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意识(共7篇)
民族国家意识 篇1
为了更加深入而清晰的了解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所面临的风险、应对风险的措施和保险意识状况, 推动保险业“新国十条”在民族院校的广泛宣传, 2015年5月, 笔者采用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式对西北民族大学在校大学生的保险意识进行了系统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 回收率96%, 有效发放问卷273份, 有效率为91%。在问卷收回后, 将调查数据进行初步的整理和分类, 然后使用EXCEL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作图。
一、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保险意识现状
(一)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以西北民族大学榆中校区和城关校区的在校大学生为目标人群, 通过纸质问卷调查的方式, 问卷调查分别对两校区图书馆、体育馆、公教楼等人流集中, 人群不同的场所, 同时也针对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 维吾尔语言文学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学院、医学院等不同学院的不同年级的在校大学生进行均匀比例的调查。
在这场调查的有效问卷中, 汉族有152人, 占有效问卷总数的56%, 少数民族有121人, 占有效问卷总数的44%;无宗教信仰者有192人, 占有效问卷总数的71%, 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有宗教信仰的占29%;城镇户籍的学生有144人, 占有效问卷总数的53%, 农村和牧区的学生有129人, 占有效问卷总数的47%。
(二) 调查对象的风险状况
调查发现, 对于问题“您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评价”, 52%的学生认为自己身体状况一般, 15%的学生认为自己身体状况较差, 只有33%的学生认为自己身体状况较好;对于问题“您认为大学生在校期间最容易遭受的风险”, 51%的学生选择了财产损失, 34%的学生选择了人身意外伤害, 15%的学生选择了食物中毒和罹患大病;对于问题“您在校期间是否发生过意外事故和重大疾病”, 68%的学生选择了没有, 32的学生选择了有。
由上述三个问题可以看出, 在校大学生能够较为充分的认识和评估自身所面临的风险,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需要商业保险的保障。
(三) 调查对象对于风险的处理措施
对于所面临的风险, 30%的学生选择自己承担, 23%的学生选择健身运动、提高警惕等方式预防避免, 10%的学生选择寻找救济, 18%的学生不知道怎么处理风险, 只有19%的学生选择购买保险。学生采用保险的方式处理风险的比例较低, 突出的表现了民族高校在校大学生保险意识偏低的现状。
由图1可知, 在校大学生了解保险的形式都过于被动, 没有对于保险自主探究的渴望。主要通过广告这种不得不接受的形式, 其次通过保险推销员了解到一些保险的常识。在调查的所有人中, 仅有66人是自己主动的了解, 这反映出大学生保险意识的缺失。
由图2可知, 在大学生购买险种的调查中, 最多的是意外伤害险和一部分财产保险。虽然有很多险种不适合大学生购买, 也不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所匹配, 但是这还是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目前高校学生对于保险的理解还没有打破固有的思维, 仅仅认为保险可以保障我们在意外事件中蒙受最小的利益损失, 而没有理解到保险对于风险发生时对于日后生活、财产的保证作用。树立了不正确的保险意义的看法, 仅仅在狭义上理解了保险的作用。
由图3可知, 在校大学生没有购买保险的最主要原因是保费不合理以及对不同地保险产品不了解, 其次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限制, 再次是认为自己不会遇到风险, 还有部分学生是出于对保险公司不信任的原因没有购买保险。这说明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没有购买保险的主要原因是保险费率过高和学生缺乏对保险知识的系统性学习, 同时学生对于个人风险状况的认识也有所欠缺。
由图4可知, 大多数学生都认为保险能够补偿经济损失、社会管理和分散风险, 但是只有少数学生认为保险也具有储蓄基金和防灾防损的作用, 这说明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对于保险的深层职能缺乏足够的认识。
(四) 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保险意识基本情况
由图5可知, 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对于保险代理人、保险产品、保险理赔和保险合同等知识有着基本合理的认识。但是, 也有不少学生认为保险代理人素质过低、保险产品价格太贵、保险理赔过程繁琐而低效、保险合同晦涩难懂, 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营销渠道、费率厘定、简化术语、提高理赔效率等方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二、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整体保险意识较低的原因分析
(一) 保险意识觉醒受到民族宗教的影响
伊斯兰教等宗教排斥金融保险产品, 不少传统地穆斯林认为保险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投资方式, .这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悖, 伊斯兰教教义认为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 给未来风险购买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因此, 宗教信仰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穆斯林群体依靠保险进行风险防范的可能性。
(二) 保险产品价格过高、种类过少
保险产品价格过高是目前我国各类保险产品普遍存在的情况, 由于保险公司展业困难, 因此多依靠高比例的佣金吸引保险代理人开展业务, 这样间接地把保费中的代理人佣金转嫁到保险价格中, 造成国内保险产品的价格远高于香港等自由经济体区域的价格。同时, 民族院校的在校大学生多来自农牧区, 家庭收入偏低, 缺乏足够的限制资金用于购买保险。
此外, 缺乏适合大学生的产品也是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整体保险意识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 西北民族大学在校大学生只有2012级和2013级学生较大范围的购买了“学生平安保险”;同时, 可供大学生选择的保险产品无法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最终导致大学生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都很低。
(三) 保险教育在高校和社会中地位不高
在高校教育方面, 截止目前, 全国只有158所本科院校开设了保险专业, 其中招收保险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高校只有45所, 招收风险管理保险方向博士的高校只有22所。此外, 在这些开设保险专业的学校中, 师资力量较低, 只有10%左右的高校拥有完备的保险实验器材、专业书籍和足够的专业教师。
在社会教育方面, 受到传统养儿防老等思想的影响, 很多成年人不愿意购买人身保险, 这就容易造成学生对保险的曲。此目前的保险广告多偏向于保险产品型广告而缺乏保险文化知识推广型广告, 这也反映了保险企业的功利与浮躁。
三、增强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保险意识的政策建议
民族院校因为其生源地的广泛性和学生生源的特殊性, 因此每个学生对于保险的意识有着不同程度的理解。这种差异来源于个人的教育历史、生活环境、保险产品体验等诸多方面。因此, 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保险意识的培养研究有着极大的特殊性和极大的推广意义。
(一) 高校发挥保险教育的基础作用
培养大学生的保险意识应发挥高等院校的教育作用。学校应注重非保险专业学生意识的培养。在全校性公选课中, 应增开保险专业基础课程, 推广保险的意义。在课外活动方面, 应鼓励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的学术性社团的创建与发展, 通过社团举办丰富多彩的有关保险的活动, 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
(二) 保险行业发挥险种的创新作用
大学生的保险意识培养离不开学生自己对于保险产品的接触。在少数民族宗教问题面前, 保险公司应拓展保险受益群体的范围, 创新构建“伊斯兰保险”, 经营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保险产品, 让更多的人可以因保险而受益。在大学生实际经济问题面前, 保险公司应开发适合于大学生的低保费、受益广的保险新产品。
(三) 政府发挥保险产品的监督作用
政府和保监会应从保险行业交易和销售周边问题进一步加强监管。政府和保监会要求保险公司对于保单细则的书写减少专业术语的运用, 以最简单的表达将消息向消费者传递。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消除公众对保险业的偏见。这样才能从需求的角度拉动保险行业的增长, 才能通过家庭这一重要节点发挥对于下一代保险意识的培养作用, 发挥高校教育不曾有的优势。
参考文献
[1]罗万红.江门市居民保险意识调查与分析[J].五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01:11-14.
[2]杨泽云, 苏艳芝, 邢秀芹.北京市市民保险意识调查报告与分析[J].海南金融, 2010, 03:54-57.
[3]任鹏展.北京市居民保险意识调查与分析[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 2014, 03:75-79.
民族国家意识 篇2
试题内容: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一个国家、民族的服饰,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符号。它是这个国家、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深沉地蕴涵着这个国家、民族的心理、气质、品格、神韵。它给人们以国家的认同感、民族的认同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宗教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文化亲和力、国家凝聚力、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有无比悠久的历史、光彩夺目的创造、绚丽多姿的样式,在世界服饰文化中无与伦比,具有重要地位。
中华民族的服饰可溯源到旧石器时代的用树叶、兽皮遮体,“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后世的人们用丝麻的织品来替代兽皮,将丝麻织品染成五色,制成服饰,这便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坤有文,故上表玄,下裳黄”。上衣下裳样式的确立,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思想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将宇宙天地、乾坤阴阳等形而上的道理寓于形而下的服饰之中的“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可见,中华民族的服饰从一开始,便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族精神的表征。
殷周以后,服饰“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五色的不同颜色服饰表示不同等级,衣服上不同的纹饰亦体现不同等级,把服饰当作礼仪的内容之一。服饰作为社会政治典章制度、等级名分、贵贱之别的表征,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人际关系的功能,所以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汉以后,历代冕服制度都有所改革,到隋唐而历宋元明清,服饰文化丰富多彩,灿烂美观,既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又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服饰文化中独占鳌头,凸显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无限的魅力,为人们所赞扬敬服。隋唐服饰沿袭汉魏,有所改革,但无论男士都分礼服与便服两种。隋文帝扬坚制定《衣服令》,规定皇帝服饰有衮冕、通天冠、白纱帽等,后又有所增加,皇太子、百官的服饰也各有规定。唐初高祖李渊制定《衣服令》,对皇帝、皇太子、皇后、妃嫔等都做了规定;官员的常服服色基本按品级分为紫绯、绿、青等。宋代的服饰崇尚素雅,天子、后妃、诸臣、士庶之服都有一定之规。历代士大夫、思想家对服饰非常重视,他们或参与制定,或进行改革,作为其制礼工作的一部分。假如不按规定穿着,便被视为是逾僭和非礼的行为。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作为民袭人文精神的体现,随中华民族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它经历了从简朴到复杂再到易简的过程,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的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其绚丽多姿、光彩夺目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显著特点。尽管这些特点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但都是创造新的服饰文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服饰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闪光的方面,在当下古今中西服饰文化的融突和舍中可转生为既体现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又能体现现代中国人精神面貌和审美观念的新国服。
(摘编自张立文《国服与民族人文精神》)
【注】①文:色彩交错。②章:花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服饰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符号,蕴涵着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文思想和精神气质。
B.服饰是一种文化载体,它可以强化人们对国家、民族、文化以及宗教的认同感,同时服饰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原动力。
C.上古时期,人们在野外的洞穴里居住,用树叶、兽皮等遮蔽身体、抵御寒气,这些树叶、兽皮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衣着服饰。
D.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生产技艺的提升,人们逐渐用丝麻等织品取代一些天然物品,并将这些丝麻织品染色后缝制成衣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当今的“衣服”概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古人将上衣称为“衣”、下衣称为“裳”,还根据“天玄而地黄”的理念来确定上衣和下裳的颜色。
B.上衣下裳的服饰样式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这些传统服饰可以表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相关特征。
C.殷周以后,传统服饰在体现实用价值的同时,还注重色彩的搭配,色彩绚丽、纹饰精美的衣服表明穿着者具有很高的身份地位。
D.尽管中华服饰文化意蕴深厚,特点鲜明,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但我们也应该以理性的眼光,对民族服饰文化传统进行合理扬弃。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在隋唐以前,传统服饰没有礼服与便服的区分;隋唐时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汉魏以来的服饰进行了改革,明确规定了礼服与便服的样式。
B.中国古代的服饰大都具有礼仪的功能,体现出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重视制定服饰典章制度和相关法令的主要原因。
C.在珍视本民族服饰文化的同时,也要加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服饰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这样中华服饰文化才能进一步繁荣发展。
D.服饰是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因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可以结合现实的需要形成符合现代中国人审美观念的新国服。
试题答案: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1.B(“服饰电是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原动力”错)
2.C(“色彩绚丽、纹饰精美的衣服表明穿着者具有很高的身份地位”错)
国家意识的培养 篇3
这些好象都与个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却让我们无法抑制喜怒哀乐的流淌,只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坚持的是中国人的立场。
这就是国家意识,这种意识能使每个人找到归属和方向,让民族团结,让国家富强。建设和谐社会,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全民国家意识的培养。我们的教育存在缺陷,灌输的更多的是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和祖国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些当然十分必要,對国家的认同,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由此生长。但对国民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培养,却语焉不详。
韩国、日本等国的教育,强调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意图激发国民奋发图强。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重视责任意识的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深深植根于国民心中,成为有志之士的最高理想,为了国家利益,即便牺牲个人,也是理所应当。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引用过一句古语:“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这“三思”,正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如今中国虽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国内由于利益格局调整而凸显的各种矛盾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如不妥善解决,将有可能酿成不稳定因素;外部环境中遏制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不论是政治上、军事上还是经济上,用“强敌环伺”为形容并不过分,可以说天下并不太平,中国的发展进程也不可能一帆风顺。看不清形势,不能基于形势作出正确的应对之策,“民族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没有意识到国家面临的困难和危机?有没有意识到你应该承担的责任?
有了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我们便会以国家的强盛为荣,以国家的落后为耻,我们就会想着怎样国尽力,就不会有危害国家的行为,“八荣八耻”提倡的“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其本意应当也在于此吧。
民族国家意识 篇4
华旗自1993年成立以来, 营业收入每年增长70%, 2005年的营业收入已经高达人民币二十亿元 (约合新台币八十一亿元) 。十多年前, 当华旗还是中关村批发鼠标、键盘的小公司的时候, 三星、新力就早已在中国摊开市场、打出品牌。在2003年华旗的爱国者MP3上市仅一年, 就实现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 是三星的两倍, 新力 (Sony) 的十倍。在爱国者的带领下, 移动存储和MP3成为国产品牌首个超过洋品牌的领域, 随身碟、MP4等数字产品也都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头把交椅。2005年, 华旗成功为“神六”提供自主研制的146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高清晰录音系统, 发布了全球首款带有数码水印功能的800万像素数码相机, 被国家“863计划”确定为重点研发项目。2006年, 爱国者再次成为国内移动存储行业的第一名, 市场占有率连续5年保持第一。靠自主创新, “爱国者”研发出的能够通过点读发声的高科技产品“妙笔”, 获取了28项专利。通过“妙笔”的成功大桥及多方努力, “爱国者”一口气成为北京奥运会5个方面的合作伙伴。2009年1月底, 国美电器数据显示, 华旗是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连锁企业, 国产数码相机“爱国者T60”也跃居北京数码相机销量第一, 这也是国产数码相机销量首超日本品牌。同时, 华旗也开始了国际化布局, 在英国, 它的MP3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曾排名第二。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 拿着爱国者的数字相机四处拍摄, 对英国大使和记者说:“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相机。”2007年11月22日, 一件标“aigo”字样、能识文断字的高科技“妙笔”, 正式进驻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 博物馆纪念墙上清清楚楚地刻上了:“aigo爱国者”。现在, 英国、新加坡、法国、印度、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的消费者都已可以买到打着aigo logo的数字产品。
华旗之所以崛起, 除了其“六赢”理论以及独创的“国际象棋”理论, 主要靠的是一件国际公司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民族意识。
二、华旗鼎力培育和树立民族品牌
1、设计、研发紧扣中国文化, 以中国元素打造世界品牌
(1) 创业伊始, 冯军就给自己的公司注册了一个商标“华旗”。“华旗”就是“中华旗帜”的意思, 希望成为全中国一面旗帜在国际上高傲飘扬。他认为, 一个企业的成功, 必须把自己的定位、发展跟民族、跟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并不认为强调民族情感会给公司发展带来障碍。所有成功走向国际的日本企业都有个共同特征, 都是日本民族缔造的民族品牌。Sony是来自sunny, 代表日本国旗;松下是一个日本的姓氏, 最早的名字叫民族牌;富士通是日本精神的图腾-富士山......如果我们放弃了与民族的关联, 那就是丧失了对自己命运的追求。从“华旗”这两个字里, 我们强烈感受到当年风华少年书生意气和振兴民族企业的强烈愿望, 同时也看到了冯军高瞻远瞩的品牌意识。
(2) “爱国者”的名称与“华旗”的理念一脉相承, 依然延续着冯军做民族企业一面旗帜的品牌理想。1996年, 当大家争相起洋名字, 都说自己是原装进口的时候, 而冯军推出了“爱国者”, 所有人都不理解。对中国而言, 13亿人口, 全世界最大的根据地就在这。所以爱国者的名字定位非常清晰, 要立足本土, 最后成为国际品牌。最终, “爱国者”这个民族品牌终于进入了世人的视野。
(3) 借着和消费者共同的文化背景, 引入中文品牌。在MP3混战时代, 冯军发现, 无论是三星还是索尼等, 都存在一个漏洞, 就是都没有一个好的中文品牌。他大胆的将mp3命名为“月光宝盒”。“月光宝盒”是周星驰《大话西游》中的经典, 尤其是那段让每个人都能熟记的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月光宝盒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理念, 它含蓄地表达了美好的情感, 在每一个华人心里引起共鸣。这样“爱国者”在mp3产品上打败了韩国三星, 成为市场第一。
2、与国际企业竞争如同赛马, 永远要领先对手六个月
有着强烈民族责任感的冯军领导华旗担当起中国IT行业的先行者, 一步步地引领着国内IT企业的国际化之路。对于华旗的国际之旅, 冯军坚持“别人在想, 我们已经在做。”
与国际企业的战役中, 冯军的秘诀就像是齐国大夫田忌的赛马经:始终用“好马”与对手的“劣马”竞争。对手做窗口MP3, 华旗就做MP4......只要始终领先六个月就够了。作为推广“爱国者”这个民族品牌的激情大师, 华旗人以执着的精神, 带领众多民族品牌一起走出国门, 最终形成一批在国际市场纵横驰骋的“中国名牌”, 开创全球IT产业的中国时代。
3、亏钱也要做相机, 誓言扭转中国既有产品印象
品牌的经营塑造如同挖井。冯军引用八十年代高考作文题目中关于挖水的寓言:有一个人挖了好多口井, 每次都浅尝辄止, 结果还是没有挖到水, 其实水就在挖过的地下不远的地方, 只要持之以恒就能挖到水。他认为, 树立品牌就和挖井一样, 只有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收获。因此, 在华旗, 曾经有个项目连续三年在亏损, 估计已经亏损近亿元, 但冯军坚持做下去, 这就是数码相机。
2003年的时候, 中国本土公司看到数字产品赚钱, 很多厂涉入这个行业。因为不赚钱, 大多企业都先后成为了产业的“先烈”, 在民族品牌巨头纷纷放弃数码相机的时候, “爱国者”是现在中国本土品牌中唯一一家还坚持做数码相机的企业。为何亏损也要做?主要是冯军的民族意识在主导。因为有爱国者的存在, 所以中国消费者赚大了。没有中国品牌的时候, 日本商会联合起来, 对中国市场进行垄断, 高像素数字相机奇贵无比。有了爱国者八百万像素相机之后, 日本品牌相继平均降价一千元以上, 如果中国人一年采购日本四百万台相机, 由于爱国者的存在, 即使消费者没有买爱国者品牌, 也为中国人节省了人民币四十亿元。而冯军认为, 我们干活这么有劲就是要改变老外对中国的印象, 那我们这辈子都享用不尽, 这比赚多少钱都有意义。最终在不断的坚持下, “爱国者”终于使得T60数码相机在比国内价格高20%的基础上成为国际市场的畅销品牌, 也成为第一款成功收回研发成本的民族品牌数码相机。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民族品牌, 不只是中国少付出多少亿那么简单, 而是对整个民族自信心都有影响。可见, 在企业家中, 冯军算得上是数码消费产业界的“民族主义者”。
不过, 中国品牌产品依然难免会被认为是廉价的, 要改变产品的形象的确很难, 但是我们坚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走上这条路, 大家一起来努力就容易了。
4、中国的民族工业要强大起来, 一定要做品牌
华旗所有产品都是由其它公司来代工生产。例如爱国者由华旗设计好, 交由台湾的代工厂制造。冯军认为, 工作是研究市场, 设计适合消费者需要的产品, 在制造环节上, 如果我们自己做的话, 肯定赶不上台湾的专业工厂, 况且管理工厂不是说你今天建个工厂就能学到的。
三、成立“民族品牌联盟委员会”, 保护支持民族品牌
中国在资源、研发、市场方面条件好, 运营成本低, 有高质优价的基础, 但中国在IT产业上却没有几个自己的品牌。2005年8月15日, 在冯军的倡导下, 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联合起来, 成立了一个“民族品牌联盟委员会”, 号召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打群架”。目前中国的国际品牌还很少, 靠一两家企业单打独斗是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而40年前的日本品牌能够风靡全世界, 实际上是以索尼为首带领的一大批日本品牌, 靠高质优价, 打群架才取得了成功。冯军从不将华旗作为个人的事业, 而以发展民族品牌为己任, 也希望通过自己能带动更多的企业来发展民族品牌。
因此, 我们要呼吁更多的企业家向冯军学习, 更多的企业能以华旗为标杆, 以打造和发展民族品牌为使命, 创立和培育越来越多的中国民族品牌, 让我们的品牌走向世界, 走向国际。在打造品牌的过程中, 我们的企业要期望成功, 但我们不惧怕挫折。为中国企业进军国际摸索道路, 为中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唱响主旋律提供宝贵经验。
摘要:目睹民族品牌的丧失, 我们发现树立和保护民族品牌的责任相当重大。当然, 我国也存在一些民族责任感强, 并成功树立和发展民族品牌的榜样。本文通过了解华旗公司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 以及分析其如何积极的打造和保护民族品牌, 呼吁我们要以华旗为标杆, 一起树立和保护民族品牌, 把我国的民族企业发展到国际, 推广到世界, 把我国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大国。
民族国家意识 篇5
云南省广南县坝美镇八达初级中学校 陆正安
邮编:663321 电话:***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爱我中华》歌词中“我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即为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高度概括。“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形象地阐释了民族团结的意义。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就应当承担起对学生进行团结教育的重任;特别是我们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更应该担当此重任。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见识不广、民族狭隘思想突出,甚至因为思想不够成熟而存在一些偏激思想或者排斥“异族”行为;所以,加强学校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已经不容忽视。作为教师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使不同少数民族的学生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共创美丽和谐校园。
一、学习党和国家有关的民族平等政策
培养学生民族团结意识,首先我们要组织学生学习和了解在我国都有哪些民族平等政策,使学生感到原来党和国家是十分重视各种民族的,并不存在民族歧视。民族平等是无产阶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总原则。我们引导学生学习有关国家的名族平等政策后,让学生知道在我们祖国大家庭里,各种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地处何地、风俗怎样、宗教信仰不同,都是一律平等的,都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我们教给学生民族平等政策的同时,还要特别关注学校内、班级内不同民族学生的团结教育;使学生领悟到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不同民族都要讲求平等,那么我们小小的一所学校、一个班级,就这么两三种不同民族的学生,为什么就不可以团结呢?
国家政策有“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我们同学间也应该不分汉、壮、苗、瑶(我们学校95%以上的学生是壮族,杂夹着汉族、苗族、瑶族等),一律平等;不能划分优劣、贵贱,也不能因为别的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不同于你的民族而排斥、歧视别的民族学生;而是应该建立不同民族同学间的平等关系。
二、养成不同民族互相尊重的良好习惯
因为历史渊源、生活地域、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同,所以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各有特点。我们不能因为人家吃的跟你不同,穿的跟你不一样,你就看不惯人家。在我们学校就存在这样的现象:壮族的同学看到苗族、瑶族同学人数比自己少、穿着比自己朴素,就看不起对方,甚至说一些带有侮辱性的话,伤了人家的民族自尊心。学校教师就应该随时关注这些不良的民族习气,教育学生不同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团结互助,做一个文明的好学生。其实,初中生这个年龄阶段,他们本身并不存在严重的民族歧视,他们的心灵还是单纯的;只不过有时候他们就喜欢呕呕气而已。不过教师要及时杜绝这样的不良陋习,做到“防微杜渐”。否则,会逐步养成看不起其他民族的坏习惯。
要让学生养成尊重别的民族同学并不难,只要我们经常教育学生学会换位思考;当学生处于劣势的时候,他们就会尝到被别人取笑、欺负的滋味,那么慢慢的也就会改变过去对他人不尊重的行为。不同民族的学生一旦养成互相尊重,那么他们之间肯定是团结和睦的。
三、树立各个民族共同奋斗的远大目标
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特别像我们大中华,民族间的团结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关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发展。如果没有各民族的团结合作,不仅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国家统一、生存都难以保障。所以我们要在中学生的心中,早早就根植着民族团结的思想意识;让他们意识到只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祖国才会立于东方不败之地。在这方面的教育,我们可以通过班会的形式,开展学习民族英雄。比如:吐蕃族的松赞干布、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女真族的努尔哈赤等,都是少数民族英雄,但是他们同样可以建功立业。借助活动来对不同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并让学生也立下自己的理想蓝图。假如,班上的每位同学都是祖国的建设者,那么你们如何共同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通过教师的引导、教育,学生的思想已经被提升到新的一个高度,让学生树立一定的理想;那么他们再也想不到要去歧视、侮辱其他民族的学生了,而是更加发奋图强、努力学习。这时候,即便他们在学习上存在“参差不齐”,他们也会互相帮助。要是这样,你还担心他们不团结吗?
四、维护各民族间的团结、反对民族分裂
近年来,民族分离主义暴恐事件时有发生;我们要借助这些血的教训作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学生,让学生认识到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惨痛的损失。昆明暴恐事件,凶手极度残忍,滥杀无辜;民族分裂分子以人民为敌,制造血淋淋的惨剧。这是全国人民绝不能容忍的。因此,教育学生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反对分裂主义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我们要让学生知道,民族团结包括不同民族间的团结,也包含民族内部的团结;学校要尽量采用多种方式教育学生,使他们在青春年华之际,就学会不仅自身要团结不同民族的学生,还好要学会如何去维护已有的团结局面。通过对过去因为内部的不团结、搞分裂才给外敌有入侵的机会,才让外国人践踏蹂躏、肆虐欺压的了解和学习。让学生明白只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抵抗外敌的入侵才能保证国家稳定安宁、繁荣富强,中国才会立于世界不败之地的道理。从学校或者班级来讲,各民族的同学要团结在一起,努力学习、共同奋斗,争取为学校、为班级争光。从民族、国家这个大的范畴来讲,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和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我们要让学生从小就认识到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就学会自觉维护统一、反对破坏团结、反对分裂主义。
五、开展不同民族之的“手拉手”活动
在我国,开展不同民族间的“手拉手”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献爱心方式。党和国家也十分重视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除了加大建设的投入力度外,还组织较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扶贫。在这项活动中,我们云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都受益了,尤其是我们学校的个别贫困学生也得到帮扶。这样的活动使受到扶贫帮助的学生感到社会的温暖、人间的真情,也感受带别的民族对自己的关爱;于是,就不自觉地心生对“他民族”的感激之情。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社会也总会自发组织捐赠物资给受灾的群众,当然灾区的孩子也受益了。这样同样给少数民族学生看到,原来社会上不同民族间有这么多好人在关心自己;那么学生就会感到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团结互助的大家庭。如,四川5.12地震后,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人民的资助,让他们感受到危难之处献真情的温暖。不管是藏族还是羌族,他们都感到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关心他们。
我们也可以在学校或班上开展“手拉手”活动的,通过这种方式来拉近不同民族间的同学的距离。比如,在我们学校就可以组织家庭较富裕的汉族、壮族同学捐赠一些学习用品给较为贫困的苗族、瑶族同学。当然除了物资捐助以外,也可以开展“学习互助”活动。不管是那种形式,少数民族同学总会感到社会的温暖、人间自有真情在,这就是爱心的力量。这样的活动一定会让不同民族学生团结起来的。
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应该重视民族团结教育,应该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民族团结意识的培养。
民族风韵与现代意识的融合 篇6
我國当代作曲家、星海音乐学院曹光平教授,于2003年两赴西藏采风,被美丽的风土人情所感动,创作了无伴奏三声部女声合唱《天湖·纳木错》。作品在2009年“帕拉天奴”杯作曲比赛中获得第二名。此次比赛由中央音乐学院等主办,王次炤任组委会主席。决赛评委会由来自全国各音乐院校及音乐家协会的17位专家组成,他们都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作曲家、理论家、指挥家和歌唱家。杜鸣心、杨鸿年教授分别担任评委会主席、副主席,由此可以看出本次大赛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实际上,《天湖·纳木错》作为广东实验中学参赛曲目之一,先后在2004年德国不莱梅第三届奥林匹克合唱比赛中获得现代音乐组金奖冠军;2008年在奥地利格拉茨第五届世界合唱比赛中再获金奖冠军,深受国内外专家的好评。本届评委中央音乐学院杨鸿年教授和中国音乐学院吴灵芬教授分别说出2009“帕拉天奴”杯作曲比赛合唱作品中,他们最喜欢的作品:《天湖·纳木错》、《燕》和《舞动的土地》。在德国不莱梅合唱比赛中,加拿大同行认为该曲非常精彩,既有强烈的现代感,又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富有诗意。
一、拱形结构与作品表现
美国音乐理论家库斯特卡曾阐述20世纪部分作曲家“对各种对称结构的兴趣反映在他们使用拱形曲式上”①,并列举了德彪西、巴托克、巴伯、兴德米特等世界著名音乐家的实例,如ABCBA、ABCDCBA等作品结构形式。本曲ABCB1A1五段组成的乐曲结构,就是一个展示着对称的美学观念,透露着前后呼应逻辑关系的拱形结构。
A(第一段:那曲高原山歌的回响)散板节奏的开场:呼喊从台后两个方位传出,这是模仿西藏那曲高原的远方的呼叫声,古朴,苍劲、略带野性,展现出那曲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特别是接下来,在三个声部合唱小二度结构背景上,三个有点反串音色的女声领唱,先后演唱藏经、山歌风格的旋律,每个乐句尽管没有特定的歌词,但在句末都是六字真言。
在合唱为领唱的三声部对位旋律作烘托后,更是留下别样的感触。本段采用了现代三声部的处理方式,使三声部存在极强的音色反差。这种处理方式似乎有悖于传统,但却又区别了音色统一的传统而令旋律富有现代感。第一领唱(高)的音质晶莹清脆,宛如一枚银针直刺苍穹;第二领唱(中)音色圆润,犹如环绕山间的飘带;第三领唱(低)富有个性,带着不守规矩的叛逆。三个各具强烈个性色彩的声部及合唱的融合,给人除纯粹音响听觉上共振感受之外,更多的意味是文化的多元和对万物的包容,展现从远方山寨中走来人群的吟唱:质朴悠扬、抒情宽广、个性鲜活,充满魅力。此时,渐渐把乐曲推向高潮。
B(第二段:安谧纯净的神湖仙境)乐段在柔板5/4拍中开始,整段12小节,后6小节是前6小节严格的逆行。整段所标注的力度记号只是pp,直到本段结尾,这表明合唱要在非常安静的氛围中演绎。开始第一领唱(用虚词a)在高音区演唱空泛的五声音阶,三声部合唱(用虚词a)对位旋律与领唱融合在一起,且运用了直声和轻声,塑造出念青唐古拉雪山脚下那湛蓝的天湖·纳木错的纯净、安祥、圣洁和神秘。这与A段形成力度上对比的同时,也为C段作了铺垫。
C(第三段:遥远山寨走来的人们) 本段,自由节奏的散板式部分,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拱形结构。力度标记均分为三:前一部分是p,间部分是mp,一部分再回到p,也仿佛一个“力度拱形”结构,形成首尾呼应。自始自终在节奏卡农引领下,各声部都使用藏语“ya la so ya la ya la”这一几乎与任何词语都可以拆散组合的虚词演唱,在运用气声逐渐转至真声的力度变化中,此起彼伏,犹如村民相互间的问候和应答。三声部各分为四个小声部,变成12个声部演唱不同的音,以固定的节奏型进行变化和自由重复,来表现从远处山寨走来的人们,渐渐汇聚成朝拜的人流。继而力度在渐强中又逐步减弱,形成对比。哼鸣的进入,如欣喜的觐见者,小心翼翼地遥看面前的天湖·纳木错,勾勒出圣湖的崇拜者的心声:小声点,再小声点,世俗的吵闹不要惊扰天湖的神圣。
B1(第四段:渐渐远去的神湖仙境) 回到宁静的再现部,仅保留原先12小节的前4小节,仅用三个声部合唱来表现,并省略了B段领唱声部。音乐的力度与前段p形成递减为pp,表现安谧的意境。这里让听者再一次感悟到语言停止的地方才是音乐的开始,只有灵动、飘逸的歌声沟通着心灵与神湖、人类与自然。神湖也随着歌声渐渐隐入地平线,但它的仙境却永远在人们脑海中定格。此段虽短,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前段力度递减的衔接、诗意的营造、音色的对比,同时作为后一段(A1)的铺垫并形成全曲结构对称的一环。
A1(第五段:萦绕天际的那曲山歌)仍是一个不完全再现段落,回到散板的自由节奏,与作品开始形成呼应。这里三个领唱的次序由原来的1、2、3变为3、2、1,力度走向逐渐由pp到f再到ppp,虚词与力度变化相对应,由a到m再到“六字真言”,形成强烈对比。极弱的ppp力度下,吟诵六字真言,直到全曲渐渐在余音袅袅中结束。仿佛云彩下、大山旁、圣湖边,风声、涛声、脚步声、五彩经幡哗啦声、转经筒的悠扬声,还有“嗡嘛呢叭咪吽”吟诵声……渐渐隐匿,都汇聚在《湖·纳木错》波涛中,奏出最虔诚的世代交响。渐渐远去的那曲高原山歌萦绕天际,也昭示着藏民族永恒的世俗与宗教。
与本曲ABCB1A1结构相对应的各段标题:山歌、神湖、山寨、神湖、山歌,也形成了文字标题的拱形结构,体现着音乐形式结构与表现内容的统一。
二、鲜明的西藏民族风格
首先,在西藏传统音乐中,羽调式、宫调式最为常见。C羽调旋律的调式调性是本曲的主要基调,在A段、B段的旋律中已清晰可见。其次,藏族民歌和藏戏音乐中最常见的羽宫、角徵的小三度音程进行②,在整个作品中充分运用。第三,西藏民歌中,常运用大二度、小三度助音颤音式进行和多种装饰音的风格表现,在A段旋律中运用最多。
谱例一
第四,特别强调了羽宫、角徵的小三度音程进行,大二度、小三度助音颤音等装饰音在本曲各个段落中的充分运用,凸显了作品的地域性特征,他们并与自由的散板节奏功能相结合,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音调悠长、音域宽广、高亢嘹亮等西藏音乐特点得到充分展现。再加以演唱技术的处理——“演唱时常用真假声交替及爆破音以增添乡土气息与草原的意境”③(见引子和结束部)等,把那曲草原地域的辽阔以及浓郁的乡土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五,本曲不用特定歌词,仅使用藏民族日常用语中的“亚拉索”和“嗡嘛呢叭咪吽”,展示了歌词自身的节奏韵律和旋律性特色以及西藏人文风格。代表着世俗的口语(亚拉索)和代表宗教佛经的六字真言这两个不同领域和不同含义的语言结合在一起吟唱,其音调、音响、音型、节奏、韵味等,形成独特的混响效果,令听众体味到世俗中的宗教和宗教中的世俗在现实世界中的相互交融。本曲除使用以上提到的歌词外,还有哼鸣音hum和虚词a,并结合大量半音的使用,如同年轻的、年长的藏族同胞和虔诚的转湖者,诠释着现代的西藏乡村、都市和经年历久的庙宇,使听众的思绪得到无限伸展。亚拉索、六字真言、哼鸣音hum,虚词a,就这寥寥几个简单的、世俗和宗教语言中最常用、最概括、代表的内涵也最为丰富的字母,与旋律结合后,产生了胜似千言万语的功能。它似乎包含着历史与文化、世俗与宗教、山寨与都市……体现着世俗人文与宗教文化世世代代的薪火相传。
三、创作手法及其现代意识
本曲中,在保持旋律民族风格的前提下,以和声、复调、织体、节拍、节奏、音区、音色、力度、演唱技法的多种变化,来深化其内涵特质,使藏民族音乐焕发出新的音乐生命力。如在本曲中,五声性音阶、全音音阶与半音进行相结合的处理、12音和声的不协和音响、对位的线条呼应、节奏卡农的交错组合、多小节逆行创作、反串音色、歌词旋律性等的运用,为西藏民族音乐增添了现代元素。
首先,本曲C段(三部分组成)12个声部中运用12个不同的音,构成12音和声的不协和音响。如第一部分三个声部由高到低排列次序: be2c2b1#f1;g1f1e1#c1;d1 bba#g,结合力度变化的处理和不同节奏型的更替以及演唱的高、中、低三个声部的不同音色,形成特有的织体结构,获得特殊的音响效果。一般来讲,这样的处理手法不多见,因为不好表现,容易弄巧成拙。但作曲家在此处大胆运用,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其次,节奏卡农从头至尾都在C段中运用,由一个声部逐渐变成12个声部。歌词分别由“ya la suo ya la ya la”、在第二、三部分拆分为“ya la ya la suo”和“ya la ya”(并配以新的旋律)为一组的虚词组成,一组虚词形成一个单位小音块,再由多个单位小音块构成整体组合音块,前后交错,形成音块节奏卡农律动,不同组合下产生着不同的变化和色彩,自始自终此起彼伏。这特殊而丰富的音响效果与众朝觐者行进中吟诵的意境有着血脉相似,产生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效果,拓展了音乐叙事的空间。
第三,本曲中借鉴了12音体系中所采用的逆行作曲手法,与西藏音乐因素相融合,形成自由无调性特点。
谱例二
通常片段运用逆行作曲的手法較为常见,但乐句长、小节多时,再运用逆行手法就不易。因为既要合乎作曲规范,又要不失音乐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且旋律还要动听则更难把握。因此,这种表现手法不多见。但在《天湖·纳木错》中,此手法写作的乐句竟长达12小节(B段),后6小节是前6小节(见谱例二)的严格逆行,不但不让人感到冗长、生涩和乏味,反而觉得旋律自然、优美又个性鲜明,如同抒情的散文诗。
第四,在旋律线条的进行上,小三度音程进行和装饰音的运用,同时五声性音阶又与全音音阶及半音进行的处理相结合,加强了旋律的色彩性和现代感(见谱例一中出现CbEFGAB的五声性音阶和全音阶结合的旋律线条)。而B段合唱第一声部的六小节旋律更是全音阶、五声性进行和半音进行的巧妙结合,生成一个非常柔美并极富抒情特点的旋律线(见谱例二)。
第五,歌唱性旋律音调和吟咏六字真言的结合,在作品中多次运用,每次使用都有着不同的色彩变化并富有新意,因为六字真言本身充满着自身节奏的韵律和语言的旋律性。该曲中作者把六字真言不仅当成歌词,也看成一种旋律,有意尝试与不同旋律音调的结合,自然演绎出新的意境,犹如六字真言本身的旋律在音乐的骨子里延伸、衍生。这种解析好像远离音乐本体,但其在作品中起到的对比、烘托、铺垫、渲染等作用尤为重要,不可或缺。
第六,作品中自由呼喊、自由颤音、自由滑音的运用,在引子、高潮、结尾中都得到很好发挥,表现出音乐的抒情性和自由性状态下产生的诗的意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西藏那曲高原的地理风貌以及原汁原味的音乐特点。另外,作品的三声部合唱,几次细分为6声部、12声部,合唱与三领唱形成各种不同的结合方式,衍生出不同的音响效果,这无疑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的体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声部的多样性、合理性,在这看似矛盾的复合体中得到合理的应用,使这首无伴奏合唱在变化丰富的对比中,声部达到整体有序,使作品和谐统一。
鲜明的西藏音乐、语言特点与独特的创作手法相结合,体现了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不断追求新思想、新方法,突破传统音乐创作的束缚。正如作曲家在谈到创作理念时说的:“在保持西藏民族旋律调式、调性特色的前提下,在和声、复调、织体、音色、力度、节拍等方面做了与藏民族音乐既相一致又有一定超越的探索,有目的地运用多种技法实现再创造,以拓展音乐的叙事空间和丰富表现力。”
2009年“帕拉天奴”杯作曲比赛的宗旨是“提倡中国民族风格,鼓励多样化创作;兼容艺术性、技巧性和可听性”。《天湖·纳木错》恰恰体现了这一宗旨,这也是它能从138部合唱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所在。它是曹光平教授在创作上追求民族风韵与现代意识相融合的又一成功之作。
①[美国]库斯特卡著,宋瑾译《20世纪音乐素材与技法》,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16页。
②谱例参见更堆培杰《西藏音乐史略》,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117页的藏戏谱例。
③《藏歌》http://www.8ttt8.com/wenhua/w27773.htm
王勇杰广东工业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中心、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民族—国家的共识再造 篇7
“民族”和“国家”的含义究竟为何,两者的界限又在何处?就此,王铭铭很同意吴文藻先生的观点:“民族者,乃一人群也;此人群发明公用之语言,或操最相近之方言,怀抱共同之历史传统,组成一特殊文明社会,或自以为组成一特殊文明社会,而无需乎政治上之统一;当民族之形成也,宗教与政治,或曾各自发生其相当之条件的效力,第其续续之影响,固非必需也。故民族者首属于文化及心理者也,次属于政治者也。”这个观点和传统西方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大一样的,“西方者大都以为国家为人类中之最高团体,国家与社会,视为同等;我国则久以国家为家族并重之团体,国家之意识圈外,尚有天下”(吴文藻:《民族与国家》)。从民族到国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兴起之前,政治属于集体,典型的例子就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如今一些社区内的治理也属这一类范畴,而国家兴起之后,人们把政治归属到某一个政府,高度的体制化和固定化是国家政治的特征。因此,国家和民族不同,它是政治的,后者则是文化的,不应以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观念来笼罩作为一个文化自觉团体的民族。这是一种关于民族、国家关系的本土化观点,体现了同西方文化的差异,王铭铭提醒读者关注这种差异。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超越民族、超越国家意识、超越单一文化,而这一套机制,当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完成。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费孝通的民族理论,他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概念,王铭铭在书中评价道:“费孝通对吴文藻的‘超越’,主要是经验研究上的,在观念上,却不是那么显然,在两者之间,更多是一种继承性的关系。”
“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是一种重写中国史的努力,它试着让大家看清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混杂和交融就是我们历史的特点。中国的生存版图东南面海,西临高山,北接草原,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就是中国人眼中的“天下”,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范畴,也是中华民族这出历史大戏上演的舞台。书中提到中华民族,包含着两种概念,一个是“自在的民族”,另一个是“自觉的民族”。在鸦片战争西方侵入之后,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被迫纳入到世界体系之内,这时我们感到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不同,在被西方“挤压”的过程中,我们宣称自己是中华民族,这就是民族的“自觉”。但在这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民族“自在”的经历,各个民族不断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和生活上的共同性实体,而对这种“自在”过程的描绘,就是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格局”。
从纵向的过程上来讲,各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的这段时间里存在着汉族这个凝聚核心,在漫长的历史中,其他民族的成分不断被吸收进汉族,而汉族也充实了对方;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先是各地区有自己的凝聚中心,而后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这些统一体经过长期的互通交融,形成了今天庞大的中华民族。至于民族融合的具体原因,则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当然政治原因也不能忽视。从平面上去考察,少数民族中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牧业,这和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形成不同的经济类型;在民族聚居地,汉族大大小小的聚居区和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穿插分布,有些是汉人占谷地,少数民族占山地,有些是汉人占集镇,少数民族占村寨,在少数民族的村寨里也常有杂居在内的汉户。在这种杂居得很密的情形下,汉族固然也有被当地居民吸收的,但主要还是汉族依靠她的凝聚力,巩固了各民族的团结,形成一体。
王铭铭在书中说:“想拥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大一统体系,除了武力维持,似乎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在促成这个超社会、超国家体系,这个体系不一定是实在的制度,而很可能更像一种心态体系。”中华民族是一个超民族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种超文化的“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见不到一个孤立的民族,任何民族的自我意识中都一定含有对方的因素。早在秦汉时代,地处中原的帝王就发展出一套具有双重性的政治文化,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就是介于“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之间的平衡,它也是大一统和封建制的结合,这种做法也被后世的历代中原王朝所采纳,要保证这些策略行之有效,除了军事和行政之外,要依靠“面子”,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朝贡”,在朝贡的互动过程中,彼此的地位和面子都得到了实现,作者把这种文化现象称作“交往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前提是自我约束、自我贬低,以此为手段来保住自己的面子以及超过他人的地位。
本书开篇引用了费孝通在八十年代说过的一句话:“二十世纪是世界范围内的战国时代。”中国经历过战国时代,彼时,各诸侯国自立为王,相互攻伐,从前的那个对世界的“家、国、天下”的信仰不复存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各个民族都在争夺自己的权力,国家之间战争不断,出现了一股建立本民族国家的浪潮。这股浪潮背后有两个推力,一个是现代社会中各个共同体的相互竞争和西方民族学说传播导致的民族自觉,另一个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为了自身利益而有意推波助澜。“二战”之后,东西方对立,彼此都要培植自己的势力、出口自己的价值观,双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类相同的办法,就是扶植建立民族国家。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又利用鼓动他人建立民族国家的手段肢解前苏东的剩余力量,王铭铭借用西方学者的概念称这个格局为“后社会主义”,在他看来,除此之外,像“全球化”、“文明冲突”等等,也不过是这个时代的表现形式罢了。
面对这样的世界,国人应有一种符合现实的关于民族、国家的共识。接受“新战国”的规则,就等于接受了西方关于民族、国家关系的认识。但是对中国的认识不能单单停留在民族、国家、文化、社会等单个概念范畴内,它是一个文明综合体,对这个“文明”的研究意义不言自明。王铭铭认为,虽然二十世纪是“新战国时代”,各国各派纷争不休,但中国却延续了它既有的规模和内在的多样性、丰富的对外关系,甚至是内外混杂的特点。要把握这一“国家”、“社会”的本质特征,基于国族疆域观的社会科学无法充分解释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这种情况下盲目而懒惰地接受别人的理论,套用现成的社会科学“规范”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社会科学企图在规划社会变迁中起作用,应当先从历史中汲取更多养分,对各种非‘国族’式的社会体系加以更贴切的‘形容’。”关于民族、国家关系的新共识需要以自身的历史、文化为基石,吴、费的论述清晰、大胆,除却他们,先人之中还有更多的富有价值的思想急需当代人去发现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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