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现场调查

传染病现场调查（通用8篇）

传染病现场调查 篇1

0引言

根据常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4年一季度对乙、丙类传染病的分析, 相比2013年同期略有上升趋势, 这就引起了我们的充分重视, 因此对传染病的处置就尤为显得重要。而传染病现场调查处置系统是针对疫情发生地区的自然状况、传染源、病发症状、病发人数等进行信息采集, 并快速传输到指挥中心便于制定有效的处置方案, 本文对传染病现场调查处置系统的软件进行设计, 该系统有助于提高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效率, 及时控制疫情, 减少对公众带来的危害。

1 系统构思

1.1 基本架构

本文所设计的传染病现场调查处置系统采用B/S架构分层设计, 主要分为系统应用层、业务层和数据层, 其架构如图1所示:

应用层主要提供传染病现场调查、危害评估、信息查询、信息标注、GPS定位、地图浏览、疾病判断等;应用层提供KML数据加载、GIS应用、调查表定制、模型计算、数据管理与更新、安全控制、用户管理等;数据层包括疾病数据库、地理信息数据库、专业技能数据库、专业信息数据库等。

1.2 应用模式

传染病现场调查处置系统的应用模式如图2所示:

现场调查人员通过系统提供的数字地图服务系统可快速定位调查地点的地理位置, 并从系统中调用现场调查表, 根据现场调查表逐项进行数据采集, 通过无线网络实时上传疫情数据到中心数据服务器, 再通过互联网传到后方专家团队对疫情进行分析, 并快速制定出疫情处置方案, 处置方案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下达给现场调查人员, 开展疫情防疫工作。此外, 该系统自身具有传染病疫情数据库, 可根据现场调查员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数据匹配, 自动提供疫情防控建议。

2 系统设计

2.1 系统组成

本文所设计的传染病现场调查处置系统由三部分组成, 包括:用户操作、服务器端和后台管理。系统组成如图3所示:

用户操作是通过GPS定位传染病位置, 通过数字地图划分区域范围, 并通过地图进行生物危害侦查活动, 再将采集到的信息实时传送到服务器, 获取疾病判断信息、生物危害评估报告等, 便于及时掌握疫情发展趋势, 此外还可以进行具体疾病信息、病状类型等的数据查询。

服务器端可对用户进行授权, 调用百度地图, 提供给用户使用, 并且可作为疫情现场与专家团队的数据交互中心, 实时为双方传输数据, 服务器端以包含常见传染病智能判断模型和生物危害评估模型, 当用户所提交的信息与数据库信息匹配则直接调用模型供用户使用, 数据库中存放现已经发现的传染病数据, 可供用户查询。

后台管理可对用户的认证和权限进行管理, 对服务器中的数据库进行维护, 提供现场地图显示, 获得现场采集的数据由专家团队进行评估并制定防控处置方案, 通过对疫情的处理方案完善现有疾病判断模型和生物危害评估模型, 对现有资源进行维护和管理。

2.2 模块设计

本文采用功能模块化设计, 将传染病现场调查处置系统主要划分成现场调查与信息采集模块、传染病调查表模块、地图可视化功能模块、传染病现场调查信息显示模块、信息交互与控制模块、疾病智能判断模块、生物危害评估模块和传染病信息支持维护模块。

2.2.1 现场调查与信息采集模块

现场调查与信息采集模块支持传染病现场调查人员实施信息采集, 并将信息上传到服务器。模块调用数据库中的传染病调查表, 该表可根据医学标准进行标准化制定, 或者现场用户定制, 采集到的信息与服务器端进行实时交互, 采集内容包括传染病区域图片、音频、视频、文本资料等, 再传输到服务器进行数据库比对。

2.2.2 传染病调查表模块

传染病调查表模块是系统提供给现场调查人员填写的调查资料表, 调查表内容包括:感染者姓名、性别、年龄、发病地点、病发时间、病发状态、调查日期等, 调查表根据传染病类型自动匹配。

2.2.3 地图可视化功能模块

系统利用百度地图显示传染病地理区域, 并通过地图可视化功能模块标注传染病具体信息, 通过可视化操作, 由专家团准确掌握传染病区域分布情况和病状信息, 有助于指导现场调查人员采取有效处置方案。

2.2.4 传染病现场调查信息显示模块

传染病现场调查信息显示模块是将现场获取的信息和数据以文本、图表、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在数字地图上显著标明。传染病现场调查信息显示模块还可以根据数据库中的数据对疫情地区人口分布、卫生资源信息、交通、环境等信息进行显示。

2.2.5 信息交互与控制模块

信息交互与控制模块是实现传染病现场调查数据与专家团之前的数据交互功能。传染病现场调查人员通过现场调查获取实时信息, 信息根据数据库中的标准调查表进行分类存储在数据中心, 专家团通过数据中心获得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 制定出现场处置方案, 在反馈给现场调查人员。

2.2.6 疾病智能判断模块

疾病智能判断辅助决策模块是接收用户端所发回的有关传染病现场调查采集的数据及参数, 通过服务器端的疾病智能判断数据库以及智能判断算法, 结合相关资料、所调查地区的疾病历史数据等信息和专家意见进行综合判断, 最终确定传染病现场处置方案, 反馈到传染病调查现场。

2.2.7 生物危害评估模块

生物危害评估模块是对传染病疫情的发病原因和危害性进行评估, 现场调查人员将采集到的血样、感染人员照片、医疗分析信息等上传到服务器, 由生物危害评估模型和专家团队进行数据分析, 并评估出生物危害等级, 根据等级采取相应的处置预案。

2.2.8 传染病信息支持维护模块

传染病信息支持维护模块的功能提供信息及数据的实时更新, 对系统内置的模型库进行参数、变量、参考数据等的升级, 保证数据与信息的有效性。同时, 为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和信息及数据的安全, 维护模块具有初始化功能和信息过滤功能。

3 结语

本文所设计的传染病现场调查处置系统是建立传染病调查现场、服务器端和专家团之间的实时沟通系统, 该系统可实现传染病现场与专家团队之间的互动, 系统利用数字地图准确标注传染病区域, 感染现状等, 采用可视化操作, 让专家团队准确掌握现场信息, 快速准确的提供处置方案, 有效降低现场掌控复杂疫情问题的难度, 帮助现场处置人员控制传染病病原体, 防止传染病扩散。同时, 系统自身数据库中保存有历年来所遇到的传染病信息数据库, 根据现场所采集的数据进行比对分析, 系统智能提供预防方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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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现场调查 篇2

1.本学期传染病防控工作计划

2.学校传染病突发事件防控工作应急预案 3.学生健康管理制度

4.小学新生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制度 5.学生传染病病愈返校复课医学证明检查制度 6.对有健康问题的学生是否有对家长的反馈报告。7.预防接种证是否进行查验（查记录）8.对漏种学生进行补种（查记录）9.是否执行晨午检制度（查记录）

传染病现场调查 篇3

在与传染病的长期斗争中,世界各国经过共同努力,在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上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随着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行为都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对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表现为新型传染病不断出现,原有传染病死灰复燃。在中国,传染病虽然已经不是引起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但传染病仍然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健康,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针对上述情况,我国新发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战略的具体目标明确指出,要加强应对新发突发急性传染病的基础准备。我国幅员辽阔,传染病病原多样,发病和防控形势复杂;大城市人员密集、流动性大,传染病爆发呈现发病人数多、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偏远、落后地区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人兽共患病散发、多发,均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可利用疾控资源绝对、相对有限。组建专业传染病应急处置防控力量,配备机动能力强、操作性能优良的现场应急专业技术装备,成为我国传染病应急防控的重要措施之一[1,2,3,4]。

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装备是传染病预防控制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是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技术水平和现场处置能力的直接反映。近年来,随着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不断增多,传染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装备的作用愈显突出。

2 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装备的分类

2.1 按功能分类

根据其使用功能不同,主要可分为指挥通信装备、侦检装备、洗消装备、防护装备、后勤保障装备、现场宣教装备6大类[5],如图1所示。

2.1.1 指挥通信装备

指挥通信装备是指用于组织计划现场应急防控行动和指挥相关保障活动的各种器材的总称。主要包括用于收集、加工、传输信息,下达指示和命令的通信设施、指挥自动化装备等[6]。

2.1.2 侦检装备

侦检装备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传染病现场使用的一系列侦察、采样和检验装备。包括侦察与报警装备、采样装备和检验鉴定装备。

2.1.3 洗消装备

洗消装备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疫源地、传染区受污染人员及其附带物品、装备和环境进行淋浴、清洗和消毒的一系列装备。主要包括适用于个人、小型装备的洗消器材和适用于大型装备、大面积污染的地面、空气、水源和动植物等的移动式洗消装备[7,8]。

2.1.4 防护装备

防护装备指直接或间接地保护工作人员和病员的一系列装备和器材。防护装备主要包括个人防护装备和集体防护装备。个人防护装备分为呼吸防护装备和皮肤防护装备。集体防护装备又有固定式和移动式之分[9,10]。

2.1.5 后勤保障装备

后勤保障装备主要指运用物质力量和技术手段,及时有效地保障传染病现场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的装备。主要包括供水、供电、空调和生活保障等装备。

2.1.6 现场宣教装备

现场宣教装备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传染病现场进行有关传染病预防控制知识宣传教育工作所需装备的总称。主要有打印、复印、投影和录音录像等设备。

2.2 按载体分类

根据载体不同,可分为便携式现场应急装备和移动式现场应急装备。

2.2.1 便携式现场应急装备

便携式现场应急装备是指可直接携带的防控装备,一般以包(囊)、医疗箱等作为便携载体,满足防控小分队前出执行任务需求。

便携式现场应急装备可利用箱(囊)仪一体化等方式进行模块化组配,通过不同任务装备的灵活组合,形成传染病现场应急处置单功能单元或多功能系统。

2.2.2 移动式现场应急装备

移动式现场应急装备是指集成在各类移动技术平台执行各种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任务的装备。根据移动技术平台的不同,可有多种移动载体,如车载实验室、帐篷式防控系统、空中机载系统、海上防控平台等。

3 国外传染病现场防控装备的发展现状

3.1 国外相关传染病现场防控装备

近年来,国外特别注重疾控装备的发展,尤其是传染病机动防控平台发展迅速,其发展理念和思路对于我国具有较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是我国参与该领域国际竞争的外在形势驱动因素。

如图2所示,美国Orlando公司与罗马尼亚相关公司、军队和卫生部门联合研制的移动式生物临床与分析实验室是一个达到生物安全Ⅱ级防护标准的模块化移动实验室,能够开展SARS、霍乱、疟疾等严重传染病的样本采集、监测、确认和诊断以及快速检测。该实验室分为3种型号:MLS3000、MLEE-3500和MLBSL2-3500,总质量2 000~3 000 kg,长3~3.5 m,使用简便。该实验室外部附加配备有1个尺寸为2 m×3 m×3 m的用于病员洗消与采样的抗风雨帐篷。在帐篷内能够方便地操作电源,使用洗消设备和防护服、防护面具等防护装备。通过配备的2套生物战剂HEPA过滤系统,能够使实验室内达到低负压或正压状态。实验室内配备有先进的交直流供电系统,能够提供220 V直流电和12 V交流电,内置发电机能够独立工作15h之久[11]。

如图3所示,美国Pierce制造公司研制的移动式分子检测实验室为一种完全自我保障的全功能实验室,主要由Ⅱ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区和Ⅲ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区组成,具有部署快速,适应性广等特点,能够实施连续的采样和分析,快速地对受影响人员作出正确医学决策。车辆采用Allison 4000 EVS P变速器、20 k W自我保障柴油发电机、全自动车辆稳定与校平系统和Pierce Command Zone TM高级电子控制系统[12]。

如图4所示,加拿大的移动式疾控实验室采用方舱式结构,由实验室、入口和洗消等3个模块组成,可在-30~+40℃的环境下工作,配备ELISA、核酸检测等设备,达到生物安全Ⅱ级标准,可空运、海运和陆运。

2003年,为应对埃博拉病毒的爆发,刚果共和国与德国慕尼黑微生物学研究所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监督下共同研制并使用了一种小型野外移动实验室,主要应用抗体捕获和实时定量PCR设备进行急诊传染病例的检测。

Allen Grolla等报道,2005年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研制了一种移动式实验室单元(MLU),用于应对安哥拉爆发的马尔堡病毒,主要用于流行病学监测和病毒检测。其载体采用的是当地的一家儿童病房,所谓移动仅仅是装备和设备的移动,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野外机动。该MLU应用结果显示,其测试结果与本国实验室结果高度一致。Allen Grolla等认为,MLU的功能应进一步拓展,并应作为今后流行病现场检测的重要平台重点发展[13]。

此外,法国、日本等其他国家均研发和配备了以上类似的移动式实验室装备和平台。

3.2 国外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装备特点

总结国外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装备发展的思路和趋势,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注重机动性,实现快速机动。一般采用越野底盘或整装整卸式方舱,适合不同地域的现场检测需求。美国Orlando公司移动式生物临床与分析实验室不仅可以采用配备空气弹簧的四轮拖车运载,还可以安装在奔驰Sprinter汽车底盘上,能够快速机动[11]。

二是重视模块化、系列化及通用化,兼容多种应用平台。国外新近研制和使用的现场应急处置装备,尤其是侦检装备,多具备兼容陆海空多种应用平台的能力。

三是加强信息化,共享多平台信息资源。英国Thales公司研发的一体化化生放核爆(CBRNe)评估系统具有一体化联网和通信功能,数据可在探测器与车辆和信息管理系统(IMS)之间流动,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14,15]。

四是强化创新性,带动产业化发展。随着现代电子通信、遥控、新材料等技术的发展,无人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各种领域,充当起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来信息化条件下,搭载传染病侦检装备的无人机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对大范围传染病疫区进行取样和监测,为传染病防控人员提供实时的情报信息保障,能够成为现有疾控装备的有力补充,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欧洲防御局制定的生物防护装备发展和加强计划(Bio-EDEP),已经着手开展这方面的研究[16]。

3.3 国外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装备的不足

尽管国外在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装备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发配备了大量适用于现场、简便实用、快速有效的防控装备,但是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一是装备功能单一。仅解决了传染病现场防控的应急检测环节,无法满足传染病现场应急侦检、处置、评估等多重需要,特别是缺少以携行装具和帐篷为载体的移动式野外现场流行病处置平台。

二是对装备使用对象要求高。装备使用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经过专门培训,不能满足不同层面疾控机构的多重需求。

三是装备系统配套论证不足。尚无传染病现场应急处置装备方面的装备体系、编配体系、标准、方案等总体论证方面的报道。

国外已有研究和应用装备为我国同类装备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也使我国发展系列化装备和平台成为战略选择,以缩小国内外差距,改变目前核心技术和装备全依靠进口、受制于人的局面,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装备和平台。

4 我国传染病现场防控装备的发展现状

多年来,国家和军队科研人员依据国内传染病现场防控特点,研发了卫生防疫车、生物检验车等传染病现场防控装备,特别是在“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下,围绕降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和结核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等目标,“传染病防控相关产品研发技术平台”项目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形成了一批产品,研发了系列实验室试剂,成功研制了“负压隔离式重大传染病现场处置间、后送舱与收治单元”等部分传染病应急防控装备,开展了烈性传染病系列检测试剂盒的研发[17,18,19]。这些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我国各级疾控机构的保障能力。

但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材料基础以及装备基础等比较薄弱,当前技术装备研发、项目设置及系列化、集成化、信息化等研究不足,我国的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装备仍存在很多不足,现场综合保障能力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装备编配缺乏系统设计和综合论证,有很大的局限性。目前,我国各级疾控机构配备的装备,需求牵引论证力度不够。只注重实验室设备的配备,现场应急装备数量少、品种单一,不能满足现场防控工作的实际需求,缺乏现场应急防控平台,应急检测装备只是实验室设备的简单拼凑,存在操作步骤繁琐、检测速度慢、环境适应性差、携带不便等诸多问题,平战结合力度较差,应急能力不强,严重制约了新发突发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工作的有效开展和防控效果。如2005年,在实验室仪器设备方面,省级机构平均配置了84种(类),市级机构平均配置了37种(类),县级机构平均配置了21种(类),均不适合野外使用,缺乏针对现场处置需求的装备系统设计和论证[20]。

二是装备集成度不高,携运行载体比较单一。从卫生应急队伍的传染病控制类装备编配目录来看,目前其装备的主要是小型的设备,且携运行载体只是采用铝合金箱子,缺乏将多种仪器设备集成在一起的,能满足侦检多重功能需求的现场机动侦检平台。

三是装备平台研发、配备论证流于形式,科学性不高。目前装备研发、配备存在以下误区:装备研发、配备盲目追求高、精、尖产品,脱离现场防控简便、快速、稳定、可靠的实际要求;装备研发及配备不区分任务、使用对象而盲目升级、配置,与现场防控的实际工作内容、使用人员脱节,造成好装备形成不了高水平的综合保障能力;装备配备不均衡,缺项多,不能形成系统保障能力。原因主要在于装备的研发、配备之间未开展必要的论证,未建立现场防控装备、技能需求指标体系、模型,或不能反映现场实际需求。

对于完成常规工作所需仪器设备配置比例,从2005年各地区平均情况看,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现有设备均未达到国家装备标准,但省级地区配置情况好于市级,市级好于县级。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平均情况看,东部好于中西部,中部好于西部,具体情况见表1[1]。

注:A类:完成常规工作所需仪器设备;B类:按照基本功能必须装备的基本仪器设备;C类:根据地域特点、工作需求应装备的基本仪器设备

5 主要措施

针对我国传染病现场应急装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今后的装备研发过程中,应具体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系统设计,综合论证。以我国各级各类疾控机构勤务需求为牵引,论证现场疫情处置所需系列装备,进行顶层设计与综合论证研究,对装备勤务需求进行定位分析,开展装备体系和编配方案论证,开展系列化、模块化设计论证,开展单件装备性能和整体保障能力定量评估研究,使装备研发、配备与实际工作任务、使用人员相结合,形成高水平的综合保障力。

二是配置合理,适用现场。研发真正适合现场的具备集成度高、便于展开、简单快速等特点的装备,解决我国现有应急装备只是实验室装备的简单拼凑的现状,形成系统保障力;研发机动性、便携性更高的装备携行背囊和机动侦检平台,解决我国装备携运行载体单一的现状,满足不同环境的现场检测需求。合理配置适合不同疾控机构的系列装备,弥补不同地区、不同种类装备分布不均的不足,促进各类机构保障能力均衡发展,有效提高我国各地区总体防控能力。

三是瞄准前沿,自主创新。掌握国外现场应急装备研究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成果和应用装备。整合利用现有技术力量,加强合作,加快步伐,自主创新,打破垄断,形成我国具有自主产权的系列装备和平台。

6 结语

结合国内外传染病现场防控装备的发展现状,针对我国传染病现场防控装备研究的实际情况,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应通过顶层设计、总体论证和系列机动装备的研发,利用综合集成技术对装备进行功能优化整合,形成突出急需、适用够用、灵活组配、系统配套、高机动性的传染病疫情现场应急处置系列平台,继续推进现场防控装备研究,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实现现场防控装备的系列化、机动化、模块化、信息化,全面提升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能力。

摘要：在论述传染病防控形势的基础上,介绍了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装备的分类,分析了国内外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装备的发展现状,指出国家在传染病现场应急防控装备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强调发展机动化、系列化、模块化、信息化的现场应急防控装备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传染病护理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篇4

1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我院是北京市一所三级甲等传染病医院, 于2013年5月20日—6月20日对我院在临床一线工作的传染病护理人员进行调查。

1. 2调查工具一般情况调查表为自行设计的问卷, 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称、护龄、婚姻状况。

症状自评量表: 症状自评量表90 ( SCL-90) 采用 “0 ~ 4”分的5级计分, 分数越高, 说明护士承受的压力越大。其中符合SCL-90总分≥160分和 ( 或) 至少1个因子平均分≥2者被视为有心理卫生问题; ≥3者被视为有中度异常, 提示有明显的心理问题; ≥4者被视为重度异常, 提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1. 3调查方法采用不记名自评问卷形式, 规定统一指导语, 由调查人员统一发放并收回调查表。共发放问卷70份, 回收问卷70份, 回收率100% ; 有效问卷69份, 有效率98. 6% 。

1. 4统计方法采用Excel建立数据库, 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 SPSS 17. 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以P <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 1基本情况本项研究69例调查对象均为女性; 年龄在35岁以下者占78. 3% ;工作年限在3 a以下者占10% , 3 ~ 10 a者占79. 7% ; 已婚者占59. 4% ; 学历: 中专占5. 8% , 大专占58. 0% , 本科占36. 2% ; 职称: 护士占31. 9% , 护师占49. 3% , 主管护师占17. 4% , 副主任护师占1. 4% 。

2. 2 SCL-90评定结果研究数据与测定的中国正常人常模的数据相比较, 传染病临床护士SCL-90各因子中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忧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均值明显高于国内女性常模水平。 见表1。

注:SCL—症状自评量表。

2. 3 SCL-90各因子得分等级分布按照心理健康筛查阳性判定标准, 其中各因子中至少有1项超过轻度以上1个因子平均分 ( X≥2) 的人数为15.9% ~40. 6%之间, 达到中度以上 ( X≥3) 的人数为2. 9% ~ 10. 1% , 达到重度的最高为5. 8% 。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有躯体化、强迫和人际关系敏感。见表2。

注: SCL—症状自评量表; X表示1个因子平均分。

2. 4不同学历组SCL-90各因子得分比较鉴于性别、年龄和工作年限相对于个体来说很难改变, 而学历可以通过学习而有所提高, 我们比较了学历对护理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专科组包括中专4人和大专40人, 共计44人, 本科组共25人。在专科生组与本科生组SCL-90各因子得分中, 偏执 ( t = 2. 096, P = 0. 039 9) 和精神病性 ( t = 2. 063, P = 0. 0430 )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且专科组得分高于本科组得分。其他因子得分2组问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3。

注: SCL—症状自评量表。

3讨论

本调查显示, 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的护士大多数年龄在35岁以下, 工作年限在3 ~ 10 a, 说明大多数工作在一线的护理人员尽管年纪较轻, 但工作年限相对较长, 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这与以往在护理人群中进行的调查相一致[3-4]。学历以大专和本科为主, 大专及以上学历占94. 2% , 中专少于6% 。2006年周艳红等[5]在重症监护室护理人员心理健康调查中, 大专及以上学历占53. 8% , 而2011年周润生[6]在一项护理人员调查中, 大专及以上学历高达99. 1% , 说明护理人员的学位水平逐渐有所提高, 这与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相适应。

通过与全国女性常模的差异性分析, 我们发现, 传染病临床护士的SCL-90所有因子分值均显著升高, 这说明护士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近年来, 国内针对护士心理健康的研究很多, 其中多数均表明临床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低于普通人群。郑恒等[7]的研究表明, 在我国身体健康的为15% , 而70% 处于亚健康状态。在有关的护理研究中, 护士亚健康比重在75% 以上, 某些心理健康问题在护士中普遍存在, 如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等[2]。本文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相一致。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护理工作是服务性行业, 护士不能对患者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 2死亡事件给护士造成负面影响; 3护士的社会地位低、福利待遇差, 晋升和深造机会少, 容易使护士产生不平衡感; 4护士数量少使护士忙于琐碎的工作, 不利于护士的自我提升和发展; 5整体护理对护士提出更高要求, 当护士感觉自己的知识不能满足患者时会产生焦虑等; 6护理管理者的批评过多、关怀过少使护士感到不被承认, 医生对护士的过分挑剔也使护士产生心理压力; 7护士自身的原因也会影响其心理健康, 如护士应对技巧不够, 自我排解压力和不良情绪的能力不足; 8传染病护理人员有感染传染病的潜在危险, 不仅护士有心理压力, 而且工作中要实施防传染的保护性措施, 工作更繁重。

在临床护理、科研和教学方面, 高学历护士具有明显的优势[8]。学历对护士心理健康水平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显示, 偏执和精神病性方面, 本科生的健康状况优于专科生。谢日华等[9]在急诊护士中所进行的研究也具有类似的结果。这可能与学历高的护士基础知识掌握较好, 在工作中领悟力强, 自我缓解压力的能力较高有关。

传染病不仅可能危害个体的健康而导致死亡, 也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甚至某个文明的消亡, 古罗马帝国以及玛雅文明的消亡与传染病的暴发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的偏见以及传染病本身的危害给传染病护理人员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压力, 特别是近年来, SARS、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的蔓延, 增加了护理人员的工作负荷, 家人、朋友、社会的误解更增加了她们的心理压力。 在日常工作中, 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结核等传染病的护理工作也需要十分谨慎, 稍有疏忽就可能给他人或自己带来严重后果。这正是传染病护理人员心理压力的根本原因, 只有熟练掌握传染病知识和防护技能,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才能适应传染病的护理工作, 保持心理健康。

综上所述, 传染病护理人员在心理健康方面与常模相比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 护理管理人员应全面掌握护理人员的心理, 合理分配工作任务, 并提高其相关待遇, 增强其组织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 鼓励护理人员提高自身的素养和业务水平, 永远保持健康自信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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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现场调查 篇5

1 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基本完成

2004～2006年平凉市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 分两步建立了市、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乡卫生院的传染病防治信息直报系统, 实现了“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个案直报和实时在线”以及查询、适时分析统计的网络平台建设目标, 促进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及时报告、监视发现和有效处置。各疫情报告单位都建立或完善了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制度, 加强了预防保健科的管理, 进一步明确了职责, 细化了责任, 乡镇卫生院都有专 (兼) 职防疫专干。

2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防治队伍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2.1 两个机构改革全面完成

2002年底, 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 改革原地区卫生防疫站的功能, 组建成立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所。

2.2 改善了业务用房等基础设施

在国家疾控机构建设项目的支持下, 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政策、财政的支持下, 市、县级疾控机构业务用房面积和办公条件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和改善。市疾控中心的业务用房面积由疾控机构改革前的1 412m2增加到现在的4 200m2;疫情处理车辆配备由2002年的2辆增加到5辆。各县区新的疾控中心业务楼建筑面积都有较大幅度增加, 疫情处理车和办公条件得到切实改善。

2.3 财政供给情况

2.3.1 局部地区得到改善, 但大多数仍负债累累, 债务压力增大

全市8个市、县级疾控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由财政全额拨款的有市级及四个县级疾控中心, 其他三个县 (区) 财政拨款在70%以下。2005年以来,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对重大传染病、艾滋病、结核病和计划免疫工作的业务发展经费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疾控机构业务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各级政府都没有安排专项传染病防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监测检验和卫生监督经费。国家实施的疾控机构建设项目切实改善了办公条件和业务硬件建设, 但8个疾控机构在基础工程建设中却由此而欠下了数百万元的债务。

2.3.2 卫生院工作得到加强

全市于2005年统一将90年代初期改革中下划到乡镇政府管理乡镇卫生院的财政和人事管理权限收回到县 (区) 卫生行政部门, 于2008年由财政解决工作人员的全额工资待遇。

2.3.3 村卫生所建设情况

解决乡村医生的报酬待遇是近年来国家着力加强的公共卫生政策之一。平凉市的具体措施是省、市、县按5∶1∶4的支付比例, 每月为乡村医生支付100元的劳务报酬。省、市级政府应配套的项目资金已全部落实, 县级除华亭县政府落实了县级配套资金外, 其他县没有落实。其次, 由省级财政根据村医付出接种任务量的大小为其支付接种费用。每个乡村医生每年可获得至少1 200元以上不等的经济补偿。劳务报酬的解决, 调动了广大乡村医生的积极性和增强了责任心, 使免疫规划措施有效落实。

2.4 队伍建设情况

全市8个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在职职工292人, 即每千人有疾控人员0.13人, 较改革前有所增加, 但仍远低于卫生部对疾控机构的人员按最低编制0.18‰人 (全市至少400人) 的要求。从人员学历构成分析, 大学学历48人, 占16.44%;大专67人, 占22.95%;中专115人, 占39.38%;其他62人, 占21.23%, 高学历人才明显不足。在职称结构上, 全市高级职称14人 (其中市级8人, 与传染病防治相关的流行病专业高级职称者仅2人) , 占4.79%;中级82人, 占28.08%;初级98人, 占33.56%;其他97人, 占33.22%。在专业学科上, 与疾控机构的业务对口的大中专预防医学专业人员仅21名。有的县疾控中心非卫生技术人员占70%。全市疾控机构传染病防制专业职能科室共有49人, 大专以上学历29人, 占59.18%;高级职称2人, 占4.08%;中级15人, 占30.61%;其他32人, 占65.31%。市、县级疾控机构领导班子成员共21人, 其中市级领导班子2人, 均为大专学历。每个县级领导班子有2～4人, 大学学历10人、大专3人、中专3人、其他3人。8个市、县级疾控机构领导班子中, 有6个单位有非卫生专业领导8人, 占38.10%。

加强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强化培训, 提高素质。据统计, 2003～2006年, 市、县级疾控机构共参加上级或本级举办的SARS、人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验等培训班年均26.5期、142.8人次, 较2002年的17期、60人次明显增加。

与疾控机构改革前比较, 市、县级疾控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和职称结构整体上有了一定的提高。市疾控机构、传染病防治队伍业务素质是相对最好的。但与国家和现实的要求差距较大, 主要是人员少, 流行病学骨干人才不足。领导班子成员中, 非卫生专业人员所占比例较高。由于人员的基础素质不高, 非专业人员构成较大, 难以通过培训的方式改变人员知识结构, 提高工作技能, 专业人才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3 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滞后

各级疾控机构实验用房面积都占总建设面积的35%以上, 国家逐步配备了一些检测仪器设备。但由于检验人员数量少, 学历和职称普遍较低以及部分设备的配件不到位, 未能充分发挥设备的作用。目前, 市级仅按上级的要求开展麻疹、艾滋病、结核病等病原学检测, 除外健康检查需要的检测项目, 少有其他自主检测项目;而大多数县级疾控机构尚不能开展病原学检测。与国家卫生部《省、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建设指导意见》要求差距甚大。

4 传染病疫情处置成效显著

2004～2006年全市报告传染病疫情29起, 其中农村28起, 占96.55%;城镇1起, 占3.45%。学校和托幼机构发生26起, 占89.66%。

从传染病疫情处置的效果和质量分析, 平凉市应对传染病疫情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 建立了统一、高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 初步建立了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应急体系。加强了对传染病疫情的分析研究和信息利用, 加强了部门间的沟通和协调。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 地方政府“加强公共卫生服务职能转变”的态度没有得到有效改变, 重医轻防思想严重, 财政支持不足。遇到重大疫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上级或媒体舆论的压力下重视一阵, 一旦事情过去, 重视和支持又喊在口头上, 较少认真地组织研究和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比如政府财政没有专项传染病疫情或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费支持, 也较少为疾控机构拨付业务经费。 (2) 一些行政领导传染病防治的法治观念淡漠, 违法干预专业机构的疫情报告工作。 (3) 教育部门对传染病防治组织的建设不重视, 没有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制度, 特别是农村学校, 没有专人负责学生的健康教育和疫情报告、病源管理等疾病控制工作。 (4) 医疗机构对收治的传染病病人的管理不重视。普通临床科室因利益的趋动, 将传染病病人收住在普通病房, 传染病病人与非传染病病人混住一室的现象比较普遍。

5 医疗救治能力明显提高

在国家专项资金的大力支持下, 市、县级综合医院建立了具有隔离救治功能的传染病诊疗科室 (病区) , 完善了传染病防治网络体系, 确定市人民医院为全市的重大传染病救治中心。通过专业知识强化培训, 开展医疗救治学术交流, 规范传染病病区管理, 医疗机构的传染病救治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各级组建了突发事件医疗救治队伍和专家库, 指导医疗机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治和诊断。医疗机构与疾控机构在传染病监测、报告管理、流行病学调查的协作能力明显加强, 建立了临床和流行病学专家疑难病例会诊机制。

6 传染病防治执法监督能力建设滞后

全市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2 750所, 市、县级卫生监督机构8家, 传染病防治监督员26名, 其中大专10人, 中专以下16人;中级3人, 初级11人, 其他12人。2006年开展传染病防治执法检查查出违法单位390家, 责令其改正, 但都没有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通报或行政处分。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对传染病执法监督重视不够。表现在监督员数量少, 学历和职称偏低, 且岗位不固定, 专业知识欠缺, 法律素质低下。 (2) 监督内容不全面, 监督频次不高, 执法不力。 (3) 监督机构与疾控机构的职责分工不清, 执法不到位。监督机构较少将暴发传染病疫情的应急处置纳入执法监督范畴, 对疫情报告缺少监督。 (4) 后勤保障不力。

7 对策

7.1 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传染病防治工作重要性、紧迫性、长期性的认识, 坚持以人为本,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切实加强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领导。 (1) 主管部门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管理上来。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公共卫生职能科室, 加强业务指导和综合管理。 (2) 保证公共卫生人员全额工资待遇, 研究解决疾控机构在实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项目中形成的债务, 消除其后顾之忧;要保障日常业务经费、防治专项经费投入。 (3) 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要增强传染病防治法治意识, 建立长效机制, 彻底改变“疫情来了突击抓, 疫情过后不再抓”的被动应付局面。 (4) 要认真落实《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解决好Ⅰ类疫苗接种工作经费, 保证预防传染病的基础性工作落到实处。 (5) 医疗机构要规范传染病区管理, 严格落实消毒隔离制度。建议将传染病区医务人员的编制单列, 经费纳入财政全额预算, 落实国家对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者的岗位津贴补贴优惠政策待遇。 (6) 补助乡镇卫生院传染病报告信息网络运行费用, 保障传染病信息畅通。

7.2 加强传染病防治队伍建设, 优化人员结构, 提高防治能力

队伍建设应当包括领导班子建设和专业队伍建设两个方面。组织部门应把疾控机构领导班子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着力提高其指挥、指导和综合协调能力。专业队伍建设的重点是:提高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处置和实验室检测检验能力。严格执行执业资格、岗位准入制度, 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配备能够熟练掌握流行病学调查、疫情信息管理、消毒和控制病媒生物危害、实验室检验等急需的人员, 把非专业技术人员从传染病防治岗位调整出去, 让专业对口、业务素质较高的人员进入传染病防治队伍, 加快优化队伍结构。充实传染病防治监督员队伍, 提高监督水平和效果, 保障法律法规和防控措施的有效落实。要制定严格的培训制度, 建立激励机制, 督促业务人员迅速提高业务技能和管理水平, 有效履行职责。

7.3 高度重视疾控机构实验室建设

要把对提高实验室在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中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要积极解决已配备的检测设备的配件, 充分发挥检测设备的作用。

7.4

传染病现场调查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在2001年2月~2013年5月收治的2546例传染病患者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1275例, 女1271例, 年龄1d~92岁, 平均26.64±10.75岁。

1.2 调查方法

利用描述流行病法, 对传染病患者情况进行分析, 了解传染性疾病的人群分布与流行特点, 并分析疾病的排序及所占比例。

1.3 统计学方法

对本组研究的数据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 采用t检验, 对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传染疾病类型与其所占比例

如表1所示, 在本次研究的2546例传染病患者中, 肺结核患者所占比例最大, 比例为22.5%, 细菌性痢疾发生率最小, 比例为1.3%, 对比差异显著, 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按照其比例大小, 传染病类型依次为肺结核、淋病、风疹、梅毒、病毒性肝炎、麻疹、手足口病、出血热、细菌性痢疾、其他。

2.2 不同年龄段的传染病患者所占比例

如表2所示, 经研究得知, 年龄1~10岁的传染病患者所占比例最大, 比例为38.6%, 年龄超过71岁的传染病患者所占比例最小, 比例为1.3%。对比差异显著, 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从本次研究中得知, 肺结核在我院的传播率最高, 比例为22.5%, 这类疾病传播速度较快, 且控制难度大, 因此, 必须加强对肺结核疾病患者的管理, 控制疾病传播率。除此之外, 淋病、风疹、梅毒、病毒性肝炎、麻疹等疾病的传播率也非常高。

在2546例患者中, 传染病发生率最高的年龄段为1~10岁, 主要原因在于年龄不超过10岁的患儿机体抵抗能力较差, 且缺乏疾病预防意识, 导致其疾病发生率非常高。因此, 医院必须做好相关管理, 控制传染疾病的发生率。

综合性医院发生感染的相关影响因素非常多, 这主要与医院的环境卫生、消毒监测、医疗操作等相关[1]。医院必须要建立良好的管理机制, 强化对传染疾病的报告管理与疫情监测制度。医院应该实行疫情报告制, 首诊医生首先需要对患者的疾病报告卡准确填写, 然后由专人将其上报至相关部门, 医院管理人员要对患者资料做好登记[2]。

综合性医院要使患者的防护意识得以增强, 医务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警觉性与警惕性, 并做好自身防护工作, 将潜在影响因素消除[3]。医院需定期号召相关医务人员参与培训, 使医务人员的防护意识增强, 更加注重对预防医院传染病传播知识的学习, 控制传染疾病传播率[4]。

实现医院管理的规范化对于控制传染疾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要想实现规范化管理, 所有医务人员都必须遵循医院管理制度, 实现流程操作的规范化, 使医疗行为也变得更为规范, 积极采取措施对医院感染进行控制[5]。综合性医院应该实施门诊预检分诊, 通过设立不同的门诊部, 可对实现患者的隔离诊治, 及时发现患者病情, 减少疾病传播。

医院要将消毒隔离政策落实, 做好消毒管理与灭菌工作, 这是控制传染疾病发生的关键。综合性医院管理者要注重预防疾病传播, 实现消毒操作规范化, 采取有效手段控制疾病传播[6]。

从本次研究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肺结核疾病患者数量最多, 因此, 医院要重点注意对肺结核疾病的预防, 加强对肺结核患者的管理, 对于疑似传染病患者, 医院也要加强管理, 采取预防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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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现场调查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样本量计算

本次调查预期知晓率取P=50%,α=0.05,相对误差ε=0.12,代入公式,得样本量为267,问卷有效率取95%,本次调查样本量取整为300。

1.2 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抽样,首先在睢县境内选取2个村,然后按照等距离抽样方法在每村抽取至少150户,每户随机选取1名年龄在14~70岁的家庭成员作为调查对象。

1.3 调查内容与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面对面询问,现场填写肠道传染病KAP调查表。内容包括:(1)人口学基本信息;(2)肠道传染病知识部分,设5道题,满分5分,单选题1题,答对得1分,多选题4题,答对一个选项得1/N分(N为所有正确选项的个数),答错不得分[3];(3)肠道传染病态度部分,设8道题,满分24分,均为单选题,每题根据选项积极、中立和消极3个等级,得分依次为3、2、1分[4];(4)肠道传染病行为部分,设12道题,满分36分,均为单选题,赋分参照态度部分;(5)获取肠道传染病知识的方式等信息。

1.4 统计分析

采用Epi Data 3.01软件建立数据库,数据进行双录入,经逻辑核查后,使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为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秩和检验、χ2检验、非条件多元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以α=0.05为检验水准。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得到有效问卷297份,其中,尤寨村150份,余屯村147份;男女性别比为0.75:1;婚姻状况构成:未婚占8.75%,已婚(含丧偶)91.25%;平均年龄43.94±15.13岁;职业构成:农民77.10%,学生6.06%,工人4.38%,家务及待业4.38%,民工2.69%,商业服务2.02%,教师1.68%,其他1.68%;文化程度构成:文盲22.56%,小学29.29%,初中40.07%;高中及以上8.08%;家庭年收入构成:<10 000元26.60%,10000~20 000元38.38%,≥20 000元35.02%。

2.2 肠道传染病KAP水平调查情况

2.2.1 肠道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和得分情况

本次调查肠道传染病相关知识平均知晓率为37.95%,其中,对夏秋季是肠道传染病高发季节的平均知晓率最高,为81.14%,肠道传染病主要疾病种类平均知晓率最低,为20.96%(知晓率=知晓总项目数/调查总项目数)[5]。本部分最低分0分,最高分5分,平均分2.20±0.86分。(表1)

2.2.2 肠道传染病相关态度构成和得分

愿意不喝生水的比例最低,愿意饭前便后洗手的比例最高(表2)。在254名腹泻后愿意就诊的被调查者中,首选就诊医疗机构是村卫生室的占98.03%;在43名腹泻后不愿意就诊的被调查者中,选择自己吃点药的占48.84%,认为自己会好的占50.10%。本部分最高分24.00分,最低分14.00分,平均分21.97±1.96分。

2.2.3 肠道传染病相关行为构成和得分

不生吃水产品的比例最高,生熟分开的比例最低,吃面条不过生水的比例次之(表3)。本部分最高分34.00分,最低分10.00分,平均分24.89±3.87分。

2.3 影响肠道传染病KAP得分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和家庭年收入的各组间知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村别和家庭年收入的各组间态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文化程度各组间行为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4)

注: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方差不齐或不满足正态性时采用秩和检验。a:P<0.01(组间);b:秩和检验;c:P<0.05(组间)。

2.4 影响肠道传染病KAP得分的多因素分析

分别以肠道传染病KAP得分高低为因变量(<平均分=0,≥平均分=1)[6]。在单因素方差分析中,选取得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或P值接近0.05的变量进入Logistic回归模型,当态度得分为因变量时,添加知识得分为自变量;当行为得分为因变量时,添加知识得分和态度得分为自变量。(表5)

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是知识得分的影响因素;村别和文化程度是态度得分的影响因素;态度得分和婚姻状况是行为得分的影响因素。(表6)

2.5 肠道传染病相关知识获取情况

2.5.1 获取的途径

在调查297名农村居民中,获得过肠道传染病知识的有137名(46.13%),其获取途径有电视(35.11%)、宣传材料(20.58%)、医务工作者讲述(19.36%)、亲戚朋友讲述(10.67%)、书籍(7.59%)、报刊(4.70%)、互联网(1.99%)等。

2.5.2 希望获取的途径

电视(占39.87%)、医务工作者讲述(15.69%)、报刊(7.19%)、宣传材料(7.03%)、手机短信(6.70%)、村有线广播(6.54%)、书籍(5.23%)、亲戚朋友讲述(4.74%)、互联网(3.10%)、收音机(2.61%)、电影下乡巡演(1.31%)等。

3 讨论

据报道,农村居民肠道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整体较低[5,7]。本次调查显示,被访农村居民对肠道传染病相关知识平均知晓率仅为37.95%,其对常识性(高发季节)之外的知识了解较少。被访农村居民存在着生熟不分(88.55%)、吃面条过生水(75.42%)和不常用肥皂洗手(58.25%)等不良卫生习惯,加之当地存在细菌性痢疾等肠道传染病散发病例[8],容易造成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

本次调查中,肠道传染病态度得分是行为得分的保护因素,提示良好的预防态度有助于良好的防治行为的产生。百分量化后的知识、态度、行为平均分,分数呈现态度>行为>知识,未呈现出知→信→行的变化规律[9]。出现了“信之趋于行”的跳跃状态,这可能与肠道传染病传播途径、主要症状等知识较专业,农村居民较少接触到,而态度部分问题易受到趋利避害主观因素影响,造成知识和态度部分难易度存在差异有关[10]。

影响KAP得分的多因素分析表明,高文化程度、已婚、高家庭收入是知识得分的保护因素,高文化程度和余屯村居住是态度得分的保护因素,已婚是行为得分的保护因素。这可能与高文化程度、经济条件较好者获取知识能力较强,已婚者对卫生知识和行为更为重视,获取知识和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的主动性更强有关。提示应把文化程度低者和经济条件差者作为健康教育工作的重点,同时,也不能忽视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对减少肠道传染病发生的促进作用。余屯村是当地卫生农村建设试点,这对其居民形成良好卫生意识有积极意义。

获取知识途径主要有电视、宣传材料和医务工作者讲述等相对传统的媒介,互联网等新兴媒介所占比例较小,这与当地客观条件局限有关。在希望获取知识途径调查中,电视和医务工作者讲述所占比例居前,出现了手机短信、互联网、电影下乡等新兴媒介和有线、无线广播等传统媒介,提示在农村地区开展宣教工作,可充分利用现有广电系统和乡、村级医疗系统资源,亦可发挥新兴信息媒介的高效、便捷等优势。

综上所述,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宣传方式,对农村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低文化程度的群体,紧抓其有改善卫生习惯的意愿,长期开展肠道传染病类型、传播途径等重点知识的宣传,引导其形成良好的卫生行为,是减少农村居民肠道传染病发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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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现场调查 篇8

1 内容及方法

1.1 对象

2008年1月1日～12月31日在余姚市居住、工作、生活时间超过 (含) 6个月, 且被调查时仍在该市活动的所有人口, 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

调查病种:在上述调查时段内发生的除天花、流感外的所有法定传染病。

漏报病例:指在上述时段内因患者未就诊 (未被发现) , 而没有报告的病例。

1.2 选点及抽样方法

(1) 采用分层抽样的办法, 分别抽取该市甲、乙、丙、丁、戊5个乡镇 (街道) A、B两个村共10个行政村为本次漏报调查单位。 (2) 在每个调查单位 (村) 中采用系统抽样的办法确定300户为被调查户, 凡被抽到的家庭的所有家庭成员都接受调查。

1.3 调查方式

首先由专人负责做好对调查村常住户口的造册工作。然后由调查员对每个村抽到的住户进行家庭访视, 通过询问, 了解调查对象在调查时段内法定传染病患病情况。法定传染病患病情况包括两种可能: (1) 通过就医而被医院诊断为法定传染病者; (2) 患过法定传染病而未去医院就诊者。对第二种情况则按《法定传染病临床诊断参考依据》规定的标准做出回顾性诊断。最后, 核对网络直报上的相关记录, 凡无记录者, 为某法定传染病漏报病例。

1.4 调查质量的控制

(1) 余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制订调查方案, 抽调专业人员组成调查组 (由该中心传染病防制科、慢性病防制科8名业务人员及所在乡镇防保站2名业务人员组成) , 培训调查人员, 熟悉调查内容, 掌握调查方法, 明确填表要求和有关注意事项, 并根据《法定传染病临床诊断参考依据》统一本次调查的病例诊断标准。 (2) 现场调查时, 调查员按统一调查方法和标准填写登记表, 每个调查组由专人每天审核当天的调查材料。

2 调查结果

调查上述5个乡镇 (街道) 、10个行政村3 000户、8 502人在调查年度内的法定传染病患病、就诊情况, 实际查到法定传染病病例2例, 经核对网络直报, 均已报告。 (表1)

3 思考

3.1 实际调查到的法定传染病病例数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10个被调查村在调查年度内的法定传染病网络直报数有150例 (已把暂住者剔除) , 10个村常住人口32 734人, 按抽样比测算, 理论上, 这150例已报告的传染病病例中在本次居民漏报调查时应调查出39例左右, 而本次调查仅查出2例, “发现率”仅为5.13%。实际“发现率”如此之低, 可以说, 就算被调查人群中确实有不少法定传染病漏报者存在, 也很难找出真正的“漏网”者。参加本次调查的调查员均具有较丰富的现场调查经验, 一般均采用“曲折迂回”的问讯技巧来调查被调查对象的传染病患病情况, 但调查结果仍不令人满意, 其中缘由值得探讨, 笔者以为与被调查者在主客观上的配合程度有关。

3.2 涉及隐私, 不宜工作

传统观念中, 传染病患病情况往往与个体的隐私有关, 因此, 一些特别涉及个人隐私的病种可以考虑不列入调查病种的范围, 如性病、结核病、乙肝等。

3.3 开展居民法定传染病漏报调查无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