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影响

政治影响（共12篇）

政治影响 篇1

新生的微博平台以自身的特点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尤其是政治微博很快成为广大民众监督政治、影响公共决策、反映利益诉求以及表达政治观点的一条重要的渠道。在这种新的形势下, 滁州学院成了我省开通微博课程的第一家高校, 并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 本文在这一开设课程的启发下, 想谈谈微博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旨在引导人们理性看待微博, 并从中探寻政治微博助推民主政治发展的“正能量”, 从而实现政治微博对民主政治的助推作用。

1. 政治微博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正面影响

1.1 有利于公共精神的孕育

微博的发展使社会的公共事务变得更加透明, 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也会更高。虽然决策权只在少数人的手中, 但平民百姓可以通过微博对这些政务进行评论, 通过舆论的力量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而政治微博在这个时候就为人们对公共事务的评论提供了更便捷的渠道。因此, 政治微博的作用就是助推公共精神的孕育和民主社会的发展, 从而让公民能够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民主心态去反思传统的政治架构和宪政理念, 培育政治服务于大众这样一种公共精神。

1.2 有利于公民监督现行的民主政治

微博的发展, 让公民对现行民主政治的监督有了实现的可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3年两会召开期间, 很多网民就利用了“微博直播”和“两会微博”等对两会召开的过程进行全程的关注, 并针对各个代表的提案进行监督以及发表评论。公众对各个领域权力的监督是国家机构与市民社会分离的必要条件, 因此, 只有加强公民对政治的监督, 才能让民主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而政治微博的诞生, 促使舆论监督机制逐渐走向成熟。

1.3 有利于新型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诞生

政府与公民间的良好合作的最好桥梁就是政治微博, 政府在社会治理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公民可以通过微博进行意见的反映, 而政府也可以把相关处理的意见和政策意图通过微博的形式向公民公布。政治微博, 使得市民社会与政府实现了良好的沟通, 通过利益的表达和协调, 推动了公民与政府实行更有效的合作管理, 并为新型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催化剂, 从而使商讨式民主逐渐取代传统的政治民主。

1.4 有利于公民社会与国家的交流与互动

由于新兴的政治微博具有交互性的特点, 使得政治不再单纯局限于精英阶层中, 其他阶层也得到了发声的机会。微博空间言论的自由, 让公民能够针对国家的问题各抒己见, 从而让政府了解到更多不同的声音, 加强了社会公民与国家的交流与互动, 是社会政治实现多元化、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

2. 政治微博对民主政治发展的负面影响

2.1 政治微博的代表性不足

就目前来看, 使用微博的主体年龄大多数都不超过35岁, 而大部分民众由于技术、地理位置、家庭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低等原因而无法使用网络微博工具, 使得政治微博意见的代表性不足, 它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

2.2 导致公民政治参与的无序化和随意性

由于微博使用群体的文化素质各异, 且草根的意见也会过于无序和分散, 再加上缺乏一定的网络舆论的机制, 使得政治微博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无序化和随意性的现象, 有悖于民主政治的秩序性这一要求。此外, 在微博评论发表的过程中, 许多政治话题的理性思考在网络微博中容易被断章取义, 并遭受到各种形式的攻击。

3. 注重发挥微博影响的“正能量”

正如第2点所提到的, 微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但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弊端, 从而使得微博的“正能量”得到更好地传播。首先, 正如滁州学院所开设《微博与社交》这一课程, 通过对学生撰写博文等相关专业知识的讲授与训练以及微博的互动考评, 从而为社会培养出专业复合型的人才, 让学生在工作实践中更好地促进广播电视、报纸与媒体的融合发展, 共同传播社会的“正能量”。其次, 由于高校学生是微博使用的主要群体, 因此高校的老师也可以利用这一平台与更多的学生形成互动的关系, 如广东商学院中文系的很多老师就通过教师自身对政治的关注, 转载更多关于政治的决策、评论以及相关的信息, 引导学生关注民主政治的发展, 并以身作则, 教导学生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和敢于发表自己见解和提出自己意见的作风去参与政治评论和表达意见。再次, 还可以借助政治微博来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如山东农业大学里的形势政策课程就很好地结合了政治微博这一信息工具。学生们通过学习, 提高社会责任意识, 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大事, 对各大新闻报纸的关注了解最新的时事动态, 同时对于政府官员的贪污事件和不良作风以及危害民主政治的行为, 要作出理性的批判, 并借助这些事件在微博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对社会的反思等。

4. 结语

总而言之, 由于微博还处于发展的阶段, 难免会出现弊端。因此, 我们要想方设法避免这些弊端, 从而更好地助推政治微博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实现政治微博真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郑晓华.微博与社交:注重传播“正能量”[N].滁州学院学报, 2013, 25 (8) .

[2]马永亮.微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与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3, 02.

[3]赵疆.浅谈微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的影响[J].新课程教育学术, 2012, 01.

政治影响 篇2

摘 要:虽然近年来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很快,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农民严重缺乏民主观念和民主主体意识,并且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宗法家族力量仍然在农村暗流涌动,这些都成为我国当前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障碍。

关键词:农村;民主政治;政治文化

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既包括村民自治,也包括乡镇政权的民主建设。但就目前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现状来看,村民自治更具有实际性意义,成为当前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村民自治是以《宪法》和《村委会自治法》为法律准绳,以村民委员会为依托组织开展的群众性自治活动,其主要内容就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和形式,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后的实践证明,村民自治总体上讲是适合乡村社区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的有效管理模式,是新时期政府领导、组织和教育农民的新的手段,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民主政治实施的时间不长,还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还有很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决定了它在我国的发展还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制约农村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经济、制度和组织等因素,还有深层次的文化因素。经济、组织等外在的因素较易被人们认识,而文化等内在的因素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和轻视。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沉淀着传统政治文化色素的深层心理因素在农村民主政治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仍然深深制约着它的效果,影响农民政治意识的正常发育。“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p.4)人们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现代的门槛,另一只脚却仍然陷在传统的泥沼。可以说,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还将会随着农村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不断凸显出来,成为村民自治推进过程中的一块暗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是与中国宗法家族制的社会构造、政治伦理化的儒家学说紧密相联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大厦相适应的,是黏附在封建社会结构当中的,它的整体性框架已不能适应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无是处。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很多值得现代社会吸收和借鉴的地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源泉之一。只要我们认真鉴别和运用,现在甚至将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都可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村民主政治的消极影响已在很多方面显现出来,成为制约基层民主进一步发展的显性障碍。

一、民主观念和民主主体意识严重缺乏

村民的民主主体意识是指村民对自己在民主政治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和态度,主要表现在乡村居民对自身民主、权利和义务的认知。只有拥有良好的民主主体意识和民主观念,民主的发展才能平稳而有序,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才能走出形式化的沼泽。基层民主的发展有赖于村民形成一种政治上长的小农经济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民的民主主体意识和民主观念的塑造是严重缺乏的。虽然自近代社会以来,中国的社会体制和物质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传统政治文化所造成的主体意识的缺失仍然是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的暗礁。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它的突出特点就在于等级制和封闭性。封建国家的政治权力主体始终只是一个皇帝,皇帝是所有臣民的主宰,掌握着社会全部的政治、经济和精神资源,以此为起点延伸出代表帝王且又依赖于帝王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他们按照权力的大小和官位的高低对稀缺的生活资源进行有比例的分割。而处在社会最底部的人数最多的农民却只占有最少的社会资源。而且这种以人身依附为基点,按权力大小划分社会资源的体制必然形成和表现为严格的等级制。上下尊卑、差别有序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特点。在这种格局之下,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就不会有独立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是从帝王那个权力中心辐射出来的官僚阶层的受害者。对大部分中国农民来说,政治就意味着交租、纳粮、服劳役等,而且普通人不能随意议论朝政,违者以罪论处。广大农民完全被排斥在权力机构和政治生活之外,被装入一个无知和专制的罐子中。在这样的政治专制的文化等级境遇中,培养的只能是奴仆和附庸的政治人格,更不会有任何民主观念和民主意识的产生。

总之,在小农经济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并不会简单地随着上层建筑层面的革新而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会借助各种新的形式去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彻底地改变传统政治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土壤,才能最终消除传统政治文化给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培育出农村民主政治发展所必须的主体意识和民主观念。但由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长期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的长期性,从而也决定了中国农民主体意识和民主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将是一个长期习得和教化的过程。

二、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严重不足

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作为支撑,法制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件。法制是民主政治得以正常运行的保障。没有完备的法律,人民大众没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民主政治的发展最终必然会走向异化。而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则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和观念,而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虽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变换其形式,但缺乏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传统道德心理早已占据人们的头脑,并且没有随时间的流失而趋于瓦解。这种缺乏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先天缺陷已在当前农村基层民主的运作中显示出极大的消极作用。农村民主政治的出现虽然说起源于中国当时社会发展的自身需要,但本质上说,是一种从西方引进的新的组织形式。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从外部引入乡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移植。因为一种组织要正常地发挥其功能必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原则,要使参与组织的人们理解、掌握、运用并遵守这些制度和原则,必须要有相适应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或说一整套该组织赖以生存的文化”[2](p.535)。

因此在原有的瓦解并不充分的政治文化土壤中运作不同于传统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必然受到传统政治文化诸多的束缚,从而对农村民主政治正常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消解和扭曲,呈现出不同于常规模式发展的一种变体。而且实际的情况是,国家制定的众多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深入到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熟悉和操作的还是传统的一套,只有在村落内部无法解决的时候才借助于法律的手段。相当多的法律、法规只是停留在农民头脑中的概念,而且时常还被遗忘在道德的角落。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在中国,“法制是政体的一部分,它始终是高高地超越农村日常生活水平的表面上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纠纷是通过法律以外的调停以及根据旧风俗和地方上的意见来解决的”[3](p.88)。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习惯以情代法,注重人情关系、礼俗规范,从而干扰和挤压了农村民主政治的正常发育。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俗社会,礼在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可以不懂法,但不能不知礼。孔子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礼确定了中国的等级秩序和差别格局。这些传统的政治文化经过长期的“濡化”和教育,成为人们内在的习惯。所以在传统社会虽然也有大量的法律条文,但是这些法律是在公认的礼俗基础上建立的。也就是说等级秩序是第一位的,法律是第二位的。说的更深一点,我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是以维护不平等的差别格局为目的的,这种以平等为前提去维护占主导的不平等的秩序决定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将陷入困境。因此,社会的正常运转依靠的是礼俗,法律的作用就是对破坏礼俗者的惩罚和镇压,所以中国的法律就主要表现为刑法,惩罚和镇压“敌人”,中国的法律一直停留在“刑法时代”。

建国以后,我国的法律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其目的是要用法律作为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遵守的秩序,把传统社会主要以礼俗维护等级秩序转变为完全靠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但由于传统政治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还长期存在,决定了单靠制定法律条文和设立法庭并不能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相反,强行地推行实施,还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破坏了原有的礼俗秩序,带来了混乱,却不能建立良好的法制秩序。只有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进行变革,才能最终建立良好的法制秩序,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才会沿着法制化的道路顺利前进。

三、宗法家族力量的暗流涌动

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悠久而又牢固的宗法家族制的历史传统。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但由氏族公社遗留下来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原则的宗族制却能超越历史变迁的轨迹,生生不息,时代接替地留传到现在。可以说,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是传统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宗法家族制度成为理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把钥匙。村落家族力量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乡村社会的一种自在秩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植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虽然自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宗法家族制遭到了很大的冲击,但由于主要是通过行政强制的手段从外观形态上进行扫除,而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性的经济手段来进行消解,而且“两千多年来,起源于血统、身份的仪式、宗教、伦理以及法律等自成体系的社会价值观早已成为民族精神,广大农民的宗法思想更是根深蒂固。要改变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价值观,并不是几场„运动‟就能奏效的”[4](p.289),因而中国宗法家族制的土壤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瓦解。而且,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重新成为农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又造成了家族势力一定程度的回潮和反弹。但由于十几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现在的宗法家族制已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宗法家族制,多数家族的回潮现象只是表现在续编族谱、祭祀祖先、大办婚丧等家族文化的表层现象。因此,宗法家族制对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影响,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具体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因此,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型政治文化作为支撑和平台,才能顺应社会和世界发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

政治影响 篇3

一、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稳定的积极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和社会政治稳定是相互影响、彼此推动的。一方面，动态而有效的网络政治参与有利于公民表情达意，便于政府科学决策，从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助于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发挥网络政治参与的优越性。反之，二者则会陷入无序化、混乱化的恶性循环，严重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和谐。

（一）网络政治参与有利于民众的情感宣泄，实现互联网作为社会心理缓冲阀与心理调节器的作用

“由于交通条件和通讯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使每个公民都有条件去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样推选代表去参与此类活动便成为合理之举。”代议制民主制的伟大作用是不容抹杀的，但它也带来了种种不良后果，比如公民政治冷漠心理的形成。参与型民主主义流派主张：“自由的平等权利和自我发展只能在参与性社会中才能实现。”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发挥了社会心理缓冲阀和心理调节器的作用。邵道生曾在《欢迎“互联网式的民主”的“社会实验论”》中说：“在互联网这一信息载体中，人们对于国家民生大事，尤其是当社会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可以尽情的表达自己的意志，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文章，题材不受限制，网上就像开了锅似的，立即沸腾了起来，无组织、无人引导、具有较为彻底的自发性、独立性、平等性……”例如山西“黑砖窑”事件、河北“三鹿”奶粉事件一经暴露，就有大量的网民对整个过程进行跟帖、评论和监督，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督促事件的阳光化处理。

（二）公民网络表达便于政府了解社情民意，促进政府机制改革

工业化时代的权力结构是等级森严、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的科层官僚等级制度，但这种科层官僚机制日益成为政府机制改革、影响政府效率的一大障碍。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削弱了旧权力系统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网络政治参与改善了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暗箱操作等现状，形成了权力均态分布的扁平化的格局，便于政府上下沟通，明确自身责任，改革政府机制。同时政府纷纷开通“市长在线”，设立网络论坛、聊天室、电子邮件方便公民了解政府政策。

二、 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稳定的消极影响

作为新型政治参与方式的网络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给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挑战，需要我们区别对待，趋利避害。

（一）有些不实信息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影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秩序

尼葛洛庞帝曾说：“因为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官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尤其是网络共同体的“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并且“在网络和新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来的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化了”当一些虚假信息在网上被迅速点击、传播后，极易混淆人们的视听，导致网民陷入非理性状态，甚至会形成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混乱。例如新疆7.5打砸抢烧事件就是利用互联网络而进行的暴力事件，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的政治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更有一些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利用互联网的可操作性，侵入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系统，窃取国家机密，或极力在网上传播攻击中国政府、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政治煽动，制造矛盾和事端，威胁到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和谐。

（二） 非制度化的网络政治参与易导致“无政府主义”倾向，非理性化的政治参与易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人们有理由担心，在政府难以发挥作用的电子荒野上，亿万个网民，亿万种声音，多数同意的民主原则被伤害后难以找到有效协调社会整体利益的手段，可能导致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甚至是国家的崩溃。”这就容易产生“无政府主义”。公民的非理性化参与还会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比如人肉搜索现象。近几年来，几起极具影响力的人肉搜索事件掀起了轩然大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一呼百应，造成让人瞠目结舌的社会后果。这种非理性化和非制度化的网络政治参与，使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存在潜在的危机，使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面对极大的挑战。

三、引导网络政治参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

网络政治参与是政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前提，是公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体现，也是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要求。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发挥网络政治参与的优势，引导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

（一）提高公民网络素质，建设“参与型”公民文化，倡导理性化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

“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斥着计算机盲、网络盲的国度里实现网络化，也很难想象让一支计算机盲、网络盲的干部队伍去管理、参与网络时代的政治。”因此为了缩小“数字鸿沟”，就必须要加快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尤其是对于贫困地区、偏远地区实施倾斜政策，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和技术支持。提高公民的网络道德水平，同时也要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水平，培养网络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的能力，加强网络应用和网络创造能力，积极建设电子政务，形成良好的网络政治参与氛围。

（二）加强信息管理和立法工作，构建有效的规范制衡机制，推进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政府是最大的信息资源占有者，要加强对信息的管理，加强网络政治参与的立法工作。我国自1996年以来，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政策，为我国网络的有序化、规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但是一些法律条文暴露出滞后性、层级低、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等缺陷，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环境。因此立法部门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制定实用性法律法规，更新立法内容、提高立法层级，规定网络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打击网络犯罪，为千变万化的网络环境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后盾和法律支持，在网络自由和法律规范之间寻得平衡，为保证社会的安定和谐增加砝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热情极度高涨，网络政治参与日益成为人们实现政治参与的新选择。面对其双重影响，我们不能放任自流，对其不加约束，也不能简单的拒之门外，而是应该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参与主体的主动性，完善参与客体的科学性，改善参与手段的单一性，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制化、理性化、有序化发展，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保证社会的政治稳定。

政治影响 篇4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民本君主”, 君为“主”, 民为“本”二者密不可分。在既定的“君主民本”政治体中, 强调“君”在其中的主体作用的, 被称为“君主主义”;强调“民”在其中的本源作用的, 被称为“民本主义”, “君主”和“民本”是一个问题中两个部分, 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对立关系, 而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统一关系。它们相辅相成, 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

1、民本

我国古代政治家在承认主权掌握在“君”手中的前提下, 更侧重于强调“本”, 也就是“臣民”对整个政治体的作用。认为, “民生君、君为民而设”。人民是组成国家的要素, 是政治统治的基础, 人民的作用甚至比君王更为重要。

孟子就很重视人民“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是最著名的一句话, 这句话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层含义便是:民之向背关系着国家兴亡, 是成败的成本。“得乎丘民, 而为天子” (《尽心下》) 。第二层含义是指:民是统治者的财用来源, 利益的来源, 没有民则君不能行事。

除孟子外, 其他许多思想家也都极为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把人民治乱看作国家治乱的晴雨表”, 认为民众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基础, 一切物质生活资料的产生都来源于民众, “民者, 职当主为国家王侯治生” (《太平经合校》) 。统治者要依赖民众为其提供生活资料, 失去了民众, 就失去了源泉, 就会出现生存危机。

2、君主

虽然没有人能否认“民”在政治主体中的本源地位, 但“民本”思想是基于“君主”的统治地位被认定的情况之下的“民本”, 也就是说在我国古代封建制度统治之下, 君主专制思想是植根于无论君或民的所有人的脑海中的既定思想。君的地位神圣而不可侵犯。“天无二日, 人无二主”。君王是国家的最高立法者, “君子道, 道法之总要也” (《荀子·致士》) 。君王不仅是国家的立法者, 而且是最高的权利执行者, “天子之位也, 是为统治”。唯有君王才能够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这种君王的主权任何他人不能分享, 否则天下就会大乱。“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也。天子必执一, 所以搏之也。一则治, 两则乱” (《吕氏春秋·执一》) 。

统治者作为一国之君, 为了兴国安民, 会通过一系列仁政举措来安抚臣民, 使人民在他的政治统治下安居劳作, 使社会正常运转, 但是仍无法改变君贵民贱的思想。

二、现代中国政治在传统政治影响下的发展

1、继承

诚然, 我们先人智慧思想的结晶赋予后人许多恩惠, 古代思想一直恩泽着后人, 发展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 当政者建立和谐社会, 小康社会, 实行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等思想政策, 正是古代“舟与水, 水与鱼”的思想, 爱民、利民的“民本”思想的生动体现。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其基本内涵之一便是要“坚持以人为本”,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发展的“主体”, 阐明“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始终坚持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深刻认识到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发展依靠人民;把人民的利益看作最根本的利益, 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为当合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发展

超越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在今天的社会中民不仅仅为“本”, 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自己的主人, “君主专制”已经成了历史, 人民被统治被压迫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我国建立起了“民主政治”, 尤其是建国以来, 民主政治的发展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确立。另外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又是对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推进。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发展都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一直呈现良好的趋势, 但是纵观全局, 我国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只迈出了一小步, 这一小步中的每一阶段无不沿袭着我国古代优秀思想, 但是却又不是对它笼统的继承, 而是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 以及国际大环境继承了其中的精华, 把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思想摒弃掉, 是一种适应时代的需求的民主政治。

三、古代传统政治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 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随后经过一系列政治变革和斗争, 我国走上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今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 在这样一种渗透着封建主义思想的土壤中, “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仍受影响。

由于传统的政治思想把君与民当做一个统一体, 强调这二者的相互统一, 强调君为民、民事君的政治职责以及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级秩序, 并用相应的政治价值, 政治思想去引导和制约人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封建制度下的“民本君主”思想衍生出的一系列现象体现在今天则表现为: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薄弱, 而国家意识、服从意识却特别强烈。

我国封建统治制度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君主专制制度, 这种君主专制制度贯彻到人民脑海深处便是“君王犹如心腹, 臣民犹如手足”。从而使人民对待君主产生了一系列人身依附关系, 正是这种依附关系泯灭了大多数人的自主意识。政治自主意识的缺乏必然导致政治参与意识的薄弱。

摘要：“民本君主”是我国传统政治的出发点, 本文从“民本”和“君主”两个方面入手, 分析我国传统“君本民主”政治对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关键词：民本君主,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 增量民主与善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谶纬对秦汉政治的影响 篇5

谶纬对秦汉政治的影响

谶纬的发端上溯至战国时的.邹衍,至秦时开始影响政治.秦时的谶纬是被统治阶级反抗皇权的工具,汉时则成了统治阶级自己的理论.两汉诸帝不仅把谶纬作为自己掌权的合法依据,而且还根据谶纬制定王朝的礼乐刑罚.由于黄巾起义把谶纬当作反抗皇权的旗帜,故东汉之后谶纬在统治阶级内部逐渐消失.

作 者：王仲修 作者单位：泰安市委党校,山东,泰安,271000刊 名：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年，卷(期)：23(2)分类号：B911关键词：谶纬 秦汉政治 影响

政治极化影响美国中期选举 篇6

2010年11月2日，美国政治生活将迎来又一个“超级星期二”。这一天，国会全部435名众议员、参议员中的37名和全国50名州长中的36名将接受选民的考验，他们的政治生命能否延续就此决定。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治生态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它将对此次中期选举的结果产生影响。

政治极化加剧

美国政治现在最突出的特点是极化加剧，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党争激化，对立双方立场的极端化与中间地带的缩小。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克林顿总统当政时期，民主党的行政当局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之间的争斗就异常激烈，水火不相交融，其结果是克林顿的国内议程止步不前。

奥巴马上台后，他期望的“两党共治”不但没有出现，政党恶斗反而愈演愈烈。以医疗保健改革法案在国会两院通过为起点，共和党开始在国会采取完全的“不合作”态度。其后，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在国会的表决则完全以政党划线，民主党很难从共和党阵营中找到支持者。政党恶斗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多个政府高官，迟迟不能通过参议院的任命。例如，国家情报总监人选在参院受到共和党议员的责难，两个多月迟迟不能上任。

此外，共和党在国会使用“冗长发言”来阻止民主党推进立法的情况越来越多。党争激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中间派议员不得不“选边站”，其政策立场越发僵硬，妥协的空间日益减少。面对共和党的坚决不合作，奥巴马新政中的重大立法项目——气候变化与能源改革和移民改革被迫搁置。

美国政治的第二大变化就是民众对现状不满与草根运动的崛起，这与美国当前的经济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被认为是奥巴马任内首个重大立法成就的经济刺激计划，推行的效果并不明显，与此同时，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贪得无厌和华盛顿政客为一己之私而恶斗不已，尤其让基层选民感到失望。目前，奥巴马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已由上任之初的72％下跌到目前的44％左右。民众对国会的不满也处于30年来新高，目前仅有20％的受访者满意国会的表现。经济复苏乏力与政府赤字创历史新高，也让民众对国家的前途倍感迷茫。

加之，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医疗保健改革、救助华尔街银行和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等措施，被认为是极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大政府”政策，这与美国传统的中间偏右的保守主义社会理念相冲突，民间反对“大政府”、反对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声音日益高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源自草根的“茶党运动”。

茶党支持者接连胜出

茶党自从去年5月首次大集会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其影响力与日俱增。茶党源自共和党右翼，却刻意与共和党划清界限，表明自己反对的是当权者，而非某一个政党。由于茶党没有统一的党章、组织机构和领导人，起初并不被看好。部分茶党组织还鼓吹种族主义言论，要求查看奥巴马的出生证明，并攻击奥巴马是“披着基督徒外衣的穆斯林”，这些极端的言论引起公众的反感，社会精英对它多是嗤之以鼻。

然而，近期茶党支持的议员候选人接连在共和党初选中胜出，使得共和党上层大为震惊。9月14日，在茶党支持下，先前名不见经传的克里斯蒂娜·奥唐奈在特拉华州共和党预选中击败一名老牌中间派议员，将竞争现任副总统拜登留下的参议员席位；9月15日，政治新手、茶党支持者帕拉迪诺在竞争纽约州州长党内提名的角逐中，击败共和党候选人而赢得提名。

多个民调显示，茶党人多是中年的中产阶级白人，他们都对政府权力无限制的扩张和剧烈的社会变革极为“敌视”，而想“重树荣耀”，从当权者手中夺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由于共和党的初选制度可以允许普通选民拒绝高层制定的候选人，因此在今年参议员的党内初选中，佛罗里达、阿拉斯加、犹他、肯塔基和特拉华等州茶党支持的候选人均捷报频传。看着一个个不知名的茶党支持者打败华盛顿政治家极力支援的候选人，人们不由得感叹，难道华盛顿真的要变天吗?

茶党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使共和党内部发生分裂，一方面它迅速将竞选主张推向极端，缩小温和派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其势头正旺，吸纳许多共和党传统的捐款者前往资助，共和党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反而可能因为竞选资金不足而落败。《华盛顿邮报》9月15日分析指出，奥唐奈战胜共和党候选人好似一场内战，暗示着共和党自身在党内的领导力已经失控，共和党正被拖入不可预测的未来：原本在多项民意调查中，共和党都领先民主党，然而现在在自己传统的控制地区却连连败给茶党，以至于一些民主党人都认为，茶党兴起可以让共和党重新夺得控制权的努力失败，之前分析人士预测的民主党可能失去众议院多数地位的声音在减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茶党的崛起对士气低迷的民主党无疑是件好事。然而，民主党最为担忧的是，如果茶党支持的候选人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在中期选举中获胜，那对民主党来说将是最为悲惨的结局。今年年初以来，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颓势已显现出来，不但有任职较短的民主党议员声称由于对华盛顿政治感到“厌恶之至”而决定退出竞选连任，更有资深民主党议员在茶党的攻击下决定退出选举，以免竞选失败而脸面无光。

当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不应过高估计茶党的影响力，毕竟目前还是在初选阶段，初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积极投票者多为两党的中坚力量，立场也较为偏激，因此在共和党内，茶党支持的候选人就容易胜出。但是，到正式选举的时候，多数的选民还是会倾向于温和立场的候选人，到那时持极端立场的候选人很容易会被淘汰，由此美国政治还是会重新回到平和与平衡的状态。

“反现任”情绪高涨

美国此次中期选举的突出特点是，选民“反现任”情绪高涨，冲击着两党现任议员的仕途。民主党作为执政党显然处于“被攻击”的地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即前任总统小布什给民众留下了阴影，“共和党”的称呼已被选民视为糟糕的小布什政府印象。可见，共和党目前也不享有高民意支持度。

最近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选民对国会民主党议员信心不足，对共和党议员也有同感。因此，大约超过五成的选民表示会把选票投给新人而不是两党现任国会议员，在特拉华、阿拉斯加等地，受茶党支持的共和党保守派在初选中获胜，就是这一民调结果的具体体现。

最近调查结果显示，58％的受访者对奥巴马能否为美国未来作出正确决策信心不足，在经济、国防、医保、赤字等问题上，民众对奥巴马的不满也呈上升趋势。对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不满的人数比例已经增加到目前的54％，对医保和联邦赤字不满的人数比例也都分别超过五成。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疲软，民众担心经济可能再次陷入衰退，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

近日，奥巴马开始为中期选举做各项准备。对外，开始重新对人民币施压，启动中东和平进程谈判；对内。依然是通过提升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来拉拢中下层人士。他近日宣布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永久性减税计划，还将中止布什时代的减税政策，美国富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将从现在的35％,上升到39％。但是这些措施被民众更多认为是奥巴马总统在为备战中期选举“作秀。”

共和党资深派议员由于受到茶党支持的保守派的挑战。内部也面临着一场苦涩的内战。尽管如此，众议院共和党负责人坎托已经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节目中大胆预测，共和党将会重新赢得众议院。如果共和党取得此次中期选举胜利，奥巴马在内外政策上将遭遇共和党更多的掣肘。

美国中期选举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国会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其中一次国会选举与总统选举同时举行，另一次在两届总统选举之间举行。在两届总统选举之间举行的国会选举为中期选举。中期选举通常在11月第一个星期后的星期二举行。

国会是美国的最高立法机构，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两院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自共100名，每州2人，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共435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名额选出，任期两年，期满后全部改选。国会每两年为一届。

清末中国政治思想对越南的影响 篇7

一、中国的维新思想和戊戌变法对越南的影响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 宣告了以富国强兵为招牌的洋务运动破产。“泱泱大国”的中国竟被“蕞尔小国”的日本击败, 并割地赔款, 创巨痛深, 举国思变, 人咸维新成为一种气氛, 汇成一股潮流。引导这股潮流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 不断上书清帝, 请求对“祖宗之法”改弦易辙, 走日俄革新之路, 变法图存。1898年6月11日, 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 宣布变法。但维新派既无实权, 又脱离群众, 变法仅维持了103天便被顽固派颠覆, 史称“百日维新”。

19世纪末20世纪初, 法国殖民者完成了对越南的军事征服, 并设立了殖民政权开始了经济开发计划。越南各地的勤王运动相继被镇压, 旧式的抗法运动走入低潮。越南革命进入新旧交替时代, 迫切需要新的革命理论作指导。而此时越南进步士大夫所接受的新的进步思想的主要渠道, 既不是其宗主国法国, 也不是变法成功的日、俄, 而是中国康、梁的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前后, 中国维新派人士编译的《中东战争》、《普法战争》、《戊戌政变记》、《中国魂》、《饮冰室文集》、《新民丛报》、《进化论》、《民约论》、《法意》等书刊传到了越南, 使原来接受旧式教育的越南知识分子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康、梁提倡的变法维新、救国图存的主张, 在越南爱国儒生中间产生了共鸣。当时, 越南的一些士大夫们“专读汉语洋书, 卢梭的《民约》, 孟德斯鸠的《法意》等, 嗜之至忘寝食”[1]。这些人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中文书刊, “那种沸腾的淋漓感慨地宣传文笔, 对当时越南士大夫的思想, 曾起着巨大的震撼作用”[2]。维新派的报刊, 通过在越南的华侨社区, 迅速在越南传播。“这些著作被不断传抄, 翻印, 从一个省份到另一个省份, 在一两年时间内, 整个越南的知识界都接受了最新的中国思想”。在此思想的影响下, 20世纪初, 越南人民掀起了爱国启蒙、维新救亡、反对殖民统治的新高潮。

潘佩珠是越南民族革命的先驱, 19世纪末20世纪初30年间越南民族革命的灵魂和越南民族民主革命激进派的领袖, 越南维新会、东游运动和光复会的组织者。早在潘佩珠和梁启超结识之前, 潘已广泛阅读了当时中国康梁及其他维新派人物的著作, 使他“略晓寰海竞争之情状”, 并对“国亡种灭之惨痛, 益大有刺激”, 尤其钦慕和崇拜梁启超。1905年, 潘佩珠出洋求援到日本, 首先拜见了在日本的梁启超。梁劝潘多做唤醒民众的工作, “多以剧烈悲痛之文字, 摹写贵国沦亡惨状及法人灭人国种之毒谋, 宣布于世界, 或能唤起世界之舆论, 为君策外交之媒介。若能回国, 或以文字寄回国内, 鼓动多数青年出洋游学, 藉为振民气, 开民智之基础”。梁的献策对潘感触很大, “既归家, 辗转思量, 连夜不能寐, 脑界为之豁然, 深悟从前思想及诸经营, 皆孟浪荒唐, 无足取者”。在梁的影响和帮助下, 潘佩珠撰写了《越南亡国史》、《海外血泪书》、《提醒国民歌》等“陈述越南亡国惨状, 鼓动国民救亡”的宣传性著作。并组织学生出国留学,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东游运动, 但很快被法、日帝国主义联合镇压, 顷刻瓦解。

在中国维新思想的影响下, 1906年, 潘佩珠把1904年成立的革命组织定名为维新会, 并拟出章程, 规定该会的宗旨为:驱除法贼, 恢复越南, 建立君主立宪国。越南维新运动的另一领袖潘周桢提出了“振民气”、“开民智”、“厚民生”的口号, 主张培植民族自信心, 发展民族经济, 振兴民族文化, 改善人民生活。

为了教育国民宣传改革, 越南进步知识分子于1907年3月创办一所免费的新式学校“东京义塾”。该校购置许多中国新书及维新的著作作为教材, 如《日本三十年维新史》、《中国魂》、《瀛寰志略》等。另外该校师生经常到各地进行演讲和评文活动。当时有一种较流行的评文《话说亚洲》, 其中提到“中国有光绪帝, 本是一位名君;听从康梁的话, 力主变法自强……”

总之, 中国维新思想的输入对以潘佩珠为首的越南进步士大夫们影响极大。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维新人士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越南革命正面临的难题。正如越南史学家陈文饶所说:“梁启超对维新会初期的外交活动的帮助是全心全意地。对于越南的爱国知识分子, 以梁启超和康有为为首的中国改良派不仅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方面有功, 而且梁启超本人又给潘 (佩珠) 指点新的活动方式……”

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辛亥革命对越南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1905年, 中国第一个统一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该组织规定其革命纲领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会员们选举孙中山为总理, 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同盟会的领导下, 中国革命出现了新高潮。同盟会会员先后发动了十余次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 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萌发了推翻清王朝和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他吸纳西方民族民主学说和东方的哲学思想, 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学说和建国方案。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对20世纪中国周边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影响极大, 辛亥革命的胜利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不仅是中国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也大大促进了亚洲民族的觉醒和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对越南的影响尤为明显、直接而深刻。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尤其是“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思想, 为越南革命者普遍接受。辛亥革命的胜利, 使越南革命者欢欣鼓舞, 他们在维新运动被镇压后, 革命处于低潮时看到了新的希望, 并把越南革命的前途寄托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上。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越南后, 越南河内的许多人家公开悬挂孙中山先生的像。潘佩珠得知此消息后非常兴奋。潘在其《自传》中描述他当时的心情“喜猎故态, 又怦怦然心动”, 又在其《狱中书》写到“今闻中华革命军兴, 大不胜铜鸣钟应之感”。

1912年2月, 潘佩珠召集维新会会员到中国广州召开会议。此次大会通过决议, 取消维新会, 成立越南光复会。该会规定其宗旨为:驱除法贼, 恢复越南, 建立越南共和民国。会员们选举阮疆柢为会长, 潘佩珠为副会长, 下设三个部:总务部、评议部、执行部。显然, 越南光复会的宗旨和组织形式都仿照了中国同盟会。越南光复会会员在国内发动多次武装起义, 但都失败了。

南同书社 (越南国民党的前身) 成立于1926年, 南同书社里的部分小资产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追随者。南同书社的主要活动是印刷出版各种进步书刊。最先在南同书社编撰和出版的书刊就有《中华革命党首领——孙中山的生平和学说》。除南同书社外, 当时一些报纸也刊登许多关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文章, 特别是顺化出版的《民生报》连续54期刊登“孙文的三民主义”的越文版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越南的影响, 还可从胡志明的言论中充分体现出来。早在1926年, 正在中国广州进行革命活动的阮爱国 (胡志明) 写下了《越南特派员的中国见闻》的文章, 并寄回越南国内刊发。文章写道“人民的热情证明了中国人民多么敬爱这位已故的伟大领袖, 因为他激发人们矢志不移, 自我从目前不可辩驳的外交压迫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927年他又写了《第二次纪念孙逸仙的祭日》, 文章写道:“如今, 全国人民都无比崇敬和怀念孙逸仙博士——革命领袖、国民党组织者和民族国家的创立者……”“他不辞劳苦地工作, 使伟大中华得以脱胎换骨, 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和一生贡献给全民族事业的伟大胜利。”胡志明还把三民主义概括成以下几点“民族主义:全民族独立;民权主义:人民自由;民生主义:人民享受幸福”, 并肯定这是越南所需要的, 越南民族所要求的。1945年8月革命成功, 成立新政权。胡志明主席把“独立、自由、幸福”三个概念制定为新越南的纲领。这正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三大原则, 也是越南革命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1948年6月胡志明在发表的《爱国竞赛号召书》中说“民族独立, 民权自由, 民生幸福”, 这就是大革命家孙中山已经提出的“三民主义”。胡志明还经常勉励自己“努力做孙中山和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

综上, 我们可得出三点结论:一, 近代中越两国人民在进行民主民族革命中, 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互相学习和借鉴。二, 中国和越南的仁人志士们在寻求救国真理, 开展救亡图存运动的过程中, 曾选择了相似甚至相同的救国道路和革命模式。三, 近代越南接受的维新、民主、共和、民族革命等现代化政治思想有很多是从中国传入的。

清末中国现代化政治思想对周边国家的输出和影响, 表明一个国家在输入现代化时, 不仅受本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思维的影响, 而且受输出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近代中国现代化政治思想对周边国家的输出的研究, 是对在现代化研究中, 只注重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影响和推动而忽视落后国家的影响和推动, 这一传统模式的一大突破, 是研究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深受周边国家尤其是周边传统大国影响的典型案例。

参考文献

[1]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浅析农业社会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篇8

一、农业社会与政治文化

农业社会即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社会, 又称传统社会。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 农业社会是前工业社会的一种形态。本文将农业社会界定为两层意义:一是时间性的, 即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前工业社会;二是空间性的, 即经济上尚未步入工业化, 文化上尚呈现典型农业社会文化特质, 政治取向上尚趋向于本国本地区封建主义或专制社会时期特征的区间和地域。空间性的农业社会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内在相关性。

“政治文化”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率先提出的概念, 阿尔蒙德认为, “深入到具体的政治行为的政治系统有着特殊的取向模式, 这种特殊的取向模式就是该系统的政治文化。”国内学者在梳理国内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新的概念:政治文化是主观意识范畴, 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 是一个社会的人们对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模式, 主要体现在政治认知、情感、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的总体倾向上。综上所述, 政治文化是影响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引领公民的政治价值取向, 引导着公民的政治行为, 反映着每一个公民对其存在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体系的基本情感以及态度, 对于稳定政治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农业社会的两种文明类型

18世纪以前, 人类社会处于农业社会, 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 生产技术发展缓慢, 农业生产方式较为固定。本文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 将其划分为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两种类型。

农耕文明是指以大陆、大河为依托, 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社会, 多体现为小农经济, 是指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特征主要有:社会分工不够发达, 社会分化程度低下;各阶级阶层由血缘和地缘来确定社会关系, 不同阶层几乎没有来往, 社会流动性不强;社会管理制度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家长制, 其权力完全由最高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支配;人们的思想观念落后, 拘泥陈规, 迷信权威, 安于现状, 惧怕变革。农耕文明下, 人们有着较为固定生存空间, 缺乏完善的竞争机制和环境, 因此人们在引领政治进步变革时显得非常的迟缓和无章法。

与农耕文明不同, 海洋文明往往出现于人口稀少、地域狭小、土地贫瘠不利于耕作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农作物单一、农产品匮乏, 使得商品交换成为必然, 而海洋探险就成为必须。海洋文明往往更趋于多元化, 这源于长期海外冒险积累的探索精神和开眼看世界带来的理性认识。这样的社会不屈从于权威和传统, 具有自我和独立意识。相比农耕文明, 海洋文明是更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的文明形态。

三、农业社会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作为农业社会的两种文明类型对政治文化的影响显著。

(一) 中国与日本

大河—平原的地理形态使中国养成了稳固的农耕文明。父子相承的生产技术传承方式决定了中国古往今来对君父的崇拜、服从心理;而以大规模水利建设作为农耕生产的重要生产条件, 需要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央政权的统一调度才能实现, 无论是郑国渠、都江堰、大运河还是如今的南水北调、小浪底、三峡皆是如此。综上原因, 促发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以君主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长期稳固, 这种稳固不仅是形式上的, 更是意识形态上的。由此衍生的“真人崇拜” (“明君情结、清官情结、侠客情结”) 、朴素平均主义 (仇富心理) 、“人情化” (熟人社会、“村屯效应”) 等等构成了中国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 历史上长时间确立了“唐化”路线。但由于封建制度的确立和技术的进步, 松散的邦国体制和航海、渔业的发展使其越来越凸显出海洋性特征。由此, 小农经济和长期“唐化”造成的农耕文明属性与远洋探险和渔业生产形成的独立意识、冒险精神相融合, 逐渐催生了商业传统、“拿来主义”、自由精神和扩张意识。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心理, 促成了明治维新时代“重商主义”、“片面民主”和全面否定自己学习西方的政策, 以至于后来走上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也为当今日本政坛的乱象埋下了伏笔。

(二) 英国与法国

英国与法国虽只一峡之隔, 但二者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过程和现状却有很大区别。除了两国地域上的海洋和大陆属性的差异外, 两者分化的更直接刺激还在于经过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后的农业社会形态差异。

在英国, “圈地运动”是英国历史上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社会组织的一次剧变。“圈地运动”导致大量的农业人口离开土地, 成为自由劳动力, 为工业革命积累了人力资源条件, 同时大农场畜牧业的发展也催生了资产阶级农业生产方式, 使得英国社会彻底与农耕文化分离。以至在此之后的英国, 无论城乡都基本荡清了农耕文化下的思维模式和文化牵绊, 为英国彻底步入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铺平了道路。

而在法国, 尽管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轰轰烈烈”的、被后世称为“政治上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但由于平民色彩过重, 加之小农经济在法国处于垄断地位, 以及法国大革命对小农经济的保护和扶植力度过大, 导致法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长期难以摆脱小农经济和农耕文明的特征。

不同的农业社会条件导致不同的政治结果, 二战结束后, 同样是践行民主制度的两个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45年, 英国的绅士们用自己手中的选票送走了他们“用来”打赢反法西斯战争的强权派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走上了战后秩序恢复、经济复兴的道路。而法国, 1946年, 戴高乐总统因不满法国政坛的乱象愤然辞职, 这种混乱直到1958年国会赋予总统更多的权力之后才得以缓解。结论是:英国人更懂得有效、有限地使用手中的政权, 而农耕文明下小农经济主导的法国则更习惯于一个强权者来操纵一切。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延续至今, 我们在今天的英法两国的政坛仍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

(三) 俄罗斯

在俄罗斯, 土地广阔而贫瘠, 耕种需要大面积的毁林开荒和土地处理,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 繁冗的毁耕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而劳动力恰恰是俄罗斯家庭一直缺乏的。因此, 团结协作就不可避免, 集体主义精神由此产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集体农庄可以在俄罗斯长期存在, 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国就带来了灾难的道理。

丰沛的河流和冲积平原带来的农耕作业催生了以河流耕作地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聚落, 俄罗斯公国的建立就以此为基础。与中国相似的情况出现了, 沙皇对河流和水利的支配权导致人们形成了绝对服从和依赖的社会意识。19世纪俄国历史学家卡拉母津说:“俄国人所引以为荣的事, 却正是外国人所非议的事———盲目地、无限地忠于君主的意志, 甚至当君主狂暴地把正义和人道的法律都踩在脚下时, 他们仍然忠诚不渝。”[1]时至今日, 经过宪政改革的俄罗斯始终没有摆脱专制集权的怪圈, 人们仍然更倾向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强权派的统治者主持整个国家。农耕的生产方式导致了俄罗斯人天生对土地的向往和依赖, 侵略性的政治取向由此而生, 这也促使俄罗斯人建成了世界上领土最广阔的国家。

(四) 地中海沿岸国家

以古代的伯罗奔尼撒各城邦、伊比利亚各城邦和各个岛屿城邦国家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区域。地中海式气候、狭小的地域和贫瘠的土地导致该地域各城邦普遍农业生产品种单一、农产品供应量不足 (主要农产品如小麦、橄榄、葡萄等都各有分布) 。农业基础薄弱使得商品交换成为人们生存的必然需求, 加之人们平等的观念和地中海特殊的地缘结构, 航海也就成为古代地中海地区人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农业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小国寡民和独立、理性、平等的人格促使该地区产生了最早的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 以及独特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文化。这些文化不仅成为后世人类文明多次进步运动的旗帜, 也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立国之本。

历史证明, 农耕文明主导的经济形式很难催生自由民主精神的发展, 近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源于特殊的农业社会基础———海洋文明。“市场经济产生权利观念, 权利意识促使政治法治化, 民主化。限制政府权力, 保护公民权利, 产生宪法观念和宪法, 培育宪政存在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没有市场经济促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 没有市民社会产生的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就没有宪政。”[2]

每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都是长时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形成的, 农业社会的行为方式从远古而来, 投射到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 组合成了我们社会现有的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权组成形式是每一个组成他的公民共同意志和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我们要践行政治现代化, 就必须正确地认识自身, 摒弃每一个个体农耕文明传统的桎梏, 汲取和接纳海洋文明政治文化中更加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和行为方式, 而不是一味地激进照搬、攻讦他人。因此, 我们在看待一个政治形态的时候, 一方面要有历史之同情, 考虑到其现有的形态有着历史之必然和无奈;另一方面也要放眼长远, 真正从自身做起, 从根源上理解它、改造它。这才是现代社会, 一个负责任公民的应尽之责。

参考文献

[1]张昊琦.俄罗斯精神[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16.

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的影响 篇9

《2004年度中国企业信任危机指数调查报告》指出, 在将近4, 000名被调查者中, 就有超过50%的被调查者对企业持不信任态度, 只有10%左右的被调查者对组织的信任感比较高。可以说, 员工信任的问题早已成为了整个中国企业界都会碰到的难题。在等级不够分明的组织中, 缺乏对企业信任感会使得员工无法高效地完成工作, 无法和同事进行合作, 组织凝聚力大受影响。不难看出, 员工信任对于企业的正常经营以及企业的发展成败至关重要。

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员工信任的前置变量做过不少研究, 大致可以总结为信任者本身特征、被信任者特征、组织结构和制度因素、组织文化因素等。但是, 将组织政治知觉作为员工信任前置变量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事实上, 组织政治在组织活动中普遍存在。组织成员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和观念来判断和解读政治行为, 产生不同的政治知觉。综观国内外理论界, 组织政治知觉或者员工信任的理论研究成果非常多, 但是同时将两者放入一个模型中进行探讨的定量研究还比较欠缺。本研究试图构建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的概念模型, 探究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的作用机制, 可能有三方面的贡献:首先, 将社会交换理论应用于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的关系研究, 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 为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及其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再者, 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数据, 进行数据分析, 对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关系的定量研究成果进行了补充。 (图1)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一) 概念界定

1、组织政治知觉。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Burns第一次提出了“组织政治”的概念, 他认为组织成员在处于竞争的环境时, 会将其他成员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利用。之后, 由于概念界定和相关实证量表的缺乏, 组织政治的研究开始渐渐消退。上世纪九十年代, Ferris和Kacmar提出组织政治知觉的模型, 打破了组织政治研究的僵局。组织政治知觉得到学术界广泛讨论之后, Harrell-Cook和Duleboh等人总结了各家观点, 认为组织政治知觉是组织员工对工作环境中自利行为发生程度的主观评价, 其中包含了个体对这种自利行为的归因。本研究对于组织政治知觉的定义也倾向于采用该观点。关于组织政治知觉的维度, 我国学者马超和凌文辁等在Ferris以及Kacmar和Carlson所制定量表的基础上, 运用问卷数据分析的方法对组织政治知觉的构成维度进行了探索, 得出组织政治知觉的三个维度: (1) 自利行为; (2) 薪酬与晋升; (3) 同事关系。

2、信任。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 信任就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特别是管理领域。1989年, Cook和Wall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 组织中的个体和团队中的信任是组织及其员工个体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于海波和方俐洛认为, 员工信任是指个人或群体成员遵守并忠诚于共同商定的承诺、不谋取任何额外利益的一种共同信念, 本研究也认同该定义。对信任的维度划分, 早期研究较多地从信任的成因或信任发生的层次进行划分, 例如能力、坦诚、关心、信赖等四维度或总体信任、具体信任等两维度。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 本研究主要着重于研究组织内部的信任, 并采用台湾学者林钲苓 (1996) 对组织内信任进行的三个维度的划分:对同事信任;对主管信任;对组织信任。该结构在之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运用。

(二) 研究假设。

社会交换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在社会关系当中, 如果由一方给另一方提供了利益, 那么另一方就有责任再回报一份利益以示交换。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由于信任、承诺的影响, 会吸引并促使双方交换有价值的资源, 并持续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社会交换要求信任交换的另一方履行他们的义务, 交换关系的建立涉及产生对另一方义务的投入。

然而, 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都会影响社会交换的过程:交换伙伴之间关系的发展阶段和特点, 进入交易的利益的特征和提供他们所引起的成本, 以及交换所发生于其中的社会情境等。布劳认为交换行为发生前需要信任他人, 相信他人会做出回报。而这样的信任来自于个体的判断。基于该观点, 涉及组织与员工关系以及交换情境等社会条件的组织表现之所以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 主要是因为组织表现会影响员工对组织的感知, 即员工的个体判断。员工通过对组织是否为他们提供公平的薪酬福利、工作条件、培训与发展机会、赞赏以及关怀等因素的感知, 了解到组织对其的态度。当员工感知到组织的这些支持行为时, 在互惠公正原则的作用下, 员工会信任组织在交换过程中履行义务, 促使员工萌生回报组织的意识, 进而影响其具体的行为和表现;反之, 当企业内部政治行为盛行, 员工普遍具有比较高的政治知觉, 该组织表现会给员工的个体判断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并波及到员工对组织的信任以及与组织间的正常交换。

国内外关于组织政治知觉和员工信任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但是大多数学者均认为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对组织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 组织政治知觉会对组织不利, 而员工信任则是提高员工积极性和凝聚力的重要因素。Poon (2003) 研究认为, 信任氛围是和组织政治知觉呈显著负相关的, 组织内政治知觉越低, 信任氛围越好。Ferris等人也在研究中发现, 当组织成员政治知觉较高时, 其对组织和同事的信任程度会降低。由此可推知, 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呈负面相关, 即员工组织政治知觉的程度越高, 其信任的程度就越低。对于员工信任维度的划分, McCauley和Kuhnet (1992) 研究认为员工信任可以包括同事间的信任、对主管的信任、对管理的信任。其中, 对管理的信任主要指被组织的规章制度、政策规定等组织制度因素影响。国内比较推崇和认可的是台湾学者林钲苓 (1996) 对员工信任三个维度的划分:同事信任、主管信任、组织信任。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呈负相关;

H1a组织政治知觉与同事信任呈负相关;

H1b组织政治知觉与主管信任呈负相关;

H1c组织政治知觉与组织信任呈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为企业员工, 调查地区为苏州地区。由于时间、经费等条件的限制, 主要通过电子邮件以及纸质问卷形式进行收集。共分发问卷220份, 收回186份, 剔除填答不完整等无效问卷20份, 剩余166份问卷, 有效回收率为75.5%。

本次调查的样本有如下特点: (1) 接受调查的员工主要集中于基层员工, 占据72.7%; (2) 参与本次调查的员工普遍文化程度比较高, 74.9%的人都具体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 (3) 本次调查的主要人员以中青年为主 (23~29岁, 占据64.6%;30岁以上, 占据26.6%) ; (4) 调查者所在的企业主要以民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为主, 达69.1%;规模多数处于1, 000人以下, 达76.2%。

(二) 变量测度。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数据, 所编制的“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影响的实证关系研究调查问卷”共包括三个部分。为了确保测量工具的信效度, 本研究主要应用国内使用过且信效度较好的量表, 再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加以修改和调整。问卷的具体内容见附录, 下面将对各量表的计分方式、编制过程加以说明。

1、组织政治知觉。

本研究所使用的组织知觉量表是采用了马超、凌文辁和方俐洛 (2006) 开发的关于组织政治知觉的量表, 原量表一共包括16道题, 分为自利行为、薪酬与晋升、同事关系三个维度。在本研究中, 由于同事关系维度包含的4道题在语义上与员工信任量表的语义上有所重复, 故将其剔除。本量表采用Likert六点量表计分:“1=完全不同意”、“2=中等不同意”、“3=有点不同意”、“4=有点同意”、“5=中等同意”、“6=完全同意”。其中, 因素二的5个题是测量员工对薪酬与晋升政策及实践的政治知觉 (消极的) , 采用反向记分。

2、员工信任。

本研究所使用的组织信任量表是采用了贺宏卿编制的《组织信任问卷》, 该量表一共包括14道题, 分为主管信任、同事信任、组织信任三个维度。本量表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计分, “1=完全不符合”、“2=不太符合”、“3=难以判断”、“4=比较符合”、“5=完全符合”。

3、基本信息。

本研究个体统计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企业类型、职位等级、企业规模八项内容。

(三)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分别对组织政治知觉量表以及信任量表进行信度检验, 所采用的标准是α系数和分半信度。根据数据统计结果, 组织政治知觉量表两个维度的α系数为:0.753、0.727, 分半信度为:0.694、0.732;信任量表三个维度的α系数为:0.859、0.756、0.819, 分半信度为:0.801、0.740、0.812。各个因素的α系数均高于0.7, 分半信度高于0.6, 表明这两份量表信度较好。同时, 应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分别对组织政治知觉量表以及信任量表进行效度检验。验证结果可以发现, 本问卷所包含量表的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说明本问卷有较高的效度。

四、研究结果

(一) 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关系验证。

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假设1进行检验, 数据运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下同。

由表1可知, 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的回归系数为-0.597 (P<0.001) , 影响系数显著, 且为负面影响。回归的R△值为35.2%, 表明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的解释程度高达35.2%, 说明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有很强的预测力。假设1得以验证, 即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

(二) 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各维度的关系验证。

进一步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假设1的子假设H1a、H1b、H1c进行验证。 (表2) 由表2可知, 组织政治知觉对同事信任、主管信任、组织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99、-0.488、-0.380 (P<0.001) , 影响系数均显著, 且为负面影响。组织政治知觉对各维度回归的R△值为0.084、0.233、0.139, 表明组织政治知觉对各维度的解释率达8.4%、13.9%、23.3%。因此, 子假设H1a、H1b、H1c均得到验证, 即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三个维度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以及国内外有关组织政治知觉、员工信任方面文献的探讨,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后期, 问卷数据主要采用了SPSS18.0软件进行处理, 并得到以下结论: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呈显著的负向相关。这与Parker等人 (1995) 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中国社会讲究人情关系, 组织内部的非正式组织处处可见。由于各个非正式组织间利益的不同, 组织内部成员常常使用政治行为为本组织谋取利益。因此, 非正式组织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彼此以对立的形式存在。这种对立降低了组织内给部门之间的协作性, 极大地破坏了组织内部的工作氛围和信任氛围, 使得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组织效能都大受影响。当员工意识到企业内部成员会利用政治行为争取不当的利益, 歪曲绩效结果而使自身贡献得不到公正的衡量时, 企业内部不公正感会显著上升。而组织公正感会对信任产生负面影响, 更会使组织内部发生冲突的概率增大。McEvily和Perrone (1998) 发现, 信任水平的高低与组织内的冲突成反比。可见, 组织政治知觉所引起的内部冲突会负向地影响对员工信任水平。这与我们的假设是一致的。

组织政治知觉与组织信任各维度呈显著的负向相关。组织环境以及氛围是影响员工知识共享的主要情境因素。当企业内部成员感知到同事为了自利而行使政治行为时, 组织的氛围会致使同事之间信息沟通和知识共享减少, 沟通的顺畅性受阻, 从而对同事信任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在绩效考核中, 主管考核的是员工的“关键事件”和“日常工作”,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员工会利用政治行为影响管理者的决策。一旦主管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影响做出不公正的判断, 企业其他成员往往会对其的信任程度会降低;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成员通过行使政治行为晋升为主管, 下属对其的信服度和信任度会较低, 正常工作的开展也会受到影响。Ferris在其提出的组织政治知觉模型中指出, 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的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都有显著影响。组织政治行为会使组织内部的规章政策失去公信力, 使组织内部正常的人际交往受阻。可见, 组织政治知觉对组织信任有负面的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对企业管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 政治行为在企业中无处不在, 并在很多方面会对组织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应正视组织中存在的政治知觉, 切不可回避不谈;其次, 企业应当采取措施, 减少企业内部的政治行为。关注企业内部组织设计, 健全完善企业内部规章制度, 使企业的内部结构更加合理, 企业规章制度更加公正透明;最后,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辅之以企业文化的正确引导。由此减少企业中的政治行为, 提升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水平。

(二) 局限与展望。

由于调研实施条件及本人精力、理论研究水平等的限制,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是研究样本的局限。本问卷调查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苏州, 研究结论的普遍性有待探索;二是量表设计。本研究直接引用了马超 (2006) 的组织政治知觉量表, 虽然其信效度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但是在实际考察中发现其同事关系维度的题意与组织信任量表有交叉, 且某些题项的共同性比较低。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 后续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扩大研究的区域范围、增大样本量, 对本研究结论的普遍性进行验证;二是将个体统计变量直接应用于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信任的关系研究, 探讨对两者有显著影响的个体特征;三是引入中介变量, 探讨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的影响机制。

摘要：员工信任在组织中扮演着“润滑剂”的作用, 是组织保持竞争优势、获取成功的源泉。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信任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组织政治知觉,员工信任,社会交换理论,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于海波, 方俐洛, 凌文辁, 郑晓明.组织信任对员工态度和离职意向、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J].心理学报, 2007.2.

[2]陈壁辉, 周飞敏, 吴旭英.国内外组织政治知觉研究综述[J].新西部, 2008.1.

[3]司树宏, 朱友发.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劳动关系的成功构建[J].中国商贸, 2011.32.

[4]陈素琴.试析布劳社会交换理论的知识行动论取向[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11.4.

[5]何显富, 陈宇, 张微微.企业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 2011.5.

[6]马超, 凌文辁, 方俐洛.企业员工组织政治认知量表的构建[J].心理学报, 2006.1.

影响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政治因素 篇10

一、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及问题

(一) 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在经济领域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 政府对外企的优惠政策, 加之本身廉价的劳动力和蕴藏的巨大市场, 不仅掀起了日本对华投资的热潮, 而且激起了日本与中国展开双边贸易的热情。

1. 中日相互投资不断增长

由表1可以看出, 近几年日本对华投资总趋势是上升的, 日本已成为我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 外企可以享受国民乃至超国民待遇;加之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 外资利用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 我国对日投资也有了显著增长, 投资额年年翻新。中日投资将创造更光辉的前景, 为亚太经济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index.htm

2. 中日双边贸易不断增长

近年来中日两国双边贸易发展迅猛。自从安倍政府对华政策改变后, 两国双边贸易额已突破2000亿美元 (如表2所示) , 中国一跃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国, 而日本也成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我国主要以农产品、纺织品及工业制成品等初级产品和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军日本市场, 而日本则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返销我国。中日两国贸易结构垂直互补, 贸易依存度很高。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index.htm

(二) 中日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

1. 农产品问题

国情决定了日本要通过进口来解决国内农产品供应问题。我国是日本农产品主要供应国之一。但日本政府为保护国内市场, 出台了《食品卫生法》《植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对入境的农产品实行苛刻的检疫。2006年5月, 日本又实施“肯定列表制度”, (1) 限制了几乎所有农业化学品在食品中的残留量, 严重损害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据海关统计, 2006年6月份我国对日农产品出口5.96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1.31亿美元, 同比下降18%。

2. 产业转移问题

日本是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工业国。然而在边际产业扩张论的指导下, 日本政府为保护国内产业, 制定《防止技术流出指针》, 对涉及核心技术产业的转移都加以严格限制, 只是将在国内已经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这使得技术外溢很少, 而日本从中获利颇多, 并制造了中国虚假繁荣的景象。这不仅不利于我国引进先进技术, 调整产业结构, 而且不利于中日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

3. 政治利益问题

中日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加上日本想要追求政治大国地位, 而中国想要追求经济强国地位, 两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 价值取向产生分歧, 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受此影响, 日本的对华政策会发生改变, 产生的后果之一便是日本直接投资快速分散到新兴市场, 相对于我国的投资则明显下降。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的和睦, 政治利益问题是中日经贸关系面临的严峻挑战。

二、影响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政治因素

(一) 历史遗留问题

中日之间一些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始终影响着两国经贸关系。一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 我国在钓鱼岛上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但当下日方在钓鱼岛事件中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二是台湾问题。冷战以来, 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和台湾的亲日势力狼狈为奸、各取所需。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然而日本当局所作出的亲台举动, 便是对“台独”分子的支持, 对我国主权的亵渎。三是靖国神社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本是日本内政问题, 但如果代表着日本政府的首相或阁僚公然前去参拜, 就演化成了国际问题。这是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亚洲人民决不允许的。日本政府不能正视这些历史问题, 经常蓄意挑衅, 影响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二) 党派之争与国会选举

日本实行多党制。虽长期以来一直由自民党一党执政, 但各党派之间争端不断。近几年, 民主党在众参两院选举中表现活跃, 日本政坛产生了两党执政的趋势。两党具有不同的执政理念。自民党倡导自由主义, 主张维持现行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民主党则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因此, 不同的政党执政对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

国会选举中的党派之争更是激烈。日本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1949年国会选举中右翼政党胜出, 使之先于左翼政党完成整合, 从而确立了保守党派独裁的格局。然而国会选举在保守党内部也很激烈。虽然民主党在上届国会选举中获胜, 但此次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多数议席的票数, 形成了“扭曲国会”的局面。这虽然不会导致政权更迭, 但必然给民主党执政带来重重困难, 其中日本的对华政策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三) 利益集团之争

在日本, 利益集团是指那些为追求共同利益而采取一致行动的个人集合体, 其行动绝大多数是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过程, 以保全或夸大自己的利益。日本的利益集团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工商业界利益集团, 雄厚的政治资金造就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这使得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很容易置于工商业界的影响之下。工商业界利益集团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为工业资产阶级服务, 对中日经贸关系影响很大。

(四) 日本首相的政治导向作用

日本首相在政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是主导中日经贸关系、政治关系的关键性人物。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及麻生太郎是日本政坛中强硬的右翼人士, 都以首相身份公然参拜过靖国神社, 主张与美国结盟, 但三人又不尽相同。小泉完全不顾及中日关系, 一度造成东亚政治关系的紧张;安倍和麻生则以国家利益为第一位, 同时支持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及现任首相菅直人一向反对参拜靖国神社, 主张发展与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关系。福田执政期间, 日本成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鸠山时代, 两国的友好合作为双方摆脱金融危机疏通了渠道;菅直人也很重视中日关系, 但当下钓鱼岛事件的持续发酵使中日关系陷入危机, 菅直人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中国应对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政治因素的对策

(一) 增加对日本的友好访问, 提高政治互信

中日两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是友好的。我国也向来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日本大多数党派和民众是承认并尊重历史的, 只有少数右翼分子和顽固分子否认历史, 敌视新中国。所以我国应增加对日本的友好访问, 争取日本国内更多人士了解并接受新中国, 孤立其右翼反动分子。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不仅需要两国高层领导的鼓励带头作用, 也离不开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与友好互访。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改善两国关系, 提高政治互信。

(二)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提高政策透明度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各项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给对外贸易带来了一定困难。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 法律法规的完善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为经贸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为此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同时完善监督机制, 加强执法力度, 提高政策透明度, 为外企的经营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吸引更多日企对华投资。

(三) 增加农业技术投入, 提高农产品质量

针对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 我国应正确看待其带来的影响, 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使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投入, 扩大与企业的沟通渠道, 并为之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同时加强与日方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二是提出农业管理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促使农产品生产环节向标准化迈进;三是完善农产品安全卫生制度, 努力与国际安全技术标准接轨, 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

(四) 加大自主研发力度, 重视科研和创新, 优化产业结构

由表2可以看出, 我国在中日双边贸易中始终处于逆差地位。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从事加工贸易, 企业整体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 利润空间狭小。为此, 我国必须加大自主研发力度, 创造本民族品牌,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同时逐步完善销售网络, 做好售后服务。双管齐下, 加快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 以获取更多的附加值, 扭转贸易中的逆差地位。

四、结语

中日两国是邻国, 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近年来, 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新世纪, 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 中日在节能环保、低碳合作以及加强金融安全等领域都离不开相互合作。此外, 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也离不开中日的协同努力, 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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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儒敏.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经贸关系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 2005.

[5]索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日经贸发展的阶段特点、问题及趋势[D].东北师范大学, 2007.

[6]黄飞.靖国神社问题——中日关系最大障碍[J].法制与社会, 2008, (11) .

流动人口是否影响政治稳定？ 篇11

城市化与社会运动

最近几年，出于以下三个因素的考虑，笔者时常担心流动人口将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社会运动。首先是中国社会的急速变迁。据渣打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测算，一个当代人在中国过一年相当于在美国过四年。作为社会变迁的重头戏，城市化容易引发各阶层的重组、分化和对抗，从而导致剧烈的政治冲突。在城市化过程中，移民工人逐渐构成了一个独特群体，他们人数众多，集中在经济活跃地区，社会变迁导致的失范和失序现象在这一群体中更为普遍。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强调：“经济迅速增长将推动跨地区的人口迁移，促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从而破坏传统的社会结构，并导致疏离感和极端主义。”

其次是制度化的不足和自组织的缺失。社会变迁是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它不能被现有体制及时消化时，才有可能产生社会动荡。近年来，声称中国社会 “断裂”与“溃败”的警世之声不绝于耳，而流动人口正是城市中最为边缘化和不受保护的弱势群体。中国尚在发育的公民社会既不足以为流动人口提供充分的社会支持，也不能够在他们中间组织起一批强大的移民团体。一旦出现经济衰退或社会危机，脆弱的流动人口似乎会首先承受不住冲击。

最后是争取公民权利的价值和话语。流动人口问题涉及平等和自由两大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都为他们争取公民权利提供了话语资源。即使诉诸官方话语，中央政府也多次要求地方部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改善农民工待遇。关于跨国贸易和血汗工厂之类的争论，更是让流动人口成为全球语境下的公共问题。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似乎更有可能利用这些话语资源。

社会学家赵鼎新曾探讨过社会运动的三大要素——变迁、结构和话语。从这三个角度分析，中国的流动人口问题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然而它却没有发生。富士康员工跳楼式的个体悲剧和农民工讨薪的抗争事件虽然接连不断，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事件堪比美国60年代的“平权运动”，或是类似2012年中国数十城市举行的“反日游行”。有人也许会简单地归因于领导力不足——中国的确尚未出现马丁路德·金式的民权领袖，或者一旦出现便受到有效打压。可我怀疑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流动人口的多元结构与社会心理。

他们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从2010年开始，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每年发布年度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年11月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全国流动人口在2013年末达到2.45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在很多国人的想象中，流动人口的形象有着较为单一的面孔，他们或是北京街边卖烧饼的小伙子，或是上海有钱人家里的小保姆，或是深圳某条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又或是重庆一座建筑工地上的包工头。其实这个群体除了没有当地户口，在很多方面均有较大差异。

根据卫计委2013年的调查数据，就年龄分布来说，中国流动人口的中位数约为33岁，西部地区甚至高达35岁。这意味着有一半流动人口已经属于中老年人口，不能再以青壮年劳动力看待了。就家庭形态来看，有四分之三的流动人口已经结婚。流动人口分布在多种业态中，其中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的人员各占35%左右，从事制造业和运输业的人员约占20%左右。只有一半多一点（54.5%）的流动人口属于打工一族（企业雇员），他们中有一成是雇主，还有三成是自营劳动者，即通常说的个体户。

有些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倾向于将流动人口视为一个固定阶层，事实上这一群体分布在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近十分之一的流动人口拥有中专或中专以上文凭，他们大都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或就职于国家企事业单位，这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农民工常常被用作流动人口的同义语，其实有两成的流动人口拥有非农业户口，即城镇户口。这些人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而没有将户口迁入所在地。据我所知，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就有不少白领将户口存放在家乡或其他城市。

在当今中国，经济收入恐怕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就这一指标而言，流动人口内部也存在着较大差别。全国流动人口月收入的中位数为3000元，也就是说，他们中一半人收入在3000元以上，一半在这之下。作为衡量贫富分化的指标，流动人口收入的标准差高达2400元。收入最高的一成人口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而收入最低的一成在1500元以下。有1%的流动人口月收入在12000元以上。33岁以下的流动人口收入稍低一些，但总体分布与此类似。显然，我们不宜将他们看作一个经济状况近似的社会阶层。

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可转化为怎样的生活水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在2011年访问过北京等五大城市的840名农民工。调查发现，受访者的生活水平呈中间宽两头高的纺锤形， 一半人略有节余，近四成刚够维持生活，只有5%左右的人生活困难或富裕。如果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30岁以下的进城务工者，他们的生活水平与整体状况基本一致。

近年来，“社会融合”成为流动人口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很多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是从经济融合走向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递进过程。但很多相关研究悲观地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很低，与当地市民处在相对隔离状态，政府也缺乏对这一群体的制度性支持。流动人口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成片居住现象普遍，存在着爆发社会冲突的隐患。这些学者大都从城里人的角度看待流动人口，而很少关注他们是怎样看待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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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者们的自我认知

流动人口的工作条件和劳动时长久为人所诟病。卫计委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日均工作时间在九至十小时；零点集团的研究报告表明，四成进城务工者平均一年至少换一次工作，7.4%的人一年至少换三次工作。在劳动时间长和职位不稳定的情况下，有四成的农民工对自己目前的工作感到满意，三成受访者回答“一般”，另有28.8%的人感到不满意。零点调查还发现，53.6%的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回报不满意，他们表示“回报少，付出多”；另有41.2%的人表示自己的回报与付出完全匹配。不满者主要集中在低收入人群和建筑工人中。与总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对自己工作感到特别不满。

社会保障的低覆盖率是流动人口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的重要制度性特征。卫计委的数据显示，八成左右的流动人口没有参加城镇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尽管东部省份的覆盖率相对较高。零点集团所调查的五大城市明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但最高的医保覆盖率也仅有37%。流动人口这一称谓不仅是指人口学意义上的迁移状态，更意味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身份。超过三分之一的流动人口在移入城市生活了五年以上，约七分之一生活了十年以上。由于没有当地户口，这些定居者仍然被视为“流动”人口，不能享受子女教育和住房补贴等社会福利。

一些评论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进入城市不仅为了获得更高收入，也对更高的社会地位抱有期待。而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社会保障覆盖不到位，又被户籍制度排斥在外，这一群体因此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并抱怨向上流动受到阻碍。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针对相关政策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发生。依笔者之见，这与流动人口的人生观和参照群体有很大关系。

零点集团调查发现，近六成（58%）的进城务工者认为，若想留在打工的城市，个人奋斗是最重要的因素。不到两成（17.5%）的人认为国家政策最重要，还有7.6%的人认为所在城市的政策最重要。新生代农民工更相信个人奋斗，他们中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持有这一观点，认为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最重要的人只有11.5%和6.8%。相较而言，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认为国家政策最重要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越相信依靠个人奋斗可以留在城市。

此外，进城务工者认为代表自己落脚城市的成功标志主要是工作（60.1%）和住房（55%），将拥有所在地户口和参加当地社保视为落脚标志的受访者只有15.4%和9.4%。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与总体类似，但较不看重住房（48%）。同时，教育程度越高，对户籍的重视程度也越低，在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受访者中，有20.2%的人认为拥有当地户口是成功落脚的象征；而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中，仅有12.5%的人持有这一观点。

此外，尽管生活在城市，大多数（67.9%）的进城务工者依然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农村人”，仅15.6%的人自认为是“城里人”，另有相同比例的人身份定位模糊，认为自己“既不是城里人，又不是农村人”。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的比例稍高（18.1%），但与中老年流动人口相比，差异并不显著。这一身份认同当然说明农民工在心理上还没有融入城市，可也意味他们更愿意同农村的留守人口比较。对比这一参照群体而产生的优越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

城镇化改革的政治维度

阿拉伯世界过去半个世纪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社会发展。从1970年到2010年，该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从30%上升到50%。就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来看，在1990年以后的二十年间，这一指标在埃及增长了28%，在突尼斯增长了30%。中国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类似的急剧变化，并且同样面对着高校扩招和青年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然而，中国并没有因此爆发“茉莉花革命”之类的大规模社会运动。除了政府采取的维稳措施，流动人口的多元构成和身份认同也决定着他们的政治行为。

从年龄、行业、教育程度、就业身份和收入水平等基本层面观察，中国的流动人口表现出多元的生存状态和经济地位，这意味着他们不属于单一的社会阶层，其中每个群体都具有各自独立的利益诉求。即使都遭遇了户籍制度的身份排斥，但只有少数人认为获得当地户口是落脚城市的重要象征。“流动人口”这一标签或许让外来移民产生某种程度的疏离感，却不足以使他们产生强烈的群体意识，从而为争取共同权益集聚起来，这与美国民权运动中有色人种的政治认同迥然相异。因此，目前涉及流动人口的群体性事件大多以地缘和业缘为组织，不太可能发展成跨越地域和阶层的普遍性政治议题。

此外，大多数农民工还将自己视为农村人，他们在进城后很可能不会比照城市人口，认为自己也应享有相当的社会福利。比起老一辈人，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可差别也不是很大。他们更相信依靠自我奋斗，而不是政府安排，才能最终融入城市。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中对户口和社会保障并不重视，在各地选择性的准入政策下，也比较容易获得当地户籍。而真正需要户口和依赖社保的低收入群体，又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源为自己争取权益。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中国政治稳定的影响或许被高估了。

大规模社会运动没有在流动人口中爆发，并不意味这一群体中不存在社会问题。据零点集团调查数据，64.7%的进城经营者都曾遭遇侵害权益行为，集中表现为“被乱收费”（44.6%）和“被乱罚款”（33.2%）。普通打工者群体遭遇权益侵害的比例更高（68.8%），突出问题包括“没有合同”（37.5%）、“拖欠工资”（29.9%）和“用工过度”（23.8%）。面对侵害权益的行为，60%的打工者选择了隐忍或“找朋友疏解”，16%的人尝试通过法律解决，还有10.7%向政府部门寻求帮助，但仅有2.1%表示会采取报复手段以发泄不满。

我们可以推想，当流动人口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制度化的渠道又不能解决问题，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就会持续发生。在他们的城市身份意识还不敏感，集体行动也不能被充分动员之前，政府应当利用当前的时间机遇，着力提供更多平等的向上流动空间，以避免出现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政治影响 篇1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侧重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即一定社会政治体系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品德及其行为的培育及塑造以及大学生自身为了形成优良的思想政治品德和行为而进行自我教育的实践活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实现政治社会化的一条重要渠道,承担着重要任务,因此,教师要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积极影响

(一)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认知

大学生作为具有政治权利的社会个体,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实力量。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政治社会化的程度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效和国家的荣辱兴衰。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分子,有必要通过学习政治知识来提升自己的政治认知,维护国家稳定。

(二)有利于保证大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大学生对政治知识和政治理论系统有了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不断增强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方面的认同感。方向性问题也是原则性问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也有利于大学生在参与祖国发展的过程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形成有效的合力。

(三)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政治热情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培养大学生的政权情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让大学生拥护党、爱护党,拥护党的领导。

(四)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能力

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辨别力。其次,大学是学生步入社会的过渡阶段,学生还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在思想上还未完全成熟,思考问题时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在了解、剖析政治现象时缺乏理性,很少能从实际出发,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正是以具体实际为出发点,旨在提高大学生理性思考能力和抗压能力。最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

三、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增强授课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性

(一)整合教育教学内容,保证教学内容的时代性

当前,高校所开设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些课程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人生观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等内容。但是在教学中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所涉及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其他三门课程所讲述的相关内容融合在一起,这是值得注意的。而且,在内容上还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及时地对党在新时期所制订和坚持的方针政策以及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知识点的传授,增强课程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让学生真正喜欢上这门课。

(二)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保证实践环节的顺利开展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坚持理论灌输的方法,但是要在坚持灌输的同时还要坚持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其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还必须坚持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的结合,不仅要以理服人,还要以情感人,做到情理交融,在教学过程中使他们得到政治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文化认同感。然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最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要坚持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三)转变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保证教师威信的树立

教师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重要的领航者,教师的一言一行极易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教师要提高自身素养,使自己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教学能力、教学态度与民主作风而使学生自愿接受、内心佩服而树立教师威信。同时,高校还应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教师也要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教育,充分地和学生进行双向交流,让教学过程变成一种更加高效的沟通和交流过程。由此可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观念,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接班人。

(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保证教育的良好效果

国家要重视,要加大改革力度,要提高国民素质;社会成员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素养,管好自己;教师也要通过各种教学方式的转变和心态的转变来和学生打成一片,将更加具有思想深度的、更加具有社会意义的知识传播给学生,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从而也保证了教育的良好效果。

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定,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教师来对他们进行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在价值观引导的过程中,政治思想教育就成为一把利器,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教师要不断深入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要不断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增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性。

摘要：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积极影响,但是现在部分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存在不足,如部分大学生的政治态度模糊、政治信仰没有确立、价值取向存在偏差等。因此,作为教师就有必要通过改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授课形式等来要实现和强化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程度,以此来实现教学目的。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教师,影响

参考文献

[1]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孙关宏,胡雨春.政治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吴铎.思想政治教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