, 我当时还不想去。呆在象牙宝塔里做学问, 多清高!经商是钻钱眼, 对我来讲不可思议。可学了MBA完全颠覆了这个成见。我知道了经济是怎么架构的, 市场是怎样运行的, 而且一通百通, 把世界上很多其它事情也看得明白多了。收获最大的是看到了自己的无知, 知道了在世界上做成一件事有多难。企业管理理论是市场经济和商业运作规律的总结, 可以引导我们用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把事情做成、做好。现在我非常喜欢企业管理这个专业和职业。

记者:您的员工都愿意称您为王老师, 这与我去其他企业感觉不太一样。您希望将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什么样的文化氛围?

循名责实说儒商 篇8

儒家自古有之, 商家自古有之, 但有方家将儒与商整合出一个儒商, 却是近几十年的事。顾名思义, 所谓儒商, 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或以儒家文化为标记的商人, 而方家却是将其作为商家的理想楷模推荐的。笔者因此想, 既为楷模, 以商敛财的本事首先要大, 不一定要能富可敌国, 至少要为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否则难以做楷模。其次, 敛财致富的手段更得如俗话说的:君子谋财, 取之有道。这个道还须正是儒道, 要如胡庆余堂主人胡雪岩宣示于大堂上的“是乃仁术”。否则又何必称儒商。

然而接下来, 我们发现, 找到谋财有道的商人容易, 找到推崇儒学的财东也易, 要找到可证其财富为实践仁术所得者却难, 比如胡雪岩, 办药局强调童叟无欺, 间或搞点公益事业算仁术, 但其发家致富的关键诸如打通官场, 依仗湘军权势等, 要说也是仁术, 那是在挖苦仁术。

笔者拜识方家开列的从古至今的成功儒商名字, 即使作为孔子学生被推崇为儒商师祖的子贡, 根据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 孔子论及子贡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 亿则屡中。”从这话的意思可知, 子贡的经商致富, 并非实践仁术, 反而是不受师命别出蹊径的结果。

两千多年前的子贡, 倒是没有自称儒商, 当代的牟其中先生, 却是乐于自称儒商、也曾被不少人真信为儒商。这位牟先生的致富术是不是仁术, 为致富现如今去了什么地方, 说来也是令人感慨而又警醒的事。至于牟先生是不是真为大富, 或者是否曾经大富倒在其次。

光荣如子贡, 致富术非为孔子传授, 不是孔子的错, 夫子传道授业, 原不是在开商学院。圣人的学问要旨本在提倡仁义道德, 关注修齐治平, 经济与商业非其所长;埋汰如牟先生, 以儒商之名行奸商之实, 更不是儒家的错。由孔子创立并经后世传承光大的儒学, 虽然时有坐而论道不务实事的毛病, 却也没教追随者在大道理下作奸犯科。如果说, 牟先生从反面证明了儒商难做, 子贡则从正面证明儒商根本就不成立。

或许有人说, 儒家讲求诚信, 商家也讲诚信, 以诚信立业的商家难道不可称儒商吗?儒家诚然重诚信, 但诚信更是全社会的普适价值, 经商要诚信, 我们安身立命, 做什么又可以不诚信?因此难说诚信就是儒商的特质, 将诚信说成商家立业致富的要领, 不免堕入泛道德化的误区。东里小二的臭豆腐摊生意好, 方家总结经验说是因诚信, 做人好云云。其实别家摊主何尝又不诚信, 小二成功的关键, 煎炸臭豆腐的技术更胜一筹而已。

儒商概念虽不成立, 儒商一说流行于世, 却也颇有历史积累的心理陈因。自古以来读书业儒追求做官的人都叫儒生, 做成官的都爱卖弄儒学, 文官乐称大儒, 武官习称儒将。一些人做官无门而入商场, 虽经商仍不忘情于儒业, 于是发狠供养子弟读书, 有人发了财更要捐资助学, 乃至印书弘文、刻碑立匾等。总之要教人知自家也是孔门子弟, 也与为官作宦者一样知道翰墨书香。这些人无疑都愿称儒商, 并且乐于被人作儒商的。

儒商文化与市场经济 篇9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儒学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精神的形成, 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现在还在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儒商文化博大精深, 核心是“仁、义、礼、智、信”, 归结起来体现在一个“德”字上。市场经济是满足人类需求的经济, 而儒 (人需) 本身就是对市场经济最好的诠释, 儒学更是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持续发展的科学指导。简单看, 儒商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就是“德”与“财”之间的关系。

那么, “德”与“财”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呢?早在两千年前, 儒学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中就有精辟的阐述。《大学》云:“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财, 有财此有用。德者, 本也, 财者, 末也”, 明确说明了“德”与“财”之间的关系, 就好比一棵树, 德是本, 财是末, 意思是说“德行”是树根, “财”是枝叶花果。

如果进一步探讨“德”与“财”之间的关系, 这句话还告诉我们:一个人或企业如果有德 (即“德”) , 自然会吸引聚集各类人才 (即“人”) , 有了人才, 就能发现、培育、保持、扩展市场 (即“土”) 。在古代, 我们是农耕社会, “土”指土地, 因为有了土地才能生产财富。现在是商品社会, “土”指市场、商机, 一旦抓住商机, 诚信经营自然能获得财富 (即“财”) 。你有人才, 又有市场, 自然钱会追着你跑, 财源滚滚而来。有了财富, 就企业而言, 就有能力解决员工福利, 提升产品质量, 开发新的产品;就政府而言, 就有能力解决民生问题 (即“用”) , 就有能力使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所以我们说“德”是大树的根, “财”是大树的枝, 根扎牢了, 树自然会枝繁叶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而财生”等等。经济的繁荣发展, 财富的获得并不是终点。儒学典籍又进一步教导我们怎样永续循环发展好“德”, 提高“财”的合理利用与再次获取,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对企业而言, 就是怎样做成“百年老店”。《大学》中说“财聚则民散, 财散则民聚”, 关键是财富的分配和使用。作为企业, 如果把财富用在产品品质提升、用在回馈消费者、回报社会上, 人们就会带着微笑、心甘情愿地再把钱捧给你, 因为你赢得了客户的心。如果把财富用在提高员工福利上, 让他的家庭没有后顾之忧, 他就会一辈子跟着你, 你将获得的不只是员工一个人的心, 而是他整个家庭的心。你们聚集的将不只是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 而是众多人的智慧和力量。因此, 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德行越深厚, 财散得越多, 人才就会聚得越多, 市场就会越大, 财富就会更多, 这样繁茂的财富树, 就会硕果累累。以前中国民间崇拜的财神是范蠡——陶朱公, 数获致千金, 而每富则“分散于贫困疏昆弟”, 因此历史上称他“三散财、三聚财”, 也就是“舍得舍得、舍而又得”的道理。早在两千年前, 儒家就指出“和为贵”、“天人合一”、“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思想, 人与人、人与自然都应和谐相处。然而今天我们看到, 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便利, 但由于缺少道德的引导和约束, 人们往往以破坏自然环境、破坏市场秩序、坑害消费者利益为代价, 以换取一己短暂的经济利益。正如圣人所言:“上下交征利, 而国危矣。”如果人们只顾赚钱, 将会是什么结果呢?《大学》讲道:“长国家而务财用者, 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为国家, 灾害并至。”结果就是四个字“灾害并至”, 灾难必将出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各个方面。因此, 我们要认识到, 有德才能发展, 有德才能生存。儒家所倡导的思想道德规范, 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同样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民族企业的振兴也急需从优秀的儒商文化中汲取营养、获取智慧。那么, 怎样才能做到“德”“财”兼有, 也就是“儒”和“商”的完美结合呢?六个字, 或者叫五加一, 就是“仁、义、礼、智、信”, 再加一个“俭”字。

首先, 要做到“仁”, 以仁存心。

“仁者爱人”。“仁”也就是孔子所说:“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从商道来说, 爱人、爱护顾客才能赢得顾客, 才能拥有市场。中国近代著名的儒商、实业家卢作孚办企业的宗旨是“服务社会, 便利人群, 开发生产, 富强国家”。这一宗旨对企业的指导意义是超时空的, 具有极强的普遍性。

第二, 要做到“义”, 以义取利。

儒商主张“君子重义轻利”, “以义统利、义以生利”,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要讲正气、讲正义、讲堂堂正正。孔子还教导我们要牢记“见利思义”。

第三, 要做到“礼”, 以礼规范。

儒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 强调这种交往都必须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在市场经济中, 则表现为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制度。交易只有在规范的制度下才能正常进行, 整个市场秩序才能健康稳定。“礼之体为敬、礼之用为和”, 作为企业, 对外要尊重客户, 正所谓“和气生财”, 对内要礼教员工, 处处以和为贵, 团队气氛融洽和谐, 对同行也要公平竞争, 共同繁荣, 互利共赢。

第四, 要做到“智”, 以智明理。

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 商场如战场, 决策与执行决定了企业的命运。靠智慧科学决策、精心管理、坚决行动, 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家应学到大智慧, 靠智慧经营管理, 才能长盛不衰。

第五, 要做到“信”, 以信为誉。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 是儒家为人处世的根本准则。孔子曰:“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人无信不立, 与朋友交, 言而又信”。儒家这种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信誉至上的要求完全一致。对儒家“诚信为本”道德准则的弘扬, 将有利于培养和形成人们在市场交易中的信用意识, 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完善。

第六, 要做到“俭”, 以俭持家。

经营企业要精打细算, 降低成本, 这正是儒家的一贯作风。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 孔子回答“政在节财”。儒家“节俭自律精神”的发扬, 一方面可以促使经营者节约开支, 把更多资本投入再生产;另一方面可以养成一般民众的节俭风气, 为社会扩大再生产提供丰富的资金来源。

综上所述, 当一个企业能做到以仁存心、以义为利、以礼规范、以智明理、以信为誉、以俭持家, 就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企业, 就做到了以德为本, 这样的商家就叫“儒商”, 这样的企业必定大有发展、能利益百姓、能长盛不衰。

新儒商精神营销思想浅析 篇10

关键词：新儒商,儒商精神,市场营销

一、儒商及儒商精神

儒商, 是指具有儒家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商品经营活动中去的商人, 即所谓的“以儒术饰贾事”者。用比较简洁的语言来说, 儒商与一般商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儒商非常重视商业道德, 不义之财不取。

儒商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精神, 即儒商精神。这种儒商精神是儒家“仁、义、诚、信”思想同商业精神的融合,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的凝结和升华。

二、现代新型儒商与传统儒商的区别

现代新型儒商与传统儒商是有本质区别的, 后者在文化知识、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仍延续着旧的传统, 未能跟上时代和科技的发展步伐;而前者既具有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活动所要求的有关知识、能力、思维和视野, 又具备与现代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品格和风范。总的来说, 现代新型儒商精神是在传统儒商精神基础上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丰富发展而成的, 它汲取了传统儒商精神中的现代价值:强国富民的国家观、取财有道的价值观、仁爱善良的道德观、以人为本的经营观、博施济众的责任观、公正平等的权益观, 批判纠正了其中的小农意识、家长作风、法制观念淡漠等封建传统理念, 同时还具备了新时代所要求的新知识、新能力、新思维和新视野, 以德经商, 以智创业, 并将市场营销感等多元内涵纳入其中, 使得儒商精神得到更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三、现代新型儒商精神的现实价值

儒商精神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灵魂, 曾对我国及东南亚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新时代, 我国正在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儒商精神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将继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一) 儒商精神是规范市场经济理性的重要原则。

儒商精神的主要特征就是“以义取利”的理性主义, 它决定了现代儒商是市场经济理性的主体。儒家“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步发展的原则和规范, 同时也是保证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的原则和规范。儒家“以义取利、诚信为本”道德观的提倡与发扬, 将促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谋利与守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经商与为人之间的关系, 从而调整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失序现象, 抑制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

(二) 儒商精神是共同富裕价值观念形成的积极因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主流发展方向, 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显著不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目标不是造就少数社会巨富, 而是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各民族的繁荣昌盛。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活动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 要有一个更高的为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而奉献的价值取向。在这方面, 儒商精神的“仁者爱人”、“博施济众”思想将有助于我们超越个人狭隘经济利益的限制, 促成为国家、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富裕而努力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倡导现代新型儒商精神, 将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迈进。

(三) 儒商精神是经济领域和平发展的主要支柱。

在和平、平等的环境中开展经济的合作和竞争, 以求得自身的发展, 这是全球经济领域的普遍认识。儒商精神具有鲜明的“和平主义”性质, 儒商主张“和为贵”、“以和济争”, 强调竞争应当是平等公正的“君子之争”, 提倡并善于公正和平的经济协作与竞争。这完全符合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以儒商“和平主义”的精神指导经济实践, 规范经济秩序, 才能使经济全球化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互补共荣, 保证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在公正平等、和平竞争的环境中求得利益共享和相对平衡的发展。

四、现代新型儒商精神与企业市场营销的关系

众所周知, 现代市场经济以公平竞争为前提、以法制为保障、以等价交换为原则、以效益为主旨、以开拓创新和个性发展为要义, 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规范了基本的信条, 所有这些都为现代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营造出了一个较好的现代氛围。而现代文化建设的发展与繁荣, 又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精神氛围与观念支柱。如果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能够根植于新兴的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营销与文化便能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企业市场营销活动的目的是追逐利润, 但企业所追逐的利是在不损害社会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大前提下的。因此, 企业的营销活动必然受到营销道德的约束。而现代新型儒商精神正是我国市场经济中的最高商业伦理道德规范, 现代营销道德必然继承和发展现代新型儒商精神。由此可以看出, 现代新型儒商精神和现代市场营销是密切相关的。

五、弘扬现代新型儒商精神, 完善企业市场营销体系

时代呼唤儒商, 完善企业市场营销体系也迫切需要儒商精神的指导。弘扬儒家精神, 恪守其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 研究探讨儒商及儒商精神、儒商文化,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发展方式迅速转变而企业市场营销观念严重缺失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重新认识儒商精神的时代价值, 学习现代新型儒商精神。

有人认为, 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小农社会、宗法制度基础之上的儒商精神, 在今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其实不然, 儒商有着热切的市场营销观念, 儒商精神中所提倡的义利并重、“士魂”与“商才”并建的理想商人品格论思想为培养德才兼备的现代新型企业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对重建诚信、和谐的商业道德秩序以及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积极作用, 对企业市场营销体系的完善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儒商精神是商业活动之内生、原发的动力, 也是现代和谐社会建构中的重要精神资源, 这是我们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的, 也是我们必须加以大力推广的。弘扬儒商精神, 重新检视其中所蕴涵的管理思想的精华、人性关怀的智慧, 体现出其现代转型意义, 对当今和谐社会建构的实践意义十分重大, 同时对社会规则、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家需要深刻学习现代新型儒商精神的内涵, 并以此作为自己从商的职业准则。儒义与商利二者其实并不矛盾, 关键是要做到“见利思义”, 在利益的诱惑面前能够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真正将现代新型儒商精神与自己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相结合, 这是弘扬现代新型儒家精神、完善企业市场营销体系的关键所在。

(二) 倡导新型儒商精神, 促进其与企业文化的融合。

新型儒商精神在企业家的践行之下需要和企业的文化相互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其应有的时代意义。企业文化是整个企业的核心价值所在, 对整个企业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 而企业市场营销对于促进环境保护、劳工待遇、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将两者相互融合, 使得基于儒商精神的企业市场营销观念深入人心, 才能形成引导企业发展的新型企业文化, 这也是我国企业迫切需要完善的重点。但是, 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的企业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注重形式、忽视内涵的问题, 因此要想促进新型儒商精神与企业文化的融合, 就必须建立起基于儒商精神的企业市场营销的实现机制, 这种机制主要包括目标机制、诚信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等多个组成部分, 并且要从企业高层管理者开始以身作则, 保证机制的有效实行, 切实促进现代新型儒商精神指导下的市场营销观与企业文化的高度融合。

(三) 加快儒商精神的现代转型, 构建营销伦理型企业。

儒商精神时代性的转型任务还远未完成, 这应当成为现代企业家们奋斗的目标之一。我们应当认清时代的要求, 将传统儒商精神变革转换成现代新型的儒商精神,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前进。伴随着儒商精神的转型, 我国的企业也在完成着由传统企业向现代新型儒商精神引导下的营销伦理型企业的过渡。构建营销伦理型企业已不仅是承担社会道义的需要, 更是企业发展战略层面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存亡与社会认可程度。只有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积极树立现代新型儒商精神引导的企业市场营销观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 在现代社会对新儒商市场营销观要求日益迫切的前提下, 重新审视和思考儒商精神, 在现代社会赋予其创新意义, 促使其发展为现代新型儒商, 对企业市场营销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具有现代新型儒商精神的企业家们将以全新的姿态走向市场, 将我国特色的儒家精神融入现代企业市场营销, 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市场营销体系。

参考文献

[1]卢德之.论儒商精神及其现实价值[J].湖湘论坛, 2004.4.

[2]丰乐明, 王飞.用儒商精神构建中国民营企业市场营销基础[J].全国商情 (理论研究) , 2011.16.

[3]郭茜.论儒商精神及其当代精神[J].商业现代化, 2009.13.

土豪变儒商 篇11

土豪变儒商

——“一个有权力、有资本力量的人对其他人不照顾，这太危险了。”

速度加快，世界显得越来越小。传播信息的技术与工具的改变，使全世界连在了一起。任何地方发生任何问题，包括经济、疾病、政治、恐怖主义等问题，都会影响全球。全球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生命共同体中和谐交流、互赢互信、互相提携的美好景象。相反，这个越来越浓缩的生命共同体，矛盾冲突越来越严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国际组织越来越分崩离析。以中国为例，中国经济发展有极大的动力，政治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世界上对于中国和平崛起能认同接受的难度非常大。这个世界虽然到处都在谈论对话，实际上对话并没有真正地出现，所谓气候、贸易、网络安全、军事方面的对话，其实多是博弈，多是伴随冲突、矛盾和互相批评。

近两三百年来影响世界最大的力量、也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是从西方开始的“启蒙心态”，突出表现的是经济人的价值观念。经济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能充分发挥他的能力，在法律范围内扩大利润，这种人是值得肯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这个价值有密切关系。但经济人的核心价值都充分发挥了，为什么没办法真正让世界和平呢？因为以个人利益为最高利益，这个社会就不能和谐安定。如果一个有权力、有资本力量的人对其他人不照顾，这太危险了。因此，经济人还有一些重要的价值没有发挥出来，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仁”，也就是同情心。所以，我最近特别强调“精神人文主义”的重要性。所谓“精神人文主义”就是突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以“仁”为核心，以同情为核心。经济人没办法进一步创造新的视域。我们必须从经济人变成一个文化人进而转化为生态人，具有终极关怀的、有精神性的人。

在经济人的世界中，现实是不平等的，矛盾冲突层出不穷。儒家思想就是从现实出发：入世才能转世。儒家要转化的世，不是想象中的天国、彼岸，而是在现实世界中转化这个世界。学做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价值，它对所有人都适用，因此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普世价值。儒家希望通过对个人的教化培养，把一个人从自我中心扩展到关心家族、社群乃至国家、天下。儒家的基本精神就是从私到公，不以个人私利为目标，而是逐渐把自己掌握的资源、创造的价值财富和别人分享。个人如此，家庭如此，国家如此。儒家思想就是要打破自我中心主义，狭隘的家族主义，狭隘的社群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乃至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

因此，我们提出儒商与东亚文明的观念。儒商就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企业家。中国一直说天地君亲师都是我们要尊重的价值，而现在资源掌握最多、活动力最强的就是成功企业家。有些企业家富可敌国，但也听说，“土豪”一词已经被收录英文的词典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从经济人包括土豪，逐渐转化成能体现“仁义礼智信”的儒商。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企业家应该有一种新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为公司发展付出责任，还有对公司所在区域、所在国家甚至对世界的责任感。在这个基础上，我們才能说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文化认同是开放的、多元的，才能说我们所有考虑的问题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样，中国人才会受到世人的尊重，我们的价值和文化才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可分享的重要价值，中华民族才能构建起无论贫穷困境不断脊梁、富有强盛不霸道的国格、人格、民族之格。

现代儒商 篇12

日前, 济宁银行与山东济宁联通联合推出“儒商E付通”手机银行业务, 济宁联通成为该项新型电子支付工具的唯一移动通信战略合作伙伴。

据悉, “儒商E付通”将智能芯片与手机SIM卡贴膜技术相结合, 使用者只要收发短信, 即可完成实时转账、快速汇款、账户查询、贷款偿还、ATM预约取款、网购支付等金融服务。济宁联通为济宁银行“儒商E付通”业务开放新老客户, 不仅提供优质、优先、优惠的“三优”服务, 还提供7×24小时网络运行维护与故障查修服务, 确保网络通信畅通。

该项手机银行业务的推出, 标志着济宁联通与济宁银行进入了全面合作阶段。下一步, 济宁银行将借助济宁联通的WCDMA网络和丰富的信息化应用优势, 优化综合通信业务, 组建全省综合VPN, 并通过实施“双核保障”来提升济宁银行的网络运行质量。同时, 双方还将充分发挥各自的客户资源和产品业务优势, 携手做好市场开发, 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快捷、优惠的业务服务。近期, 双方将联合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来推广手机银行业务, 通过资源互用, 实现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