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聚落

传统聚落（精选10篇）

传统聚落 篇1

摘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民居聚落的要素, 除了供人们居住的各式住宅之外, 还包括在村镇聚落中的非住宅建筑, 暂且称之为民居聚落中的公共建筑。这些公共建筑既是聚落布局的需要, 又是居住活动的需要, 又是民间建筑艺术的展示平台。

关键词：民居聚落,公共建筑,传统文化,艺术成就

构成一个完整的民居聚落的要素, 除了供人们居住的各式住宅之外, 还有精心布置在村镇聚落中的非住宅建筑, 暂且称之为民居聚落中的公共建筑, 如祠堂、牌坊、戏楼、鼓楼、书院、亭、阁等。这些聚落中的公共建筑和民居相互映衬, 互为依托。

1 我国传统民居聚落中的公共建筑的种类、形式及典型实例

民居聚落中的非住宅建筑, 主要有祠堂、牌坊、戏楼、鼓楼、书院、亭、阁、桥、广场等。其中, 祠堂、牌坊和民居, 均为闻名遐迩的建筑, 被誉为古建“三绝”。

祠堂

“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 有宗祠、支祠和家祠之分。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 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时, 是做过皇帝或封侯过的姓氏才可称“家庙”, 其余称宗祠。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 也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也可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有的宗祠附设学校。

龙川胡氏宗祠坐落在徽州绩溪县瀛州乡大坑口村, 始建于宋代。祠堂坐北朝南, 由影壁、平台、门楼、庭院、廊庑、尚堂、厢房、寝室、特祭祠等九大部分组成。宗祠采用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的建筑手法。胡氏宗祠为砖木结构, 三进七开间, 建筑面积1564平方米。

绩溪县城曹家井39号的周氏宗祠, 建于明嘉靖年间。周氏宗祠由影壁、门楼、庭院、廊庑、正厅、庭院、寝室等七大部分组成, 建筑面积为1156平方米。门楼为重檐歇山式屋顶, 面阔七间, 进深两间。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呈坎村的罗东舒祠, 占地3300多平方米。阁为二进歇山顶, 祠堂前沿溪照壁面宽29米, 呈八字型。寝殿并列三个三开间, 加上两尽间, 共十一间, 十根檐柱采用琢成讹角的方形石柱。寝殿内的梁头、驼峰、脊柱、平盘斗等木构件, 用各种云纹、花卉图案组成, 雕刻玲珑剔透, 绘有彩绘。

由以上实例可见祠堂的特点:占地和建筑规模较大, 组成祠堂院落群的建筑单体种类较多, 屋顶形制较高, 采用斗拱、雀替等高形制构件, 开间多, 雕刻、彩绘等装饰丰富。

牌坊

“牌坊门”是从“华表”演变而来的。华表都是以一对的形式出现, 一对华表之间在其上加一道“额枋”就会成为一道“门”, 额枋上书上名称就成了最早的“牌坊门”。如果其间再装上门就成了“乌头门”或“棂星门”一类的门式了。在另一方面, “牌坊门”再作进一步发展, 用作古代居住街区的入口门———“坊门”, 因而称为“牌坊”。对它的标志性功能再作进一步强调就成为了“牌楼”。

牌坊, 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也有一些宫观寺庙以牌坊作为山门的, 还有的是用来标明地名的。

牌楼从形式上分, 只有两类, 一类叫“冲天式”, 也叫“柱出头”式。顾名思义, 这类牌楼的间柱是高出明楼楼顶的;另一类“不出头”式。这类牌楼的最高峰是明楼的正脊。如果分得再详细些, 可以每座牌楼的间楼和楼数多少为依据。

古徽州绩溪县龙川村的奕世尚书坊, 建于1562年。四柱三门五楼单体仿木结构, 高10米, 宽9米。系用花岗石和茶园石搭配凿制而成。石坊流檐飞脊、斗拱花翅, 梁、柱前后均饰以龙狮鹤鹿等镂空浮雕。

棠樾牌坊群位于古徽州府歙县郑村镇棠樾村东大道上。共七座, 明建三座, 清建四座。近楼的栏心板镌有精致的图案, 梢间横坊各刻三攒斗拱。四柱的嗓墩, 安放在较高的台基上。整座牌坊典雅厚重。

贞白里坊位于徽州府歙县郑村, 为徽州最古老的牌坊。始建于元末, 明弘治和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曾重修。仿木结构, 二柱一间三楼, 高8米, 宽5.7米。

牌坊不仅建筑结构自成一格, 集雕刻、绘画、匾联文辞和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身, 熔古人的社会生活理念、封建礼教、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古代的民风民俗于一炉。

鼓楼

汉代有一种楼的建筑, 在乡村的大地主富豪们可以说每家必有一座, 这既是望楼, 也是谯楼, 是鼓楼的前身。这种楼的式样很多, 3至5层不等, 多为双开间, 或单开间式。

侗族民间有“建寨先楼”之说。村寨里如有重大事宜, 或有发生火灾、匪盗, 登楼击鼓。鼓楼一般高20多米、11层至顶, 全靠16根杉木柱支撑。楼心宽阔平型, 约10平方米见方。楼檐角突出翅起。鼓楼至今仍是侗家人议事、休息和娱乐的场所。

皇城相府河山楼, 位于内城北部, 是明代建筑中的珍品, 显示出古老古堡风格。楼平面呈长方形, 长15米, 宽10米, 高23米, 共七层 (含地下一层) 。楼外墙整齐划一内部则逐层递减。整个河山楼只在南向辟一拱门, 门设两道, 外门为石门, 门后施以杠栓。楼层间构筑棚板屯贮人员物资。暗层内有井、碾、磨。楼顶设垛口和堞楼。

戏楼

戏楼建筑, 有着悠久的历史。北宋之后, 演出场所逐渐演变为精致实用的殿阁式建筑。据考证, 我国现存最早的古戏楼建筑, 是山西高平县王报村的金代舞楼。

古戏楼不只是建筑艺术的实例, 而且是砖石木雕艺术、彩绘艺术和书法绘画艺术的综合载体。戏楼的建筑形制可分为卷棚式、硬山式、歇山式, 单体式、双幢竖联式、三幢并联式。

传统民居聚落中还有一些书院、亭、阁、广场等建筑形式。

岭南建筑中的文奎阁, 高19米, 共三层。首层供奉土地公, 二层供奉武圣“关帝”, 顶楼就是手执朱笔的“踢斗魁星”。顶层上供奉的文魁星, 能保佑村中多出功名。

在乡村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中, 常常见到路亭、凉亭等建筑, 路亭的一侧建有神龛, 另外三面透空, 凉亭则是四面敞开。

村镇中一般还设有广场, 分为交通广场、集市广场、入口广场、水上广场等。广场一般是村镇发展中自然形成的, 平面一般不规则。在民宅组合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村镇广场, 常常辅以牌坊、寨门、市楼等公共建筑, 不致流于概念化。

2 我国传统民居聚落中的公共建筑建造的缘由和意义

2.1 聚落布局的需要

从平面构图的艺术上说, 中国建筑的门担负起引导和带领整个主题的任务。牌坊, 作为门的一种演化, 起到了这种引导和标志性的作用。

中国建筑构成的一个很主要的特色是“门堂分立”, “门堂分立”对于单个院落空间不难理解, 进而可将其抽象用于村落的布局中:牌坊可称之为“门”, 祠堂等大型中心建筑便可称之为“堂”。

“门堂分立”成为一种传统之后, 中国建筑就没有以单独的“单座建筑”作为一个建筑物的单位而出现了。有堂必须另立一门。

牌楼普遍的横跨于古代的城市大街上或古镇村口处。形式多样、造型别致的牌坊便是这种中国古典建筑中“门”的艺术的一个体现。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民居对于村落布局、牌坊的设置是很注重的。

2.2 功能的需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家族观念相当深刻, 祭祀先祖、规范家制、团结本族便是这种家族观念的体现。祠堂便提供这种家族活动的场所, 也体现着家族的名望和实力。

牌坊就其建造意图来说, 可分为四类:一是功德牌坊;二是贞洁道德牌坊;三类是标志科举成就的家族牌坊;四类为标志坊。

牌坊也是祠堂的附属建筑物, 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 兼有祭祖的功能。

鼓楼、谯楼作为防御性的堡垒之用, 同时又火灾和自然灾害的报警之用, 其在和平时期, 却仍可作观赏揽胜之用。

2.3 民间住宅艺术的展示

民间住宅设计的手法很丰富, 发展也很快, 很多官式建筑的设计手法都是从民间住宅中吸取的。

隋、唐、五代是建筑得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 对于宅第制度的重视和宅第的控制达到了非常严格的程度。北宋时规定除官僚宅邸和寺观宫殿以外, 不得用斗拱、藻井、门屋及彩绘梁坊, 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这就限制了民间住宅的体量和样式。但是, 居住者不会轻易放弃对气派、豪华精致的追求, 民间匠人更是对这种建筑艺术有不懈的更新。聚落公共建筑可以做歇山顶和重檐, 可用斗拱雀替, 可进行彩绘, 是民间匠人得以发挥之处。同时, 居民也对这类公共建筑有现实的需要, 给匠人的发挥提供了条件。

我国传统民居聚落有着丰富的样式博大的内涵, 而民间聚落中的公共建筑更是这种民间建筑艺术底蕴和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者。

参考文献

[1]王其钧.中国民居[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1.

[2]李允鉌.华夏意匠[M].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5.

[3]楼庆西.千门之美[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4]谭刚毅.两宋时期的中国民居与居住形态[M].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传统聚落 篇2

屯田制：军屯方式：边地卫所：3（军）:7（农）；内地卫所：2（军）:8（农）民屯方式：招募农民定点耕种土地

移民制：大兴的留民营、大槐树故事 衍生式

2、试述中国传统聚落和传统民居择址，在风水不理想时，有什么改善措施？ 引水：开挖沟渠，修建人工河道；修建池塘

植树：挡风聚气；维持和改善小环境的生态条件；改善环境景观

“关锁” ：主要是针对聚落的“水口”而言；在水口不理想时，可以采取下述办法：修建文峰塔、修建文昌阁、修建魁星楼 搭桥

修建堤堰:位置：一般在聚落的东南角

形式：一般应该是蜿蜒曲折的 称为：青龙头 意为：财水进门

3、试说明中国建筑热工气候分区和中国建筑气候分区有什么异同

建筑气候分区：划分了７个区，主要是为了制定不同区域的日照标准－－为建筑师的日照计算提供分类标准； 建筑热工气候分区：划分了５个区，主要是为了明确那些地区应该设置采暖－－为暖通工程师的热工计算提供依据。

4、试述中国传统聚落公共空间的基本类型、作用、特点(1)作用：公共空间的作用是承载人们活动的物质空间

公共空间的核心功能，是承载和支持聚落的各种活动，满足使用者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要

公共空间在具有安全、遮阳、挡风、避雨和舒适的微气候的同时，还应能与使用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2)公共空间的特点：受自然因素主导；边界不规整，但界域感强；自发性；丰富性(3)基本类型

按几何特点分：

点状空间：如古树、公用水井等 线状空间：如街巷等

面状空间：如池塘、广场等

点线面混合状空间：如水口、公共建筑，如祠堂、戏台等

按形式分：场院、戏台、祠堂、街道、巷弄、水口、水井、池塘、宅前

5、试详述“北京四合院”的基本形制

（1）基本形式：分居四面的北房（正房）、南房（倒座房）和东、西厢房，四周再围以高墙形成四合，开一个门

（2）主要类型：可以分为大四合、中四合、小四合三种：

小四合：

小四合院一般是北房三间，一明两暗或者两明一暗，东西厢房各两间，南房三间。卧砖到顶，起脊瓦房。南房用作书房或客厅。院内铺砖墁甬道，连接各处房门。各屋前均有台阶。大门两扇，黑漆油饰，门上有黄铜门钹一对，两则贴有对联

中四合： 中四合院比小四合院宽敞，一般是北房5间，3正2耳，东、西厢房各3间，房前有廊以避风雨。另以院墙隔为前院（外院）、后院（内院），院墙以门相通。前院进深浅显，以一二间房屋以作门房，后院为居住房，建筑讲究，院内方砖墁地，青石作阶

大四合：

大四合院习惯上称作“大宅门”，房屋设置可为5南5北、7南7北，甚至还有9间或者11间大正房，一般是复式四合院，即由多个四合院向纵深相连而成。院落极多，有前院、后院、东院、西院、正院、偏院、跨院、书房院、围房院、马号、一进、二进、三进……等等。院内均有抄手游廊连接各处，占地面积极大

6、试详述“苏州民居”的基本建筑特点

（1）苏州民居是由数进院子组成的中轴对称式的狭长民居，在轴线上依次布置有门厅、轿厅、过厅、大厅、女厅（又称上房）等

（2）大厅是宴客团聚之处

（3）上房多做成“冂”字形两层楼房，为家眷的卧房（4）苏州民居大部分不设厢房，前后房屋间的联系是靠两侧山墙外附设的避弄（廊屋）来交通

（5）天井内皆设立雕饰华丽的砖门楼（6）多附设一座精美的花园

7、试详述“水乡民居”的总体特征

（1）江南民居的平面布局方式和北方的四合院大致相同，只是更加紧凑，院落占地面积较小，以适应当地人口密度较高，要求少占农田的特点

（2）住宅的大门多开在中轴线上，迎面正房为大厅，后面院内常建二层楼房。由四合房围成的小院子通称天井，仅作采光和排水用

（3）单体特征：以木构一、二层厅堂式住宅为多

（4）群体特征：穿堂、天井、院落较多。与观音兜山脊、马头墙等等相呼应，形成高低错落的建筑群体风貌

（5）环境特征：配以水巷，小桥，驳岸，踏渡，码头、石板路、水墙门、过街楼等等，组成了一整套的水乡居住环境

8、中国传统聚落街巷空间的常见处理手法 入口空间：

传统城镇在两端入口加以界定增强其领域性、防御性,强调不同空间层次的内向性,一般有以下几种入口处理手段:(1)前导空间式处理:以广场作为城镇入口的前导性空间,连接外部与内部的主要道路；(2)建筑式处理:如城门楼、门楼、桥、风雨桥；(3)限定式处理:如牌坊、台阶等构筑物； 节点空间：

根据节点与道路的位置关系,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衔接型、扩展型、口袋型;节点空间相应有三种私密程度:公共性、半公共半私密性、私密性。

(1)衔接型节点空间:具有连接点转换的功能,同时具有聚集性,是对各条道路进行结构转换和流线组织的空间。包括道路交叉点、钟鼓楼、四方街、庙前广场。

(2)扩展型节点空间:扩展型节点空间只是街道空间某一区段的聚集点,承载某些简单的物质特征和功能。有:街道膨胀节点、建筑入口后退形成节点、井台空间节点。街巷平面形态及其景观反映 道路是形成城镇意象的主导元素,不同的平面组合形态使城镇景观也迥然各异,街巷空间可分为定形(直线)与变形(曲线)两种主要形态。其它类型皆白这两种组合演化而来。下面是几种街巷平面组合形态:(1)直线型街巷: 直线型的街巷、网格的街坊,使人感到一种理性的秩序感和韵律感。(2)折线型街巷: 在传统城镇中,自然地形的限制和土地的私有分割、使建筑群之间经常存在一定角度,相应地街巷便由许多段折线组成。(3)曲线型街巷: 自发形成的不规则街巷平面,是自然地形条件的反映和要求。从视觉效果上来看,延伸的曲线是一种渐变、是在运动方向的稳定变化,可使街景逐渐展开。巷景观的处理手法

(2)街巷交叉口景观处理

传统城镇街巷的交叉口具有多种不同类型,并结合具体的建筑处理营造了丰富的节点空间。街巷交叉口类型：(a)、“十”字型交叉口:是最常见的两街相交形式,在重要路段,如十字主平道交叉口尽量保持垂直相交以保证交通流畅、视线通透、形象中正,并多以市楼、钟鼓楼横跨街道中失,以相对高大的七量控制空间，收拢视线,或以牌楼进行空间界定。在次要路段,因街巷形成的自发性,街巷本身不一定平直,更不有鱿错位相交而呈风车状,使得空出来的建筑一角封闭视线并成为视线的焦点。(b)、“T”型交又口:是居住性巷道与主要街道交叉口的主要形式,可以封闭巷道方视线,但同时对主街场景进行框取,有舞台效果,从而形成引人注目的亲切的街巷空间。(c)、“Y”型交又口:多出现于有机成长的传统城镇中，特点是在一定距离可以看到对面两侧立面，远距离观察，视线有一定封闭感，随着视距缩短，视野变宽，其视觉空间有通透感，景观效果丰富多变。(2)街巷端部景观处理

一条街道若尽端什么也没有就是扩散性孤零零的。现代城市街道长而直，人行道，道牙，栅栏，行道树和铺地有使得道路具有强烈的线型特征，前方却没有对景观或建筑突出将视线封闭，从而往往将视线引向地平线，给人造成目标不明确的感觉。传统城镇中，主要街道尽头常以门楼、共建甚至一棵古树进行收束。(3)其它

传统聚落 篇3

关键词:湘南传统聚落;宗族组织结构;景观空间

中图分类号:K82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5-0132-2

聚落是人所组成的定居行为,是人类活动中最具体的事物。聚落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因素。

湘南地处湖南省的南部边陲地区,属南岭山脉体系,与广东省以南岭为界,与广西接壤,山水相连。包括零陵地区及郴州地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12°13'-114°14',北纬25°-26°之间,包括郴州、资兴2市及郴县、桂阳、永兴、宜章、嘉禾、临武、汝城、桂东、安仁等九县,面积1.94万平方公里。全区以山丘为主,呈“八山半水分半田”的格局。湘南传统聚落景观空间形态具有整体性,人文空间与自然空间的有机结合,使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其次具有丰富性,不同空间形态的组合形成变化丰富的空间序列。那么促使湘南传统聚落景观空间形态形成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传统风水观念

风水是中国古人凭直觉认知和经验积累,总结并完善了一套以人与自然协调为准的认知观念和择地理论,一直被广泛应用于传统聚落选址和居住环境营建中。湘南聚落受风水学的影响,村落一般选取于地势开阔有流水的地方,风水将对阳宅基址自然环境的认知分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四个重要步骤。

“龙”指地脉的行至起伏;“砂”指主龙四周的小山。山脊的起伏轮廓就是地脉的外形,觅龙察砂时,先远观山势,看群峰的布局走向,再近观山形,看每座山峰的具体形态。风水中有大量的说法将山川形势的种种与宗族的兴旺与否做了对应联系。桂阳阳山村,它的构成是明堂宽大居中,背靠大山,面临大片水田,右边有一条大道通向外面(即白虎),左右有内外双砂护佑,又有长坡在西北方向越伸高。住于此能得到天赐富贵,仓中粮食丰足,子孙能着紫衣封高官。

观水首先寻觅萦绕环抱的水势,风水中更把水喻为人的血脉,认为好水具有“荫地脉,出人才,养气聚财”之效。同时讲究水口“天门开”、“水口闭”,也就是说如果天门开而地户闭的话则能聚气,使之则源不断,也就是通常堪舆术认为的“山发人丁,水聚财”,故要求水口要锁闭,以防泄漏。板梁村溪水绕村而流,可村落东面的出水口过于宽大,因此建有一宝塔,以达“水口闭”的要求,护佑板梁世代繁昌。

在湘南传统村落,开凿池塘十分普遍,其直接原因来自于风水观念。最佳的聚落选址就是要背山面水或依山靠水。此外,池塘的开凿与否还关系到整个村落“风气”的聚散。如阳山古村前的一口池塘,这是“藏风聚气”的需要,也是人们洗菜洗衣和消防的水源。

点穴就是确定城址、村址、宅址、墓址的核心部位立基位置。《阳宅会心集》卷上“阳宅总论”中记有:“喜地势宽平,局面阔大,前不破碎,坐得方正,枕山襟水,或左山右水”。实质上就是对龙、砂、水的选择的综合。

通过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所选择的藏风聚气的理想环境,的确具有良好的小气候和生态环境效益。湘南地区村落坐北朝南,负刚抱阳,背山面水的基本格局,显然具有充足日照、自然通风、防涝防旱、交通便利、调节小气候等功能。板梁村背后有象鼻山,有利于抵挡冬季的寒风;面朝流水,即能接纳夏日南来的凉风,又能享受灌溉舟揖,朝阳之势,便于得到良好的日照;缓坡阶地,则可避免淹涝之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周围植被郁郁,既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能调节小气候,获得薪柴。风水术把这样的环境作为吉利的理想模式,体现了湘南地区世世代代开发人居环境的历史经验。

二、血缘宗法关系

湘南聚落有很鲜明的宗族组织结构,并由此决定了村落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习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湘南聚落大多数是同姓氏家族南迁定居于湘南地区,也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一种聚族而居的村落。在这一空间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因着血缘关系的维系,分享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承袭着共同的生活模式与风俗习惯,因而具有行为心理、价值取向的地域共识。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古村落往往表现出较大的封闭性、稳定性和对传统的延续性以及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湘南古村落是典型的血缘宗族相聚而居的实体。湘南传统聚落往往依各级祠堂为中心,建立起以宗法制度为背景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应的空间结构。同一姓氏的亲属以宗祠为核心建造住宅,因而村落的空间形态多表现为内聚性的核心结构,形成一种结构明晰的“社会向心空间”,体现了完整的权力聚散的网络体系。

三、宗教信仰

湘南传统村落生存的人们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对客观事物的存在以及祖宗的灵魂充满了敬畏与祈福。在人们生产生活的村落空间里,庙宇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存在成为了一种必然。加之受风水理念的影响,村落中对人身所犯忌的空间统统由神来把守,这样使得人们在享受完美空间带来丰富生活享受的同时,又充分得到神明的庇护。

四、耕读文化

湘南地区的先民大多来源于中原。在大量的移民中,他们多为书香门第出身,通过读书而入仕为官,许多村落名贤辈出。宋明理学的兴起大大地影响了当地人的思想和行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在郴州先后三任地方官,理学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为族内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湘南家族中引入了读书为上、礼仪规范、不辱门风的教育,随着家族的扩大,形成了一种以家族为单位的文化积淀、文化传承和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促进了湘南传统聚落的发展。

五、交往习俗

凡聚落所在的地方,必然有交往活动。村镇聚落不同于单体民居建筑,民居往往只限于一家人的生活容量,而聚落则必然会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

依据丹麦建筑理论家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一书中将人们在外部空间中的活动分为三种类型: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每一种活动类型对于物质环境的要求都大不相同。

在湘南聚落中,人们必然性活动有务农、耕地、洗衣做饭,自发性活动和环境有关,天气好的时候,人们自发走出住所来到公共空间,或聊天或晒太阳,社会性活动包括人们彼此遇见时驻足聊天,饭后蹲在门前和路人闲聊。另外是人们宗族活动和祭奠风俗活动。

聚落内部有很强的社区性,是一个区域内人们自发聚集而成的公共生活场所。各种生活、各种事件穿插交织,互为渗透,每一个事件都为大家所知晓和关心,每一项活动都能得到大家的注意和参与。村镇质朴而丰富的市井活动如赶集、摆摊、看戏、祭祀、神聊、喜庆、谷物晾晒等,造成了一种网络状的联系。这种网络状的关系,一方面造就了层次丰富、灵活多变的聚落几何空间,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生产、生活、贸易的沟通,从而使聚落发展有了经济上的刺激和保障。但更重要的却是,它还有一种文化整合作用。

因此传统聚落景观空间是在村人不断的生活需求与检验之间生长出来的,它的存在与参与其中的人们的行为是相辅相成的。丰富景观空间形态的产生一种因素源于村落生活对空间存在的需求,另一种因素是丰富的空间引导人们形成了丰富的生活内容,而人们又反过来进一步改造空间以适应丰富而不断变化的生活。

六、防御思想

由于防御思想,湘南古村落多是分散布局,各村之间少有联系。心理上的向心性和凝聚力实现了对于某一环境空间的占据。另一方面,历史上延袭的聚族而居的传统也在居民中形成了极强的心理领域感。追溯湘南古村落的起源,我们发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形成村落格局的关键。湘南古村落多形成防御性格局,背山面水,巷道幽深错杂,高墙隔绝内外。

对湘南传统聚落的文化阐述,湘南传统聚落丰富的景观空间形态受到风水观念、血缘宗法、交往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影响。传统的风水观念影响了湘南村落的选址,鲜明的宗族结构,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交往习俗,使的湘南聚落形成一种结构明晰的“社会向心空间”。相似的文化意象是湘南聚落景观空间形态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唐凤鸣,张成城.湘南民居研究[M].安徽:安徽美术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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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晶.徽州地区传统聚落外部空间的研究与借鉴[D].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5.

江南传统聚落空间类型推演 篇4

聚落是人的一种定居方式,其空间形态包涵着人居空间自然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具有自然和生活双重属性。聚落的自组生成方式使地域的自然秩序在聚落中得以抽象存在,与植物及微生物存活繁殖的自然状态相似,依附于水网交错环境中的江南聚落,其形态与自然的地貌如水域有着明显的对应性;同时,江南聚落空间作为居民生活的承载体,容纳着多层次的活动,具有明确的生活属性。

在自然秩序和生命活动的相互作用下,江南聚落成为自然与人的生活密切相接的空间系统。 场所理论认为,人为场所的产生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机关联,人为空间的形态与特性是对环境特征的集结与诠释,人为场所的集中与包被的特质来源于居住的地景,空间特质具有地形的性质,是一种暗示性的秩序,自然与人为场所之间具有简单的结构相似性,这成为我们探索日常世界的具体现象的一个基准[1]。

二、江南聚落的空间层次

江南聚落空间形态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大致相似、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规模和功能布局相近、实体要素和组成方式基本一致,具备这些基本相似点,貌似随机的江南聚落空间形态中存在共同的理性秩序,有条件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

从空间关系的角度上,江南聚落空间分为单元、组合和结构三个层次:

(一)简单性的空间单元

单个院落和街巷的片段以空间单元的形式存在,作为具体生活的承载物的空间单元是江南聚落中最活跃的层次:首先,建造材料和方式使空间单元的存留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再者,居民生活本身也具有动态特征,生活空间单元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处于持续变更的新陈代谢过程中; 同时为了适应居民使用,空间单元本身处于不断的调整中,如人口变化、经济情况、功能使用, 文化影响等,多种因素相糅合造就生活空间单元的进化,空间单元本体的不同也是形成不同聚落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简单性是形态逻辑统一的体现,与自然的分形原理相似,空间单元的连接与重复形成多变的江南聚落形态,简单性单元支撑了复杂空间的表象,正因为具备这种简单性并成为聚落关系的一种规则,才能在时间变化中延续。

(二)内向性的空间组合

相近的空间单元以不同的方式连通,产生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活空间组合,空间组合是江南聚落中半稳定的层次,是江南聚落形态的骨架支撑和联系纽带。首先以农业为背景江南聚落,发展过程相对缓慢,生活空间的扩展一般依靠“数”的增加,连接不同的功能部分,以构成完整功能组合;再者从较长时间阶段看,空间组合遇外力作用会发生破解,如建筑的增加和拆除等,但居民生活行为方式的惯性仍然存在,空间组合重组后能与原来取得较多的相似性,使空间组合呈现半活跃半稳定状态。

在整个聚落中内向的围合空间占有绝对的优势,无论是街巷还是院落,都以向内聚合的方式存在,因此空间组合多表现出内敛性。有节制的、内向的空间组合使空间尽其用、行其事,没有铺张浪费。同时,内敛性还表现为一种空间的柔性,空间向内收缩,包容着人们的各种活动, 从而减少了外界的冲突矛盾,空间具有安全性。

(三)关联性的空间结构

江南聚落空间中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存在广泛的连接因素,作为整体存在的空间结构是江南聚落中最稳定的层次。在外部边界,聚落的物质结构与周边的自然环境有机地融和;在聚落内部,各组合间具有有机地联系,街巷与院落的空间组合相互关联,组成密切相接的空间结构系统,层次不同的关联构成具有自然秩序的整体聚落形态。

人的行为方式影响空间的状态,聚落空间使用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多层次的居民活动使空间形成多种类型的联系。日常生活一般在空间距离近的地方进行,而公共生活自发寻找较为宽阔的地点,空间使用中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互相联系,空间结构也体现出明显的交错和渗透。

具有简单性、活跃的空间单元,形成内向性、半稳定的空间组合,并逐步形成具有关联性、 稳定的聚落空间结构整体,这是江南聚落形态历史发展繁衍的典型方式。

三、江南聚落的空间类型

江南聚落容纳了从公共到私密的各个层次的生活空间,具有保持居住私密性和创造社会接触的双重作用,形成了适合不同使用功能及交往方式的场所。类比生物的多孔隙生活环境,本研究以微观的物质形态作为宏观城镇形态的具象表征,找寻聚落自组织形态的空间类型,通过这种理解和抽象,试图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联系。 本文描述聚落空间类型是由“孔”空间和“隙” 空间组成的合体。

(一)“孔”与“隙”的生活单元

“围出来”的“孔”表达了聚落空间形态的包含关系,是被实体围合的“空”的集群。 “孔”承担着日常活动、日照通风,物质的新陈代谢等功能,具有生态的功能,其中行为交流密切,进行速度较缓和,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挤出来”的“隙”表达了聚落生活空间的顺应关系,是实体间的缝隙集群,表现出与自然地形的关系,通常也是聚落形态发展所顺应的方式。“隙”之间彼此交错渗透,形成无数可能的交流空间。而且,尺度狭窄的空间能带来有效的压力,影响了人们的活动,隙中的行为交流属于接触性交流,具有游离性和短暂性。

(二)孔隙的连接组合

“隙”空间具有联系与组织功能,解决了空间的水平联系,连接了相离的空间,是联系不同功能“孔”空间的枢纽,使空间形成有机的整体。同时“隙”空间具有引导和分散功能,引导人流到达不同的“孔”空间,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是一种引导活动流线的自然手段。

孔隙的连接关系有:孔与隙的连接—院与街巷之间的连接;孔与孔的连接—院与院的连接;隙与隙的连接—街与街、街与巷、巷与巷的各种连接。“隙”的线形特征起到组合要素的作用,达成元素之间的联系,将“孔”空间连接为一体。

(三)孔隙的集合物态

以“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组织方式所构成的江南聚落空间,是一种负体形的串联, 是一种相对内向的、较为封闭的空间集合。在其内部活动的人,可以体察到这种空间的存在,却无法寻找角度对它进行完整的“观看”。在现实中“孔隙”是一种不断展开的、变化的、局部的场景,通过人的行走而链接在一起的感受。

孔隙形态中,自由与秩序达成动态平衡。 一方面与空间自然秩序相关联,充满不规则的排列、连接和重叠,这种“有机”秩序在人的头脑反映为对场所的识别和记忆;另一方面空间为居民的行为服务,居住、宗教、交易、聚会、仪式等行为带有的秩序性,为之服务的空间也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空间存在等级化的秩序。

四、孔隙的空间意象

类型不仅仅指外部形式上的接近,还包括物质意象和精神内涵的共通性。孔隙并非一个抽象的定义和概念,它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涵义, 反映了江南聚落空间形态的物理特征和社会的心理特征。孔隙类型的具备空间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产生了丰富的空间意象。

(一)虚存

与现代空间中由体量限定的板块化的“实” 不同,江南聚落空间和实体处于一种融合渗透、交叠过渡中,表现了虚存相伴而生的状态。“虚” 和“存”相比较而存在,建筑内外之间存在层次丰富的半室外空间,促进着两者的相互渗透,“空间关系的建立是基于这两个特性的巧妙处理,形成 “这里”和“那里”的感觉。无论是从街巷往里看,还是从院落往外看,都像在观望另一维空间, 使人产生“已知”和“未知”的感觉。

(二)支干

江南聚落中街为干、巷为支,街与巷枝状交接。与网格状结构不同,支干的连接犹如血管,等级渐变、主次分明,在封闭与流通之间,产生着瞬间的平衡。支干是隙的连接方式,隙又串联起孔, 这种连接完成了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到私密空间的交接过渡。透过隙的开口可以看到孔的“洞穴”般的入口,完成空间领域之间的转换。

(三)开合

开合是一种弹性的空间限定方式,也是江南聚落最基本的分区形式,它的特性在于区分了私密与公共的活动。江南聚落中围合性是第一位的,开放性居于其次,街巷的意义在于联系可以容纳人生息的院落的存在。围合的“孔”和流动的“隙”两者形成一个相互渗透的整体。在其中完成空间的呼吸,物质的吞吐和交换,光线的进入,视线的交流,空间的起伏,并且达成了不同部位的联系。

(四)明暗

空间作为身体的延展,身体空间与外部空间互动形成感知。在江南聚落中,常有因建筑形体的交错、转折,特别是透过相邻建筑之间的空隙看到明暗变化的多重灰度空间。由于空间的遮蔽性和开放性,产生了空间明度的黑、白、灰的色相变化和不同的光感层次。在孔隙中,围合街巷、院落的界面遮蔽性大于开放性,空间的灰度占主导地位,而木构屋檐带来的阴影,更是加强了空间的灰度。同时空间灰度也是心理氛围的体现,“隙”的较强的遮蔽性,连接的地方也相对狭窄,这拉近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建筑之间的距离,从而产生了一种丰富的观感环境。

(五)融贯

孔隙内部各要素间具有有机的、融和贯通的联系,具有融贯性,组成密切相接的空间系统, 空间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协调,达到和谐共存, 形成多层等级的空间。空间或弯曲折叠或放大缩小,但是看似随机的形态,仍有其自然发展的内在规律,其物质结构与自然有机地融和在一起,保留了“原始混乱”的状态。

孔隙最直接地反映出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状况、社会状况和经济体制以及道德伦理观念等深层文化内涵,并且反映了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 孔隙的意象与图案式、机器式的现代城市空间结构完全不同,反映了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特征。

五、结语

江南聚落立足于我国地域场所文化,居民活动与自然调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构造出的空间形态,孔隙体现了融合共存的生存态度。在当代建筑设计中,自然的孔隙状态得到了重视: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 2009年设计的麻省理工学院西雅图学生公寓,“孔洞性”的“海绵”空间结构引入自然光并促进空气的流动;伊东丰雄的仙台媒体中心的树状结构三元素—板、管、表皮,产生了不同于框架结构的新的建筑形式,并形成不均质的内部场所空间;而王澍在杭州象山中国美术学院校园的设计中就试图在布局中空间转折、大小变化、开放与围合上,表现出接近生活本真的传统聚落的空间结构关系。

《城市聚落》教学反思 篇5

《城市聚落》教学反思

《城市聚落》这节课的教学流程：出示《瑞安市区全景图》《瑞安外滩景》两张图片作为导入，让学生猜一猜：这是哪里？是属于哪一种聚落？揭开主题，然后分五个部分进行教学，城市的由来-城市聚落景观的特点-不同特色的城市景观-城市的多种功能-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最后以乡村景观与城市景观的主要差异表作为本课小结。本人主要从两方面谈谈这节课的不足及自己的一点体会。

1、“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理念体现不突出

“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教学模式是学校特别强调的新理念，目的是提高课堂实效性。虽然上新课前，出示了本课的学习目标，但接下来，基本上是以师提出问题-师生共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拓展问题为模式开展，学生的“学”明显不够，带来的结果是课堂上学生主体性不突出，师讲授的部分偏多，练习未练，配套作业本没动，一句话，有效性不足。究其原因：学生层面，初一学生刚迈进初中，学生的学习还依赖教师，自学能力未养成，少部分学生甚至不会看书；教师层面，这才是主要的。“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理念没认真领会，研究不透，深度当然不够，比如学习目标内容的展示，仍从教的角度出发，没有进一步概括，没有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教学过程设计，特别是学生学的部分，考验着教师的专业技能及对学情的了解程度，师生互动环节也暴露出教师的主导作用不足，“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教育思想自然在课堂上未能完全展示，更无从谈“教，为了不教”。

2、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呈现有待完善

教学内容是联系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纽带，是双方互动的主要联系点，所以，在选择的时候，要侧重教学内容的“互动性”，让材料能够“活”起来，引导师生双方在课堂上互动。这节课的部分教学内容设计有待斟酌，如城市的由来与不同城市的不同特色，互动性不够，一方面体现教师的主导不强，但跟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呈现分布开。对于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师来说，如何依据所教学生的学情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呈现是当下研究的一大课题。当然教学内容的选择往往受到《考试大纲》、《课程标准》、编写者的意图、学生的认知水平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在选择这节课内容进行教学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只是依据《教师教学用书》来制定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面面俱到，但缺乏深度，没有让材料活起来，另外，这节课的重点是城市聚落景观的特征，难点是如何初步学会比较乡村与城市景观河生活内容的差异，在突破难点上处理有些简单，重点落实中又显得有些冗长，带来的后果是牺牲掉练习这一重要环节。

传统聚落空间的继承与发展 篇6

天人相合、独具特色的聚落空间是乡土文化的宝贵财富, 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转变, 聚落的社会、环境、文化和空间营建等方面都面临着新的问题, 当代聚落已不再局限在封闭、固定的模式下演进, 如何将传统聚落空间的营建策略进行借鉴和完善, 对新型农村社区的规划设计与营建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 聚落空间的存在意义

聚落空间是乡村人际交往的主要空间, 也是乡村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村庄作为最基本的社会有机体,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的结构方式, 在乡村聚落中, 个人和家庭之外天然地存在着多元的公共空间, 这是乡村中人与人聚集、交往的主要场所和空间, 经由这一物理空间才构成了乡村民众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与彼此的联系。

1) 生活中心。在传统聚落中, 大多数村民的日常生活是以院落为中心组织的, 穿过院落去做饭, 在院落里洗衣、游乐, 进行简单农活或作物晾晒, 甚至在院落里进餐和休憩。此外, 公共村落空间也是村民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谷物的集体晾晒, 集市买卖的进行, 会议活动的开展, 红白喜事的操办, 邻里幼童的玩耍等, 无一不在公共村落空间中展现。如贵州西江千户苗寨, 在大寨中央设芦笙场, 河沙坝设斗牛场, 赶集处有斗鸡场, 都有各自不同的集会活动举行, 节日期间更是热闹非凡。同时, 公共空间还是情感交流的场所和信息传递的中心。2) 文化传承。聚落空间是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 蕴涵着深厚的民族精髓, 承载着千百年的文化积淀, 为附着于传统节日的风俗人情提供活动场所。汉族的舞龙会、灯谜节, 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白族的火把节、傈僳族的刀杆节、满族的填仓节……这些节日带着历史的厚重和人们的期盼在聚落空间里持续上演。因此, 聚落空间是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传承、风韵的发扬、自身的发展不可或缺的存在。

2 聚落空间的影响因素

1) 自然环境。地理、气候对于民居及村镇景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农耕社会, 为了增大作物产量, 优质的土地均留作耕地所用, 不适合耕种的土地才会被用作建筑房屋, 而村民自建的营造模式没有能力大幅度改变地形。同时, 不同地区独特的气候决定了村落布局的形式。纬度较高的东北、华北地区, 为了抵御寒冷和增大日照时间, 村落中房屋间距一般较大; 而纬度较低的华南、西南地区, 为了防晒和通风, 不仅房屋间距小、街道窄, 而且房屋的布局最利通风, 整个村落四通八达、四面临风。2) 文化思想。儒家思想和道家学义不只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 也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村落建设的选址和布局。我国民居建设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 主要表现在房屋的排序上: 长幼有序, 尊卑有别, 而此尤以四合院为显著。因此, 血缘关系这条纽带决定了村落中各栋房屋的排序及位置, 同族之中, 以老为尊, 以长为首, 先长后幼, 择基建宅。在道家方面, 主要表现为风水学。近年来, 通过大多数学者研究发现, 通过风水学选择的基地都与通过环境、功能和人文出发选择的结果不谋而合。基地环境的好坏, 周围氛围的优劣, 都会对人的心情和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从而影响命运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所谓“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就是如此。不管是天人合一, 还是道法自然, 而由此所引发出的风水观念更是极力强调自然对人的影响。3) 心力情感。拉普认为“人自始就在象征符号上放下比功利的形式更多的心力”。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一个特点, 即其具有丰富的情感和缜密的思考能力。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余, 人类在周边事物上放置了自身众多情感和思想, 在方便生活的同时追求更高的境界。社会所赖以维系的不仅仅是物质功利的力量, 它必然还需要受到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传统伦理、道德信念、血缘关系、生活习俗的影响。因此村落不仅是满足人们生存功能的构筑物集合体, 更是人们追求幸福美满的梦想体现。村落中的祭祀空间、祠堂礼堂、戏台鼓楼, 更是人们敬畏自然、尊崇先祖、颐养情操的体现 ( 见图3) 。而且, 一个村落的布局往往能够反映出当时聚落的整体氛围: 和睦、混乱或活泼、肃穆 ( 见图4) 。

3 当代新农村建设中村落空间的缺失

1) 缺乏院落, 造成生活不便。新农村建设现多采用住宅小区模式, 然而村民上楼后失去了以往生活的核心空间———院落, 加之农村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未曾改变, 导致村民生活出现诸多不便。首先, 作物晾晒和储存空间遗失, 农具无放置空间。小区内兵营式排列无大空间晾晒作物, 窄小的地下室潮湿阴暗, 亦无法作农产品储存之用。再者, 大型机械农具无法驶入小型汽车车库, 久置室外, 损坏严重, 村民的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证; 小型农具上下楼搬运不便, 且储存空间不足。其次, 禽畜养殖空间缺失。自家养殖禽畜是农村生活的传统, 既可处理剩余食物又可提供肉、蛋等营养食品, 院落消失后, 原有禽畜无处安置, 传统生活被强制打破, 造成一定食物浪费, 又增加了村民生活经济负担。最后, 从情感需求上来说, 由半开敞院落生活到楼房的转变, 多给村民造成心理上的压抑, 不符合人性化设计要求。

2) 村落合并, 选址不利劳作。古代村落的选址非常考究, 结合水源、植被、地形等因素综合考虑, 力求在自然中选取最适合人类居住、生活、耕种的地点。加之合理的布局, 妥善安排村民各项日常生活, 追求洁净、舒适、有序的生活。如安徽宏村, 整个村落按照牛的体格布局, 活水穿插其中, 湖泊成映, 气流通畅, 家家有活水, 户户易耕田。现代新农村建设多采取合并政策, 数个小村落合并为一个大村落, 集体搬至一个大型社区居住。但是鉴于社区选址未经详细研究, 且各人耕地的位置未曾改变, 导致众多耕地远离居住区, 徒增了农民跋涉去往农田的路程; 又因合并之前未经详细调查, 导致被强制住在一起的不同族姓的人们之间产生众多矛盾, 非常不利于群众的和谐共处。

3) 兵营排列, 公共空间断代。过去, 民众没有能力大幅度改变自然环境, 因此尊重自然这个选择既是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又实属无可奈何, 然而正是这种无能为力收到了非常积极的效果, 使中国的村落具有高低错落、疏密有别的独特气质。对比今天, 我们虽不算富裕, 但对于改造自然的能力却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很不幸, 随着这种力量的增强, 却把尊重自然的原则忘记得一干二净, 那么得到的报应是什么, 就是单调得如同兵营一般的行列式, 而且不分天南地北, 也不分山区、丘陵与平原, 最终, 都统统地铸入了一种模式。模式的单调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和情绪, 兵营式的小区布局减弱了人与人之间向往交流的氛围, 削减了邻里的亲密度, 易造成人情冷漠的负面影响。村民出了家门便是街道, 相互之间的交流活动都只能在街道中进行, 既缺乏安全感又缺乏感情寄托。现在村民活动的公共空间建设几乎是一个空白, 乡村宗祠等传统公共议事场所遭到毁弃, 村民没有地方聚众议事聊天, 村口的古树、街边的水井、屋前的大青石全部消失不见。公共空间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小孩子没有了健康成长的自然环境, 成年人没有了相互倾诉交流的场所, 老年人没有了颐养天年的氛围, 各种集体活动失去了合理的场所, 如健身、大集会、闹元宵, 以及村民一直非常重视的红白喜事。

4) 公建缺乏, 或规模不合理。农村的公共建筑建设一直是新农村建设中考虑欠缺的方面。在新农村建设中, 公建的问题一般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公建缺乏; 二是公建规模不合理。公建设施的缺乏阻碍了文化建设的进行, 新农村社区中没有用来阅览书籍、观看电影、交流娱乐等的场所和设施, 使书籍下乡、电影下乡等文化传播活动不能顺利进行。此外, 新小区中还有很多日常生活需要的公建严重缺失, 例如幼儿园、卫生站、农用存车场、晾晒谷场, 还有举行红白喜事所需的礼堂等等。还有一种情况是, 公建虽然建起来了, 但是规模不符合村落小区的规格。有些公建过于追求奢华场面, 导致规模过大, 不仅浪费资金, 又增加了居民消费所需金额, 使村民望而却步, 没有起到公建应有的作用。

4 结语

随着城乡由二元分离的结构逐渐走向城乡协调及一体化发展, 当代聚落空间营建面临很多的现实矛盾, 民众的人文情态文化与生活也发生着变化。因此, 我们在当代聚落空间的营建中既要切实地借鉴传统聚落合理的营建策略, 还要立足现实, 扬弃传统中不合理的成分, 从而使当代聚落的良性发展选择切合实际的、可操作的营建策略。

摘要：论述了聚落空间的重要性和影响因素, 从院落营建、村落选址、公共空间建设等方面, 探讨了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并对聚落空间的继承与发展进行了分析, 以期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合理进行村落布局。

关键词：聚落空间,院落,村落,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1]吕红医, 李立敏, 吕昀.场所的丧失与重构——下伏头村公共空间形态分析[J].新建筑, 2004 (6)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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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J].人文杂志, 2004 (6) :56-57.

[5]廖雪泓.国内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启示[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11 (3) :118-119.

[6]黄怡, 刘璟.北美农村社区规划法规体系探析——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 2011 (3) :150-151.

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提升策略 篇7

关键词：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提升策略

0前言

徽州传统聚落景观是徽文化和环境因子长期积淀的结晶, 是人和自然结合的典范。由于受到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影响, 传统聚落空间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 景观正处在衰退, 甚至遭受遗弃的境地。同时社会的不断发展及生产方式、生活模式的变化, 居者对改善、提升景观品质有着迫切的愿望。此外伴随美丽中国、美好乡村的提出, 国内外多方学者正致力于聚落景观的研究, 但对徽州传统聚落景观的研究尚处在起始阶段。因此对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提升的研究具有学术价值, 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提升研究是徽州传统建筑和聚落适应性改造和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该篇立足于徽州传统聚落景观的基本概念、品质特征, 提出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提升策略, 以期为该领域的深化研究提供参考。

1 相关概念解读

徽州传统聚落景观。是指明清时期萌芽、成型和分布于徽州府辖内及其周边, 在环境性质、基本特征、形成机理和演化过程等方面具有同质性, 亦指徽州传统聚落外部形态、内部形态及其相互作用的聚落综合体给人带来的具体感受和意象[1]。

景观品质。包括景观的空间、美学、功能、生态、以及文化品质。本课题的研究中景观品质正是这五大方面的结合, 将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归纳为空间品质和景观的节点要素品质, 即庭院、街巷、公共空间、植物、水系、建筑及小品。

品质提升。针对现今徽州传统聚落的生存状态与现有问题, 使之能够传承一定时期历史风貌, 提升徽州传统聚落的居民生活质量, 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生产与生活, 所采取多种的技术方法和措施。通过保护传统聚落景观环境、原有风貌和整体格局, 提升聚落景观环境质量。

2 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特征

徽州传统聚落景观主要指明清徽州府辖区内萌芽和成形的一种以强化儒家伦理道德秩序为主要特征[2], 并保存至今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聚落形态, 是徽州人的主要生产、生活空间。景观品质正是景观展现的特征, 包括建筑、植物、水系、小品、道路等, 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包括空间品质, 即庭院景观、街巷景观、公共空间景观和景观节点要素品质, 即植物景观、水系景观、建筑及小品景观, 立足于实地调研及文献分析, 概述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特征 (表1) 。

2.1 景观空间品质特征

(1) 庭院景观

徽州庭院景观是建筑的主要附属部分。功能上分为民居庭院、祠堂庭院、私塾庭院;空间形式上分为天井景观、由厅空间形成的“庭”景、院落空间形成的“院”景和大院落空间形成的“园”景[3]。

天井景观——徽州民居一大特色, 由高墙和正屋围合而成的露天空间, 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多设置盆景、置石、鱼池等, 起美化和风水作用 (图1) ;庭景——庭的进深与建筑物的高度相当或稍微大一些, 多布置树木、花卉、假山等, 由厅堂、墙、次要房屋和游廊环绕而成, 由于尺度原因庭景一般不设水塘仅对地面进行铺装美化并设计不同的图案, 多以静景为主;院景——院落尺度要大一些, 不仅植树、种花、设置假山, 还利用空间建造水塘, 水元素使院景比庭景更生动, 产生了动态景观;园景——园景的构成要素比“院”景和“庭”景多, 一般在园内置较大的水景, 并以此为中心, 在周围布置假山、树木, 空间层次分明。

(2) 街巷景观

街巷位于房屋围墙之间, 其宽度与房屋高度之比一般在1/5-1/10。徽州传统聚落的街巷形态不仅受村落布局和建筑形式的影响, 传统审美观念也起很大作用, 主要包括直线、折线、曲线、十字相交、“人”字及“丁”字型等[4]。街巷形式上有水街、主街等。徽州古民居街巷空间通常小于3米, 适宜的尺度使街巷空间充满活力, 街巷相交的节点空间是人们聚集休憩和最理想的交往空间[5 (图2) ]。

(3) 公共空间景观

公共空间景观包括广场、水井、池塘和巷弄。

广场类型公共空间多与宗祠相连, 尺度上多变化、功能上服务于实际生活需要;水井在徽州传统聚落中形式多样, 有三眼井、公用水井、室内井等。徽州水系发达, 开凿水井对满足居民生活用水具有重要的作用, 人们聚集于此, 是邻里交往活动发生最频繁的公共空间;池塘在徽州传统聚落的开凿关系着“风气”的聚散, 风水开凿的池塘众多, 如黟县宏村“月沼” (图3) , 池塘满足了居民生活用水的需要, 是徽州传统聚落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巷弄景观空间充分体现了传统审美中“步移景异”的观念, 以黟县南屏村的巷弄空间为例, 在10米左右的巷弄上, 景观置换达到了四五幕之多。

2.2 景观节点要素品质特征

(1) 植物景观

徽州传统聚落植物景观融合了徽州文化的各方面, 以徽派建筑为基调, 采用乡土植物为元素设计, 具有游玩、观赏、休憩等功能。在植物造景时, 多选择麻栎、苦槠、香樟、枫香、银杏等植物造园;在色彩上以绿色系为主, 崇尚简朴、含蓄的自然之美, 仅点缀少数色叶植物或开花的乔灌木。

徽州传统聚落中运用较多的植物造景, 主要有枫香、香樟、麻栎、苦槠、梓树、银杏、香椿、白玉兰、罗汉松、枇杷、橘、桂花、棕榈、南天竺、葡萄、牡丹、菊花、荷花等, 它们大多具有寓意[6]。此外还种植大量食用果树, 如石榴、柿、枇杷、桃、李、枣等。徽州传统聚落四季景观色彩不一, 春主青, 夏主绿, 秋主碧, 冬主苍青, 并夹杂白色, 加之徽州粉墙黛瓦, 显得朴素大方。

(2) 水系景观

水系是徽州传统聚落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 其中水口区是聚落景观的重点表现区域。水口是风水术语, “水口者, 一方众水总出处”[7], 指水流的出入处。水口景观常结合地形地貌种植树木, 以桥为主体、辅以牌坊、亭、堤、塘等, 形成一个水口园林区 (图4) , 具有一定的引导功能。徽州传统聚落独特的水系既不同于北方水系的粗犷, 也不同于江南水系的精致。受风水理论影响, 徽州传统聚落的水系设计非常注重水体的来龙去脉, 动静、曲直、缓急。 (3) 建筑及小品景观

徽派建筑以牌坊、祠堂、民居最具特色, 号称“古建三绝”。牌坊是徽州聚落中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建筑, 多布局在祠堂前或村口处。外观形态上, 分冲天式和牌楼式两类;功能上, 分为标志坊、功德坊、节烈坊及百岁坊[8]。祠堂耸然高出民居, 是聚落必不可少的景观建筑。建筑风格分天井式和廊院式两种, 一般由三四进院落组成;祠堂按等级分宗祠、支祠和家祠, 宗祠是最重要、最显著、最辉煌的建筑。马头墙是徽州传统聚落民居最具特色的景观要素 (图5) 。门罩是判识徽派民居的景观要素;徽州民居屋外或屋内门框正上方一般都装饰门罩, 通体黑色砖雕;有避邪、审美等功能。

3 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提升策略

徽州传统聚落景观主要由庭院、街巷、水系、牌坊、祠堂、民居、水井、植物等组成, 通过景观空间品质和节点要素品质两大方面, 总结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特征, 提出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的提升策略, 以期为徽州传统聚落景观深化研究奠定基础。

3.1 景观空间品质提升策略

(1) 庭院景观

庭院景观是古建筑的附属部分, 其房屋及庭院的占地面积不应超过所辖地区宅基地的标准。庭院景观提升主要体现在硬质景观和软质景观上。庭院地面宜采用铺装与种植相结合的方式。庭院铺装宜采用地方天然材料、地方传统材料, 以及透水、透气的环保铺地材料。庭院院墙可分为砌筑的实墙和通透的栅栏, 实墙宜采用体现传统聚落特色的地方材料, 色彩宜符合徽州地域特点。庭院植物应使用徽州地区的树种, 同时考虑植物的寓意、层次、季相。

(2) 街巷景观

徽州传统聚落街巷景观, 在满足道路相关的技术参数要求和消防要求的前提下, 道路宜结合自然条件, 因地制宜, 曲折有变、宽窄有别, 体现聚落特色。道路材料应选用平整、耐磨、防滑, 环保透水性材料, 宜选用当地材料, 宅间道路路面铺装宜采用地方性材料如块石、青石、卵石等。

(3) 公共空间景观

公共空间景观的提升, 首先对徽州传统聚落范围内的原有绿地充分利用并与之相结合, 公共绿地内宜依据徽州居民的生活习惯设置必要的活动场地和设施, 场地内配套设置的相关设施应符合徽州聚落特色, 场地应进行无障碍设计。其次空间形态宜活泼自由, 因地制宜, 丰富多彩, 宜采用自然生态的绿化模式, 不宜采用规则式或图案式的绿化模式。最后宜选择乡土植物, 体现自然田园景观。

3.2 景观节点要素品质提升策略

(1) 植物景观

植物景观的营造, 首先以乡土植物为主, 植物配置应注意远近期结合。植物配置要与地形结合, 采取高处更高、低处更低的手法。多采用自然式配置手法。通过乔灌草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植物群落, 是营造丰富自然生态景观的重要手段。沿林缘线可以点缀花境, 用球根、宿根花卉以株丛为单位设计栽种, 形成模拟自然生境的优雅小环境。应注重季相变化。常绿和落叶树种配比得当, 色叶和香花植物点缀其中, 植物种植疏密得宜, 以达到步移景异、四季有景可观的效果。徽州传统聚落植物选择 (表2) 。

(2) 水系景观

公共空间内水体线型应符合自然界的规律, 河道驳岸提倡自然生态驳岸;水口景观应充分再现徽州传统聚落水口园林景观特征。水面宜有宽窄变化, 岸线立面起伏, 通过变化岸线形式、沿岸堆土起坡、栽植高低错落的植物群落等方式来丰富驳岸空间水体设置的形式与深度, 应根据场地的实际情况及设计的功能定位合理确定。

(3) 建筑及小品景观

首先注意把控建筑构筑物的形式、风格和体量。建构筑物风格应力求统一, 以体现徽州建筑风格特色为宜。仿古建筑设计时应注意其建筑形制与尺度大小, 并注意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切忌建筑仿古, 而周边的铺装广场和园林小品过于现代。其次重视临水建筑的点景作用。临水建筑形式和体量应考虑到对岸的观赏效果, 与水体和周边环境相协调。再次牌坊、祠堂、栏杆、坡道和台阶、亭廊和棚架、古桥等景观小品, 一般根据自然景观和乡俗民情, 顺其自然, 选择合理的位置和布局, 做出景点中小品的设计构思, 充分反映小品的灵活性、多样性特色, 丰富园林空间。

4 结论与展望

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提升是美好乡村、美丽中国建设的时代要求。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文化遗产国, 而徽州又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集中地区。该文立足于实地调研和文献阅读, 提出徽州传统聚落景观提升的策略, 以期为徽州景观品质提升的深化研究奠定基础。随着黄山市“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的开展, 为徽州传统聚落景观深入研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随着传统聚落文化旅游的兴起, 传统聚落景观遭受遗弃、破坏等, 对徽州传统聚落景观的提升具有现实意义。关于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品质提升策略分析只是徽州传统聚落景观研究的起始环节, 有待于更多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作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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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聚落 篇8

一、畲族传统村落特点分析

(一)被动式的村落选址

由于长期以来,畲族在村落的选址上都处于被动式状态导致村落分布大都在比较偏远的山区,村落逐渐形成“散而小”的特点。按照畲族字面意思理解,“畲”意思为刀耕火种,因此畲族被视为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特点的民族。畲族的先祖一般都居住在大山中靠着“种树还山,种菁为活”“受民田以耕”的生活。历史记载,畲族在封建时代由于不甘收到封建统治的压迫曾多次与汉族的农民起义一起抗击封建王朝,在收到封建王朝强烈反击下无奈到处逃窜,向更加偏远的地区转移。畲族的地域迁徙有别于游牧民族似的大规模集体迁移,畲族一般以小股、分散的形式向偏远人少的山区迁移。长期的迁移模式形成了如今“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二)主动式的环境改造

受到长久以来被动式选址的影响,畲族的村落大多环山水而居,环境恶劣,但是充满智慧的畲族人们通过勤劳、智慧和勇敢的精神没有放弃美化家园的信心,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主动进行改造。畲族在建造家园中流传着一句俗语“筑成风水画成龙”,此句意思即风水是自己修筑起来的,龙脉是自己画起来的。因此畲族特别重视家园周围的绿化环境,不管居住的环境开始多么的恶劣也会种树,固土蓄水,通过自身努力将居住环境改造成理想的状态。

畲族在自身民族的精神信念指引下种树蓄水,改造家园的同时也保护了自然生态。畲族一直的精神理念反映出了大自然给予人类物质条件,人类在使用中也相应的作出了反馈,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畲族人民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留下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因为畲族一直处于较为偏远的山区平时与外界接触不深使得一些珍贵的文化得以完整的保留。在城镇化速度加快的今天对畲族地区进行改造的同时也要保持一点村落的封闭性,保护好畲族文化。

(三)畲族是典型的宗族聚落形式

畲族不同于一般的游牧民族在迁徙中是集体迁移,畲族人民在迁移中习惯以小部分为单位,一般以血缘为纽带,在找到合适的地区就会定居下来从而开始繁衍形成村落,因此在畲族中一般一个村落多以同姓为多,这样多数村落起源都是同一个祖先。这样以血缘为纽带的聚落形态被称为宗族聚落。

中华民族是个很崇敬祖先的民族,与其他国家有别,中华民族将祖先当作神灵般的崇拜,畲族更甚。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畲族中很多青壮年都外出务工,回家看望老人、祭拜祖先是重要的活动。畲族是典型的以祠堂为核心聚族而居的,祠堂除了是安放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外,一些重大事件的办理和家规的处置都在祠堂进行,畲族的聚落以祠堂为核心形成众星捧月的态势。

二、畲族传统村落在人居环境改造中的文化传承对策分析

城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村落布局的改变,环境的破坏还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在城市化进程中,多元化的城市元素不断入侵乡村,乡村中一些具有特色的文化元素逐渐被取代,多元化的乡村地域特色逐渐在消退殆尽。本文以畲族文化保护为例,阐述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护畲族民族文化的相应对策分析。

(一)村镇规划的模式要适应畲族人民的普遍需求

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都有各自独特的特点,因此在进行村镇规划改造时要尊重当地的特点走多样化和探索的道路。在规划编制、空间布局、用地指标选取、居民改造等方面都不能一味的照搬其他地区的标准,一定要建立在尊重畲族村落特点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实事求是的进行村镇改造。

(二)按照循序渐进的进度进行

虽然城镇化速度在不断加快,但对于拥有民族特色的畲族而言不宜盲目的对村落进行拆除工作,片面强调城市化进程只会在改造中不经意的破坏生态环境和文化传承。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早在进行城市化改造中就吸取了教训认识到盲目的强调城市化进程会造成当地生态的破坏和文化的消失。有研究表明一旦城镇化率达到50%,逆城镇化与城镇化会双向联动并行发展,因此在对畲族城市化改造中不能盲目强调速度,应该循序渐进的进行以保护文化传承为基础。

(三)改造后的居住环境应体现畲族的文化需求

优秀的传统村落就犹如一副风景秀丽的名画,经过不断改造破坏的村落就像不断复制后的印刷品一样毫无价值。畲族人民在生活中长期保持尊重自然的理念创造了独特的人文价值,因此就算是对村落进行城镇化建设也应该尊重畲族最初的文化底蕴,建造符合畲族文化要求的居住环境。

三、总结

畲族村落一直以来展示着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独特居住形式,本文在对畲族历史长河发展下呈现的村落形式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如果盲目的对畲族村落进行城镇化改造将会带来的危害,强调在城市化加强的当下要结合畲族的民族特色循序渐进,基于保护文化传承的基础上进行规划改造。本文希望通过深入的研究让人们认识到运动式的村落改造将会带来的危害性,切实保存好仅有的独特文化,使得生态文明不受到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

摘要：我国是一个文化深厚,民族众多的国家。各个民族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地域分布特点。村寨是反映一个民族地域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也是当地民族人民的精神家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脚步的加快导致民族地域分布和文化活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少数民族的部落选址在传统上的选址以及后期由于社会发展变迁的改变经过探索研究,探究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少数民族聚落形态的传承和保护。本文主要以畲族为少数民族的对象进行探究讨论。畲族由于长期以来都处于被动式选址导致形成的部落聚居处多以偏远山区为主,不仅分散较大而且一个聚居点不大。但是由于畲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而且有祖先崇拜文化所以形成民族聚居特色以祠堂为核心。在社会城镇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不仅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完全摒弃历史文化,因此在优化村镇规划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文化传承的问题,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

关键词：畲族,文化传承,聚落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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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聚落 篇9

1 君子垌客家文化发展脉络

君子垌又名云垌村, 最早见于清光绪癸已年 (公元1893年) 出版的《贵县志》之《纪地·乡村》。在君子垌客家聚落中, 两大姓氏分别为黎、邓两家, 黎氏则是“贵”的代表, 邓氏被认为是“富”的代表。作为君子两大姓氏同时也是客家围屋的主要建造者, 从黎氏和邓氏围屋建造发展可以基本了解聚落整体变迁。

1.1 黎氏变迁过程

清乾隆四十年间, 黎氏先祖到达君子垌, 开创君子垌客家文化。黎氏最早在君子垌中部偏西建造云龙围, 而后与桅杆城形成云龙片区。接下来黎氏往东南发展, 建成同记城, 随后接着顺地势向北部发展, 云龙片区得到扩展。

1.2 邓氏变迁过程

清乾隆四十年间, 邓氏先祖继黎氏后来到君子垌, 在犁头岭南面建造邓氏祖祠。邓氏后代在段心建造段心围, 形成段心片区。邓氏后代继续建造隆茂隆城、隆记城等客家围屋。

2 客家建筑空间形制

2.1 广西客家建筑空间形制

客家聚居建筑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一组建筑有两套功能不一样的空间系列。一套系列具有礼制建筑的特征, 是以祠堂为主轴线;另一套系列具有居住建筑的特征, 以居住为主体分设于祠堂主轴线的两侧。由于客家人对于宗族族源及家族观念的重视, 他们会将宗祠作为他们建筑的主体, 而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居住形式的形成。地位次于宗祠的居住系列用房就环绕着礼制系列用房布置。堂横屋是广西客家民居中最为常见的类型, 也是其他类型客家民居的基本组成单位。最小规模的堂横屋为两堂两横, 两堂式的布局, 门堂与祖堂遥相呼应, 空间变化不大, 两旁横屋的居住空间的私密性也不是很强, 但整体空间的内聚合向心性得到强调。在两堂两横的基础上纵向增加堂屋或横向加设横屋就会形成两堂四横、三堂六横等类型。柳州凉水屯的刘氏围屋则为三堂两横 (见图1) [1]。大门前有柱廊, 形成凹门廊, 门厅左右两侧设耳房面向门廊开窗采光。中厅为三开间开敞式布局, 两侧的房间很深, 被称为“长房”, 是主人的卧室。正中的屏门没有采用通常的平开, 而是类似于中悬方式上下旋转开启, 这样打开时还可以成为谷物的晒台。第三进为祖堂, 客厅则位于祖堂前方的天井两侧。

2.2 君子垌客家建筑空间形制

君子垌是由21座客家围屋构成的客家围屋群, 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围屋有桅杆城。在君子垌近20座围城中, 民居风格最为经典、建筑规模最恢弘、保存得最为完好、最有代表性的围城之一, 就是黎太康故居所在的长城。地方官府为了褒奖客家人的杰出表现, 特拨出专款, 在拨贡者所在的城座月牙池塘前筑建两条别的城所没有的桅杆, 杆高四丈, 古代官吏过此, 文官须下轿, 武官须下马, 以示敬意。君子垌虽有近20座城之多, 但风格大同小异, 无原则差别。桅杆城属于粤桂常见的长形的四方城围城结构, 具有四方城外部及内部结构变化多端的特点。

3 目标体系当代适应性的模式比对

3.1 两种规划模式的提出与构建

在君子垌客家围屋群的保护与更新探索中, 同样基于保护思路, 本文提出两种不同规划模式:一是以君子垌各文化要素与景观组成的脉络出发的文化景观导向模式;二是以君子垌传统空间形态及其周边环境组合为侧重点的空间形态导向模式。

1) 文化景观导向模式———“名系双栖”。规划以儒家思想核心和邓黎两家的“名系双栖”为规划理念的最终整体布局形态设计。规划区功能以“两心两扇两组团”为结构。“两心”以邓氏和黎氏两家打造聚落中心景区。“两扇”即以聚落中心为核心, 形成环形放射状的道路网。背靠犁头岭, 组成两个扇形聚落。“两组团”即以家族姓氏为分隔形成的邓氏和黎氏组团。2) 空间形态导向模式———“山地围拢”。空间形态导向模式是指提取出君子垌突出性的空间形态要素 (建筑空间、院落空间、街巷空间以及聚落空间) , 并根据其传统的组成特征对其进行有规律地、还原性地组合, 使之空间形态得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与延续。模式共有“辨别提取—类型还原—形态重组”三个阶段。“宅—塘—园—田”基本构成单元见图2, 空间形态规划模式基本布局示意图见图3[2]。

3.2 方案比选

两种模式的优劣势对比如表1所示。

4 结语

客家人注重村落、庭院的布局, 强调空间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以人为本、注重实效, 强调辈分观念和邻里乡情等, 也是传统民居强调并坚持的建筑理念。特别是他们“兴公灭私”的理念, 让他们的建筑形制呈现出生活系列空间和礼制系列空间的特质, 体现了孝道在他们心中的重要性。离家再久, 也不能忘了根;走得再远, 也不忘乡愁。把广西客家聚落的空间形制研究得更为深入, 才能把客家文化保护起来;把客家聚落的空间要素规划起来, 才能让客家人的特色得以传承, 让这一抹淡淡的乡愁留存更久、更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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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聚落 篇10

关键词：聚落,场地,平面,立面,形态

1 基本概念、背景及研究例证

1.1 聚落的概念及研究范围

聚落从广义上讲不仅指乡村, 还包括城镇。但从狭义上讲, 主要指乡村。本文所指的聚落概念为后者。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聚落是“学术范畴的建筑集团又具有小农经济体制下基层社会机制概念”, 是“由居住的自然环境、建筑实体和具有特定社会文化习俗的人所构成的有机整合体”[1]。

从标题可以看出本文的研究地域为华北地区, 但华北所包括的省份、自治区及直辖市并非都被包含在研究范围之内。其中, 内蒙古自治区在历史、政治、文化、自然环境等方面都与华北其他地区有较大差异, 并且聚落类型及建筑单体类型也有很大不同, 暂不列入研究地域范围。此外, 还有山西省, 其在地理地势上隶属一个独立的单元, 其文化特点突出, 独树一帜, 理当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所以, 本文的主要研究地域为北京、河北及山东。在这三个地域中, 分别以位于其中的三个有代表性的传统聚落为案例进行分析研究, 它们分别是北京的爨底下村, 河北的于家村及山东的朱家裕。

1.2 场地的定义

本文所调研的空间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广场”。日本当代著名建筑大师芦原义信在其代表作《街道的美学》一书中曾经对“广场”有过明确的界定———“广场”应至少具备几个条件, 包括边界清晰, 具有阴角空间, 地面有铺装而使广场本身领域明确, 广场的宽度与围合广场的建筑界面高度之间的比例良好。而在本文的案例中, 有的场地其个别边界线模糊不清, 有的缺乏阴角空间, 有的是土地面而没有铺装, 有的几个条件都不具备, 所以文中只能定义其为“场地”。此定义虽然用于学术研究, 但其内涵比较符合大众的惯常思维———认为“广场”一般规模较大, 是属于城市或城镇的外部空间的一部分, 而“场地”规模相对较小, 是仅相对于乡村或聚落而言的。

1.3 研究的例证

本文研究的例证主要包括:北京爨底下的石磨五道庙场地、西井场地和两棵树场地;河北于家村的村入口场地 (如图1所示) 、大王庙真武庙场地、观音阁场地;山东朱家峪的鹿回头场地 (因为场地的主角是一颗形似鹿回头的古槐) 、戏台场地以及赵家入口场地。场地的名称多是以场地上的标志物或者其主要的功能来命名的。

为了能从功能本质上更加深刻的理解场地, 笔者将上述九块场地分为功能性场地和文化性场地两种类型 (其实, 所有的聚落场地均可以分为此两种类型) 。所谓的功能性场地, 主要是指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及物质获取为其主要功能的场地。所谓的文化性场地大都是以其背后的深厚的地域文化为存在基础, 主要指以精神获取、信仰崇拜、宗教、祭祀、市俗娱乐等等为主要功能的场地。

在本文的九个案例中, 大部分场地的性能归属都是比较明确的。围绕庙宇、戏台为中心的场地都应该属于文化性场地。在井和磨盘的周围也易于形成场地, 例如爨底下的西井场地, 石磨五道庙场地, 均具有较为明显的生活功能性质, 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获取物质为主, 是典型的功能性场地。还有一类场地经常设置在聚落入口以及聚落内主姓人家领域的入口处, 这类场地具有明显的领域界定功能以及交通性质, 实为方便生活所设, 也应归入功能性场地, 比如案例中的于家村入口场地、朱家峪赵家入口场地。此外, 还有一些场地, 其功能较为综合, 例如在树的周围形成的场地 (朱家峪的鹿回头场地, 北京爨底下的两棵树场地) , 它们与风水、精神崇拜的关系都极为密切, 也可以考虑归于文化性场地。

2 场地的平面形态

就这类空地性质的空间而言, 自古以来, 经过人为规划而建成的大概只有宫廷广场。这种传统聚落中的场地空间, 应宗教、精神信仰、物质获取、休闲娱乐、贸易等需求自发而生, 多是依照自然环境和风水观念日积月累自然生成。虽然场地的生成因素中包含了一些自然、自发性, 但其表里仍然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探寻的规律。

从表1中可以看出, 笔者所调研的场地的平面形态大都特征突出, 较为简洁, 它们的平面形态要比城市广场简单, 并且都极易用“原形”来加以抽象。所谓“原形”, 包括矩形、圆形、三角形等, 在现代设计中一向被认为是最有力, 同时也是最美的形态。形态研究领域中有很多学者都将现实状况和原形以多种构成手段为桥梁将其联系在一起。聚落中大多场地的平面形态是可以在原形的基础上略加变化而得到的。

表1在场地平面的基础上进行了原形抽象, 从表1可以看出场地的形态原形基本均为矩形。此结论从理论上也可推测而知, 华北聚落的建筑单体平面大多为矩形, 为了争取好的朝向、联系便捷及围合院落, 相互间大多呈平行及垂直关系。那么室外的剩余空间自然也就呈现“类矩形”的形态了。矩形作为原形的一种, 虽然形式简单, 但“形态越简单, 表现力就越强”[2]。同时, 从表1中也可看出, 矩形和矩形间的变换方法也不过是取片段、组合、重叠这有限的几种, 正是由于这种在原形选择和原形变换上的创作克制, 使空间本身和空间行为成为感知的主角。总之, 纯净明确的场地形态对人的感知十分有利。

华北地区的传统聚落一般在寺庙、戏台前都会形成比较明确的场地, 这些场地的界面一般都较为确定, 很多时候四个界面皆全, 形态也明确且方正。这类场地在传统聚落所有场地中是最为接近“广场”的空间类型。除此之外, 在井边, 在磨盘、磨坊周围, 在树的周围及集团领域入口处也会形成场地, 但这些场地形态有时规整, 有时自由, 围合界面不定, 缺乏可以统一归纳的类型特征, 平面形态的规律乏善可陈。

3 场地的立面形态———比例尺度

这里提到的比例尺度主要是指在场地的立面图或者剖面图上, 场地的宽度与其对应的围合界面的高度之间的比例。这一参考数值对于处在场地中人的心理感受的影响十分重大。如果比值过大, 则场地会失去亲切感, 人处于其中就会感到排斥以及疏离, 安全感也会缺失。如果比值过小, 则会感到压抑。只有比值处于一个合适的范围, 才会给使用者带来安全、内聚以及亲切的感受。

关于广场D/H的问题在很多专业论著中都有过研究。卡米洛·希泰就曾经表示, D/H值在1~2之间比较合适, 过小容易形成建筑之间的相互干扰, 过大其封闭性减弱。芦原义信也在《外部空间设计》一书中表示自己的见解与卡米洛·希泰大体一致。在蔡永洁先生所著的《城市广场》中曾经提到, “边围高度与基面深度的比例关系在1∶2与1∶3之间时是比较理想的[2]。”这里的边围高度指广场界面高度, 基面深度指广场宽度。综合各家所言, 结合笔者的实践经验, 认为D/H值在1~3之间都是比较理想和易于接受的。表2显示了笔者所调研的一部分场地的D/H值。可以看出, 所调研的场地的D/H值均在上述范围内。虽然场地的历史十分悠久, 但是却仍然符合现代设计对广场的标准, 这也许能为现代城市城镇中广场设计规模普遍过大、比例失调提供一些借鉴。

4 结语

关于传统聚落中场地研究的文献十分稀有, 尤其是对于北方的传统聚落而言更是如此。面对传统聚落的急速衰退, 专业的研究更显得亟不可待。

传统聚落中场地空间的二维形态研究主要包括了平面、立面 (或者说是剖面) 的形态研究, 这都属于场地空间的结构层次研究。而结构层次不仅如此, 还应该包括三维的空间特征研究, 例如场地的空间围合特征、场地与街道的关系等等。除了结构层次研究之外, 我们比较少地涉及到建筑行为、生活模式、场所精神等等场地空间背后的深层建筑意义, 然而这正是关键点。但是场地空间的二维形态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初步基础, 先认识其客观实有, 才能在此基础上研究其背后的更深层的建筑涵义, 再加以借鉴。

参考文献

[1]朱岸林.传统聚落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及其现实意义[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3) :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