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生猪

绿色生猪（精选3篇）

绿色生猪 篇1

摘要：本文从企业产品、环境行为和营销战略等方面,探讨了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具有的特殊内容;分析了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类型及特点,包括纵向一体化模式、生猪屠宰加工商主导模式、生猪养殖商主导模式和大型零售商主导模式,并结合重庆生猪产业,指出了应用对象。提出了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系统结构和运作模型,认为核心企业必须推动系统中各个环节实现无缝链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设计与生产,从产品(生猪、猪肉)和企业环境行为两个方面,充分运用绿色运营思想,才能实现生猪绿色供应链系统目标;龙头企业应采取“实施绿色品牌战略、培育绿色供应商、搞好供应链的生态设计、开展绿色物流活动、发展战略联盟组织”等策略。

关键词：生猪,绿色供应链,绿色品牌,绿色供应商,生态设计

绿色供应链管理是目前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对绿色供应链的定义、要素与结构、绿色供应链运作的影响因素、绿色供应链运作中的决策问题与管理技术、绿色供应链产业实践、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但主要针对制造领域,尚缺乏对农业领域中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研究。生猪产业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核心是龙头型养殖企业和屠宰加工企业。在生猪产业中推动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有利于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保护城乡环境和消费者健康,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拟以绿色供应链管理理论为基础,对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内涵、运营模式、系统结构和运作模型进行系统研究,并为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策略参考。

1 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内涵

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是一种在整个供应链中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利用效率的现代化管理模式。不同于工业品供应链管理,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在企业产品、环境行为和营销战略等方面具有特殊内容:

1.1 供应链产品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为获得绿色认证的热冷鲜肉及各种猪肉加工品

绿色猪(肉)属于绿色食品范畴,包括三个质量安全等级: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是遵循国际惯例,在生产中不使用化学合成的饲料添加剂、激素、抗生素和其它有害于环境和健康的物质,并且有严密的可追溯性的食品,属高级安全食品;绿色食品则较为严格地要求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上述物质,属中级安全食品;无公害食品是市场准入级别的食品,目的是确保基本的食品安全,属初级安全食品。这三种食品农业部门简称“三品”,都需依据国家标准和农业部行业标准进行认证。

1.2 供应链企业环境行为友好

为维护消费者健康,企业必须使其养殖和加工工艺达到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并严格执行动物检验检疫制度,强制销毁和无害化处理病死猪(肉);养殖企业需推行适度规模的、种养友好的生态养殖模式[1],即依据种植用土地、农田对有机肥的需要量,设计猪场规模,如每666.7m2地饲养一头猪,尽可能将猪场建设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上,利用猪粪沼气利用技术,以较低成本建立起猪粪-沼气-果(蔬菜)综合利用体系,利用农业的自然循环消化和吸纳猪粪尿,既养绿色猪又产绿色果(蔬菜)、绿色能源(沼气),实现生猪养殖的零排放、零污染。

1.3 供应链运营须推行绿色品牌战略

传统生猪供应链侧重于规模化养殖,大量产出低成本、瘦肉率较高的优质猪肉,而生猪绿色供应链追求的是适度规模、种养结合式养殖,为环保意识较强、品味较高、注重饮食健康的中高端消费者提供高价位(比一般商品猪肉价格高出50%以上)的绿色猪肉、有机猪肉;企业欲在目标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实施绿色猪肉品牌战略,通过市场宣传树立企业特有的绿色环保形象并提高绿色猪肉品牌知名度,以获得消费者价值认同,扩大市场销售量。

2 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类型及特点

2.1 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类型

依目前生猪企业的经营形态及生猪产业发展趋势,考虑农产品供应链模式[2],可以将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按照供应链核心企业(又称主导企业、主导者)的不同,划分为纵向一体化模式、生猪屠宰加工商主导模式、生猪养殖商主导模式和大型零售商主导模式等四种类型。(1)纵向一体化模式就是以某一养殖或屠宰企业为核心向前后两个方向扩展经营业务而形成的供应链,并在其供应链运营过程中融入环境管理思想的一种战略模式;该供应链属于一个大型的农业集团,拥有种猪繁育、仔猪供应、商品猪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等子公司,供应链运营由集团的高层管理者统一指挥,供应链上各节点有着共同的经济及环境管理目标,易于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目前,一些资金雄厚的生猪企业运营上正朝该模式发展,以获得更完整的生猪产业链、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对环境污染程度最小化。(2)生猪屠宰加工商主导模式是指核心企业是具有先进屠宰加工技术、规模较大及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生猪屠宰加工企业,该企业对整个屠宰加工线以及全部猪肉进行严格的卫生标准控制和检疫,要求供应商提供“三品”生猪,屠宰加工后的产品是市场所需要的“三品”猪肉;供应链运营在该模式下,屠宰加工企业按订单组织生猪收购,要求供应商提供的生猪必须符合“三品”标准,生产过程无污染以确保货源质量安全和产品声誉,从而促进生猪养殖企业(户)实施绿色养殖。(3)生猪养殖商主导模式是指大型养殖商将上游的饲料供应商、仔猪供应商与下游的屠宰加工商、经销商均纳入其供应链进行管理,通过向仔猪供应商和饲料商采购安全、健康的原材料,饲养和供应“三品”生猪,满足屠宰加工商的订单需求,并推动下游的屠宰加工商、经销商实行环境管理,以维护绿色生猪品牌信誉;供应链运营在该模式下,生猪养殖商靠近生猪供应链的上游,供应链管理难度较大,要求它与市场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能集成和整合市场对绿色猪肉的需求和价值信息,利用信息技术向上下游企业传递信息,实现供应链信息共享,提高生猪供应链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并实现环境管理。(4)大型零售商主导模式是指以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为核心,向养殖商、生猪屠宰加工商集中采购“三品”猪肉,然后经由配送中心配送到大型超市、连锁商店销售的一种供应链管理模式;供应链运营在该模式下,零售商实行集中采购,中间环节少,便于控制生产源头卫生安全,并使“三品”猪肉质量、数量与价格最大限度地适应市场需求,同时有利于产品品质、加工和管理标准化,增加“三品”猪肉的附加值,以及强化对价格、损耗、安全卫生问题的管理。上述每一模式均始于仔猪和饲料供应商,止于最终消费者,其实施效果主要取决于主导者的核心竞争力及供应链设计、协调运作和监控管理能力。

2.2 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的特点

近几年重庆市生猪产业在市政府颁布并实施的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扶持政策带动下发展迅速,生猪业中的龙头企业经营规模及经营实力得以大幅提升,在生猪产业化经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一些龙头企业已具备了实施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经营实力及技术基础,呈现出绿色运营趋势。(1)重庆华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牧集团)由重庆市种畜场投资组建,是集畜禽良种繁育、生猪养殖、屠宰加工及配送为一体的大型农业集团,在重庆市建有三大生猪生态产业园,年可提供优质外种猪1万余头,20万余头商品猪,并发展了200万头优质商品猪的养殖区,其产业带动重庆9个区县34个乡镇,在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两个方向有效地建立起“公司+基地+农户”的“种、养、加、销”的畜牧产业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2008年屠宰加工生猪150万头、生产分割肉50万头、肉制品5万t,承担了重庆市主城区40-50%的猪肉供应;华牧集团理应选择纵向一体化模式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2)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普公司)是重庆市唯一的一级现代化生猪屠宰及深加工企业,按欧盟屠宰技术标准和国家一级生猪屠宰技术要求,先后从德国、法国、韩国引进了先进的自动屠宰设备、劈半设备及精加工配套设备,拥有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屠宰生产线和国家一级标准的污水处理场(年处理污水能力达3.6万t),并配备了较大容量的冻库及集中制冷系统,全面通过ISO9001、ISO14001、ISO22000(HACCP)等国际管理体系认证,年屠宰加工生猪能力达300万头,2008年其猪肉供应量占重庆市主城区销售量的30-40%;今普公司应选择生猪屠宰加工商主导模式。(3)重庆农业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农投集团)拥有国家级重点地方品种资源保护场(即重庆市种猪场),2008年生产PIC配套系父母代种猪3万头、商品猪10万头,并通过推行“公司+专业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复合经营模式,带动专业合作社和农户年产优质瘦肉型商品猪80万头,2008年还与16个三峡重庆库区和贫困山区县签订合作协议,推行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建立了年出栏300万头优质育肥猪的养殖区;(4)重庆市三峡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牧集团)致力于发展有机农业,已初步构建起一条集良种引进与繁育、草场建设与人工改良、商品生产与有机养殖基地、有机肉食品加工与市场营销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其饲养的生猪已通过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有机猪认证;农投集团、三牧集团应选择生猪养殖商主导模式。(5)重庆市的大型零售商如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等,年销售的冷鲜猪肉量占重庆市主城区消费量的50%以上,有能力主导生猪绿色供应链的运营,应选择大型零售商主导模式。

3 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系统结构和运作模型

核心企业在生猪供应链的位置决定了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虽然不同模式类型的供应链系统在运营上对核心企业的要求存在巨大差异,但供应链系统的目标、系统结构和运作模型是相同的。生猪绿色供应链系统目标是资源利用效率最高、资源废弃最少、环境污染最小,为实现该目标,要求核心企业必须推动系统中各个环节实现无缝链接,使各环节的目标统一,发挥出系统的整体效用,以带动整条供应链上的各成员实现共赢。

3.1 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系统结构

生猪绿色供应链系统的基本流程是:仔猪、饲料供应商为下游商品猪养殖商提供生产资料,生猪出栏后养殖商为屠宰加工商提供生猪,之后经过屠宰加工商对生猪的屠宰、加工和包装,配送给经销商,最后由经销商将猪肉销售给终端消费者。生猪绿色供应链作业的基础是企业结合现有的资源,将绿色环保要求融入采购、养殖、屠宰加工、配送等环节,通过开展检查、检验、消毒、防疫、废弃物回收处理利用等活动,确保供应链上全部企业的产品都符合“三品”猪肉要求,实现供应链系统目标。参考绿色供应链管理系统一般结构,结合生猪供应链特点及产业未来发展的需要,可构建出生猪绿色供应链系统结构模型(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无害化处理及利用环节是实现供应链环境管理的核心环节,其主要活动包括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粪污、废水废物再利用活动等。企业只有积极开展无害化处理及利用活动,才能实现绿色供应链系统目标。生猪绿色供应链系统中每个环节具有不同的功能,仔猪、饲料供应商是供应链上的源头企业,要确保整条供应链成功运行,主导企业必须加大与他们的协调与合作力度,确保能够为下游企业提供的优质绿色的仔猪、饲料;养殖商在供应链环境管理中处于关键位置,要求实施生态养殖,确保生产出“三品”商品猪,并避免养殖污染;屠宰加工商靠近供应链下游,在其运作过程中须按严格的卫生标准进行检验检疫,确保为销售商提供“三品”猪肉;销售商与消费者联系紧密,为了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三品”猪肉,在其采购和销售过程中需做好安全卫生工作,确保猪肉不受污染;消费者处于供应链的最后环节,其绿色消费观念能够带动“三品”猪肉的消费,推动整条供应链绿色化运营。生猪供应链系统实现环境管理的重点在于对仔猪供应、养殖、屠宰加工等环节产生的病死猪、粪污、废水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或利用,这需要企业在废弃物管理中必须遵循二个基本原则,一是必须对废水、粪便、猪毛等进行回收处理,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二是必须对病死猪强制销毁并进行无害化处理,避免环境污染;难点在于养殖环节的粪污利用,要求养殖企业合理修建环保设施,对猪粪进行干湿分离,构建起农业循环利用体系:干粪用作农作物有机肥,用于种植蔬菜、瓜果、花卉等;湿粪(粪水)可以作沼气池原料生产沼气用作燃气,部分可以作为猪饲料的原料,而经过沼气池发酵后的沼液有机肥可用作果林、蔬菜等农作物的肥料。

3.2 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运作模型

以供应链运作参考模型(SCOR)理论为指导,在SCOR模型顶层融入绿色生产的思想[3],同时结合图1,可以构建出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运作模型(图2)。

图2表明,整条供应链必须在核心企业统一指挥和协调下,根据绿色肉市场需求进行产品设计与生产,并从产品(生猪、猪肉)和企业环境行为两个方面充分运用绿色运营思想,才能实现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绿色采购环节中,核心企业首先与饲料、仔猪和生猪养殖商沟通,提出对仔猪、饲料、生猪的相关要求:饲料达到绿色饲料标准,仔猪品种优良、健康、免疫力高适应环境能力强,或生猪健康符合“三品”标准,然后对供应商产品及环境绩效进行评价,从中选择出最优供应商进行合作,从源头确保生猪和猪肉的质量。绿色养殖环节中,企业定时对生猪健康精心检查以及做好预防措施确保生猪健康成长,对有病的猪不使用抗生素对其进行治疗而是进行无害化处理,从而杜绝猪肉中的药物含量;提倡使用由天然农作物和牧草生产出来的饲料,避免有毒物质的存在,不使用不符合标准的饲料;对生猪的饮用水进行有毒元素检测,或尽量使用纯天然水进行饲养,确保水质安全可靠,保证养殖出来的是“三品”生猪;依据养殖规范确定每个猪场养殖规模,采用适宜的材料建设圈舍设施、粪污处理及利用设施,坚持走种养结合的发展道路,以养殖区域内土地消纳粪尿能力确定养殖规模,建立起有机循环农业体系。绿色加工环节中,生猪进场时由专业人员对生猪进行全面的检验检疫,如发现病死猪或检验不过关的猪则强令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生猪是健康无害的;进场后进入待宰阶段,进行24小时观察以确保生猪不出现意外生病情况;生猪屠宰加工需进行若干工序:三点击晕、真空采血、蒸汽烫毛、火苗消毒、同步检验,以及采用冷分割工艺进行猪肉分割,每道工序对环境要求都很高,必须充分做好清洁工作;加工完毕后进行冷却排酸处理,要求对室内进行全面消毒,温度控制在2℃—8℃范围内,确保猪肉体内有害物质顺利排出,为消费者提供“三品”猪肉;屠宰加工过程产生的废水量比较大,在生猪待宰阶段必须使用大量的水对生猪体表进行清洗,在屠宰加工流水线上每完成一个屠宰工序后也必须用水清洗,一头猪在整个屠宰加工过程中需用0.5t水,大型屠宰企业如今普公司、华牧集团,年屠宰150万头生猪,则一年用水量达75万t,需要建立废水循环利用设施,实现绿色屠宰。绿色配送环节中,由于生猪生态养殖场离位于主城区内的屠宰企业包括今普公司、华牧集团屠宰厂,距离较远、路况复杂,生猪运输一般需要1—2天的时间,外界的环境(温湿度、细菌)可能会导致仔猪和生猪感染病菌而生病,养殖企业必须精心选用舒适、安全、卫生的运输工具,在气候适宜时出行,以避免在运输中因昼夜温差大或感染病毒而致病,尽量减少运输过程对仔猪的影响从而保证货源的质量;而屠宰加工企业需使用专用的、标准的、消毒过的冷藏箱运输猪肉到专营店或定点客户,并在猪肉包装、装卸、配送运输过程中严格控制环境,保证猪肉不会受到外界细菌感染而影响其质量,最终能为消费者提供“三品”猪肉。

4 实施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策略

目前,我国生猪业仍处于产业化经营发展过程中,供应链管理基础较差,企业尚缺乏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所需要的各种外部环境及技术条件。为促进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为生猪龙头企业营造积极的外部环境,包括完善环境保护法规促使企业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的激励机制以减轻企业所承担的环境投资风险,强化“三品”监督管理工作以维护企业权益等。生猪产业中的龙头企业应顺应世界性环保潮流,努力探索和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实现管理创新。

4.1 依据供应链主导者核心竞争力,选取和实施适宜的绿色品牌战略

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包括纵向一体化模式,以及分别由大型屠宰加工商、养殖商和零售商主导的模式。由于供应链主导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源、核心竞争力很大程度决定了供应链的运行成效,所以不同模式的供应链需由主导企业决定其品牌战略。纵向一体化企业如华牧集团,生猪产业链完整,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包括种猪繁育、商品猪养殖、屠宰加工及猪肉配送服务能力均强,在猪肉市场占有的份额大,应大力宣传并提高猪(肉)质量安全等级,扩大自主屠宰和经营比例量,全面发展企业“三品”猪(肉)品牌,满足各个层次的消费需求;大型屠宰加工商如今普公司,屠宰技术先进,质量保证体系优良,废水循环利用设施完善,拥有较大规模的专营店网络,配送服务水平高,有较大的市场影响力,应大力宣传绿色环保的现代企业形象,并发展无公害、绿色猪肉品牌,满足中高端消费者需求;大型养殖企业如农投集团、三牧集团,长期耕耘于农业生产环境,精于猪种繁育与商品猪养殖,应大力宣传其生态养殖环境和本土生猪品牌优势,充分利用其自然环境优势,发展畜牧休闲观光项目与有机生猪品牌,满足市场高端绿色消费需求;大型零售商如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新世纪等,销售体系完整,其冷鲜猪肉销售量大,应加强与养殖企业、屠宰加工企业的合作,利用订单农业发展精深加工品猪肉品牌。

4.2 采取多种途径实施绿色供应商管理

供应商位于生猪供应链的上游,他们的环境行为将传递到供应链下游的每个节点,对供应链环境效益影响极大,因此供应链核心企业必须非常重视并慎重选择供应商,实施绿色供应商管理。供应链核心企业如华牧集团、今普公司、农投集团、三牧集团等,应把环境绩效作为评估供应商的重要标准,依据环境法规要求以及ISO14001认证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调研获得供应商环境绩效数据,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价,以环境绩效为基础选择供应商;通过指导、支持和帮助等途径,与供应商建立起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积极与供应商共同组建跨组织、跨部门的环境管理协调部门,拟定环境改善的短期和长期合作计划,并就如何把环境因素融入到养殖、加工、配送等过程及如何实施开展系列的讨论,统一环境管理理念和环保行动;要求供应商获得环境管理ISO14001认证,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内容列入供应商培训计划,并开展供应商培训,通过培训和技术支持来帮助供应商提高管理环境的能力,提高整个生猪供应链环保水平。

4.3 搞好供应链的生态设计,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

生态设计是指按生态学原理进行的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代谢过程和产品及其工艺流程的系统设计,其基本理念是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生猪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作好生态设计,以实现废水废物的综合利用,减少环境污染。生猪供应链各环节中,养殖环节是供应链生态设计的重点,也是生猪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生猪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应积极推动生猪养殖企业运用生态循环原理实现科学养殖,即依据土地消化能力决定圈舍规模,因地制宜设计和实现猪-沼-果循环利用体系,以种养友好方式养殖商品猪,将养殖所产生的猪粪尿转化为农业生产可用资源,实现生猪养殖废弃物排放的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屠宰加工企业如华牧集团、今普公司,要加强猪毛、猪皮、废水的循环利用,与猪毛、猪皮加工企业合作,将猪毛、猪皮用作原材料发挥其价值,同时建立完善的废水除污处理与利用系统,将废水重新用于生产,以及用作厂区植物、果树的灌溉,建设花园式企业。

4.4 发展生猪绿色物流,完善绿色供应链

生猪绿色物流是构成生猪绿色供应链必不可少的要素,它规定了养殖企业、屠宰加工企业在供应链运营中运输、储存、搬运、包装、流通加工、废弃物利用等作业活动中的污染物排放、能源和资源消耗标准,是保证生猪物流活动不造成环境影响的重要手段。生猪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应制定有效的环境管理规定,推动成员企业有效开展绿色物流活动。(1)加强对养殖场企业、屠宰加工企业生产的生猪(肉)的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生猪(肉)必须强制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配置足够的湿化设备,为企业开展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活动提供条件。(2)积极采用托盘、叉车、传送运输带等现代物流工具,提高猪肉产品装搬作业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运输中采用密封保温车、密封冷冻车,并保持车体内外清洁卫生,减少损伤及病菌侵害;采用科学、卫生、环保的保鲜仓储技术,保证猪肉产品的储藏质量。(3)依据《全国物流标准2005年—2010年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和制定生猪绿色物流标准,包括绿色肉产品的包装、运输和储存标准,冷冻肉食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标准等[4],为发展生猪绿色物流提供科学依据。

4.5 发展战略联盟组织,增强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能力

实施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核心企业带动供应链企业按统一的环保政策及标准,系统化开展绿色采购、绿色养殖、绿色屠宰、绿色配送,以及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与综合利用活动。这需要为供应链开发和配置必要的、足够的绿色技术设备及设施,企业必须承担较大的经济风险。为增强供应链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力、控制风险能力,核心企业如华牧集团、今普公司、农投集团、三牧集团等,在发展绿色供应链管理过程中,应积极与科研、技术或环保服务实力较强的单位包括畜牧部门、科研院所、固体废物管理服务中心、绿色食品协会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形成联盟,共同开展研究,以获得提高饲料企业、养殖企业、屠宰加工企业等环境和经济绩效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途径;研究和开发猪肉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可追溯系统,为企业实施环境管理提供有力工具,增强企业环境影响与评估能力;获取最新的绿色实用技术并应用,包括绿色配合饲料、中草药、绿色饲养技术方法及废水处理、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技术等;研究生猪绿色运营风险问题,提出风险规避方法及策略,将绿色供应链运营风险降至最低。

5 结束语

生猪产业现代化发展趋势要求生猪企业加快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以保护城乡环境,促进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依据核心企业在供应链所处的位置,企业可以选择实施纵向一体化模式、生猪屠宰加工商主导模式、生猪养殖商主导模式或大型零售商主导模式等,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绿色产品设计与生产,并从产品和企业环境行为两个方面充分运用绿色环保思想,确保生猪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的实现。生猪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时,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选取适宜的绿色品牌战略;将环境绩效作为评估供应商的重要标准,培育绿色供应商;搞好供应链的生态设计,提高资源利用率;发展战略联盟组织,增强供应链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力、控制风险能力。本文对生猪绿色供应链运作模型的研究不够深入,还需进一步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

[1]孙世民,满广富.优质猪肉供应链的特征与定位初探[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6,27(6):460-462.

[2]张倩,李崇光.农产品物流发展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及对策[J].软科学,2008,22(1):91-93.

[3]吴锡源,张大亮.SCOR模型在绿色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2):81-82.

[4]于启武.绿色供应链标准体系探讨[J].中国流通经济,2009(11):25-27.

绿色生猪 篇2

目前, 英国中部地区的一些生猪养殖者正开展一项商业规模的实验, 来探索将自种豆类用于育肥猪日粮的可能性, 以减少英国生猪养殖对环境的负荷, 同时减少生猪日粮对大豆的依赖性。该计划被称为“绿色生猪”, 由学术界和生猪产业界联合开展, 并由政府拨款资助。该项目业已表明, 可以在成长期或育肥生猪日粮中大量使用豆类以替代目前的日粮成分, 而又不会对猪只的生产性能和屠宰数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 研究还表明用豌豆或蚕豆来构成生猪日粮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养殖者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所要使用的豆类。

绿色生猪 篇3

我国生猪以散养为主, 可视为一种个人行为, 受到的约束极小, 散养农户使用饲料添加剂的意愿还比较随意, 因此,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和控制药物的残留。绿色饲料添加剂能代替大部分抗生素等传统饲料添加剂, 既能满足人们对“绿色食品”的要求, 又能促进动物健康生长, [3]因而使用绿色饲料添加剂是控制猪肉质量安全的有效手段。所谓绿色饲料添加剂, 是指向配合 (混合) 饲料中加入能提高畜禽对饲料的适口性和营养利用率, 能提高畜禽生产性能和产品品质、抑制胃肠道有害菌污染、增强机体抗病力和免疫力以及无毒副、无残留、无污染的物质总称。从广义上讲, 绿色饲料添加剂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对畜禽无毒害作用;二是在畜禽产品中无残留, 对人类健康无危害作用;三是畜禽排泄物对环境无污染作用。[4]

农户采用饲料添加剂行为是农户在利益驱动下, 根据自身条件和周围客观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进行的生产性投资选择和技术采纳活动。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生猪散养户对于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认知程度, 并分析影响其选择行为的因素, 从而采用相应的措施促使其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 从源头上保证猪肉质量安全。

一、研究假说

本研究赞同舒尔茨等学者的观点, 认为我国的农户是“理性的小农”, 可以用应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养猪户的苗猪选择、饲料选择、兽药选择、参与农业产业化组织等情况。结合以上分析和绿色饲料添加剂这种可持续农业技术投入的特点, 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影响散养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的因素进行分析, 即散养户个人特征、散养户家庭特征、散养户对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认知程度及养殖环境。由此, 我们建立如下的假说。

1.散养户的个人特征

散养户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从理论上讲, 与女性相比, 男性的思想更加活跃、理念更加先进, 更愿意接受新技术和新事物, 更加注重经济利益和社会声誉, 因此更愿意采用良好质量安全行为。[5]刘万利等的研究表明, 随着养猪农户户主年龄的增长, 其对使用安全兽药的意愿程度就会减小。[6]DOSS研究表明农户户主的性别、年龄对农户新技术的选择行为的影响可正可负, 这取决于他们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技术, 对不同的技术选择的影响有所不同。[7]Schultz的研究表明, 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对信息接受能力呈正相关关系。[8]农户教育水平是决定农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行为的重要个人特征。受教育程度较高生猪散养户在对绿色饲料添加剂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应用方面会处于有利的位置。因此, 我们假定:男性相较于女性更倾向于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散养户的年龄与其使用绿色饲料添加剂的意愿呈负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 农户采用技术的知识和技能就越强, 农户越会采用先进的绿色饲料添加剂。

2.散养户的家庭特征

散养户的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养猪数量、从事养殖的时间。Golan研究表明, 农户养殖牲畜数量与农户采用先进养殖技术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生产规模较大的农户比小规模农户更愿意去了解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信息, 愿意用更多的金钱和精力去搜寻对自己有利的农业技术, 而农户生产经营规模是农户养殖牲畜和家禽的数量, 农户养殖畜禽的数量与其采用畜牧养殖技术呈正相关的关系。[9]养猪年数多, 养猪户就会形成自己一定的养猪模式, 对新事物接受程度就会慢一些。[6]本研究假设:养猪数量对生猪散养户采用饲料添加剂有正面的影响;从事养殖时间对其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有消极的影响。

3.散养户对于饲料添加剂的认知情况

散养户对于饲料添加剂的认知主要包括对饲料添加剂的认知程度、对自己使用饲料添加剂效果的认知、对药物残留危害的认知和对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认知。不同的饲料添加剂残留程度不一样。散养户在生猪饲养过程中选择的饲料对于猪肉的质量影响很重要, 这种选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散养户对于不同饲料添加剂的效果的认知和使用高残留添加剂对于人们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性的认知程度。本研究假设:散养户对于饲料添加剂的认知、对自己使用饲料添加剂效果的认知、对药物残留危害的认知和对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认知对于其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有正面的影响。

4.养殖的环境影响

养殖的环境影响主要包括政府对于生猪养殖的支持情况、政府或者是畜牧部门对于有关养殖的政策法规宣传情况、周围其他养殖户的影响、有关养殖技术方面的宣传和培训。卫龙宝等的研究表明, 农户参与生产专业合作组织、接受质量安全培训以及政府对农户的技术和资金支持等会对农户的生产行为有很大影响。[10]周洁红的研究表明, 农户受有限理性和信息成本的影响, 其他菜农的行为对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有“示范效应”作用。[11]由此, 本研究假设:政府对于生猪养殖支持力度越大, 散养户越趋于使用绿色饲料添加剂;周围的养殖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行为对于散养户使用绿色饲料添加剂有积极影响;散养户如果参加过有关养殖技术方面的宣传和培训, 就会越趋于使用绿色饲料添加剂。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我们于2012年1月中旬~2月中旬在四川省苍溪县所进行的生猪散养户调查。四川省一直是我国的生猪生产大省, 苍溪县位于四川盆地北缘深丘, 其生猪养殖方式大都为散养,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西部地区有杀年猪的习惯, 即部分农户将自己养殖的生猪屠宰后腌制腊肉供其在较长时间内食用, 所以从自身角度出发, 他们会选择有利于自己健康的养殖技术。我们的调查主要针对生猪散养户对于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认识和采用等相关问题, 主要涉及散养户个人特征、散养户家庭特征、散养户对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认知程度及养殖环境。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 重点选取四川省苍溪县的10个行政村, 采取直接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 收回120份。我们还根据写作的需要对数据进行了筛选:一是剔除部分不真实的问卷, 如虚报其年龄和文化程度3份;二是剔除以前养殖现在不养殖生猪的农户样本2份;三是剔除散养户中不使用饲料添加剂的农户样本1份。

基于此, 本研究选择的有效样本为114个, 样本回收率为95%。

三、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分析

从有效的114份问卷来看, 散养户的基本情况包括以下几方面。

样本农户对象中有男性54位、女性60位, 他们的平均年龄为44.4岁, 样本区间在26岁~72岁, 其中, 36岁~55岁之间的比例为59.6%, 由此看出, 目前生猪散养人数主要以中年人为主。散养户受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 平均水平在初中文化程度, 其中, 有7.9%的样本农户为文盲。在114个样本农户中, 5.26%的散养户不知道饲料添加剂, 62.28%的农户比较了解饲料添加剂。生猪养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其对于使用饲料添加剂的效果也有较好的认识, 74.56%的生猪散养户对其使用的饲料添加剂的效果有较好的认知情况, 只有3.51%的散养户不知道其使用的饲料添加剂的效果;有超过40%的人对绿色饲料添加剂不怎么了解, 可见绿色饲料添加剂在广大农民中还是一个较新的事物, 对其认识程度不够。只有26.3%的农户表示不会受周围养殖户的影响, 23.7%的农户明确表示会随其周围农户的养殖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这对于政府或企业推广农业新技术有较好的指导作用。有47.4%的散养户从未参加过关于养殖方面的培训, 只有6.1%的农户经常参加这方面的培训, 需要政府或者相关组织提供更多的生猪养殖培训活动。调查结果表明, 生猪散养户选择饲料添加剂的动因主要是广告和周围人群的推荐, 占63.2%, 而零售商推荐占14.9%、自主选择占21.9%, 这说明生猪散养户的选择行为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 需对他们进行引导, 使其能够正确选择接收到的各种信息。生猪散养户采用饲料添加剂后质量担保情况不容乐观, 只有7.0%的散养户和零售商签订了书面协议, 37.7%的散养户没有得到任何的质量担保, 40.4%的散养户只是得到了口头承诺。

2.计量经济模型和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生猪散养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行为影响因素的假设, 进一步明确散养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 本文建立了生猪散养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计量经济模型, 应用114个农户样本进行了计量分析。

借鉴王济川、郭志刚、[13]王志刚、周洁红、吴秀敏、朱启荣、[12]李娟等人的研究, 本研究建立如下生猪散养户使用绿色饲料添加剂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

注:政府支持是指政府在对散养户以生猪养殖方面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养猪方面的培训主要是指政府有关管理单位 (畜牧局、生猪站) 和非政府组织对养殖方面的技术指导和信息传播。

散养户愿意 (不愿意) 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F (散养户个人特征、散养户家庭特征、散养户对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认知程度、养殖环境) +随机扰动项。

本研究主要考察生猪散养户在生猪饲养过程中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行为, 分别用Y=1和Y=0表示生猪散养户愿意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和不愿意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两种行为,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选择问题, 采用Logistic模型解决。其因变量取值范围在[0, 1]之内, 在这样的定义下, 本研究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函数模型表达形式为:

undefined

上式中, Pt表示散养户采用的概率, i为农户编号, βj表示因素的回归系数, n表示影响这一概率的因素个数;Xij是自变量, 表示第j种影响因素;α表示回归截距。有关模型变量的定义见表1。

注:*、**、*** 分别表示10%、5%、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资料来源:2012年1~2月四川省苍溪县生猪散养户调查问卷。

我们首先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所调查的114份生猪散养户截面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处理, 具体结果参见表2。首先将所有的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进行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得到模型1, 结果发现散养户从事养殖年数、对药物残留的认知情况、政府支持情况、对于有关养殖的政策法规宣传和养猪方面的培训这几个变量不显著。模型2去掉了这几个变量。结果表明, 模型2的整体显著性优于模型1, 模型2的所有变量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 并且从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 模型2解释变量的显著性都优于模型1, 因此计量分析以模型2为主, 其计量估计结果基本上同理论预期一致。

(1)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性别、受教育程度、养猪数量、对饲料添加剂的了解程度、生猪散养户对其使用饲料效果的了解程度、对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认知情况和周围养殖户的影响对于生猪散养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呈正相关关系。生猪散养户的年龄对绿色饲料添加剂的采用有很大的负影响, 这与前面的假设是一致的。

(2) 由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见, 生猪散养户从事养殖的时间、对药物残留的认知情况、政府的支持情况和相关部门对有关养殖的政策法规的宣传、参加生猪养殖方面的培训这些变量结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从事养殖的年数并不代表养殖者的年龄, 并且生猪散养, 规模很小, 散养户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其养殖方式, 所以从事养殖年数对生猪散养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行为的影响很小。由于信息等方面的影响, 生猪散养户对于药物的残留对人体的危害认知情况较差, 不能成为影响其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的重要因素。政府在这两个方面做得相对不足, 由于散养的规模较小, 政府没有那么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去顾及到所有的散养户, 只能够抓重点, 主要扶持那些生猪规模养殖户。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力度不够, 生猪散养户不能从其得到太多的帮助, 从而政府的支持和相关部门对有关养殖的政策法规的宣传对生猪散养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行为的影响没有太大的作用。生猪养殖只是散养户的副业之一, 受其时间和精力限制, 不能参加太多的培训。另一方面, 政府或者其他组织对生猪散养户提供的有关生猪养殖的培训较少, 他们主要关注大规模养殖, 不太注重生猪的散养。

四、主要的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生猪散养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生猪散养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行为主要受散养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生猪养殖数量、对饲料添加剂的了解程度、对使用饲料添加剂的效果认知、对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认识、周围养殖户的影响等变量的影响, 不同因素对其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各不相同。同时, 农户的这种对可持续性农业技术的采用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 有些在现阶段影响不显著的变量可能在较长时间中会逐渐凸现出来, 如从事养殖的年数、对药物残留的认知、政府支持情况、有关生猪养殖的政策法规的宣传情况、散养户参加有关生猪养殖的培训以及其他一些未纳入本研究的变量。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 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当前, 我国西部地区生猪散养户的文化水平较低, 其年龄较大, 并且从事生猪养殖的时间较长, 有着较丰富的生猪养殖经验,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猪散养户对于有关生猪养殖信息的关注程度。并且, 我国饲料市场相对较复杂, 品种多, 厂商生产水平参差不齐, 这使得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成本较高, 对于饲料市场的监管难度较大。

第二, 生猪散养户选择饲料添加剂的行为主要受广告和周围人群的影响, 政府应当做好引导人的角色, 为散养户提供更加全面和正确的信息。同时, 生猪散养户采用饲料添加剂的质量担保情况较差, 大部分是口头承诺或者没有质量担保, 不能切实保护散养户的利益, 政府应当做好协调人的角色, 坚决保护农户的利益。

第三, 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 生猪散养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行为受其饲料添加剂认知情况——对饲料添加剂效果的认知程度、对自己使用饲料添加剂效果的认知和对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认知的影响。其中对绿色饲料添加剂的认知是三个变量中影响程度最强的一个, 这说明如果生猪散养户了解绿色饲料添加剂, 知道它相对应的无毒害、无残留、无污染, 便会有更高的可能性去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同时, 若生猪散养户对饲料添加剂和其使用的饲料添加剂效果认知度较高, 会增加其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的可能性。因此, 应当加大对绿色饲料添加剂的宣传力度, 使其深入人心, 增加生猪散养户对其的采用。应通过多种切实可行途径有针对性地对有关农户进行猪肉质量安全宣传和相应的技能培训, 提高其生猪健康养殖意识和养殖水平。

第四, 政府对生猪散养户的支持力度较小, 相关部门对有关生猪养殖的政策法规的宣传也不到位。这是由于生猪散养的规模小, 散养户数量多, 政府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照顾到每一个散养户, 只能重点地照顾一些生猪规模养殖户。这种现象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引起重视, 保证生猪散养户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