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精选12篇)
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 篇1
■国际化经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给会计基础理论研究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我国企业必须放眼全球, 整合会计基础理论与方法, 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由中国会计学会主办、哈尔滨商业大学会计学院承办的“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2013年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5月20日在哈尔滨召开。来自学术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和学者分别从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与投资者保护、内部控制等领域开展深入的学术交流与研讨。下面结合本届研讨会的论文和主要观点予以综述。
一、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
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汹涌的21世纪, 会计作为国际商业语言,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会计基础理论和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本届年会上, 与会专家学者对会计基础理论进行了探讨。北京交通大学的李玉菊副教授运用企业资源理论从会计学角度对企业资源进行了界定和分类, 对企业资源、资产和能力的相互关系及资源价值构成进行了剖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左箭基于I-ASC和FASB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及最新的研究成果, 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三个基本特征相关性、可靠性和如实反映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将可靠性修改为如实反映的效果, 对比IASC和FASB规定提出了我国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且提出了完善的建议。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会计系的刘宜鸿通过对我国企业会计要素的设置进行分析, 指出了我国会计要素设置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改进建议。吉林大学的韩丽荣教授对财务报表审计目标、审计独立性的概念以及审计证据等基础理论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新变化进行了探索。此外, 实务界的代表对商品价值系统经济与会计基础理论的结合进行了研究。
二、公允价值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 会计的计量方面出现许多新问题, 公允价值计量在计量属性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发展趋势, 但是其理论研究和经济学意义还有待探讨。厦门大学的曲晓辉教授希望建立公允价值指数及其平台, 提出了公允价值指数的设计思路, 探讨了公允价值指数平台建设的难点及对策, 以期对经济学和会计计量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
复旦大学的肖迪博士选取我国的银行业作为样本, 对公允价值、盈余持续性和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 检验公允价值对财务业绩和经济后果的影响, 认为公允价值将继续在准则中应用。上海大学的任永平教授对该文结构的严密性、数据的选取提出了需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厦门大学的林卉博士对于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性与企业选择进行研究, 考察了公允价值的应用现状和《企业会计准则第×号———公允价值计量 (征求意见稿) 》预期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从利益分析的角度, 挖掘企业在意见稿下的行为动因, 从而预测企业可能的行动及其带来的财务影响, 为准则的改进与后续应用指南的推出提供参考意见。北京交通大学的马忠教授认为, 该文的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允价值准则提供了来自实务界的参考信息, 希望能在问卷调查法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 进一步剖析关键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周玮博士从债务融资的视角出发, 考察了我国现行制度环境下,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中国海洋大学的王竹泉教授认为, 由于该文数据选择周期很长, 如何消除系统性因素对企业获取贷款能力以及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还有待商榷。
中国人民大学的孙富山博士研究增值税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及对策, 揭示中国现行会计处理中的公允价值与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 在是否包含增值税的问题上存在内涵不一致的现象, 提出增值税及其会计处理对于公允价值计量有深刻影响。
会计作为一个计量投入与产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工具, 促进社会经济资源有效率配置的基础是会计盈余信息的真实性。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任世驰副教授对历史成本会计、公允价值会计与资源配置悖论进行研究, 认为历史成本会计和公允价值会计在引导社会经济资源实现有效率配置方面都存在缺陷。从历史成本会计向公允价值会计的演进, 以及会计盈余信息如何才能引导社会资源有效率配置来看, 会计的真实性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账面价值与现行市价一致;二是现行市价与资产内在价值一致。
张凤元博士对于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应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中国2007-2010年沪深两市283家上市公司4年共16个季度数据为研究对象, 通过面板数据, 建立拓展的价格模型与收益模型, 通过公允价值计量的两个替代变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来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效果, 从而得出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具有价值相关性的结论。
三、信息披露与投资者保护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因此与会学者对信息披露与投资者保护进行了研究。南开大学杨忠海博士突破性的将管理层动机、盈余管理方式及投资者情绪纳入一个框架进行整体研究, 分析了管理层动机对真实盈余管理及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 以及真实盈余管理及盈余管理方式对投资者情绪的影响。黑龙江大学的靳利军博士认为, 对于管理层动机与真实盈余管理少有研究, 该文具有创新性;管理层动机对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也鲜有研究文献, 该文具有创新性;但是对于真实盈余的衡量与选择是否合理存在质疑。
当前低碳经济与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促使各界关注碳信息披露。国际上的碳披露项目 (CDP) 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碳风险、核算、管理与治理等信息, 有利于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敬采云教授对碳信息披露的模式构建与实现路径进行研究, 在借鉴CDP的基础上, 分析目前碳信息披露的现状, 构建我国的包括碳信息披露内容与形式的碳信息披露模式, 从企业、政府、企业利益相关者以及市场的角度探索碳信息披露模式的实现路径, 促进我国碳信息披露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芳博士研究担保方式、独立审计与债券市场投资者保护, 认为担保和审计均有利于缓解债券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是债券巿场投资者保护机制的重要构成。实证结果表明, 取消强制担保以后的债券市场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显著增加。这表明当债券缺乏担保而导致违约风险上升时, 独立审计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机制, 发挥对债券投资者的保护作用。此外, 关联方担保和企业互保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银行担保、抵押担保和同一地区企业担保与审计质量负相关。东北财经大学的傅荣教授认为, 该文对于“高质量审计”界定依据的说服力还需进一步说明, 文章的逻辑关系需进一步加强。
吉林大学赵宇恒副教授基于行为金融视角, 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 以沪深两市2006-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 考察高管激励对公司风险的影响, 并进一步从财务政策角度探究高管激励对公司风险的影响机理。黑龙江大学的孙永军博士认为, 该文针对高管激励的有效性与公司风险的规避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但部分因素的关系存在矛盾、依据不足, 控制变量考虑不足。
四、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近年来国内外监督部门、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孙兰兰基于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 对管理理论对内部控制理论的支持进行了研究。认为置于管理学大框架下的内部控制理论研究将成为内部控制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的蔡晶晶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6年-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 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于高管隐性薪酬的治理效应。经验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抑制高管的隐性薪酬, 可以降低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而且这种抑制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果对相关主管部门及监管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010年, COSO委员会宣布对《内部控制———整合框架》进行修订, 势必对世界各国的内部控制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的李雅虹对新IC-IF与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进行比较, 以期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相关规定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建议。
企业的个性化特征决定了为保证企业特定目标实现的控制体系不可能千篇一律。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的王竹泉教授对企业控制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进行分析, 以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的企业观为理论基础, 围绕企业目标实现, 区分企业契约和交易契约两类活动, 划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两大主体, 在确定企业控制体系不同层面制度安排主体的前提下, 讨论不同的制度设计主体所共同面对的企业控制体系逻辑起点问题。
传统项目的风险一般始于项目立项阶段, 项目的风险控制在立项阶段显得尤为重要。深圳市会计学会的周明会计师对信息化项目立项阶段风险控制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予以分析, 提出该阶段风险控制内容、流程, 设置主要风险关键控制点, 并针对信息化项目的质量、进度、投资成本、变更控制进行探究, 从而对信息化项目立项阶段风险采取措施。
中国会计学会会员张晓涛通过财务管控三大模式的比较分析, 借助相关基础理论阐述财务管控模式选择的现实影响因素, 发挥集团战略管控本质优势, 推动集团可持续发展。
此次会议对会计基础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对于提升我国基础会计理论研究水平、促进我国会计繁荣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 篇2
作为高顿财务培训的经典课程,高顿一直关注中国会计准则的变化和趋势,精心研发《新旧会计准则比较分析及操作实务》课程通过新旧准则差异对比、新准则的制定逻辑、传授合规实务技巧、做好企业应变准备等方面实时更新课程内容,课程4大篇章,从资产篇入手详细介绍了一般业务存货、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资产减值的特殊含义及实务操作,并重点从负债和损益篇、报告与披露篇、特殊业务篇做了全面梳理,并让学员通过系统学习,在比较中掌握准则修订背后的原理,丰富的案例教学,助学员从容应对实务操作难点,帮助企业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财务报告水平,帮助企业改善决策质量,助力企业长足发展。
此外,课程还重点讲授新旧准则衔接及首次执行会计处理,主要针对企业会计准则的重点难点解读,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中的易错点分析、新旧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差异比较分析、采用追溯调整法的部分事项、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实战演练的真实案例等内容。
高顿研究院张老师特此汇编各条修订准则的内容与亮点,以便财务从业人员对照本企业特点提早做好应对,精选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第39号解析内容。《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亮点:解决了职工离职后福利的会计核算及相关信息披露的问题,是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企业应对建议:建议企业尽早开始对各项福利进行梳理和评价,如判断为设定受益计划,还需要与相关专家进行及时沟通。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亮点:正式引入“计量单元”―资产或负债计量的最小单位,有利于公允价值的实务操作。企业应对建议:新准则要求企业披露的内容明显增多,企业需要研究这些新增的披露要求,更新相应的内部报告内容和流程以获取这些披露所需要的信息。应对会计人员进行专门的公允价值知识培训,建立、健全公允价值计量的内部控制制度,以方便企业扩展并适度应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
作为中国最早推行新准则培训的机构,高顿财务培训再度发力,全国首发推出会计准则最新课程,帮助企业把握准则前沿,提高财务人员职业判断和专业素养。
城乡规划管理转型的理论基础 篇3
一、城市学的定位与基本内容
(一)钱学森对城市学的三个定位
城市学的学科定位:
“城市学是城市规划的一个理论基础,所以它是属于技术科学与应用科学类型的学问。它比城市规划就更理论一些,但与许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如政治经济学、地理学等等比较起来,它又是应用的,所以它是中间层次的”[1]。
城市学的功能定位:
“城市学要考虑的问题,必须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我国逐步走向从集镇到大城市的城市结构。这样城市学不光是研究一个城市的问题,要研究整个国家城市的问题,整个国家的城市体系,体系就有结构,这个首先要搞清楚”。“城市学是研究一个大城市、一个小城市、以及一个乡镇的整体功能和发展的学问” [1]。
城市学与城市规划的关系定位:
“城市学是研究城市本身的,它不是什么乡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等,而是城市的科学,是城市的科学理论。有了城市学,城市的发展规划就可以有根据了”。“有了‘城市学’,才能有理有据地搞城市规划”[2]。
(二)城市学的学科内涵和基本内容
1.基础理论部分
城市本质、特征的探讨,城市与哲学的关系,城市与文化的关系是探讨城市学内涵的理论问题。城市的发展趋势、城市化过程等等,是城市学发展应用的广泛外延。
城市的复杂性是城市学学科的内核,是城市学学科研究的科学基础。城市复杂性研究是以系统科学为基础,应用现代科学中的非线性、普适性的理论,融合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针对城市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城市学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构成城市学科的基本科学理论。
城市的起源及中国城市与国外城市的比较研究,是城市学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近十年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城市具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尽管中国尚有部分缺环,如夏时期的城池、文字、宗教、社会生产生活等,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考古发掘,但是从郑州西山史前古城至今的城市发展历史是毋庸质疑的。
2.城市学科的相关学科
一是城市产生发展的自然基础,包括城市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山水格局等等。中国古代将部落的选址理论称为风水,古代的城镇选址理论有其科学合理的成份。但今天的城市学研究,更注重用现代科学手段来分析自然地理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变迁,分析其与城镇发展的关联耦合机制,力求形成科学的研究范式,并探索自然环境、生态条件与人类社会及城市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共轭涨落机制。气象水文、生态植被、山脉水系与城市生成、发展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是城市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城市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城市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社会体系的载体和单元,包括人类社会与城市社会、城市社会的分工与分层、对城市问题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关注等等,均是今天城市学应当研究的领域。城市的社会分层、社会结构是直接与城市空间布局相关的领域;城市贫困和对城市底层群体的关注是城市学人文精神和社会公允的体现。
3.城市本体的研究
由于城市的复杂性及城市系统的综合性,以及城市内部各个子系统,子系统之间复杂的关联耦合机制,只能采用“复杂系统的有限解决”(吴良镛,2013)的方法,可以从城市内禀的相互关联的八个主要方面入手:
①城市功能;②城市结构;③城市形态;④城市文脉;⑤城市生活;⑥城市网络;⑦城市营造;⑧城市景观。这八个方面是城市内禀的、相互关联的,其中每一个方面都与其他七个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城市整体的视角研究现代城市的八个领域。
在这八个领域中,城市功能、城市结构、城市形态、城市文脉、城市景观是城市科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如何从定性分析向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城市生活是城市这个巨大系统的主体,人们聚集在城市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目前,宜居城市、城市生活质量、城市生存环境等研究是城市生活研究的主体。
城市网络在这里并不仅仅指互联网,而是泛指城市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从基础设施到社会关系网络,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城市网络,使人类生活其中而成为一个整体。城市营造与传统的城市建设有根本的不同:城市建设直指城市中的各类建设工程项目,而城市营造则更多地注重城市工程建设中人文精神的经营和塑造。
4.城市与区域的研究
城市研究不能就城市论城市,必须从大中小不同尺度即区域、国家、城市角度,从不同时空维度,分析城市与周围城市之间的关系。城市系统与外部区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则可以用四个主要方面来衡量: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即PREE系统。这四个方面并不表现为城市独有的领域,但却是城市与生俱来、贯通城市整体、与区域共轭关联涨落的四个方面,构成城市系统与外部系统,包括不同尺度的外部系统更为广泛的联系。
对于城市这个复杂的巨系统,以及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PREE)的众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子子系统都有着自己的各不相同的运行目标、方向、路径和效果,正是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交织和相互制约,城市及区域的协同发展才显得格外重要。如何从协同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城镇区域众多的要素,如何来协调各个系统各不相同的涨落过程,尤其是采用定量分析的手段来测度城镇区域发展过程的涨落,正成为科学制定城镇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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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互联网、社会关系网络到城市各类网络,网络已成为城市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城市网络日趋强大,对城市原有形态的分割和整合,对城市原有结构体系和运行模式的消解等作用日趋明显,正成为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领域。如何研究网络体系的功能以及与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关联机制,研究城市网络体系与城镇区域网之间的结构、特征和演替,定量分析城市网络及城镇区域网络的涨落,成为城市学关注的重点。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实现生态化、低碳化和可持续,必须在城市或行业(产业)内部实行循环经济,必须在城市整体层面和城镇区域层面,建立由诸多循环系统构成的超循环体系。城市及城镇区域的生态化、低碳化建设,是以城市中众多的自循环体系作为基本单元,以城市层面及城镇区域层面的耦合连接、有机发展作为超循环系统,旨在通过超循环理论中所揭示的物质能量循环流动规律来研究城市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城市及城镇区域的整体协调发展,目的是实现低污染、低能耗、高效率、生态化、低碳化的可持续发展。
5.城市学研究的理论体系
城市学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城市自身的复杂性、动态性以及与外部诸多系统之间的关联耦合及涨落机制,决定了城市学必需是以复杂性研究为内核的研究体系,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融的综合性学科。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分类,与城市学相关的学科共有20多个大类、60余个学科方向。其中,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文科学科共29项;地理学、生物学、建筑学等理工科学科共30余项,构成城市学学科庞大的相关学科基础(图1)。
城市学科体系是人居环境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学科作为多学科交织的庞大的学科体系,有其自身的研究领域。从狭义上讲,是城市的功能、结构、形态、文脉、生活、网络、营造、景观等八个方面,在城市地域中相互交织、融为一体;从广义上讲,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延伸,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些阶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载体,是区域中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聚集的、动态涨落和关联耦合的发展主体。
如果说城市内禀的八个方面是城市研究的构成框架,那么城市系统与外部区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则可以用四个主要方面来衡量:①人口;②资源;③环境;④经济。这四个方面并不表现为城市独有的领域,但却是城市与生俱来、贯通城市整体、与区域共轭关联涨落的四个方面,构成城市系统与外部系统,包括不同尺度的外部系统更为广泛的联系(图2)。
二、城乡规划管理转型理论基础
(一)城乡规划管理转型的内涵:从发展蓝图到公共政策
规划即进行比较全面、长远的发展计划,是对未来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思考、前瞻和设计未来整套行动方案。城市规划是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是实现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关系城市的各行各业,协调城市各方面的发展,统筹城市空间布局、土地利用、重大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
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城市规划是为了实现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合理目标,对城市的建筑物、街道、公园、公用设施,以及城市物质环境所作的安排,是为塑造或改善城市环境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活动、一项政府职能,或一门专业技术,或是三者的融合。
我国的《辞海》将城市规划注释为:城镇各项建设发展的综合性规划,它包括拟定城市发展的性质、人口规模和用地范围,研究居住、道路、广场、交通运输、公用设施和文教、环境卫生、商业服务设施,以及园林绿化等的建设规模、标准和布局,通过规划与设计,使城镇建设发展经济、合理创造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环境美好、卫生(安全)的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城市规划的定义为:城市规划是指城市人民政府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条第一款: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保护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并符合区域人口发展、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需要[4]。
从《城市规划法》到《城乡规划法》的转变并不只是法律管理范围的扩大,关键在于内涵的深刻变化:从直指城市发展的各项建设管理,到能够调控各项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这种内涵的深刻变化并没有立即在政府管理政策、城乡规划学科等相关领域引起迅速的调整和变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城市系统太复杂,涉及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同时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缺少科学依据充分、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明确的理论和方法。
(二)深化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政策引领
201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颁布,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贯彻“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着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着力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着力提升城市环境质量,着力创新城市管理服务,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在中央的上述要求中,“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成为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什么是规律?规律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深藏于现象背后并决定或支配现象的内在的本质。城市学的目标就是探讨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深藏于现象背后并决定或支配现象的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简单的某个定律。城市系统是劳动力、资本、各类经济、生活基础设施高度聚集,人流、资金流、物资流、能量流、信息流高度交汇,子系统繁多的多维度、多结构、多层次、多要素间关联关系高度繁杂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现代城市的复杂性决定了城市管理工作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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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目前国家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要求,从顶层设计层面已经给出引领城乡规划从旧定义向新内涵转型的政策引领,目前所亟需的是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需要有一个科学依据充分、发展目标明确的理论和方法。
(三)建立广泛的城市科学视野,构建以复杂性为核心的城市管理理论基础
城市管理是指以城市这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为对象,以城市基本信息流为基础,运用决策、计划、组织、指挥等一系列机制,采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互动,围绕城市运行和发展进行的决策引导、规范协调、服务和经营行为[5]。
陈小华认为,城市管理是一个多学科协同研究城市的学科群,当兼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科群的特征,未来的城市管理研究主要在于开展城市管理的跨学科研究,发展符合中国实践的城市管理理论[6]。姜杰等认为,目前,城市管理学研究日益陷入学科泛化与散漫化状态,城市管理学理论框架和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迫切要求强化基础理论研究[7]。
按照钱学森对城市学的学科定位及学科发展目标,城市学是研究城市发展、变化和运行规律的基础理论,是人居科学与城乡规划学之间的中间学科,是从系统科学的视角把握城市科学的体系、脉络、规律的学问,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城市管理者分析城市矛盾,掌握城市功能和特色,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和方针,确立城市与区域的关联,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现代城市的复杂性决定了城市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城市管理的复杂性要求管理者必须具备广泛的城市科学视野,只有认识和了解以“复杂性”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的规律性,才能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才能按照中央要求,做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三、结语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是城市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等管理工作的统称,从广义上讲,是运用决策、组织等一系列机制,采用法律、技术等手段,是确定城市发展目标、实施建设过程、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管理工作;从本质上讲,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就是城市社会的管理,就是对城市规划建设主体的人的管理,如何在管理中调动利益相关者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主体多元化的理念出发,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包括各级政府、各城市管理相关部门),各个建设单位(包括市场经济的各个主体)和广大市民(包括社区、民间组织、媒体和学术机构等),应重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能动主体的参与,通过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构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1] 鲍世行、顾孟潮,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2] 鲍世行、钱学森建筑科学书信手迹,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7,P10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89-12-26颁布. 主席令7届第23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5] http://baike.so.com/doc/906392-958016.html
[6]陈小华. 城市管理的理论渊源:比较与启示[J]. 理论界,2011,01:159-161.
[7] 姜杰、张新亮、司南.城市管理学科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4.03:69-73
(责任编辑:李静敏)
会计报表附注披露的理论基础 篇4
一、决策有用论
决策有用论强调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相关性, 更注重信息的前瞻性和充分性, 其基本观点就是面向用户, 满足用户的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需求。决策有用论认为所披露的信息要面向未来, 编制财务报告应提供信息, 帮助投资者、信贷者及其他利益者估计有关企业期望的各种情况, 它比以往各种假说更加注重财务报表使用者和他们的决策需要。决策有用理论强调两点:一, 谁是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威廉姆·R.司可脱将他们分为诸如投资者、借款者、管理者、工会、准则制定者、以及政府等各团体[1]。二, 报表使用者需要什么样的决策信息?通过了解它, 会计人员将更好地满足各信息需求者的信息需要。
会计报表附注披露需据以上回答来决定其披露的内容和形式:一, 谁是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报表的使用者可以划分为投资者、债权人、企业自身 (指经营管理者) 、信息中介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 及政府和准则制定者。报表的使用者如此广泛, 会计报表附注提供的信息一定要和各信息需求者的决策相关。二, 报表使用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呢?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委员会完成的综合报告《改进企业报告—着眼于用户》[2]在其对用户信息需求分析中, 提出构成用户信息需求的七个基本概念:逐个分析有不同机会和风险的企业分部;企业经营业务的性质;着眼于未来;掌握管理部门的意图;表明企业报告信息的相对可靠性;了解相对于竞争对手和其他企业的业绩;及时了解影响企业的重大变动。该报告对用户信息需求的类型进行了划分:财务和非财务数据、管理部门对财务和非财务数据的分析、预测信息、关于股东和管理部门的信息、公司的背景。可以看出, 这些需要披露的内容在目前的会计报表中不能得到充分体现, 而在报表附注中体现的不少。笔者认为, 会计报表附注信息的披露有助于解决报表使用者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这一问题。决策有用观正是这一观点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受托责任论
公司治理发展到现代股份公司制阶段, 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 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都形成了较为科学的机制, 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催生出新的权责理论。市场经济中, 负责经营管理的人都有对其委托人资金“负有一个善意管理人应负的责任”???。受托责任论认为, 会计的目标是向资企业委托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 主要以历史信息为主, 财务报表应以反映企业经营业绩及其评价为重心。当期的会计信息能够较为客观地体现企业管理绩效的好坏, 并作为利害关系人预测企业的有利工具。由于最有效反映受托责任履行情况信息的是关于经营者经营业绩的信息, 故而会计报表应以反映经营业绩及其评价为中心, 会计报表中的利润表恰当的反映了管理者的经营业绩:经营收入及利润项目等。
但是, 纯数字性的, 浓缩的利润表中只反映了管理者经营业绩在报表日的静态的表现内容, 远不满足委托者的要求, 在受托责任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下, 旨在提高信息含量的报表的改进已不可避免。经营者应当能过各种可能途径满足所有者的知情权, 笔者认为, 会计报表附注信息披露作为一种特殊形式, 将对会计报表的改进起到较大的作用。受托责任观的会计目标是以恰当的形式有效地反映和报告资源受托者的受托经营责任及其履行情况, 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报表中不能表达的信息, 使委托人能够更明确地了解受托者的经营业绩, 为其评价提供更广泛、更全面的信息。
三、有效市场假说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费玛于1965年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 其基本前提是: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的[3]。该理论认为如果在一个证券市场上, 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 每一种股票的价格都等于其投资价值, 那么称这样的市场为有效市场。由于信息披露和传播的完整性和充足度不同, 市场的有效性程度就存在着明显差异。市场的有效性和信息披露的范围及程度密切相关。信息披露的范围越大, 透明度越高, 市场的有效性也就越高。就上市公司来说, 加大公司信息披露的比例, 减少内幕信息, 使公司与信息使用者的信息分布均匀, 将会促进市场有效性发展的进程, 建立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会促进股市效率的提高。而会计报表披露信息的方式和内容是有限的, 因此, 有效市场假说为会计报表附注信息披露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于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对会计报表附注披露的要求。威廉姆·R.司可脱认为:证券市场的有效性给财务会计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 其中一条便是直接导致了“充分披露”的概念。有效性意味着证券市场所评价的不是信息披露的形式, 而是所披露信息的实质内容。笔者认为, 在脚注和补充报表中的披露与会计报表的披露同样有信息效力。有效市场假说为会计报表附注的披露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有效证券市场所要求会计信息披露具有客观性和规范性, “规范会计信息的质量标准”???。在披露真实信息的前提下, 充分披露会计信息会将公司尽可能多的信息传递给资本市场, 会增加投资者对公司和资本市场的信心。因此, 要使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有效的发展, 充分披露会计报表附注信息是可取、可行的。
四、信号传递理论
上市公司中, 信息披露及信号传递可以将好坏公司分离开来, 这就是有名的“分离理论”, 信号传递理论认为, 高质量的公司将通过传递信号将其与那些较次的企业区别开来, 市场也会做出积极的反应, 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将会上涨, 而那些不披露的企业则被认为是有不好的消息, 其股价将会下降。因而, 企业就有动力进行充分披露, 以向市场传递企业的信号。通过财务报告充分披露企业的信息, 减少了内幕信息的存在, 从而使报表使用者能将不同的企业区分开来, 促进了证券市场的有效运行。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 对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通过相关而可靠的会计信息, 资源提供者可以对不同企业的机会和风险进行正确的评价, 从而选择合适的投资对象,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避免资源的浪费。因此, 会计信息的信号传递作用是证券市场健康运行的一项重要保证。一些会计信息还有间接传递信号作用, 比如内部持股比例、审计质量、资本结构、股利政策、会计政策选择、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等。而这些信息正是会计报表附注中的披露内容, 因此, 信号传递理论为报表附注的披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信号传递理论对会计报表附注披露的要求。首先要有会计准则的许可, 获得经济制度的“凭证”是重要的手段。笔者认为, 对于会计报表附注来说, “凭证”有两层含义:一、会计报表附注信息的披露是信息充分披露在21世纪的一种凭证, 会计报表附注的充分披露为企业在证券市场中的竞争提供了凭证;二、会计报表附注披露要取得“凭证”, 需要我们的准则制定部门制定专门的会计报表附注准则。信号传递理论要求会计报表附注披露更多的自愿性信息, 因为, 信号传递的分离作用使得具有良好业绩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自己的业绩, 以便使自己的股票信息从大众的混同信息中分离出来, 突显自己公司的业绩, 获得自愿披露的收益。
五、结论
现阶段会计信息的质量在法律前提下受经营者强有力的约束, 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以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并确认和解除经济责任, 从而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利益、合理社会分配。由于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人数众多, 所需的会计信息各不相同, 又充满着信息不对称和利益非均衡性。所以, 要求会计信息的披露更充分更透明, 对于会计报表附注的披露要求也就更高。会计报表形式和内容有与时俱进的特性, 信息时代为提供足量披露内容提供了技术手段。目前会计信息可靠性、及时性以及真实性的质量特征, 已经不能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利益关联者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趋高, 这是报表改良的内在需求。笔者认为会计报表附注的披露能够更充分地披露公司的会计信息, 并为企业向市场传递及时的企业未来发展趋势服务, 这种观点得到本文讨论的四个理论基础的支撑。笔者并非否认或淘汰传统的报表披露方式, 而是在报表披露基础上的改良和改进, 充分披露报表附注等非数字信息, 以披露简单数字无法表达的部分会计信息。
摘要:会计报表附注的披露可以给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充分的信息, 满足关联者的知情权。决策有用论、受托责任论、有效市场假说以及信号传递理论从不同的方面给其披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报表附注,披露,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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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ugene·Fama.fficient Capital Market: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J]Journal of Finance1970 (5) :383-417
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 篇5
在会计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面临这样一些问题:会计如何适应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如何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体制,这样的会计体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结构,怎样对待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成果,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会计理论的研究的深入,西方关于会计理论的供求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受到关注。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资源还不够充足,在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尤其要关注成本效益的对比问题以及供需平衡问题。本文试图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
一、关于会计理论的一般认识
会计理论一词虽然广泛应用于财务会计多年,但尚未标准的定义。在会计文献中,对会计理论的含义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下面,我们看一下几位著名会计理论家是如何认识会计理论的。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利特尔顿认为:“会计理论通过为在会计中清晰地思维提供帮助来证实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会计理论的职责是对信念和惯例加以批评性分析,阐明经验与推广最佳经验,并引导对会计工作的起源和结果的直接关注。”他指出“……理论的性质就是作出解释”,“……理论的最主要特征通常就是解释”。
亨德里克森在其《会计理论》一书中指出:“会计理论可以解释为一套以广泛的原理(principles)为形式的逻辑推理。这些原理用来:(1)提供评价会计实务所依据的一般框架;(2)指导新实务和程序的发展”。亨德里克森认为:“会计理论也可被用来解释现存的实务以便加深对这些实务的理解。但是,会计理论最重要的目标应当是提供构成关于评价和发展会计实务的一般框架的一系列首尾一致的逻辑原理”。
瓦芡和齐默尔曼作为当代实证会计理论的代表人物,对会计理论提出了如下意见:“会计理论的目标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他们认为:“解释是指为观察到的提供理由”,“预测则是指会计理论应能够预测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未必就是未来现象,它们包括那些已经发生,但与其有关的系统性证据尚未从数据中收集到的现象。”显然,对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在这里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上述理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经济学上大部分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基础。因此,在他们看来,假设和通过数据进行验证构成了发展会计理论的基本手段。
上述会计学家对会计理论的不同界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会计研究本身的发展,特别是研究方法的发展。显而易见,较早关于会计理论的认识,主要是基于规范研究方法的,会计学者试图说明会计实务应该是什么这类问题。而新兴的实证会计理论学派则试图说明会计实务是什么这类命题。
分析这些定义,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会计理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因人们对会计实务的认识角度、深度、全面程度和方法等方面的不同而异。会计理论的定义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会计实务的演进和会计研究的深化而发展,并且与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研究方法的进步密切相关。但是,无论如何,会计理论离不开也不可能离开会计实践。
会计理论是会计学术研究的成果(study),是人们对会计实务的理性认识。毋庸讳言,研究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其目的应当是理解、预测或把握环境的某些方面。但是,由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研究的出发点、观察问题的角度、认识水平和能力等方面的不同,进行科学研究的手段和态度不同,在采用相同手段的条件下,所占有的情况、材料、数据以及样本的范围和规范程度的不同,追求具有重复和普遍意义的会计研究结果几乎是徒劳的。正如利特尔顿所指出的:“在会计理论与实务中并不存在与受控室实验直接对应的事物。”因此,会计理论表现出多例证是可以理解的。
二、关于发展会计理论的方法和实践性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证会计理论逐渐发展并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如果说数理学科的发展及其对会计学科的渗透对实证会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话,严格以会计实践为依据进行研究则是实证会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实证会计理论的显著优点恰恰在于它在大多数场合广泛地运用现代数理方法抽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进行检验,从而试图揭示其中蕴含的规律。尽管实证会计研究所检验的命题相对于会计理论框架而言往往十分微小,但其务实的精神还是值得弘扬的。
然而,严格的说,我国应用实证方法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这首先是由于我国会计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持续发生着重大变化:经济体现制的转变致使会计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多种经济成分的关存致使财务信息使用者的`群体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企业相对独立地位的确立导致财务信息陈报的企业导向,会计人员身份的转变致使会计信息编报立刻发生了微妙乃至深刻的变化。其次,由于来我国财务会计规范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尽管这种变动的程度和频率不尽均衡,但相对而言,较大规范的变动至少应当包括1993年会计转制和以来具体会计准则的发布和实施。这样的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相关年度财务信息较为严重的不可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如果考虑到1994年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因素的影响,会计信息的不可比程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会计规范的两次大的变动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因此,在当前,以对我国财务报告数据的统计分析为依据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是值得考虑的。所以,我国当前和今后几年的会计理论研究,势必仍然无法以统计和建立模型等研究方法为主,而传统的研究方法仍将居于主流地位。
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研究 篇6
[关键词]司法会计;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理论结构
众所周知,由于司法会计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较短,我国在司法会计鉴定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仍处于初始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结构及理论框架,具体表现为:从事司法会计鉴定的专家学者较少;缺乏系统性的司法会计鉴定理论体系;高标准、多层次、专业化的专著和论文也较为鲜见等。因此,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专家和学者对司法会计鉴定领域的具体性问题均有着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司法会计鉴定领域的理论研究日趋学派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派式趋向对于司法会计鉴定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派式趋向使得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研究出现多元化,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了司法会计鉴定的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但另一方面,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派式趋向也对基础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例如在业内缺乏统一、权威的基础性理论会影响司法会计鉴定的实践操作。因此,加强对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在实践上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一、司法会计鉴定的内涵及概述
司法会计鉴定一词来自于我国法学者在1954年翻译的前苏联教材《会计核算与司法会计鉴定》一书。关于司法会计鉴定的内涵解析,本文主要从司法和会计鉴定两个层面切入:第一层面,“司法”一词对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及社会活动属性进行了限制,标志着司法会计鉴定是法律诉讼活动中的一个环节,使司法会计鉴定区别于一般的会计及审计活动;第二层面,“会计鉴定”则是指诉讼活动的内容是司法会计鉴定,而不是司法笔迹鉴定、法医学鉴定等,这限定了鉴定的类别。
长期以来,关于司法会计鉴定的定义,学界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一般来说,司法会计鉴定是指依法具有有关司法会计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受司法机关或当事人的委托,运用会计学原理及方法,通过检查、计算、验证和鉴证等方式,对会计账薄、会计报表、会计凭证以及其他会计资料进行检验鉴别并提供鉴别结果的活动。我国引入司法会计后,国内相关学者按照具体内容的不同,将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是司法机关进行的诉讼调查活动,而司法会计鉴定活动的开展范围及内容则比较丰富,无论是侦查机关还是社会上的中介机构都有司法会计鉴定的相关活动。
二、国内外学者对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的研究
(一)国内学者对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的研究
第一阶段:关于构建基本理论结构逻辑起点方面的研究。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黎仁华认为,研究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首先要对法务会计的目标进行设定,并将这一结果作为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然后再进行法务会计理论结构方面的研究,这才是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研究的较为理想的方法。中国会计学会会员张苏彤教授认为,西方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中的思路在法务会计当中仍然可以使用,这种思路的具体内容是:在进行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研究时,以目标作为研究起点,同时用目标对其他项目的研究进行指导,并将其作为整个理论的基础。
第二阶段:关于构建基本理论结构方面的核心观点。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金彧昉认为,法务会计的理论结构由三个层次组成:一是提出问题,主要针对法务会计的内涵;二是分解问题,分析法务会计的相关问题,例如它的目标、假设、证据原则等;三是检验问题,例如法务会计需要报告的内容有哪些,所报告的信息质量是否能够得到保证等等。首都贸易经济大学教授刘仲文认为,我国的法务会计的概念及框架可以参考美国的相关概念,同时根据具体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务会计概念及其框架。我国对美国法务会计方面的借鉴可以从会计调查及诉讼协助两方面进行。具体内容包括六部分:服务对象、常见的业务分类、常用的技术及方法工具、法务会计报告以及法务会计的主体。
对以上理论进行分析,能够得出多数学者主张通过参考会计理论的结构模式来设计基本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及内容,但并没有将司法会计鉴定的本质特征、逻辑关系等充分体现出来。简而言之,国内的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研究单维度上较为深入,但缺乏横向性分析。
(二)国外学者对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的研究
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司法会计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外司法会计研究出现的原因是会计人员在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进行作证。KennethW.Robinson对注册会计师在诉讼支持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一方面,在进行证人检查时,向辩护律师提供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或技巧;另一方面,向法庭及陪审团对会计方面的争议进行解释。Max Lourie提出了“法务会计”(本文统称为“司法会计”)这一观点,并对司法会计的讨论范围及领域做了分析。同时对司法会计在开庭前需要做的准备、相关证据等进行了探讨。Francis C Dykeman及Ronard Press从诉讼过程中会计师的角度,对与司法会计有关的司法程序、司法会计人员扮演的不同角色等问题进行了概括。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司法会计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司法会计在之前的发展基础上,对舞弊现象及查处技巧进行了研究。罗伯特.J.林得奎斯特及G.杰克.波罗格纳在《舞弊审计和法务会计:新工具和技巧》一书中,对白领阶层舞弊的调查、侦破及预防等进行了探讨。尤其是预防白领阶层会计舞弊、雇员舞弊、破产舞弊、证券舞弊等做了详细论述,并整理了一部分典型案例,来对调查、侦破及预防会计舞弊的技巧及手段进行了补充说明。Botina K Peterson以及David R.Barnhill利用大量案例对美国的司法会计人员在作证时所遇到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挑战的应对方法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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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相关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对司法会计的理论研究较少,更多的倾向于对实用技术的研究以及在现实中的应用技巧等,例如白领舞弊。由此可见,国外的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研究多维度上较为宽泛,但缺乏纵向性分析,最终导致没有细致的理论原则对司法会计鉴定实践进行指导。长此以往,会对司法会计的发展必将造成不利影响。
三、我国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结构构建的策略
在我国的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是对单一的理论结构进行纵向化研究,少数学者虽然对理论结果进行了组合,但研究的交叉深度不够。因此。我国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研究也就无法形成系统、完整、权威的基础理论体系。本文试图对完整、系统、权威的司法会计鉴定的基础理论结构进行初步构建。
(一)构建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对于任何一套理论体系来说,逻辑起点都决定了整个理论体系的结构。逻辑起点不同,所推导出的理论结构也不同。而且,逻辑起点是否科学合理也决定了整个理论体系是否科学合理,这对于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的理论结构来说也不例外。在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结构中,科学合理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作为整个理论结构推理论证基础的最本源最抽象的范畴。在进行逻辑起点选择时,无论是选择单一的研究目标,还是选择目标及其所处的环境,都是有失偏颇的。如果只选择单一的目标作为逻辑起点,会使最终的理论体系与目标所处的不断变化的实际环境不相符,主观色彩较浓。即使考虑到不断变化的环境,将目标与环境结合起来,但司法会计鉴定的目标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如果将其作为逻辑起点,那么一旦目标发生较大变化,整个理论体系都要进行重大调整,甚至面目全非。显然,以上两种方法都不太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笔者认为,要想使司法会计鉴定的整个理论体系具有稳定性,那么必须保证逻辑起点的稳定性,而最具有稳定性的只能是而且也应该是司法会计鉴定活动的历史起点。因此,要对司法会计鉴定活动的历史起源及本质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出合适的逻辑起点。
(二)完善基础理论的构成要素
俗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对司法会计鉴定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时,必须要充分了解我国在司法会计鉴定实务操作层面的实际情况,并归纳总结形成相关规律,从而使的理论研究成果具备科学性、全面性及实践性特征。笔者认为,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内涵、目标、假设、原则、证据、程序及方法、报告及相关制度,其中:内涵是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目标是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的方向,假设是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的支点,原则是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的标尺,证据是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程序是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的框架,方法是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的手段,报告是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的工具,相关制度是是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的保障。总体来说,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就必须选择最佳的逻辑起点,同时结合基础理论的构成要素,只有如此才能构建出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的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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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何医红(1978——)女,汉,河南省原阳县,单位:原阳县人民检察院,本科,研究方向:财务管理、司法会计。
第二作者:张啸林(1967——)男,汉,河南省原阳县,单位:原阳县人民检察院,学历:本科,研究方向:财务管理、司法会计。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 篇7
关键词:会计理论,逻辑起点,实践基础
1 关于会计理论的一般认识
会计理论一词虽然广泛应用于财务会计多年, 但尚无标准的定义。在会计文献中, 对会计理论的含义有许多不同的理解。
但笔者认为, 瓦芡和齐默尔曼作为当代实证会计理论的代表人物, 对会计理论提出的意见是符合当代经济发展的潮流的。他们认为:“会计理论的目标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解释”是指为观察到的提供理由, “预测”则是指会计理论应能够预测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未必就是未来现象, 它们包括那些已经发生, 但与其有关的系统性证据尚未从数据中收集到的现象。因此, 在他们看来, 假设和通过数据进行验证构成了发展会计理论的基本前提。
2 关于发展会计理论的方法和实践性问题
分析我国会计研究的传统方法, 很难证明其等同于规范方法。换言之, 规范研究方法与传统方法并不是相互重合的概念。二者充其量只不过是交叉的概念。在我们以往所进行的研究中, 我们自觉不自觉的部分采用某些实证研究方法。众所周知, 实证研究方法既包括当前十分流行的统计分析和“建模”, 也包括诸如问卷调查、实地调查、访谈、案例研究、实验室模拟研究、实地试验等方法。因此, 以往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实地调查方法、解剖麻雀的方法、较为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蹲点实验等方法应当属于客观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或称之为以经验为根据的方法, 也可认为是实证研究方法。
随着实证研究的兴起, 规范研究受到日益普遍的批评。规范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所基于的假设通常在性质上是主观的, 因而无法在结论上获得普遍的共识。尽管如此, 对于诸如会计理论框架, 财务报表的要素及确认与计量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仍然主要地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应当承认, 研究人员的主观随意性不仅表现在规范研究的过程中, 而且也出现在实证研究的若干阶段。正如瓦芡和齐默尔曼在他们的《实证会计理论》中所指出的:“研究人员在建立会计理论的过程中必然带有主观随意性。研究课题的选择与理论模式的建立都会受到研究人员自身价值观的影响”。
在批评规范研究时, 我们应当对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命题的学术性加以区别, 从而克服所谓纯学术研究的思想。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 实际上都不是所谓纯学术的研究, 因此强调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 并不意味着否定规范研究方法。
3 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长期以来, 由于历史和语言等方面的原因, 美国的会计研究对我国的会计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 两国会计环境的差别在某些场合却往往忽视。美国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 市场完全监管严格, 税制完善且管理手段强硬, 注册会计师职业得以充分发展且有着严谨的自律机制, 资讯系统完善且高效, 相比之下,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经济尚处于发展之中, 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建立, 但尚需调整与完善。资本市场还处于成长的初期, 市场监管手段和税收征管以及税制的完善尚需要时日, 审计环境和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不容乐观, 资讯条件不够理想。由此可见, 不同环境下的会计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显然是不同的, 所以进行我国会计理论方面的研究, 应当以我国会计所处的环境为基础, 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本国的问题。当然, 借鉴他国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也是不可缺少的。
虽然会计理论的研究成果中存在诸多具有共性的成份, 但并非所有在一定的会计环境下被特定会计实践证明了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都具普遍意义。因此, 我们应当对会计环境论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观点进行反思。
此外, 双重受托责任也应运而生。双重受托责任观认为现代会计在“受托-受托”的关系中的责任是双重的, 既包括对受托资源的安全完整、充分运用和实现经营目标的责任, 也包括对员工的福利、消费者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政府的税收、公众的就业、社会公益事业、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笔者认为, 会计目标论是受制于特定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经济运行体制的。在产品经济条件下, 会计信息使用者主要是通过运用会计信息来考察受托者对托付财产或资源的管理和经营责任的履行情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特别在资本市场有效的动作情况下会计信息使用者不但仍然关注受托资源的经营情况, 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相对发达的市场条件下, 随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间接地对其所托付的资源进行调配, 社会经济体制和资本市场本身也确实充当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因而使得会计信息对决策的作用日益重要。不言而喻, 决策有用观应当是财务会计被普遍认可的情况下才得以成立。只有当所有权和经营权充分分离之后, 企业外部利益关系集团的力量足以制约财务信息的公允呈报, 决策有用观才能够确立。因此, 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 对于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以及私营企业而言, 决策有用观和经营责任观的侧重点也未必相同。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国际会计准则只对财务会计处理和呈报的重要方面进行规范, 而不顾及次要的方面。同理, 大多数国家的会计准则也主要用来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因此会计目标倚重决策有用观是可以理解和易于接受的。
综上所述, 从会计理论体系本身来说, 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起点, 它基于特定的会计环境, 对会计基本假设和原则具有统驾作用。从实务方面看, 它指导特定会计系统的建立并引导其运行, 从而构成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4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20年来, 我国会计论坛日益繁荣, 然而, 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会计理论的引进和评价, 毕竟只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拨乱反正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并非不可突破的既定模式。借用他山之石, 是为了攻克本山之玉。借鉴并非为了借鉴本身, 而是为了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会计特用的系统结构。这个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状况和优化方法, 需要由我们自己实事求是地去探索, 实实在在地研究, 把中国会计实务作为他国研究的许多成果试验田的做法实不足取。
同时, 由于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许多成果基于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新兴学派的观点, 而这些学派及其观点在其本学科领域中往往仍然存在争议, 因此, 当会计理论研究者对其所借用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未能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时, 这种借用显然是危险的。同时, 由于新兴经济学理论的某些假设, 例如理性经济人假设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实, 未必符合我国社会和文化现实, 盲目借用显然是有害的。
当前, 我国的会计系统, 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 不仅会计目标需要明确, 而且会计准则建设的目标及其相关问题也亟待明确。财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问题、成本与效益问题、财务信息提供的责任问题、财务信息使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财务报告监证的法律责任、经济风险和注册会计师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问题, 会计管理机构、财务信息提供者和注册会计师的相互牵制配合问题, 会计职业操守和自律问题、会计确认和计量以及披露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去探索。
总之, 我国会计正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 对会计理论工作者而言正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时期。一个不可多得的充满了创造机会的时期。然而, 要抓住这个机遇, 必须深切地把握我国的会计实务。
论采掘活动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 篇8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的价值理论。在商品价值决定和价值计量问题上, 马克思以人为本, 首创了劳动二重性学说, 指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 抽象劳动创造价值, 价值量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矿产资源属于耗竭性的不可再生资源, 其储量是有限的, 包括已开发和待开发的矿产、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矿产资源是由地质作用形成的自然资源, 其本身并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 但是在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开采过程中, 人类进行了劳动, 其中既有体力劳动又有脑力劳动, 但是更多的是脑力劳动。
随着社会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人们利用矿产资源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数量在不断增加, 矿产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 自然环境负荷越来越大, 从而人类必须在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开采过程中进行劳动, 使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开采过程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结合起来。于是, 在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开采过程中, 伴随着人类的劳动, 现存有用的稀缺自然资源又有了可比价值, 其大小由人们在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开采过程中耗费的劳动时间 (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在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开采过程中进行劳动所形成的价值, 称为矿产资源的外在价值。
二、效用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起源于效用, 没有效用就没有价值, 效用和稀缺性是价值得以出现的充分条件。人的欲望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 也是包括价值理论在内的一切经济分析的出发点, 因此效用是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 价值则是人对物品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评价。只有在人的欲望面前显得稀缺的物品, 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才是有价值的。因此, 效用价值论的核心观点是:效用是价值的源泉, 稀缺性是价值的前提, 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一般规律, 价值由边际效用决定。
矿产资源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 矿产资源是稀缺的, 其具有效用性。矿产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非常重要, 其已经进入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主要的物质来源, 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 矿产资源已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支柱。正像有人所描述的那样:石油是工业的“血液”, 煤炭是工业的“粮食”, 而钢铁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是“近代工业的杠杆”。按照效用价值论, 无论矿产资源是否凝结了人类劳动, 其有用性就决定了其具有价值。当人类未进行勘探、开发和开采, 矿产资源处于原始状态时, 它的价值表现为潜在的社会价值, 笔者将其称为矿产资源的内在价值。矿产资源的内在价值可根据矿区储量来确定。因此, 价值起源于效用, 效用是价值的源泉, 同时也是形成价值的必要条件。价值可以通过效用表现出来, 即使凝结着人类劳动的商品, 如果其没有效用, 那么其也没有价值。
三、产权经济学理论
产权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它是以产权为对象, 研究产权配置方式和产权配置效率的经济学。会计因人们追求经济效益而产生和发展的事实表明, 资源的稀缺性也是会计产生的根源。矿产资源属于典型的稀缺性资源, 因此为了建立采掘行业的财务会计报告制度, 我们必须以产权经济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 对经营者的考核不是以经济效益为基础, 而是以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为基础, 且成果的转移往往具有无偿性, 因而经济效益低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 矿产资源市场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矿产资源法》强调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如果要进行勘探、开发和开采, 必须依法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为保证矿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保护有关各方的利益, 同时也为了合理计价, 基于产权经济学来研究采掘行业资源的分享和安排是很有必要的。
矿区权益的转让是指一实体将某种类型的矿物权益转让给另一实体, 目的是分散采掘活动的风险、获得融资、提高经营效率以及实现纳税利益。矿区权益包括矿区使用费权益、经营权益、附加矿区使用费权益、产量支付权益和矿物资产的转让权益。与转让相关的会计问题主要是转让收益的确定问题, 确定转让收益的时候应当考虑不同的转让方式和矿物资产的计量方法。只有在矿权明晰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矿区权益的转让。
四、会计计量与报告理论
会计就是一个计量的过程, 会计的核心是计量。因此, 在采掘行业的财务会计中, 我们首先要确定资产的计量基础与方法, 这也是采掘行业会计的最主要问题。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列举了会计实务中常用的五种计量属性, 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和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提出计量基础包括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和现值。FASB和IASB近几年来开展的联合概念框架项目也开始提到计量基础的问题, 但还没有形成初步结论。IASB和FASB都把计量基础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成本, 另一类是现行价值。这两种计量模式反映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历史成本模式以资产或负债实际发生的成本和金额进行计量, 虽然真实可靠, 但无法反映资产或负债市场价值的变化情况;现行价值模式能使会计信息反映资产或负债的真实价值, 提高了财务信息的相关性, 但缺乏可靠性。公允价值计量分为“市值计价”和“估值计价”, 一般在活跃市场按市值计价;当市场不够活跃、缺少可参照的市价时, 就采用估值模型等技术确定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 市价能够动态而合理地反映资产的价值。
目前, 采掘活动会计中, 矿产资源的计量和报告还是在历史成本法下进行的。IASB和FASB以及我国2006年颁布的会计准则都提出在矿产资源勘探与评价过程中采用成本法计量。IFRS6中明确指出:勘探与评价矿产资源时应按成本计量, 但在后续计量中, 允许运用成本模式或重估价模式来处理确认后的勘探与评价资产, 如果勘探与评价资产发生减值, 应根据IAS36的规定进行减值测试, 确认减值损失。2009年发布的《采掘活动讨论稿草案》中, 项目小组坚持以历史成本计量矿产和石油天然气资产, 认为以现值计量这些资产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随着通货膨胀的发生、产品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成熟, 现行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FASB于2006年发布了第157号财务会计准则, 这是一项独立的关于公允价值的准则, 它把公允价值的计量推向高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 人们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产生了质疑, 公允价值在矿产资源计量中的应用短期内还难以实现。采掘行业对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财务报告中的资产和损益受储量数量重大估计、商品价格和汇率波动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公允价值的运用会增强财务报告的波动性。最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不太可能针对两种会计模式选用一种会计政策, 但有可能达到一种折中, 采用混合计量基础, 即在使用历史成本模式时加大对储量/资源信息的披露力度。项目小组承认, 如果决定在勘探权和矿产、石油天然气资产中采用单一的计量基础, 将影响计量基础的选择。矿产资源勘探权的取得, 勘探及评价、开发过程中所发生的支出, 可以资本化为资产, 以历史成本计量, 并进行折旧和减值测试。而采掘行业的核心资产———储量资产是指埋藏于地下的矿产资源, 与勘探与评价支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矿产资源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像石油天然气、煤炭、铁铝等矿产资源都有公开的交易市场, 我们可以参考公开的市场价格即公允价值来确定矿产资源的储量价值,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并在财务报表主表中进行反映, 同时在附注中揭示储量。当储量估计发生变动时, 应作为会计估计变更,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第8号的规定予以恰当反映。
五、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理论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由目标和相互关联的基本概念组成的连贯的理论体系, 具有连贯、协调和内在一致性。其内容主要涉及财务报告的目标, 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 会计要素的划分, 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列报, 披露原则等。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评价现有会计准则、指导未来会计准则的制定, 并在缺乏会计准则的情况下起到基本规范作用。会计准则的制定必须以会计理论为基础, 否则制定出来的会计准则作用不大。IASB采掘活动项目小组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制定一项全球趋同的、涉及采掘行业全部上游活动的矿产资源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了制定统一的采掘行业的会计准则, 我们必须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理论之下考虑采掘行业经济活动的特殊性, 考虑建立的准则能否恰当地反映财务报表的目标, 提供信息的质量, 报表的要素, 确认、计量及列报要求等内容。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并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国家。FASB于1973年成立后, 充分认识到财务会计目标的重要性, 形成了以会计目标为起点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思路, 并构建了系统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从1978年到2000年, FASB共发布了7项财务会计概念公告:《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1号———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2号———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3号——企业财务报表的要素》、《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4号——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目标》、《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5号———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与计量》、《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6号———财务报表的要素》 (替代第3号, 并修正第2号) 、《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7号——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 (补充、修正第5号中可计量部分) 。由于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3号被后来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6号替代, 因而目前FASB存在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是6项。
IASB于1989年4月批准并于1989年7月发布执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I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由目标和基本概念组成。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资产、负债的定义为会计处理和财务报表的列报设定了前提:符合定义的项目不应从资产负债表中省略, 不符合定义的项目不应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目前采掘行业会计是根据采掘活动的各个阶段来处理发生的成本的, 在各个阶段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支予以资本化,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支予以费用化, 各个阶段可能重叠, 有时同时进行几个活动, 这样不能准确地分配成本, 因而不符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资产的定义。因此, 在采掘活动开展过程中, 应考虑什么时候确认资产、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标准。其他国家也在研究并建立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如英国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加拿大的《年度报告的概念框架》、澳大利亚的《受管制财务报告的概念框架》、韩国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以及日本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讨论资料) 》。我国也于2006年2月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虽然名义上不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但对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仍起到指导作用, 因此可以视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雏形。
各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形式及内容都有差异, 这对制定一项统一的采掘行业会计准则是不利的。因而, IASB和FASB提议建立一个通用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决定对基本会计概念进行清理, 目标是建立一个通用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以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体系, 实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和协调。在2004年10月20日的联席会议上, FASB和IASB都把此项目添加到各自的日程表中。2005年6月, 它们已经就财务报告的目标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和讨论, 即将进入计划中的第二个阶段, 对财务报表的要素及确认和计量进行研究和探讨。
为了在不同的会计准则下得到一致的财务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权威的、综合的、内在一致的框架。假如没有普遍接受的框架的指导, 会计准则的制定就会受到准则制定人员意志的影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除了有助于准则的制定, 还对财务报表的编制者、审计人员以及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有用。对于财务报表的编制者,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能帮助他们运用准则和对准则尚未涉及的问题进行处理;对于财务报表的审计人员,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能帮助他们形成对财务报表的意见;对于财务报表的使用者,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能帮助他们理解财务报表中的信息。这些作用将会由于有权威的、综合的、内在一致的概念而得以加强。
六、结论
本文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效用价值论、产权经济学理论、会计计量与报告理论以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理论对采掘行业会计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提到了历史成本, 效用价值论是公允价值的基础, 而矿产产权的转让则是建立在产权的基础上。我们认为, 在了解了矿产资源价值形成、对矿产资源价值进行评估后,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使储量价值体现在财务报表内, 不仅可以真实反映矿产资源的价值, 而且有利于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人类的和谐发展。
摘要:本文探讨了矿产资源的价值构成, 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和效用价值论把矿产资源的价值分为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 并基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探讨了矿产资源的会计计量及信息披露。
关键词:采掘活动会计,矿产资源,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效用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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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允价值的会计基础理论探讨 篇9
一、公允价值会计是唯一科学的计价方式
历史成本计量是当代会计理论构建的重要基础,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代会计理论在会计目标、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定义等诸多方面显现出一些不尽人意的瑕疵,而这些几乎都可以归因为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仅是一种静态反映。公允价值计量是会计计量史上的革命,是一种动态反映观。可以说,只有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才是科学的计量属性。
(一)公允价值会计是一种强调动态反映的计量模式
公允价值的计量摒弃了账面价值静态不变的反映方式,坚持进行动态反映。这一变革,要求计量要素初始计量之后,还要在报告时点用现行市价进行后续计量。因此,公允价值计量本质上是一种强调动态反映的计量模式。
(二)公允价值会计是一种以真实反映为目的的计量模式
由于物价变动的缘故,资产的实际价值往往和过去交易发生的历史成本之间出现差距。使账面资产不能真实反映实际财务状况,要真实反映必须在报告时点按市价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会计就是这样的计量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以会计计量为核心的,通过用计量时点的物价动态反映资产价值并确认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收益的一种计量方式。
(三)公允价值会计是一种重计量轻摊派的计量模式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资产计价和收益的确认都靠会计计量。资产通过后续计量反映报告时点的真实价值,收益也通过后续计量将未实现的收益在报表中反映。与历史成本模式下强调实现原则、奉行摊配的收入和成本的配比不同,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是不会出现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的割裂、会计利润和经济利润背离的情况的,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的钩稽关系将更加稳固。
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和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的区别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产生的直接诱因是金融创新,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因为金融衍生工具不具有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其交易和事项大多数并没有实际发生,传统的历史成本模式无法对其进行计量,也就无法进行会计处理。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根本因素是物价变动,物价变动使传统的会计收益越来越偏离经济学上的真实收益,不利于企业的资本保全,不符合收入和费用的配比原则,从而从根本上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一)会计目标不同
FASB与IASB在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将会计的目标表述为:提供有助于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信贷者进行投资、信贷和类似资源配置决策的信息,实现财务报告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现代会计这个会计目标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不太合适。首先,从逻辑上看,“决策有用观”是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角度对会计信息系统提出的要求。会计信息是会计工作的成果,工作成果的好坏,只能由会计信息系统设计得科学与否和会计工作的质量优劣来保证,不能由信息使用者“有没有用”来检验。其次,从实际工作中看,会计信息使用者,有很多种类,诸如投资者、债权人、有关政府宏观管理部门、企业内部管理当局、企业职工、材料供应商、商品销售商、证券交易所、经济研究所、新闻媒体等。即便是只有一类信息使用者,比如投资者,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个性偏好、理解能力、自身实力的不同而产生对信息的不同需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将“决策有用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的第一质量特征并将其原则化,这一标准常常使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处于相关性与可靠性难以决断的尴尬境地,往往为了相关性牺牲可靠性,为了可靠又顾不得相关。最后,从会计信息质量的检查来看,没有哪一个审计师对企业财务报告做出“决策有用性”的审计结论,审计师从来只是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对会计准则的遵循情况等做出结论,真实的会计信息自然是对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的信息。
公允价值计量就是要及时反映会计主体资产及负债等要素的价值变动,并以当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将原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用报告时点的市场价值进行动态计量,使会计各要素的账面价值与报告时点上的实际市场价值始终保持一致,从而达到真正的如实反映。历史成本是以真实的原始凭证为资产和负债等会计要素计量提供了可靠性的保证,但这仅能表示账面成本的静态真实,账面历史成本是交易发生时点的公允价值,如果还用账面价格反映资产现值就是不真实的反映。这种信息是历史可靠而现实不可靠,是一种机械程序的真实,其后果是结果不真实。
(二)资产(负债)与收益(费用)定义不同
现代会计将资产定义为:“由企业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在这个定义中资产涵盖的时间实际上是包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资产的形成是过去交易的,又是现在拥有和控制的,还是能在未来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我们知道资产是资产负债表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财务报表,是静态的、时点的会计报表,这两者是矛盾的。其实,资产这个定义,一方面是为了和会计“决策有用观”的目标相呼应,“决策有用观”这个目标就要求会计信息必须面向未来;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可验证性,强调历史成本计量,以原始凭证作为可验证的保障。
现代会计将收入定义为:“由企业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总流入。”将费用定义为:“由企业日常活动形成的,会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总流出。”这两个定义里都隐含着“已形成”“已发生”概念,同资产、负债概念里的“过去交易形成”意思一样,反映的是由历史成本计量的可以由会计凭证保障可验证的信息。
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引出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兴起,但会计要素定义是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的产物,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引进公允价值计量后对基础会计理论并没有全面反思,而是采用渐近式的改变、修修补补的完善方法。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都采用了回避矛盾的方式。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将金融衍生工具定义为:“形成一个经济实体的金融资产且形成另一个经济实体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约。”其余各主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金融工具的定义也都以合约权利定义资产、合约义务定义负债和权益,定义反映了金融工具合约的本质属性。对于和历史成本计量冲突的部分,这些定义都绕过了,比如资产和负债定义里的“由过去交易事项形成的”这一界定条件。结合FASB和IASC的定义,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也采取要相似地绕过了“过去交易事项形成的”这一条件的做法。但定义中多出了“在未来某一日期结算”这一条件,将交易的时间拉到未来,这就明显造成了与资产和负债定义里强调的“过去交易事项”形成的条件相抵触。公允价值计量导致了未实现损益的确认,而未实现损益显然不符合收入(费用)要素定义中隐含“已形成”“已发生”概念。因此,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出现要求会计要素概念在时间上进行修正,不然会计理论中就会出现要素定义和要素具体内容含义相抵触的现象。
(三)会计利润的含义不同
历史成本会计模式只有在物价稳定前提下会计利润和经济利润才一致。借贷记账法的设计依靠实现原则和配比原则确定会计期间的收益,资产用交易实际发生的历史成本计量并保持不变,用原始凭证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费用、成本是摊派的结果,而资产负债表最终反映的是资产的摊余价值。可举例说明:
假如,某企业年初库存商品账面价值100 000元,年初商品的实际价值也是100 000元,同时该企业年初负债为30 000元,所有者权益为70 000元。
假定该企业本年度销售了库存商品40%,销售价格70 000元,款项已收存银行。年末剩余商品60%,如果商品年末与年初价格不变(不考虑所得税)。
在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该企业反映资产计价的资产负债表和收益确认的利润表如下(见表1、表2和下页表3)。
表1 年初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表2 年度利润表(历史成本计价基础)
单位:元
在这一计量模式中,本年实现利润30 000元,与当年净资产增加额一致,也就是说,通过资产负债表(实账户体系)可以计算利润,资产年末减年初的差就是本年利润,通过收益表(虚账户体系)也可以计算本年利润,两者是一致的,解释了利润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过程,这两张表就形成了严密的钩稽关系。但这种严密的钩稽关系存在的前提是资产的价格年初、年末保持恒定不变(账面历史成本不变),资产价格一旦发生变化,两张表上的利润的钩稽关系就不存在,这就是历史成计价模式的脆弱性。当在物价变动下,资产的价格肯定会发生变化,资产一变,我们实账户上还按账面价值反映总额,这个数据就成了无用的数据,如果资产动态地按市场价反映,又不能和收益表形成对应关系,就形成了会计利润和真实财富增值(经济利润)的背离。
表3 年末资产负债表(历史成本计价基础)
单位:元
公允价值会计模式要求在每个计量时点上,对要求计量的资产(或其他要素)都按计量时点对该资产(或其他要素)实际价值确定该资产(或其他要素)的价格(计量时点的市场价格),进而确定该期间的收益。仍以上例为例:
假如当年销售发生时,库存商品价值已上涨10%,所以该时点上商品增值为100 000×10%=10 000元,存货总价值110 000元;实现销售收入70 000元,销售了40%的商品,销售成本应为110 000×40%=44 000元;年末结余商品价值为100 000×60%×(1+20%)=72 000元(存货至年末又增值10%);其反映收益确认的利润表和年末反映资产计价的资产负债表(见表4和表5)。
表4 年度收益表(公允价值计价基础)
单位:元
表5 年末资产负债表(公允价值计价基础)
单位:元
以上是以公允价值计价计算的会计利润,由于坚持了计量时点资产按市价计价,从而保证了资产计价和实际价值一致,也保证了会计利润和经济利润的一致。这样在物价变动下,即使资产价格发生了变化,两张表上的利润的钩稽关系还存在,这就防止了历史成计价模式下会计计量的脆弱性,保证会计报表永远报告有用的数据。
三、基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会计基础理论反思
公允价值计量使会计计量开始走上科学的计量道路,是对原有的历史成本会计理论的颠覆,目前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践运用上,都存在很多的问题,有一定的难度。
(一)会计的本质
关于对会计本质的讨论,西方会计界经历了这样几个历程:20世纪30年代,会计界普遍认为,会计是记录、分类和汇总交易事项并报告、解释的一门艺术;20世纪50年代,“工具论”和“方法论”占主要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的观点,在西方会计理论界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百度百科)。
我国会计理论界对会计本质有两种最主要的观点:一种是管理活动论,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杨纪琬、阎达五教授。另一种观点认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余绪缨、葛家澍教授。但会计的本质不会由于人们的争论而改变,从国际流行的复式借贷记账法就可以看出,它通过设计出的一系列专门的方法(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登记账簿、成本计算、财产清查、编制会计报表),分类计量出各要素的价格,真实且准确地反映出报告时点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因此,会计的本质实际上是计算利润的工具,而用这种工具计算出的利润首先必须是真实的。为了实现这种目标,必须使用公允价值计量。
(二)会计的目标
FASB与IASB联合发布了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提出了通用财务报告的目标,目标是提供有助于投资者和债权人及其他信贷者进行投资、信贷和类似资源配置决策的信息。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里将财务会计目标表述为: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从中可以看出,决策有用观(包含受托责任观)作为会计目标已成为会计界主流观点被大家接受并被国际化、原则化。
如前所述,会计信息质量的好坏应该是由这个系统设计的科学性和会计人员工作的质量来保障,不能由会计信息的需求者提出来。会计实质就是一个收益确认的工具,只需要核算会计数据是否真实,确保会计利润和经济利润达到一致,其会计的目标就达到了,真实的数据就是决策有用的数据。公允价值会计用动态的反映观,各会计要素不仅要通过初始计量反映在账面上,还要在报告时点进行后续计量,用当时的市价动态反映,收益确认也要包含与资产溢价有关的未实现的收益,其目标就是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
(三)会计要素的分类是否科学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会计要素的概念是:“会计要素是根据会计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特征所确定的财务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基本准则还规定,会计要素按照其性质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要素,其中,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是侧重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要素,收入、费用和利润是侧重于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的要素。
静态三要素的定义使会计主体出现了二元化。从上述要素的概念可以看出,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进行的最基本的分类,而会计对象则是企事业单位的资金运动,显然这个资金运动只能是特定经济实体的,不可能是其他经济实体的资金运动。准则在界定静态三要素的定义时,资产定义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负债定义的主体是企业(企业过去交易形成的),所有者权益定义的主体是所有者(所有者享有的剩余利益)。动态三要素是依据什么划分的?如果按照经济利益的流向分类的,那么收入为流入、费用就是流出了,利润中就既有了流入又有了流出,显然不合适。若假定划分依据为产生的原因,即是否由日常活动中产生的,则收入、费用属于日常活动中产生,但利润中既包含了日常活动中产生的也包含了非日常活动中产生的部分。可见,没有划分依据。所有者权益和利润是两个独立的要素,但所有者权益包含了利润。两个存在种属关系的概念同时被划分到会计要素这一概念里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概念外延划分规则所不允许的。
(四)会计的确认标准是否合理
公允价值兴起的直接动因是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要求,但在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中世界各主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绕过了资产和负债“由过去交易事项形成”这一重要界定条件。公允价值计量还增加了未实现损益的确认,而未实现损益也不符合收入和费用要素定义中隐含的“已形成”“已发生”条件,显然对公允价值的确认违背了以上会计确认条件中的“定义性”。
FASB在SFAS157中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是计量日当天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转移负债支付的价格。”所以,为确定经济主体所持有的、并不实际参与市场交易的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就必须假设主体以资产卖方或负债转让方的身份,将资产提交市场进行交易(虚拟交易),以确定其计量日的现行市价(市场参与提供)。因此,公允价值计量要依赖“虚拟交易”和“市场参与者”。“虚拟交易”除了不能验证外,还存在不确定性,这样对公允价值确认又违背了会计确认条件中的“可靠性”。
四、研究结论
当代会计普遍认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并以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构建了一系列理论。这一理论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逻辑性不强,不能形成一个科学体系;二是历史成本计量的静态反映在物价变动较快的现实下失去了真实性。我们常说,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就是指随着新事物的出现会计理论和实务都得要跟得上,会计准则也必须随新经济事项的需求而变更。而会计政策的变更都是实务界先出现问题,理论界再研究对策,会计理论就跟着修修补补。其实,如果不把历史成本计量彻底革除掉,就不可能去除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上的许多谬误。反思历史成本计量的理论缺陷,是构建新的公允价值会计理论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前面的分析,会计理论的构建要遵循“会计本质—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求—会计要素—会计确认与计量—会计报告”的思路,每一部分都要进行修改、完善和创新,这样才能形成前后逻辑一致的科学体系。
摘要:会计理论的发展总是滞后于经济环境的变化,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引出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它使会计理论从会计本质、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求、会计要素定义、会计确认与计量等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对这些内容进行反思,并指出公允价值计量是唯一科学的计量方式。但它的引进必须重构当代会计理论,这样才能保持会计系统的科学性和逻辑上的一致性,才能解决在研究和应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困惑。
关键词:公允价值,会计基础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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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 篇10
(一) 公允价值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1995年的国际准则中指出, 公允价值是在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在西方关于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上, 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双方, 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
(二) 公允价值的优点
1. 有利于帮助企业维持自己的资本, 保持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
2. 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及相关性, 合理地反应企业的财务状况, 给企业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论基础
(一) 会计目标的变迁
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 最终服务于会计目标。关于会计目标的变迁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学派, 一是受托责任观, 这种目标观认为会计的目标应该是向资源的所有者提供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情况;二是决策有用观, 这种目标观认为会计的目标应该是向决策者提供能够帮助其做出正确决策的信息而不是单纯的历史数据。随着会计需要的发展, 现代会计目标逐渐与决策有用观趋同。在这种形势之下, 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的基础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必然。
(二) 会计计量理论两大部分的变迁
从表现形式上看, 会计计量主要包括两大部分:资产计价和收益决定。会计计量两个部分在现实经济环境中的不断发展完善, 也是公允价值会计产生的重要原因。首先, 资产计价模式的变迁, 在二十世纪, 资产的定义侧重于企业资产的存量特征, 忽视了资产的经济效益。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种定义逐渐被人们抛弃, 一种新的资产定义 (资产是因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由某一特定主体所拥有或控制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 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 在这一定义下, 公允价值逐渐成为企业喜爱的计量方式。其次, 收益决定方法的变迁。资产计价模式的变化必然带来收益决算方法的变迁, 传统收益+费用观确认的会计学收益 (又称为利润或盈得) , 通常是指来自期间交易的已实现收入和相应费用之间的差额。这种决定方法在历史成本计量下出现了无法正确反映本期收益和不利于收益比较的问题。因此, 随着会计学的发展, 美国提出一种新的决定方法, 提出盈收和全面收益的概念, 其中, 全面收益被定义为“在一个期间来自非业主交易的权益 (净资产) 的全部变动”, 也就是要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业主权益 (净资产) 的变动。根据全面收益理论, 公允价值无疑成为体现全面收益的最佳计量模式。
三、公允价值在我国运用中存在的难题
(一) 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
我国关于公允价值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总体来说, 还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只有一些零散的理论研究成果。这种系统理论的缺乏集中体现在估价技术上。估价技术不成熟, 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估价技术无能为力。其次, 在一些领域受人为的难以克服的因素影响, 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二) 缺乏成熟的市场环境
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确立较晚, 而且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市场化程度不高, 公平的交易环境仍在建设之中, 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 许多资产和负债无法找到一个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同时, 缺乏能够形成公平价格的机构, 许多中介机构在价格评估的过程中有失公允。
(三) 公允价值的可靠性难以操作
目前, 在公允价值的确定中, 经常采用的方法是市价法, 即采用市场价格作为公允价值。若所计量的项目在市场上找不到一个市场价格, 则采用类似项目法。但是若市场上所需计量的项目难以找到市场价格信息时就需要双方自行拟定价格, 现实中交易价格有失公允的现象因此产生, 受一些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 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很难得到实现。
(四) 法制的不健全和监督机制的缺失
我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不久, 在很多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立法上, 许多法制措施正在制定, 远远不够完备, 特别是在公允价值内部控制和审计的规范上还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执法上, 对于一些舞弊和假账的行为没有统一的惩罚标准, 惩罚力度不够;在监督机制上, 一些作为监督机构的中介组织在操作上有失公允, 很难做到公平公正, 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纵容一些企业的不法行为。最后, 外部审计的缺失, 严重影响了公允价值的取得和信息的真实性。
(五) 会计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
人员素质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职业素质, 另一个是道德素质。现有会计工作人员对于公允价值的不了解和认识的缺乏, 不懂得如何进行公允价值的操作, 特别是在估价环节缺乏专业的判断力, 影响了公允价值的取得和准确性, 难以真实地反应企业的财务状况;另一方面, 有些会计工作人员的道德素质缺失, 缺乏诚信教育, 在工作中容易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事一些违法行为, 公允价值是很容易受到人为因素影响的会计计量方式, 道德素质的缺失对于公允价值的实行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四、解决公允价值在我国运用的难题的措施和建议
(一) 完善公允价值理论,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状的理论体系。
我国公允价值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指导下, 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理论成果, 然后结合中国国情, 充分考虑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 建立起来的可以实际操作的公允价值理论体系。要结合到会计工作的实际, 充分考虑会计工作人员的实际情况, 具体化公允价值计量的操作步骤和工作方式, 起到指导会计工作实践的效用。要跳出西方已有理论的圈子, 进行创造性的理论再造和升级。
(二) 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 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为公允价值的运用提供成熟的环境
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 发展时间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很短, 需要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 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公允价格运用的前提就是要存在活跃的市场环境。因此, 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 需要打破行业垄断, 加深市场化程度, 引进竞争机制, 活跃市场经济。同时, 建立公平公正的中介机构, 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指导, 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 为公允价值的运用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 建立健全法制体系, 加强监管力度
一方面, 加快法制体系建设, 建立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 将市场经济纳入到有法可依的轨道上来。特别要重视现代会计的立法工作, 运用法律的武器保障公允价值在中国的运用。同时, 坚决贯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 对于破坏市场环境、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进行严格的打击, 保障公允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加强监管力度。监督机制的建立首先是企业的内部控制和审计, 组织负责人要重视公允价值的重要意义, 积极配合、监督公允价值的实现, 并严格要求职员, 保证良好的会计环境。其次是外部监督。外部监督主要是来自有关经济部门如工商部门、审计部门等部门的监督。相关部门要建立长效的监督机制, 保证对企业会计的严格监督, 为公允价值的实现保驾护航。同时, 媒体的介入也能形成良好的监督效果。
(四) 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加强会计工作人员的能力培训
公允价值的获得需要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 因此, 对于职员的能力培训尤为重要。加强关于公允价值理论的学习, 帮助会计工作人员了解公允价值的操作, 帮助会计工作人员提高准确获得公允价值信息的能力。其次, 加强诚信教育。这对于一个会计工作人员来说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项素质。诚信对于会计工作尤为重要, 特别是对于公允价值的获取和确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三方面, 加强法制教育, 帮助会计工作人员获取法律知识, 了解法律规定, 懂得运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 懂得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 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进行会计工作, 坚决不越法律红线。最后, 加强会计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对于新引进的人才, 帮助他们熟悉工作环境和工作环节, 熟练掌握工作技巧和操作手段;对于所有的职员, 帮助他们学习公允价值的操作程序, 能够自主地掌握公允价值的获得途径和实现方式。
参考文献
[1]朱荣.浅析公允价值会计的理论基础及应用[J].民营科技, 2008 (11) .
[2]程咏梅.试论公允价值在中国会计实务中的应用[J].消费导刊, 2009 (3) .
[3]袁晶珠.浅论公允价值在中国的应用[J].经济研究导刊, 2012 (1) .
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 篇11
关键词: 交通管理;交通事件;处置技术
Abstract:Against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frequent road traffic incidents, this paper expressed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public security traffic managementin the perspective of traffic management focuses, from the disposal of public security theory.On this basis, it also introduced application examples presentedrelevant technologies in traffic managementarea.
Key words:Traffic management; Traffic event; Disposition technology
一、公安交通处置理论与技术基础
1.公安处置理论概述。公安机关承担着维护祖国安全稳定和人民利益的重大責任。在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公安业务的内容繁杂,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致的工作。在这个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对一个案件的处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稳定,尤其是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件,如果处置不当,则可能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从而损害到大多数人利益。因此公安机关和民警对案件的处置需要一定的理论依据为指导才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职能。
公安处置理论是指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先进的侦查、识别、检测、控制等技术手段,对各类案件进行快速而恰当处置的科学理论方法。其理论主要包括案件侦查、交通管控、事件预警预防、突发事件处理等,用于处置群众性事件和非群众性事件等关系人民群众利益和安全的各类事件(案件)。
2.公安交通管理处置技术的研究对象及范围。一般事件的发生都会经历前期的酝酿以及后续的发展阶段,而不会是偶然的或一蹴而就的。这一客观规律同样适用于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公安交通管理处置技术就是针对公安职权范围内的交通事件来研究其成因、发展及其规律并总结出相应的对策处置方法及技术。根据处置事件的不同阶段,可将公安交通管理处置技术分为事件发生前的处置技术、事件发生后的处置技术。
事件发生前的处置,主要是指各类交通事件的预防预警,就是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于整个交通系统监管,调控的作用。对于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可能引发的交通事件,例如:节假日特殊交通流量的疏导、大型安保活动的交通组织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提前做好处置预案,尽可能制定出针对性较强的方案,在事件发生时可以使负面危害降到最低。由于交通系统常常与各类其他社会事件息息相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样肩负着与其他相关部门紧密合作,确保交通系统稳定畅通的责任。
事件发生后的处置,即交通事件(事故)的现场勘查、处置以及涉及刑事案件的后续侦破等。交通事件有其突发性的特点,很难做出准确的预测。当突发事件发生后,需迅速赶赴事件现场,根据不同事件等级,进行相对应现场管制和处置,避免事态的扩大化。对于某些肇事逃逸等涉及刑事案件的特殊交通事件,应及时对事件现场进行勘察记录,收集现场物证等,为后续的侦查工作奠定基础。
二、公安交通管理处置技术原理与模型
1.公安交通管理处置技术原理。在公安交通管理领域,常用的处置技术主要有现场记录固定技术、溯源分析技术、现场重现技术以及轨迹刻画技术等。
现场记录固定技术属于事件处置的前期技术,主要指事件处理过程中,对事件现场中所发现的痕迹、特征等予以固定、收集。例如:车辆刮擦痕迹、轮胎花纹痕迹、肇事车辆撞击痕迹等。不同的痕迹应使用不同的固定方法。
溯源分析技术在交通事件处置领域,就是利用充分有效的现场勘查和记录,获取案件现场所遗留的痕迹和证据,通过分析利用,追溯到案发本体的技术。以交通事故现场轮胎痕迹为例,基于轮胎信息的车辆溯源技术指主要利用遗留在现场中轮胎胎面痕迹物证,依据胎面花纹种类、遗留物成分及车辆的轴距、轮轴等特征,通过相关判别技术,查询到轮胎规格及生产厂家,进一步得知配用的车辆生产厂家,再依据厂家的销售网络结合案发地,查找到肇事车辆。
现场重现技术,又称现场再现。其实质是通过已有的物证、痕迹、对周边环境的勘察等对事件发生全过程进行合理的推测,以还原事件发生的全貌。
轨迹刻画技术。在很多案件(事件)发生时,车辆是犯罪嫌疑人重要的交通工具,办案人员通过对涉案车辆进行跟踪调查,查找匹配相应的数据库,对其轨迹进行刻画重现,以辅助公安机关的决策。
2.公安交通管理处置技术模型。a.基于PGIS的空间轨迹分析模型。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掌握着每一辆上路正常行驶的车辆的基本资料。如车辆的型号、颜色等。以PGIS为基础,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通过涉案车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分析其空间运动轨迹,防范追踪各类事件的发生,优化警力配置,为重特大事件的决策指挥提供依据。该模型主要包括两个核心技术,一是地址匹配;二是轨迹分析。其空间轨迹分析总体设计流程如图1所示。b.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模型。传统公安系统包括指挥中心、案发现场、领导决策层之间的指挥调度还是停留在话音层面的指挥,对于突发性事件而言,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信息化决策的要求。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模型所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交通突发事件随机性很强,现场的环境也极为复杂。一些特殊的交通事件还有可能涉及到出交通警察以外的多警种、多部门合作,例如救护、消防等。
3.公安交通管理处置技术应用。目前,我国道路交通所面临的压力日益严重,各地大中城市的拥堵问题开始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并有向中小城市蔓延的趋势。交通智能化作为日后交通管理和控制领域的发展趋势,在交通疏导和各类事故处置方面,有其独天得厚的技术优势。
这种多重技术合成的智能交通技术对于各类交通事件处置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从交通管理方面来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需要大量的实时交通数据。通过道路上的传感器将采集到的交通流量,占有率,车速以及阻塞区域等信息传递给交通管理者。经过分析之后的数据,可以为交通的管理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决策辅助。b.从公共交通方面来说,一个城市公交系统的便捷程度很大程度决定了市民出行可能采取的出行手段。这种高占有率的公交运营车辆能够以较小的道路资源占有率换取较大的载客量,从源头上减少城市交通压力。c.从交通信息来说,交通管理者将各类交通数据汇集到处理中心,通过指挥中心将各处的交通实时状态以电子屏幕、车载导航的方式传递给交通参与者,方便市民对行程、路线进行合理的规划,也有助于分担整个城市的交通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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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在PGIS中的实现[J].警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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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奕桢.基于应急事件动态建模的指挥调度
系统设计与实现[D].上海.复旦大学,2009
论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篇12
我国学术界对于科技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及对策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从研究人员看,既有一批学院派的理论工作者,也有科技管理工作者,甚至有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从研究领域看,既研究了发达国家的科技体制以及对我国的重要启示,也对我国科技体制各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从研究绩效看,既深化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又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初步结合。但是,已有研究多就科技体制谈科技体制,仅局限于科技领域来研究如何推进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难以取得应有成效,应充分挖掘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资源,为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对策提供理论支持和科学依据。
1 科学技术哲学: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
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对于科学技术的概念有严格的界定,对于科学技术的结构、科学研究的性质和特点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等有正确的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进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基础和前提。
1.1 科学与技术的区分及科研评价标准
人们往往 用“科技”一词指称科学技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存在较大差异。应充分考虑和尊重科学技术在性质、目的、形态、功能、方法、评价和管理诸方面的区别,正确处理科学管理与技术管理、科学评价与技术评价、科学政策与技术政策、科学战略与技术战略的关系,合理布局配置科学技术资源[1]。其一,可规划性程度不同。科学研究过程探索性强,相对不确定,鼓励自由探索、宽容失败;技术研究过程计划性强,相对较确定。其二,从业人员不同,成果形式不同。科学的从业人员主要是研究员、学者,科学活动的最终产品以言传知识为主,通常是书面报告或科学论文;技术的从业人员主要是工程师、发明家、设计师、管理者、企业家,并因创制新器物得到专利和收益。其三,考核标准不同。科学判定要讲是非,讲真理性标准,不能得出有用的东西就是对的科学结论,科学成果重在前沿性,应公开发表,在理论界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科学的评价一般通过同行评价;技术主要讲效用性标准,技术成果重在可行性,在企业界、产业界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在考核标准上,不能由科学家用科学的前沿性标准或论文发表来评价技术工作的好坏,也不能由市场用技术标准或经济标准来评价科学工作的优劣。可以对技术进行成本与效益的分析却不能对科学进行成本与效益的分析[2]。
1.2 科学技术的合理结构及作用
科学技术的结构依据科学知识的抽象性程度和它们在生产实践中加以直接应用的难易程度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即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自然科学的层次结构。研究和认识自然科学的这种层次结构,了解各种层次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实际意义[3]。必须统筹安排,注意三个层次的相互协调,使它们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做到既有当前重点,又有长远的纵深配置。优先考虑发展经济以消除贫困,这也许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合理的,我国必须集中资源于应用与开发研究[4],但是,基础研究尤其是纯基础研究需要突出的是创造性和自由探索,不应以市场为导向。不顾科研活动的类型差异,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科研活动,就会出现科研商业化的趋向[5],弱化基础研究。
1.3 科研劳动的特点与科研管理的特殊性
科学研究具有区别于一般劳动的显著特点。一是创造性。科学研究是以脑力支出为主的复杂劳动,创造性是科研劳动最突出的特点,它是科研劳动的灵魂。在学术评价中,应注重质量导向,依据学术质量和水平评判科研人员的学术贡献,鼓励学术研究创新。二是探索性。科学研究具有探索性的特点,科技劳动成果与效率不易测定。科技管理体制必须体现灵活性和动态管理的原则,在计划管理、项目管理、人员管理、经费管理等过程中注意留有余地,保持高度的应变能力。三是风险性。科学研究是一项充满了风险的事业,科学研究具有高失败率,不宜“以成败论英雄”。四是竞争性。在科学研究领域,只有“第一”才是最有价值的,才能获得发现的优先权。五是合作性。科学不是纯个人的活动,科学已成为社会建制和社会活动,而且,即便是个人的科学研究也离不开其他人的社会劳动。六是产业的特殊性。研发是一种新兴的产业部门,应该把科研人员当作生产者看待,充分发挥他们在科研工作中的作用。科研劳动加工的对象是信息,科研过程是信息加工的过程,科研劳动的成果是信息。科研是不同于物质生产部门的特殊的产业,因此不能将管理物质生产部门的方法简单套用于科研管理。
1.4 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宏观管理
科技活动呈现整体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科学的整体化是指在科学学科之间日益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并进而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趋势、过程和状况。科学社会化是指科学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社会已成为控制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方向、规模和速度的决定力量,同时社会还决定着科研成果的使用方式和范围。20世纪之后,科学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科学活动的方式也由个体自由探索、自发分工合作走向大规模的组织协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规模的科学活动展开,科学由“小科学”向“大科学”转变,其基本特征是科学研究的规模大、科研成果的数量多、科研成果的影响大和科研活动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科学成为了一种名副其实的“社会建制”,即科学是一项国家事业。现代科技活动的社会化、复杂化、大型化决定了科技管理体制变革应以系统思想为指导,突出宏观管理战略决策与顶层设计。现代综合性大科学体系内各学科相互联系、渗透、融合,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部门密切联系,这就要求科技管理体制变革充分反映科学技术领域的内在联系,使各类科研机构相互配合,形成有机整体。
2 科学社会学:符合科学社会运行规律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是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凝练了科学社会学一系列重大的、经典性的研究课题:科学的精神气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科学的继承性、积累性);优势和劣势的积累(如马太效应);优先权冲突和科学奖励系统的概念;科学中的多重发现等。他在工作中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继承其事业的弟子,构成了以把体制化的科学社会运行为研究重点的默顿学派。深受默顿的影响,库恩的范式研究、普赖斯的数理研究也具有广泛而重要影响。这些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多方面的政策启发意义。
2.1 科学共同体与同行评议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在1962年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之后,科学共同体概念成为科学社会学家普遍使用的概念。我国科学共同体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科研单位是中国官僚生态系统链条的一个环节,科技管理目前仍然停留在“人治”阶段,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而科技的专业优势在现有体系不能发挥合适的作用[6]。应加强科学共同体自治,营造社会创新氛围。提倡学术自由,鼓励学术争鸣,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科学生态环境。科研的评价、学术的标准、学术上的分歧等,所有学术上的问题只有依靠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制的作用,建立以专家为主导的科技体系。
2.2 研究学派的形成与科研团队的组建
研究学派是一种高效的科学研究共同体,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做出奠基性、里程碑式贡献,是整个科学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新的科学成果的生产基地,是培植新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方式的平台。学派的多少及学派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科研实力的强弱,反映着学术气氛的活跃程度。研究学派对科研活动的组织、科学人才的培养、科学政策的制定等重大问题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组建富有战斗力的科研团队,发挥战略科学家(学派领袖)的作用,提高我国科学家的科学能力,应借鉴研究学派的“名师出高徒”效应,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打造我国科学家的人才链,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高效整合科技资源,大力开展学术合作交流,建设团队文化,塑造“创新共同体”,使大批科学精英涌现[7]。
2.3 学院科学与产业科学
1942年,默顿发表了一篇后被定名为《科学界的规范结构》的论文,提出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默顿的四条规范是科学家行为的理想模式,符合以纯基础研究为主的“学院科学”的要求。我国传统文化坚持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思维方式长期以来注重人际关系和具体事物,缺乏“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的传统。有必要改造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创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鼓励纯粹的、出于兴趣而不是功利实用的的科学研究。
随着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日趋复杂,在最近数十年,一种被称为“后学院科学”(产业科学)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正在形成。这种后学院科学的产生同时带来了科学社会建制的新变化。英国科学社会学家J·齐曼提出了所有者的(Proprietary)、局部的(Local)、权威的(Authoritarian)、定向的(Dommissioned)和专门的(Expert)的技术社会规范,即:不一定公开的所有者知识,它是保密的、被授予专利的;它往往集中在局部的问题而不是在总体的认识上;技术研究者是在管理权威下做事而不是作为个体做事;他们的研究被定向到实际目标而不是追求知识;他们作为专门的解决问题的人员被聘用而不是由于个人的创造力[8]。学院科学与产业科学的不同规范也为科研管理特别是科研的分类评价提供新思路。
2.4 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与独创性
在默顿看来,优先权之争是科学建制的目标和科学规范互动的结果。科学建制的目标就是要扩展“确证无误的知识”,也就是要求科学家们做出独创性的贡献。而目前,我国科技评价重量轻质,大多数科学家满足于步人后尘、大量炮制平淡的论文,而不是追求根本突破[9]。因此,我国的科技供给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供给不足的问题,几乎所有主要产业部门第一线生产所使用的主导技术和技术装备的供给都要依靠引进;我国的科学尚未取得与大国相称的成就,高端科技人才匮乏;在世界知识链上仍然处于底端,知识产品的数量极其庞大,但是附加值非常低[10]。承认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调原始性创新,推动自主创新,对我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2.5 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与科学研究的艰巨性
美国社会学家S.科尔和J.科尔兄弟经过系统的研究写出了《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一书。科学分层的金字塔结构反映了科学研究的艰巨性。虽然科学知识有一定的累积性,但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创造性。
2.6 科学社会运行的马太效应与科研资源分配
科学社会领域中的优势累积与“马太效应”,揭示了奖励使获奖者在心理、资源和奖励分配上存在的优势累积现象。与之相关的是精英终身制与“棘轮效应”(Ratchet-Wheel Effect)。“棘轮效应”是指科学家一旦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获得某种承认和地位,就再也不会退回到原来的位置。它表明:科学分层结构中的流动是单向流动,只能升迁而不能逆下。知名专家学者的成果往往故意被拔高,产生增强效应和回溯增强效应,不仅将其所现有的荣誉大幅度提高,而且还对他过去被低估的成果也作出过高的评价,而对未成名的科学家的成果则不能给予公正评价。忽视小人物和非共识项目,使得优秀创新人才特别是处于创新思维最活跃时期的年轻人往往难以脱颖而出,而中青年始终是取得创新成就的峰值年龄,是“科学创造最佳年龄区”。关于我国院士终身制存废的讨论就是对“棘轮效应”的自觉反思。
2.7 科学计量学与量化评价
科学计量学的研究成果为科技管理的定量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美国学者洛特卡(Lotka)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描述科学生产率的经验规律,即洛特卡定律,又称“倒数平方定律”:写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n2……,而写一篇论文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60%。该定律被认为是第一次揭示了作者与数量之间的关系。普赖斯(Price)是著名的科学家与科学史学家,在其《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曾有如下的论述:“在同一主题中,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作者所撰,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物理学家赫希(J.E.Hirsch)在2005年提出一项旨在评价科学家个人绩效的指标H-index,又称为h指数或h因子(h-factor),h代表“高引用次数”(High Citations),一名科研人员的h指数是指他至多有h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h次。h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一个人的h指数越高,则表明他的论文影响力越大。另外,科学遵循着不平衡的时空发展规律,如科学的指数增长效应、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还有带头学科的更替规律等。这些对于预测科技发展趋势、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布局科研力量亦有重要启发作用。
2.8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学术不端
20世纪70年代,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批社会学和历史学学者成立了一个“科学元勘小组”,认为科学知识与其说是自然界的客观反映,毋宁说是包括大量社会因素和主观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的社会建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体上归结为社会利益。根据这种看法,实验从一开始就不是获取自然真理的知识的方法。科学知识是协商的结果,不同的人(带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利益要求)会协商出不同的结果。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并不是那么客观公正的,社会建构论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学术不端存在的原因。
3 制度经济学:提供科技发展的原生动力
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普遍承认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它们由“正式规则” (法律、宪法、规则)、“非正式规则” (习惯、道德、行为准则) 和实施机制组成,并且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从而形成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组织,保证了国家目标与个人意志在整个科技活动中的契合。科技体制作为国家的一种重要制度形式,它的作用一是完成国家设定的战略目标,二是通过一些具体制度安排调动其内部成员的积极性,从而有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以及科技的快速发展。诺思(Douglassc.North)认为,在影响“效率”的众多因素中,“体制的效率”处于核心地位。诺思把W.B阿瑟的“锁定-路径依赖”运用到体制转变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认为从经济不发达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存在某种路径依赖。有些国家停滞在不发达状态中,正是由于锁定在不发达状态中。科技发展存在着受制度控制的路径依赖,打破路径依赖的主要途径是制度创新。科技激励制度的缺失是“李约瑟之谜” 的众多谜底之一。由于中国社会缺乏一种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所必需的制度,这种制度障碍并非是中国的整个制度都压抑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是中国科举制度中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进行可控实验或对有关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工作,知识分子的精力被吸引到了研读四书五经。可见科技发展的激励框架具有重大作用。“制度大于技术”,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给科技界提供更好的软的和硬的研究环境,建立更公平合理的资源(科研经费、成果奖励、人才)分配机制,由“政策倾斜”向“制度创新”转化,使相关部门陈力就列,各尽其力,各得其所,高效运行。
4 公共管理学: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
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美英等发达国家对公共科技的巨大投入和政府干预产生了积极的累积效应,其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对整个科技发展也产生了持续的推动作用。而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使得西方政府逐渐淡出,不再强调政府介入公共科技管理,而是更多地让位于市场机制。我国政府部门对科研的管理事无巨细,政府的高度集中管理使其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虽有利于集中力量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但这种大科学式的兵团作战并不利于基础研究。借鉴公共管理的新理念,结合我国实际,有利于克服当前科技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
根据公共物品理论,依据科技领域提供科技产品或服务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可以将科技领域分为公共科技领域和私人科技领域。公共科技领域的界定是政府科技管理的理论依据。公共物品属性使得某些领域的科技活动和科技产品具有外部性,该领域科技活动中的“搭便车”和“市场失灵”现象同时存在,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因此,要使政府干预科技活动、进行科技管理具有效率,必须要有一个恰当的定位。
政府通过对市场的调节实现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过去计划经济背景下的政府包办科技,转变为政府计划指导与市场基础性作用相结合的科技运行机制,改变R&D部门、R&D活动单纯学术取向和依赖政府计划的弊病,面向国民经济需求、面向企业、面向市场成为R&D活动方向选择的主导影响因素。凡是市场可以调节的资源配置领域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在应用和开发领域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凡是市场调节失灵的地方或是市场不愿调节或调节不好的地方,由政府去调节;在基础研究领域、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等领域,应继续扶持国家科研机构。政府的作用将不再是无所不管的万能管理者,政府职能由全能管理转变为有限治理,政府的作用要由微观调整转向宏观调整,政府职能部门主要应该对科技计划实行领导决策和调控责任,主要体现在制定战略、规划、方针、政策,调控科技资源配置,监督国家科技计划的执行,为科技活动和科技人员服务[11]。
5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密切契合
“创新”这一概念首先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使用。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职能就是要实行创新,引进“新组合”,从而使经济获得不断发展,因此“创新”属于经济范畴,而非技术范畴,它不是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而是指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将已发明的科学技术引入企业之中,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创新”内在地包含“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提法。
创新的线性模式最典型的代表观点反映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er Bush)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报告中。该报告有两个基本观点:基础研究或纯研究本身是不考虑实际后果的;基础科学有长远的根本性的意义,是技术创新的源泉。我国原来的科技发展模式是这种“科学推动”模式,即研究单位开发出一种技术,再去找企业用于生产,生产出产品后再寻找市场,其中国有科研机构占支配地位,从创意提出到新产品的最终使用,政府充当核心的协调者[12],科研与生产之间、科研与教育之间、生产与最终用户之间以及教育与生产之间都缺乏直接联系。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脱节,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研究机构和大学不知道产业的技术需求,产业也不知道研究机构和大学能给他们提供什么[13]。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司之间的联系匮乏,知识生产者和潜在使用者之间的“人为”隔离看起来好像是“群岛”或大量的“创新岛”,彼此之间只有有限的协同[14]。由科学推动的模式应转变成为需求拉动的模式,企业作为创新的组织者,科研题目的来源不是文献而是市场,应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首先由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弗里曼(C.Freeman)于1987年提出,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由公共和私有部门与机构组成的网络系统,强调系统中各行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及相互作用。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应转向宏观尺度,即应超越传统的科技领域,不仅把科研院所,而且把政府、企业、大学作为科技体制的基本要素,把全面整合社会科技力量、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心[15]。
6 结论
在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充分挖掘和合理借鉴相关学科领域丰厚的理论资源,有助于认识和解决科技体制改革中的重点、焦点,也有利于防范和化解某些难点、疑点,如建立基于成果质量的科学技术评价体系,保持基础应用开发研究的适当比例,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强调科技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实现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完善科技激励制度,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功能,确立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等。
摘要: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科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以及技术创新学等多学科领域,这些学科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方法为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背景、学科支撑、方向导引和政策启发,遵循和借鉴这些学科领域的原则和方法,有助于使科技体制改革的对策措施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符合科学社会的运行规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为科技发展提供激励框架,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进而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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