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的改进（精选11篇）
信息披露的改进 篇1
摘要：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财务预测性信息主要反映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等财务信息,如果财务预测性信息质量可靠,这些信息将比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更具实用性。建立强制性披露的财务预测制度,会对公众投资者决策提供信息帮助。提高证券市场信息的透明度、公开与公平性。监管机构能通过对信息披露内容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控制信息的质量和流向渠道,获得更好的监管效果。
关键词：会计信息,完善,制度,提供,披露,改进
1 提高信息披露的时效性和规范性
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是预防内幕交易的关键所在。我国《证券法》对上市公司年报、中报、季报披露时间规定的过于宽松。目前,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于每年7~8月份披露半年报,于1~4月披露上年度报告、于会计年度前三个月、九个月结束后三十日内披露季度报告。这种信息披露制度很难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同时也为选择性披露和内幕交易的发生提供便利。因此,应缩短披露的时间。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上市公司电子化数据收集、分析及检索系统。1983年美国SEC的信息技术办公室即着手进行有关证券信息披露电子化系统即上市公司电子信息收集检索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快具有时间敏感性的信息申报登记,增加证券市场的效率和公平,促进投资者、上市公司和市场的有效运行。
我国目前的会计信息披露采取指定报刊及网站披露的方式,各家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在内容与格式上也具有较大不同,不利于投资者进行分析。因此,建立一个以适应我国证券市场特点的电子化披露系统为主的跨媒体信息披露平台,使得信息披露更加及时、快速,且能够提供完整的、标准化的、格式化的资料和数据库,将大大促进公开信息的高效充分运用,提高证券市场信息的透明度、公开与公平性。监管机构能通过对信息披露内容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控制信息的质量和流向渠道,获得更好的监管效果。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及时、规范的会计信息披露更好的进行投资决策。
2 改进信息披露内容
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就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进行统计分析,并将调查结果与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会计信息的现状进行比较,其中,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内容构成(如表1)的调查分析表明,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还远远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其中部分会计信息已在现行会计报告中以报表注释、附表等形式进行披露,如会计方法的改变、报告主体的改变、资产抵押、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等;另外部分会计信息还未在现行会计报告中得到披露,如人力资源信息、财务预测信息、物价变动影响信息和管理部门对会计信息的分析等。
证券市场投资者正是以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作为其投资决策的判断依据,目前的信息披露内容无法完全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部分投资者就会对证券分析师的分析报告、投资建议产生依赖,甚至会花尽心思试图去寻求“内幕信息”;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不及时,给选择性披露和内幕交易的滋生创造了条件,使得一些会引起公司股价变动、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信息没有及时向所有投资者公开,反而通过一些不正常渠道流入市场,扰乱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因而应该通过规范扩大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变为部分自愿性信息披露为强制信息披露,使所有投资者能够充分了解公司相关会计信息。例如,加强预测性财务信息披露,财务预测性信息主要提供反映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等的前瞻性财务信息,如果财务预测性信息质量可靠,这些信息将比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更具实用性。建立强制性披露的财务预测制度,会对公众投资者决策提供信息帮助。同时加强其他与投资者密切相关的信息披露。目前,我国信息披露制度过分倚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又过分依赖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对于一些与投资者密切相关的其他会计信息,如市场面信息、政策面信息及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缺乏详细规定,应通过立法形式将这些信息提供数量、种类、范围等做出明确界定。
参考文献
[1]吴联生.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需求的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0(4):44.
信息披露的改进 篇2
摘要:银行操作风险目前已经得到我国商业银行的普遍关注，对于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研究也正在进行，但是有关操作风险事件和数据的积累却十分贫乏，给操作风险的管理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本文揭示了当前产生这种缺乏的原因在于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和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健全，并且分析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现状，提出了改进措施，对于改善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状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信息披露；作用机制；改进对策
银行业是一个经营风险的行业，能否有效地对各种风险进行科学的管理和防范直接关系到银行的发展。通常认为，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可以分为市场风险（Market Risk）和信用风险（Credit Risk）。在巴塞尔委员会2004年6月推出的新资本协议中，确立了风险管理体系的三大支柱，即资本充足要求、监管审查和信息披露，又将银行操作风险（Operational Risk）纳入到风险管理框架。而对于我国来讲，目前操作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来源之一，引发的损失事件数量较大，但是有关操作风险事件和数据的积累却十分贫乏，给操作风险的管理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造成这种贫乏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原因――银行不但没有压力披露操作风险事件，相反却有主动隐藏风险事件的动机。也就说，在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中，鉴于我国目前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比重大、损失事件多而数据积累匮乏、内部管理和监管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巴塞尔委员会风险管理的第三大支柱――信息披露机制来讲，完善操作风险信息披露机制，改善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状况的研究在我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信息披露的含义及内容
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信息披露就是指商业银行将其有关操作风险的信息按照法律的规定向金融监管机构、投资者、债权人或社会公众进行报告或公示。它一般主要包含两个部分：操作风险的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定性披露的信息主要包含操作风险管理的目标、战略、政策、措施等；定量主要包含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ORCC）、操作风险的损失金额等信息。同时对信息的披露要做到及时、全面、可靠、具有可比性和重要性等等。信息披露的方式可分为定期报告、临时公告、实时报告等。良好的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有利于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提高银行的透明度，强化市场约束，进而反过来促使商业银行完善内部控制。
二、操作风险信息披露的作用机制
从某种程度上讲，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信息经济。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项交易中，如果交易双方所拥有的与该项交易有关的信息不对称，就会诱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增加交易成本、降低市场运行效率。信息披露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并有利于形成契约上的事后解决机制。因此信息披露是市场经济存在、发展和有效运行的基石。在市场经济中，信息披露不仅有利于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还能够促使信息披露主体强化其内部控制。如果市场主体真实、全面的披露了自身的经营管理信息，那么市场中的理性利益相关者（包括监管部门、投资者、客户等）就能够据此作出合理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必然会使市场主体的管理层感受到市场力量的激励和约束，从而按照市场力量的意志实施相应的管理活动――内部控制。因此，信息披露有助于披露主体的内部控制水平。
三、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信息披露的现况
就我国目前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信息披露的情况而言，整体水平低，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披露的信息不充分。国际知名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Coopers）几年前从腐败、法律、财经政策、会计准则与实务、政府管制等五个方面对35个国家（地区）进行了不透明指数的评分和排序。中国的不透明指数为87，最低，从这一点说明我国的信息透明度水平很低。在这个大环境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状况也很严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定量信息的披露几乎是一片空白。无论是操作风险的资本需要量，还是日常经营中操作风险导致的损失金额，由于商业银行的护短心理和担忧心理，几乎都未得到充分的披露。
(2)定性信息的披露仍不充分。虽然多数商业银行都披露了操作风险定性信息，但大多只是泛泛的介绍操作风险的管理政策和监控程序，而没有披露自身操作风险的来源情况以及针对这些来源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2.披露的信息不具有可比性。主要体现在：定量信息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可比性，但我国商业银行几乎没有披露过操作风险的定量信息；而定性信息而言，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所披露的信息从内容到格式上都不相同，缺乏可比性。还有同一银行内部的各分支行所披露的信息也各不相同，缺乏可比性。
3.信息披露的不及时。一是定期披露不及时。一般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年报来定期披露操作风险信息，而年报的延误必然会损害操作风险信息定期披露的及时性。二是临时披露不及时。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几乎没有主动地进行操作风险信息的临时披露。一方面对临时公告披露操作风险信息的重要性还没有很深的认识，另一方面害怕家丑外扬，故逃避披露职责、掩盖真实的操作风险状况。
四、操作风险信息披露改进对策
前面对操作风险的信息披露的现状进行了阐述，也对其现状进行了分析。下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信息披露改进的对策，为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信息披露的完善改革做建设性的准备。
1.关于操作风险的信息披露，应当建立一个全面的，一致的披露指引。对应披露的信息内容作个比较明确的说明，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国有商业银行其所应披露的操作风险的信息应该基本相同，使其具有可比性；定性的和定量的内容都要进行比较细的规定，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对信息披露的时间也要作出规定。以及没有及时披露相应的信息，应当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
2.协调各监管部门对操作风险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成立协调小组，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盲点的出现。银监会、证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等，这些政府部门基于各自的出发点对商业操作风险信息披露进行不同的监管，导致同样是对操作风险的信息披露，商业银行要做出规格各异、内容可能差别较大的式样，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3.信息主体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信息披露的目的，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披露让利益相关者知道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情况，进而发挥市场约束机制，来提高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管理水平。而目前我国利益相关者，市场的股东、客户对信息披露的关心不够，这个方面要加强教育改变。
4.加强银行内部教育，包括管理层和一般员工的教育，提高他们对信息披露的认识和重视。正如前面提到的一样，管理层对信息披露不重视，认识不够，肯定会带来信息披露的不及时，也不能提高信息披露的水平。
5.信息披露要和银行内部控制及监管结合起来，共同构建操作风险的安全网。
总而言之，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对有效银行监管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既是有效银行监管的重要辅助手段，也是市场公开原则的集中体现，一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程度应与该国的市场化程度相适应。目前，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应分阶段推进信息披露，逐步达到信息准确、全面、及时。只有银行定期发布资本水平和风险状况方面的准确信息，才能使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更加适应市场化的要求，才能进一步提高银行抵御操作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下的操作风险衡量与资本金约束》，《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2期.[2] 钟伟：《论跨国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模型的新近进展》，《学术月刊》2004年第10期.[3] 谷秀娟：《金融风险管理―理论、技术与应用》，立信会计出版社
信息披露的改进 篇3
内部控制信息包含了公司流程和管理控制方面的内容，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有助于管理当局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增强内部控制意识，提高财务报告可靠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舞弊的发生。2002年美国颁布《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法案302、404条款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作了严格要求，稍后美国证监会（SEC）、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以及COSO委员会分别发布相关规则，在实践层面为萨班斯法案的执行保驾护航。一系列规则的出台确实使美国内部控制披露状况得以完善。
我国上市公司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存在着重大隐患，由于没有统一的企业内部控制披露规范，当前一些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流于形式，自愿披露动机不强，内控监督不力等问题比较突出。本文在分析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及执行效果的基础上，探究美国萨班斯法案对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借鉴意义，以寻求提高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完善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法规体系的方法和途径。
二、对萨班斯法案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评述
在美国，萨班斯法案是规范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最高法规，法案302、404条款对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和信息披露作出了严格要求，并指定SEC颁布配套的信息披露规则。萨班斯法案、SEC发布的《最终规则》、PCAOB发布的内部控制规范和COSO内控框架解决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需建设的法律基础、内控标准、审计标准、自我评估标准等各环节的技术问题，构成了美国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体系。
萨班斯法案自2007年执行以来，美国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得以规范，内部控制状况确实得以改善。这得益于SEC和PCAOB为保障萨班斯法案有效执行所作的努力。首先，萨班斯具有法律强制性并对公司和个人责任追究进行了严厉规定。其次，萨班斯针对不同企业特征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最后，SEC和PCAOB颁布相关规则从而构建了完善的相互配套的规范体系，解决了内部控制建设的法律基础和内部控制标准、审计标准、自我评估标准等各环节的技术问题，提高了萨班斯法案的可执行型。
值得注意的是，萨班斯法案高昂的执行成本一直是备受争议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这些企业由于内部资源匮乏、专业技术有限，其执行萨班斯法案的成本相对于其收入而言，已经不成比例地高于大型上市公司的执行成本，特别是在执行404条款的内部控制报告以及相关审计费用方面。
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
2000年11月后我国开始出台相应规定规范我国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包括《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7号、第8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其中2008年6月我国财政部会同四部委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被媒体称为“中国版萨班斯法案”。形式上，它借鉴了COSO报告的五要素框架。内容上，它体现了风险管理8要素框架的实质。与萨班斯法案相比它没有象萨班斯法案规定得详细具体，而是先做原则性的规定，再出台相应的操作细则，使企业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它鼓励除上市公司以外的大中型企业加强企业内控管理。但它没有强制实施的措施，也没有相应具体的处罚措施，这使其在执行层面上是否能得到落实仍还值得期待。
由于上市公司目前的内部现状使得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难度比较大，基本规范的执行被迫推迟到2010年1月1日，出具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则可以推迟到2010年年底。介于此，本文主要探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分别对《内部控制指引》的执行状况。
总体上，对深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8年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描述性统计发现其披露情况总体良好，有435家公司按照有关要求披露了内部控制，占研究对象总体的比例高达91.58%。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2006年数据也表明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按照要求披露了内部控制信息。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内容上，强制性披露方面，杨有红等（2008）通过描述性统计对2006年沪市年报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分析，研究发现沪市848家上市公司中72.3%的公司按强制性披露要求在“一般陈述”中披露了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方面的信息且所披露的内部控制情况比较笼统，流于形式。方红星、孙篙（2007）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沪市上市公司未按内部控制指引要求披露内部控制信息，详细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较少。内部控制信息参差不齐，详细程度差异较大。自愿性披露方面，沪市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以及内部控制审核报告的公司很少，两者均不到5%。深市A股475家公司的内部控制披露情况，能够详细披露且经注册会计师评价的公司只有35家，占总数的7.37%，这说明内部控制披露完全合规的公司寥寥无几，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的动机不强，上市公司自愿选择是否披露、披露多少内部控制信息的弹性较大。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形式上，沪深两市上市公司通常选择在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简介、董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重大事项、报表附注等位置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依据主要是沪深交易所发布的《内部控制指引》，但在年报不同位置对内部控制进行信息披露所依据的政策法规不尽一致。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监管上，部分公司披露了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核实评价意见。很多企业在观念上对独立第三方的行业监督、公正职能没有予以充分重视。而且我国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人员的职位重叠、独立董事的名不符实造成了董事会在内控体系中的效力的减弱。这在结构上造成中国企业内控信息披露中的监督部分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于表面，不能发挥其效用。
四、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改进对策
第一，增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可操作性，避免形式主义。目前我国大多数公司的信息披露流于形式，还没真正揭露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缺陷。我国内部控制指引和规范中，并没有强制要求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没有内部控制缺陷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标准，而且对后续处罚并没有明确，所以公司和事务所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从形式上做到多方满意，违背政府立法初衷。本质上说，缺乏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标准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责、权、利关系不清晰是内控披露流于形式的主要原因。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的高低与内部控制评价标准直接相关。美国SEC的《最终规则》规定了有效内部控制框架的评价标准，同时萨班斯法案明确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执行人员的责、权、利关系。规定信息披露一旦出现问题，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个人将对公司财务报表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为避免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流于形式，保证较高质量的披露水平。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完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一方面制定具体的内部控制缺陷和有效性的认定标准，其中要包括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的结论性意见。如果认为企业的内部控制在某些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应披露该重大缺陷，并专项说明拟采取的纠正措施。同时要认识到构建内部控制体系时必须要考虑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具备的内部条件，机械地套用内部控制规范的要素和内容构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不一定有效。另一方面明晰责、权、利关系，保证其恰当履行其在内部控制披露过程中的监督和执行责任。我国相关指引和规定大都停留在明晰职责分工层面，应该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借鉴萨班斯法案第302条款的要求，明确签字人员承担多大风险，负担多少处罚成本。
第二，从成本效益原则出发，缩减执行成本，提高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动机。与萨班斯高昂的执行成本一样，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同样需要耗费企业大量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包括公司内部的成本费用、公司聘请的三方中介机构协助完成信息披露的成本和审计费用。高昂的执行成本是导致公司管理层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动机不强的主要原因。美国为缩减萨班斯法案执行成本，又发布一系列的方法如高层直接参与、弥补性控制措施、事后监督等，同时强调有效内部控制可能为公司带来的效益，从而鼓励披露内控信息。
那么从我国的现状出发提高自愿性披露动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在公司内部推广内部控制理念并提高员工素质，以降低内部控制管理成本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成本；其次，由于信息需求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差异性，在成本效益原则下，不可能考虑全部信息使用者的所有需求，那么目前就只能侧重考虑主要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最后，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度，使内部控制成为企业价值增值的一种手段，从而激励其对内部控制信息进行披露。
第三，统一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形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形式上，萨班斯法案以CEO和CFO递交给SEC的10K表格（Form 10K）的形式进行了统一。我国除了规范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范围和内容外，证监会还需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形式做出规定，以利于信息使用者进行搜集、分析和比较，同时减少使用成本。上市公司平时应采取哪种披露形式可由证监会以《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或《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解答》的形式统一规定。
第四，加强内外部监督。为实施萨班斯法案，美国增设了受SEC指导监督、专司监管上市公司财务管理问题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信息披露委员会的存在和有效运行，将会在评价主体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性质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将采用什么方式对上市公司内控制度实施监管是在实际操作前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一方面，企业应设置内部审计机构和建立内部控制自我评估系统。内部审计的作用不断加强，在保证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同时，使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能从差错防弊转变为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做出分析、评价和提出管理建议上来。内部控制自我评估系统，可以直接为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提供资料来源，同时也能够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漏洞和隐患，使之得以及时修正和改进。另一方面，应该加强外部监督，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行业监管的作用，提升市场自律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的独立性。特别是需要密切关注在披露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现象，通过强有力的经济制裁来最大限度地防止不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虚假的信息或隐瞒内部控制信息的现象。
参考文献：
［1］胡蕾、祝焰：《中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比较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10期。
税务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改进 篇4
一、税务会计信息披露的内涵
信息披露是近几年学术界与实务领域讨论的热点,但目前会计与税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却很少对税务会计信息披露提出要求,致使企业普遍税务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的问题。
(一)税务会计信息披露的含义
税务会计是以税收法律为准绳,运用会计基本理论和方法,对纳税单位涉税事项所引起的资金运动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一门专用会计。规范的税务会计核算可以满足企业、税务机关及利益相关者对税务会计信息的需求。税务会计信息披露即指企业单位在税务会计核算的基础上,将公司的涉税信息对外披露,包括企业各个税种的税款缴纳情况、税收负担、享受的税收优惠、税务管理成本和税收贡献率等内容。
(二)税务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
1. 有利于社会公众各方充分掌握企业的税务信息
我国所有制形式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企业财务报告需满足多方面的要求。税法对会计信息质量有着天然的制约、保护和监督的功能。税收政策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使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具有法律“刚性”,在某种程度中维护了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从税务机关的角度而言,企业税务信息披露可降低其征管成本,提高其工作效率。
2. 有利于企业追求自身的利益
(1)设立规范的税务会计核算是企业税务信息披露的重要手段。税务会计向投资人、债权人以及企业的内部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公允的会计信息,据以进行事前的税务筹划和企业税负对经营活动影响的经济分析,做出恰当正确的经营决策,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增值。
(2)化解税收风险。建立税务会计是企业核算模式转变的需要,它能准确、真实、客观地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避免因税法、税制的变动而使财务信息失真,有利于企业化解税收风险。
3. 有利于促进税收制度的完善
公司纳税信息公开化将有助于政府制定完善的税收政策。某些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过多,而另一些企业的税负过重,在企业税务信息披露的过程中都得以体现。国家再制定和修订税收制度时,通过把握企业税务信息,测算出企业税负的合理水平,使税收的各种职能的到更好的发挥。
二、税务会计信息披露现存缺陷及原因分析
我国税务会计信息披露尚处在起步阶段,现存缺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独立的税务信息报告
现行财务报表体系其实仅仅是为会计信息披露服务的,明显缺乏相关涉税信息。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交税费”项目反映截至资产负债表日纳税人该缴而未缴的各种税费,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等,仅仅是以期末静态数字,不能反映期间内的实际纳税额。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仅反映营业税、消费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相关税费的汇总数,而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等在“管理费用”账户核算、在利润表中也只提供一个汇总数。
(二)未反映缴纳税款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
纳税支出是企业的一项现实的现金流出,是在编制现金预算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也不能不引起企业管理当局的高度关注。比如,增值税虽然是一种价外税,但税收的实际负担主体是由商品的供求弹性决定的,所以增值税的缴纳对企业来说也是一项重要的负担。增值税纳税人收到增值税销项税额可视为企业代税务局收取的增值税款,增值税里有关视同销售的八项规定,企业并未实际收到其他企业支付的销项税款,而是企业本身现金流的净流出。又再譬如税法中规定委托他人代销货物,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为发出代销货物满180天的当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得不提前垫支增值税款,即占用了企业的现金流。企业涉税事项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更不可忽视。
(三)未反映企业税负及享受税务优惠等相关信息
首先,各种税款的缴纳,是企业经营活动中重要的一项成本。企业税务管理成本的数额,企业税务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对企业自身管理都有重要影响。其次,国家在税法里规定很多税收优惠政策,目的是利用税收杠杆,鼓励某地区或者某一行业健康发展。但问题是,国家的优惠政策须透明,这样才能保证为企业创造一个公正的市场环境。所以,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必须公之于众,接受同行和社会监督。根据各企业披露的税务信息,同一行业同一规模的企业均可以进行横向比较,定位自己的合理税务水平。
(四)企业税务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的原因
1. 企业税务会计信息披露意识淡薄
200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但此条法规只是要求税务机关为企业除违法以外的涉税信息保密,并不限制企业自愿进行税务会计信息的披露。受此传统观念影响,一些企业认为涉税信息应该保密。
2. 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日益分离
目前世界各国采用的税务会计模式大致有三种,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财税分离税务会计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财税统一税务会计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财务混合税务会计模式。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高度统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会计改革和税制改革也不断深入,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逐渐分离。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目标不同、核算依据不同、核算和监督对象不同、关于损益计算程序不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均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企业税务信息披露不充分。
3. 操作层面的限制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通篇信息披露几乎没有涉及税务信息。同时,企业会计准则也很少有税务信息披露方面的特别要求。没有强制的要求,没有统一的标准,使得企业税务信息披露的工作无从展开。目前市场上尚无相适应的财务软件配合企业的税务会计信息披露,也造成部分企业愿意进行税务会计信息披露却有心无力的尴尬场面。
三、现行税务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改进
下文重点提出改进现行税务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措施,以期望对政策制定建言献策。综合企业发展阶段、规模、会计核算水平和信息使用者的需求考虑,可进行渐进式的改进,包括局部改进和彻底改进。
(一)税务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局部改进
我国目前企业税务会计信息披露的载体包括:财务会计报表、纳税申报表以及其他纳税资料,在企业发展初期、规模较小、会计核算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可先对现行披露模式进行局部改进。局部改进主要集中在纳税申报表和现有三大会计报表。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明确界定商业秘密的范畴
在原有模式之上披露税务会计信息,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2款有关保密原则的规定中,未对商业秘密进行明确的界定,这已成为很多企业和税务机关不进行税务会计信息披露的保护伞,因此重新对商业秘密进行界定旨在使税务会计信息披露有法可依,平衡纳税人和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利益。
2. 选择性披露企业主体税种的纳税申报资料
税法规定,企业通过填列各单行税种的纳税申报表和附表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且该纳税申报资料一式三份,即一份企业留存、一份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征收机关留存,并未作出向外界公众公开的规定。而纳税申报资料中包含企业具体的涉税信息,选择性地披露企业主体税种的纳税申报资料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企业税务会计信息披露的现有模式,且可将企业纳税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
3. 增加现有财务报告中涉税信息披露
资产负债表中,“应交税费”科目核算企业本期应交未交税额,但是除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外未详细列示其他税种的应交税额明细,显然不太合理。因此,对企业“应交税费”中占比较大税种进行详细信息披露就显得十分必要。
现行利润表中税务会计信息主要直接体现在“营业税金及附加”与“所得税费用”两项上。“营业税金及附加”填列企业相关税种的合计纳税金额,未分别列示,改进时可将其中占比较大的税种单独列示或者在附注中予以说明,以使信息使用者充分了解企业税额构成情况。按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缴纳的房产税、车船税、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在“管理费用”中核算,当企业该四项税收金额较大时,也应单独披露。
现金流量表中,主要通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下的“收到的税费返还”和“支付的各项税费”来反映涉税信息,同样未按各税种进行列示,改进时可对企业主体税种或者影响较大税种进行额外披露。尤其是增值税视同销售问题,对其进行单独列报可反映企业和国家间的税款占用问题,从而使企业的现金流动发挥最大的效益。
(二)税务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彻底改进——税务管理报告
随着企业规模扩张、核算水平的提高以及使用者需求的增强,上述带有“依附性”的局部改进措施仍无法全面披露企业的税务会计信息,因此就需要彻底改进披露模式。本文的做法是独立于现行的财务报告设计出着重反映企业税务会计信息的“第四张报表”——企业税务管理报告,这也正是文章最重要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1. 企业税务管理报告
本表旨在从总体上反映企业纳税义务履行情况、税收优惠享受金额以及为履行义务发生的成本。如表1所示。
(1)第一部分反映企业所涉及到各税种税款的应缴和已缴情况。其中,应缴税款反映企业根据税法规定本期应当缴纳的各种税款;已缴税款反映企业本期应缴且截至到报告日期实际已缴纳的各种税款。
为了体现会计信息和税务信息的可比性要求,表格设计中包含了上年同期对应税种的应缴税款和已缴税款金额,能够很显然的使企业内部、税务机关和税务信息使用者了解到税款的变化情况,从而据此判断出企业经营和内部管理的改善和提高情况。另外,表格中“结构(%)”指标的设计旨在反映企业各税税款所占合计税款的比重,从而使外部信息使用者很快判断出某一企业的主营业务范围和具体涉税情况。
表格中的税收优惠金额旨在反映企业税收优惠利用情况,同时从另一角度映射出国家对该企业或该企业所属行业的支持力度。从企业税收优惠享受金额来分析,一方面企业可以进一步挖掘可供利用的税收优惠空间,合理安排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可作为税务机关制定行业或地区税收政策的参考指标。
(2)第二部分着重反映企业的税务管理成本,主要包括企业税务管理直接成本和企业涉税处罚成本两部分,前者侧重于核算企业为了遵守税法、履行纳税义务而发生的正常成本,而后者则是从企业违反税法角度核算其所受处罚成本,其具体构成和解释将在之后内容中说明。
2. 企业税负率及贡献率报表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宏观税负的研究越来越充分,而从微观角度出发对企业税负的研究则相对落后,但企业税负过高的呼声却越来越强烈,因此本部分侧重于从微观企业的角度来反映企业真实的税负水平。同时,本文又提出了“企业息税薪前利润贡献率”,着重反映“企业利润”这块“蛋糕”在国家、企业职工、债权人、股东和企业留存之间的分配情况,以期从另外一个角度衡量企业税负的合理性。
第一,企业整体税负衡量。该部分设计的反映指标主要包括:
(1)企业综合税收负担率,即综合反映企业各税税款总和占收入总额的比重,其计算公式如下:企业综合税收负担率=企业实际缴纳各税税额/企业收入总额×l00%
(2)企业净资产税收负担率,旨在反映企业拥有的每单位净资产所负担的税收,其计算公式如下:企业净资产税收负担率=企业实际缴纳各税税额/企业净资产×100%
(3)企业固定资产税收负担率,侧重于反映企业拥有的每单位固定资产所负担的税收,其计算公式如下:企业固定资产税收负担率=企业实际缴纳各税税额/企业固定资产×l00%
(4)企业税务管理成本负担率,即企业缴纳的每单位各税税额所负担的税务管理成本,其计算公式为:企业税务管理成本负担率=企业税务管理成本/企业实际缴纳各税税额×100%
(5)企业涉税处罚负担率,反映企业实纳税额的处罚成本负担水平,其计算公式为:企业涉税处罚负担率=企业涉税处罚金额/企业实际缴纳各税税额×100%
第二,企业息税薪前利润贡献率。其中,企业息税薪前利润的计算公式为:企业息税薪前利润=企业净利润+企业应纳税款总额+利息+职工薪酬。该部分的指标体系主要有:
(1)税收贡献率,反映企业息税薪前利润“蛋糕”中国家的分成比例,公式为:税收贡献率=企业应纳税款总额/企业息税薪前利润×l00%
(2)薪酬贡献率,反映企业息税薪前利润“蛋糕”中企业职工的分成比例,公式为:薪酬贡献率=职工薪酬/企业息税薪前利润×100%
(3)股息红利贡献率,反映企业息税薪前利润“蛋糕”中股东的分成比例,公式为:股息红利贡献率=股息红利/企业息税薪前利润×100%
(4)利息贡献率,反映企业息税薪前利润“蛋糕”中债权人的分成比例,公式为:利息贡献率=利息/企业息税薪前利润×100%
(5)分配后净利润留存贡献率,反映企业息税薪前利润向国家、企业职工、股东和债权人分配后净利润留存企业的比例,公式为:分配后净利润留存贡献率=分配后净利润留存/企业息税薪前利润×100%
另外,企业还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范围和管理需要单设个别税种的税负衡量指标附表,以更好的实现税务管理目标。例如,企业可以对税额较大的税种,如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设置更详细的指标进行反映。
3. 税款及财政资金流量表
税务管理中也应重视“现金为王”这一规则,体现在税务管理中,就是税款及财政资金的流量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按时收到与税收相关的现金流入,才能保证按时支付与税收相关的现金流出。
首先,税收活动现金流入主要包括:第一,收到税费返还,该项目反映企业收到返还的各种税费,如收到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教育费附加返还等;第二,收到增值税销项税额,增值税的“价内税”性质并不等于将价款和所收到的增值税额一起核算,相反,两者在会计账务处理中要分开核算,体现在税收中就有一部分是收到的增值税销项税额;第三,委托加工企业代收消费税,税法规定:“除委托个人加工应税消费品外由受托方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代收代缴消费税税款”,这就为受托方要将代收的消费税计入税收活动现金流量提供了依据。
其次,税收活动现金流出主要包括:第一,企业缴纳税款时体现的应纳税款总额现金流出;第二,支付增值税进项税额,与“收到增值税销项税额”所体现的税收现金流入相反,该项反映税收活动现金流出。
再次,税收活动现金流入与现金流出的差额就表现为税收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表格中的“企业代垫增值税额”反映企业资金被税款占用的情况,其公式为:企业代垫增值税额=缴纳的增值税额+支付增值税进项税额-收到增值税销项税额。例如,视同销售行为没有收到增值税销项税额,但是按照税法规定要缴纳相应的增值税,体现在现金流量中就是企业资金被税款占用的情况。
另外,从资金在企业和国家之间的流动方向来分析,企业“收到的财政资金返还”(非税返还)与向国家上缴的税款流动方向相反,因此将其与税收活动现金流量列示在一起反映有其合理性。两者的净额就是“企业税收对财政的实际贡献”,该指标反映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真实资金流量关系。
4.企业税务管理成本明细表
依法缴纳税款是纳税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企业的涉税成本除了实际缴纳的税款之外还包括税务管理成本,即企业为了执行和遵从税法、组织纳税相关活动而相应发生的管理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
第一,企业税务管理直接成本。企业针对税务管理活动设置的税务部门,该部门相关人员薪酬就构成企业税务管理直接成本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企业会计核算时应在“管理费用—工资”科目下设置“税务部门”明细科目进行该项成本的核算。当企业需要中介机构提供税务咨询服务或者委托中介机构办理涉税事项而支付相应费用时,该项费用就计入“支付中介机构费用”,成为企业税务管理直接成本的又一部分。例如,企业委托税务师事务所进行企业所得税年终汇算清缴时,所支付的税务审计费用就是其中一类。企业发生的不计入“税务管理人员薪酬”和“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的其他涉税支出则计入“其他纳税相关费用”中。
另外,该直接成本中还包括不具有“支出”性质但与企业税务管理活动相关、以负值来反映成本的“涉税手续费”,即企业按税法规定代扣代缴税款所获得的手续费返还,比如按照税法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款义务的扣缴义务人,得到的所扣缴税款2%的手续费返还就计入其中。
第二,企业涉税处罚成本。主要从企业违反税法的角度核算其涉税处罚成本,会计上将其计入“营业外支出”且不能进行税前扣除,包括税收罚款、税收罚金、税收滞纳金。
信息披露的动因 篇5
【关键词】 信息披露;动因
一、信息披露概述
从会计角度来看,最初并没有信息披露的概念。利特尔顿在《Accounting Evolution to 1900》一书中,提出了系统的复式薄记产生的七项必要条件:书写艺术、算术、私有财产、货币、信用、商业、资本。不难看出,这些条件同时构成了会计披露的基本要件。以此为其逻辑起点,会计信息披露在其漫长的变迁中经历了以账簿披露为主体、以财务报表披露为主体以及以财务报告披露为主体等发展阶段,虽然披露一词何时被引入会计理论与实践尚难以明确界定,美国1933年《证据法》及1934年《证券交易法》就已经明确提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问题,如按照《证券交易法》成立的证证券交易委员会有制定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应规则的权利。
关于信息披露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信息披露也称信息公开或信息揭示,是指信息按照一定的要求,采用一定形式的对外报告。从会计角度看,信息披露与财务报告之间不存在本质差异,信息披露狭义上指资本市场上有关人员依照上市地国家国家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上市和 交易等一系列环节中,以规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及有关方面公开与证券有关的信息。从广义上讲,信息披露不仅包括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还包括在规定之外针对特定对象的特定对象的私下披露、临时公告等。一般意义的会计信息披露则专指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招股说明书(或债卷券集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及其他披露文件,向广大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信息使用者披露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等诸多对投资有用的信息。
潘杭钧认为会计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依据国家法规规定,按照一定的程序及规范的报告格式,通过适当方式向证券管理机构及广大投资者完全公开与证券发行、交易有关的会计信息资料的行为。齐文峰认为公司信息披露,是指有关行为主体从维护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运行秩序出发,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整、准确、及时地向社会公众公开披露信息的行为。Admati认为信息披露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向社会公众(或特定受众)公布和传递上市公司相关信息的机制或制度。这些学者一般将信息披露理解为证券发行者将公司财务经营等信息完整、及时地予以公开,供市场理性地判断证券投资价值,这种观点侧重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从投资者角度而言,信息披露可能不限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各种报告,证卷分析师的分析推荐,某些专家的意见,媒体宣传,甚至各种内幕消息,小道消息都可能成为投资者决策的重要参考。
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动因
信息披露的准确、真实、及时和完整是资本市场实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基石。当前,在世界各国资本市场中,强制要求上市公司作出会计信息披露业已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监管措施。
1.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信息使用者实施的外在需求压力
投资者希望获取会计信息,以有助于提高其经济决策的合理性。在股票市场,投资者须对股票内在价值做出评价,并将之与该股票发行人的定价或交易市场的流通价相比较,以做出买入、继续持有或卖出股票等决策。尽管某一时期股价可能会背离其内在价值而大起大落,但这种价格背离价值的非理性现象终究只能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归根到底,各股票价格还是取决于由公司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决定的内在投资价值,投资者需要分析公司所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变动等信息,从中获悉公司以往及本期的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并结合相关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对未来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作出合理预期以作出理性经济决策。
投资者希望获取会计信息以评价经理人员代理责任履行情况。现代股份有限公司两权分离日趋彻底,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人员实质上掌握了公司的管理控制权,这既存在有利于提高经营管理效率的一面,但亦有其不利的一面,即经理人员可能存有败德行为,形成“内部人控制”,使得投资者利益受损,对经理人员败德行为进行制约的前提就是投资者能够获悉代理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会计信息披露则有助于此,债权人及其他信息使用者亦希望获取会计信息以满足自身利益需要,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来源既有权益资本又有债务资本。还存在其他资源委托人,他们与经理人之间在经济利益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不相一致的方面,会计信息无疑是改变物质利益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势必备受各方关注。如债权人希望获知会计信息以评价公司变现能力、偿债能力、长期盈利能力等,并据以作出相应长、短期信贷决策信贷决策。
2.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经理人存有的内在供给动力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可能会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怪现象。由于股份有限公司(筹资者)和投资者在公司经营状况信息上存有不对称现象,公司深知自身的经营状况,投资者无从得知而只能根据以往经验通过获悉全体公司的经营状况分布概率,并以此推之全体企业平均经营状况,在此情况下,投资者基于自身利益而只愿意根据公司平均经营状况来确定股价。其结果是大部分高于平均水平的公司会因股价不能体现其内在价值而退出股票市场,低于平均水平的公司,则因市场评价高于其实际价值而乐于进入股票市场募集资金。真正售出股票的公司实际上低于原有全体公司平均经营状况,投资者在获悉这一经营状况分布概率后,再次购买新股时愿意支付的股价将进一步降低,驱使更多相对经营状况较佳的公司相继退出股市,均衡情况下的结果就是股票市场只存留经营状况最差的公司。
通过会计信息披露而改变信息不对称状况能消除这一不良现象。经营状况甚佳的公司主动向投资者披露会计信息,以期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为合理的价位发行股票募集巨额资金。在余下尚未披露会计信息的公司中,那些经营状况中等以上的公司自然不愿是自身混同劣等公司而按两者平均经营状况筹资地位,也会主动披露其会计信息。从理论上讲,这一良性循环不断持续的结果是只剩一家经营状况最差的公司为止,良性循环过程无疑构成公司主动披露会计信息之根本动力。
3.资本市场监管机构通过适度干预而施加的强制性推动力
资本市场监管机构负有维护股票市场公开、公平、公正性的责任,它们在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维护证券市场信息的真实性和充分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解决投资者与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利益之争,公司作为披露主体,基于自身成本效益考虑,对于某些不利于公司但对投资者十分重要的会计信息可能不予披露,往往不能满足投资者的相关决策需要。在此情况下,股票市场监管机构及受其支配或影响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实施适度干预,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能够节约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强制信息披露是在讲求成本效益条件下取得公司特定信息的良好方法,解决股份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
绩优公司率先主动披露会计信息,便会引发一系列良性连锁反应,诸多公司将基于自身利益需要相继效仿,这其中也包括绩劣公司,可在形式上效仿绩优公司披露会计信息,在实质上所提供的却多为虚假和误导的信息,使得会计信息披露真伪难辨。要改变这一状况,无疑有赖于股票市场监管机构及受其支配或影响的会计、审计准则制定机构积极介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和强制推行手段,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确保会计信息披露这一制度不至于受到严重破坏,得以有效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杨熠,沈洪涛.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认识和实践[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8(7):51～55
信息披露的改进 篇6
1.1 信息披露对象的多元化
传统的财务报告信息披露，基于经济管理责任观，只向委托人报告财产的保管责任。如今的财务报告信息披露，基于决策有用观，需要向现在的以及潜在的投资者及债权人提供信息。这表明，财务报告信息从比较简单的经济管理责任观关系的考察，发展到比较复杂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协调，进而发展到优化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
1.2 信息体系的复杂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活动日趋复杂，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涵盖范围越来越大越广泛，知识财务报告体系日益扩充。财务报告已发展为不仅包含财务信息，而且包含大量的非财务信息的报告，报告体系从结构到内容，都体现出不断扩充的趋势。
2 现行财务报告披露的问题
2.1 信息披露内容不完整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环境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但现行财务报告中却忽视了对企业的环境信息。另外，财务报告中表外信息如企业融资方式和企业未来的机会风险等信息披露太少，不利于决策者及时高效地做出正确的财务决策。
2.2 信息披露的历史性
财务会计报告主要以提供历史信息为主，无法反映企业未来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
首先，历史成本原则使得财务会计报表只反映已实现的收入和已发生的费用等历史性信息，无法披露与企业有关的未来各种不确定信息。
其次，近几年来衍生金融工具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由于衍生金融工具无法用历史成本准确计量，导致其有关信息无法在财务报表中披露。
此外，历史成本没有确认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在通货膨胀时期，使利润虚增、信息失真。
2.3 信息披露的滞后性
现行财务报告一般按年度披露会计信息，企业年度财务报告要求在年度末4个月内报出，中期财务报告要求在中期结束后两个月内报出。一方面，较长的报告周期内，企业的财务状况很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较长的报告周期也为企业进行幕后交易制造了时间条件。
2.4 缺乏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进行经营活动时，对社会各方面应尽的义务。由于无法准确计量等各方面的原因，财务报告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几乎没有涉及。
2.5 财务报告模式单一
现行财务报告模式单一，采用的是通用的标准格式，虽然对于企业来讲较为经济，但却忽略了不同信息使用者对信息需求的区别;并且，现行财务报告依旧是以股东为主要报告对象，很少对其他利益相关者所关心的问题进行披露，无法满足所有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3 现行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改进建议
3.1 加强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完整性
首先，应改革会计确认标准，拓展信息披露内容。具体包括：(1)将同时满足可计量性、可定义性、相关性的信息，但是可能存在可靠性问题的信息确认进入财务报告，这些信息包括研究开发费用，广告支出，品牌和企业长期积累的无形资产等。(2)将满足可计量性，相关性标准，但是不符合要素定义标准、可靠性的项目确认进财务报告。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风险计量实践信息有必要确认进入财务报告。(3)将只具有相关性的信息确认进财务报告。这类信息存在可计量性、可定义性、可靠性等问题。包括不符合财务报表要素定义的标准，同时又不能可靠计量的项目，如企业持续经营的价值、企业的智力资本、企业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价值、企业经营对环境的影响和企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耗费等等。这样，突破了会计确认标准的约束，财务报告所容纳的信息增大，财务报告就实现了“增容”。
3.2 重新定义会计报表要素
传统会计要素定义强调了三点，会计要素起源于过去的交易、未来经济利益流出或流入的方向确定和未来经济利益流入或流出的金额确定。在现代会计环境下，一些重要的交易于事项并不能满足或者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衍生金融工具。所以，对财务报表要素从新定义的要求就自然的产生了。当然，对会计报表要素的重新定义意味着对会计理论和方法的根本性变革，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且会受到成本效益原则的极大限制，但是，大量表外事项的会计确认和计量需要，终究会促进这一进程的最终完成。
3.3 重视对公司未来价值趋势预测信息的披露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用户主要关心的是根据过去资料对企业未来的预测，即前瞻性信息。前瞻性信息是指企业管理者或其他相关的报表使用者对于企业未来经营环境、发展情景、经营业绩、管理当局的远景规划，企业面临的机会与风险所进行的事前评估。现行财务报告缺乏这方面的信息，需要重视提供有关企业未来经济活动的预测性信息。
3.4 提高财务报告的及时性
为体现会计信息的及时性，企业可以适当简化财务报告的周期，编制临时财务报告，或者采用季度财务报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在财务工作中的推广，使财务信息的实时报告成为可能。
3.5 完善财务报告信息真实性的监督监控机制
一是强化会计信息披露的多方监督和管理。加强会计法规、会计规范的建设，从源头上杜绝制度性失真，并建立一个统一的规范的会计信息披露监管体系。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的再监督工作，对违规执业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巨额罚款、暂停执业、吊销执业资格，并在媒体上进行公告;同时逐步理顺委托关系，改变由企业直接委托的方式，由信息使用人对事务所进行委托。企业内部要建立起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能够保证会计信息可靠性的保障系统，从法人代表、内审人员到每一个会计人员都应担负起保证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责任。
二是强化会计人员的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通过教育、培训，使会计人员深刻理解企业会计制度与具体会计准则的实质精神，减少会计政策运用差错带来的影响。同时，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以职业道德自律约束会计人员行为、动机，减少会计行为失范，减少会计人员的舞弊行为带来的信息披露失真。
3.6 探寻符合现代经济的信息输出形式
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等当代科技的发展成果，提高信息输出方式的内容和质量，更好地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财务报告使用者的信息需求的变化,现行财务报告在披露信息的内容和形式上已日益显现其局限性。本文基于这些局限性提出了改进建议,以完善了现有财务报告,使得信息使用者获取更符合其需求的各种信息。
关键词：信息披露,问题,改进
参考文献
[1]吴革.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手法的识别与防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6)
[2]郭德贵.我对现金流量表的几点认识.财会通讯,2008(1)
[3]林钟高,章铁生.公司治理与公司会计.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3)
信息披露的改进 篇7
一、表外信息披露的内容及内在关系
财务报告是以财务报表为圆心,由内及外,使企业的年度报告信息逐渐对外扩展,由财务报表扩展到附注、由附注扩展到补充信息、再由补充信息到财务报告的其他方法、最后再到其他信息。这样提供的信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与财务会计信息无关,但内容越来越丰富,增加了整个报告的相关性。葛家澍教授在总结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时认为,在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财务报表+报表附注+审计报告+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其他非会计(财务)信息披露。
(一)报表附注
与报表数据最密切的表外信息就是报表附注或注释,包括在表内用括弧的旁注和表外的底注,它是财务报表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对财务报表的数据和内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以便报表使用者更好地理解财务报表数据。从这方面看,报表附注归属于财务报表的内容。
(二)其他财务报告
除财务报表外,财务报告还包括一些其他手段,主要用于揭示与会计系统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财务或非财务信息,我们称这些揭示手段为其他财务报告。其他财务报告通常包括以下内容:明细附表、财务比率、比较报表、管理说明与分析、分部信息、价格变动信息、社会责任信息、预算和预测、公司股票信息、公司主要情况介绍等。其他财务报告对于充分体现财务报告的目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财务报表附注与其他财务报告统称为表外信息披露。但二者也是有区别的:附注是财务报表的一部分,其主要作用是对基本报表进行补充和解释,因此附注中提供的信息应和财务报表相关,而其他财务报告则不受此条件限制。
(三)其他信息
这部分内容是对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决策者所有有用的信息,是除前面几类信息以外所有的信息,凡是对相关人员有用的一切非财务信息均包括在里面,以提高年度报告的相关性,因此这方面的信息就很广泛,这也是财务会计边界无限扩大的一个表现。
二、新会计准则对表外信息披露的改进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38项具体会计准则和1项基本准则,其30号准则对现行财务报表体系做了较大程度的调整,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准则要求在附注中对资产的计价原则进行说明
原准则没有对会计计量做出一般性规范,只是在会计一般原则中对历史成本原则做了原则性规定。随着我国会计实务的发展,除了历史成本之外的计量基础,如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等逐步引入到会计准则体系中。为此,迫切需要在基本准则中对这些计量基础的概念、含义、应用条件等做出原则性规定,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基本准则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在附注中披露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时,附注披露内容应随之变化,即要特别对资产的计价原则进行说明。
(二)将报表附注纳入报表框架体系
我国于2000年6月21日发布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中规定报表体系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相关附表。2000年12月29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向外提供的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资产减值明细表、利润分配表、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分部报表和其他相关附表。而新会计准则中第30号准则规定,财务报表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附注。很显然,财务报表框架体系发生了变化,财务报表至少应该包括的内容增加了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变动表,报表附注也被纳入了财务报表体系。
(三)报表重要项目的变化
新会计准则相对于旧的会计准则来讲,增加了一些会计科目,例如投资性房地产、周转材料、资产减值准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而且也对一些会计科目进行了修改和变化,如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付职工薪酬等。这就要求会计报表附注的内容也要进行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新准则的变化。与此同时,新准则对报表重要项目的披露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例如关于存货的披露,附注中披露期初和期末账面价值的各类存货的入账价值发生了变化:关于关联方交易的披露中,扩大了关联方交易的披露范围并对关联方中的“担保和抵押”进行了修订;对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更正的披露方面,均提出了比原准则更高的披露要求。
三、我国表外信息披露的现状
现今的表外披露不仅种类繁多,既包括表外附注、补充信息、其他财务报告又包括自愿披露、管理建议及说明书等,而且表外披露的内容越来复杂、详细程度越来越高,这在实务上大大丰富与发展了财务报告体系。然而由于目前关于表外披露的规定还较少、披露内容的随意性较大,绝大部分报表提供者以保护公司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披露相关内容;有的则利用信息披露引起“经济后果”的可能性进行虚假披露、误导性披露、不完整披露等,严重背离了全面性、充分性原则,加之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款进行规范,表外披露的内容缺乏决策有用性,反而使信息量加大,提高了投资者的辨别成本。
(一)政府政策层面:政出多门、缺乏协调,导致企业无所适从
我国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行为进行规范的规定较多,《企业会计准则》由财政部制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由证监会制定,各机构单独制定其信息披露要求,缺乏必要的协调,导致信息披露要求出现重复,甚至相互矛盾。
(二)企业执行层面:虚假披露、决策无关性披露、不完整披露现象严重
1. 虚假披露
我国上市公司报表附注披露的信息可靠性较差,企业实际披露中“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屡屡出现。如对关联方交易的披露,有的公司“删繁就简”,有意回避:有的“点到为止”,模糊不清。对或有事项特别是预计负债方面揭示不明确或回避揭示。一些公司只披露为外单位担保的事项,而没有披露为子公司等关联方的担保事宜、没有披露或有事项产生的财务影响和补偿的可能性,也没有解释未披露的原因等。如:*ST创智(000787)2006年被证监会立案稽查,2005年年报中显示,公司巨亏5.47亿元,每股收益-2.18元,其亏损主要原因来自于对子公司的违规担保计提,但其附注信息却对此只字未提。
2. 决策无关性披露
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报表附注披露相关性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没必要过多披露的内容做了大篇幅的陈述:二是对应该披露的信息披露不足。从第一个方面来看,我国多数上市公司虽然按规定格式发布了会计报表附注,但在报表附注中却没有披露公司最主要业务收入和利润的来源,而其他信息却做了大篇幅的列式,采取避重就轻的手法故意夸大或隐瞒事实,这些被上市公司大篇幅陈述的附注信息与使用者决策相关性甚小,甚至对使用者来说毫无价值。如:平安保险在香港上市时64页的报表附注中竟有将近20页详细说明了公司的基本情况,这与投资者决策是否相关值得商榷。
3. 不完整性披露
我国现行财务报告仍局限于财务数据及其相关说明,而没有考虑报表使用者全面了解公司的机会和风险、公司现状和发展前景的需要。表外信息披露中缺乏对公司经营业绩、管理当局对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分析;缺乏对预测性财务信息、无形资产信息、社会责任信息及企业全面收益信息等的充分披露。
四、完善我国企业表外信息披露的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报表附注披露存在若干问题,笔者从政府监管、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自身三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若干建议,希望上市公司和监管机构都能够提高对附注信息的重视程度。
(一)政策制定部门: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性,确保政策的一致性
除了上文提到的会计准则规定与证监会的规定存在的不一致外,在关联方交易价格方面也有分歧。财政部规定对显失公允的交易价格部分,按实际交易价格确认收入。只是期末要在报表附注中对该交易价格显失公平的关联方交易披露关联方关系的性质、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而证监会规定,交易价格显失公平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应归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披露。这两个规定之间存在矛盾,对于按不公允价格向关联方销售库存商品这一交易,按照财政部规定,应该按照实际交易价格全部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按照证监会规定则要计入当期损益,并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处理。这就使上市公司在披露表外信息时无所适从。因此,财政部门在制定有关准则时要和证监会等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和协商,消除双方分歧,避免不一致情况的发生。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协调有助于避免政策不一致产生的企业无所适从导致的信息披露不充分或者信息超载现象的发生。
(二)监管部门:建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信用评估制度
为了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有必要建立信息披露信用的考核机制,主管部门应颁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等级管理办法》,定期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等级评定,即从高到低依次分为A、B、C、D四类,并相应实施管理。评定的主要内容包括: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情况、单位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情况等若干项。对于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披露的上市公司,应在扩大经营和申请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使社会资源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得到优化配置。如果实施成功则可以将此信用评估制度更全面地应用于表外信息披露当中。
(三)上市公司:提高表外披露本身表述质量和信息含量
表外披露的信息应该具有财务信息的特征。需要报表提供者能本着对报表使用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压缩非财务关联信息,筛选与报表使用者需求关系密切的表外信息,即表外信息应该更加注重实质。
信息披露的改进 篇8
一、社会责任会计国内外研究现状
根据相关资料,国外最早研究社会责任会计是在1968年,由美国会计学家戴维·F·林诺维斯首次提出。此后,国外相关学者对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背景、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及披露方式等进行了研究。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相对较晚,但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为社会责任会计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杨茁(1999)从经济学角度对建立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进行了研究,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所依据的经济理论是福利经济学,并认为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环节一直是个难点。宋献中、龚明晓(2006)对公司会计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的的价值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价值和公共关系价值都不高、自愿性披露信息的公共关系价值显著大于其决策价值。李正、向锐(2007)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计量方法等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应该分为六大类,并认为指数法是评价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最佳方法。邹相煜、王一川(2008)采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得出了政府对公司发展和社会责任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结论。杜兴强、陈政(2009)以毒奶粉事件中的蒙牛和伊利两大企业为研究点,从契约论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探讨了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不利经济后果———企业和投资者的双输局面、并购的威胁、管理层股票期权的大幅缩水;并说明了政府监管是保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机制。钱红光(2009)对西方国家美国、法国、英国及德国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实践问题进行了梳理,总结了西方国家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特点,并得出了以下启示: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法规制度、充实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完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方式。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责任会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日益重要,社会责任会计的相关研究随着社会经济问题与社会福利问题的严重冲突而凸显,有关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尤其是信息披露的监管问题亟待解决。
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社会责任会计发展至今,其信息披露的监管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以下将从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各主要博弈方着手进行分析。
(一)从企业方而言,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披露内容以及披露方式尚待健全
从已有的资料来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识已有所提升,但目前的信息披露制度无论是强制性部分还是自愿性部分,企业来自外部的监管常处于“真空”状态,公共压力非常小,导致这方面的信息披露质量不高。沈洪涛、金婷婷(2006)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从时间分布来看,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出台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了明显的改善;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社区方面,其它信息披露比较少;信息披露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一致性,信息披露质量不高。由此可以看出,在企业、政府及职能部门、社会公众这几个博弈方中,若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相关制度的规范,进行严格的信息披露监管,则企业方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会有所提升,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计的积极性。目前,企业在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时,披露方式和披露名称不一致,缺乏可比性;披露内容上看,强制性披露的部分太过统一,没有按行业特点来规定,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企业单位钻法律制度的空子,避重就轻地报告社会责任会计的相关信息,就导致了诸如牛奶行业隐瞒三聚氰胺信息而避重就轻地报告公益送奶、捐赠等活动,也会导致食品行业回避添加剂等食品安全重要信息而报告职工福利、社会公益等信息。所以,行业不同,社会责任所强调的本质和重点亦大不相同,尤其是在涉及社会福利、人身健康安全等重大问题上,必须按行业区分社会责任的重点内容,将其纳入强制性披露的范畴来进行监管。
(二)从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角度看,存在社会责任监管缺失的问题
地方政府在博弈中,其身份是微妙而复杂的。表面上看,地方政府是独立于企业方和社会公众的第三方;可实际上,在几方博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双重的:地方政府既与本地企业有着经济上的千丝万缕的瓜葛而还要监管企业,又受托于社会公众对企业进行监管,监督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完成其受托责任。夹在企业和社会公众中间的地方政府,其监管的效果取决于各方博弈的力量对比及其均衡。目前来看,企业是地方政府的一大经济支柱,既为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直接作出了贡献,又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间接发展,也提升了地方政府的声誉,两者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一阶段曝光的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废水、废气和废渣违规排放,曾遭到公众的质疑:一家年销售额上百亿的制药业巨头,为何宁愿一年花5亿巨资做广告,也迟迟不根除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环保问题。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该企业在当地是一强大的老牌企业,纳税较多,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自然就松。地方政府目前的考核体系重点仍然是经济的发展,而未将社会责任会计的监管纳入到考核体系中,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在对企业进行监管时,亦是只注重经济指标而忽视社会责任,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到位而造成诸如食品添加剂滥用、有害物质污染水源等重大事件时,地方政府往往是救火式的事后补救也于事无补,这与现今大力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在此,社会的舆论监督和公众压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新闻媒体及大众监督是地方政府行为规范化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公众监督越强,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监管亦会越严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越好。
(三)从国家监管部门而言,未能全面地将社会责任的监管纳入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中
当前,国家对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仍然是注重经济指标而未将社会责任的监管纳入其中,这就导致地方政府疏于监管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纵观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社会责任问题,大多数都是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未能进行事前积极的监管,发生了重大的涉及人身财产安全问题时,才进行事后的补救和管理,导致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因此,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中纳入社会责任方面的考核是经济社会发展之大势所趋,也是和谐社会之所需。地方政府既有国家监管部门的考核,又有社会公众的监督,这样的制度安排就使得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监管达到一种均衡。
三、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的改进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的改进路径建议如下:
(一)从研究领域来看,应按行业特点来区分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重点
企业所属的行业不同,其履行的社会责任重点亦大不相同。在强制性披露与自愿性披露相结合的披露模式下,应按行业特点对企业所属的行业进行划分,比如食品加工行业、化工行业等。对每类行业而言,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强制性披露的部分应规定本行业必须披露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且这些信息是按行业特点的不同而有不同侧重点的。而对于自愿性披露的部分,则可以给出指导性的建议或意见供企业参考,重点规范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而不是信息披露的内容。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遏制当前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偏离本质、空洞、套“官话”、报喜不报忧等信息披露质量不高的现象。
在企业、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各利益方博弈的过程中,为保证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应建立一个第三方认证的机制;即企业对外所报送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经第三方认证后,在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上会有所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企业信息披露的随意性。
(二)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涉及到了公共领域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起监管责任;而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必须从专业化的角度担当起监管的责任。
(1)建立公共信息平台,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情况。
可以建立一个以行业分类的公共信息平台,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情况。在这个公共信息平台上,定期公布每类行业中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及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情况。可以分为两类:社会责任会计履行情况良好的企业和社会责任会计违规企业。前者通过星级评价系统来进行评价,地方政府应给予政策方面的鼓励措施,以提高企业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对后者则要加大惩戒力度,尤其是对社会公共财产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使企业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对其他企业有警示作用。
(2)地方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要建立严格的事后惩戒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对于企业故意隐瞒不报的重要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要视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而给予严格的事后惩戒机制,并追究相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这种惩戒机制要使企业违规所遭受的处罚远远大于因违规而获得的利益。惩戒的方式既包括经济手段,也包括政策上和行政上的措施,以此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规范化的水平。
(三)将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范围
云南曲靖铬渣非法倾倒污染水源一事,已经涉及到了周边人民的生命安全问题,更加凸显了社会责任的重大。将社会责任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范围,才能使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从铬渣非法倾倒的一开始就着手处理此事。哈药集团污染事件中,地方政府对该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监管不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共生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国家要将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中去,使地方政府有压力有动力地履行监管的职责。
总之,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是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对信息披露的监管问题是社会责任会计得以全面履行和实施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杨茁.关于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经济学思考[J].求是学刊.1999,(3)
[2]宋献中、龚明晓.公司会计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研究———基于内容的专家问卷分析[J].管理世界.2006,(12)
[3]李正、向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界定、计量方法和现状研究[J].会计研究.2007,(7)
[4]邹相煜、王一川.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J].财会月刊(理论).2008,(2)
[5]杜兴强、陈政.社会责任的契约分析———基于蒙牛和伊利的案例启示[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9,(5)
[6]钱红光.西方国家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研究[J].财会月刊.2009,(3)
信息披露的改进 篇9
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问题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用性、范围、准确性和及时性通常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目前就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情况而言,真正符合高质量信息披露标准的企业较少。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信息披露缺乏实质性
随着创业板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的逐步成长,已经有部分上市公司认识到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公司建立良好的市场形象,降低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利于降低公司整体的资本成本。一方面,上市公司希望通过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来获得资本成本降低的福利;但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又担心将公司内部信息敞开给公司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是否会在无形之中给公司带来风险,尤其是自愿性信息披露的风险和成本之和可能会大于公司从自愿性信息披露中获得的利益时,上市公司更容易陷入“犹豫”、“纠结”之中。此时,上市公司更容易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使得上市公司报告中包含大量自愿性披露的信息,这些信息在表面上看似丰满,但对于投资者决策的实质效用可能比较低。
(二)非财务信息披露范围过窄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源自其成长性,市场参与者为了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状况形成合理预期,不仅需要了解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获得非财务会计信息对于其投资决策也是非常必要的。虽然目前创业板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表现出越来越重视非财务信息披露的趋势,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披露一些与公司价值紧密相关的非财务信息,但这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若要获得高质量的非财务信息披露,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但目前上市公司实际愿意披露的非财务信息很少,与公司成长性相关的多项信息在对外报告中都比较缺乏。比如,对于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来说,无形资产是一项核心资产,相关调查报告同样显示,无形资产在创业板上市公司总资产中的比重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鉴于无形资产在上市公司中的重要性,市场交易者对于无形资产信息的关注也越来越集中。然而目前上市公司有关无形资产信息的披露大部分仍沿用了传统无形资产明细项目,关于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无形资产的信息披露相对较少。
(三)信息披露时效性较弱
我国创业板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两个月内披露业绩快报,并在四个月内披露年度报告”。纳斯达克市场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的时效性明显更强。在强制性披露信息缺乏时效性的背景之下,市场又如何能够预期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是及时的呢?根据深交所公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2015年年报预约披露时间,计划在2016年3月1日前披露年报的公司占比仅7.96%,而预告在4月披露年报的公司占比56.53%,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上市公司集中在规定时限内的最后一个月进行信息披露。
(四)信息披露准确度较低
2015年12月21日,由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国联水产)披露的2014年度业绩快报的财务数据与2014年年报披露的财务数据相比,净利润相差7900.04万元,违反了创业板信息披露规定,深交所给予了“国联水产”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虽然国联水产被处罚原因在于强制性信息披露的严重偏差,但试想:若上市公司在创业板市场的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之下进行了具有严重偏差的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们又如何能够相信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是准确有效的呢?由国联水产信息披露违规事件可知,创业板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存在准确度较低的问题。
二、导致创业板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问题的原因
创业板自愿性信息披露问题主要来源于内外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内部的原因,二是与公司发展紧密相关的外部环境因素。
(一)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
在公司内部治理的众多关注点中,通常最为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是董事会能否有效履行其治理职能,这也是影响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中国社科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鲁桐介绍说,从2015年度的调研情况看,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四大特征之一是:董事会建设形式大于实质,信息披露中规中矩。如表1所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治理结构角度)的影响是正向的,这说明独立董事职能的有效发挥对信息披露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创业板上市公司多为中小企业的背景之下,公司内独立董事职能很容易受到“家族控制方”的限制和削弱。此外,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据相关资料显示,2012-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两职合一比例分别为46.76%、44.85%、43.68%,呈逐年降低的趋势。
(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成本管理的低效
依据高明华等人撰写的《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报告(2014)》,选择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治理效率、利益相关者和风险控制四个维度,设计31个指标来评价信息披露水平。结果显示:在2013年中国2464家上市公司中仅13家公司得分超过60分,占比0.53%;从证券板块角度来看,创业板自愿性信息披露得分最低,为37.07分。由此可见,创业板上市公司总体上自愿披露信息的动力不足,而背后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信息披露成本管理的不足。如表2所示,提供信息的成本、竞争劣势成本、行为管束成本和诉讼成本构成了广义的信息披露成本,而近年来上市公司针对信息披露成本的管理效率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提升,公司如何以相对较低的上述成本披露尽可能全面且高质量的信息这一问题仍有待解决。
(三)创业板信息披露法规不健全
自2009年10月我国启动创业板市场以来,创业板市场信息披露法规建设就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仅2012—2013年两年间就对创业板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进行了6次修订。但客观地说,我国创业板市场仍然很“年轻”,在市场法规的制定方面缺乏成熟的经验,所制订的法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落后于市场发展步调的。并且,已有的信息披露规定大部分是关于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的标准,如何引导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仍是我国创业板信息披露制度建设中亟需填补的内容。
(四)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的监管薄弱
监管机构监管力度较弱主要体现在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管两方面。
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前的条件审查是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但近年来却时有“公司精心粉饰业绩后上市圈钱”的现象发生。在“万福生科财务造假”案中,该公司依靠虚假的销售数据粉饰业绩并成功上市,在上市之后由于公司的前高管举报其造假,该案件才逐渐浮出水面,而非被市场监管机构所查,这使我们不得不质疑监管机构在对上市公司上市资格进行审查时是否严格履行了监管职责。
从我国的事后监管手段来看,监管机构在大多数违法案件中对上市公司认定了行政责任,而较少认定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据统计,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诚信档案中,在2012年9月至2015年9月期间的处罚与处分记录共28条,包括3次公开谴责和25次通报批评。针对“万福生科财务造假”的行为,相关监管部门仅仅给予了公开谴责以及公司罚款30万元的处罚。刑事责任的缺失和较轻的民事责任不仅对市场违规主体起不了足够的震慑作用,也难以妥善解决投资者损失的补偿问题。
三、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改进
首先,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实现价格发现、资源配置的重要前提。在证券市场中,若上市公司能够主动向广大社会公众披露质、量双全的相关信息,将信息披露行为化“被动”为“主动”,缓解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将极大地保护投资者权益,同时上市公司发展也将从中受益。
(一)促使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合理化
首先,上市公司董事会建设应当有助于发挥其实质性的作用。在独立董事设置方面不仅应当在人数上合规,还应当注重独立董事选聘的独立性,使得其职能能够有效发挥;其次,还应保持董事会规模在适当的水平,避免董事会规模存在缺陷而导致其运作效率的低下;第三,适当发挥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因素为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带来的积极作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合规合理化对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成本管理
一方面,加强内部信息系统提供信息的成本管理。上市公司应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东风之势”,尽快对公司内部的传统信息系统进行改革或创新,使得内部信息系统在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的同时,能够从整体上降低信息披露的成本。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应当在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自发地为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如此一来,公司通过治理结构的完善促进了高质量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为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了大量决策有用的信息,上市公司的行为管束成本和诉讼成本自然也就得到了控制。
(三)健全创业板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
1. 建立健全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特点并具有可操作性的信息披露制度。
在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已相对完善的前提之下,应当尽快着手建立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框架,为自愿披露信息的上市公司提供原则性的指导;框架建立之后,再逐步扩充具体实施细则,为上市公司提供一个便于应用的模版,鼓励上市公司自发地披露完整、准确、决策有用的信息。
2. 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时效性,适当缩短公司年度报告时间。
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成熟创业板市场。如表3所示,该市场为了增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所有的上市公司依据其各自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为三类。目前我国创业板暂时不能全方位地与纳斯达克一类的成熟创业板市场相比,但纳斯达克要求上市公司分类呈送年度报告的措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在我国创业板市场上,可以根据上市公司的规模将其划分为规模较大、规模中等和规模较小三类,公司的年度报告报出时间期限可从大到小逐渐增加,最长不超过四个月。上市公司先后有序地出具年报,不仅符合各类公司编制报告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年报审计和投资者短时间内接收大量信息的压力。
(四)加强相关机构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
鼓励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信息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上市公司可以“随意”披露信息,若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违反了相关规定,如披露虚假信息,相关监管机构也应当根据情节轻重相应地认定上市公司应负的责任,综合应用不同的责任形式,提高违规成本,大力遏制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此外,相关监管机构应合理借鉴国外成熟创业板市场的经验,不断提高市场监管技术、创新监管手段。虽然深交所已建立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制度,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层次,但是现有的标准比较宽泛,也没有区分上市公司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在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评价体系时,可以考虑区分强制性和自愿性信息披露,并且从信息披露质量要求的不同维度分别评价,如采用完整性、及时性、准确性等主要标准来衡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从而可列示出各个维度的信息质量评分和总的信息质量评分,这样方便信息使用者深入了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参考文献
[1].曹惊蔚.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成本分析[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5(5):126-128.
[2] .陈良,张丽.董事会特征与自愿性信息披露——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5(5):57-63.
[3] .董旃.会计信息自愿性披露:基于创业板市场分析[J].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2):11-14.
[4] .高明华等.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报告(2014)[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5] .李淑丽.综述会计信息披露成本的构成[J].商场现代化,2011(11):122.
[6] .李忠.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研究:理论与实证[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7] .苏雪峰.创业板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监管问题研究——以“万福生科”为例[J].商业经济,2013(7):102-104.
信息预披露制度的胜利 篇10
近年来，尽管国内股市走势低迷，但是对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来说，日子过得还是相当潇洒的。实业能赚钱了，做做实业；股价上涨多了，减持点股份，弄点上千万的零花钱花花；股价下跌时，向中小投资者“秀”一下“增持”的肌肉，买个20万股，就能让中小投资者感激得五体投地，可谓是左右逢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好日子，自然而然引起了那些达不到上市条件的公司股东觊觎，为了能够挤进上市公司的行列，这些拟上市公司只能是铤而走险，通过财务数据造假，来达到上市的目的。此次证监会披露的天能科技为了能够上市，竟然虚构销售回款1. 2亿元，虚构利润占到了当期实现利润的一半以上。真是除了胆大，还有更大胆。
当然了，拟上市公司想要成功过会，光是财务造假还不够，还得把相关中介机构拉下水，让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中介机构为其涂脂抹粉。正是在这些助纣为虐的中介机构帮忙下，天能科技在去年5月成功过会，获得上市资格。
正当天能科技的控股股东弹冠相庆，准备上市之后大捞一把之际，拟上市公司的信息预披露制度剥开了其业绩靓丽的“画皮”。去年初，监管层将拟上市公司信息预披露时间提前至上会公告发布前一个月，所有拟上市企业都必须更早地接受公众的监督。当天能科技的上市信息预披露之后，国内财经媒体对其业绩产生怀疑，并针对性地对其做了相应采访和深度调查。调查发现，天能科技所披露出来的很多信息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媒体对天能科技的质疑性文章发表后，立刻得到了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天能科技的上市进程旋即被中止，其大股东意图蒙混过关，在股市大捞一把的梦想也就成了一枕黄粱，并最终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处罚结果。
广东新大地和山西天能科技被中止上市，让我们看到了信息预披露制度的威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仅仅依靠监管部门的力量来打击拟上市公司造假上市的行为，很难做到将造假上市者拒之门外。而通过信息预披露制度，或者说把目前拟上市公司信息预披露制度的时间从过会前1个月提前到上会前3个月，并对举报造假上市者予以重奖，相信打算造假上市的企业肯定会发抖的。
信息披露的改进 篇11
一、碳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
目前, 世界上约有三千多个组织, 借助于碳信息披露项目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所搭建的信息平台, 计量和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水管理和气候变化战略。CDP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气候变化信息数据库。企业通过回应CDP调查所披露的碳信息, 成为投资决策参考依据之一。2011年, 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代表资产管理总额超过71万亿美元的全球551家机构投资者, 向全球3 000多家上市公司发出问卷。这是第9次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此项调查, 也是连续第4次向我国100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发出问卷。
碳信息披露项目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碳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 为资本市场上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相对比较完整的碳信息, 是目前国际上碳信息披露的标杆及企业碳信息的主要来源。2011年的问卷, 对结构进行了调整, 从2010年的治理、风险和机遇,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能源和燃料使用及交易, 战略, 沟通五部分调整为管理 (气候变化治理、战略、减排目标和行动、沟通) 、风险与机遇 (法规风险/机遇、有形风险/机遇以及其他风险/机遇) 和排放 (排放核算方法、排放数据、温室气体细分、能源、排放绩效、排放交易) 三个部分, 依据上述CDP的问卷结构, CDP所构建的碳信息披露基本框架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 气候变化管理。企业是否有董事会或其他执行机构承担气候变化的职责, 是否有气候变化管理激励机制等内容;企业是否将发展低碳技术或低碳产品视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企业是否设立了明确的减排目标, 是否有具体行动措施和必要的外部沟通。 (2) 气候变化的风险和机遇。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法规风险、竞争风险和声誉风险;气候变化的机遇是指, 促使更多企业投资低碳技术的开发和低碳型产品的设计, 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3) 碳排放信息。涉及的内容包括:企业如何选择其碳核算方法, 碳排放的具体数据及其外部鉴证和审计、年度间碳排放差异的比较, 温室气体细分数据和排放交易信息等。
二、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现状
回应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调查, 是碳信息披露的主要形式之一。本文分析了我国企业对CDP的回应表现, 在此基础上, 结合特定案例, 分析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表现及其问题。
(一) 我国上市公司对CDP的回应
2011年, 英国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委托商道纵横, 第三次对中国流通市值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进行问卷调查, 收集其温室气体排放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与行动等信息。2011年11月, 《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国报告2011》在京发布, 该报告显示, 我国上市公司此次碳信息披露有如下特点:
1. 中国公司CDP参与度有所提高, 但其他国家的差距仍然巨大。
在CDP2011年调查的100家上市公司中, 没有回应或拒绝参与的企业共有54家, 11家企业填写了问卷, 35家提供了相关信息。与2010年相比, 企业的回应率有所提高, 但填写问卷的企业数量略有下降。这一参与比例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大部分国家, 包括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南非, 对CDP调查的参与度都在50%以上。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企业在碳信息披露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 CDP调查的参与程度体现出明显的行业特征。
中国CDP100涉及的28个行业中, 只有7个行业的企业填写问卷, 分别是银行、建筑与工程、运输、煤与消费用燃料、石油和天然气、信息技术、汽车与汽车零部件。与往年类似, 其中银行业有4家企业填写问卷, 在绝对数量上居首位。与金融行业、通讯行业等低耗能行业的企业的积极参与形成对比, 能源、建筑和钢铁等高耗能企业的态度相对比较谨慎, 它们往往将气候变化仅视为一种风险, 将节能减排视为一种负担。
3. 大部分企业对于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有较高的识别, 对机遇的识别高于风险识别
CDP2011问卷将风险和机遇分为三类, 即法规风险/机遇 (日益增多的环境法规及减碳要求等) 、有形风险/机遇 (台风、洪水、雪灾、干旱、地震等) 、其他风险/机遇 (客户、公众压力等) 。回答问卷的企业中, 只有55% (6家) 的企业进行了回答, 低于2009年和2010年72.7% (8家) 和92.3% (12家) 的比例。18% (2家) 的企业识别了全部3类风险, 但总体而言, 回答企业对机遇的识别程度要高于对风险的识别程度。这固然与回答企业大部分为低排放企业有关, 但同时也反映出, 我国企业正逐渐发现和发掘蕴含在气候变化中的商机, 化危机为机遇。
4. 大部分企业尚未建立健全碳信息披露核算机制。
我国企业大部分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 但是绝大多数企业往往只停留在认识阶段, 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机制, 无法对碳信息进行恰当的核算和披露。从CDP2011年的报告可以看出, 碳排放数据缺失, 难以进行量化管理, 只有极少数企业说明了碳信息数据收集方法和统计口径。这说明大部分企业尚未建立起完整的数据收集和信息披露机制, 离CDP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二) 基于社会责任报告 (CSR) 的碳信息披露分析
除了回答CDP的调查问卷之外,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 也是我国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主要形式。本文将以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的披露框架为基础, 选择CDP中国100中的高排放行业企业, 基于样本企业2010年的社会责任报告, 分析探讨碳信息披露的特点。
1. 能源企业。
能源企业包括电力、煤炭、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等行业的企业。中国神华、长江电力、中国石油、东方电气、大唐国际发电和中煤能源这六家企业, 并没有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及气候变化的风险和机遇问题, 但均提到减排目标的实现情况。其中, 神华能源和中国石油均以节煤量作为披露口径进行减排目标的披露, 长江电力和东方电气则是根据电力行业通用的标准, 将节省的标煤数量换算成二氧化碳的吨数进行披露。而大唐国际和中煤能源公司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并没有针对气候变化的专门说明, 只是就自身的环保措施及成效泛泛论之, 并未披露温室气体的直接或间接减排吨数。神华能源公司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 详细披露了专门负责节能减排的机构、岗位、业绩考核指标体系等减排管理制度, 是上述六家企业中披露最全面完整的一家, 其余五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均未就碳减排管理的内容进行说明。同时, 上述六家企业均对自身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了详细披露。
2. 钢铁企业。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对减排机构设置、减排指标的制定、减排项目的开发及减排技术的研究进行了详细说明。相对而言, 同为钢铁企业的攀枝花新钢钒公司的披露则相对简单, 没有针对气候变化的特别说明, 但披露了企业开发的节能环保项目及环保管理体系。
3. 运输企业。
运输行业中的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和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历年来积极参与CDP, 这两家企业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也针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进行了相关披露, 其中, 远洋控股是为数不多的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对气候变化风险进行披露的企业。同时, 远洋控股以表格的形式对其温室气体披露情况进行量化说明, 并对节能减排的成本进行披露。招商局国际也对其减排成果和减排工作进行了披露。与能源企业相似, 同为运输业企业的两家公司, 二氧化碳的披露和核算口径并不一致, 招商局国际公司是以节煤吨数衡量其节能减排成果, 而远洋控股公司则是通过节省燃油量计算二氧化碳减排吨数。
4. 电信企业。
以中国移动通信和中国电信作为电信行业的代表进行分析。首先, 就减排目标而言, 这两家企业都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吨数进行了披露, 但中国电信公司没有披露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其次, 在减排管理方面, 两家企业都对其节能减排的管理机构以及节能减排项目进行了详细披露。总体而言,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两家公司的披露水平属于CDP中国100中比较高的。
以上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 进一步揭示了企业碳信息披露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这与CDP调查结果相一致。
三、改进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建议
由CDP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调查以及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可以看出, 虽然经过多年实践, 我国的节能减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但我国碳信息披露制度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还未形成健全有效的披露机制。参照国际碳信息披露 (CDP) 制度, 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现状,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企业应积极参与碳信息的披露
在我国, 对CDP进行回应及在CSR报告中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企业, 以大型央企为主, 民营企业或者中小型企业很少涉及碳信息披露的问题。这是我国企业对于碳信息披露认识程度过低的表现。然而气候危机已成事实, 低碳战略势在必行, 企业必须加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积极参与碳信息的披露, 认识到碳信息披露对于人类环境的重要意义, 同时积极发掘“碳商机”, 开发低碳产品, 化被动为主动。
(二) 政府应鼓励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
首先我国政府应当积极进行宣传, 强化企业的低碳意识, 促使企业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其次, 我国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政策, 鼓励企业进行碳信息的披露。比如我国政府可以借鉴CDP的经验, 将企业所披露的碳信息与投资者和债权人挂钩, 以四大国有银行为试点, 对于碳信息披露较为完整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贷款优惠或其他优惠政策。再次, 政府可以通过立法的手段, 对我国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进行规范和管理, 建立有效的奖罚制度, 从而推动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发展。
(三) 尽快建立有效的碳排放数据收集及核算体系
碳信息的披露要以准确可靠的数据为基础, 没有数据, 量化就无从谈起, 碳信息的披露更是难以实现。从基于CSR报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 即使同一行业或相近行业, 碳信息的披露口径也尚未统一, 这就造成了不同企业之间披露的碳信息缺乏可比性, 信息价值大打折扣。因此, 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企业的数据收集及核算体系。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碳排放数据收集和计量的方法, 主要来自ISO 14064温室气体核证标准和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我国企业可以参考国际上通用的方法, 结合国内现状, 摸索建立适合中国企业的碳排放数据收集及核算体系。
(四) 建立中国特色的碳信息披露途径
目前, 参与CDP调查的我国部分企业通过企业年报、公司网站、CSR报告等途径进行碳信息的披露, 但是, 统一的量化标准和完善统一的碳信息披露途径在我国尚未建立。CDP作为一个国际组织, 不一定能适合每一个国家, 尤其是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因此, 我国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 结合我国实际, 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碳信息披露途径。
综上, 碳信息披露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企业的碳信息披露存在着参与意愿较低、碳排放数据收集困难等难题, 需要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积极能动性, 以改进我国企业的碳信息披露实践。J
参考文献
[1].谭德明, 邹树粱.碳信息披露国际发展现状及我国碳信息披露框架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 2010, (11) :126-128.
[2].张彩平, 肖序.国际碳信息披露及对我国的启示[J].财务与金融, 2010, (3) :77-80.
[3].徐颖.浅谈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的披露[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3) :39-42.
[4].汪方军, 朱莉欣, 黄侃.低碳经济下国家碳排放信息披露系统研究[J].科学学研究, 2011, (4) :515-520.
[5].李晓花.低碳时代环境信息披露简析[J].经济研究导刊, 2011, (2) :10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