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形象

“圣人”形象（精选4篇）

“圣人”形象 篇1

朱先生是《白鹿原》中陈忠实着力刻画重点描写的人物。据作者创作手记来看:“ (朱先生) 是这部长篇小说比较多的男女人物中, 唯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的人物。他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廉, 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后一茬中举的举人。”[1]“他在白鹿原讲授学说, 传授文化, 规范乡约, 并且处处以身作则, 表现出儒家先贤风范。朱先生去世后, 幻化作一只白鹿向西飞升, 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可见, 作者将其作为关中文化和儒家精神的象征。”[2]全书三十四章, 朱先生在二十余章中均见出场, 足见他之于全书的重要性。而他的出场往往是关键性的, 出场后往往会留下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就算是死后几十年, 也能够再制造出一个惊心动魄情境来。恰恰是这些故事凸显出朱先生圣人儒雅的形象。下面就具体事例浅析其形象。

一.辨怪异引先生出场, 举轶事初显圣人儒雅

朱先生的出场, 是白嘉轩遇怪异后, 焦急中由自不而然的想引出来的。白嘉轩尊其母及冷先生建议请阴阳先生禳治的途中, 内急解手时无意间发现:下了一夜雪后的慢坡地里竟有一坨湿土, 看到蓟后进一步刨土, 发现蘑菇状奇异物。再三思索权衡下, 想到求教姐夫朱先生才是最稳妥的。于是作者借白嘉轩之思插叙出朱先生二三奇闻轶事。朱先生是关中学派程朱理学的代表, 其二十二岁时省试头名文举人, 因父丧而不赴公车, 巡抚方升欲委以重任而婉辞住进白鹿书院, 可见其淡泊名利, 不愿为官。朱先生一到白鹿书院, 亲手推倒“四吕庵”大殿内四位神像“不读圣贤书, 只知点蜡烧香, 怕是越磕头越昏了!”[3]说明朱先生敢于破除迷信, 是一个无神论者, 有兴私学而育人子弟之志, 其报复可谓远大。朱先生应友邀南方讲学, 穿戴无一不出自妻子双手而从头至脚不见一根洋线, 可见他传承了耕读传家的美德和因袭了自给自足的封建守旧思想。 (当然人无完人, 金无足赤。人的性格也是有两面性的。) 尤其被所谓的南方才子领进烟花楼后, 朱先生雷霆痛斥, 说明朱先生以古之学者圣人为标榜, 不愿随波逐流, 自甘堕落。朱先生晴日穿泥屐过村巷而白雨如注之说, 从侧面烘托出他通晓天文。“今年成豆”之说是进一步印证他通晓天文。面对群众将其奉若神灵的问卜和神话, 朱先生用推倒四座神像做了正面回答:“我不是神, 我是人, 我根本不信神﹗”[4]这进而证明朱先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吃过萝卜丝等饭食后, 朱先生“撮进一撮干茶叶, 咀嚼良久又吐掉了, 用以消除萝卜的气味, 免得授课或与人谈话时喷出异味来。”[5]说明朱先生注意细节并恪守礼仪, 俨然是程朱理学的忠实践行者。从朱先生书院住所的陈设来看, 无一字画, 他是一位不附庸风雅的文人;又从挂着一幅用毛笔勾画的本县地图来看, 他是一位胸怀乡里的文人, 总之, 《白鹿原》第二章中有关朱先生的奇闻轶事第一次确立了他在全书中的圣人地位。其遇事不惊而处之坦若, 亦初显儒雅风范。

二.壮举显圣德, 儒雅伟丈夫

朱先生不愿出仕, 却为县令所用而禁烟。可见其深知烟毒之害, 有为救民众于水火而不惜强出头的魄力。他先从妹夫开刀, 要挖掉自己手书“耕读传家”的门庭, 最后用黑布蒙住了“耕读传家”, 蒙住了内心之痛。亲自执梨毁坏烟苗, 一呼百应, 大有成效, 无疑为白鹿原上的一大壮举, (因官府三令五申都屡禁不止, 而朱先生登高一呼却自发毁烟。) 后因县令换掉朱先生 (官府贪图暴利不愿禁烟) 而使禁烟流产。由此可见朱先生在白鹿原上的威望之高。威望可以看做是照德行的一面镜子。朱先生在白鹿书院教化乡邻子弟, 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是圣人之举, 是倍受乡邻仰慕的, 他有才但不恃才放狂, 为人处世他所秉承的是仁义礼让。是故, 他德高, 威望也就深远了。

白嘉轩一旦有事, 有重要的事, 就去找朱先生。关于白狼的传言, 朱先生认为是“无稽之谈”, 关于传闻朱先生斥退二十万清军之事朱先生认为是“传言而已”, 但他自己却说乐意当了张总督的说客。而真实的情况却是:面对张总督派来的官差他说:“我正晨读, 愿等就等, 不等就请他们自便。”[6]足见朱先生不畏权势。算定张总督还会派人来说明朱先生料事如神, 而自己避逃之后却主动去见张总督请缨做说客, 其办事的原则也太出乎常人意料了。原来, 他只身一人前往军营, 力劝方升退兵不是为了张总督, 而是为了不让关中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可见朱先生胸襟开阔, 见识远大, 也映衬出他的淡定自若和大智大勇。

朱先生对于剪辫子和放足也有自己的看法:“女人的脚生来原为行路, 放开更利于行动算得好事。发为身外之物, 剪了倒省得天天耗时费事去梳理。唯有今后的日子怎样过才是最大最难的事。”[7]可见朱先生并不迂腐, 他眼界开阔, 为人豁达。在恪守封建礼教的当时, 能够这样想足见他有先见之明, 并有思想解放之嫌。朱先生对白鹿原村最大的贡献就是拟了《乡约》给白嘉轩, 教民以礼仪, 以正世风。实际上他践行了以德治人的壮举, 在当时来看其思想是非常伟岸而高格的。因生源流失, 白鹿书院关闭, 朱先生勉强受聘滋水县师范学校教务长, 干不了半年就向县长提出了辞呈并提出了重修县志的宏愿。此后朱先生穷其一生在白鹿书院里自己组织了一些同窗及门生开始了浩繁的工作。他和其他封建社会的有所作为的文人一样, 在乱世之时, 唯有著书立说, 各安天命才是明哲之举。

不论是因白嘉轩、鹿子霖在白鹿村办学堂的举动, 赢得他热泪盈眶地打躬作揖跪倒拜谢;还是面对刘军长时, 买狗守门, 把豆腐跟肉熬成一锅, 并直言不讳地说:“刘军长你进不了城。”[8]他都有一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洒脱和“猝然临死而不惊, 无故加诛而不怒”的淡然。故而, 朱先生之贤明中更大流露出来的却是儒雅。

得知白孝文私通小娥的过错, 他严肃而平静的写了“慎独”二字给这个令他痛心的侄儿, 让孝文用一生去慎思笃行, 可见朱先生既刚正不阿又声明大义;对小娥的劣迹是深恶痛绝而嗤之以鼻的, 以致于听闻其鬼魂作祟时, 竟给白嘉轩出了个主意:造塔镇妖。 (当然朱先生是不相信有妖的, 他认为是人在作祟。) 给孝文分家时, 朱先生笑着重复“房是招牌地是累, 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房要小, 地要少, 养个黄牛慢慢搞”。[9]又可见朱先生之幽默诙谐, 这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谚语透射出朱先生对于房、地、钱精当剖析的智慧。

朱先生被县府抽去赈济灾民, 可谓临危受命。在饥馑之年, 举白鹿原而数, 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朱先生那样不中饱私囊而以身名正的人了。赈济灾民可以看做是朱先生继白鹿原禁烟运动后的又一壮举, 他纯粹是为了民生而心甘情愿地去“出仕”。朱先生一生“出仕”三次:一是禁烟;二是勉强当了半年滋水师范的教务长;三是赈灾。当然, 这只能是从有一定的“权力”这个层面上去看待, 并不是实质性的出仕做官。由此, 朱先生可以说是一位饱经风霜而和蔼的有德老者, 是一位集智慧、儒雅于一身的圣人。他是白鹿原上的“寒暑表”, 识得原上民众要活着的渴盼与希望, 识得民众的温饱疾苦, 识得群众心中的愁喜忧乐;所以他成功了, 也只有他才能在赈灾后不落下丝毫的口实。他救了白鹿原上数以万计的苍生, 其功德足以与白鹿原永存不朽。

无论是面对共产党员鹿兆鹏、白灵, 还是面对国军鹿兆海, 保安团营长白孝文, 以及是关门弟子的土匪鹿兆乾时, 他都散发出一种出知人则哲的圣贤风范和处事不惊的儒雅形象。朱先生对鹿兆鹏这个共产党员是有恩的, 为其提供避难场所, 并在一次次的对“政府”失望后, 断言说“天下注定是朱毛的”[10]可见其明断的魄力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土匪黑娃被保安团白孝文俘获后, 朱先生的举动更使人匪夷所思, 他亲自送信给孝文, 甚至想办法解救黑娃, 他所坚信的是:要一个人的命容易, 让一个人变好难!只要这个人变好了, 哪怕以前是魔鬼也未尝不可以原谅!朱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有佛心的人, 而佛心是圣人必须具有的心灵。朱先生是圣人, 所以给黑娃写了“学为好人”四个字勉之, 并破天荒地收了这个土匪为关门弟子。而朱先生对白灵则有一种淳厚的亲情, 对于这个侄女, 他有一种振憾心灵的似曾相识感觉。也许要说朱先生有愧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解白嘉轩与朱白氏之梦后, 他知道白灵完了, 但他没有说穿。他是不想、也不忍, 无论是作为姑夫还是作为朱先生。对于兆海的死他悲痛过, 甚至为兆海守灵, 他也有泪, 他宣誓赴死抵倭寇, 但得知兆海之死的真相后, 他很平静, 平静得出奇, 平静得要命。他是一位时常有出乎人意料的举措的智者, 他替兆海痛心, 为“政府”寒心。

三.魂归白鹿书院, 儒雅流传千古

白鹿原震人心魄之“死”字, 令人窒息难耐到浮沉梦幻般地步后, 豁然映射出人身最后归程的悲壮之美。尤其朱先生之死, 平静的悲壮中彰显出最后的儒雅。朱先生让妻子朱白氏“你再给我剃一回头”[11]似乎就已预知自我生命的终结。实际上, 当石印馆先生出于对朱先生仰慕和悲悯之情印好十套《滋水县志》并送来给朱先生时, 他就无憾了。当他亲自把八套县志送给编纂过它的八位先生, 一套托人送给县长, 一套留给自己, 而了却最后一件心事时, 他就知道自己的大限来临了。所以“朱先生顿觉自己变轻了”, [12]让朱白氏叫来全家人到白鹿书院吃团圆饭。实际上他已选好了自己的栖魂之处:这个教化乡邻子弟的圣地, 成就“立言”壮举的雅居, 为之耗费毕生精力的精神家园———白鹿书院, 就是他的栖魂之处。面对死亡, 他很平静, 只是把它当作归程, 所以他是儒雅的。“剃完了, 我就该走了。”[13]这是朱先生死前最直白自己将死的一句话了。其实, 七天前他就写好了遗嘱。朱先生死得很平静, 他壮志得酬, 可谓死得其所, 他可以顶天立地了, 上不愧天, 下不愧地, 故而遗嘱:“不蒙蒙脸纸。”人终究会死的, 人生就是一个悲剧。而朱先生之死可以用悲壮了, 因他壮志得酬了。而“不用棺材, 不要吹鼓手, 不向亲友报丧, 不接待任何吊孝者, 不用砖箍墓”[14]的葬法的确简单到不能再减了。这的确是圣人的举动, 也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样:死了也要反对铺张浪费﹗试问世间到死都能以身作则的有几人?朱先生就是朱先生﹗“五十多里路途之中几十个大村小庄, 烛光纸焰连成一片河溪……”[15]这是白鹿原人民对于他的肯定, 对圣人自发自觉的由衷缅怀。“自信平身无愧事, 死后方敢对青天。”[16]正是黑娃这样一个土匪, 一个半路入门的弟子, 中肯品评了朱先生的一生。朱先生可以瞑目了, 教化贤徒三千, 也抵不上引导一个十恶不赦之徒走上正道。这是朱先生“立德”“立言”之外的功上之功, 所以他无可争辩的成了《白鹿原》之圣人。值得一提的是:朱先生死后几十年的一天, 当批林批孔运动抨击到“克己复礼”思想时, 一群学生挖了朱先生的坟, 生产队长想用墓砖箍井的愿望落空了, 安葬朱先生时遵从遗嘱而没有用砖。红卫兵们只捡到一块合砖, 两面却各刻着:“天作孽犹可为, 人作孽不可活。”而愤怒者摔断合砖后, 中间却发现了“折腾到何日为止”[17]的字样。学生和村民惊呼了, 难道朱先生真有未卜先知之能?笔者主观认为:作者之所以附加此段小插曲, 一是为了进一步证实朱先生简葬确有此事; (映衬其伟岸高格的儒雅和圣人般的举措) 二是为了神话朱先生。只有像朱先生这样有大气魄的儒雅文人才能称得上圣人, 以至死后数十年数百年仍为群众所乐于称道, 乃至流传其奇闻轶事不绝。总之, 《白鹿原》第三十二章是朱先生的谢幕演出。凋零的是朱先生的生命, 其德其名永葆长青, 流芳白鹿原千古。

四.朱先生圣人儒雅形象所寓寄的现实性

朱先生是《白鹿原》上的圣人, 其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其圣人儒雅形象的确立绝非偶然。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兆濂确确实实曾主编过《蓝田县志》, 也曾义愤填膺地发表过“抗日宣言”。至于把牛才子传得神乎其神主要归功于朴实的乡民, 源于他们发自内心真实的崇拜。就如同作者的父亲一样, 基于对牛才子的崇拜才不止一次地讲述牛才子的奇闻轶事给幼年时作者听。由是, “这个带着神秘色彩的牛才子, 从童年起便成为我一个永久性的生活记忆。”[18]故而, 朱先生圣人儒雅形象的形成就是真实原型与轶事奇闻通过乡民“神化”而杂糅的产物。当然, 在此形象的确立的过程中作者始终萦绕着一种对文人品格的思考。或许作者对家乡所出的这位牛才子“立言”、“立德”之举流露出难于言表的赞许正是出于对其豁达而无为的文人情怀的仰慕与向往。总之, 《白鹿原》作品的现实性赋予朱先生超凡脱俗般飘逸而灵俊的圣人儒雅形象, 朱先生的境界就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文人境界。

综上所述, 《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堪称圣人, 其言行举止、所作所为, 无一不称儒雅。他虽无诸葛孔明“羽扇纶巾”之飘逸般地超凡俊雅, 却也有:只身一人从容舌战方升, 斥退二十万清军而不动声色的从容风雅;虽无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隐的洒脱, 却也有赈济灾民而不占一粒之米的心安理得;其主编的县志虽比不上太史公司马迁之绝唱誉冠千古, 却也不失为滋水县之“和氏璧”而流传一方。总之, 朱先生在《白鹿原》演义了太多的惊心动魄, 留给人们的一字字、一句句、一幕幕就都是真真切切的誉叹!圣哉朱先生!儒雅哉朱先生!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北京第一版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第687页.

[2]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2002年11月第八次印刷.P264页.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北京第一版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第23页.第24页.第27页.第85页.第90页.第185页.第301页.第624页.第628页.第627页.第630页.第632页.第636页.第636页.第639页.第687页。

读《论语》品圣人之言 篇2

关键词：孔子,圣人,《论语》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但始终不寂寞,总有人反复提起他的生平以及《论语》。钱穆先生曾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的确如此,中国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历史长河,便是因为在五千年的中间有个孔子作为链接的纽带。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便是一种文化的认同,便是对于大一统天下的认同,而这种观念便与孔子当年的坚持与弟子的传承有关系。

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刚接触这句话时不太理解,以为有溢美之嫌,将孔子的作用和地位过于拔高而不符合实际。但当我仔细注释分析完《论语》后,当我阅读完《春秋左氏传》和《礼记》等书后,便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因为假如没有孔子,上古即孔子之前的文化以及典章制度便难以流传下来,我们对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三代的认识是因为孔子坚持周文化,将这些文化传授给弟子,弟子收录再往下传才流传到今天。

圣人的确是圣人,有着超越普通人的智慧、胸怀、胆识,仔细品读《论语》,就会发现孔子有着教育家所独有的非凡素养。他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至今得以沿用;强调学生应该温故而知新,既要注意继承又要探索创新;从教师角度来说要诲人不倦同时和学生形成一种教学相长的和谐相处模式,在为学生答疑解惑时也能共同进行学问切磋。

孔子的教育思想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他的思想观点以及主张也从某种角度上带有封建色彩。例如孔子过分强调“礼”的重要性,忽视历史发展和变革的需要;提出“学而优则仕”,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才应该入朝为官为封建朝廷效力,一定意义上瞧不起从事苦力劳动者。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反对专制、愚昧和迷信,提倡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店”本身就是反对旧道德、思想上反封建,如今我们应该本着客观的态度去审视,少一点误解、扭曲,更多的是反思和辩证的思考。

总而言之,圣人固然有着常人所不能及之处,但毕竟也是肉体凡胎,也会有不足之处。邓小平同志对伟人毛泽东的评价是“七分功,三分错”,足以说明我们要正确的看待他人更不能夸大其功绩,把圣人看得遥不可及,高高在上。

“人皆可以为尧舜”不仅是孟子的教育和政治目标,也是千百年来仁人志士毕生追求的人生理想。尧舜作为道德人格的典范,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从而铸就自己的理想并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孟子认为,普通人只要在良好的客观环境中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和个人的主观努力,就具备成为尧舜式“圣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所以“圣人,与我同类者”。

可见诵读国学经典终不负人,由此而告之,圣人也不过如此。在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依然存在凭借量化分数来评判一个学生的优劣,甚至通过一张试卷划分“差等生”和“优等生”。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所谓的“差等生”和“优等生”到底差距在哪里,是不是学习成绩低的学生就不具备成为尧舜式“圣人”的可能性。

在众人眼里,圣人便只能是那天赋异禀,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之骄子。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神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间隔,圣人不屑于理会凡人争多嫌少的琐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日子;圣人有好多广为流传的生活哲理,实际上未必圣人自己可以做的到,凡人更是根本无法做到也无所谓做到。纵观三国英雄豪杰,首推太祖曹孟德是也。汉末起兵参与镇压黄巾军、讨伐董卓,渐次扫平群雄,击败袁绍,统一北方。此人全在于心子黑,狂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故堪称一世之雄。其次当数先主刘备,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孙权、依袁绍,四处奔波,寄人篱下。三顾茅庐得诸葛亮辅助,打败曹操,赢得荆州立足之地。一世浮沉,败多胜少,才能远远不及曹操,但凭借脸皮够厚,也称得乱世英雄,曹操曾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刘备的江山即便是哭来的,也是一个天大本事。

凡人不警行圣人的名言过日子,不是圣人的悲哀,是凡人永远成不了圣人的缘故。

在乡僻之地,偶有人得了小小成就,讲因果的,说他是功德积得多;讲阴阳的,说他是坟地埋得好;看相的、算命的,说他是生的好。一旦成为圣人,便是品行如何的端正,道德如何的高尚。戴绿眼镜的人,则万物皆呈绿色,戴黄眼镜的人,则万物皆呈黄色,故圣人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形态。依我之见,圣人也不过人罢了,何必尽添神秘。

所谓物极必反,圣人头上的帽子盖的太高,必定有压垮的一天。这又是何必呢?为何不还原本来面目,向世人展现一个本真的圣人!在这样浮华的世间,万物形形色色,要想做到本真又是谈何容易。古之圣人比起当今凡人,好在他们可以静心钻研人生哲理,不被世俗同流合污,寻求属于自己的一方圣土。而世人呢?被伪哲学迷得眼花缭乱,对世俗摇尾乞怜。有的人试曾选择逃避,竭力保留那仅剩的良知,可现实会让你无处可逃,最终落得个遍体鳞伤。仰天长啸,试问谁主沉浮?世人曰:“圣人矣”,然佛祖曰:“卒焉”。吾甘愿为小卒,游离人仙妙境,看破缈缈红尘,活出自我风韵,我便是我,我亦非我!妙哉!凡人矣,故亦为圣人。

遨游于国学,总能收获一些生活的哲理、做人的道理!品读国学好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能以新的眼光看待问题,寻求属于自己的天地。先人的哲理,不仅能为我们提供经验,更多的是向前奋进的动力和方向。

参考文献

[1]蔡厚示.怎样评价孔子的文学思想?[J].福建论坛.1981(01)

[2]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杜维明教授访谈录[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02)

[3]李凯,杨承静.孔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当代价值[J].学习月刊.2013(16)

材料戏剧《圣人孔子》的艺术特征 篇3

“材料戏剧”就是张广天提出的戏剧革命的目标, 对传统的戏剧材料即剧本、表演、舞台进行重新阐释的戏剧。张广天提出突破以往只在形式和风格上创新, 大胆将戏剧材料进行更新, 通过戏剧化的改造转化成新的戏剧材料。更准确地说“材料戏剧”就是中国先锋戏剧不断向前探索的新成果。比起西方的先锋戏剧, “材料戏剧”还显得保守, 比起“荒诞派”戏剧和“环境戏剧”其内涵、深度及艺术表现手法也不够成熟, 但是, 对于打破僵化死寂的中国话剧落后的状况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切·格瓦拉》之后, 张广天又创作了《鲁迅先生》《红星美女》《圣人孔子》《左岸》《圆明园》等在突破传统戏剧重视情节连贯统一, 风格单调,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等方面, 都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窥一斑而知全豹, “材料戏剧”到底有哪些特点可以通过剖析材料戏剧《圣人孔子》可知。

一、剧本——文本材料的拼贴和形象的碎片

张广天创作的《圣人孔子》剧本开篇写道:“材料:戏剧演员若干, 一个展示的空间, 音乐, 诗人, 诗文, 《论语》、《毛泽东语录》及其他文本。”这个戏剧本身就是戏剧材料之一。从剧本可以看到多种文体和言语, 如文言与白话, 诗歌与散文, 歌词与新闻混杂, 大量存在的子曰与毛主席语录, 口号、标语、宣传、广告, 前言不搭后语式的人物对话, 大段的内心独白等, 构成混乱嘈杂的语言材料。《圣人孔子》加上序幕共有五幕, 可以说剧本看似一个个毫无关系的故事片段、诗文、歌曲、语录的大拼盘, 对文化的反思。

《圣人孔子》中没有完整的“孔子”形象, “孔子”的身影总是忽隐忽现, 让观众拿捏不定。贯穿全剧的是序幕提出的问题“孔子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我们到底要不要“孔子”?“孔子”在剧中只是象征性的符号:一个是根植在我们思想之中的“孔圣人”, 另一个是现代人群的总体象征, 真正的“孔子”却是作为第三者隐藏在观众的心中, 它是中华儿女都会自然被唤醒并与之共鸣的深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密码。用张广天自己的话说:“我写《圣人孔子》这个‘圣人’, 就是每一个中国人, 孔夫子不过转述了他们的意思, 徒弟们又把部《论语》流传到今天。”“孔子”不再是圣人而是当代的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甚至是很世俗的人。他们满脑子“孔子思想”却为各种左的、右的思潮所左右, 忽而“批林批孔”、忽而崇奉孔子, 继而崇洋媚外, 抛弃传统, 最后走投无路不得不重寻文化之源, 印证了序幕的大字标语“背叛传统就是背叛自己”, 激发观众反思。

二、演员——集“说、演、做”于一体

张广天大胆地提出对戏剧材料 (即剧本、演员和舞台) 进行革命, 极大地发现演员, 重新确立演员的功能和作用。在造型方面, 演员没有低头弯腰摹仿老者, 也没有浓妆造型的沧桑脸庞。这样的外形显得有些不尊重孔圣人, 与历史不符, 却符合“俗人孔子”的形象。“孔子”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 一个思想家、道德家、军事家, 时而是一个穿着流行服饰的现代人, 时而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师, 时而是甲乙丙丁, 旋即又是某个狡黠善变猥琐的俗人。他认为演员不仅要“演戏”, 还要“说戏”和“做戏”, 打破各种表演理论的界限, 尽可能解放演员, 让他们充满创造力, 集“说、演、做”于一体。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法肯定不适宜, 因为演员可以自由地穿梭在角色内外。扮演孔子的也不是固定的, 这造成“孔子”形象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自由转换, 出现“我”与“他者”的对话。《圣人孔子》中“孔子”更多的是做为第三人称即“他者”出席, 以“他者”的言说去审视“孔子”的理想, 反观“孔子”思想对后人的影响, 塑造了一个有形与无形结合的“孔子”, 可大可小, 拓展观众的想象空间, 让现代人通过众多“孔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去反思儒家思想和文化。

《圣人孔子》中有演员身穿布衣, 手持木棍扮演孔子“说”出孔子的至理名言。继而演员突然就不再演“孔子”, 而成为议论者, 自由出入角色。演员的功能类似史诗体戏剧的叙述者“说”, 即中断表演的叙述、议论。除了“演”“说”, 演员经常运用戏曲程序化的动作表演即“做”, 从而丰富戏剧的表现力。演员的功能自由转化, 给观众一种非常陌生的新奇感。正因为是“他者”言说, “孔子”既不具体, 又不止一个, 因此扮演“孔子”的演员也时常变化, 不同的演员根据不同的情形串演“孔子”, 碎片式的形象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俗人”, 他们充满矛盾, 深受社会各种压力的逼迫, 内心深处却有“孔子”的声音, 他们迷惘、痛苦、挣扎, 个个愤世嫉俗。他们是千千万万个当代“孔子”的化身。

演员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 集“说”“演”“做”于一体, 夸张的肢体动作, 自由的角色转换, 表情丰富。舞台设计简洁抽象, 道具和布景的简单在当时更显得前卫新鲜, 却极大地发挥了演员的想象空间, 演员的表演赋予创造性和戏剧性。

三、舞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道场

张广天称自己的戏剧《切·格瓦拉》《左岸》《圣人孔子》为“理想主义三部曲”。张广天他将苦难的拉丁美洲, 爱情恐怖主义,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放在一起, 让人们把爱情、古巴革命和孔老夫子搀和在一起“反思”。《圣人孔子》诠释了他的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 反映的不仅是他个人而是整个时代文化沦落和价值观对立碰撞引发的地震。

彼得·布鲁克认为“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 称它为空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之下走过这个空间, 这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舞台就是一个空间, 一个实验室, 一个道场。观众与演员的关系不像以往:我制造幻像, 你来欣赏, 沉醉其中, 而是我演戏、我讲述、我做戏, 你可看、可思、可想, 甚至张广天最后邀请观众跟演员一起唱《圣人孔子》的主题歌, 这不仅是看戏, 还是一个仪式, 一场残酷而真实的布道。张广天想通过“材料戏剧”达到的对“舞台”功能的重新诠释。“让我们把剧场当作道场, 在闹中取静的方寸之间重新思量。”观众与演员共同存在的空间剧场被激活, 观众参与到戏剧表演之中, 成为戏剧的一部分, 推倒“第四堵墙”将舞台延伸到整个剧场的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通过对材料戏剧《圣人孔子》的艺术特征分析可知, 《圣人孔子》通俗夸张的肢体动作, 诙谐幽默的语言, 犀利尖锐的辩论, 激情澎湃的朗诵, 弥补剧本情节松散, 充满哲理和象征性带来的枯燥乏味。运用反戏剧的场面直喻和各种语言材料的拼贴, 产生多声部混响的间离效果, 演出把剧场当道场, 直接把观众纳入仪式而产生集体宣泄快感。由于长期以来话剧充斥“真、善、美”“高、大、全”的情节模式, 观众早已厌倦, 对于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 大段的辩论、讲大道理也会使观众感到充满陌生感和新奇感, 让观众眼前一亮, 耳目一新。尽管“材料戏剧”也有非常突出的缺陷, 比如大段慷慨激昂的议论和符号化的人物因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和深度而令人乏味, 概念化的表现手法很容易自我重复。但是, 2002年某位孔家后人观看了此剧后还是说:“这部戏不是写古代的孔子, 而是写现代的社会生活, 社会思潮。因此, 该剧具有令人想不到的精彩。”

摘要：“材料戏剧”即张广天提出的对传统的戏剧材料 (剧本、表演、舞台) 进行重新阐释的戏剧。《圣人孔子》的艺术特征可概括为:根据语言材料来拼贴形象碎片的剧本, 演员把剧场当道场创新的表演使观众产生新鲜的审美快感。

关键词：材料戏剧,《圣人孔子》,艺术特征

参考文献

[1]张广天.我的无产阶级生活[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3.

[2] (英) 彼得·布鲁克.邢历等译.空的空间[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初探何心隐“圣人之学” 篇4

一、讲学为方法的为学思想

何心隐“幼时颖异拔群, 潜心经史, 辄以远大自期。”曾参与科举考试并获得郡试第一名, 但因个性的桀骜, 后来放弃科举, 赞赏王艮的淮南论之说, 师从于王艮弟子的颜钧, 学“心斋立本之旨”。何心隐所处的时代, 内阁首辅张居正塞言路, 禁讲学、禁毁书院造成了士人普遍的不满, 对此何心隐颇有意见, 主张推崇“圣人之学”, 提出了讲学为手段的为学思想。

现有学者认为“圣人之学”主要探讨了圣人之学与异端之学的对立, 是道统的问题。在何心隐看来, 为做“圣人之学”, 不如放弃科举的仕途之路, 潜心为学, 让民间多一位作育英才的良师, 广开民智, 提升民间百姓的涵养的道德水准, 使得“聚英才以育之, 将使英才布满于下以待上用, 即周子所谓善人多而朝廷正, 天下治矣”, 达到“圣人之学”弘扬的目的。在何心隐看来, 圣人依据心学而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谓圣人之学, 其实就是心学也;而心学的弘扬, 在尊师重道的中国, 讲学无疑是最好的方式。

孔子作为最早的私人教师, 广收门徒, 以六艺为内容, 进行思想的启蒙, 然后带领弟子周游列国, 推广儒学思想, 最终成为一代圣贤;以孔孟圣人为榜样的泰州学派, 自王阳明起, 经王艮, 何心隐等等, 无不效法孔子的授业方法, 进行周游讲学, 希望起到撼动社会思潮的作用;对传统的以仕途为儒学者归宿的思想, 颇有微词。

于是何心隐提到:为大道之宗主也。若在樊笼恋恋, 纵得以展高才, 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 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 如孔孟复生于世, 则大道有正宗, 善人有归宿, 身虽不与朝政, 自无有不正矣。大道之明, 莫明于孔子, 而孔子之所以明大道者, 亦惟出身于春秋以兴国政, 于朋友之交信也, 何尝恋恋樊笼。

可以看出, 何心隐的圣人之学, 是打算以居野育才的讲学方式报效朝廷, 来实践自己的学术抱负, 于是放弃科举仕途, 选择了终身在野的讲学工作。

二、“道而学尽于友之交”的为学态度

现在有研究认为“何心隐企图突破传统五伦有渐次的社会架构, 建立人与人之间皆是朋友的人际关系, 超越有渐次、等差的层级关系, 人人相亲相尊, 互相平等”, 也就是何心隐在《论友》一文, 提出“道而学尽于友之交”的主张, 他是这样说的:“天地交曰泰, 交尽于友也。友禀交也, 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昆弟非不交也, 交而比也, 未可以拟天地之交也, 能不骄而泰乎。”

在深受儒学浸淫的中国封建社会, 读书至上是知识分子区别劳心者与劳力者地位的鸿沟, 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屑于和其他层次的人进行讲学讨论, 具有独特的士大夫思想阶层, 形成了士、农、工、商的身份区别, 各个阶层之间较少进行深层次思想上的交流。

推崇圣人之学, 惯于讲学的何心隐则比较特立独行, 他经常举行讲学的讲会。何心隐认为应该破除这种陈规陋俗, 每一个与会者应该摒弃个人的成见, 以胸怀天下的气量, 以君子的风度进行相互切磋, 才有助于讲学, 否则彼此拘泥于“士、农、工、商”的身份, 对于义理各有坚持, 参加讲会又有何意义?论学应该超越彼此的身份, 专就义理交换意见, 使得每一个与会者都是论学上不可多得的益友, 才不枉与会。

何心隐曾著《语会》一文, 表达他对讲学的重视。文称:夫会, 则取象于家, 以藏乎其身;而相与以主会者, 则取象于身, 以显乎其家者也。不然, 身其身者, 视会无补于身也;家其家者, 视会无补于家也。何也?视会无所显无所藏也。乃若天下国之身之家之, 可以显可以藏乎其身其家者也, 会岂小补于身于家已乎?不然, 身其身者, 身于士、农、工、商其家已;家其家者, 家于士、农、工、商其家已也。小补于身于家已也, 可象天下国之身之家之所显所藏者乎?必身以主会而家以会, 乃君子其身其家也, 乃君子以显以藏乎士、农、工、商其身其家于会也, 乃仲尼其君子而身而家于国于天下, 以显以藏以会也。

《中庸》里的这样说:“君臣也, 父子也, 夫妇也, 昆弟也, 朋友也, 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这是儒家学者所崇尚的圣人之学, 但是对何心隐来说, 唯有摒弃杂念, 且能志同道合的朋友之交, 才能达此大道;其余则内心各有偏执, 以致无法潜心为学, 所以何心隐独重讲学所形成的师友关系。所以现在就有研究认为:“何心隐讲学除了交流思想以外, 也为了交结朋友。”

但是依世俗的眼光来看, 何心隐将家中丰厚的财产弃置不顾, 不事生产, 全心全意投入私人所兴办的讲学活动, 就很难不引起世人异样的眼光。学者李贽这样记载当时社会上对何心隐的看法, 称道“人伦有五, 公舍其四”;耿定理也这样质问何心隐:“子毁家忘躯, 意欲如何”, 便是对其有违常理的作为感到不可思议。何心隐潜心于讲学活动, 主要是提供有志于“圣人之学”的学友们能够有相互切磋的机会, 何心隐不事生产却专注于讲学, 不免让人萌生“人伦有五, 公舍其四”的负面印象, 认为他的言行是食古不化。

这是因为何心隐的圣人之学与他人不同的地方, 在于他对朋友之交充满期望, 除了切磋圣学之外, 他还期盼以彼此的力量打造一个理想社会。在何心隐的心中, 有一幅以孔子之志为其目标的社会蓝图;如同大多数儒家学者所期待的那样, 实现一个“大同社会”;而使天下大同落实于世的关键, 何心隐认为在于号召一群共志于道的“朋友”。这群朋友由于彼此能以圣贤之道共勉共学, 日后学友家中若须帮助, 众人必义不容辞的伸出援手, 如此天下治的理想, 便在这种相互扶危济困的情况下得以实现。何心隐欲以学会友, 继而透过学友的互助关系而使天下归仁。何心隐说道:“人情互蔽于所不见, 见之未有不超之者也。农工之超而为商贾, 商贾之超而为士, 人超之矣, 人为之矣”, 如果人人都有上进心, 为学者就绝对不能预设立场。何心隐看重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 他始终站在鼓励大众的立场, 希望人人能够突破现况, 奋力进取, 最终实现圣人之学的境界。

综上所述, 何心隐的圣人之学超脱了世俗的眼界, 寄意于讲学的手段, 通过朋友间的“道而学尽于友”来实现儒家大同社会抱负, 给心学为主的明朝儒学, 带来一些新意。

参考文献

[1]艾智.圣人之学的探索[J].哲学研究, 2000 (6) .

[2]张琏.何心隐的社会思想论析[J].史学集刊, 1998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