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商人

文化商人（精选11篇）

文化商人 篇1

摘要：本文以《苏报》馆主陈范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历史资料与相关文献中有关陈范生平、思想与重要事件节点的解读与分析, 回应学界对其带有偏向性的界定, 并以此寻求对陈范这样一位中国新闻史上著名报案“苏报案”的重要当事人的合理定位。

关键词：陈范,文化商人,《苏报》

现在, 我们通常把为功利目的而驱动并操纵文化行为的人称之为“文化商人”。他们不甚关心文化的使命感, 秉持文化实用主义, 炒作与贩卖文化热点, 热衷追求文化的经济效益, 淡化文以载道的精神。

本文研究的人物——《苏报》馆主陈范, 作为清末激进报刊的主办者, 现在的研究者一般将其定位于清末文人办报的典型, 如程丽红在《在国业与家业之间——晚清报人陈范评议》中认为陈范“‘以清议救天下’, 展现文人办报本色”;也有少数学者将其定位于革命者, 王佩良在《〈苏报〉馆主陈范传论》的最后结论“盖棺论定, 陈范不愧为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

但是, 通过查阅与研究相关资料之后, 笔者认为将陈范简单定位于前两者都不甚妥当, 皆有偏颇之嫌, 倒是颇为符合文化商人的特征。在此, 本文试图就此通过对资料与文献中有关陈范生平、思想与重要事件节点的分析与解读来作出探索。

一、从陈范购买《苏报》的原因分析, 陈范办报并非单纯的文人办报或革命者办报

根据资料来看, 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根据陈范妹夫汪文溥的回忆“中国在适当改革, 而康君所持非也, 君盍偕我以文字饷国人, 俾无再入迷途”来解释其原因。

首先, 从陈范接办《苏报》之初力推康梁学说, 高唱保皇立宪言论, 能够很鲜明地看出陈范并没有像汪文溥所说的看出康梁学说行不通, 想要以文字让国人清醒起来不再迷入此道;其次, 考虑到汪文溥是陈范的妹夫而且还被陈范招为《苏报》主笔, 可以推断汪文溥对其有粉饰抬高之嫌。所以, 从汪文溥回忆所推知的陈范“‘以清议救天下’, 展现文人办报本色”的办报理念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种则是援引陈范颇为激赏并招为《苏报》主笔的章士钊所言“湖南衡山人陈范梦坡以江西退职州县官求息壤于上海, 因买收此报, 继续营业”。认为陈范远没有那么激进, 只是看到上海报业繁荣, 既可寄望于报纸兴旺的不菲收入, 又可充实壮年落职后的寂寥。联系陈范前后所为, 这种说法更为可信。

二、从陈范认可《苏报》的革命化转向来透视其贩卖风潮的商人思维

陈范接办《苏报》之后, 报纸的销路一直打不开, 陈范本人和妹夫汪文溥都曾四处筹款以维持报馆运转, 其原因是当时的上海报业竞争十分激烈, 陈范接办《苏报》之初力推康梁学说, 高唱保皇立宪言论, 但是影响力远次于同类的《清议报》及《新民丛报》而难以扩大发行量盈利。所以陈范一直都力图找到办法扩大《苏报》的影响力以打开销路。

此时恰逢“南洋公学学生罢学风潮”影响下东南一带学潮不断, 人们十分关注此事, 但是绝大多数上海报刊并不想触及如此激进的话题。而学潮罢学的学生加入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集中了一批激进人士, 如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章士钊和邹容等人, 他们一直苦于没有机关报来宣扬其激进思想。而陈范本身就是中国教育会的成员, 参加过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活动, 而他的外甥沈步洲也是爱国学社的风云人物。所以, 决定将《苏报》作为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的宣传阵地开辟“学界风潮”, 而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 这样《苏报》开始引起读者注意, 销路也就此不愁。

从这一点就可看出, 陈范是想靠贩卖“学潮”这一热点来吸引民众的关注度以扩大《苏报》的销路, 他看中的是炒作“学潮”这一难得的机会能给报馆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并非具有多么强烈的革命意识。

“学界风潮”开辟后, 《苏报》十分关注学潮和社会问题, 但是却并没有表现出激烈的革命倾向, 而其真正的革命转向则是从聘请章士钊担任主笔开始。

陈范聘章士钊为其主笔的原因, 首先是看中章士钊的才华, 希望借此扩大《苏报》的影响力, 进一步扩大其发行量。其次, 吴稚晖《上海苏报案纪事》中有“癸卯 (民国前九年) 五月一日陈梦坡赏章行严之文才, 图将其女陈撷芬配之而未言, 即招章入馆司主笔, 即揭登章太炎之客帝篇及章太炎所作邹容革命军序, 从此每日苏报公开载革命文章, 将张园之演说, 大登特登”。认为陈范有意将章士钊招为东床快婿。章士钊自己曾在《苏报案始末记叙》中谈到“时余以纔逾弱冠之青年, 掉鞅文坛, 略有声誉, 宜为梦坡所赏接。梦坡有女曰陈撷芬, 主女学报, 为一时女学生冠冕。据吴敬恒为人言, 梦坡欲以东床招余, 其事之有无, 余故不知, 然梦坡当日求余适馆, 董理斯报, 则肯款迫切, 殆无其比”。

从这一点可以验证, 陈范并不是以一个革命者的眼光来办报并以此考查章士钊聘其为主笔, 而更多是从经济利益和家族私利来考量章士钊, 这是典型的传统商人思维。

陈范一开始却并不明确知晓章士钊希望在《苏报》上刊登激进的革命文章。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写到:“忆余入馆, 为五月一日, 首草一论题曰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 翌晨, 梦坡一见大骇, 则踧踖走余床前, (余时日晏未起) 声叙本报不得作如斯猖獗状, 自取覆亡务期节次缓和, 归于恰当。声容惨阻, 贻余印象甚深。”可见陈范对于章士钊的革命思想和办报理念在此之前并不了解, 所以才会对于章士钊的革命文字如此惊骇。

但是陈范为何又接受了章士钊主笔之后《苏报》的革命化转向, 这就要谈到苏报案中另一个重要人物钱宝仁了。如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所言“蓋镇江有流氓曰钱宝仁, 即案中所谓钱允生, 会在张园演说场中, 与梦坡相识。寻与梦坡密谈, 自承为孙中山本人, 秘密返国, 策动革命。梦坡深信不疑。于是一切革命策略, 惟钱宝仁之马首是瞻, 不自违异。其初读吾论而骇, 乃梦坡之本衷, 旋改称自言无悔, 出宝仁之指示。据云:宝仁会手一小瓶, 谓是绿气, 足可抵御捕役。梦坡之愚陋如此, 驯至促成革命史中一轰轰烈烈之事迹, 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又若钱宝仁不骗人, 苏报未必有案者然”。这里就可以看出陈范是受到了一个假“孙中山”的诓骗, 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底气能避免被捕, 才会支持章士钊主导并继续《苏报》的革命化转向。

从这两点可以窥知, 首先, 陈范并没有一个革命者的胆识, 对于革命文章的真实态度是大骇, 他更多是考虑到报馆的产业会不会受到威胁, 这种商人思维远远超过了革命意志;其次, 陈范也不是一个眼界开阔的文人和知识分子, 而是一个狂热追求经济利益并被蒙蔽的愚陋商人, 希望依靠革命这一热点来博民众眼球, 而并不是单纯地由文人论政的使命感来关注革命。

三、从陈范在“苏报案”发生时与发生后的怯懦猥琐之态, 验证其一直不是一个革命者的典型

张篁溪在《苏报案实录》中所记:“六月二十九日 (闰五月初五日) 上午, 有警探多人, 到苏报馆拘捕, 拘票上写陈范、程吉甫、章炳麟、邹容、钱宝仁、龙积之等人, 一见账房程吉甫, 便问‘你是程吉甫么?’回说‘是的’即被锁上带走。下午又有巡捕来问‘陈范在么?’陈范适在, 自己回称‘不在’巡捕遂扬长自去。第二日章炳麟在爱国学社账房, 警探又持拘票指名挨次查问, 章炳麟回道:‘余人俱不在, 要拿章炳麟, 就是我。’来人遂将他戴上手铐捉去。”“警探又在女学报馆捕去陈范之子陈仲彝, 及苏报馆办事员钱宝仁。而当天夜深之际, 龙泽厚自动到案。邹容初由张继将其藏于虹口一西人教士家中, 其后张继又激劝使之投案, 遂于七月一日 (闰五月初七日) 到巡捕房自首。”

从拘捕过程的细节, 可以探查到陈范个人性格中怯懦的一面。而对比涉案的其他几人的表现, 陈范相对而言其猥琐之态则显露无遗。就此也可看出陈范并不具有一个革命者的气魄, 更遑论“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

流亡日本期间, 陈范住在横滨, 曾与孙中山有交往, 畅论时事, 但他并未投身革命, 这也间接证明了他不是一个革命者。

从前面的论述, 我们可以验证“将陈范简单定位于清末文人办报或者革命者的典型”都是不合理的, 他的思想及其表现更符合一个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期贩卖与炒作风潮以此获利的文化商人的典型形象。

参考文献

[1]柴德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辛亥革命》[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3]徐中煜.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 (1900—1911) ——以“苏报案”为中心[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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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佩良.《苏报》馆主陈范传论[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3 (3) .

[6]周宇清.《苏报》馆主陈范及其思想论略[J].兰台世界, 2012 (6) .

[7]王德峰.陈范与《苏报》案[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2, 19 (5) .

[8]王敏.论陈范[J].上海文化研究, 2004 (12) .

[9]王敏.苏报案中革命党人众生相[J].历史教学, 2009 (4) .

[10]程丽红.在国业与家业之间——晚清报人陈范评议[J].史学集刊, 2005 (2) .

文化商人 篇2

我们“东西方文化发展中心”主要是用东方阴阳思维来透视人类文明。西方文化属阳，走的是外在超越之路，是一种发散式的文化，冲突就多，强调结果不考虑手段和过程，当然对物质文明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东方文化属阴，走的是内在超越之路，是一种内敛式的文化，冲突就少，强调动机和过程忽视结果，因而在物质文明发展上滞后。今天东西方文化经过全球一体化进程，都开始自觉和不自觉吸收对方所长，当今由于西方的物质文明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制度文明正在全球扩展，东方国家必须面对人权、民主、正义这些概念和制度并结合自身的文化特点加以采纳、创新和运用。

由于经济的发展，世界变得很小，人们日益感觉到东西方习惯的冲突，而同时东西方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进行一种研究工作，那就是用东方思维(如《易经》)来看待人类历史，从而解释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探讨中国哲学与西方的汇合，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并建议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现在与未来。我感觉到西方国家所存在的`家庭、社会问题正在东方发生着，而且越来越严重。商人的责任更加重大了，作为商人，我感到有责任为此做些工作。

希望运用东方整体观、对立统一观、变通观等思维方法来观察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各种因素，研究并探讨当今人类普遍面临的诸多文化思想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而导致社会发展失衡;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造成全球性严重生态环境的破坏;现代人片面追求功利，忽视精神健康等问题。力求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以摸索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汲取人类各元典文明精髓基础上，创建一套新的文化理想以指导未来社会发展。未来的新文化体系应当是强调各文化与种族间、人与自然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全球文化。 现代化的模式一定是多种多样，我们后进现代化国家应当努力避免并且能够避免发达国家所走的弯路。

大家都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科技经济在飞速发展，好似没有刹车的汽车在狂奔。功利至上主义，使得精神的道德伦理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人们不自觉地被外部环境拖着跑。现在社会的分工日益细化，人的角色也不断变幻。一个家庭的丈夫、父亲在社会中同时又可能是老板或者雇员、客户或是供应商、政客或是选民，本国人或外国人。不同的领域又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令人无所适从。我们希望通过温故知新，透视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些伦理道德发展，他们之间的冲突与交融，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各自产生的条件，哪些仍然适用于当今社会，哪些需要现代转换，哪些需要扬弃。我们希望未来社会能够达致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平衡发展。期待各位专家学者能够提供良方，以供探讨。

人类只有用新的思维模式来认识今天飞速发展而又难以把握的世界，否则仍用旧的一套思维方式，必将使未来发展失控，甚至走向自我毁灭。先知先觉的人要Dominate还是为了生存要Globelization，很简单，Globelization能Domi-nate吗?不能够，可持续发展是不是大家的目标呢?这个很重要。制度是怎么来的，就是来自经济和文化，有了这个思想，就有了这个制度，有了这个制度就Promote这个思想，阴阳不断地在变化。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人类本来在管理方面是政教合一的。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是由礼部礼官来管理文化的发展。在欧洲国王与教皇也是密切联系共同管理的。

从工业革命以后，专制领导逐渐变成民主式、集体式领导。在今天世界进一步一体化过程中，绝大部分国家已政教分离。民主、人权等观念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同时也在不同价值观念国家和人群中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大文化与小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所谓大文化一般认为是成理论的、系统的哲学宗教思想，如佛教、基督教、儒家思想、伊斯兰教等。小文化是指人的生活方式、习俗等。从前大小文化是较统一的、相辅相成的。随着现代化大潮席卷全球，无论东西方，尤其是东方的传统断裂了，传统遭受巨大破坏。从前是大文化引导小文化的发展，而今天大文化变成了碎片和死的文化，小文化在引导着世界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物欲横流、弱肉强食比比皆是。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出现了问题。现在各国政府的文化部门，根本没有担当起文化领导与管理的责任，而仅仅成为传统遗产的保存者，流行艺术的推动者。我们要呼吁国际组织和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努力担当起文化领导的责任，使今天人们的思维方式、道德水准赶上并且领导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来医治今日世界的“阳盛阴虚”的病状。

文化商人 篇3

关键词：“三言”；“二拍”；商人 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58-02

商人阶层的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受到压制，这是由于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农业经济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力量，各朝代统治者大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品经济虽然出现时间较早，但是发展速度缓慢，难以规模化和正规化。随着商业的逐步发展，明中叶时商人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商为末流”的思想逐渐被“经商也是正经行业”所取代。而商人地位的提高对原有的社会观念产生较大的冲击，这一阶层它们所带来的全新的文化观念注入了整个社会生活，对明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生活带来较大的影响。

一

先秦叙事文学中如《左传》已经出现了一些与商人有关的故事，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所记载的郑国商人弦高，他凭借过人的能力使秦国偷袭郑国的阴谋落空，在早期文学作品中属于少见现象。”①但多数作品中商人基本作负面角色出现。宋元商人阶层的数量有所增加，宋元时代除了传统诗文、文言小说外，出现白话小说和戏曲，虽然以商人为主角的作品并不多，但在表现商人生活的内容已有一定广度，如《包待制判断盆儿鬼》写商人杨国用在借宿于瓦窑村的故事，讲述了商人经商比较危险的主题。

明代中后期社会文化有较大变化，尤其是南方文化圈，市民阶层扩大使民文化兴起。由此引起文学观念上的变化，传统的诗文主导地位在市民生活中趋于没落，由小说、戏曲取而代之。而小说的发展则较好地体现了市民文化的繁荣。随着通俗小说的继续繁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商人地位进一步提高，有关于商人的描写更加生动，以往作为负面形象的商人惯例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商人作为主角来进行正面歌颂。小说对商人态度的转变，正是反映了晚明社会中人们较前代观念之不同。

“三言”“二拍”中整理出来的商人形象来看，以中小商人为主，在市民阶层中数量众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商人家庭是世代从商。经商的普遍性正是表现出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商人地位的提高。

二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各具特色，这些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影响社会生活的文化导向。商业作为一种流动性极强的行业，商人在经营中资金获得迅速，但也更具风险，加之统治者并没有采取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对商人的剥削繁重，这导致商人的行为处事更加利己，及时行乐的观念也更加突出。而“三言”“二拍”中出现许多讴歌以及批判商人的两种相反的态度，既表现了作者冯梦龙、凌濛初对商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否定，也寄托了他们希望通过树立正面商人的形象来重塑新的礼乐文明。

“三言”“二拍”中商人的负面形象较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重欲”商人，一类为“妨碍司法公正”的商人。前者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中盐商儿子王禄经商后重欲过度的丑态。后者如《喻世明言》卷二十六《沈小官一鸟害七命》表现在金钱的驱使下的谋财害命，以及在金钱的诱惑下昏官不讲公正的断案模式。通过这些极具批判色彩的例子可以看出，作者看到了晚明文化思潮下带来的弊端，即矛盾尖锐化，致使晚明社会思想观念的无秩序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三言”“二拍”中正面褒扬的商人形象突出，一方面是因为晚明商人地位的提高所导致的，但也是由于商人的负面影响造成极大的破坏性，这使得作者在作品中赋予了他们所肯定的文化导向，在写作过程中宣扬了商人的道德行为，力图重建道德秩序，来挽救晚明文化思潮极端化下的不良影响。但这种重建并不是单纯的回归原有的道德观念，而是根据晚明文化思潮的优秀成果，与传统的仁义观念相结合，构建了全新的思想观念，既能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需求，也能适应传统道德评价机制，这也是晚明文化产生的价值所在。

小说中刻画善良诚实，忠厚可靠的商人，如《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塑造了一位重义轻利的商人吕玉，将他与其兄弟吕宝的不仁不义进行对比，着重展现不同品质、行为支配下的相异结局，用来警戒世人。其中还塑造了弃商入道的商人形象，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七《杜子春三入长安》扬州盐商杜子春从一个挥霍无度的商人到家财丧尽，经过一个老人的三次救助最终醒悟，先是获得了原有的地位，最后得道成仙的经历，小说中反映了世上金钱至上的虚幻色彩，抒发了“横眼凡民，只知爱惜钱财，焉知大道。但恐三灾横至，四大崩摧，积下家私，抛于何处？可不省哉！可不惜哉！”④不仅批判了商人挥霍无度的金钱观念，也否定了世人执着于钱财的想法，而以入道的方式来批判这种思想观念，这与晚明重欲重利的社会文化心态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小说中还突出商人的形象转变来反映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化，如《喻世明言》卷三十八《任孝子烈性为神》塑造了商人任珪的形象，将他从老实厚道发展为冷血无情，再回到正直老实的形象，从这一变化过程中来强调道德的重要性。

在作品中反映出诚信善良的商人成功的机会大，如《拍案惊奇》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苏州陈大郎从小商人到吴中巨富，就是因为陈大郎在不知乌将军（强盗头子）身份的情况下，请他吃了一顿饭，并且是个善良老实的小商人，因此他不仅得以跟家人团聚，而且还成了一代富商，受乌将军保护。相反，作者也强调如果商人胡作非为，那么结局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三

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他们所崇尚的金钱至上观念也有所被认同。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从客观层面上来看，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心态的改变，商业文明中金钱本位的观念冲击着传统的农耕文明中“重义轻利”的思想。另外高层领导人重欲行为的影响，如正德皇帝的“豹房”，高层官僚的奢靡风气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加上明代朝廷政治斗争的频繁，无暇顾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文化领域，晚明文化思潮在文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这场“童心说”、“独抒性灵”式的变革也促进了原有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加深了商品经济下商人重欲观念的影响。

首先表现为财富多少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如《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元来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馀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而众人赞同这样的“潜规则”：“船上众人，货物贵的贱的，多的少的，你知我知，各自心照，差不多领了酒杯，各自坐了。”②从作品原文中可以看出财富的重要性，使得其他阶层在经济领域没有竞争优势，进一步反映了社会贫富差距问题。

晚明的重欲现象突出，商人所代表的市民阶层受到的儒家教化相比其他阶层较少，因此在这场文化思潮下革新的最为彻底、极端化。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王禄最终纵欲过度而死，《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陈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中陈朝奉因重欲而导致的灾祸，即因贪恋女色深陷命案。通过以上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发现作者否定重欲行为，小说中重欲的商人基本上失去了财富或者性命。

商人钱本位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统治阶层，商人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后，进而产生入仕的必然趋势。晚明商人作为新兴力量体活跃在市民社会之中，他们希望通过入仕来提高自己的实际地位，比如《喻世明言》卷十六《范卫卿鸡黍生死交》中范卫卿弃商应举这一行为，则反映了商人的内心诉求。但他们并不能真正地进入领导阶级，而只能政治边缘化。

社会普遍出现贿赂官员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犯法贿赂，大到命案、小至鸡毛蒜皮之事，腐蚀社会司法体制，对整个政治体制的管理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六《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中开场诗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一陌金钱便返魂，公私随处可通门。鬼神有德开生路，日月无光照覆盆。贫者何缘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早知善恶多无报，多积黄金遗子孙。”③

商人的这种入仕心态不仅仅是对权利的满足，也是数千年来“重农抑商”的影响。而通过贿赂官员破坏了司法公正的这一行为，也使得商人的所作所为更加极端化，社会上普遍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阴间见人间一样，受贿即可免罪”。这种现象较大地冲击了腐朽的官僚机器，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四、结语

“三言”“二拍”中通过商人形象所展示的晚明独特的社会文化心态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是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历代商品经济的酝酿与发展，专制政治的强化与腐败，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变迁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中商人形象反映了晚明社会市民阶层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表现了市民文化心态的变化，这在之前未曾出现如此明显的新变。这其中的原因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生活方式、文化心态有密切的关系，而商人所代表的市民阶层则是这种文化新变的一个缩影。

注释：

①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②凌濛初：《拍案惊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③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④冯梦龙：《醒世恒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96页。

参考文献：

[1]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邵毅平：《文学与商人——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4]朱全福：《“三言”、“二拍”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文化商人 篇4

关键词：《威尼斯商人》,契约文化,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作家, 他一生创作了世人瞩目的大量文学作品, 对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国从20世纪初就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 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学生在1902年就曾用英语演出了他的戏剧作品《威尼斯商人》, 《威尼斯商人》是他早期著名讽刺性喜剧之一。该作品在深情歌颂了仁爱、爱情和友谊的同时, 揭示了早期资本主义的高利贷从业者与商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深刻反映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 具有较强的理性主义体现。其中戏剧中的契约成了本部戏剧展开的核心, 它生动反映了西欧中世纪末期的契约文化, 欧洲契约文化对欧洲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威尼斯商人》的基本剧情

莎士比亚大约于1596年创作完成了《威尼斯商人》这一著名作品。该剧的故事发生在威尼斯这个意大利当时的商业中心城市之一, 威尼斯依靠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早期地中海地区以及欧洲的商业贸易中心。它也是当时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汇点和融合处, 政治思想比较自由。正因为如此, 作为犹太人的夏洛克这一该剧主角能够在威尼斯经营商业活动才成为一种可能。就像剧中所表述的那样, 威尼斯城市经济的繁荣, 是各国的人民的通商往来所造就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一些商业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 例如契约文化, 这在《威尼斯商人》这部剧中得以充分体现。

剧中的两个不同种族和信仰的商人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签订了一份借款3000金币的合同, 合同约定:如果债务人安东尼奥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无法所借款项, 夏洛克作为债权人就有权在债务人安东尼奥的身上任何部位割一整磅肉作为抵偿。其后安东尼奥因为自己的商船在海上失事, 无法按合同约定偿还夏洛克的借款, 于是夏洛克便起诉到法庭, 要求安东尼奥履行所签订的合同并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 由夏洛克按照合同的规定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一磅肉。主持法庭审判的公爵先生要求夏洛克宽恕安东尼奥, 巴萨尼奥作为安东尼奥的好朋友也提出愿意双倍偿还这笔借款, 但是夏洛克笃定要报复曾经欺侮过自己的安东尼奥, 他拒绝了别人的提议, 执意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肉, 这时巴萨尼奥的未婚妻鲍西装扮为律师出庭为安东尼奥辩护, 她认为夏洛克按照合同的约定主张割取安东尼奥的肉是完全合理的, 法庭应当尊重和保护双方正当签订的契约, 还夏洛克以公道。但是夏洛克在履行合同时必须严格按合同的约定来履行, 必须只割安东尼奥的一磅肉, 既不能多于也不能少与一磅, 由于合同没约定安东尼奥需要给夏洛克血, 所以在割肉时不允许流一滴血, 否则夏洛克就需要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来补偿。由于夏洛克无法不流血的割肉而导致败诉, 安东尼奥才得救了。而夏洛克却因谋害威尼斯市民获罪, 他的财产的一半被没收, 另一半则分给了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把这笔财产交给了作为夏洛克女婿的罗伦佐先生。这部剧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契约制度和欧洲的契约文化。

二.威尼斯城邦商业的繁荣为契约文化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

威尼斯城邦在16世纪时成为了当时东西方进行贸易的重要交汇点之一, 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威尼斯城邦经济的繁盛。作为欧洲商业中心之一, 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 这就为莎士比亚创作本剧提供了基础, 威尼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剧本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背景。剧中主角的契约自由思想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商人所一贯具有的, 资本主义从早期就给商人阶层确立了追求公平、自由交易的思想。作为剧本核心的合同是当时的威尼斯商人间进行各种民商事活动的一种普遍形式, 不管你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犹太人, 只要从事商业活动都可以自由签订合同并严格遵守合同。

契约自由的思想源于罗马法的理念, 契约自由是契约规则中最核心的一项原则。契约是各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自由协商的结果, 契约自由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个人人格独立的理念。人人平等是契约自由理念确立的前提,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封建社会人与人以等级和身份决定交往关系的不平等现实。作为当时商业中心的威尼斯城邦, 大量的东西方商人在威尼斯进行贸易商业活动, 契约自由和法律至上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商人们相信威尼斯城邦的法律会有效保障他所享有的权利, 人们对法律的信任与自觉遵守是威尼斯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础。莎翁在剧中提到我们不能无视威尼斯的法律, 威尼斯城邦的经济繁荣有赖于各国的往来通商, 法律是商人们保护自己权利的最重要武器, 如果剥夺了外国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就会使人们对威尼斯城邦产生怀疑, 进而影响商业的发展。《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和安东尼奥所签订的契约是符合威尼斯法律的规定的, 因此夏洛克有权依法要求安东尼奥按契约约定归还借款, 他们之间的契约约定明确, 是经双方的自由协商达成的, 并且还依法公证了契约。所以夏洛克多次要求法庭应当允许他按照契约的规定来处置安东尼奥。在审理中, 负责审理的公爵只能规劝夏洛克同情处于安东尼奥的困境, 而不能对契约加以变更, 这使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契约在威尼斯具有当然的、不可辩驳的法律效力。夏洛克断然拒绝了规劝, 并要求必须按照契约惩处安东尼奥, 否则就是藐视法律, 使威尼斯法律成为废纸一张。夏洛克敢于如此说正是因为在威尼斯是法律至上的, 他的主张具有正当性, 对法律有绝对的信仰的他才会起诉讼依靠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夏洛克声称自己所要求的那一磅肉, 是他的3000金币换来的, 依契约的规定应该归他属于, 有人不同意的话, 就是不遵守法律的规定, 就会降低法律的威严。威尼斯城邦崇尚法律至上和契约的自由, 因此才使威尼斯如此的繁荣富强。契约固有的自由、平等属性, 是商品经济的最显著标志, 威尼斯城邦开放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契约自由的拓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 威尼斯也为东西方商人为自身经济利益而订立的契约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作为保障。

三.契约文化产生的哲学基础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

自欧洲摆脱封建制度禁锢以后, 诞生出资产阶级性质的市民阶层, 为了与传统的封建势力相对抗, 他们不断争取更高的阶级地位, 他们提倡自由意志, 不断追求经济与社会的平等。文艺复兴运动便是这场巨变的最重要体现, 它就发端于威尼斯所在的意大利, 所以这一巨变的影响在意大利最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城邦之一威尼斯表现的相当突出。

文艺复兴的中心主题就是建立在欧洲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人文主义思想, 人文主义思想发端于早期的意大利, 成为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极力倡导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人文主义思想中的自由意志理念为欧洲契约文化奠定了哲学基础, 使人们不再依附于神, 而成为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个体。每个人都有权自主决断是否与人订立契约而建立契约关系, 法律不得干预任何人的自由意志, 而只能保证契约内容的效力, 对违反契约者进行惩罚。所以, 契约文化所倡导的自由意志、权利与义务等理念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明确体现了当时通行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精髓, 这实质是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

以人的自由意志和权利为体现的人文主义思想, 成为了契约自由的基础。在文艺复兴运动中, 契约已然成为资产阶级阶层与封建势力对抗的强大武器。莎翁的《威尼斯商人》深刻地体现了这一时代主题, 夏洛克与安东尼奥通过自由意志协商有权订立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契约, 当时契约即是法律的原则已经广为深入人心, 正如剧中所说按照威尼斯城邦的法律, 夏洛克的控诉是完全成立的, 因为他和安东尼奥所订的契约上的违约惩罚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逐渐深入, 资本主义阶层的地位逐渐提高,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迫切需要法律这一强有力手段进行保护, 而契约文化的形成就可以为人们以契约的形式为自己权利义务的设定提供基础, 充分满足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

四.罗马法的复兴是欧洲契约文化发展的催化剂

莎翁创作《威尼斯商人》时, 正是古罗马法在西欧的复兴期。古罗马法的内容包括适用于全人类的思想、规范和规则, 古罗马法促进和适应了商品经济在罗马的迅速发展, 它保护私有制, 对于维护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威尼斯商人》剧情的背景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新兴城邦国家, 像威尼斯这样的城邦国家孕育着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 迫切渴望新的文明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新兴资产阶级阶层迫切需要有与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新的法律制度来调整和规范此种生产关系, 保护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在完全摒弃约定俗成的法律理念的前提下, 新创制这样一整套法律体系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 在商品经济趋于繁荣的意大利半岛, 崇尚平等、自由、法律至上的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求的罗马法就开始复兴了。罗马法能够有效调整私有制生产关系下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关系, 是一部相对完善的法律, 比其他法律更符合保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各国的的飞速发展, 各国新兴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争取法律上的有效保护, 在西欧各国就逐渐兴起了罗马法的复兴运动, 契约制度作为罗马私法中极其重要的制度, 对城邦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罗马私法的契约制度极大促进了契约文化在欧洲的深入发展, 也成为现代契约文化的基石。

参考文献

[1] .吴伟仁.英国文学史及选读 (1) [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2]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威尼斯商人[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3] .杨大亮;陈海立.试评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J].名作欣赏2010年15期

[4] .杨虹.《威尼斯商人》的合约解读外国文学研究[J].2009年02期

[5] .黄小铭.合同自由视野下的《威尼斯商人》[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01 期

李宗伦　莫斯科星空下的文化商人 篇5

在莫斯科的华人圈里,不,确切地说在莫斯科整个文化圈里,提起李宗伦的名字无人不晓,提起“老北京饭店”，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不管是华人还是俄罗斯人都会准确无误地把你带到它所在的位置。文化、老北京饭店、中俄文化交流中心,这些都与李宗伦密不可分。李宗伦,这个“文革”前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在他的人生路上写下了辉煌的乐章。他走出北京城,走向黄土高坡,走上话剧舞台,走向俄罗斯,走进莫斯科的话剧舞台和电影制片厂。李宗伦的经历似乎成了一种特殊的隐喻:隐喻来来往往的中俄文化交流,隐喻红红火火的舞台艺术,隐喻热热闹闹的俄罗斯“中国年”。

不解的俄罗斯情缘

无论生活的道路怎样蜿蜒,无论世事几多变迁,李宗伦心中的那个浓浓的“俄罗斯情结”始终无法释怀。

李宗伦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当年清华大学的教授,母亲是北京大学的博士导师。在书香墨染中,李宗伦考入了北京101中学,并把做一名科学家当成了自己的最高理想。然而,那场席卷中华大地的红色浪潮却把他推进了山西吕梁山区。他种过庄稼,赶过马车,喂过牲口,而他的人生道路也因为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发生了重大转折。从农村的文艺宣传队到山西话剧院,到总政话剧团,由一个业余宣传员一步步成为国家二级演员。这期间,他参演了几十部话剧,扮演过20集电视连续剧《戚继光》和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等影视剧的男主角,逐渐确立了在中国国内演艺界的地位,结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朋友,为日后从事中俄文化交流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实践.

1993年,李宗伦只身奔赴莫斯科,师从莫斯科戏剧学院教授、红军剧院总导演、著名戏剧家列昂尼德·海菲茨学习导演专业。用李宗伦的话说,他是唱着俄罗斯歌曲,读着俄罗斯名著成长起来的,这一方热土和他的人生注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94年,在李宗伦读书期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红樱桃》摄制组来到莫斯科,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拍摄一部反映卫国战争时期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中国高级领导人们的儿女和苏联人民一起参与卫国战争的经历。这是惟一的全部镜头在境外拍摄的国产影片,摄制组请他出任该片的副导演。凭着一个文化艺术工作者对文化艺术的痴迷,李宗伦义无返顾地踏上了这条没有路的路,甘愿做开拓者和铺路石。

名副其实的中俄文化使者

以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为基点,让中俄两国间文化交流如扇面般辐射开来,这是李宗伦苦苦追寻的理想境界。李宗伦历经千回百转“寻找回来的世界”比他曾经拥有的世界更加丰富,更加精彩,并且具有经得起推敲的深刻意义。

随着一个个文化演出团体的到来,中俄文化交流中心越来越为国内文化界的同行所认同。自成立以来中俄文化交流中心成功地接待了100多个文化艺术团体,成功地协助他们完成在俄罗斯的工作,中俄文化交流中心接待了很多的名人,包括孙道临、谢晋、郑小瑛、唐国强、冯小宁、梅葆玖、李幼斌和蒋雯丽等,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文化交流中心寻找到了真正的文化审美呼应,兴奋地签名题字,挥毫泼墨,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1998年7月,中俄文化交流中心接待了中央电视台《开国领袖毛泽东》摄制组,这部影片有一组镜头准备在莫斯科市的红场拍摄。当摄制组向李宗伦说明来访意图后,发邀请函、寻找特型演员、租借器材、联系拍摄场地等一系列前期工作,中俄文化交流中心都一一安排就绪。摄制组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质量完成了拍摄工作,节省了费用,节省了时间,达到了十分满意的效果。近10年来,中俄文化交流中心接待了许多电影、电视拍摄团体,其中影片《相伴永远》、《紫太阳》在中国国内上映时,鸣谢字幕中,中俄文化交流中心赫然排列其中。

列宁大街的“老北京”

走进列宁大街158号中俄文化交流中心所属的老北京大酒店,穿过北京的“小四合院”,迈进挂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朱漆大门,一股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满墙壁密密麻麻来宾的签名,营造出独特的文化情境。文化中心所接待过的艺术团体及文化艺术名流的照片,以静物的状态释放着鲜活的动感。缠绕着青藤的老井,无声地演绎着老北京人的寻常日月。京剧脸谱、小布老虎及悬挂着的大红灯笼,真可谓“京腔京韵自多情”。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酒店舞台正中的那面签满来宾姓名的支持北京申奥的大旗,向人们传递着一个北京人对北京的痴恋与期待。人们来到老北京大酒店,不仅是来吃地道的京味面点及各式精美菜肴,而且是来吃文化,品文化,看文化,谈文化。置身这样的环境中,人们也许会更深刻地理解了李宗伦——这个醉心于文化艺术事业的文化人的文化追求。

同样是做宾馆酒店,“老北京”的服务功能远远大于普通的宾馆酒店,这个酒店不知道接待了多少来自祖国的社会团体和一些名流学者。2006年10月,“老北京”为在世界女子足球赛获得亚军的中国姑娘们举行庆祝晚宴。当李宗伦得知中国的姑娘要来莫斯科比赛,他十分激动;在中国队和朝鲜队争夺冠军的赛场上,李宗伦组织了上千名华人和留学生冒着大雨到现场为中国姑娘助威。

人在海外,情系祖国

大到向俄罗斯传播中国文化,让俄罗斯人通过中国文化全面了解中国,小到丰富华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把他们从赌场里、麻将桌上拉回来,中俄文化中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在莫华人重大文化活动的总导演和总策划,李宗伦无论在台前还是幕后,都能找到了自己最恰当的位置,释放出自己最大的能量。

2001年6月7日,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整装待发的国际奥林匹克狂欢节化装游行的中国方阵中,身着清代帝王服饰的李宗伦和由他担任艺术指导的中国历代王朝服饰展示队,以及中国舞龙舞狮队成了广场上的一大亮点。在20多个国家,近3000人参加的狂欢节大游行中,打着“新北京新奥运”横幅的中国方阵受到了30万围观者的热烈欢迎,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

2005年中俄两国确定了互办“友好年”,李宗伦抓住这一契机为两国友好年的巩固和发展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2006年中俄文化交流中心成功地接待了访莫的专家学者,及各省、市代表团,并成功地举办了电影艺术节。

2007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李宗伦积极策划、成功地举办了大型的“北京之夜”文艺晚会，晚会受到了当地华人的积极响应。为了能使晚会达到预期效果,李宗伦从策划到完成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当晚会如期在莫斯科马涅什展览大厅举行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华人沸腾了。当“莫斯科——北京之夜”巨大横幅出现在舞台上空的时候,在场的华人和俄罗斯友人纷纷举起了酒杯来庆祝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2007年1月1日。

14年在俄罗斯风雨兼程,李宗伦始终保持着谦虚的风格。当媒体对他采访的时候,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些都是在俄广大华人的力量,我只做了一些幕后工作。”

李宗伦,一个年逾半百的人,依然在为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辛勤地耕耘着。直到今天,李宗伦还是认为,自己选择以文化为龙头联络两国人民的感情,为在莫华人创造良好、健康、有品位的文化氛围的路没有错。

商人的道义 篇6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讲, 说企业家要“在商言商”, 我能理解, 而且可以说非常理解。

只要换位思考一下, 我就会害怕, 权力之下, 我们都太弱小了, 面对死亡, 谁不恐惧呢?勇敢是不能要求的, 我们没有权利说, 你地位很高、能力很强大了, 所以我们要求你比别人更勇敢, 这是一种更自私、更虚伪的做法。你凭什么要求别人勇敢?仅仅因为他更大更强?而你自己弱小就可以心安理得懦弱、他强就需要承担勇敢的责任吗?

在中国, 你在微博上的言论可能会被限制, 这是正常的, 大家都可能遇到过。但这个其实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来自恐惧的压力。真正的麻烦就在你自己人里, 你的股东、投资人、同事, 包括家人, 都跑来跟你说, 你怎么能不顾我们所有人的安危, 不顾公司的兴衰存亡, 由着性子乱说?他们貌似好心来劝你:说这么多有用吗, 言多必失啊。

问题是, 你以为我真的这么喜欢谈社会、谈政治么?你到美国去和人吃饭, 一上来就问“你怎么看今年的大选?”人家会认为你有毛病。一个正常的社会, 无论你是企业家、白领, 还是工人、学生、家庭主妇, 理想的状态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社会保障很稳定, 你不用担心孩子没钱上学, 老人没钱看病, 自己退休了没人养, 你只需要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日子, 哪来那么多焦虑?

批评和批判, 那本来是学者和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做企业的, 经理人你就该研究如何管理, 老板就应该去考虑如何创新。可是你看, 中国很多企业家天天忧心忡忡, 把精力耗在政治上, 真的很耽误事。

知识分子们呢?都跑到象牙塔不问世事“潜心做研究”去了, 还有一些人整天在扮演“艺术家”, 习惯了一辈子表演、说谎话。

我绝不认为企业家应该整天满口政治、心怀天下。但是我也不认为面对自己不擅长、搞不定的事情, 商人就应该奉行犬儒。企业家作为精英人群, 他和其他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一样, 有责任去推动社会的进步。

乔布斯和奥巴马一起吃饭, 前者可以直接指着总统的鼻子说, 你们做得太差劲了;梅格·惠特曼, 退休后有段时间跑去竞选州长;迈克尔·布隆伯格, 纽约市长当了三届了, 拿一美元月薪, 还辞去公司所有职务, 避免利益冲突;再看美国议员中, 商人出身的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一个人做过商人之后, 想追求更高的成就, 追求政治上的成功, 这也是人之常情, 很正常。

对于商人来讲, 它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远远大于救助的意义, 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远远大于救助社会的价值。每个国家都有弱势群体, 产生的机制是不同的, 中国有大量的人需要救助, 是因为政府没有尽到责任, 孩子失学、医疗问题、老人空巢问题等等, 如果国家将30%的财政开支用于民生, 这些问题就不会存在。让一个企业家举个红牌子去资助几个学生上大学, 这不是荣耀, 而是政府的耻辱。

企业家要做的, 还是怎么样利用自己所长——创新, 从根本上让社会的机制变得更好, 就像战争中会有伤员, 我们拼命的去救这些伤员, 当然是件好事, 但是最好的办法是停止战争。

改变社会机制, 最基本的, 是你要做个好商人, 去做好的商业, 不做“坏商业”, 制造污染、拖欠工资、偷税漏税、坑蒙拐骗、强买强卖、强拆人家房子说支援城镇化, 这样的事情你不能去做, 这是底线。

而更高的境界则是, 看到社会中有很多不幸不公、不够完美的地方, 我们要积极想从商业的角度可以通过什么样技术和创新, 来突破一些短期内通过政治博弈很难解决的问题, 比如微信的产生对电信行业垄断的冲击就是致命的, 单向收费、流量套餐的问题, 想通过立法来解决, 太低效了。完全可以通过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来颠覆它, 不用多说废话。

当然, 像联想那样, 能把自己十万人都照顾好, 让他们安全, 过上好日子, 也够了。

商人和小偷 篇7

商人很快就问小偷:“我渴了, 你能不能在附近找到水?”于是, 小偷去找水了。正当小偷找水的时候, 商人把自己的钱放到了小偷的包里。等小偷回来告诉商人哪里有水的时候, 商人离开去喝水的时候, 小偷立即翻了商人的包, 却没有找到一个铜板。

小偷很惊讶, 但他仍然没有失去信心。过了一阵子, 商人喝水回来了, 他们又一起走了一段时间, 商人说他要去上厕所, 小偷再次检查了商人的包, 仍然没有发现一分钱。小偷得出了结论:这个商人是个穷人, 他根本没有钱。

后来, 当小偷出去上厕所的时候, 商人从小偷包里拿回了他自己所有的钱。

小偷只长了一个心眼“偷”, 而商人的心眼就是“会算计”。

小偷永远干不过商人。

“商人”的由来 篇8

原始社会后期, 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 到了夏代,社会上便游离出一部分专门从事交换的人。 公元前一千多年,黄河下游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他们的祖先叫契。 由于契在大禹治水时有功,被封为商,这便是古代的商族。 契的六世孙王亥聪明多谋,很会做生意,经常率领很多奴隶,驾着牛车到黄河北岸去做买卖。 一天,王亥在贩运货物的途中,突然遭到狄族易氏的袭击, 他们抢走了货物和随从的奴隶,并杀死了王亥。 王亥有个儿子叫甲微,听到父亲被害的消息后,便兴兵伐易。 最后终于灭了易氏, 商的势力也从此扩展到易水流域。 到了商族后裔孙汤,商族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特别是纺织业,花色品种优于其他各族。 孙汤为了削弱夏的国力,便组织妇女织布纺纱,换取夏的粮食和财富,把贸易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最后灭了夏的统治者桀,建立了商朝。 商朝农业上定居耕种,手工业等也相当发达。

周朝建立后, 商族人由统治者一下变成了周朝的种族奴隶。 过惯了奢侈生活的商族贵族, 每况愈下。 商族人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便纷纷重操旧业,到处去跑买卖。 久而久之,便在周族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概念,即跑买卖的人都是商族人。 后来,慢慢地“族”字也去掉了,简称为“商人”了。 这个称呼一直沿袭至今。

不过,“商人” 之说, 在古代是分为两类的。 一类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经营,如开店坐铺则称为“贾”。 春秋时代鲁国曾设有“贾正”这种官职,专门管理市场贸易事务。 另一类流动在外面进行贸易的,才叫“商”。 然而,现在 “ 贾” “ 商” 已经不分, 凡是做买卖的, 统称为 “商”。 至于在市场上所流通交换的物资叫“商品”,从事这种行业活动叫“经商”,固定在一个地方以铺面来销售物品的叫“商店”。 一些带有“商”字的叫法,都源于此。

温州商人的独特风格 篇9

越有风险越向前。

温州商人天生具有闯荡江湖的能力, 越是风险越向前。温州老板无论在哪里都能创业, 都能很快扎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

商场如战场, 有风险才有商机, 闯过风险就有转机。做生意一定要适应人家的要求, 这样才能生存、才能赚钱。这是许多温州商人总结出来的经商经验。前几年, 杭州郊区拟建一座温州商城。当时投标的人很多, 最后把投标的金额降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就在大家都要放弃的时候, 一位温州老板接下了这个竞标。这位老板从设计施工到产业规划, 每天都想着怎么才能适合杭州人、富阳人的要求。结果, 温州城如期建成, 他虽然亏了钱, 可在杭州赢得了好声誉, 为他以后的事业铺开了道路。

在许多时候, 温州商人敢于在“低得令人难以相信”的价格上与他人竞争。正是这种越是风险越向前的性格, 使他们得以立足、发展。或许, 绝大多数温州人对达尔文及其“适者生存”理论并不知晓, 但他们以实事向世人显示出了自己的精神实质:适者生存。

从散兵到安营扎寨。

温州靠近海边, 人多地少, 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迫使他们只能向外拓展, 不断寻找一个个新的生存空间。正因如此, 温州商人在全国分布最广, 南至三亚, 北到漠河, 西抵拉萨, 东临青岛, 到处可见温州人的踪迹。

改革开放初期, 当绝大多数农民还是沉浸在自家田地里多种粮食的时候, 温州人就以手工为主要谋生手段, 如理发、补鞋、裁缝, 一个个散兵游勇燕子般地南来北往。后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各地都出台一些扶持政策, 于是, 这批温州商人纷纷开辟商场或商品集散地, 成为中国的第一批老板。

说温州人天生就会经商, 这主要得益于他们互通信息, 团结合作的精神。每当一个温州商人在某地发现了商机, 就会联系在这个城市的其他温州人, 那些散兵游勇就聚到了一起, 出谋出钱出力, 一定要在竞标中拔得头筹。因此, 在全国很多城乡都有以温州人为主的商场或商品一条街。有的企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分公司、分销点、办事处, 将温州人的商品意识辐射到四面八方。不仅如此, 目前在巴西、南非、欧洲、美洲等都有新一代温州人经商的网点。

温州人经商看起来挺神秘, 其实在其神秘的背后, 我们不难发现温州人的成功模式:常常是集中强大“兵力”攻下一座“城堡”, 而后从家乡搬“兵”安营扎寨, 守住阵地, 除非是市场衰落, 否则绝不后撤。

利益至上, 经营灵活。

我接触过不少温州老板, 发现他们大多数有永不服输的精神、头脑活, 决不在一棵树上“吊死”。见到什么市场前景好, 认准了立即投资。服装、皮件、建材、陶瓷、灯具、印刷、电器等等, 一个温州老板在他的投资生涯中可以涉足数个不同的领域。现在的温州老板没有不敢投资的行业, 只要能带来利益, 也没有不敢去投资的地方。

叶世光是1995年到南京投资的, 起初做什么好也心中无数。他发现南京的饮食、休闲很火爆, 便多次去消费, 了解他们的消费结构。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行业, 因为他感到消费热点不一定是投资热点, 往往是市场越火, 投资越要谨慎, 他要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在他想开办公司租房子时, 他注意到南京办公房很难租到, 价格也高。于是, 他决定投资数千万元开发中低档的商务中心。这一招果然击中市场要害, 他的诺亚商务中心建成后, 由于市场定位准确, 一经招商, 立即吸引了许多中小公司入住。几年来, 出租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 目前南京大量高档写字楼因为租金太贵而闲置。

抓住机遇, 连拼带“抢”。

1983年春节, 一位温州华侨从美国给温州家里打来电话:“美国警察总署消息, 美国警察要换服装, 34万人, 需要68万副标章, 每人两套就是130多万。你们可不可以做?”

“这是天上掉馅饼啊!哪有拒绝的道理?”两个温州个体户心急火燎地直奔美国, 向美国警察总署署长阐述意向。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做出一流标章, 两个温州老板不温不火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叫‘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请你们派两位专员到中国去看一看, 费用我们全包。”

精明的美国人见别人替自己掏腰包去“旅游”, 自然不去白不去, 两位警察署专员来到温州, 工人当场表演了从投料到成品只需35分钟的过程。几天后美国人带着100副样品回去了。美国警察总署头头们一看, 价格只有本地一半, 而且不需要定金, 成交!温州人如法炮制, 又做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驻港部队标章的生意。

温州人经商都是速战速决, 连拼带“抢”。温州老板往往是头一天打听到某个商机, 第二天就能拿到订单。“抢”是温州老板做生意的一大风格。

巧妙融资, 蚀小本赚大钱。

经商需要大量资金, 可温州老板做生意很少从银行贷款, 他们有自己的融资渠道。一是朋友互助。温州人的老乡观念很强, 极富互助精神。二是赊货变现。这从温州人卖人参就可以看得出来。全国的参茸市场不在东北, 反而在千里之遥的温州。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同等级人参, 东北供货价是2000元/公斤, 而在温州却只卖1900元/公斤。明摆着赔本买卖, 温州人是图热闹还是图好看?殊不知, 这样一来由于价格关系, 东北没有形成参茸市场, 反而在温州形成了全国专业市场, 何等奇妙!

温州老板的精明之处还在于诚信。比如他们做参茸生意, 一般第一次订货, 开口10吨,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关系熟了后, 先付20～30%的定金, 卖掉货后再交钱;关系铁了后, 东北老板觉得铁哥们不用交定金, 来年再付无所谓。

温州老板与东北老板的看法正好相反, 在他们眼中人参不是货而是现金。他们的一般做法是接到人参后, 迅速在市场上销售, 甚至低于进货价, 变现后的这一年可以做五六回其他生意。这样到年底, 人参生意虽然亏了, 其他买卖可赚了不少钱, 盈亏相抵, 利润颇丰。这样温州老板有了一个货源不断的民间银行。用这种巧妙的融资方式来增加流动资金, 再将其投入到最赚钱的地方, 温州老板盘活商业资源的手法真可谓绝了。

面对现实, 利字当先。

温州人不空谈, 不幻想, 也不怨天尤人。国家投资少, 就自己建设;没有资源就搞眼镜、打火机、纽扣等小玩意儿;科研教育水平低就开手工、半手工工厂;路窄街头挤就开菲亚特。总之, 要干事业就要改变现状, 要挣钱就得面对现实, 干实的。

温州人不爱炒股, 对此上海人很是不明白:一向以头脑灵活、精明能干著称的温州人, 超前意识强、勤劳而不甘落后, 事事都走在国人前头, 唯独对股市避而远之?是的, 尤其是那些“大款”, 炒股的更少。这问题到了温州人那里, 解释极为简单:不熟不做、不实不干。

在商场, 温州人利字当先, 即便是和别人闹矛盾吵架闹翻了, 只要这人够朋友, 有利可图, 温州老板也会看在钞票的面子上, 和仇敌化干戈为玉帛。

做事情从功利出发, 而且毫不掩饰, 这便是温州人。

凭“义气”, 驰骋商海。

做人不能没有义气, 而温州人的义气是有目共睹的。凡是接触过温州人的外地人一致认为, 温州人具有北方人的豪爽与义气, 这是温州人在残酷的商海拼搏中最具优势的人文与个性特点。它大约来自于海风的吹熏吧, 温州面对东海。温州人经常驰骋于商海, 见多识广, 他们穿着良好, 饮食讲究, 腰板挺直, 笑声爽朗。与人做生意时, 这综合的因素往往给对方以极大的好感与信任。而温州人或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 或大大让利的手法, 使他们在商场上屡屡得手, 意气风发。

商人书家赵铁山 篇10

百寿壁上的这一百个“寿”字,已抽象演绎成了符号图案,其书法价值并不为称道,倒是壁胁的两联对子颇耐人琢磨。上联是“损人欲以复天理”,下联为“蓄道德而能文章”,壁楣为“履和”,再看联之落款——左宗棠。古之商贾以权势墨宝装点门面的作法与今日“企业家”好把与官员们的合影扩放而满堂悬挂的心理看似同出一辙。虽说左大人在当时还挤不进书家行列,但凭旧读书人的那点功力,今日之官员到处题写的那些文辞蹩脚笔迹倒胃的牌匾实在是与之不可比的。这两联题字是否为左大人出师新疆期间,作为对乔家字号慷慨捐粮纳饷的旌表与回赠呢?无从考据。类似的墨迹在乔家尚有慈禧指示山西巡抚丁宝铨赐赠的“福地琅”匾额、李鸿章题赠的“仁周义溥”匾额,至于众多有款有跋的其他匾联,想必也是求自哪一级官人的。借弼朝廷势力声张商誉、威慑不轨的作法,在乔家可谓锲而不舍矣。左宗棠、李鸿章为同时代之权臣,慈禧更是垂帘听政的“老佛爷”,其先后为一民间商户传递友好,一则说明乔家有不凡的势力,二则表明国之衰微甚耳,堂堂朝廷不得不仰仗于商人的财力。这样的你来我往,可谓各取所需,两厢情愿,但不知官商勾结,死期将至!

1921年,乔家在修建其最后一个院落时,正处于北洋政府频繁更迭之际,看来求谁的字也不合宜,于是院主人盯上了邻邑太谷县那位当时号称“三晋第一书家”的赵铁山,于是也算有了回无奈的品味。

赵铁山,名昌燮,铁山是字,生于光绪三年,为宣统元年拔贡,曾任农工商部庶务司主事,六品京官,不过上任不满一年,即回归故里,从此一生闲居。赵家也是以经商起家的,发迹于明季,仅其在徐州的商号“谨丰典”当铺就占房千余间,有店员二百多,每年秋季承当之物一月能上三四十万号,该号扼徐地钱铺之钱帖子,长期垄断着当地的经济。赵铁山之“正业”是每日到太谷城内东大街上的“静丰得”柜上处理号事,而其“书事”只能是业余了。赵家以儒从商,楮墨传代,铁山五岁就读家塾即接受了严格的正统教育。书法一门,始学欧体,继尔篆隶,其一生的金石嗜好由此初成。加之勤学苦练,笔耕不辍,中年之后,书法功力显露头角,支撑起了清末民初三晋书界之栋梁。赵铁山由碑学入帖学,由唐溯汉魏,凡名家碑版,无不求索临池,故业路益宽,真行隶篆,四体皆通。楷书自欧阳率更入门后,专攻李北海,故尔骨力健峭,形态刚毅;篆书从说文入手,意在金文,小篆精,缪篆亦精;其隶书的基础在史晨,又兼得熹平笔意,同时留意各家变化,撷取张迁之方劲、礼器之圆深、曹全之秀丽、石门之古拙,融会贯通,自成一格。

赵铁山书法渐被社会认可后,求书者不绝,现存世的作品有临汾鼓楼上的“声寄河汾”匾、临汾“博物馆”三字匾、太谷“大觉寺”匾、“太谷图书馆”匾、“山西省银行”匾、“志诚银行”匾等榜书,还为阎锡山书写过一册《降旗训话》。1925年,孙中山逝世,太谷铭贤学校校长孔祥熙以学校的名义请铁山书写了一副挽联,此联以隶书为正文,用魏楷落款。1926年,赵铁山包括这副挽联在内的书法作品在上海举办的全国性书法展览会上展出,博得了好评,康有为的评述是:大江以北,无出其右者。展览会定评其作品为“华北第一”。此后又有“南吴北赵”之说,吴指吴昌硕,赵即赵铁山。

乔家大院内的这方阳刻影壁也是赵铁山以分隶为正文,魏楷落款的一幅作品。全文如是:

夕晦昼明,乾动坤静,物禀乎胜,人赋于命,

贵贱贤愚,寿夭衰盛,谅夫自然。冥数潜定,

蕙生数寸,松高百尺,水润火炎,轮曲辕直,

或金或锡,或玉或石,荼苦荠甘,乌黔鹭白,

性不可易,体不可,揠苗则悴,续凫乃悲,

巢者罔穴,泳者宁驰,竹柏寒茂,桐柳秋衰。

阙里泣麟,傅岩肖象,冯衍空归,千秋骤相。

健羡勿用,止足可尚,处顺安时,吉禄长富。

当个商人不容易 篇11

今天，我们班上共开张了三家拍卖公司，我们的“奇美拍卖公司”也轰轰烈烈地营业了。我们公司的货品新潮前卫，有绚丽多彩的星星彩条纸、有新颖奇特的话筒圆珠笔、有活泼可爱的玩具猴、还有玲珑剔透的QQ储蓄罐……我将一筒崭新的羽毛球也排列在拍卖品中，那可是我心爱的珍宝，曾陪伴我在运动场上快乐地腾跃，带给我无穷的乐趣。不过，我今天还是忍痛割爱，将它奉献了出来，我想肯定会有和我一样酷爱羽毛球的同学来买的。

我认真地坐在“店铺”里，卖力地扯着喉咙叫卖，但是在这喧闹的“集市”上，我的声音完全被淹没了，根本没人注意到我们的存在。这场景，可以与每月初一、十五天灵寺前的庙会相媲美，在狭小的空间里，热闹非凡，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到处都是人语声，又好像是在一个大马蜂窝里，到处都是嗡嗡嘤嘤的声音。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满心以为会招徕很多顾客，可是事与愿违，根本无济于事。唉，当个商人不容易。

这可怎么办呢?可不能这样守株待兔，不如做个“游街商贩”，也许会有成效。说干就干，我精心挑选了几件物品，有星星纸、油画棒、储蓄罐，都是最能吸引同学们眼球的小玩意儿，满怀憧憬地推销了起来。真巧，我一眼看到了我的好朋友施欣彤，便头头是道地向她介绍我的货物。她对储蓄罐爱不释手，痛快地买了下来。啊，终于成功了，卖出了第一件物品, 可是再想想收入甚微, 只有两块多钱, 我花了这么多的心思, 费了这么多的口舌, 嗓子都快喊哑了, 才只有这么点收入。唉, 当个商人不容易。

我不辞辛苦地继续经营着我的买卖, 拍卖会结束时, 我们的收获颇丰, 但是我也快要累得散了架。原来做个商人不仅需要发挥聪明才智, 更要能吃苦耐劳, 坚持不懈, 才能有所收益, 没想到如此简单的行业中也蕴含着这么多道理。唉, 当个商人真不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