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员（精选12篇）
传染病员 篇1
0 引言
2014年2月, 西非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中国政府高度关心在疫区工作和生活的专家、公民的健康, 国家有关部门于2014年8月部署了做好埃博拉出血热患者转运准备重大任务。本课题组自我国2003年“非典”疫情起长期从事高传染性病员转运关键技术及装置研究工作, 此次又承担并开展了埃博拉病员转运装置和生物安全装备研发, 研制出折叠式传染病员负压隔离转运舱, 可满足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环境下病员转运需求。
1 国内外同类装备对比
1.1 国外现状
进入21世纪以来, 全球相继暴发了SARS、禽流感、甲型流感H1N1、西非埃博拉出血热等疫情, 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高度重视并相继开展了生物防护隔离与转运装备研发。目前的代表产品主要有美国运送高危险性传染病员的负压隔离后送舱、日本ISOTECH公司TI-2N负压隔离转运舱、以色列Isolation Tents Negative Pressure与Iso ARK N 36-1ISOLATION CHAMBER等。这类负压隔离后送产品对负压标准没有统一的要求, 主要分布在-5~-50 Pa范围内。其舱内负压差是通过高效空气过滤通风系统保持, 每1 h进行5次以上的洁净空气交换;舱体材料主要以聚氯乙烯透明膜为主, 部分产品采用防水涂层织物, 还有部分产品采用硬质舱体材料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俗称“有机玻璃”) ;过滤装置均采用高效空气过滤器 (HEPA) , 对0.3μm的微粒气溶胶过滤效率为99.97%[1,2]。
1.2 国内现状
台湾原始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有一款轻便型负压隔离防疫装置, 该装置由充气式负压隔离袋和负压动力系统两大部分组成。充气式负压隔离袋尺寸210 cm×60 cm×60 cm, 采用气肋支撑 (头尾部具有双重支撑) , 可承受30 Pa压差不变形;袋体底部防滑耐磨, 采用防水水密拉链, 确保密封良好;预留有呼吸管和输液管进口, 附有手套, 便于操作。
2003年,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研发了大陆首款传染病员负压隔离装置, 为成功转运“非典”病员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型负压隔离装置风机转速靠手动调节, 舱体采用不锈钢支架式结构, 由于舱体不可折叠, 其贮运体积较大。2011年, 课题组研制成功充气式负压隔离转运舱, 有效解决了贮运空间难题, 但存在充气支撑妨碍医生观察视野和破损隐患。此外, 负压隔离转运舱在制造工艺水平方面与国外产品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3,4]。
本课题组针对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环境, 旨在解决安全性、可靠性、易展收操作性和携行储存等方面瓶颈问题, 创新设计研发折叠式负压隔离转运舱。在以下几个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 (1) 基于有限元技术,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 分析计算不同压差时舱体的受力状态, 合理布置舱体支撑点, 研究可折叠、耐压差、易洗消的密闭舱室整体结构设计; (2) 设计与研究由高效空气过滤器、低噪高效离心式风机、压差显示与控制电路等构成的易洗消防水高效排风过滤集成结构; (3) 对舱体密闭环境的空气动力学进行仿真分析, 优化进风、出风口的位置与尺寸。
2 舱体结构设计
2.1 工作原理
传染病员负压隔离转运舱主要用于传染病员的安全隔离后送, 切断在后送过程中病原体的传播途径, 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使外界环境免受污染, 降低健康公众的感染几率。该转运舱主要由可开启的密闭式舱体、高效排风过滤装置组成 (如图1所示) , 新鲜空气经进气口过滤器补充到舱内, 病员呼出的污染空气经过滤后由高效排风过滤装置排出, 舱内空气从进气口到排气口, 形成微环境空气定向流。
2.2 结构形式
该产品主要由可折叠舱体、高效排风过滤装置组成。舱体采用可折叠与快速组装的铝合金支架、高透明度的聚氨酯膜材料组成相对密闭的空间, 高效排风过滤装置由超高效过滤器、压差监测、直流风机等组成。具体结构如图2所示。
2.3 数值模拟分析
通过有限元分析模拟舱体在使用过程中的受力情况, 根据分析和计算结果进行舱体支撑结构设计, 以满足其在负压环境条件下的强度、刚度、稳定性要求。同时, 根据人机工程学原则, 合理安排操作手孔的位置, 提高操作便捷性。
1.高效排风过滤系统;2.排气口;3.铝合金支杆;4.操作手孔;5.输液/氧、生命体征检测通道;6.舱体;7.进气口;8.舱内负压值显示;9.测压口;10.电量显示
模拟工况:舱内压差值在-20、-30、-40 Pa时, 计算舱体各部分的受力情况、舱体变形情况, 进而设计支撑杆的数量与支撑点的位置。在4根支撑杆 (底部2根、距离底部300 mm位置) 时, 舱内压差-20 Pa时最大变形为7.9 mm, 等效应力2 MPa;舱内压差-40 Pa时最大变形为11 mm, 等效应力3.8 MPa。考虑到聚氨酯材料的特性, 该支撑的结构形式能满足要求。
3 舱体内部微环境空气动力学仿真
舱体内部气流流场及污染物流场分布对于负压舱的安全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如何合理地组织舱体内空气的流动, 避免气流短路现象, 以达到良好的流动及分散效果十分重要。运用Fluent软件, 以风机特性曲线作为初始条件, 采用基于VOF (多相流模型) 湍流模型对舱体内气流流场进行数值模拟[5]。根据负压舱的实际运行情况, 将控制盒的2个气流出口平面设为风机出口, 其压力跳跃响应由风机曲线给出。下面以舱内压差-25 Pa为例进行计算:将进气口平面设为压力入口, 其静压与外界大气压相同。在病员口部附近设计一平面, 模拟传染病员呼出的污染气体, 其速度设计为人在打喷嚏时的速度, 约为2 m/s, 介质为Ⅱ, 其余舱体内有限体积元介质设置为空气, 采用基于VOF (多相流模型) 湍流模型进行[6]。
4 高效排风过滤装置设计与集成
在不同通气量条件下, 研究不同过滤效率的玻璃纤维, 过滤微生物气溶胶、无机粒子气溶胶以及有机液滴气溶胶的过滤效率和气阻;探索活性炭纤维、丙纶非织造布等不同材质对过滤效率的影响, 确定高效生物气溶胶过滤器的最佳使用材质或材质组合。研究发现, 多级高效空气过滤模式较佳。当滤材折叠脊呈放射状态, 两级滤纸叠脊的夹角呈45°布置时, 可减少针孔效应几率, 同时实现高过滤效率与低气流压降效果, 提高了生物气溶胶防护安全系数。经检测, 对0.3μm微粒气溶胶的过滤效率达到99.99%。
根据病员对舱体内氧气含量的需求, 舱体内与外界环境要求达到负压差、舱体进气口的大小等综合因素, 确定舱体合理的排风量。根据舱体的排风量、高效生物气溶胶过滤器在设计要求的过滤效率下的气阻, 综合集成高效生物气溶胶过滤器、直流风机、控制器、锂电池、负压测试仪等零部件, 且具备防水及耐标准消毒剂腐蚀的能力, 实现压差实时监测、低电压报警等功能。并采用空气流体力学设计风道截面与走向, 结合隔振吸音材料的应用, 有效降低系统噪声等级。如图3所示。
5 控制系统设计
设计基于单片机的智能控制系统电路, 集成操作面板、风机转速调节控制、电量显示及报警、舱内压力显示及报警等功能, 且具备防水及耐标准消毒剂腐蚀的能力。以单片机C8051F330为核心构建智能控制系统。操作面板接收按键信息传递给单片机, 单片机可输出PWM波到MC33035控制风机转速;压力表的压力传感器信号经过放大、滤波后传给单片机, 由单片机内置ADC进行转换、采集;另外设计电量采集电路, 由单片机内置ADC采集电源电量信息;舱内压力、电源电量通过单片机处理, 以LED灯显示[7], 并控制LED灯和蜂鸣器进行压力、电量声光报警。当压力小于15 Pa, 电池输出电压低于10 V时, 进行声光报警;供电电源可采用自带内置直流12 V电池, 也可采用外接电源, 外接电源可以是车载电源 (直流12 V) 或者市电交流220 V。系统的结构参见本期田丰文章图13。
研发直流风机与控制电路。该风机为12 V直流无刷电动机, 转速8 000 r/min。风机控制芯片为直流无刷电动机控制器MC33035, 基于该芯片的典型控制电路参见本期田丰文章中的图15。
6 人体工效学试验研究
采用环境生理学测量方法, 对负压转运舱进行人体工效学试验, 旨在通过分析试验过程中, 舱体内环境指标和受试者生理指标的变化, 为负压转运舱适体性能的系统设计提供科学的依据。
分别在-15、-20和-30 Pa舱体内负压差环境条件下, 每位受试者平躺于负压隔离舱内60 min。在受试者进入负压舱0、10、20、30、40、50和60 min时, 同步测试受试者生理指标和舱体内环境指标。其中, 生理指标包含血氧饱和度、口温、心率、主观体力感觉等级 (RPE) 、疲劳症状问卷、负压转运舱对受试者听力影响问卷等。环境指标包括氧气含量、二氧化碳气含量、气温、湿度、气压、噪声等。结果如图4~6所示, 表明在试验条件下, 舱体内环境对受试者人体生理指标无影响。
7 装备生物安全防护性能试验
通过对不同噬菌体 (f2、SM701、SM702和Phi X-174) 耐雾化性能、气溶胶颗粒特性、对抗外环境压力等比较实验研究, 筛选出理想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替代物噬菌体;模拟自然状态下甲型H1N1流感病毒模拟病毒气溶胶发生和测试方法。
在舱体内发生噬菌体Phi-X174气溶胶, 用AG-I-30采样器采集生物气溶胶本底浓度, 测试流量12.5 L/min;在排风口处用Andersen 6级采样器采集排出的生物气溶胶样本, 测试流量28.3 L/min, 采样时间均为10 min, 用双层琼脂平板培养计数法测量采样后的噬菌斑数。试验情况如图7所示。结果显示对微生物气溶胶的过滤效率大于99.999%。
8 结语
本文设计研发的负压转运装置可折叠, 质量轻, 便于贮存与运输;舱体为一体式成型结构, 无消毒“死角”;高效微生物过滤器、直流风机、控制器、锂电池、负压测试仪等零部件的集成结构, 具备防水及耐标准消毒剂腐蚀的能力, 可实现压差实时监测, 低电压报警等功能,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通过对舱体内部气流流场及污染空气的流场分布进行模拟, 研究最优的进气口、出气口等参数对舱体内空气流动的影响, 达到了良好的流动及分散效果。人体工效学试验分析不同负压条件下舱体内氧气浓度、二氧化碳浓度、气温、湿度的变化对受试者的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生理指标无明显影响。
该装置能够满足疫情环境条件下对传染病员进行隔离后送, 避免传染病原体的扩散, 降低随行医护人员的感染几率, 且折叠体积小, 便于贮运;可配备给承担相关任务的医疗机构、传染病医院和急救中心, 具有较强的军事、社会和经济效益。该产品目前已经配发并同时应用到西非塞拉利昂、马里等国家, 抗击埃博拉出血热疫情。
摘要：目的 :研发折叠式负压隔离转运舱, 满足新发突发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病员转运与处置需求。方法 :基于负压隔离原理, 模拟仿真不同工况下舱体受力情况, 设计可快速安装的相对密闭舱体;综合集成风机、高效空气过滤器、压差传感器、数据采集与控制元件, 设计高效排风过滤模块;采用压差补偿技术, 避免在机载颠簸工况下对舱内压差波动, 维持稳定的定向气流;通过环境生理学测量方法, 分析负压隔离转运舱工作时对受试者生理指标影响。结果:折叠式传染病员负压隔离转运舱对0.3μm生物气溶胶的过滤效率大于99.99%, 在2 min内建立不小于15 Pa的负压差, 实现舱内压差、电量实时监控, 人体工效学试验表明对受试者生理指标无影响。结论:折叠式负压隔离转运舱过滤效率高, 负压差建立稳定可靠, 舱体作业展收快捷方便, 满足传染病员转运需求。
关键词：负压,可折叠,隔离后送,传染病员,埃博拉病毒
参考文献
[1]防化研究院信息研究中心.美军联合军种化学与生物防御计划概要 (2008-2009版) [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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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范春.ANSYS Workbench设计建模与虚拟仿真[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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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 (EIS) [EB/OL].[2014-11-10].http://www.cdc.gov/eis/index.html.
传染病员 篇2
一、疫情管理人员、网络直报人员和有关各科负责人要积极参加各种传染病知识培训，全面了解有关法律法规及其规章制度。
二、公共卫生部对全社区医务人员每年最少进行两次传染病知识培训。
三、新入职的医务人员和实习生必须进行传染病相关知识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四、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管理条例、传染病监测信息工作指南、传染病诊断标准、传染病信息报告系统工作管理技术规范、上级要求开展的各种传染病知识等。
五、疫情管理人员和网络直报人员必须接受上级疾控部门的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会“传染”的哈欠 篇3
这种“哈欠传染”的场景，估计很多同学都有切身体验吧。
至于哈欠为什么会“传染”，一种理论认为，打哈欠是大脑意识到需要补充氧气的一种反应，某个房间里的许多人很可能同时都意识到氧气不足，但反应总是有先有后，看上去一个一个轮流打，就好像“传染”一样。
这种解释简单明了，不过也很容易提出“反例”，比如在空气流动十分畅通的室外，“哈欠传染”也时有发生。于是，另一种相对复杂，但看上去似乎更站得住脚的理论被提了出来。
认知神经科学家通过对磁共振造影影像的研究，发现打哈欠时的脑部活动区和我们对他人产生“共鸣”“同情”时的脑活动区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打哈欠的“传染”现象，可能代表了一种无意识的心智模仿，就如同你看到某人一脚踩在尖东西上时自己也会“哎哟”一声，并且不自觉地收回脚一样。
这种习惯是从哪里来的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相信，它是在我们远古祖先的进化中逐渐形成的。想象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个傍晚，一群古猿正在广袤无垠的东非大草原上迁徙，这时某个精力弱些的家伙感觉需要休息，可它不会说话，于是打了一个哈欠。其实它打的不是哈欠，也不是寂寞，是疲惫。旁边的同伴们感受后也开始模仿，不一会儿哈欠四起，于是大家达成共识：休息！
社会化生存的动物，必须依靠某种模仿机制来协调群体的一致行动。后来，人类发展出了语言，但在我们大脑皮层的特定区域，仍然埋伏着一种特殊的神经细胞，叫“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它们在我们看到或者听到某种动作时被激活，促使我们像照镜子一样，模仿刚才那个动作。
说白了，所谓的“哈欠传染”其实就是“哈欠模仿”。你容易被“传染”吗·如果是的话，恭喜你，你天生发达的镜像神经元赋予了你超强的学语言的潜力。同时，你比那些对别人的哈欠无动于衷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圈里的倾诉对象。
【做做看】
传染病员 篇4
随着2003年、2004年、2009年、2014年“非典” (SARS)、禽流感、甲型流感H1N1、西非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在全球范围的全面爆发,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高度重视生物防护隔离与转运装备的研发[1,2,3]。 主要代表产品包括美国运送高危险性传染病员的负压隔离后送舱、日本ISOTECH公司的TI-2N负压隔离转运舱、以色列的Isolation Tents Negative Pressure与Iso ARK N 36-1 ISOLATION CHAMBER等。近年来,文献报道了部分国家研发的传染病员负压隔离转运装备关键技术参数,但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对负压隔离转运装备并无统一标准,不同国家对该类装备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如负压也无统一要求,从文献报道可以看出,负压主要分布在-5~-50 Pa之间;转运舱内密闭环境负压差均通过高效空气过滤通风装置保持,舱室内空气交换要求5次/h以上;舱体制作材料一般以聚氯乙烯透明膜为主,部分产品还采用了带防水涂层的高分子织物,部分产品也有采用硬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俗称“有机玻璃”)作为舱体材料;空气净化过滤均采用高效空气过滤装置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HEPA),对0.3 μm的微粒气溶胶过滤效率要求达到99.97%以上。
我国自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开始启动高传染性病员隔离转运关键技术及装备产品研究工作, 其中负压隔离式重大传染病员现场处置间、后送舱与收治单元等研究工作得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资助。2014年2月,西非爆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疫情, 我院接到任务,在较短研发周期内创新研制出了可折叠透明负压隔离转运舱,可完全满足高危传染病现场环境下病员转运应急防控的需求。
相对产品快速研发和实际应用,相应的产品标准或规范编写工作则十分滞后,主要是产品的使用、 试验方法与检验规则、消毒、运输贮存等诸多方面性能参数或指标可供参考文献较少,难以得到权威的科学数值。近年来,我们在产品标准或规范撰写过程中,针对负压隔离转运装备关键技术指标查阅了较多资料,并进行了相关实验研究,以下就标准撰写中的几点思考进行一些探讨。
1标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标准作为一个规范性技术文件,有严格的格式要求。特别是针对产品规范,不管是军队还是国家行业标准,不仅对格式,对产品规范应包含的内容、应有的技术条款也有明确规定。学习和运用好这些标准,对确保负压隔离转运装备标准技术内容的完整性、提高标准的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结合产品规范要求和负压隔离转运装备的功能和技术参数, 提炼出必须规定的基本性能参数要求,如工作环境温度10~40 ℃,相对湿度≤80%;大气压力50~106 k Pa; 工作电压AC220 V,50 Hz;对噬菌体Phi-X174气溶胶防护效率不小于99.99%;应在2 min内建立不小于15 Pa的负压等。标准还应明确结构组成与材料的基本要求,如折叠舱体、快速组装的铝合金支架、 高效排风过滤装置、压差监测、直流风机、高透明度的聚氨酯膜材等。
同时在标准撰写时,应严格按特定形式如文字叙述、结构、章条编号等要求进行。只有将标准内容与形式规范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保证装备标准的质量。
2军民标准融合
我国传染病员负压隔离转运装备源自“非典”等疫情,属于典型的军民两用产品。但由于管理渠道、 部门分割和保密规定等方面原因,目前在负压隔离转运装备标准制定方面,军用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还没有达到有效沟通和有机融合。制定军用标准时, 对一些国家和行业标准了解不够,而相关民用标准的研究、制定、修订也同样难以借鉴已有国标、军标。 目前,我国军民标准的顶层管理与设计力量还不能完全满足军民标准融合的需求,特别是在一些军民通用性较强的标准研究、制定、修订和宣贯过程中, 相关部门没有建立有效的沟通协同机制,难以形成资源共享、互补优势的局面。
3通用先进技术标准先行
负压隔离转运装备研发基本是重大疫情发生后上级下达的应急专项攻关指令性课题,虽然在有限研制周期内研发出负压隔离转运装备,能满足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病员转运需求,但是装备标准的制定往往是事后标准,标准内容与性能指标确定主要是以研究工作技术总结报告为准。此类装备由于技术形式较新,在装备研发阶段标准还未制定,可供参考的国外标准也很少,甚至无法获得,其应用往往受到一定影响。负压隔离转运装备标准撰写可参考生物安全领域部分相关标准,但必须经过试验来验证, 使标准指标成熟、固化[4,5,6,7,8,9,10]。例如,隔离转运舱体密闭环境内部气流流场、病员及医疗污染物流场走向与分布情况对于隔离装备的安全性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研究如何科学合理地组织隔离舱体内空气气流的流动方向,避免气流发生短路,以期达到隔离舱体内空气良好的气流流动及分散效果。以高效空气过滤器中风机特性曲线作为初始条件,运用Fluent软件,基于多相流湍流模型对隔离转运舱体密闭环境气流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但仿真计算结果只能作为结构设计的依据,若作为标准技术内容或性能参数则须经相关试验验证。
因此,该类装备标准需强化先期开发和预研工作,从事后标准向事前标准转变,避免出现负压隔离转运装备研制过程中无标准可依。如果标准撰写与形成是在产品研制完成之后,则难以有效发挥指导和规范的作用。
4洗消及对材料强度影响
通过查阅生物安全领域如防护服、防护面具等相关标准后发现,迄今还没有关于负压隔离转运装备产品洗消方法和内容的统一标准要求。现行相关标准中规定的部分消毒效果生物监测评价数据可以作为参照实施数据,如环氧乙烷消毒对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ATCC 9372)的杀灭指数应≥103;压力蒸汽消毒对嗜热脂肪杆菌芽孢(ATCC 7953)的杀灭指数应≥ 103;电离辐射消毒对短小杆菌芽孢E6d(ATCC 27142) 的杀灭指数应≥103。但是,以上数据不能直接应用于负压隔离转运装备洗消标准,随着埃博拉疫情的爆发,今后该类装备的使用会更加频繁,而使用后的洗消及对装备材料强度性能的影响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课题组针对此问题对折叠便携后送舱的舱体材料和支撑气柱材料进行了洗消试验,并测试了洗消前后材料力学强度的变化情况,测试结果显示舱体材料洗消前后经向断裂强力由1 190 N降为1 120 N, 纬向断裂强力由910 N降为870 N;洗消前后透湿量由160 g/(m2·d)降为90 g/(m2·d)。舱体支撑气柱材料洗消前后断裂强力由531 N降为505 N;洗消前后透湿量由120 g/(m2·d)降为60 g/(m2·d)。试验数据表明,材料断裂强力在洗消前后并无明显下降,特别是支撑气柱材料,试样伸长率达到350%时材料还未断裂;透湿量在洗消后有一定下降,但该变化对装备实用性能影响不大,因为该装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高效空气过滤通风系统处于连续工作状态,隔离转运舱室内密闭环境透湿并非靠舱体材料本身透湿量完成。需要指出的是,该试验目前仅仅应用于装备的可靠性试验,若作为负压隔离转运装备产品标准技术参数,还需要得到权威测试单位的验证。
5结语
传染病员 篇5
传染病是病原微生物感染机体后所产生的有传染性的疾病，一般来说凡具有病原体且具有传播可能的疾病均可称为传染病，而我们平时所说的传染病是指法定管理传染病的病种（此为狭义的传染病）。由原虫或蠕虫感染人体后产生的疾病又称为寄生虫病。传染病学是研究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在人体内、外环境中发生、发展、传播和防治规律的科学。其重点是研究这些疾病的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方法，同时兼顾流行病学和预防措施的研究，以求达到防治结合的目的。
传染过程
1．传染过程
病原体与人体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的过程称为传染过程。构成传染的过程必须具备三个因素：病原体、人体和它们所处的环境。
2．传染过程的表现
① 病原体被清除
病原体进入人体后，可被人体的防御功能（包括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如胃酸、特异性被动免疫和特异性主动免疫）所清除。 ② 隐性感染
指病原体侵入人体后，仅引起机体发生特异性免疫应答，而不引起或只引起轻微的组织损伤，因而在临床上不显示任何症状、体征、甚至生化改变，只有通过免疫学检查才能发现。在大多数传染病中此为最常见的表现。 ③ 显性感染
指病原体侵入人体后，不但引起机体免疫应答，而且通过病原体本身的作用，或机体的变态反应，而导致可引起临床表现的组织损伤和病理改变。 ④ 病原携带状态
其特点为不显示出临床症状而能排出病原体，从而在许多传染病中成为重要的传染源。 ⑤ 潜伏性感染
指病原体感染人体后寄生在机体中某些部位，由于机体免疫功能足以将病原体局限化而不引起显性感染，但又不足以将病原体清除时病原体便可长期潜伏起来，等待机体免疫功能下降时，才引起显性感染。如结核、单纯疱疹等。
3．传染过程中病原体的作用
传染过程中病原体的作用与病原体的侵袭力、毒力、数量、变异性及入侵门户等因素有关。
染病的特征
1．基本特征
传染病的基本特征包括：病原体、传染性、流行性及感染后免疫。
2．临床特征
① 病程发展的规律性
潜伏期、前驱期、症状明显期、恢复期。
② 颇具特色的临床表现
关于传染病 篇6
A：不仅仅是这些。患有由病毒、细菌、螺旋体等病原体引起的某些传染病的丈夫，可因为精子的质量差而影响胎儿的健康与发育，甚至造成胎儿畸形、智力低下、精神运动障碍。还可能先把这些疾病传染给妻子，又经过胎盘传染给宫中的胎儿，或使胎儿在阴道分娩时受到感染。即使生下的胎儿是健康的，也可能在出生后受传染。
问：由病毒、细菌、螺旋体等病原体引起的传染病都有哪些？
A：常见的有乙型病毒性肝炎，开放性肺结核，梅毒等。
问：当丈夫患有这些传染病时，妻子应该怎么办？
A：男方有乙型肝炎，或为无症状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为女方进行乙肝疫苗的预防注射；妊娠之后发现丈夫为乙肝病毒携带者，可对胎儿进行乙肝疫苗及乙肝免疫球蛋白的预防注射；由于患病或带毒的父亲口水中也可含有病毒，所以不要咀嚼食物喂小儿。需要注意的是，妊娠之后妻子发现被丈夫感染性病，应积极治疗，用药应不影响胎儿。其中，属于淋病或支原体、衣原体感染者，为防止胎儿娩出通过产道时感染性病，可采取剖宫产。
问：患有哪些遗传病时不宜生育？
A：有些遗传病，只要一方有病，就可传给后代，其中某些疾病如病情严重，可直接导致子女患病致死，如有遗传性致盲眼病、强直性肌营养不良等，不应生育；有些严重遗传病，夫妻双方同为该病致病基因携带者，但并无表现，而在其家族中偶尔出现该病患者，如先天性聋哑，则不宜生育后代，这种情况多见于近亲婚配者，因为双方均属同一大家族，较容易出现双方均携带有同一遗传病的致病基因的现象；男方患有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严重遗传病，且其父母或兄弟姐妹中有一个以上患同样遗传病者，或严重智力低下者，由于可能遗传给下一代，故不宜生育。
问：有什么方法能阻止遗传病的遗传吗？
传染病员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7年11月—2008年3月本地区1所传染病医院和4所综合医院的传染科护士200名。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根据传染科的工作特点由研究者参照有关文献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表和Zung焦虑自评量表对传染科护士压力源进行调查。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所在医院情况、工作场所情况、家庭情况、经济情况、与专业相关情况5大项30个条目。本次调查发放调查问卷200份, 收回有效问卷185份, 回收率92.5%。
1.2.2 统计学方法
对调查所获得数据应用SAS统计软件包分析处理, 对不同因素之间进行了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年龄:18岁～25岁62人, 26岁～30岁57人, 31岁～40岁51人, 41岁～52岁15人;婚姻:未婚73人, 已婚未育25人, 已婚已育86人;文化程度:中专167人, 大专16人, 本科2人;继续教育:有138人, 无47人;职称:护士88人, 护师75人, 主管护师22人。
2.2 工作情况
认为自己工作量满负荷的占45.9%, 超负荷的占19.5%。认为环境差、职业危害大的占92.1%。
2.3 生活情况
认为收入没有体现自身价值占64.3%, 收入仅够日常开支的占49.7%。因工作繁忙, 需要请人做家务的占43.2%, 自己完成家务的占38.4%。
2.4 人际关系方面
认为领导方式民主的占90.3%, 上下级容易沟通的占85.4%, 医护关系融洽的占72.2%, 同事关系一般及紧张的占69.7%。
2.6 焦虑自评结果
超过50分14人, 其中1人高达75分, 出现严重焦虑, 41分～50分22人, 已处于临界水平。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与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工作紧张、工作量大等有相关性 (P<0.05) 。详见表1。
3 讨论
3.1 改善工作环境造成的污染
由于医院成本核算, 许多医院很难为护士提供符合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品, 甚至连防漏、耐刺、密封的收集箱都难以保证。40.36%的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是因未提供防护用具所致[6]。管理者应加大护士安全工作环境建设的投入, 改进医疗设备, 加强传染病的隔离及防护措施, 提供足够的防护用品, 保证护士的人身安全。建立健康档案,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和必要的预防接种。
3.2 加强系统职业安全教育
申桂云等[7]对157名传染病专科医院的护士调查发现, 87.9%护士认为需要加强防护知识的学习。故管理者应定期进行在职培训和教育, 加强心理素质的培训, 提高应激状态下的心理承受能力, 加强应付行为的训练, 提高应付水平。全面推广标准预防, 制定各种预防职业损伤的工作指南、防范制度, 改变护理人员的不安全行为, 提高自身防护意识, 营造一种护理安全文化氛围, 保护工作人员免受损伤、保持生理和心理健康。
3.3 改善人际关系
由于工作环境的特殊性, 部分护士担心被传染, 从而造成人际关系不够融洽。作为管理者应有良好的沟通技巧, 能及时、合理地化解各种矛盾, 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 减少工作场所的人际关系因素对护士的压力。
3.4 加大人力、物力投入
完善人力资源管理, 缓解护士缺编问题, 以减轻工作负荷。护理人力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 关系到护理质量的改善, 关系到病人安全, 也关系到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护士的缺编导致过度疲劳综合征, 引起身体抵抗力下降, 增加感染机会, 管理者应合理配置人员数量, 合理、灵活地实行弹性排班, 创造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 减轻护士的工作紧张状态。
3.5 减轻家庭负担
部分护士面临着学习和生活的双重压力, 对护士的各种保障措施不完善。管理者应经常关心护士的家庭生活, 必要时进行岗位适当调整, 保证护士的生活、工作处于良好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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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员 篇8
1 流行情况
保山市的龙陵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 著名的龙陵黄山羊就生长在这里, 而德宏州的广大山区也饲养这种黄山羊, 该羊具有耐湿热, 抗病力强的特点。几年来, 在龙陵县和邻近的德宏州的一些养羊地区所饲养的黄山羊发生一种以发热、咳嗽、呼吸困难、流浆液性带血鼻液、口唇及口腔等处皮肤和黏膜形成丘疹、脓疱、溃疡和结成疣状厚痂等临床症状为特征的传染病, 其传播快、死亡率高。给当地的养羊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山羊传染性脓疱和传染性胸膜肺炎在本县和德宏州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各年龄、性别、和品种的山羊均易感, 不同的是传染性脓疱在新疫区的羊群中各种年龄的羊均可感染发病, 在常发区则主要以3~6月龄的幼羊为多发;而传染性胸膜肺炎, 也是各年龄、性别、和品种的山羊均易感, 但以3岁以下的羊最易感, 怀孕母羊发病后死亡率较一般羊高, 在7~8月份降水量多的季节常有发病, 以冬春缺草、羊群瘦弱时发病率和死亡率为高。
2 发病情况及临床症状
发病羊均表现体温升高至41C°左右, 喜卧懒动, 被毛粗乱, 饮食减少, 口角流延, 口腔黏膜、舌面、口唇上有红斑点和丘疹, 后形成水疱或脓疱, 脓疱破溃后形成黄色或棕色疣状硬痂;病羊咳嗽、呼吸困难, 肺部叩诊呈浊音或实音, 听诊肺泡音减弱、消失;急性病例咳嗽明显, 按压肺部敏感, 经1~2d死亡;慢性病例, 咳嗽不明显, 或间有咳嗽, 浆液性鼻液时有时无, 随着病情的发展, 病羊食欲废绝, 迅速消瘦, 衰竭或窒息死亡。
3 诊断
3.1 临床诊断
临床上可见发热, 咳嗽, 呼吸困难, 肺部叩诊呈浊音或实音, 听诊肺泡音减弱、消失;急性病例咳嗽明显, 按压肺部敏感, 流浆液性鼻液;还可见病羊口角流延, 口腔黏膜、舌面、口唇上有红斑点和丘疹, 后形成水疱或脓疱, 脓疱破溃后形成黄色或棕色疣状硬痂等症状。
3.2 病理剖解诊断
病死羊除舌黏膜上脓疱和溃斑, 口唇上有水疱、漱疱、溃疡和疣状厚痂外, 其病变主要集中在肺胸部, 可见胸腔内多少不等的淡黄色液体, 最多者达2 000 m L以上, 少者200~300 m L。
根据临床症状, 剖解时肺部的脓疱, 传染性胸膜肺炎的发病资料, 以及各有关该病的报道, 并通过大量的药物诊断试验, 排除了一系列相关疾病, 最后诊断为山羊传染性脓疱和传染性胸膜肺炎混合感染, 而治疗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诊断。
3.3 鉴别诊断
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暴发初期, 容易引起误诊, 易视为普通肺炎及支气管炎, 应与山羊巴氏杆菌病和羊传染性无乳症相区别。而传染性脓疱应与山羊痘和坏死杆菌病鉴别诊断。
4 防治措施
4.1 封锁羊群
封锁羊群, 及时对羊群进行逐头检疫, 病羊、可疑羊和假定健康羊分群饲养, 并对假定健康羊进行紧急免疫注射。
4.2 药物治疗
用四环素、红霉素、泰乐霉素等药物治疗, 每日2次/d。对临床治愈羊和可疑羊肥育后屠宰, 不再与无病羊混群饲养。同时用2%紫药水、碘甘油或2~5碘酊、土霉素软膏、红霉素软膏四环素软膏擦抹溃烂处, 来开展继发性细菌感染。
4.3 消毒
对病羊污染过圈舍、用具, 用3%来苏尔或2%氢氧化铝溶液或20%热草木灰水消毒。
通过这些防治措施的实施, 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为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疫情, 我们制订了长期防控措施, 对这些地区的羊要求每年开展预防免疫注射。
摘要：黄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俗称“烂肺病”, 是由支原体引起的一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临床上以发热、咳嗽、浆液性和纤维素性蛋白渗出性肺炎和胸膜炎为特征。而传染性脓疱, 俗称“口疮”是由口疮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其特征为口唇等处皮肤和粘膜形成丘疹、水疱、脓疱、溃疡和疣状厚痂。这两种病在我县和邻近的德宏州多为零星散发散发, 且多见单独发生的病例, 混合感染的病例在龙陵县为首次发生。文章介绍了羊传染性脓疱和传染性胸膜肺炎在龙陵县的流行情况、症状, 诊断和防治措施。
传染病员 篇9
关键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急性传染性疾病,疾病防治
随着多种曾经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急性传染性疾病被有效控制,人类期望寿命延长,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以下简称慢病)在疾病谱和死因谱中所占顺位排名提前、顺位前列所占位数增加,慢病的预防控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急性传染性疾病危害的严重性、及表现形式都显著甚于慢病,人类防治疾病的历史中,特别是人群防治方面主要重心一直放在急性传染性疾病上面,因此相应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成熟的工作模式。慢病防治在本质上有诸多不同于急性传染性疾病,本文尝试对显著影响两类疾病防治实践的几点不同之处作一分析。
1 两类疾病防治的经济属性差异
因具有传染性、对周围人群的直接危害性,所以急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天然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即具有他享性和非排他性:对急性传染性疾病感染者的防治,在使感染者收益的同时,可以有效阻断疾病的进一步传播,进而使周围的其他人群得到保护,获得收益。因此,急性传染性疾病发生时,政府首先负有防控的责任,急性传染性疾病防治工作对(地方)政府财政经济能力不敏感,特别是重大、传染性强的疾病一旦发生,政府必须无条件投入。
而慢病防治工作经济属性的界定涉及多个方面,情形十分复杂。首先,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病程长,危害表现形式不激烈,直观上对周围人群多无危害,对其的防治也不能给其他人带来好处,即慢病防治效益的他享性特征不明显;其次,从三级预防角度分析,慢病防治其第一级防控、第二级防控中部分内容(如疾病的人群筛查),因具有普遍的人群收益,将这部分工作划归公共产品范围,容易被人们理解接受。但慢病的治疗及针对个体的康复等干扰活动,则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非他享性等私人产品属性特征的,这部分工作是否划归政府管的公共产品范围,则需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可支配财力以及人们的防病意识而定。
2 两类疾病防治需求的判断方法存在差异
这一差异与前文提及的两类疾病防治经济属性的不同界定密切相关。人们对某种物品或服务的一种欲望或意愿,在经济学上称为需要。卫生服务需要是依据人们的实际健康状况与“理想健康状态”之间存在差距而提出的对卫生服务的客观要求,因为不考虑支付能力,所以发病率、患病率或死亡率等描述疾病发生及流行强度的指标数据,即可反映一个地区对该疾病的卫生服务需要情况,并可作为一个地区制定相关防治策略、措施的主要依据。需求是指人们在一定时期内的一定价格条件下所愿意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形成需求有两个充要条件:一是人们的购买愿望;二是购买者或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如果只有购买愿望而没有支付能力,或有支付能力而没有购买愿望,都不能产生有效的需求,从而不能在市场上形成实际的购买力。就是说,卫生服务的需求指人们有支付能力、并愿意购买的卫生服务。
因急性传染性疾病防治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这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其防治费用,所以卫生服务需要几乎等同有效的卫生服务需求,政府或相关管理部门可以直接根据发病率等指标高低、变化情况制定相关急性传染性疾病防治策略、进行区域卫生规划。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则不同,上述指标反映的只是人群存在的慢病防治方面的服务需要,是否能够转变为有效的服务需求,则与人群的购买意愿、支付能力,以及医疗保险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在慢病防治管理中,不能简单将卫生服务需要等同于卫生服务需求,需要综合的方法测算需求。
目前我国慢病防治任务的主要承担单位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设立,主要依据政府指令性区域规划:政府原则上按照街道办事处范围或3-10万居民规划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需要可设置若干社区卫生服务站[1]。这种以人口或区域范围为基础的规划建设标准,隐含的理论依据就是根据辖区人口数、发病率或患病率等疾病流行强度数据,测算出该地区存在的卫生服务需要,并且直接将卫生服务需要等同于有效卫生服务需求。这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财力允许,并有相应配套制度保证政府的资金投入,即通过政府购买将慢性病防治统一纳入公共产品范围,按这样规划建设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是可行的。但我国区域之间的社区卫生服务系统效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2],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悬殊,政府卫生投入不足,多数社区卫生服务仍通过“有偿服务”和“以医养防”来维持运行[3]。在这些经济发展落后或不太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财政投入不足而不能持续的情况下,机械地按这样标准建立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必然会引起一系列问题,诸如:技术人员不足且稳定性差[4]、群众认可接受度低[5]等。与这些问题、现象相应映的是,一些有项目经费支持的慢病防治工作往往效果不错,但难以持续、难以推广[6]。
3 两类疾病防治措施的差异
除了上述两点在宏观策略管理上差异外,一些防治措施等技术层面两类疾病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不同之处。
3.1 防治措施执行的强制性不同
两类疾病防治属性的不同,导致相应配套制度、措施的差异,涉及传染病防治的法律法规数量、内容明显比慢病防治多且详尽。针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措施大多具有强制执行力,如对传染性疾病的发现报告,急性病例、疑似病例及密切接触者的控制等都有强制性要求。同时由于急性传染性疾病危害的表现形式激烈、后果直观具体,因此相关措施的实施对象在接受处置时的态度多能积极配合。
慢病防治主要是围绕WHO提出的人类健康的4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产生的相关措施。目前虽有如公共场所禁烟等相关硬性规定,但慢病涉及的危险因素非常复杂[7],慢病防治形势依然复杂和严峻[8],总的来说,慢病防治措施很难要求干预对象强制性执行,只能通过深入的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活动,提高人群健康意识,自觉修正、建立健康行为、生活习惯。在慢病防治中,对健康教育等干预措施的执行技术要求显著提高,工作量显著增加;同时,健康的环境改造、建设对全社会的要求越发严格。
同样是人群防治,由于缺乏了强制力的保障,慢病防治措施落实过程中,个体特征、对人的尊重的要求会越发凸显出来。慢病防治将更加体现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念、终身健康管理模式。
3.2 疾病监测的意义与作用明显不同
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者是传染性疾病传播三环节,任何一种急性传染性疾病只要有效控制、消除其中一个环节,便能控制疾病的流行传播,效果通常十分明显,但对相关措施实施的时间性要求十分高,因为传染性疾病一旦在扩散,感染人群可以几何级数迅速增加。因此,急性传染性疾病防治中,必须建立覆盖全面、及时有效的监测报告系统,以及时发现疫情,保证相应防控措施的执行。传染性疾病监测系统的敏感性和及时性要求极高。
慢病由于病程长,影响因素的特异性不高,所以慢病防治中,对疾病发现的敏感性和及时性要求相对较低,慢病的监测主要在于高危因素或高危人群的识别、亚临床及早期病例的诊断。 对于慢病防治策略,WHO明确强调:一级预防优于二级预防;全人群策略优于高危人群策略;整合的危险因素管理优于单个危险因素的干预。慢病监测将主要用于高危人群、病人的干预随访、效果评价,该监测系统在特异性的要求不同于传染病监测系统。因此慢病防治实践中相关监测工作的管理、质量控制不宜简单套用急性传染性疾病的管理方式或控制指标,如目前很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健康档案工作,不应该像传染病报卡那样对报告率、及时报告率等指标提出较高要求,特别是社区卫生服务开展初期。
3.3 防治效果的表现及评价方式差异
由于疾病自然史、影响因素作用效应差异,正确的防治策略和措施能较迅速控制急性传染性疾病,如通过改水、改厕对肠道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通过疫苗接种对脊髓灰质炎、麻疹等针对性疾病全人群发病和局部疫情的控制,在较短时间内迅速降低发病率表现出来。而慢病病程长、可治疗难治愈,影响因素常为微效应的综合作用,难以做到像急性传染性疾病那样采取针对必要条件(环节)的措施手段,需要长时间(终身)、综合措施的持续干预,并且其效应具有很长的时间滞后性,因此在开展慢病防治工作初始时期,无法像急性传染性疾病那样用发病率或患病率评价防治效果,需要根据不同疾病研制出综合性评价的中间指标体系。
3.4 疾病自然史、影响因素效应差异
除了上述防治实践中的差异外,因两类疾病自然史、影响因素效应差异带来病因研究所需样本量、观察时长和研究质量要求的不同,基层单位或条件不充分的单位不宜开展慢病病因类研究项目;且从慢病病因研究历史来看,除了一些特殊地球地理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工业污染)等影响外,大多慢病病因在不同地区、人群的特异性不强,集中资源开展大人群的病因研究,成果共享应更适合慢病防治的要求。
4 结语
慢病防治任务在日益加重,但我国尚未形成成熟的慢病防治工作模式,加之作为慢病防治主要承担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我国处于探索发展阶段。既往长期的急性传染性疾病防治经验无疑会给慢病防治提供极大帮助与借鉴,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必须明确认识的,这样会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本文主要是从理论上对两类疾病防治中存在的差异进行分析,希望给慢病防治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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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传染的温度 篇10
先说“吴牛喘月”,这是关于热的传染故事。据说,生活在江淮一带的水牛(即吴牛)很怕热,白天一热起来就泡在水里。它们抬头看到空中有大太阳,认为就是有太阳才会炎热。以至于到了夜晚,牛被关回了牛圈,当它看到天上的大月亮时,以为那是太阳,竟就不由自主地觉得热,不停地喘气以散热。宋代成书的《太平御览》有相关记载:“吴牛望见月则喘,彼之苦于日,见月怖喘矣。”它的意思是说,吴牛望见月亮就喘气,那是它深受烈日之苦,看到月亮就像见了太阳一样恐惧而喘气。
还有“满奋畏寒”,这是关于冷的传染故事。满奋是晋初的大臣,很有才学,但十分怕冷。一个深秋的早晨,刚即位的晋武帝宣他入宫议事。满奋看了看天气,穿了很多件厚衣服才出门。到了宫中,君臣二人坐下聊了起来。满奋有次抬起头,看到北面用琉璃隔着的窗户很透亮,就像啥也没有、风会钻进屋子一样,不由得瑟瑟发抖起来。这引得晋武帝哈哈大笑。满奋知道窗户很严实,寒风根本刮不进来后,面对皇帝,只能红着脸解释道:“臣犹吴牛见月而喘。”意思是说,我就像吴地怕热的水牛,看到月亮以为是太阳,忍不住就喘起气来了。
会“传染”的哈欠 篇11
这种“哈欠传染”的场景，估计很多同学都有切身体验吧。
至于哈欠为什么会“传染”，一种理论认为，打哈欠是大脑意识到须要补充氧气的一种反应，某个房间里的许多人很可能同时都意识到氧气不足，但反应总是有先有后，看上去一个一个轮流打，就好像“传染”一样。
这种解释简单明了，不过也很容易提出“反例”，比如在空气流通的室外，“哈欠传染”也时有发生。于是，另一种相对复杂，但看上去似乎更站得住脚的理论被提了出来。
认知神经科学家通过对磁共振造影影像的研究，发现打哈欠时的脑部活动区和我们对他人产生“共鸣”“同情”时的脑活动区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打哈欠的“传染”现象，可能代表了一种无意识的心智模仿，就如同你看到某人一脚踩在尖东西上时自己也会“哎哟”一声，并且不自觉地收回脚一样。
这种习惯是从哪里来的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相信，它是在我们远古祖先的进化中逐渐形成的。想象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个傍晚，一群古猿正在广袤无垠的东非大草原上迁徙，这时某个精力弱些的家伙感觉须要休息，可它不会说话，于是打了一个哈欠。其实它打的不是哈欠，也不是寂寞，是疲惫。旁边的同伴们感受后也开始模仿，不一会儿哈欠四起，于是大家达成共识：休息！
社会化生存的动物，必须依靠某种模仿机制来协调群体的一致行动。后来，人类发展出了语言，但在我们大脑皮层的特定区域，仍然埋伏着一种特殊的神经细胞，叫“镜像神经元”，它们在我们看到或者听到某种动作时被激活，促使我们像照镜子一样，模仿刚才那个动作。
说白了，所谓的“哈欠传染”其实就是“哈欠模仿”。你容易被“传染”吗？如果是的话，恭喜你，你天生发达的镜像神经元赋予了你超强的学语言的潜力。同时，你比那些对别人的哈欠无动于衷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圈里的倾诉对象。
做做看：神经生物学家发现，只有大脑皮层发达的脊椎动物，才有能力辨识哈欠并彼此传染。你可以找一条朋友家的乖乖小狗，叫它的名字，当它转过来看你的时候，朝它打个“声色兼备”的哈欠。如此重复操作5分钟，看看小狗会有什么反应吧。
传染病会降低智商 篇12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生物学家研究发现,那些传染病肆虐的国家,其民众往往具有较低的智力水平。因为感染性疾病除了疾病本身以外,还会降低患者的智力,而新生儿在发育关键期,要维持大脑功能的良好发展,需要消耗全身能量的87%,5岁儿童需消耗大约44%。而抗击传染病也需要耗费巨大的能量。也就是说,感染了寄生生物的儿童,不得不耗费更多的能量用于抗击感染,于是这些“两线作战”的孩子用于大脑发育的能量较少,这正是传染性疾病可能影响将来智商的主要原因。
研究小组结合192个国家的健康人平均智商的三组估算值,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估的28种传染病造成的早亡和疾病情况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相关性极高——患传染病风险越高,智商水平就越低。他们还对照分析了其他可能造成智商差异的变量,如教育水平、营养状况、国民生产总值等。但是相比之下,传染病与智商的关联最为密切—其所造成的影响占到了67%。造成全球范围内智力水平的不均衡,传染病是最关键的因素。
该项研究旨在证明疟疾、肝炎和破伤风等传染性疾病与低智商水平之间存在关系,全球范围内的智力差异能够用传染病发生的不均衡状况加以解释。目前,这项研究还在继续,接下来是搞清其背后的确切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