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会计政策

统一会计政策（精选8篇）

统一会计政策 篇1

会计政策, 是指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按照对象性质, 企业选用的会计政策可以初步分类以下几大类:

1、综合性会计政策:合并政策 (包括企业合并和合并会计报表) 、外币业务 (包括外币业务处理及外币报表的折算) 、估价政策、租赁、税收、利息、长期工程合同、结帐后事项;

2、资产项目:应收款项、存货计价、投资、固定资产计价及折旧、无形资产计价及摊销、递延资产的处理;

3、负债项目:应付项目、或有事项和承诺事项、退休金;

4、损益项目:收入确认、修理和更新支出、财产处理损益、非常损益;

5、其他:研究与开发、衍生金融工具、费用分配方法、成本计算方法等也是构成企业会计政策的重要方面。

集团公司在作为一个经济综合体, 是由许多个经济实体集合而成的, 这些经济实体即有法律意义上的非法人单位的分公司, 也有法人单位的子公司。集团公司在集约化管理、集团化运作的探索中, 对财务集约管理提出了统一会计政策应用的新课题。集团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综合体在面现对各类经济业务, 特别是法律法规上对同一经济业务所允许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存在多种选择时, 需要综合平衡考虑集团公司统一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外部影响。

一、应用条件分析

会计政策在集团公司中的统一应用并不是无条件的, 完善的统一应用需要考虑企业环境、控制能力等方面的统一性及适用性:

1、外部环境影响

集团公司要在集团范围内应用统一的会计政策, 需要考虑集团分公司、特别是子公司的税收环境、市场环境、地域辖区等外部环境因素。可以想象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集团公司很难忽略跨国界的不同政策因素影响而要求一家位于国外的子公司执行与总部统一的会计政策。企业必须在会计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选择会计政策, 同时要考虑诸如商法、税法、公司法、证券法、银行法等经济法规的影响, 尤其要考虑因会计政策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也会影响企业的会计政策, 如国家支持的新兴产业往往会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 这将直接影响到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研究与开发会计政策的选择。

统一的会计政策应用需要考虑集团公司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公共关系环境、相关政策跨地区或跨主体的执行的合法性、合规性。

2、企业类型影响

集团公司内分公司、子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生产模式、产品特征、服务对象的不同也会影响统一会计政策的应用。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 中国企业的发展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变革。就大部分集团企业而言, 多元化发展是其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历程。这必然导致集团公司中分公司、特别是子公司的企业类型林林总总, 可能涉及科技研发、生产销售、保险、证券等行业, 行业的差别必然导致会计政策选择的差异。实务中很难苛求普通商品销售企业与保险企业执行相同的销售收入确认会计政策。

统一会计政策的应用需要考虑相关政策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企业中适用性。

3、组织机构影响

集团公司范围内应用统一的会计政策是集团公司对分公司、特别是子公司掌控能力的一大考验。会计政策是企业经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会计政策对企业的经营成果反映影响极大。集团总部只有在对分公司、子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时, 统一会计政策的工作才能在子公司内推进开展。

统一会计政策的应用范围可以考虑以下以几类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子公司中开展:

(1) 集团总部直接或间接拥有子公司半数以上的表决权;

(2) 集团总部拥有子公司半数以下表决权, 但通过与子公司单位其他投资者之间的协议, 拥有子公司半数以上的表决权;

(3) 集团总部拥有子公司半数以下表决权, 但根据公司章程或协议, 有权决定子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4) 集团总部拥有子公司半数以下表决权, 但有权任免子公司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的多数成员;

二、应用目标分析

集团公司应用统一的会计政策在中央大型企业中的集约化变革的趋势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集团公司管理中的统一会计政策的应用具有以下几个管理优势:

1、统一对子公司经营评价水平

集团公司应用统一的会计政策可以在业绩考核评价中减少或避免子公司经营成果信息反映中人为的数据调控手段或政策选择失误产生的数据失真问题。减少不同会计政策在经营评价中对政策影响差异还原的工作量, 进而从整体上增强集团公司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比性、合规性、时效性, 更好的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服务。

2、增强对子公司管理控制能力

统一会计政策的应用能保证分公司、子公司的经营方向始终与集团总部保持一致。通过会计政策的应用指导能更好的指引分公司、子公司实现集团公司的整体经营目标。通过稳健的会计政策会指引子公司更多考虑债权人权益或通过激进的会计政策会使子公司更倾向于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3、降低对基层财务人员能力要求

统一会计政策的应用可以减少基层财务人员的对业务政策选择判断的工作量, 减少对高级专业能力水平的要求, 降低基层财务人员招收门槛。在实现公司整体经营目标的同时能减少子公司补充财务人员的难度, 降低相关人力资源成本, 为集团公司的大规模扩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力资源保障。

但是统一会计政策工作在强化分公司、子公司管理的同时也对集团总部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总部人员专业性要求高

由于集团中企业所处的环境千差万别, 企业的经营规模、经营状况各不相同, 为了使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够从其所处的特定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出发, 最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情况, 需要总部人员能根据集团公司整体经营管理需要总体平衡选择统一的会计政策用以指导分公司及子公司从事经营工作。

总部会计政策指导人员在选择统一会计政策时需要熟练掌握国家法规和经济政策、经济形势与对外经贸往来、企业的经营特点和发展状况等方方面面的情况为集团公司的统一会计政策服务。

2、配套制度建设要求全面

统一会计政策的应用必须要有全面的制度保障, 集团公司的业务事项繁多, 统一会计政策在应用时会面临不同的应用场景及应用解释。子公司出于自身业绩或管理的利益考虑可能存在对统一会计政策执行不到位或会计政策滥用的情况。同时为了保证集团公司统一会计政策纳入公司统一的发展规划中, 更好的应对部分子公司可能出现的特殊业务, 还应考虑特殊情况中的统一会计政策开口制度。

总部在配套统一会计政策时应建立一套健全统一的会计政策指导操作手册保证统一会计政策在分公司、子公司的执行的可指导性及可操作性;为了保证政策执行的严肃性还需要配套相关的政策执行、检查、考核制度;为了应对集团公司运作中可能面对的新兴领域, 在制度方面还应配套完善特殊会计政策的报备制度, 通过对报备会计政策的分析全面规范财务信息的反映及考核。

三、应用前景展望

统一会计政策应用作为集团公司的财务集约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必须越来越受到有着财务集约化管理变革冲动的集团公司重视。为了进一步完善统一会计政策在集团公司中的应用, 现在已经可以看见越来越多的信息化技术手段出现在统一会计政策的应用环境中。

通过财务电子数据中央服务器集中、统一的企业级信息系统应用、健全的信息业务流程控制、集团数据信息穿透查询等技术创新, 统一会计政策在集团公司中的应用将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全面。在统一会计政策应用的管理革新中, 集团企业的管理将更趋于平稳、高效, 经营信息反映将更加清晰、全面。

摘要：集团公司总部在集约化的趋势下为全面掌控各分公司、子公司的经营情况, 合理考评各公司的经营业绩, 需要从统一会计政策应用条件、应用环境等方面分析研究, 进一步保证会计政策统一应用。

关键词：集团公司,统一会计政策,应用

参考文献

[1]、张跃进、张耘《会计政策及其选择》-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刘端　著《会计政策的博弈论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3]、《企业会计准则2006》-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统一会计政策 篇2

时间:2015年08月26日 来源:新京报 作者:新京报

分享到：

0

根据近日下发的《关于完善北京农村地区“煤改电”、“煤改气”相关政策的意见》规定，今年北京市峰谷电价补贴政策将统一，农村地区“煤改电”居民也可享受到与城区一样的补贴，即在供热季低谷电价时段，每度电只需花1毛钱。

北京市峰谷电价补贴政策将统一

《关于完善北京农村地区“煤改电”、“煤改气”相关政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由北京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综合办公室、市发改委等4部门联合印发。

北京市发改委能源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从今年开始，“煤改电”补贴政策将扩大到农村地区，农村地区的煤改电也将享受与城区一样的补贴标准，由市、区县两级财政各补贴0.1元/千瓦时，这样，农村“煤改电”居民冬季夜间用电的电价也将是0.1元/千瓦时。

此前，北京地区“煤改电”在采暖季每千瓦时电量收费0.3元，但是城区居民享受补贴标准为0.2元/千瓦时，也就是说居民本人只需要每度电花0.1元；但是农村地区则不享受该补贴，使用成本相对较高。

此外，农村地区的峰谷电价优惠时段也将统一。农村“煤改电”用户享受谷段电价优惠的时间与城区“煤改电”用户相统一，即谷段由现在的22:00至次日6:00调整为21:00至次日6:00。

电采暖比烧煤省一千多元

根据《意见》，北京将允许农村地区部分散户居民享受峰谷电价政策，在郊区村庄电力负荷有富余，暂不需要实施电力提升改造工程的村庄，允许部分住户采用电采暖。居民需要向所在村申请，由所在村进行审核，乡镇（街道）将各村的申报集中组织起来，报各区县政府主管部门和电力公司联合审批，电力公司负责村庄电力负荷评估和设计安装。

居民申请获批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将给予安装峰谷电价表，并享受峰谷电价优惠政策。

以平均每户两间房30平方米计算，安装两台3.2千瓦的电采暖器，每晚9时至早6时加热9小时，每小时耗电6.4度，在低谷电价时段每度0.3元，每天采暖费约为17.28元，一个采暖季以150天计花费2592元左右。居民拿到补贴后，每户最终平均花费864元左右。

同样大小房间，烧煤取暖一个冬天一般需要1200块蜂窝煤以上，大约花费近两千元。两者相比，电采暖每个冬季可节省1千多元。

京津冀有望统一税收政策标准 篇3

京津冀税收协作会议近日召开, 会议签署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在统一政策执行标准、加强税收征管合作、推进税收执法联动、深化纳税服务规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 这对于以税收便利化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意义重大。

会议认为, 经济决定税收, 税收反作用于经济。京津冀区域税收便利化水平影响着税收筹集收入、调控经济、调节分配职能作用的发挥, 进而影响着京津冀区域的经济发展环境和资源配置效率。但是, 目前京津冀区域税收便利化还存在一些问题, 包括开展区域税收协作缺乏法律依据、临时跨区域经营税收征管程序较为复杂等。

为解决以上这些问题, 会议签署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 深入开展税收合作, 促进区域内企业、人才、资金、商品等合理流通, 通过优化税收服务, 降低税收流失风险, 增强区域税收实力�。

冷战时期朝韩统一政策的比较研究 篇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对朝鲜半岛实行分区管制, 造成了朝鲜半岛分裂成同一民族的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此后, 双方都称自己是半岛唯一合法政府, 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统一政策, 力求在短时间内实现民族的宿愿——统一。但冷战格局的出现和东西对立的对峙局面, 使朝鲜半岛一度成为两极冷战的焦点之一, 朝鲜半岛不仅是中、美、日、俄等有影响的大国权益汇集的敏感地区, 而且大国关系的变化也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变化和南北统一政策的主导因素。故此, 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 朝鲜半岛仍被称为“冷战的活化石”。

一、南北分裂--迷你版冷战格局

冷战是二战之后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之间的抗衡。之所以称其为“冷战”, 是因为两大首脑国美苏之间并没有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朝鲜半岛在二战后期被美苏以三八线为界线, 实行分区管制, 造成了南北对立, 宛如早先几年的迷你版冷战格局。

三八线的划定是当时大国主导下国际形势对朝鲜半岛局势干预及影响下的产物。当时, 美苏双方都已经认识到在朝鲜问题上无法继续合作成立统一的临时政府, 加之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 两国在欧洲的对抗局面以及冷战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形成, 最终朝鲜南部于1948年5月10日在美国的大力扶植下单独建立了大韩民国, 李承晚就任总统。与此同时, 朝鲜北方也在苏联的积极帮助下于1948年9月9日建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上朝韩两国分裂对峙局面初步形成。

二、南北对抗—“武力统一政策”的较量

韩国首届总统李承晚在就职演说中便提出了韩国政府的统一方案, 其主要内容如下:根据大韩民国的宪法, 大韩民国对外是韩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大韩民国要求北朝鲜通过民主选举100名国会议员并送入大韩民国国会;如果北韩居民的自由意志被北韩共产党主义者压制, 大韩民国拥有通过武力恢复北韩共产主义占据的主权。

由此可见, 韩国的统一基础是把朝鲜看成未收复的领土, 以韩半岛唯一合法政府即大韩民国的宪法为准绳, 在朝鲜北部地区通过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选举或朝鲜共产主义者阻止时用武力实现统一两种方法。此后, 李承晚多次重复强调了这个统一政策。1954年4月在日内瓦会议上, 韩国外交部长边永太提出了在联合国监督下朝鲜进行自由选举, 并根据土著人口的比例分配国会议员人数等十四项主张。1954年11月11日, 韩国再次强调了这一主张。

1960年, 经过“4.19”革命之后, 韩国的自由党独裁政府垮台以后, 统一问题也随之成为社会话题, 迫使政府对其统一政策作了一些调整。民主党的张勉政权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朝鲜政府的实体, 把统一政策改为“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二个政府”, 最终通过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可以变成一个政府。1960年8月24日颁布的《外交施政方针七条》中可以明确其要点:“抛弃向北进统一等冒险而无计划的口号, 遵守联合国的决议, 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通过南北自由选举实现统一”。

总而言之, 韩国四、五十年代统一政策的出台背景是由于统一力量不足, 依靠联合国的权威和能力制定而成的。而此时的联合国无非是由美国及其西方势力操纵的工具, 朝鲜战争时期依靠美国及其附庸国的出兵相助才得以保全国脉的李承晚必然要依靠美国完成其统一大业。

“4.19”革命以后, 在危机和混乱持续的情况下, 1961年5月16日通过军事政变掌握政权的朴正熙建立了第三共和国, 开始推行强有力的反共政策。朴正熙在政变当日发布的六项《革命公约》中明确地表明了其“反共第一主义”的统一政策。其统一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实力培养的先建设、后统一论;通过与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决斗, 实现统一的统一;通过“失地收复”实现统一。

1964年的新年演说中, 朴正熙强调“我们通过北方的失地收复, 实现国土统一和民族的宿愿”。1965年1月18日, 朴正熙总统在新年演说中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祖国统一…我们所追求的祖国近代化不仅是南北统一的大前提而且是中间目标。统一的希望在近代化, 而近代化的道路在于经济自立, 因此自立是统一的第一阶段”。

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以后到朝鲜战争结束, 由于国际上冷战体系的确定, 驻韩美军的撤走以及朝鲜的军事力量绝对优于韩国等原因, 朝鲜处于积极做武力统一时期。这一时期, 朝鲜的统一政策有以下特点:把南北分裂的原因归结为“美苏两国的驻军”, 后来改称“美军的南朝鲜占领”;把“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作为统一政策的主要方针, 即“撤走外国军队的同时, 靠朝鲜人民自己的力量实现统一”;提出在朝鲜半岛建立共产主义国家为目标的“革命的民主基地”路线;把以“革命的民主基地路线”为基础的统一战略定为“民主统一战线”和武力统一战略。

朝鲜在南北政权对立的局面定型以后, 在统一政策上提出了以驻韩美军撤走为前提的“南北总选举”或“南北国民联合”等具体方案。但是, 朝鲜提出这个方案一周后便爆发了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953年签订停战协议, 朝鲜一直推行了武力统一政策。战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 朝鲜劳动党发挥了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能力, 改变了武力统一政策, 向韩国提出了和平共存的统一政策。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在1954年4月26日的日内瓦会谈上朝鲜外相南一提出了与战前相似的和平统一方案, 即通过在中立国监督之下的南北总选举实现统一的方案。在这一方案中, 南一外相否认了联合国参与南北统一事务的必要性, 特别是联合国军队介入朝鲜统一事务的理由。

1956年, 朝鲜胜利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三年计划, 并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与此同时, 朝鲜开始展开了对韩国的和平攻势。如1954年10月的“首尔或平壤召开国土统一会议”、1955年8月的“南北减军及互不使用武力协议”、1957年9月的“南北参加的有关国家会议”等。1958年2月5日, 朝鲜发表声明阐明了和平统一政策的具体方案:南北同时撤走外国军队;在中立国的监督下进行全国总选举;南北进行经济、文化、书信交流;南北军队削减。

总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的统一政策是通过和平攻势应附中苏对立、韩美相互防卫条约鉴定 (1954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 (1958年10月) 等不利国际环境, 努力争取“先建设, 后统一”的时间和环境。

“4.19革命”以后的韩国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 同年8月15日, 金日成在“8.15”纪念演说中提议“如果南朝鲜当局不能接受南北总统选举, 作为过渡时期的措施可以实行联邦制”。从此, 联邦制成了朝鲜的统一政策基本路线。

1964年2月, 朝鲜正式提出三大革命路线, 把“强化朝鲜革命力量, 强化南北朝鲜革命力量, 强化国际革命力量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完成朝鲜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战略保障”。朝鲜开始推行全军干部化、装备现代化、全国人民武装化、全国要塞化等为军事路线的“先南朝鲜革命 (民族解放民主主义革命) , 后合作统一 (过渡性的联邦制) ”战略。

三、南北比较—文攻武略

朝鲜半岛两个各属不同阵营的政府在统一政策上也分别提出了排他性的统一方案, 使朝鲜半岛成为冷战态势最集中、最持久的地区之一。

比较南北统一政策时, 仅仅比较其统一方案的字句, 并不能准确把握其本质和意图, 因此应更多地分析其对对方采取的实际行动。

首先, 朝韩各自否认对方的合法性, 主张自己是唯一合法政府, 因此在统一政策上以推翻和使对方政府消失为直接统一目的。

韩国自成立以后就提出了“先统一, 后建设”, 必要时不惜武力完成统一的“北进”统一政策。1949年10月31日, 李承晚在美国巡洋舰“圣福尔”号上讲话时说:“要结束南北分裂就必须用战争解决”。他还强调“不能同共产主义者和平相处, 必须跟他们斗争”, 而且断言在三日内能够占领平壤。韩国的恐吓言论造成了朝韩军事对立更加紧张, 武装冲突也愈演愈烈, 最终于1950年6月25日凌晨爆发了朝鲜战争。民族相残的朝鲜战争, 给朝鲜半岛的统一留下了不可抹灭的阴影。

历时三年半的朝鲜战争给朝鲜南北人民造成了极大痛苦和巨大损失, 同时警告了南北:武力统一方案是行不通的。即便如此, 在停战协议签订以后的很长时间内, 双方并没有停止过对对方的武装挑衅。据韩国军部承认, 自1951年到1994年, 韩国潜入朝鲜境内执行各种任务的“派北特工”人数高达13, 000人, 其中有800多人死亡或失踪在武装挑衅中, 美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多次直接进行了对朝鲜的武装挑衅。

朝鲜也不甘示弱, 先后挑起了2, 800余次武力挑衅和特工活动。其中1968年1月的青瓦台袭击事件 (未遂) 、1968年10月11日的尉山、三跖武装小分队骚乱事件、“地道事件”均是具有代表性的事件。

其次,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朝鲜积极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 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 并率先发展重工业部门, 使朝鲜的整体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了韩国。通过1961年南北的经济实力比较数据, 我们不难看出在电、铁和化肥生产力方面, 朝鲜遥遥领先韩国, 而其他基础生产、生活物资的生产力也高于韩国。

与此相反, 韩国因其经济本来就薄弱, 再加上社会矛盾计划和“4.19”革命的影响, 难以推出一贯的统一方案。1960年张勉提出了“先建设, 后统一”的初步设想, 但并没有进一步提出系统的方案, 直到朴正熙执政后才继承和发展成为政府的统一方案, 并一直推行到六十年代末期。因此, 韩国学界称该时期为“统一政策不在期”或“统一力量培养期”。

四、结语

和平统一政策是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即本国的经济力优于对方的判断为前提制定的政策。以经济优势为基础的政治优越感不仅增强了统一政策的弹性, 而且这种弹性能够表现在和平统一政策上, 即使用了和平来装饰, 但其本质仍是带有强大的攻击力的。因此, 缺乏政治自信感的经济落后一方会感到很大的威胁, 不敢贸然接受对方提出的和平统一提议。故此,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南北都是采用一方面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和平攻势, 另一方面一刻也没有放弃武力统一的策略, 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武力统一活动。

参考文献

[1]曹中屏等:《现代国际关系资料选集》下,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年。

[2][韩]申明顺等:《南北韩统合论》, 1992年。

统一会计政策 篇5

一、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

罗干同志在2005年12月5日至6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宽严相济就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 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 维护法制的严肃性, 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宽严相济是我们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 这一政策更具现实意义。我们要立足于当前社会治安实际, 审时度势, 用好这一刑事政策。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 党中央提出“发挥政策和法律的各自优势, 促进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这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实践中的运用和理论上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指导。“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辩证思考, 符合我国刑事法律规范的本质精神。我国刑法共有“罪刑法定、平等适用刑法和罪责刑相适应”三大基本原则。由于成文法滞后性和法律语言抽象性的限制, 在针对某一具体的犯罪行为, 具体适用何种刑罚, 具体适用多长期间的刑罚, 现有法律并不能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 仅仅依靠演绎推理的思维方式已不能直接得出量刑的精确结果。所以, 在司法实践中, 就要应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思维, 综合全案, 综合犯罪情节、危害结果、犯罪手段、犯罪目的、犯罪动机、被害人的状况等等因素, 作出与犯罪行为相适应的刑罚结果, 也只有切实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才能做到罚当其罪, 实现公平和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三大原则的统一

(一) 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无论“从宽”还是“从严”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严格依照刑法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刑法未规定为犯罪的, 不能以犯罪来惩罚。依照刑法构成犯罪的, 依据刑法规定的法定刑, “宽”、“严”均不能超出法定幅度, 更不能法外施刑。如刑法中的拐卖妇女、儿童罪, 在立法上排除掉了年满十四周岁的男子成为被害人的可能。如果发生拐卖年满十四周岁男子的情形那么无法定性为拐卖犯罪。而刑事政策的“从严”也不能违反刑法规定法外处刑。与之相同的还有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 但是《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中已经把被害对象扩大实现全覆盖, 刑事政策才有贯彻的可能。在2010年6月1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肖昌勇一案的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一致的体现。肖昌勇因找工作被骗至西安一传销窝点, 因不愿加入传销活动而与传销组织的几个成员起了争执, 在被限制人身自由后肖昌勇设法逃走, 但被传销组织数人强行拉回房间并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在随后的反抗中肖昌勇掏出去西安找工作之前就事先买好的一个弹簧刀防身, 最终结果是一死一重伤。案件引起社会强烈的关注, 在传销活动仍然猖獗, 传销组织屡屡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下, 虽然肖昌勇的防卫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的限度,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但是考虑到社会影响, 考虑到防卫时的情形, 依据刑法对于防卫过当的要求,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最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选择了最轻的处理结果, 认定肖昌勇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免于刑事处罚。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 有时也会出现争议, 主要是因为罪刑法定原则较为宽泛, 当刑法本身出现争议时, 政策的贯彻也难免会弹性较大。如2009年3月25日,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龙女士属于正当防卫, 不承担刑事责任。此案发生于2008年7月13日, 三人伙同抢劫刚驾车开出车库的龙女士, 被抢劫后龙女士驾车追赶撞倒三人所驾乘摩托车, 其中一人死亡。与之相似的还有沈阳出租车女司机白玉, 同样也是被抢劫后驾车撞向抢劫犯, 造成抢劫犯重伤。两个防卫案件最终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但是理论界争议较大, 因为抢劫罪客体的特殊性 (既侵犯财产又侵犯人身) , 导致抢劫行为的“正在进行”持续时间要长于无限防卫权中的其他犯罪行为, 但是对于抢劫完成后已经离开的犯罪人, 已经不再构成对被害人人身权的侵害, 是否仍然使用无限防卫权法律很难判断。所以, 一是考虑到依据刑法, 对于抢劫行为的无限防卫权确实存在, 二是考虑到在有争议的情况下, 刑事政策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对于给社会造成极大不安全感的抢劫抢夺犯罪, 一向主张从严处置, 同时, 一直以来我们鼓励与犯罪分子作斗争, 对于不超越刑法范围的防卫行为, 在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从宽, 所以才有了以上两个案件中防卫的无罪。

(二) 平等适用刑法原则。

平等适用刑法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刑法中的表现, 是指对任何人犯罪,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明确: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每个人平等适用, “从宽”、“从严”都是在法律范围内按照政策要求作出的, 而不是根据犯罪人的地位、身份、种族、民族、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作出的。不能因为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名声的高低好坏而“从宽”或者“从严”。如2011年1月30日河北望都县法院对李启铭的判决。李启铭因“我爸是李刚”而走红网络, 在交通肇事后对他的评论争议很大, 但是最终望都县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决他有期徒刑6年。考虑到李刚身为保定市某区公安局领导, 案件采取异地审判, 法院并没有因为李启铭父亲的职权地位而从宽, 6年有期徒刑已经接近交通肇事罪的最高刑 (除因逃逸致人死亡外) , 在李启铭已经给予足够的民事赔偿的情况下, 这个刑罚已经是从严了。而网络和媒体的各种不利报道和评论也没有影响法院的判断力, 并没有判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可以说是从宽。再如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 按照《意见》不仅不能“从宽”, 反而要依法从严惩处。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社会地位虽高, 但是受党和国家教育多年, 给予他们行使国家权力的职能, 最终如果产生职务犯罪的话, 那么无论是从辜负了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培养来说, 还是从侵害了合法办事的其他人权利来说, 亦或者清廉履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来说, 这都是极其恶劣的行为, 所以必须从严惩处。从严不仅仅体现在宣告刑的从重上, 还可以体现在执行刑的从重上。如2014年6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中对于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审理方式给予了更严格的标准:人民法院审理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 必须开庭审理。平等不是简单的完全对等, 平等是对比考虑各种因素后综合作出的判断。由于职务犯罪罪犯大多掌权多年, 有权有钱, 有庞大的关系网。所以更有可能利用自己以前所取得的地位、关系等争取到减刑、假释, 如果把这一类群体与一般的犯罪分子同样规定, 反而是一种不平等, 对职务犯罪罪犯的从严正体现了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同样还有2014年年初, 中央政法委出台指导意见, 要求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对保外就医作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其中对于司法实践中更容易违规违法办理保外就医的三类罪犯 (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要给予更为严格的审查。

(三)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刑罚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个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系最为直接。一个人的犯罪和他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刑罚应该基本相当, 不能轻罪重刑或者重罪轻刑。无论从宽还是从严, 都必须严格参照犯罪人的犯罪行为, 造成的刑法上的危害结果来作为基础量刑标准。在刑法的基础量刑标准范围内可以根据宽严相济的要求, 综合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考虑社会危害性与主观恶性的统一, 考虑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统一, 考虑打击犯罪和稳定社会的统一, 然后决定法定刑的裁量。如2009年9月8日,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刑罚由一审的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无期徒刑。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 连续冲撞造成重大危害结果 (四人死亡, 一人重伤) , 性质极其恶劣, 后果极其严重, 社会影响很大。一审判处死刑后, 其父亲多方筹款, 向被害人承诺赔偿, 并真诚赔礼道歉, 为自己儿子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也取得了社会的谅解。最终, 考虑到虽然以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来看判处死刑并不违背刑法, 但是在长期以来对醉酒驾车冲撞基本都是按照交通肇事处理的大背景下, 突然对某人直接处以极刑略嫌过重, 同时孙伟铭的父亲的行为为他挽回了最初极差的社会评价, 所以最终二审把刑罚改判为无期徒刑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最好体现。同一天稍晚时间, 与之类似的佛山黎景全案也作出判决, 一审二审均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的黎景全, 刚好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地方高级人民法院死刑核准权的第二年被判决死刑, 二审之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黎景全确属严重醉酒 (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为369.9毫克/100毫升) 状态下驾车冲撞, 造成二人死亡、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 犯罪情节恶劣, 应当依法严惩。但是黎景全是醉酒状态犯罪, 与主观恶性较强的蓄意犯罪应当有所区别, 黎景全归案后认罪态度也较好, 有悔过的表现, 没有核准死刑, 发回重审后最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无期徒刑。黎景全案件中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权回收, 到最终慎重考虑不判处死刑, 无不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过程中的贯彻。

三、在刑事司法中正确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是在法律规定之内的宽, 是体现政策的宽, 是实现社会效果的宽。严也是如此。对严重的刑事罪犯予以从严打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对较轻的刑事罪犯从宽处罚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一般说来, 刑罚的强度和犯罪的下场应该更注重对他人的效用, 而对于受刑人则应尽可能不要那么严酷。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要研究犯罪的性质, 要考虑罪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 要认真研究罪犯的主观动机、目的以及产生犯罪故意的原因是什么, 不同的犯罪动机、目的以及犯罪的主观故意, 这些因素对酌情从宽或从严有一定的影响, 这就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要求, 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进[J].法学家, 2008, 5

[2] .刘根, 罗欣.“宽严相济”:一个被误读的刑事政策[J].井冈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3

统一会计政策 篇6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0世纪30年代 ,共产国际指导和推动中共制定和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究竟应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 ,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以往的许多文章往往过多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形势,果断地摈弃“ 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独立自主地制定的,而忽视共产国际对中共在这一政策转变过程中的重大影响。

胡乔木在《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一书中曾说:制定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是1931年到1934年的党中央所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的长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 ”以后,“ 在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的帮助之下,党在8月1日发表了号召统一战线的宣言, 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在12月25日通过了《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毛泽东同志在12月27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 《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的报告,才满足了这个要求”[1]38。 胡乔木在这里合情合理、 实事求是地点出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影响。 可以说,没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推动,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这么快就建立起来。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帮助及正面影响

由中共倡导并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萌芽、提出、不断修订与完善,直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终确立,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机构的共产国际都给予了重大帮助,对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1.在思想上 ,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 , 推动了中共统战策略的彻底转变,指导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1932—1934年间,鉴于德、意、日法西斯 势力日益 猖獗 ,共产国际开始在全局范围内逐步调整其“ 左”倾关门主义的“ 下层统一战线”策略。 与此相适应,为了克服中共和苏区在政治上日益严重的孤立状态, 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酝酿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思想, 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共与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人民军和福建事变中的19路军的合作,虽然是不成功的合作,但毕竟为中共彻底摈弃“ 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奠定了基础。

1935年 ,共产国际七大完成了意义重大的政策转变 ,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 正是在这一政策转变的推动下,与共产国际直接接触的中共代表团提出了“ 反蒋抗日” 的统一战线思想, 此后这一思想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参与下不断得到修改与完善,直至最终促成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抗日的实现。 虽然中共在制定和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 也曾结合中国国情,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自主倾向,但这种倾向确是有相当的局限性。 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每一个重大步骤几乎都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

2.在组织上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期间,为中共输送和培养了大量干部。 1930年代初期,中共的“ 左” 倾冒险主义使中共党内力量遭受了惨重损失, 大量干部被捕牺牲。 因此从1935年底开始,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培养中共干部问题特别关注。 1935年12月25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赖特为中共培养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建议: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现有学习70人的基础上,到1936年春天再接收200人入学( 从满洲招收150人,从华北招收30人,从远东招收20人) 。“ 中国分校按其比重来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占第一位”[2]79。 在报告中,赖特还要求加强东 方劳动者 共产主义 大学中国 分校的物 质基础和 教研力量。 根据此报告,1936年2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定“ 要采取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方针,使其学生总数到1936年秋季达到200到250人”[2]131, 与此同时 , 共产国际还决定 , 到1936年夏季在国际列 宁学校组建总共有50人的苏维埃中国系和非苏维埃中国 系两个系 的中国部, 并给每个系提供一个不与国际列宁学校其他部分相连接的单独地方。 为安排中共的系统干部工作,5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特成立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小组 ( 两名顾问和一名助理) 。6月23日,又决定“ 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中分出外国部作为独立的高等学校”,出于保密考虑,“ 表面上将其作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分部———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会”[2]209。

为了扩大干部培训的人数, 共产国际还打算利用逃亡到新疆的中国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战士中的干部。 季米特洛夫在1937年6月17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建议:( 1) 将这些“ 游牧人”转到苏联进行学习;( 2) 在学习问题安排好以前,暂时安置他们到克里米亚军营; 并建议接收100到150人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学习,其余的人则在以后安排到其他学校[2]308。虽然此时苏联学校到底为中共培养了多少干部,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此时共产国际在为中共培养干部问题上花费了不少力气。

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这一艰难时期在干部培养方面对中共的大力帮助, 使中共在各个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人才储备,从而渡过了土地革命后期组织力量匮乏的困难局面,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时期做了准备。 如果没有这一时期必要的干部准备,很难想象,中共能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足够的人员来应付各种问题,并起到政治领导作用。

3. 在物质上 , 共产国际 在指导中 共建立抗 日民族统 一战线期间,向中共及红军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援助。1936年6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恢复以后,中共中央 发给王明 的第一份 电报中就 迫不及待 地提出了 经费和各 种武器援 助的问题 ,要求王明 询问共产 国际 ,中共联合 东北军和 西北军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产国际能否每月提供300万元的援助 , 此外 , 中共还希望共产国际提供飞机 、 重炮 、 弹药、高射炮等军事援助[2]226。 为答复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军事请求 ,共产国际 和苏联于9月份决定 :在中国红 军占领宁 夏地区后,将给予大 约1.5万到2万支步枪 ,8门加农炮 、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 的援助 。 这些武器 将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 , 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 公司出售 ,同时准备 运输工具 把它们运 到宁夏[2]252。 但是,遗憾的是该项军事援助计划随着红军宁夏作战计划的失败 而泡汤。 未能得到武器援助,加上此时中共的财政日益困难,故此时中共要求共产国际紧急寄送款项的心情极为迫切。 张闻天就曾明确电告王明,要求迅速将经费从天津、上海两处寄来,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

实际上,还在9月20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已 经开会讨 论了对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为此向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的报告,请求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得到批准。 1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又通过王明和陈云电告中共中央:准备向中共提供55万美元的财政援助,第一批总额15万美元的援助 ,计划于11月底通过宋庆龄转交在上海的潘汉年。 这批款项于12月初到达了上海,并很快被送到甘北苏区[3]79。 随后,共产国际又进一步扩大了援助的规模。 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他曾于12月2日,致电苏联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要求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另5000卢布给中共。 在与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反复商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37年3月2日电告中共中央 :“ 拨出80多万美元供你们支配 。 转交给你们这笔款项的指令已发出。 除这笔钱外,你们还可指望得到与这笔款项数目相当的一笔补充经费”[2]397。

共产国际这一时期给中共提供的物质援助, 对于维持处于西北一隅的中共中央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要。 如果没有这些援助, 中共也很难熬过土地革命后期军事力量严重不足的艰苦局面,也很有可能像大革命后期一样,被国民党的军事机器再次压倒在血泊之中。 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这些财政援助, 中共武装力量的基础被保留下来, 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时期得到发展和壮大, 为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掌握政治领导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在思想、 组织、物质等各个方面给中共以指导和帮助,对中共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前期, 由于共产国际 “ 左 ” 倾关门主 义的“ 下层统一 战线 ” 策略尚未 从根本上 彻底转变, 因此也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套用国际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对立这一公式, 过分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和反对中国革命的一致性, 忽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发展。 认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不仅是反对中国革命,而且向反苏战争前进了一步。 因此,共产国际此时要求中国共产党既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又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并强调以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阶级力量的分析,直接导致中共“ 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一直持续到1935年 ,中共的“ 左 ”倾路线作为“ 有源之水 ” 也一直持续到1935年,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没有动摇,党内“ 左”倾路线的指导思想亦没有改变。

2.无论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 ,还是派驻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及军事顾问,由于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知之不多, 其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做出的决议、指示,有时脱离中国革命实际。 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共产国际在对待淞沪抗战中的19路军、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及福建事变的态度上。 在19路军将领及冯玉祥等表现出民族大义,奋力抗日之时,共产国际却依旧向中共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斗争目标, 认为只有中国红军才能够保证中华民族的独立、 解放及统一中国 ,所以必须推翻出卖民族的国民党政府,对与19路军及冯玉祥等的合作疑虑重重,几次错过发展力量的大好时机。

生产和会计的逻辑统一 篇7

关键词：完全成本法,变动成本法,过程周期时间基准分配法

制约理论的创始人高德拉特说:“会计是生产性100%的敌人。”高德拉特所指的“敌人”即是完全成本法。生产部门和会计部门很难协同作业, 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旦减少库存, 在全部成本计算下, 期间利润会一时恶化”这样的会计测定。

一、用管理会计来进行组织整合与生产逻辑相违背

泰勒通过科学实验, 找出一个工人以什么姿势搬运、搬运多少时工作效率是最高的, 最终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在接受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后, 以技术者们设计的为提高生产能力的全部成本计算为起点, 用管理会计来进行组织整合的模式普及开来。

按照成本的特性, 成本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其中, 固定成本又可划分为约束性固定成本和选择性固定成本。约束性固定成本具有长期性和无法减少为零两个特点。这样就使得企业认为他们应该尽可能充分的利用一切资源, 从而降低产品成本中的约束性固定成本。于是, 生产库存和提前生产被正当化和合理化了。

二、变动成本法对全部成本法的补充

完全成本法符合公认会计准则, 并且有助于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 因此被广泛的认同和接受。但是它同时也包含了一些无法修复的缺陷:

1. 片面强调表面的财务指标

完全成本法在成本管理方面仅提供产品成本数量上的升降变化, 却不能解释成本升高或降低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 采用完全成本法所确定的分期损益, 可能造成企业片面追求产量以求降低成本, 但这种所谓的成本降低, 所追求的只是成本的结果, 而不是成本发生的原因, 不能反映生产部门的真实业绩。

2. 不利于进行本量利分析和短期决策

本量利分析法运用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要将成本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而按完全成本法计算出的产品成本是混合成本, 因此不能为本量利分析提供有用的信息。短期决策一般不涉及生产能力的变动问题, 固定成本相对稳定, 从而使之成为一种与决策无关的成本。

3. 产品成本计算工作繁杂

完全成本法需要把复杂的制造成本在多个产品之间进行归集和分配, 使成本计算工作繁杂。此外, 在成本归集和分配过程中, 人为因素多, 主观随意性较强, 使得产品成本不能准确地反映成本信息。

变动成本法, 指只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所耗用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计入产品成本中去。变动成本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完全成本法的不足,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能够较为精确的从本质上控制成本

在变动成本法下, 产品成本就是变动生产成本, 它是由直接材料、直接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三部分组成, 要想使成本降低就必须降低其中一个或几个。这样就避免了在完全成本法下企业管理部门不用采取任何降低成本的措施而只是增加从表面上增加产量降低成本的的做法。

2.有助于进行本量利分析和进行短期决策

盈亏平衡点是本量利分析中一个很重要的数量指标。企业在产品进入市场前, 需要了解产品的保本点、保本销售数量等。完全成本法计算的产品成本既包括随产量变化的变动成本也包括不随产量变化的固定生产成本, 因此它不能用来预测盈亏平衡销售量。而变动成本法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在变动成本法下, 边际贡献是企业进行短期决策分析的一个重要指标。企业在进行短期决策时, 可能会碰到亏损的产品是否应停产的问题。在完全成本法下, 亏损的产品就应停止生产, 否则亏损更大。但在变动成本法下, 如果亏损产品能创造边际贡献就不应停止生产, 该产品之所以亏损, 是因为它补偿了一部分固定成本。

3.简化了成本计算工作

在变动成本法下, 固定制造费用作为期间成本全额从当期的损益中扣除, 因此省去了完全成本法对固定制造费用的分摊工作, 大大简化了产品成本的计算。

三、加入时间轴的会计

由于物品停滞的原因所消耗的库存成本没有被计入产品成本, 因此, 生产期不管是1天完成还是100天完成, 对产品的成本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如果关注库存成本, 在生产管理系统中, 尝试着设计出实时进行库存成本计算的构造, 就需要建立将发生在等待时间的成本分摊到物品中去的物流成本计算方法。

过程周期是指产品从工厂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所需的时间, 由真正的加工时间和非加工时间两部分组成。加工时间是价值增加时间, 而非加工时间是成本增加时间。

传统成本法对于制造费用的分配, 一般是基于完全成本和标准成本的思想, 以下是采用机械工时或人工小时进行分配按照标准机械工时分配制造费用的方法:

制造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标准机械工时×分配率;

分配率=预定总制造费用/∑标准机械工时;

而以过程周期时间为基准的制造成本算法则变化为:

制造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过程周期时间×分配率;

分配率=预定总制造费用/∑过程周期时间;

根据约束理论, 每个组织至少有一个瓶颈制约着它的发展。组织是一条链结的链条, 如果薄弱的链结得到巩固, 那么整个链条也就得到了加强, 但加强非薄弱链结, 整个链条仍不会得到加强。应用传统的方法, 为降低产品成本去降低标准时间, 这样企业就可能选择在非瓶颈工序上进行改善, 而这样的改善对于整个的生产期间的缩短并没有贡献。但如果根据过程周期基准分配法, 就很容易将瓶颈工序确认为最佳改善点。

参考文献

[1]河田信.プロダクト管理会計——生産システムと会計の新しい枠組み.日本:中央出版社, 1996.

[2]孙超张钟瑛刘子先.完全成本法的局限性及改革设想.现代财经, 2004 (24) :54-56.

统一会计政策 篇8

一、存在的问题

1. 从各类会计账户结构和会计科目分类上看。

在借贷记账法下, 任意一个会计账户借记增还是贷记增, 取决于该账户所反映的经济业务的内容。这样六类会计要素的结构就有了结果:资产类账户的结构是借增贷减余在借;权益类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账户的结构是贷增借减余在贷;收入类账户的结构是贷增借减 (包括期末转入利润账户的转销数) 无余额;费用类账户的结构是借增贷减 (包括期末转入利润账户的转销数) 无余额;利润类账户的结构是贷记期末转入的收入数, 借记期末转入的费用数, 余额在贷方, 表示实现的利润, 反之, 余额在借方, 表示发生了亏损, 年末将其转入所有者权益类账户后无余额。

再看看会计科目的分类, 只有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成本、损益共五类。在成本类科目中有“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 这两个科目不就是归属于资产要素吗?损益类科目中有“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它们归属于收入、费用要素吗?所有者权益类科目中有“本年利润”, 它难道不归属于利润要素吗?

2. 从收入、费用、利润要素及利得、损失的定义上看。

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日常活动是指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以及与之有关的活动;利得是指企业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利得包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 (费用和损失的定义在此不再赘述) ;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等。由此可见, 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的收入要素的定义, 收入是狭义的概念,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 (损失) 不属于收入 (费用) 要素, 而归属于利润要素, 从而反映其增减变化的会计账户“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理当归属于利润类。

3. 从设置“利润分配”总账科目及“未分配利润”明细科目上看。

以字面而言, “利润分配”描述的应该是有关分配利润的过程, 即反映的是一个动态过程, 利润分配业务完毕后该账户没有余额应在情理之中;“未分配利润”描述的是利润分配之后的结余, 该账户有余额且表示未分配的利润 (或未弥补的亏损) 。将反映静态结果的“未分配利润”作为反映动态过程“利润分配”的明细科目, 最终导致“利润分配”账户有余额, 让人难以理解。

另外, 期末编制资产负债表时, 报表项目所有者权益项内“未分配利润”项目的列示额度, 要根据“本年利润”账户的余额及“利润分配”账户的余额分析计算填列。这在实务中不但难以操作且令人费解。究其原因, 完全是在当初设置“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等明细账时留下的隐患, 也就是说, 人们在进行利润分配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时, 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障碍。

二、解决办法

1. 将收入、费用、利润要素重新定义。

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及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及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损失;日常活动是指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以及与之有关的活动, 包括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这样一来, 就可以将“营业外收入”科目归类于收入要素, “营业外支出”科目归类于费用要素。

2. 将会计科目划分为六类。

将“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科目归于资产类, 原损益类拆分为收入及费用两类, 在“所有者权益”类中增加“未分配利润”及“可分配利润”两个科目, 且“利润分配”不再设置明细账, 将原“所有者权益”类中的“本年利润”科目剔除, 单独归为利润类;“本年利润”账户的结构是贷记期末转入的收入数, 借记期末转入的费用数, 余额在贷方, 表示该期末止累计实现的利润, 反之, 余额在借方, 表示该期末止累计发生的亏损, 年末再将其转入“可利润分配”账户, 结转后无余额。

3. 利润分配等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

将反映动态过程及静态结果的两类业务, 分别通过“可分配利润”、“利润分配”及“未分配利润”三个账户予以核算。

将“可分配利润”明细账设置为借贷方均为多栏式的账户, 该账户贷方反映本年可供分配的利润, 通过设置“年初未分配利润”、“本年利润”、“盈余公积转入”等专栏提供详细信息;借方反映已分配的利润及转销的未分配的利润, 通过设置“年初未弥补亏损”、“已分配利润”、“年末转销的未分配利润”等专栏反映。“可分配利润”及“利润分配”为两个过渡性账户, 只在年终结账及利润分配业务发生时使用。此类业务处理完毕, 该账户也就随之结平。

年终有关业务的账务处理: (1) 将本年实现的净利润结转至“可分配利润” (若本年发生亏损, 分录方向相反) :借:本年利润;贷:可分配利润。 (2) 将“未分配利润”年初贷方余额转至“可分配利润” (若“未分配利润”年初为借方余额, 分录方向相反) :借:未分配利润;贷:可分配利润。 (3) 企业若发生诸如用盈余公积补亏的业务, 则:借:盈余公积;贷:可分配利润。经过上述几笔业务处理之后, “可分配利润”反映的就是本年度可用来分配的利润总额。 (4) 年终分配利润时:借:利润分配;贷:盈余公积, 应付利润。 (5) 利润分配完毕, 将“利润分配”及“可分配利润”账户结平:借:可分配利润;贷:利润分配。借:可分配利润;贷:未分配利润。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