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聚落

传统乡村聚落（共9篇）

传统乡村聚落 篇1

摘要：以浙江传统村落为例,基于生态审美语境下的认知,分析了聚落景观生成的审美背景,探讨了此在与共在、边界与领域、异质空间、原型同化与变异以及生活与空间耦合这些核心概念与特征,指出理解乡村聚落景观的意义和重要性。

关键词：乡村聚落,生态美学,传统村落

乡村聚落是人类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产物,是自然与人相互作用交织的复合体,而生态美学则是人与自然相互对话的媒介。乡村聚落中生活的人与其外生态环境的审美关系,主要通过人的生活环境来反映,而人与其内生态环境的审美关系主要则由人的生活方式来体现。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涵盖了人与其内外生态环境的双重审美关系,并以生态文化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乡村聚落的生态审美主要是外生态环境审美,但同时由于生活在这样的时空环境下,这里的人也有着其独特的内生态环境审美。并且,内生态环境审美与外生态环境审美是相互作用的,内生态环境审美所指引的审美实践强化了外生态环境审美,反映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现存乡村聚落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各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历史断面,通过对其剖析,可以丰富关于人与自然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拓宽生态美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形成生态美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理念。

1. 乡村聚落与生态美学语境下传统村落

人类为了谋取更大的发展和更适宜的生存,而与生存的环境不断发生着协同演化。乡村聚落作为乡村地区的聚居地,既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进行生产劳动的场所[1]。在很多学者看来乡村聚落与村落具有相同的意义,但细究其内涵可发现并非完全一致。聚落在古代指村落。在近现代,乡村聚落指各种乡村居民点,既包括乡村中的单家独院,也包括由多户人家聚居在一起的村落(村庄)和尚未形成城市建制的乡村集镇[2]。从实际现状来看,村落是乡村聚落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类型和主要组成部分。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通过村落来研究乡村聚落。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存留下大量价值很高的村落,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村落冠之以“传统村落”称号。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印发的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中明确提出[3]:“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本研究不局限于传统村落名录下的村落,也包括浙江省级历史文化村落及其他一些保存了一定传统风貌的村落,在下文中以“传统村落”概括统称。当然根据我们的认识,必须指出在村落中保护传统建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延续或者以此为基础的活化,演化。文化的湮灭不存将使物质遗存失去存在的精神内核,而仅仅成为象征的符号。

传统村落是一种生活生产中产生的遗产,蕴含着深刻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在一定层面上代表着一种和谐的人类聚居空间。这种和谐,并不一定是自觉,但至少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自发,是过去当地人在技术、知识和人力方面所达到的最佳境界。Bourassa(1991)曾言,“景观是特别庞大的美学标的物,它可以是艺术、加工品和自然的混合体,并且不可避免地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纠缠在一起[4]。”对于传统村落而言,正是如此,诚如Koh(2008)所说“景观是模糊的是因为它不是外在的某样东西,而存在于我们其内,我们即是景观,无论是实在的,象征的还是隐喻的”[5]。乡村聚落中生活之人与“自然的人化”后所形成的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主要通过人的生活环境来反映。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共同塑造着生活环境,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反映“人的自然化”后所形成的关于人自身生态系统的“自然”审美关系的生活方式。而人的生活方式在与生活环境相适应的同时,也深刻改造着它,既可能产生正面促进的积极作用,也可能发生负面的消极效果。但通常,最终形成了地域性特征鲜明的生态文化,而这些特征经常反映在村落风貌及村民的生活方式上。自然的三大特征整体性、有机性和多样性在乡村聚落上也有着丰富的反映。服从生态原理创造或经营之下的乡村聚落景观,从多方面而言都是符合生态美学建构的:整体的景观结构组成是相对稳定且富有弹性的(可成长性),能够持续较长时间跨度(可持续性),而所需要的维护管理成本也相对经济,资源利用少而有效(低维护性),在一定地域尺度下,能够实现同类型或不同类型下的村落共存(包容性)。当然,乡村聚落在遵循生态原理的过程中,仍然需要设法去积极结合其他的目标价值。包括:土地使用项目的和谐、空间与设施的适宜性与便利性、形式美感、整体环境的统一感等等。

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事物一般来说是符合自然规律并符合生态伦理,是“自然而然”,而“自然而然”的事物则能够显现美的普世价值。当然根据我们的理论,生态美学是一种主体间的交流与对话。因此,真正生态美学的完成,即生态审美的发生是自然与人类发生交互性主体审美关系,并不是事物本身具有生态美学价值即可,而是需要生活其中的人与之发生交互性的审美体验,同时完成自然的人化及人的自然化。正因为如此,“生态规律”“生态伦理”与“生态审美”的企图才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实现生态美学意义上的统一。当然无论如何,乡村聚落本身并无法包涵所有生态美学内涵,而生态美学则可以称为理解乡村聚落中的根本出发点与重要议题。

作为一个符合生态审美的乡村聚落必须是一个开放的、有机的、多样的但同时又整体统一的聚落。聚落具有类似生命的机能,有良好生态功能的,各种生命形态都拥有其合适生存的机会和竞争的条件及对人类生活能有效支持,同时村民的感觉和精神能力能与自然规律及生态伦理相协调。

2. 浙江传统村落的聚落景观

浙江由于山脉,河流等地理环境因素的阻隔,在历史上遭受战乱等破坏较少,文化、经济上既与中原地区发生紧密联系,但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因此历史上形成了大量地域性突出的传统村落,其中的相当部分还保留至今。浙江传统村落强调与自然的有机融合,顺应山水地形,空间讲求变化。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20世纪前叶就指出“典型的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自然环境之美[6]。”李约瑟曾写道:“中国人在一切其他表达思想的领域中,从没有像在建筑中这样忠实地体现他们的伟大原则,即人不可能被看做是和自然界分离的[7]。”浙江传统村落尤为突出了浙江人醉心于融合自然山水的人居环境中。

由于浙江省复杂的地理环境及漫长历史中村落所自发形成的特色产业与功能定位,形成了各地区间不同形式的村落。根据地形地貌,可以将其分为山地型、水乡型、滨海型三大类,而依村落特色产业与功能定位则可分为传统农业型,特色手工业型及交通贸易型。由于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因此数量上以山地型居多,且山区交通闭塞,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因此村落受现代文明冲击较小,相对还维持着较为原生态风貌,因此遗留下来的传统村落多为山地型。通过对这样一些村落的调研(表1),本研究试图以现状断面来展示乡村聚落语境下的生态审美历史脉络。

根据前期研究成果,乡村聚落下的生活环境生态审美藉由形式、体验、交感三者展现。形式具有内涵性,即蕴含特有结构模式的存在方式。同时形式又具有外显性,即具有表征内涵的一定的外部表现形态。两者之间既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又相互联系,统一存在于形式之中。通过考察乡村聚落的外部表现形态可以探究人的生活环境中的生态审美中的形式要素。乡村聚落景观的形式的具体表现复杂而具体的场景,各种物质实体交叉、混杂、重叠着呈现[8]。乡村聚落的外部表现形态包括空间形式与时间形式。空间形式是乡村聚落在自然环境与人工建成环境构成的整体空间关系中遵循整体性、有机性、多样性原则,由实体元素所形成的格局、肌理、形制、界面关系等多方面呈现出乡村聚落的有机秩序。而时间形式是乡村聚落整体及其内部各物质实体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所产生的特定序列。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中,我们仅能凭借文字,图件及其他影像手段(如卫星图)来试图构建“真实存在”的序列。更为可靠的研究方法还是从历史断面中的当下乡村聚落空间形式来窥探其所符合自然规律、生态伦理,“自然而然”的生态审美内涵。

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有的事物都在缓慢地分崩离析。因此,世间万物都需要系统外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秩序)来维持自身。只有“自然而然”的村庄才具有足够的生命韧性,也即具有充分的可成长性与可持续性,才能以最健康的姿态最大的可能性存活至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自然而然”的基本状态,它在资源利用层面上意味着乡村聚落符合生态美学的最低要求。但这种基本的“自然而然”如果不注重可持续性,任由人的欲望去耗尽内生禀赋,再藉由不断地外延式注入周边资源以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则注定了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因此对环境的友好性即可持续性,及与周边环境的相容共生,即包容性也是其应有之义。利用自身特色发展延续自己,同时考虑到这种方式的可持续性,即在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中能否自给自足,或者是对周围环境产生一种最小程度的扰动,即这种扰动下的生态系统可通过自身的调节能力恢复到平衡状态,这才是乡村聚落生态审美告诉我们的内核。此外,乡村聚落发展受到交通手段、人力及生产技术的限制,聚落周边的耕地与水源只能满足一定数量村民的生存,因而决定了聚落只能以一定的规模存在[9]。这也是乡村聚落能够保持低扰动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传统村落坐落于特定而具体的场地中,反映着特定的地形、地貌与气候等自然基本面(图1-图4)。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全省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西南部为山地,中部为丘陵,间有盆地散布其中,而东北部为低平的冲积平原。同时,各大山脉东延至海,露出水面的山峰构成半岛或岛屿。浙江又有苕溪、运河、钱塘江、甬江、椒江、瓯江、飞云江、鳌江八大水系分布其中。此外,不可复制的气候也是地域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浙江省在亚热带季风气候作用下再加上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形成了变化丰富的气象景观。散布于浙江山水间的传统村落尽管在类型和形式上各有不同,但贯穿其中的却总是与其所处场地保持适应性。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先民们受传统文化熏陶,形成了以顺应自然、因地制宜为主旨的聚落营建思想。

山地型传统村落通常坐落于背山面水向阳处,这是在综合考虑阻挡西北寒流,解决生产生活用水及取得良好日照后的自然选择,同时也符合传统审美依山傍水的审美诉求。而对于交通便利、地势高爽、利于生活等也是村落营建主要考虑的因素。此外,由于中国易发水旱灾害,因此很多村落以水利设施成就其生命线,如丽水市莲都区堰头村的通济堰(图5),诸暨市泉畈村的桔槔井灌工程,杭州市桐庐县深澳村的地下水系(图6)等。水乡型村落枕河而居,村落格局沿水系展开,临水常设院,院落开敞。由于村落保持着与河道的紧密联系,一方面解决了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另一方面也可利用河道开展水运,促进村庄的对外交流,如湖州市南浔区荻港村,嘉兴市嘉善县北鹤村都是非常典型的水乡型村落(图7)。而滨海型村落则由于渔业生产或者海防的需要设置在有天然屏障,岸线基本稳定、水深适宜的水岸处,为防止潮水侵扰,通常居民区设置在地势较高处,这在宁波市象山县东门渔村有所体现。

3. 生态审美视角下的乡村聚落的诠释

乡村聚落充满了人类的气息与印迹,其忠实记录着人类的活动与历程,当然也包括人类的审美体验与审美实践。在传统村落中,人与自然交迭共生,协同演化。这正应了卡捷特(Gregory Cajete,1994)所述:“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原住民(印地安人)积极地与其他所在场地相互作用,通过忙碌的工作,使他们成为地方上每一件事物的参与者。虽然,他们本身就是影响地方发展的重要因子,但是他们更领悟到自己必须怀着谦恭,理解及尊敬的态度去对待场地的神圣性及所有共处的生物,才能使所有向着正向和谐发展[10]。”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本次调查的16个传统村落中,只有极少数至今还维系着较强家族血缘纽带的村落才依稀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如深澳村。

人类为了适应生态系统中各种环境的力量,发展并塑造出与自然生态相互依赖、共生、共存的人文地景,成为了融合人类文明与大地演替的一种生态艺术,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秩序与定律[11]。加拿大学者卡尔森(Allen Carlson,2001)在—篇名为《人居环境的审美价值判断(On aesthetically appreciating human environments)》[12]的文章中指出:人居环境的美感精华,能够彻底地融入日常生活,并让多数人得以理解。他进一步解释:只有透过生态的方向和所有相关机能的合适,才能成就人居环境的最高美惑,也就是人与自然双赢的局面。而对于如何完成这个终极目标,他认为是顺从自然生态的运行原则,也即“看起来像它们应有的样子(looking as they should)”。这与本文所提出的“自然而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3.1 此在与共在

(1)此在的乡土

人作为此在,在它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自己有关,而世界是此在本身的一种性质。存在的本质是生存,生存“规定”着此在[13]。那么,普通的中国农民又是如何构造这种境况,展开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呢?“人们利用土地来坚持自己的权利,征服未知世界,并表达成功的喜悦[14]。”中国农民对土地充满了崇敬与眷恋之情。这种与生俱来的乡土意识源于漫长的农耕社会中形成的乡土社会及所建立的乡土关系。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认为,“乡”是世代居住的场所,而“土”则是生活的根基[15]。我们也基本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乡土是农民的可能的场所。

地域性资源利用是人与自然互动的场所活动,与生态伦理下的场所性要求相呼应。本质上,资源是一种存在于人类欲望、能力以及对环境评价间的功能关系。对于资源的利用,既包括最基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物质利用,也包括人与自然主体经验交流下所形成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乡村聚落总是体现为其对地形地貌气候的适应性转化。在建筑和聚落所代表的生活环境空间形式方面,包括选址、格局、肌理、形制、材料、工艺等共同构筑了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松散分布的居住体系。在相当长的历史跨度中,浙江传统民居以木结构为主,而建筑平面又以一字型(图8),合院型(图9)为主。随着时代的变迁,木结构建筑又向石木(图10),砖木演化,建筑平面也发生了诸多演变。

(2)共在的体验

乡村聚落中所有事物都是与其环境有机相连,与指向它的事件、体验联系。传统村落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空间,而是基于生态认知观念所建构的关于场地的形象与情感的关系状态,体验的发生才让人与乡村发生了关联,而使乡村聚落形成了自身特征与生命力。人们所能够具体感知的形象就是一种或多种元素交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和时间流程中,所凝结留存于人的意识中具有抽象属性与具象可感的复合体。据此而言,能够同时展现“空间价值”与“时间记忆”的景观,就是符合生态审美的环境。作为浙江传统村落中空间是与各种曾经发生其中的人的体验相关联的场所空间。这些体验既有为避中原战乱迁徙至此的家族记忆(如桐庐县深澳村,缙云县河阳村),也有绵亘古道数百年的交往与贸易所留存的场所印记(如图11),更是午后在自家台阶上闲坐、与邻里攀谈中所投射成的情感记忆。乡村聚落中持续发生的千百年间村民审美体验孕育出丰富的地域文化,成就了浙江的诗性崇文的品格,同时亦使浙江传统村落具有文化的厚重感(如图12,图13))。当然作为共在的体验,不仅为村民所共同分享,作为观测者也可以通过沉浸式体验感受聚落在时空上为其居民所感受,识别以及村民的精神内核与审美间的联系程度。

3.2 边界与领域

边界是村落及其内部物质实体所组成秩序空间与周围环境临接的界面,从平面上看,近似封闭曲线,在三维空间中上似封闭曲面,但在现实中实为开放耗散系统。因为村落无时不刻与外界保持着物质能量信息流动,即使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也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而这个边界的内部则是领域。在传统村落中,农宅建造行为的自发性与多样性使得村落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界面关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如位于杭嘉湖平原的嘉善北鹤村保留着典型传统水乡自然村落格局,在村落核心区农宅沿水系连续密集分布,但保持临水开敞院落,而趋向界面交接边界处则离散随机散布着独立式农宅,整个村落中除道路与公用设施外,均被保留为农田,村落由于村民营建农宅时占地多寡、离河远近等不同的选择呈现一种整体一致性下的有机生长。

领域是空间主导物体所占有与控制的一定空间范围。空间领域表达了空间需求和空间控制的信息,是分析空间中主体与附属空间、附属建筑物和构筑物等的关系的研究要素。空间领域是一种社会化的产物,斯蒂(D.Stea,1965)根据个体、空间、社会之间的交往深度,把空间分为不同层次的领域范畴,在大家所公认的共同领域内,会产生明显的集体感、归属感、安全感等心理特征[16]。在传统村落中,我们可以以类似的标准,将领域划分为农宅—院落—街巷节点中的公共空间这样等级秩序空间。个人的领域性随着这个等级秩序而逐渐减弱,而公共性逐渐加强。个人的领域空间是保有自我并包容他人的心理范围,它的存在平衡了自我与其他共在体验者的关系。等级秩序空间不是简单的叠加,更多是不同层次领域在物质空间上的投影。领域决定了空间的格局及部分形式,这在生活与空间的关联耦合上有着更深刻的反映。

3.3 异质空间

如果将村落空间关系进行抽象剥离,可以概括为“点”“线”“面”三类元素。所谓“点”,可以归为节点、景点两大类。节点包括重要街巷交接处形成的公共空间及宗祠、风雨廊、戏台等公共场所,是村民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是人与人交互主体经验的场所。而景点是指村落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交互主体经验,传承场所记忆的场所。所谓“线”元素,是指村落中的道路骨架和水系。传统村落村民通常聚族而居,以血缘、家庭为纽带建立起较大的居住组团,因而通常会有机形成一些曲折“街巷”关系来加深这种人际纽带,界面完整但不连续,特别当受制于地形等自然因素或宗法等社会因素。所谓“面”,是指村落由于规模较大,其布局往往突破线形村落的模式而形成团块状居住区,这是为了高效地组织村落内部的物质交流,节约土地资源,同时加强人际纽带的自发行动,客观上促成了节约资源消耗的可持续发展。点、线、面的融合产生了村落内部的异质空间特征。

点线面元素在村落中的非均匀分布,导致了村落内一些物质元素特异性分布,而非均质分布,由此决定了村落肌理。所谓肌理,即农宅单元建筑投影与基地下垫面之间的图底关系[8]。在传统村落中,随机散布的农宅与异质的村落空间间存在平衡。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有无相生,虚实相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图底关系更深刻的认识。传统风水学要求村落藏风聚气,因此在一些山地型村落中村野相互交融,街巷狭长通幽。街巷是决定村落肌理的主要空间,是村落建筑负形所形成的脉络。如台州市黄岩区半山村属于典型丘陵山地下的自然村落,以农宅为主的建筑群错落分布于山谷地带,村落肌理随着建筑单体在尺度、方向和间距上的变化组合而呈现不同的肌理形态,在水尾,阳坡及交通干道处建筑分布密集,整体呈现出空间异质性。而在水乡型村落中,由于河道是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因此,在水道呈线性的地区,村落也呈直线形(如嘉善县北鹤村);河道阻断零乱、水塘较多地区,村落形态多为团型(如南浔区荻港村)。

3.4 原型同化与变异

原型同化现象是传统聚落建筑形态演变所遵循的普遍规律,也是社会文化对聚落群体约制功能的具体表现[17]。在村落中,由士绅及富裕阶层定义并引导社会风尚,其所居住的相对成熟完美的宅院成为普通村民乐于模仿的住宅“原型”。通常来说,建筑原型一旦确立便确立了聚落建筑形态发展的内容和方向,因此可将聚落内其他建筑视为不同程度复制的“原型”。

原型同化演变规律赋予了作用于聚落的形态场,地域性特征的形成与之密切联系。聚落形态的地域性特征是由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及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叠加的产物。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建筑材料的有限选择以及建造技术的限制都突出了聚落的空间结构与建筑风貌的不同特征。传统村落在漫长的历史中都形成了不可替代的特色,地域性鲜明,而这正是当代建筑所缺乏的。

虽然“原型”必定遵循,但变异现象亦处处存在。同一个村落中,因村民对农宅功能要求的不尽相同及受个人经济条件、修养喜好影响而对原型加以改造变化。原型变异与原型同化两者既相互作用又互为基础,使得村落在遵从内在整体统一之下又具备了多样性的可能。这正是基于自然的整体性、有机性、多样性原则乡村聚落在自然环境与人工建成环境构成的整体空间关系最完整真实的表达。

3.5 生活与空间耦合

生态审美主要由体验来完成,包括价值体验与审美体验,代表了生态美学的美的层面。而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涵盖了人与其内外生态环境的双重审美关系。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2004)说,日常生活就是人身体、宇宙时空、文化、社会的节奏的交错[18]。乡村聚落中所发生的“日常生活”就是人们协调自然节奏、社会节奏而进行的生活节奏,与时空相耦合(图14-图17)。罗西(2006)认为,生活是永恒的,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建筑内在本质也应该是永恒的[19]。形式的外显性就是乡村聚落的表层结构,而形式的内涵性则成为乡村聚落的深层结构。形式的外显性可以从遗存的传统村落中抽取,从遗存的传统村落中抽取出来的类型必然是某种简化还原的产物。本研究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一些进行仪式活动的空间,如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弄村蓝氏宗祠(历史上景宁蓝氏祖先最早迁入地之一)(图18),桐庐县深澳村申屠氏宗祠,缙云县岩下村朱氏宗祠(图19)及贸易活动的空间(如黄岩半山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前的集贸市场)具有更强的凝聚力来吸引人群,而服务休闲型空间次之(如嘉善县北鹤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至于社会交往空间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发生频率极高,但其对场地要求不高,无论是自家院落还是节点公共空间都可以从容发生,因此不存在强凝聚力。

4. 结语

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在对土地、自然的崇拜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文化,将人类看做自然的一部分。浙江传统村落是由村民自发建设经由漫长的自然式演进而逐渐形成的。村落中的水系、地形等自然因素对其内部道路形态、走向,建筑选址、朝向,乃至整个聚落形态都有重要影响,从所调查的村落现状来看,大多数村落与自然有机融合,共生共存,可明显看出其中“人工”实体元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倾向。诚然,我们清楚,今天的村落已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早先的村落,它依然在发生演进,不管这种演进是自然主导还是人类意志主导,但在演进过程必须建立在旧有的基础之上,必然带有原有村落的特征。传统村落发展中所取得的经验及教训,将是在制定未来村落可持续发展方针与规划的主要参考。以生态美学观点,自然并不是因为被人类控制、利用、改造而为人确认其存在价值。人与自然中其他事物是处于平等地位上,这里的平等并不是指相同的重要性,而是相同的考虑与尊重。在传统村落中,出于对自然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受生产力制约,人对自然索取较少,并保持对自然的谦逊态度。由此,不仅维持着乡村聚落与周围环境间的生态平衡,同时也保留着和美的生态环境。当然,我们知道传统村落中所蕴含的只是前生态审美阶段下的生态审美,但是无论如何初级,还是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

生态审美是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人与世界的主客对立状态,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尊重并理解生态,找寻失落的生态伦理。适时的退让与尊重的对待是缓解冲突对抗的最积极有效的方法,乡村聚落最终的目标应该是让村民关于场地的形象与情感的关系状态融入于村落中,成为美好的存在,而不是让村落环境占有或控制许多的价值,这也是人类生存努力的重要方向。伴随工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自我发展的欲望大大激发,并陶醉于其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但同时,其生活方式、文明形态却直接与间接伤害了自然生态,而人的身心也与自然生态渐行渐远,日益严重的“文明病”正在侵蚀人们心灵,腐蚀人类社会。而参访并理解传统村落,将有助于培养人类的生态审美,使人的身心重获充实与抚慰,并调整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冲突,进而寻找到一种更健康、更理想的属于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

传统乡村聚落 篇2

我是旅游管理系毕业的学生,毕业的前两年一直在张家界从事着专职的地接导游工作。在湘西生活、工作的短短两年时间里，让我对在这一片神秘的土地上衍生的土家文化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并通过工作实践与书籍中也逐步学习了解了一些关于土家族的传统文化。湘西为丘陵地带，气候湿热，森林植被资源丰富，野兽虫蛇常隐居沟壑之中。远古时代，渔猎是生活在这里的土家人长期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据记载，土家先民曾有过频繁的“赶山”活动，即集体打猎。进入农耕时代以后，早期主要以“烧火畲”的方式种植各种杂粮。由于山多地少，导致土家先民的居住比较分散。后来，随着劳动对象的改变，加之互助协作的需要，土家人逐渐通行聚族而居的习惯，进而，其居住形式不断演化，由初始单家独户的家庭式，逐步扩集成村寨的聚族式，为以后湘西传统聚落建筑文化的繁衍奠定了基础。

一、聚落的起缘与发展

湘西土家族先民的劳作方式，从原始渔猎为主到以农业耕作为主的过程，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岁月。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及生产方式的改变，逐渐形成聚族而居的习俗，从以往那种散居山谷、单门独户游离状的社会细胞进化、组合成社会的基本元素——村寨。随着经营耕作，合作互助以及安全保卫等需要的提高，多数先民开始聚族而居，少则几家，多则几十家。这种形式的出现，最先是同姓同宗为一寨，以姓氏为寨名，以相同的血缘关系作为聚居的基础。至清代“改土归流”以后，随着土司制度的废除，领主经济的解体，大量外族“客籍”纷纷入籍，人口大量增多，农业、手工业得到相应的发展。这种以血缘关系维护的封闭式山寨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由若干同姓同宗的小村寨逐步聚集成以大姓为主，杂以他姓的村落，形成了以宗族、姓氏、亲缘关系为主要元素组成的村寨集镇。在这些地区，大姓人口比较集中，间杂有部分他姓，如永顺石堤、王村，龙山里耶，卢溪浦市等，不胜枚举。形成初期，这种较大村落一般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较为稳定的自然村落，由一个家族或几个同姓家族集合定居在一个地区，协同生活、世代相袭，人员流动稳定 ；另一种为不稳定村落，由若干迁出户与若干迁入户不断交替，稳定户占少数。从以上两种不同形态的村镇聚落大体可以了解到村镇聚落发展的脉络，也就是由家族村寨逐步扩展为亲缘村落再到多姓杂居多样化的集镇村落。

二、“天人合一”的选址理念

湘西土家族是一个多神论民族，崇尚万物有灵。在聚落择址上认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将许多自然现象神灵化，认为它们和人一样有“灵”。这种“天人合一”的观点反映在对地形地貌自然环境的崇拜上，这就是风水的起源。土家族对村址、建房基地的选择，都要相“风水”。土家先民在择址这一方面讲究物质功利性，即首先考虑的是生产生活的需要，或靠近田土，或便于捕鱼狩猎，水源柴草充足。其次，满足精神信仰的要求。土家人对“吉”地的要求：村寨前面要“空”，不“空”则不宜建房，民间流传着“坟对山尖，屋对坳”的谚语。村前植大树，拜为神树，是村寨的保护神。按风水要求，一块吉地应以山为依托，背山面水，在龙脉之前有一块平旷的地坪，称之为“明堂”，明堂之后常有一座较高的山称为“祖山”，从这里分出支脉，向左右两侧延伸呈环抱的形式，从而把明堂包围在中央，由此形成一个以明堂为中心的内向的自然空间。

三、宗法、礼制是维系聚落的纽带

村镇聚落及住宅作为物质空间形态，除了满足人们的物质功利要求外，还要满足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要求。一个聚落的形成，不仅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受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血缘关系、政治制度、生活习俗等多种非物质功利文化因素的影响。湘西地区的土家先民对村寨的建设，住宅的空间布局，无不受到“宗法礼制”的约束。明朝前，庶居不能建祠堂，敬神拜祖，婚丧嫁娶等一切祭祀礼仪活动皆在自家明堂（堂屋）进行。明朝以后，宗法制度进一步强化，朝廷才允许建宗祠。从此以后，老百姓便有了专门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神灵的地方。至清代，宗祠大量出现，分布各地。土家人通过祭祖可达到“敬宗收族”、“传播礼仪”的目的，扩大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世袭村落，统一规范了宗法礼制的道德思想，进一步树立了宗族权威，增强了村落的凝聚力。

土家人对祖先的崇拜，是通过系列的敬仰、祭祀活动而实现的。每年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土家人都要举行一个叫“社巴节”的节日，主持者“梯玛”（土家巫师），由其操持各种法事活动，不分男女老少，排成长队，敲锣打鼓，吹起土号，由梯玛领队来到社场。队伍中有一头戴烂斗笠、身披土花被面的人，由四个人抬起进入社场，相传这就是祖先，其后跟着一个拿扫帚的人，边走边扫，传说祖先战死后其尸体长了蛆虫须清扫。跟在后面的人群由族长带领，一路吆喝，地动山摇。进行一系列祭祀活动后，各族男女老少随着锣鼓声，跳起舍巴舞（摆手舞），歌舞喧天、通宵达旦。

西南传统民居聚落文化浅析 篇3

传统民居；聚落；文化；地域；西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TU24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8-0077-02

相对现代建筑传统民居更像是经由沧海桑田变化蕴育而成的宝石，魅力悠远，保存了一种最接近自然和人文情怀的生活方式，贴切地展示了各地人民在数千年历史中依存于不同自然条件所做的创造精华，集中展示了一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因而传统民居聚落在一种文化形式中的重要性和代表性不言而喻。

我国西南地区主要包括川、滇、黔三省。该地区是河中游、北方和西北草原、长江流域“三大文化区”板块的延伸、碰撞和交融下产生的，在经历各个时期的民族流变后，是该地区的文化呈现多样性、异质性与复杂性的鲜明特征[1]。

一、西南传统民居聚落的形成及存在机制

云南元谋的聚落是西南地区最早的洞居聚落状态。聚落最基本的单元是民居，并凭借民居塑造自身形体，展示自身内涵，实现自身功能，形成一个复杂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系统[2]。

二、西南传统民居聚落的组合形式

1.民居形式。由于地理的原因，西南地区的各民族聚居点分散，形成“人居生态点”，这些生态点有一定的自然空间尺度，能承载一定容量的人类群体，自然生态上能提供自给自足的资源，即便不与外界交换交流，也能满足自身生存的基本要求。反映到传统民居上则是各聚落之间建筑及组合形式对比鲜明，呈现出多种形式并存的现象。

2.聚落形式。以血缘氏族为纽带的族类聚居是西南传统民居聚落千百年来存在的主要聚居形式。这种聚居形式使西南聚落着力建构一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场景，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关系。

以生产方式和防御自卫的需要而聚居为次要居住形式。原因主要是由于西南地区山岭起伏，聚落大多以天险为守，不需在建筑上进行过多的自我防御[3]。

三、西南传统民居聚落中宗教文化的影响

1.本地宗教文化。西南地区的各民族，对祖先的崇拜和自然的崇拜是普遍存在的。如川蜀地区的道教文化，尊崇天人合一，力求人与自然共处，这些思想影响着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再通过人的行为活动对民居聚落形态造成影响。

由于其对自然的崇拜，有力地保护了自然生态环境。例如东巴文化形成了一系列的环保规则和法典，对于维持玉龙雪山下包括丽江古城在内的聚落与周围自然生态之间的良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外来宗教文化。中原儒教相对于西南地区来说应被列为外来宗教，它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影响深远，促使其走向风格化与形制成熟的异质化。儒学的礼仪形制为其所吸收，追求功名、光大门庭的思想在这些地区扎下了深深的根基。体现到传统民居上，一方面形成了与北方四合院相似的中轴对称、主房居中、“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房屋格局。

四、西南传统民居聚落的地域特点

地域文化的延续是传统民居能够完整保存，并形成有浓厚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建筑形式，反映出浓郁的民俗风情，是真实记载丰富历史信息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民居聚落的地域性也正是其风姿百态，魅力各异的重要原因。

因山就势西南地区的地形变化急剧，聚落建筑所依附的地势有山地、高原、丘陵、台地、谷底、山顶、山腰、山麓等，高低错落，层层传递。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形，因势利导以减少工程量。村寨的聚居空间并没有占据比较平整的良田地段，而是在山边筑房，先民们在村落选址时就考虑到了耕作与居住的最优组合。

因地制宜在建筑材料上西南民居一般就地采集、加工。村寨周边森林木材资源充足的地区，如贵州黔东南地区，以木结构房屋为主；石材比较丰富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建筑就以石砌墙体为主；部分高寒地区则采用土墙草顶建筑。就地取材，建设成本相对低廉。当房屋被废弃之后，对环境土壤性质的影响程度较低，基地可很快恢复农业耕作土地的品质。

道路坝场受地理环境的限制，聚落内的道路多呈现不规则状分布，道路随房屋排列变化自然形成，多为土路、乱石路，九曲八折、四通八达的乡村小道有机地把整个聚落联为统一整体。而聚落的公共活动场所，也提供了节日歌舞、闲谈聊天、举行庆典及各种宗教祭祀活动的交往空间[4]。

五、西南传统民居聚落文化

1.人与自然和谐而处。不管是处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还是宗教文化影响，西南地区的传统民居聚落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更加注重与自然为一体的相处模式，因山就势，因地制宜。

2.家族血缘的氏族文化气氛浓厚。由于地理原因，一个聚落的村民大多有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在这种亲缘纽带的捆绑下，聚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氏族文化，很多村镇都是以氏族姓氏命名。

3.聚落宗教色彩强烈。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西南地区开化较迟，各个地域出于各种对于自然力量的敬畏，衍生出大小宗教，影响着聚落的选址，规模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

4.寻求避世，希冀桃花源。地理上的封闭和难以到达导致了各个聚落之间的交流缺乏。这种状况阻碍了信息的传导，却为希求避开乱世的迁徙民族提供了良好的选择。因而历史上大的战争之际皆有流民前往川、滇、黔地区。

5.流派交杂，各逞风采。因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迁徙大潮，西南地区接纳着来自周边各个地方的不同民族，从而使各种文化在此交融，而后繁衍，生出独立于别处的大融和文化，进一步导致了聚落的建筑形式多样且个性鲜明。

六、总结

传统民居聚落是一个地区地理与人文的融合体，集中体现了一个地区的自然、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文化。西南地区的传统民居聚落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各地区的传统建筑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传统民居是地域文化中最明显的载体。各地的传统民居只有植根于广阔的地域文化中时，才能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1]李建华,张兴国.从民居到聚落:中国地域建筑文化研究新走向——以西南地区为例[J].建筑学报,2010 (3).

[2]唐云松,朱诚.中国南方传统聚落特点及其GIS系统的设计[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4).

[3]孟颖.地域文化对传统民居的影响——以西南民居与西北民居的对比为例[J].安徽建筑,2006(1).

传统乡村聚落 篇4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乡村新一轮的转型和更新中, 那些历经劫难而存留下来的传统民居却难逃被废弃或拆毁的命运, 这些逐渐消逝的老房子凝聚着朴素的生活智慧与醇厚的乡土文化 (图1, 图2) , [1]而大部分新建或改造后的民居简单粗糙 (图3, 图4) 。对普通村庄及其传统民居进行研究, 挖掘其“无特色”表象下潜藏的生活智慧和乡土文化, 对于指导当地聚落和民居更新具有重要意义。

徐家大院是金寨华润希望小镇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相对完整的一组民居。小镇所处区域自然景色优美、气候宜人, 但当地村民外出务工居多, 收入水平低, 生活较为贫困。大部分近年所建民居质量不佳, 风格杂陈, 布局凌乱。偶见渗透着古风古韵、山居文明的大别山民居, 却因年久失修, 已是残垣断壁。

金寨华润希望小镇由华润慈善基金会兴资建设, 位于安徽、湖北两省交界的西南边陲大别山区, 属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吴家店镇管辖。[2]建设目标是要在扶持村镇产业、完善村落基础设施、改善村民生活条件、提升聚落整体风貌的基础上, 对年久失修、岌岌可危的地方传统民居予以保护修缮并赋予新功能, 在建设生机勃勃的现代乡村同时, 延续乡村景观和乡土文明。

大别山民居与同处安徽的皖南民居存在很大差异, 不同于精雕细琢、格局严整的皖南民居, [3]大别山民居的风格粗犷, 格局相对自由, 外表朴实无华, 却在选址、布局、风貌等方面巧妙地顺应自然条件, 呼应乡土习俗, 体现出一种朴素实用的生活美学, 是“时代、地域和人的最忠实的记录 (1) ”。对这些逐渐消逝的老房子及其周边环境进行历史考证、特色挖掘和强化, 是对传统技艺与文化的传承, [4]是对“乡愁”的守望, 更是对“新农村”的追根溯源和特色营建。

二、高塘旧事——对徐家大院的历史考证及特色挖掘

徐家大院位于金寨华润希望小镇高塘村柳树脚, 为一落四进的天井式民居建筑群 (图5) 。建筑依山面水, 青砖黛瓦掩映于百年枫树间, 天光云影倒映在门前水塘中, 别具特色, 古风犹存。徐家大院是当地现存规模最大且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民居, 但因大部分居民近年迁入新宅, 老宅年久失修, 村民自发的改造也对建筑风貌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1. 历史考证 (2)

徐家大院为徐姓宗族公屋, 兴建于清光绪十二年 (1886年) , 至今已有近130年历史。大院的格局演变与徐氏宗族兴衰紧密相连 (3) :

宗族定居——始祖均公居住在江西信州 (今江西上饶市) , 其第二十世孙基振公由湖北罗田迁居来皖, 1764年左右在柳树脚买地建庄;

大院成形——基振公传至第四代发家致富, 四十余人共爨, 立“笃亲堂”号。1886年起开始拆除先前的零散房屋, 大规模整建庄房、整治环境, 大院成形, 一宅即一村;

生长与解体——随着时间推移, 村落平面发生较大变化, 如曾向南开山以扩建房屋、南侧房屋由纵向改为横向等, 现存徐家大院各间房屋主要翻建于1960年左右, 局部出现新建的砖混小楼, 部分房屋倒塌, 大院格局逐渐趋于解体。

2. 建筑特色

(1) 家族聚居传统形成建筑格局

徐家大院作为家族聚居的场所, 承担着祠堂和居所两种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其独特的建筑特点:明确的建筑主轴线、“一宅即一村”的建筑格局。

徐家大院中的公屋是宗族议事、祭祖、举办红白事的场所, 具有明确的轴向性和程式化的空间组合 (图6~图9) 。大院以三进公屋串联“四水归堂”天井为核心形成纵向主轴线。第一进为“下堂屋”, 单开间, 相当于宗族门厅;第二进为“中堂屋”, 面阔三间, 相当于族内的公共客厅, 设屏风, 一年中仅在婚丧祭祖时开启;第三进为“上堂屋”, 单开间, 供奉祖先牌位, 起寝堂的作用, 上堂屋不设窗, 通过天井采光。徐氏至今仍保留逢年节在公屋内长幼依序祭祖, 摆桌宴请宾客, 以及家有喜事即捐钱修葺公屋等传统。

大院布局紧凑, 一宅即一村, 鼎盛时期曾经达到“正四长幢横六小幢, 计百余间 (4) ”的规模。建筑以公屋为轴, 由檐廊串联其他居住房屋沿公屋两翼展开。组合院落内向封闭, 屋宇连脊相通, 家族人员从公屋经由檐廊可到大院内各间住所。檐廊相当于村落内部的道路, 带来“雨天各户往来均不湿鞋”“雨雪往来无碍”的佳话 (5) , 是最重要的交通联系通道。檐廊一侧设有天井或檐沟。天井、檐沟、风水塘组成了有序的村落排水系统。

(2) 人口迁徙历史影响建筑风貌

金寨地处大别山区皖、鄂交界处, 徐氏家族是从湖北罗田迁居至此, 因此徐家大院的建筑风貌和风水习俗都与鄂东北民居相近 (图10) 。

大院建筑基础用条石铺就, 单层砖木结构, 抬梁式屋架, 坡屋顶覆以小青瓦。单披檐的构造做法大量运用其中, 形成独具特色的檐下空间。建筑房高窗小, 设夹层用于储藏。色彩以青灰、土黄、木色为主, 低调谦和, 与自然和谐映衬。兴建时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 建筑大部分墙体采用土坯砖, 主立面用青砖砌筑。主立面装饰俭省, 仅在大门石梁下雕刻吉祥纹样, 在外窗上部墙体及檐口部位以出挑的青砖形成装饰。[5]

(3) 风水观念左右建筑选址

公屋风水的好坏被看作家族兴衰的关键, 公屋的选址及正门的朝向依从风水习俗, 讲究背靠“龙脉”, 面朝流水或池塘, 这种由山水围合成的空间有利于“藏风纳气”。

徐家大院地处丘陵地带, 建筑注重与山形地势结合, 依山面水, 坐西北朝东南 (6) 。公屋正门偏向南面。在当地, 这种歪门的风水习俗有两种说法:徐氏族长认为南向“生气发”, 因此在1960年翻建大院时特意将大门歪向南面以取得吉祥寓意;当地的工匠则认为把大门偏转可以避开门前不好的风水。在徐氏祖上曾定居的湖北罗田县新屋垸中也有类似用歪门取得吉祥寓意的做法。

三、古韵新生——徐家大院的保护性修缮和传承性更新

徐家大院是乡村宗族文化和移民迁徙文化的实体表现, 至今仍是徐氏宗族活动的核心场所, 维系着家族血缘纽带, 承载着单姓氏族村落的生活记忆。

大院的改造策略分为保护性修缮和传承性更新两部分。保护性修缮工作尊重徐氏家族的历史背景及生活习俗, 强化大院固有建筑特色, 剔除村民改建中破坏特色的部分, 在延续建筑使用功能的前提下, 提升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适性。传承性更新设计顺应时代背景, 符合村镇发展需求, 植入新功能, 为村民提供文化活动场所。

1. 保护性修缮设计

(1) 复原格局, 修葺外观

历史上徐氏家族内部的人事更替使得大院格局逐步解体, 后人随意的加改建则加剧了对大院风貌的破坏, 三进堂屋及“四水归堂”等重要空间年久失修, 建筑立面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

修缮设计首先是复原大院格局, 修葺建筑外观, 强化建筑特色。设计方案根据复原模型, 确定需要拆除的建筑及构筑物, 整修破损房屋, 突出主轴线上三进堂屋层层递进的空间特色;咨询传统工匠, 使用原材料、原工艺修补墙体, 翻修檐廊雨棚、复原“四水归堂”;清理或依传统形制新做木质门窗;更换添补条石地面, 按当地做法平整室内土质地坪。

(2) 加固结构, 改善采光

金寨地处大别山区, 地质结构复杂, 小震时有发生 (7) 。徐氏族人对大院进行的修葺行为规模小而零散, 且多集中在建筑墙体及门窗构件的修补替换上, 鲜有涉及对建筑主体结构的加固。初步结构鉴定认为, 徐家大院主体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大部分木构件出现变形、开裂、疵病或腐朽, 承载力不足;族人自发改造后, 部分梁架结构搭接潦草, 受力不合理;墙体风化严重, 存在孔洞。因此, 本次修缮的结构加固工程旨在加强结构系统承载力, 提升建筑抗震性能, 保证使用者的安全。[6]

保护修缮策略是全面翻修屋面, 统一使用灰瓦;检修屋盖及屋架的木构件, 有针对性地进行修整、更换或加固;替换糟朽木柱, 使用钢筋加固有裂缝木柱;在保持原有材质的基础上填补、清理墙面, 在土坯墙内部进行结构补强, 最后涂抹塘泥面层 (室外) 或粉刷涂料 (室内) ;加固门窗过梁等。[7]

此外, 徐家大院为外廊式建筑, 开间小, 进深大, 房屋采光性能差。村民自发改建中将局部墙体内移或将部分屋顶瓦片掀开, 以争取更多室内采光。修缮设计改进民间做法, 根据房间采光需求, 在屋顶局部设置亮瓦;打通建筑中由于分户被封堵的窗户, 改善建筑内部采光和通风环境 (图11, 图12) 。

2. 传承性更新设计

(1) 植入新功能, 演绎古今对话

在延续公屋宗族集会功能的基础上, 更新设计植入展览功能, 使大院成为展示地区历史沿革与民风民俗、传播乡土文化的场所, 为老建筑注入新的活力。

设计将整个徐家大院分为展示、接待、办公等空间。展示区以三进公屋为轴展开。在建筑中轴线上设置传统建筑空间展示区, 堂屋空间复原宗族聚议、祭祖的场景, 辅以从当地收集的各类建筑构件, 展现传统特色民居的魅力;主轴线两翼的民居被改造为本地传统生活展示区、小镇历史沿革展示区、小镇规划建设展示区、小镇特色民居及历史遗迹修缮展示区, 使参观者在参观的过程中了解金寨华润希望小镇的过去和现在 (图13, 图14) 。

(2) 再生区域景观, 传承乡土记忆

徐家大院依山面塘, 因循西高东低的地势条件。由檐沟、天井、风水塘组成的排水系统在解决多雨地区建筑排水问题的同时,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空间氛围。光影斑驳的檐廊和清幽别致的内院丰富了大院的空间层次, 是族人休憩闲聊的活动空间。然而, 现状建筑周边环境脏乱不堪, 特别是风水塘沿岸加盖了许多牲畜棚, 污水横流;内院蒿草丛生, 数间房屋已坍塌或被拆毁, 房屋遗址在大院内构成三处空白场地。

景观再生方案对大院的排水系统进行清理整修, 拆除风水塘沿岸的牲畜棚, 做生态护坡。保留塘边的古树与特色构筑物, 借鉴当地构造做法, 使用地方材料营建景观小品, 以风水塘为中心形成游憩场地。

设计因地制宜, 在清理大院原有庭院的基础上, 结合房屋遗址中的残垣断壁和地基遗存进行景观再设计, 以含蓄的形式表征建筑原有的格局, 留存乡土生活记忆。

结语

徐家大院的保护与更新设计结合传统修缮方法与现代建筑技术, 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 使昔日的宗族公屋完成了从衰败走向新生的蜕变。在普通村落的更新中, 相较于拆除重建或套用某些建筑符号的简单做法, 我们更倾向于采用“考古”的方法, 挖掘埋藏于残垣断壁中的特色, 在此基础上, 提出建筑的更新策略, 使这些民居在成为展示村落历史与民俗、传播乡土文化场所的同时, 成为周边新聚落、新民宅设计的灵感来源。

本文所有图片除特殊标注外, 皆为天津大学AA创研工作室拍摄及绘制

参考文献

[1]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2]金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金寨县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3]单德启.中国民居建筑丛书——安徽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4]陈志华, 李秋香.乡土建筑遗产保护[M].合肥:黄山书社, 2008.

[5]李晓峰, 谭刚毅.中国民居建筑丛书——两湖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农村抗震民宅建设与危房鉴定标准实用手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乡村聚落的边界形态探析 篇5

关键词：乡村聚落,边界形态,形态特性

1. 乡村聚落

所谓乡村聚落, 主要是指那些广泛分布于乡野间, 以土地为本、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的聚落。道萨迪亚斯 (Constantinos Apostolos Doxiadis) 在“人类聚居学”中将人类聚居划分为乡村型聚居和城市型聚居, 并认为“乡村型聚居”应具有以下特征: (1) 居民的生活依赖于自然界, 通常从事种植、养殖或采伐业; (2) 聚居规模较小, 并且是内向的; (3) 一般都不经过规划, 是自然生长发展的; (4) 通常就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社区。每一个乡村聚落都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着的, 其内部总是处于一定的更新和改造过程中, 但在整体特征上还保持着自然原生聚落的风貌。

2. 乡村聚落及其边界的形成

乡村聚落的实质就是组成聚落的各元素在特定地理位置的聚集, 也即是各种与乡村居住、生活相关的物质 (包括人) 与非物质的聚集。基于其相对狭义的物质形态角度而言, 乡村聚落源于民居建筑的聚集;少则三两栋、多则成百上千栋, 形成不同规模的乡村聚落。乡村聚落的聚集成形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 因而表现出随机性与非线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 一方面受到区域文化、建造观念等内在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受到现实外在环境的制约与诱导, 在内外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自适应地择取合适的方式与特定的途径, 控制着聚落以相对有机的方式生长与变化。

聚集的过程通常表现为以下两种方式, 其一是通过不断在其外缘增加建筑使边界向外拓展;其二是通过不断在内部填充 (包括改建、拆建) 建筑, 导致内部结构关系的变化。一个聚落的生长, 通常是两种方式兼而有之, 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主导方式。乡村聚落生长的速度与频率的变化, 与其人口容量等因素有关, 初期的生长速度相对较快, 在人口发展变得相对稳定与饱和以后, 速度就变得相对缓慢。当下的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 相当多的农业人口迁移入城, 使一些乡村聚落人口减少, 导致它们开始进入停滞与衰败期。

在乡村聚落中, 每个建筑都是一个体现着自主意识的聚落细胞, 在平面轮廓、高度、造型等方面体现着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同时, 它们各自在聚落中具有一个特定的位置, 也具有特定的面积大小与方向性角度, 与其他建筑之间具有一个特定的距离;这些要素形成了一个特定的聚落形态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每一个聚落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民居建筑的聚集, 首先形成了一个具有适度边界的建筑聚集体;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而言, 这是在以乡野为自然基质的环境中形成的一个聚落斑块, 它是一个具有生命的有机体, 通过其内外之间的边界, 与周围的环境基质之间形成了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

3. 实体边界与非实体边界

从相对广义的物质形态视角出发, 聚落的边界是由聚落边缘的物质要素组成, 具体包括自然边界、人工边界、混合边界等。自然边界就是由自然物质所组成的边界, 比如山体、河流等;人工边界, 包括了建筑、构筑物、人工栽植、装饰等;而混合边界则是由前两者混合而成。实际情况下, 聚落边界多是以混合边界为主。除了物质性边界之外, 还存在没有具体形态的心理边界。

从相对狭义的物质形态视角出发, 民居建筑单体所汇集起来的聚落是某种虚实关系的存在, 由作为实体部分的建筑与建筑之间的聚落空间共同构成。这种虚实关系, 从聚落的内部一直延续到了聚落的边缘。因而, 聚落的边界也是由这些处于聚落边缘的虚、实两种要素共同参与构成, 也即由建筑部分的实体边界与建筑之间空隙部分的非实体虚拟边界连接而成, 这一虚实关系决定着边界的密实程度, 体现了开合渗透的空间特性。此外, 边界所形成的随机凹凸, 与外在自然基质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空间围合关系。

4. 边界的生长与变化

聚落边界的生长与变化, 意味着聚落与其周围环境基质之间在空间上相互博弈的过程。乡村聚落周围的环境基质主要以农田为主, 因而也有研究认为乡村聚落是从屯田产生的。在这样一种具有开放性的环境基质之中, 聚落边界的生长过程就显得相对自如。而在面临河道、山体等环境基质而言, 聚落边界的生长过程就显得较为缓慢。

(1) 生长的边界

乡村聚落的生长与扩张, 通常表现在其边界的增长上;通过聚落主体不断向外层层扩张, 外边界不断地转变为内边界, 从而遗留下一些痕迹和特征。在图1的皖南西递村边界特性分析图中, 实粗线是西递现有的主要道路, 虚线是西递现有的边界。研究认为西递是分层逐渐发展而来, 通过考证得知中间的3号道路是最先建设的, 因而推测2号和4号道路很可能是聚落发展的某个过程中的边界。

乡村聚落生长的尺度是在以聚落建筑自然大小的尺度控制下向外生长;因而, 几乎在任何时候, 它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自然而完整的有机体。相较之下, 现代城市在规划路网的控制下, 是以街区的尺度向外生长, 具有一个形态完整的预设, 因而在路网界定的街区没有被建造完之前, 它们的边界是破碎而不完整的。乡村聚落生长的过程中, 建筑与道路的关系是相互促成的, 既有道路对建筑的设置以及聚落的生长具有引导作用, 而同时建筑也相对更为自主地参与着道路关系的形成;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自然而有机。

(资料来源:彭松, 从建筑到村落形态——以皖南西递村为例的村落形态研究[D], 南京: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67)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2) 停滞的边界

当乡村聚落的边界面临着难以逾越的外在界体 (与聚落边界接壤并对其形态能够产生较为重要影响的外在环境物体, 本文简称为界体) , 比如山体、悬崖、道路或者河流等, 使得该边界在这一方向上无法自由生长, 便成为了停滞的边界。一般而言, 正因为存在着这么一个强势的外在界体的影响与制约, 对边缘建筑的组织也会具有较强的控制力, 进而使得它们在该边界上会具有较高的密实度, 较强的秩序性。 (3) 衰败的边界

对于乡村聚落, 有生长与扩张, 自然也有衰败与消亡。边界的衰败, 表现为聚落边缘建筑开始破败、废弃, 与外界自然基质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 自然基质开始侵蚀聚落边缘建筑。

5. 边界的形态特性

5.1 边界的复杂性

边界的简单与复杂, 是指乡村聚落总平面的边界闭合图形, 在建筑单体尺度上所呈现出的某种秩序化程度。复杂边界通常呈现出相对琐碎而错落的进退关系, 形成模糊而丰富的聚落边缘空间。边界的复杂化, 其实质在于边界形态受到不同向量的控制力影响。一方面, 是外在的物质性界体的影响, 比如复杂而琐碎的水系或其他环境基质, 聚落以之为边界, 其边界形态也易于复杂化;另一方面, 并不存在特别的外在影响, 但也缺乏内在的有效制约, 于是在建筑的建造过程中, 具有差异性的自主意识导致了聚落边缘建筑相互之间的秩序化程度较低, 局部空间较为紊乱, 进而使其边界呈现出复杂性的特征。

5.2 边界的模糊性

聚落边界在明确程度上具有差异性, 这一差异性主要源于两点:其一是建筑的密集化程度;其二是建筑两两之间所形成空间界面的秩序关系。

(1) 密集度

带有防御性的北方堡寨型聚落, 其外围具有一道连续的防御性堡墙, 因而其边界形态非常清晰而明确。安徽西递古村落的西侧, 由建筑单体链接成一道连续蜿蜒的外墙, 也形成一道清晰而明确的边界 (图2) 。但是大量的普通聚落, 特别是江南地域的乡村聚落, 一般不具有防御性, 因而边界通常是开放式的, 建筑单体之间相离, 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疏松空间, 从而使得边界的形态变得相对模糊而不确定。特别是相对比较离散的聚落, 边缘建筑之间的距离较远, 大于建筑本身的长度, 从而使其边界形态显得较为模糊。聚落边缘建筑的密集化程度决定着聚落边界在空间上的开放程度、及其与外界联系的密切程度。 (2) 秩序性

边缘建筑的外界面之间如果具有相对比较同一的角度与方向, 则它们所连接而成的边界线将显得比较整齐而富有秩序性;如果它们相互之间具有较大的角度差与方向变化, 将导致连接而成的边界线形成较大的曲折度。因而边界的模糊与复杂程度, 是源于构成聚落边界的建筑单体之间空间关系的秩序化程度。对于乡村聚落而言, 边界的曲折是不可避免的, 区别在于这一形态曲折的尺度大小, 是表现在较小的单体建筑层面还是相对较大的整体聚落层面, 将对聚落边界形态产生不同的影响。

5.3 边界的边缘效应

聚落作为一种景观斑块, 会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 形成边缘效应。边缘效应在生物学上是指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生物群落交界处, 因不同生境的种类共生, 群落结构复杂, 某些物种特别活跃, 生产力也较高。俞孔坚教授在研究原始人居住遗址时论述了它的边缘效应:原始人的生活环境多处于具有区系过渡的边缘地带, 这种地带的特点是有利于获得丰富的采集与狩猎资源, 又具有“登望——庇护”的便利性, 能及时获得环境中的各种信息, 便于作出有效的攻击和防范。

乡村聚落边界, 是乡村聚落内外之间过渡的边缘部分, 是乡村聚落内外之间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流通区域, 是生发各种丰富的生活事件之所在。具体表现在聚落形态上, 可以看到聚落边缘建筑之间的疏密关系与聚落内部相比普遍存在着波动与差异。一般而言, 当外界没有特殊的界体对其形成制约与诱导时, 边缘部分的建筑单体之间相对比较疏松;而当外界具有特殊的界体对聚落的生长产生某些制约与诱导时, 建筑会在此高密度聚集, 使边界表现得较为密实, 几乎形成了一道屏障。聚落的边缘效应与其边界长度有关系, 边界越长, 则边缘效应也将越突出。而聚落规模越大, 与其占地面积相较而言, 边界相对越小;反之, 规模越小, 与其占地面积相较而言, 则边界相对越大;因而聚落的边缘效应随规模的扩大而减小。

6. 结语

乡村聚落源于民居建筑单体的聚集, 其聚集的方式构建了聚落形态并界定了聚落内外之间的关系。聚落边界是聚落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较之城市聚落边界的简洁、明析, 乡村聚落则多表现为复杂、模糊与不确定性, 进而呈现出丰富而多元的边界形态现象, 而这也正是形成为美丽的乡村聚落原风景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1[1]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240-241

2[2]许飞进, 探寻与求证--建水团山村与江西流坑村传统聚落的对比研究[D], 昆明: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14

3[3]此“外在”并非指聚落外在, 而意指所要建造建筑的外在;比如在聚落内部填充聚落单体的时候, 该建筑所面对的外在现实环境, 恰恰是聚落的内部环境。

4[4]王昀, 传统聚落结构中的空间概念[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34

5[5]黄黎明, 楠溪江传统民居聚落典型中心空间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42-45

6[6]张毓峰、吴轩, 虚拟界面的定义与描述[J], 世界建筑, 2005 (5) :86-89

7[7]宫崎市定解释说:“后世所谓村的聚落形态, 实在是从屯田产生的。‘村’这个字本来写作‘邨’, 这个‘邨’字不用说是‘屯’旁加个‘邑’。”[日], 宫崎市定, 中国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国崩坏的一面[M], 宫崎市定论文集 (上) , 商务印书馆, 1963[A], 见:李贺楠, 中国古代农村聚落区域分布与形态变迁规律性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122

8[8]彭松, 从建筑到村落形态--以皖南西递村为例的村落形态研究[D], 南京: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67

9[9]关于外在物质性界体的影响, 另一种可能性是, 当该界体是较大的河流或山体等尺度相对较大且规整的形态时, 它们将对聚落的边界形成十分有效的形态引导与制约, 进而形成为一个富有该外在界体边缘形态特征性的有序边界。

10[10]时琴、刘茂松、宋瑾琦、徐驰、陈虹, 城市化过程中聚落占地率的动态分析[J], 生态学杂志, 2008, 27 (11) :1979-1984

11[11]廖继武, 地理边缘与聚落过程的耦合及其机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 (专刊) :580

乡村聚落景观规划设计 篇6

关键词：乡村聚落景观,规划,构成

1 引言

2000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 中国城市人口的比例为36.09%, 提高了近10%, 对比10年前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快速的城市化对乡村景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 建设用地面积由于城镇快速发展, 不断扩张的居住小区景观代替了乡村聚落原有的景观特色。城市化使得一些具有文化和历史价值的传统乡村景观, 特别是传统乡村聚落, 都面临着亟待保护的状态。盲目的模仿城市社区景观, 改变原有的价值观和对乡村聚落景观的认同感, 将使得乡土文化损失严重, 误导乡村景观的发展。

乡村是相对社会的城市地区概念而言的, 乡村相对城镇经济、交通、教育都相对落后, 自然景观较丰富。乡村聚落主要是指不属于城镇规划区内的人类聚居地, 是乡村里居民的居住地, 居民成团居住, 聚落内部形成的空间供居民交往、休息、游憩。而村镇周边为村民生产活动的场所。

2 乡村聚落形态的基本类型

2.1 聚集型

在聚集型乡村聚落内, 按照其最常见的平面形态可以分为二大类。

2.1.1 团状

在中国乡村最常见的便是团状形式的乡村聚落, 此种乡村聚落一般位于地势平坦的地区或者四周山脉围绕的盆地。团状多是形成类似于椭圆形或者不规则的多边形态。其东西轴线大致等于南北轴线长度, 或其略大于另一轴长度而呈长方形。

2.1.2 带状

一般延伸于平原地带的河道, 湖岸附近而形成了条带状聚落形态。由于靠近水源和道路, 既可以满足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 又能方便交通和贸易往来。当地生活方式主要依靠水源, 这种村落布局多沿着两侧水陆运输线延伸。在背山面水的复杂地形区, 乡村聚落布局的轴线往往沿着其不同标高的道路线延伸。在地形复杂的背山面水地区, 乡村居民点布局往往沿不同海拔轴线延伸的道路延伸。

2.2 散漫型

这种类型的村落称之为聚落并不十分准确, 因为它并没有形成特定的乡村聚落形态, 而是分散的在地面上的居民住宅单元。在我国, 散村大多是按照一定方向, 沿河流或者做带状延伸。它散落于全国各地, 东北称这种散村为“拉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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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聚落的景观构成

人们对于乡村聚落的总体印象是由一系列单一印象叠加起来的, 而单一印象又经人们多次感受所形成。人们对乡村的印象和识别, 很多是通过乡村聚落的景观形象而获取的。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把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作为构成城市意象中物质形态的五种元素。林奇认为这些元素的应用更为普遍, 它们总是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环境意向中。虽然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是相对的, 其形式和面貌都不同。但构成其各自的景观空间中的景观元素是相同的,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空间层次

当对乡村聚落的空间层次进行考察时, 发现有代表性的乡村聚落主要体现为四道景观层次, 即村周环境、村边公共建筑、村中广场和居住区内节点。第一道聚落景观层次是村镇领域与外界空间的界定标志-水口建筑。其建筑用来加强聚落周边自然环境的防卫性, 使其具有对外封闭, 对内开放的双重性作用。转过水口, 再经过田野, 梯田等自然景观, 便可看到整个村庄的形貌, 祠堂、商店、戏台、鼓楼、庙宇及其书院和牌坊等公共建筑布置在村庄的主要道路旁或者村庄周围。这些特有的景观建筑体现了村庄的经济状况与文化内涵。景观标志性建筑形成了景观的第二道景观结构, 重点景观可放在此部分展示。由公共建筑围合形成相对开敞的广场是村中的核心部位, 形成了景观的第三道空间结构并构成了高潮部分。构成村民日常生活的井台、支祠、更楼等场所形成的节点空间和次要中心形成了第四道景观层次。

3.2 景观构成

3.2.1 标志性景观

散落在乡村聚落周边的零星景观, 其平面规模不大。往往结合地形, 呈现出纵向高耸或者横向展开的布局模式, 以此成为了村中内部与周围山川隔绝的对景或者欣赏对象。例如桥、墩、塔、庙宇、楼台、甚至古树景观。大多数此类标志性景观位于水口或者聚落周边山上。

3.2.2 水系

大多数的村庄聚落都会选在河流、湖泊的周边, 形成带状或者团状的布局。不仅如此, 人们开始想方设法的将水引入村中, 开池蓄水, 这样不仅有利于日常生活和基本需求。而且水景调和与串联起聚落中各个分散的聚落景观元素, 美化与活跃了整体景观。

3.2.3 居住区

乡村聚落的居住区布局与城市居住区布局风格相差甚大, 有特色的乡村聚落都有其各自的特色, 其选址, 建筑形式, 采光通风, 都与当地的自然条件, 如气候、降水、风向及其人文文化, 如社会习俗, 节日节庆等密切相关。它们都有局部连续的相似的形体特征或者是相同颜色质感的建筑砖砌材料与色彩, 而正是这种大片的统一的构成特色景观要素使其成为了具有明显不同于城市居住区的乡村聚落景观。如果是在聚族而居的地方, 即同一宗祠发源的子孙住宅组成, 其空间布局明显的显现出长幼尊卑的次序, 或组团型, 或井干型。但都会有明显的中心建筑体现。例如, 皖南关璐村。

3.2.4 广场

作为乡村聚落的中心和景观标志的广场, 同时还兼具了连接道路和人流的作用, 传统的乡村聚落作用也有好几种, 比较常见的广场有宗教功能、商业功能和生活功能。作为当地居民的活动中心, 公共建筑的延展, 及其道路的融合空间, 许多聚落在规划之处都以此广场进行中心布局。

3.2.5 边沿景观

边沿景观是指村口的边沿, 或者是聚落与劳动耕作的土地的交界处。人们由于风水观念会对这些景观重点处理, 同时这些景观也体现出了整个村落的民俗文化及其经济发展。整理现有资料, 就会发现庙宇、祠堂、书院等建筑都是以公共建筑为中心, 沿着中心的聚落边缘布置。从而纵观侧立面, 会发现聚落立面与景观的丰富。

3.2.6 街巷

街巷连接乡村聚落各个重要节点, 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而街巷的布置也体现了整个部落布局的思维严谨性。若是长幼尊卑的思想在聚落中表现明显, 那么中轴对称, 重点突出的景观便会一览无遗。而蜿蜒扭曲的街巷则体现出轻松愉快地气氛, 如湘西苗寨和丽江古镇的小街小巷。街巷同时成为为乡村居民生活交往与邻里通话的重要纽带而充满了人情味, 充分的展现了乡村聚落的“场所感”, 是一种舒适的人性空间。

4 乡村聚落景观规划与设计的内容

乡村聚落是属于自发性的沿着地形地貌发展而成, 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其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人口增长的大幅度加快, 此种发展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乡村聚落的发展。而由于每家每户根据自身经济条件修建改造自己门户, 打破了原有规律的乡村聚落布局, 使得景观层次不齐。缺乏有效的措施保护和继承乡村聚落原有的风貌和文化, 使得在景观上造成混乱。面对如此局面, 乡村景观规划与设计应该掌握生态规划的原理与理念, 采用统一规划建设管理的办法。

4.1 控制聚落空间层次

中国在高速城市化的情况下, 传统的聚落景观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功能。当前, 能够长久保存的乡村聚落景观应该是既有原来聚落的基本特征, 比如聚落统一环境肌理, 便于识别的景观中心标志, 舒适的聚落尺度空间, 传承已久的交往空间, 又能将乡村聚落环境满足现代的景观功能需求。因此, 在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塑造上: (1) 突出聚落景观的可识别性, 例如强化聚落入口, 重点地段, 街巷交叉口的景观特征。 (2) 针对边沿景观, 突出其景观特色。 (3) 增加聚落景观的绿化量, 在街巷, 道路, 沟渠旁边设置一定的绿化带, 在绿化带增加休闲, 观赏, 游憩的设施。 (4) 利用生态景观设计的手法, 对遭到破坏的乡村土地, 水资源得到恢复。

4.2 修整乡村建筑

反映着当地自然, 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乡村建筑是传统民居为主的乡土建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乡土建筑一直保持着优良的传承性。但是工业文明后, 建筑的新形式不断冲击着乡村聚落。其在布局, 尺度, 形式, 材料和色彩上与传统建筑大庭相径。传统乡村建筑文化和特色正在逐渐消失, 因此, 乡村建筑的保存与发展需要统一的规划设计, 使其原有形式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存留。

用以下3种方式来解决乡村建筑现有的保留与发展问题: (1) 给予保护政策。因其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能见证村落文化成长, 引起人们产生文化共鸣的古村落建筑, 即使失去了原有功能也不能予以拆除与随意改建。 (2) 建筑内部空间改建。若建筑的功能已经不适用现代生活, 在改变其内在结构时, 应该尽量保持其外在建筑形式, 例如外墙装饰材料及其颜色。这样子能过促使改建的聚落建筑与整体环境先协调。 (3) 拆除。对于一些没有历史意义与丧失内在功能, 不能改建的旧建筑, 都可予以拆除。

4.3 创造行为活动与场所空间景观

杨·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一书中, 将人们在户外的活动划分为3种类型: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及社会性活动。对于乡村居民而言, 必要性的生产活动包括基本的日常生活活动, 如生产, 劳作, 做饭, 洗衣。自发性的活动包括居民之间的交流, 小孩之间的游憩等活动;社会性活动包括赶集、民俗习俗、节日节庆。不同的活动, 例如赶集、祭祀、过节, 都需要不同的场所与之相对应。 (1) 必要性活动。在生产场地劳作, 人们溪边或者井台淘米, 洗衣, 洗菜, 从而成为了各家各户的联系纽带。 (2) 自发性活动。在街道见面也总会寒暄招呼。人们较多在街道的十字、丁字路口、广场驻足交谈。在有大树和石凳, 一堆沙, 一堆草和一条小溪都有可能成为老师与小孩嬉戏玩耍的地方。 (3) 社会性活动。这些活动并不是自发性形成的, 往往是在特定的即使, 祠堂和庙宇等形成而出现。这与当地的文化与传说有着密切的相关。

5 结语

人们的行为活动影响着场所空间的形成与发展, 而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居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内同也发生了变化, 古老村庄的一些场所空间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行改造, 丰富乡村聚落景观的内涵, 创新乡村聚落景观的发展途径,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乡村聚落景观。

参考文献

[1]陈威.景观新农村:乡村景观规划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7.

[2]梁雪.传统村镇实体环境设计[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60.

[3]kevin.Lynch.The Image of the City (24th) [M].Cambrige:the MIT Press, 1996:46~47.

传统乡村聚落 篇7

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带来了乡村创收渠道的拓宽、产业结构的优化、城乡差距的减少,但与此同时,蜂拥而入的人潮对乡村提出了新的要求,诸如与之配套的餐饮、住宿、交通等旅游设施,这些新的功能元素对多年积淀的乡村聚落景观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并对乡村聚落的乡村性保护更新和设计提出了新的课题[2]。如何既发展旅游,又有效地延续乡村聚落景观深刻根植的乡村性、生态性,将使得乡村旅游朝着有序、平稳、健康的方向发展。

1 乡村聚落的旅游标识设计

当人们面临旅游目的地选择时,往往根据旅游地的旅游形象、宣传口号、视频资料等来进行判断,从而做出最终的决定。然而,汪洋大海中各种传媒造就的诸多旅游形象怎样才能异军突起并被识别和认同,仅靠单纯的文字已经无法顺应现代人挑剔的眼光,而旅游标识这种视觉形象符号最终能够成为吸引游客前来的重要策略。乡村聚落的旅游标识设计应努力提炼乡村地方文脉,选择墙垣、石碓、马厩、农具等具有乡村生活气息的生活素材,塑造乡土气息浓厚、新颖独特、公众认同并富有视觉冲击力的景观元素。选择村口、晒谷场、溪畔等乡村聚落的核心点进行布置,并将标识符号贯穿在指示牌、照明灯、休息设施等游客逗留的位置,从而提升乡村聚落的整体形象。当确定乡村聚落的景观标识之后,就应提炼适合乡村的旅游口号,朗朗上口、简洁凝练的语句将最终打动游客的心。

2 聚落建筑的乡村性更新和改造

乡村以其独特的景观魅力和资源优势吸引城市人寻找记忆中宁静美丽的家园,然而当这种探寻上升到旅游高度时,必然需要满足旅游的基本要求,即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在传统乡村聚落的基础上,首先应合理更新改造聚落建筑和院落空间,才能满足民居式旅店、街巷型商铺、农家乐菜馆等不同的功能要求。

充分了解和认识乡村聚落建筑承载的人文历史,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结合建筑原有的结构形态进行有机的更新和改造。乡村建筑的造型、结构、材料等均应延续自然、社会、人文适应性的美学特征,避免采用模式化、城市化的彩色瓷砖、大面积花岗岩等冰冷的外衣来进行包装。对乡村聚落建筑进行分级划分,具有观赏价值的历史遗迹建筑应秉承保护和修缮的原则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地保留。那些不属于文物的老旧建筑应确保乡村建筑色彩、造型与原有风格一致;保留乡村建筑天井、风巷、廊道、厅堂等乡村性浓厚的布局;选择木材、青砖、石块、茅草等成本低、耗能小的当地材料;结合旅游项目的要求装修建筑内部的厨房、餐厅、厕所、卧室等部分,从而赋予其新的功能。

3 乡村空间的有机拓展

基于乡村旅游发展的需求不能仅仅停留在乡村聚落建筑景观的更新和改造上,乡村聚落景观的规划设计应结合旅游的现状和未来的趋势,遵从前瞻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原有聚落为原型,对乡村聚落环境及各部分空间进行新的创造,从而满足乡村旅游各方面的需求[3]。一是对街巷及其周边环境进行改造。街巷是最能体现聚落乡村性的场所,街巷空间往往由水平和垂直2种界面组成,水平界面包括道路、水系等要素,垂直界面则包括建筑外墙、篱笆、墙垣、绿化等部分。在不打破街巷空间的尺度感、连续性、归属感的同时,在水平界面中适当增加类似洗衣埠、亲水石矶、古朴的木船等景观元素,为游客创造体验乡村生活片段的机会,勾起童年抓鱼抓虾的快乐记忆。增加垂直界面的蔬果类爬藤植物,不仅能够柔化建筑界面和外墙,同时能够使游客在乡村聚落内部感受瓜果飘香的乡村田园氛围。二是对中心公共空间的功能进行拓展。在传统的乡村聚落中,往往有一些结合集市、宗教、戏曲等综合功能的中心公共空间,这些空间所处的位置一般都在村落的核心位置,为村民们节假集日提供活动,同时也是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4]。它的性质与城市中的广场类似,但却有着区别于城市广场的构架和氛围,反映乡村厚重的历史文脉和乡村质朴的生活气息。对于旅游者来说,这里是最能体会乡村文化的场所。提升该场所的复合功能,将同时满足游客和常年居住的村民的需求。在中心公共空间布置一些可移动的景观坐凳、花坛、棚架,不仅可以满足游客休憩活动、室外餐饮的需求,并为大型集会和民俗表演提供观赏驻足的位置。而在旅游淡季或使用率低的情况下,这些设施也可以移走,恢复其乡村日常生活的状态。三是增加乡村性停车空间。当前,自驾游的旅行方式越来越普及,周末、假期一家人或几个朋友驱车前往乡村、感受田园风光已然成为一种时尚。为防止破坏乡村聚落宁静的整体结构,应选择乡村与外界连接距离较近的位置,安排停车场所。停车场的平面形状可以参考乡村农田的形状自然布局,并灵活布置,避免大面积停车空间的出现。停车场的地面应选择当地的块石、卵石等乡土材料,并适当留出透水的缝隙,撒播当地适应性强的草种。车位之间点植柿树、柚子、核桃、枣树等冠幅较大并体现乡土气息的果树,打造乡村气息浓厚的生态果园式停车空间。

4 乡土植物的保护利用

亚历山大在《建筑模式语言》———“基地修复”模式中曾提到,应该主动避让那些植被茂盛的肥沃地区,文中还说道“我们每一次破坏这些东西,都要花20年,甚至是一辈子,才能用我们日常点滴劳动创造出同类的景物。”由此可见,乡村植物景观和田园风光的形成必然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然而一些地区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和领导片面的功绩要求,追赶错误的设计潮流,引种外来植物,造成物种入侵并破坏了原有的乡村植物风貌。乡村植物景观的更新和改造应保护风水林和乡村经济林木,尽量选用土生土长的植物,局部林下空间选择合适的蔬菜品种作为地被植物。乡土植物不仅适应性强,而且利于养护管理,并确保当地植物生态系统的稳定,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充分反映乡村原有的特色景观和精神内涵。

5 结语

乡村聚落是农村居民世世代代繁衍居住之所,其独特的建筑造型、节点空间、植物群落等景观要素组成了乡村性的原始基因[5]。然而,当前乡村旅游迅猛发展,使得一些乡村自发性、无组织、仿城市的开发蔓延,传统的乡村聚落景观遭受前所未有的不良影响。乡村聚落如何顺应潮流做出相应的回应与变化?乡村管理者、规划设计者及村民们应忠于基原始因的呼唤,合理拓展乡村聚落的空间结构、增加适度的功能性乡土景观元素、保留乡村性的原汁原味,才能不断唤起城市人渴望回归的愿望,并确保乡村环境的有机发展[6]。

参考文献

[1]王小会.浅析乡村旅游的乡村性[J].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下旬刊,2009(2):123-124.

[2]暴向平,张学波,庄立会,等.乡村旅游的本质思考[J].昆明大学学报,2007,18(2):21-22.

[3]金颖若.旅游地形象定位及形象口号设计的要求[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45-47.

[4]黄炜.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村落更新改造研究[D].北京:北京建筑工程学院,2006.

[5]张建武.乡村旅游影响下的乡村聚落外部空间设计初探[D].重庆:重庆大学,2008.

传统乡村聚落 篇8

关键词：民居聚落,公共建筑,传统文化,艺术成就

构成一个完整的民居聚落的要素, 除了供人们居住的各式住宅之外, 还有精心布置在村镇聚落中的非住宅建筑, 暂且称之为民居聚落中的公共建筑, 如祠堂、牌坊、戏楼、鼓楼、书院、亭、阁等。这些聚落中的公共建筑和民居相互映衬, 互为依托。

1 我国传统民居聚落中的公共建筑的种类、形式及典型实例

民居聚落中的非住宅建筑, 主要有祠堂、牌坊、戏楼、鼓楼、书院、亭、阁、桥、广场等。其中, 祠堂、牌坊和民居, 均为闻名遐迩的建筑, 被誉为古建“三绝”。

祠堂

“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 有宗祠、支祠和家祠之分。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 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时, 是做过皇帝或封侯过的姓氏才可称“家庙”, 其余称宗祠。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 也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也可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有的宗祠附设学校。

龙川胡氏宗祠坐落在徽州绩溪县瀛州乡大坑口村, 始建于宋代。祠堂坐北朝南, 由影壁、平台、门楼、庭院、廊庑、尚堂、厢房、寝室、特祭祠等九大部分组成。宗祠采用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的建筑手法。胡氏宗祠为砖木结构, 三进七开间, 建筑面积1564平方米。

绩溪县城曹家井39号的周氏宗祠, 建于明嘉靖年间。周氏宗祠由影壁、门楼、庭院、廊庑、正厅、庭院、寝室等七大部分组成, 建筑面积为1156平方米。门楼为重檐歇山式屋顶, 面阔七间, 进深两间。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呈坎村的罗东舒祠, 占地3300多平方米。阁为二进歇山顶, 祠堂前沿溪照壁面宽29米, 呈八字型。寝殿并列三个三开间, 加上两尽间, 共十一间, 十根檐柱采用琢成讹角的方形石柱。寝殿内的梁头、驼峰、脊柱、平盘斗等木构件, 用各种云纹、花卉图案组成, 雕刻玲珑剔透, 绘有彩绘。

由以上实例可见祠堂的特点:占地和建筑规模较大, 组成祠堂院落群的建筑单体种类较多, 屋顶形制较高, 采用斗拱、雀替等高形制构件, 开间多, 雕刻、彩绘等装饰丰富。

牌坊

“牌坊门”是从“华表”演变而来的。华表都是以一对的形式出现, 一对华表之间在其上加一道“额枋”就会成为一道“门”, 额枋上书上名称就成了最早的“牌坊门”。如果其间再装上门就成了“乌头门”或“棂星门”一类的门式了。在另一方面, “牌坊门”再作进一步发展, 用作古代居住街区的入口门———“坊门”, 因而称为“牌坊”。对它的标志性功能再作进一步强调就成为了“牌楼”。

牌坊, 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也有一些宫观寺庙以牌坊作为山门的, 还有的是用来标明地名的。

牌楼从形式上分, 只有两类, 一类叫“冲天式”, 也叫“柱出头”式。顾名思义, 这类牌楼的间柱是高出明楼楼顶的;另一类“不出头”式。这类牌楼的最高峰是明楼的正脊。如果分得再详细些, 可以每座牌楼的间楼和楼数多少为依据。

古徽州绩溪县龙川村的奕世尚书坊, 建于1562年。四柱三门五楼单体仿木结构, 高10米, 宽9米。系用花岗石和茶园石搭配凿制而成。石坊流檐飞脊、斗拱花翅, 梁、柱前后均饰以龙狮鹤鹿等镂空浮雕。

棠樾牌坊群位于古徽州府歙县郑村镇棠樾村东大道上。共七座, 明建三座, 清建四座。近楼的栏心板镌有精致的图案, 梢间横坊各刻三攒斗拱。四柱的嗓墩, 安放在较高的台基上。整座牌坊典雅厚重。

贞白里坊位于徽州府歙县郑村, 为徽州最古老的牌坊。始建于元末, 明弘治和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曾重修。仿木结构, 二柱一间三楼, 高8米, 宽5.7米。

牌坊不仅建筑结构自成一格, 集雕刻、绘画、匾联文辞和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身, 熔古人的社会生活理念、封建礼教、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古代的民风民俗于一炉。

鼓楼

汉代有一种楼的建筑, 在乡村的大地主富豪们可以说每家必有一座, 这既是望楼, 也是谯楼, 是鼓楼的前身。这种楼的式样很多, 3至5层不等, 多为双开间, 或单开间式。

侗族民间有“建寨先楼”之说。村寨里如有重大事宜, 或有发生火灾、匪盗, 登楼击鼓。鼓楼一般高20多米、11层至顶, 全靠16根杉木柱支撑。楼心宽阔平型, 约10平方米见方。楼檐角突出翅起。鼓楼至今仍是侗家人议事、休息和娱乐的场所。

皇城相府河山楼, 位于内城北部, 是明代建筑中的珍品, 显示出古老古堡风格。楼平面呈长方形, 长15米, 宽10米, 高23米, 共七层 (含地下一层) 。楼外墙整齐划一内部则逐层递减。整个河山楼只在南向辟一拱门, 门设两道, 外门为石门, 门后施以杠栓。楼层间构筑棚板屯贮人员物资。暗层内有井、碾、磨。楼顶设垛口和堞楼。

戏楼

戏楼建筑, 有着悠久的历史。北宋之后, 演出场所逐渐演变为精致实用的殿阁式建筑。据考证, 我国现存最早的古戏楼建筑, 是山西高平县王报村的金代舞楼。

古戏楼不只是建筑艺术的实例, 而且是砖石木雕艺术、彩绘艺术和书法绘画艺术的综合载体。戏楼的建筑形制可分为卷棚式、硬山式、歇山式, 单体式、双幢竖联式、三幢并联式。

传统民居聚落中还有一些书院、亭、阁、广场等建筑形式。

岭南建筑中的文奎阁, 高19米, 共三层。首层供奉土地公, 二层供奉武圣“关帝”, 顶楼就是手执朱笔的“踢斗魁星”。顶层上供奉的文魁星, 能保佑村中多出功名。

在乡村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中, 常常见到路亭、凉亭等建筑, 路亭的一侧建有神龛, 另外三面透空, 凉亭则是四面敞开。

村镇中一般还设有广场, 分为交通广场、集市广场、入口广场、水上广场等。广场一般是村镇发展中自然形成的, 平面一般不规则。在民宅组合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村镇广场, 常常辅以牌坊、寨门、市楼等公共建筑, 不致流于概念化。

2 我国传统民居聚落中的公共建筑建造的缘由和意义

2.1 聚落布局的需要

从平面构图的艺术上说, 中国建筑的门担负起引导和带领整个主题的任务。牌坊, 作为门的一种演化, 起到了这种引导和标志性的作用。

中国建筑构成的一个很主要的特色是“门堂分立”, “门堂分立”对于单个院落空间不难理解, 进而可将其抽象用于村落的布局中:牌坊可称之为“门”, 祠堂等大型中心建筑便可称之为“堂”。

“门堂分立”成为一种传统之后, 中国建筑就没有以单独的“单座建筑”作为一个建筑物的单位而出现了。有堂必须另立一门。

牌楼普遍的横跨于古代的城市大街上或古镇村口处。形式多样、造型别致的牌坊便是这种中国古典建筑中“门”的艺术的一个体现。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民居对于村落布局、牌坊的设置是很注重的。

2.2 功能的需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家族观念相当深刻, 祭祀先祖、规范家制、团结本族便是这种家族观念的体现。祠堂便提供这种家族活动的场所, 也体现着家族的名望和实力。

牌坊就其建造意图来说, 可分为四类:一是功德牌坊;二是贞洁道德牌坊;三类是标志科举成就的家族牌坊;四类为标志坊。

牌坊也是祠堂的附属建筑物, 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 兼有祭祖的功能。

鼓楼、谯楼作为防御性的堡垒之用, 同时又火灾和自然灾害的报警之用, 其在和平时期, 却仍可作观赏揽胜之用。

2.3 民间住宅艺术的展示

民间住宅设计的手法很丰富, 发展也很快, 很多官式建筑的设计手法都是从民间住宅中吸取的。

隋、唐、五代是建筑得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 对于宅第制度的重视和宅第的控制达到了非常严格的程度。北宋时规定除官僚宅邸和寺观宫殿以外, 不得用斗拱、藻井、门屋及彩绘梁坊, 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这就限制了民间住宅的体量和样式。但是, 居住者不会轻易放弃对气派、豪华精致的追求, 民间匠人更是对这种建筑艺术有不懈的更新。聚落公共建筑可以做歇山顶和重檐, 可用斗拱雀替, 可进行彩绘, 是民间匠人得以发挥之处。同时, 居民也对这类公共建筑有现实的需要, 给匠人的发挥提供了条件。

我国传统民居聚落有着丰富的样式博大的内涵, 而民间聚落中的公共建筑更是这种民间建筑艺术底蕴和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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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允鉌.华夏意匠[M].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5.

[3]楼庆西.千门之美[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传统乡村聚落 篇9

历史上淮河在淮阴会沂沭泗河后独流入海, 水路是通畅的。1194年-1855年长达661年之久黄河夺泗夺淮, 使淮河失去了入海的通道, 泥沙淤塞了干支流河道, 由此沿淮地区变得生态环境脆弱,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人民的生活频繁遭受水灾的影响。其水灾主要表现为洪、涝两种形式, 一般相伴而生。据统计, 流域性洪涝存在大约460年、200年、80年和40年的周期变化及一些更小尺度的波动 (图1) (1) 。大洪涝年周期性发生, 局部洪涝几乎年年都有。涝灾是因区域内的雨水过多、排水不畅, 或因上游洪水抢占河槽后内河水无法外排, 造成的农田或居民区积水, 长期积水会造成房倒屋塌、交通中断的严重情况, 内涝对农民生活以及农业生产影响很大。

首先, 气候特点是形成洪涝灾害的根本原因。因为淮河流域处于我国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 汛期多暴雨, 1974年沂沭河的暴雨, 1975年洪汝河的特大暴雨。1975年暴雨中心林庄最大三天降雨1605毫米, 最大一天1005毫米, 最大6小时830毫米, 创全国纪录。其次, 地形特点也是导致经常发生内涝的原因之一, 淮河流域有2/3的面积是平原和洼地, 地势高的山丘区分布在流域的周边。暴雨后洪水从山丘区很快汇入干河, 抢占河槽, 但进入中下游平原后, 因比降平缓 (约七万分之一) 宣泄不畅, 往往形成前后洪水叠加, 山区和平原区洪水叠加, 因而水位高流量大, 容易出现洪涝灾害。最后, 人类活动的影响与洪涝灾害关系极大, 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淮河流域人口稠密, 每平方公里530人甚至更多, 环境的承载量已达到极限, 人与水争地, 开发区向洼地甚至河滩地发展, 使得蓄滞洪区的库容减少, 现在淮河中游行洪区已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行洪能力。里下河地区围垦面积达700多平方公里, 占原湖荡面积的3/4, 导致汛期该地区的灾情严重。

苏皖沿淮内涝地区的乡村居民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 也形成了特有的乡村聚落景观, 传统村落选址的两大关键因素是耕地和水资源, 也是为了耕作与生活方便, 所以传统乡村聚落都是高地选址、田地环绕和靠近水流。村落布局也可反映出地缘和血缘纽带, 例如, 很多村庄都是为一个祖先发展而来, 由最初的单体建筑逐渐发展成宗族聚居的院落式建筑群。人文环境是淳朴自然的, 景观的生态效益是非常明显的, 采光、通风、调温等都有很好的功能与形式。但是, 到了现代人们似乎忘了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自顾自掠夺性地占用生态资源, 许多传统村落的格局被破坏, 如同好好的四合院最后变成了“大杂院”, 加之经年累月洪涝灾害, 使得乡村聚落面貌呈现颓势。

2 流域性乡村聚落景观设计

如今面临内涝频发的生态危机难题?新农村建设如何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的目标?怎样才能重建有淮河流域特色的乡村聚落景观?这是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道出了中国哲学中人与自然共生的内在精神气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反过来, 人的生活方式也塑造了环境, 苏皖沿淮内涝地区乡村聚落景观包含了丰富的传统文脉和历史记忆。但如今当人们开始重视地域景观特色保护的时候, 却忽视了流域性的线性规划序列特点, 各地的景观规划也大多是划省而治, 甚至划村而治, 很少做流域性乡村聚落景观统筹设计。在景观的点线面构成要素中, 一地一域的景观节点目前大都是各自为阵的零散布局, 形式不统一, 功能缺乏系统集约效益, 因此, 只有围绕淮河整体的流域性乡村聚落景观设计, 才能使规划设计以点带面, 一线贯通, 完成淮河流域上中下游乡村聚落景观的系统工程。

在实际的调查中发现, 现有的聚落景观设计存在如下弊端:1) 缺乏流域性 (特别是内涝地区生态危机环境) 各类用地布局的科学规划, 现有布局中, 农村生产生活占地面积较大, 居住分散, 景观破碎, 土地集约化程度低, 浪费土地现象严重, 用地结构单一, 致使排涝设施难以扩容。2) 优秀传统乡村聚落景观文化传承遭遇严重破坏, 新农村建设在很多乡镇被错误理解为“拆建”, 由于快速的城镇化步伐和盲目的强拆和土地占用, 乡村景观中用于淮河流域水环境的生态调节机制所剩无几, 传统的乡村聚落景观正在被异化为“乡村城市化景观”。3) 人居环境与生态环境同时恶化, 村民各自只注重建房, 而忽视集体防涝环保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污染源缺乏管理, 水、土地等自然生态系统压力大。

要想重建有淮河流域特色的乡村聚落景观, 必须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 要统筹资源, 科学规划和严格执行生态保护政策, 节约集约用地, 提倡政府财政支持下兴建一批乡村规模集中式的住宅, 好处是选址可以充分避开内涝频发地段, 提高土地利用率, 有利于配套设施建设, 舒适性好, 管理和流域推广价值高。要实现这个目标, 还必须加快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土地流转政策。只有很大一部分农民摆脱土地束缚, 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才能让人居环境不至于让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捆牢锁死, 也只有创新了一定规模的集中居住模式, 新型的生态村环境治理目标才有可能被实现。水系采取疏浚、清理处理, 形成水网景观。洪涝季节, 水环境系统设计利用水库、湖区、池塘、湿地、溪流、明渠综合排涝, 平时水体着重进行雨污分流设计, 设立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居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中水回用系统等。这样以来, 淮河流域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环境将得以根本改变。以水为契机, 变水患为水利, 淮河流域特色乡村聚落景观将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目标。

3 沿淮内涝地区乡村聚落景观生态预警

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思想指出:“我们将被迫在知识的一切领域中运用整体或者系统来处理复杂性问题, 这将是科学思维的一个根本改造。”他提醒人们复杂性问题需要系统的知识和方法去解决, 本课题是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研究富有流域特色的乡村聚落景观, 课题集合防灾、地域文化、生态村景观设计等多领域问题。需要揉合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环境科学、规划学、设计学、生态恢复学等关系学科, 由于视角聚焦于苏皖沿淮内涝频发的生态脆弱地区, 乡村聚落景观生态评价和预警机制研究显得格外重要。

用于乡村聚落景观生态分析评价体系的方法有很多, 有的偏重于质的研究, 也有的偏重于定量研究, 例如, 在指标选取与层次分析基础上构建聚落景观评价指标体系;或运用RS和GIS技术以及景观分析方法, 从乡村聚落用地、规模、形态、分离度4个方面进行景观空间格局分析;或采用加权平均模型建立乡村聚落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等。聚落景观评价指标体系中, 生态环境、人居需求、生活方式、经济模式与资源状况等等都是关键要素, 这些要素构成的系统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要素间关系出现危机和恶化, 系统将走向健康的反面。因此, 以上述指标为参考可以建立一个苏皖沿淮生态脆弱地区的预警评价指标体系。

苏皖沿淮内涝地区乡村聚落景观生态预警就是对人类活动导致的沿淮乡村聚落生态系统和人居环境质量退化、恶化的及时报警, 当预警系统监测到土地规划不合理、人口压力超极限、防洪排涝设施满负荷等等, 就会给出退化、恶化趋势和危机临界点, 提前预警。这个预警评价指标体系, 包括系统识别、环境预测预警评价指标体系与分级指标体系。可以建构起目标层、功能层、要素层、指标层等若干层次, 每个层次又分别建立子系统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各系统因子关联性和影响力计算指标权重系数, 最终评定预警等级。依据预警模式与参数、预警目标与内涵, 预警等级可分为不良状态预警、负向演化预警和恶化速度预警等。

乡村聚落景观生态预警系统的建立是积极的, 有实践价值的。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 迫切需要加大对乡村聚落景观生态的科研力度。本课题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是十分明显的, 尤其是在苏皖沿淮内涝地区应加强对流域性乡村聚落景观生态恢复与保护、生态村流域空间布局、水系景观生态恢复、乡村聚落景观扩散的生态控制及流域性人类聚居生态学等系列问题的动态研究。

4 结语

人类的历史是不断试错与探索的过程, 几千年来,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从适应到抗争, 再到和谐相处, 发生了质的变化, 随着科学认识的进步, 人类不断缩短着自己的试错周期。苏皖沿淮内涝地区乡村聚落景观设计肩负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 针对内涝地区生态景观重建, 流域性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序列, 以及现实迫切需要建立的聚落景观生态预警系统, 积极筹建富有淮河流域特征的乡村聚落景观试点工程, 希望结合沿淮乡村水土相连格局, 再造一条苏皖沿淮新农村水乡田园风光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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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寅康, 周成虎, 汤其成.中国近500年流域性洪涝初步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 1996 (02) .

[3]谭良斌, 周伟, 刘加平, 等.传统民居聚落的生态再生和规划研究[J].规划师, 2005, 21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