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嬗变论文（共10篇）
现代嬗变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是对物质客观能动的反应。在体育教学过程中, 体育教学实践是体育教学理论的源泉, 体育教学的实际开展情况直接决定体育教学理论的发展变化。而体育教学理论是体育教学工作开展的指挥师, 一切体育教学的具体工作安排都是在体育教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体育教学理论与体育教学实践是事物的两个方面, 共同构成体育教学体系,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1 传统的体育教学理论
1.1 苏联化的体育教学理论
在我国体育教学起步的时期, 由于我国当时的国情, 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引进和借鉴苏联的体育教学模式。苏联化的体育教学模式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总的思想基础, 其中还包括巴甫洛夫的自然科学理论, 凯洛夫的教育学学科体系理论等。这种苏联化的体育教学理论, 它强调了体育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注重教学方法, 紧抓课堂纪律, 这种体育教学模式突出表现为它强调体育的社会教育价值。不可否认, 苏联化的这种体育教学模式存在很多漏洞, 一方面它孤立了体育教学与社会学、伦理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的练习;另一方面它过分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 忽视了发扬学生的个性, 并且这种照搬照抄的苏联式体育教学模式忽视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1.2 中国化的体育教学理论
我国体育教学理论的真正开始是在1979年之后,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为我国体育教学理论的独立开展提供了锲机。伴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颁布, 国家体育教研组织编写体育教学理论大纲, 各国体育学术论文纷纷涌入我国, 我国的体育教研工作者开始从狭隘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 接触和吸收到新的、科学化的体育教学理论。我国的体育教学理论开始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 是我国体育教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 开始对体育教学理论进行了更深、更细的划分, 出现了竞技教育、快乐体育、终身体育、全面教育等多种科研理论。我国的体育教学理论逐渐发展成一门具备完整理论体系的独立的学科。
2 现代体育教学理论的嬗变
2.1 现代体育教学理论特征的嬗变
2.1.1 充分发扬学生的个性
我们知道教学的目的与任务在于学生的学, 教学不是把教师头脑中的东西原封不动的灌输给学生, 不是让学生教条化、机械化的学习, 体育教学更是如此。体育课程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课程, 是学生们缓解学习压力, 充分张扬个性与发展爱好的课程。在现代化的体育教学中, 更加注重对学生的兴趣爱好与个性的培养。让学生们发扬自己的个性, 充满快乐的成长。
2.1.2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
现代化的体育教学是教师和学生二位一体的教学, 是教师与学生的多边活动。现代化的体育教学不再局限于传统体育教学的那种过分注重教师的主导地位或是过分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的观念, 现代化的体育教学强调教师与学生的多边互动关系。它倡导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多边活动, 这种理论有利于学生学习主动性的提高,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开发性和创新思维。活跃了课堂气氛, 减轻了教师的教学负担, 让学生在近似于“玩”的氛围中逐渐养成良好的身心素质, 从而达到体育课的目的。
2.1.3 注重体育教学中的美育
现代化的教学强调寓美于教、寓教于美, 在现代美学已经涉及到各门学科的方方面面, 一直以来体育和美育都是息息相关的。全面把握和认识体育教学与美学的关系意义, 是对现代化体育教学提出的一个重要要求。现代的美学体育观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创造美的教学环境, 践行美的教学行为, 运用美的教学语言, 在练习项目和体育教材中充分挖掘审美因子, 使学生们在体育课中充分感受到运动美、体态美、艺术美等。在现代体育教学中对美的理解与欣赏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美的价值规律的践行贯穿体育课程教学的始终。
2.1.4 个体与集体的协调关系
体育课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课程, 绝大多数的体育项目都是集体性的对抗项目。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既要注重发扬学生的个性, 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传统的体育教学虽然重视对学生集体主义思想的培养, 但是过分强调个人对集体的绝对服从, 而不注重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和个体的尊重。因此我们说传统的体育教学没有处理好集体与个人的协调关系。现代的体育教学理论在培养学生集体主义观的同时, 更加注重对学生个体的培养, 充分尊重和发扬了学生的个性, 在教学中突出学生的主体性, 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现代化的这种体育教学理论, 在“求同存异”的指导下, 既使学生充分发扬了个性, 又使得这个集体和谐相处。
2.2 现代体育教学方法的嬗变
2.2.1 综合化的教学方法
现代化的体育教学方法, 打破了传统体育教学的单一模式, 注重多种教学方法的穿插结合与配合安排。它以素质教育为目的, 从而收获最佳的教学成果。要求教师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组织、安排课堂内容, 规划课堂结构。在实际、具体的教学中灵活运用, 有效而巧妙的转换内容安排, 既保证教学的质量, 又注重教学课堂的趣味性, 从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活跃课堂氛围, 完成教学的任务与要求。
2.2.2 个性化的教学方法
由于现代的体育教学不同于传统的体育教学, 它不再仅限于教师的主导地位, 而更加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现代化的体育教学倾向于学生潜能的发展, 在教学上因材施教, 以期达到学生个性化的健康成长。现代体育教学的个性化主要体现在: (1) 学生的个体活动在现代体育教学中占了相当比例, 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和其他教学方法共同构成了现代体育教学方法体系, 如暗示教学、协调教学、合作教学等等; (2) 现代教学手段的多样化为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平台, 促使学生在知识技能、兴趣爱好、道德品质的全面发展和提高。
2.3 现代体育教学目的嬗变
2.3.1 充分发扬体育的育人作用
体育课程虽然不同于文化课, 但它也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 现代化的体育教学, 不仅在于完成体育教学的任务, 更注重对学生的人格教育, 不仅要锻炼好学生们的身体素质, 更要培养学生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树立良好的道德意识。因此在体育课堂上, 要把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意识和心理品质, 融合在整个的教学中。要求体育教师不仅注重培养学生体育技能, 更加要重视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水平。
2.3.2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现代化的体育教学不仅在于增强学生的体质, 提高学生的身体健康水平, 更在于促进学生德、育、身、心的全面发展。让学生掌握体育知识和技能同时, 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培养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让他们逐步感受到体育课的乐趣。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轻松的、愉快的掌握应具备的技能和知识, 渐渐养成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 树立高尚的情操。培养学生成为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2.3.3 使学生树立终身体育观念, 成为合格的社会人
传统的体育教学只注重学生在校期间的教学和培养, 一旦学生离开学校走向社会, 体育也将随之结束, 而且传统的体育教学注重的是体育成绩考核, 使得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形成了一对矛盾, 这些不利于体育教学的良性发展。现代化体育文化背景下的教学是健康教育与体育教学的结合, 是学校体育教学与终身体育培养的结合, 它使学生在学校期间, 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 培养并形成体育意识, 教师在体育课堂上, 引导学生既在外形上又在品质上健康发展, 在健身的同时健心, 从而培养了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学生在体育教学中不仅提高了身体素质, 更培养了团队集体意识, 具备了良好的德育精神风貌, 这些都有利于学生面对现代社会巨大的压力与挑战, 成功走向社会, 成为优秀合格的社会人。
总的说来, 我国体育教学从诞生初期到今天, 一直呈螺旋式的上升状态, 在体育教学的最初阶段几乎全盘引进和借鉴的苏联式的体育教学模式, 而后我国体育科研工作者们, 在摸索、整合、总结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体育教学模式, 在我国特色体育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 有过失败和教训, 但总的说来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现如今, 我国的体育事业蒸蒸日上, 我们坚信我国的体育事业将会越来越好。
摘要：体育教学体系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体育教学理论是在我国体育教学的不断成长、变化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 本文就是以体育教学实践为指标, 来论述我国现代体育教学理论的嬗变。
关键词：体育教学实践,体育教学理论,体育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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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嬗变论文 篇2
作者：任剑涛 来源：南风窗
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至今，中国大学已走过整整100年历程。因此，从京师大学堂改名而来的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大学史是完全吻合在一起的。现代中国大学诞生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背景下，百年中国曲折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恰恰与百年中国大学不平坦的成长相映成趣。在此，北京大学百年就与现代中国发生了双重的关联：既与百年中国大学历程一致，又与百年中国现代化变迁一致。一所大学与一个社会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而这一社会和这所大学都有如此之多令人反思的地方，因而，解读北京大学的百年史，可以合理地视为解读现代中国大学史、解读现代中国社会运动史。
考虑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后发外生的，这一特性注定了一切“现代的”东西进入中国，都得有一个思想上的再验证、介入社会运动之时的有用性检验问题，故尔，一种思想是否能在社会变迁中获得广泛认同与支持，就与其能否经受得起思想检验与社会筛选直接相关。现代大学是现代社会需求、现代教育思想的产物，大学的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变迁过程中能否显现而出，便要看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大学实践以及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中，是否获得了自证其合理性的依据。为此，我们得思考大学“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而社会、尤其是社会统治者又想大学成为一个什么模样，从而，在大学与社会互动的边沿上，刻画中国大学精神形成及其演变的过程。而北京大学，正是窥见中国大学这只全豹的“一斑”。
大学的主义：老北大的底蕴
北京大学以京师大学堂为名设立时，这所学校究竟要建设成一个样子，就已由京师大学堂这一“新政”措施出台有关的变法倡导者──康有为所提出的《请开学校折》中进行了设计，基本精神从八个字上体现出来：“广开学校，以养人才”，而且他从四方面分疏了这一中国最初的大学理念。一者从鼓舞国民士气、维新图强出发，新学校的开办比旧科举要为优，而且是“急补养以培其中气”的“最要”措施；二者古典社会以科举取代学校，人才渐少，国运亦衰；三者观察当今欧美强盛原因，“以百业千器万枝，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四者政治经济上的变法举措“可急就”，但“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可见兴办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大学在定位上的特殊性。而大学与政治经济事务的区别、与以“学”即思想与知识为象征性标志的独特性，在康有为处已得到清晰认知。
京师大学堂在度过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危机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正式称为北京大学之前，学校当局就明确强调学校的基本精神是“为国求学”，对学生的的要求则是“努力自爱”。如果说这为北京大学奠定了办学方向，那么，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后，尤其是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便将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基本观念具体发挥或明确阐释为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学精神。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大学机制，则有保护自由进行学术探索的必要，“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后者就是为今天的大学教育研究者所赞不绝口的“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办学思想。这一思路，为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局所继承。在学校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学校当局相对自由化的办学主张，社会政治统治者自愿不自愿的“容忍”，北京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底蕴获得了可靠的支撑。因此，大学的主义在这一段时期具有成长的宽松空间。所谓大学的主义，是指大学按照自身的逻辑显现而出的特性，即源自西方近代社会变迁产生的、大学所具有的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具有的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具有的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化定势而言的包容性，具有的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具有的相对于实际社会生活现实性而言的理想性，具有的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等等。大学的主义，是免除了政治压抑、经济控制、文化约束等等从外部限制大学的危险、因而具有自由主义办学倾向的、非意识形态化特征明显的教育理念。它不为制造某种牌子的政治继承者运转，也不为获得惊人的经济效益规模化的生产所谓合格的劳动者，更不为发展某种带有霸权色彩的体制化文化提供后备军。它运作于现代大学从中世纪西方产生以来就具有的自由地进行思想创造、系统地传授知识的“大学精神”基础上。大学，是牵引现代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不是尾随政经巨头的“哈趴狗”。
而具体到以北京大学代表的“大学的主义”，则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大学成为自由的思想发育地；其二，大学成为各种观念并存的宽松地；其三，大学成为影响社会（而不是相反）的策源地。从第一方面来看，北京大学是中国自由主义理念的发育地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引介。即从西方输入古典中国文化中缺乏的自由理念，以求改造中国文化；第二阶段属消化。即结合中国文化现代处境，将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理顺。第三阶段属自立。即创立汉语语境的自由主义论说。到第三阶段的发展，依托的地域已转移到港台海外。而前两个阶段则都与北大直接相关。改名北大后的首任校长严复，是引介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著名思想家。而同样担任过校长职务的胡适，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得以消化，即使得自由主义成为汉语学术论题的关键人物。自由主义与北京大学、现代教育理念与大学机构在此融合为一。自由主义之作为现代社会运动的中心理念，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此而言，北大作为自由主义的引介机构、作为显现现代大学与自由主义的亲合关系的学术单位，象征着大学的主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
从第二方面来说，北京大学是自由主义的阵地，但学术的自由主义立场与办学的自由主张应当互容，才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真实性。换言之，自由主义作为思想立场，与其他思想体系是有差异，并有排斥性的。但自由主义作为教育思想导向，则必须与其他思想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北大由蔡元培奠立的“兼容并包”的办教育理路，正好在后一方面显示了它的自由主义特性。而北大最辉煌时期，自由主义的胡适、激进主义的陈独秀、保守主义的梁漱溟都在北大宣泄自己的观点与思想。蔡元培代表了北大当局的自由办学思想，胡陈梁的并在代表了北大学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北京大学能够被人以“标新立异”来述说其引领50年代以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荣耀史的基本根据。而这一格局反映为大学体制，就是今天还为人津津乐道的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既指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学术研究，也指教授对大学事务的自主决定权。这在老北大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大学的主义”可以支配大学，意味着大学自身处于主动的地位。再就第三方面来分析，北京大学历来以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来显示现代大学的独特地位与社会功能。这点可以从三个支点上获得确认：北大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库；是现代运动的发源地；是现代生活理念的“生产商”。现代中国的三大思潮──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头面人物，都少不了北大人士。现代运动，尤其象五四那样影响与制约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运动，直接发源于北大。而现代生活，即介入公共生活的热情远远胜过对个人一己私情的关注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北大人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大人那种对社会事务的热情参与，对国家大事、尤其是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的关注，对公共政治问题集群性地表达意见的方式，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之无愧地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是“大学的主义”之存在的证明。
大学的改造
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这既意味着整个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也就意味着大学格局的根本性改变。新政权的努力目标是有惊人诱惑力的：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发达、文化上新锐。总之，一切旧的东西都要进行改造，将其转变为全新的东西。它要与旧的社会彻底决裂。它所要达到的奋斗目标是前所未见的，因而，开创性与革命性都是不言而喻的。“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但是振奋社会人心的口号，也是新政权付诸社会整体改造实践的政策导向。
通常说来，社会改造工程的进程是由稳定政权到发展经济、再到思想文化整合。到1952年，对于新政权而言，政经大局已定。对思想文化的改造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思想文化改造，大致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以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以便从政经一统进于思想一统。二是对意识形态的社会依附机构加以改造，以便使得各种社会机构为新政权服务。三是对全社会进行系统的规划，以革命性姿态进行新的社会重造。就第一点来说，1949年建国的新政权，在甫接掌全国政权之时，执政党的领导人就敏锐意识到这一点。1950年底，电影《武训传》放映后引起反响。执政党领袖意识到有了思想改造的适当契机。因为对新意识形态而言，武训所代表的恰恰是与其抵触的唯心史观。文化界、教育界对之所持的态度，体现了新旧意识形态的冲突。为此，以灌输新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对思想文化界（首当其冲的是教育界）的改造运动，揭开了序幕。
1951年，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发表了改造知识分子的言论。周在政治腹心的京津地区大学教师学习会上专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而毛则将这种改造的地位与作用提到非常高的地步，“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首先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接下来，共和国领袖们的指示变成为知识界教育界改造的正式政策。是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将知识分子的个人改造与组织改造结合起来。第二年，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要求大学致力打击旧思想，划清敌我界限，以便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得到了确定。
但是，对于新的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而言，不单纯是几个文告和几次教育就可以达成的。从社会进程的经验事实来看，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的稳定，还依赖于对旧的意识形态所依托的社会机构的直接改造，才能加以强化。从共和国创立至1952年，新政权对此是有敏锐的自觉。因此，1949年底，便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并以此为起点，采取了四个重大的步骤，使得大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彻底改变。其一是开设马列主义的政治课，建立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和对师生的政治工作制度。其二是进行学制的改革。三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以苏联模式作为教育改革和全局设计的样板。四是在全国范围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
经过这样的布局，新政权便从政治统治者、经济控制者，进一步成为思想引导者。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再通过对自身的整顿，对社会各个环节的改造，已经可以大气派地宣告“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确实，就政经视角观察，上述三部曲的完成，对于一个新生的政权而言，意味着它对权力的牢固控制。在这点上来说，它达到了空前的成功。也必须承认，以大学对于它的有用性而言，它对大学的改造是成功的。起码说来，一个政权对社会的全方位有效约束，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成功过。大学作为一个在贫穷社会里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机构，成功地被改造为既可以发挥其功能性作用，又可以成为意识形态控制工具的双重机构。这在整部大学史上，也还是开创性的。
至此，大学的改造可以说已经完成。从外部讲，新的政经体制已经稳定，而且新政府的建构取向是全能的。这意味着新政府不单要对政治进行彻底的改造，也要对经济进行全面的重整，还要对意识形态进行有效的约束。全能政治的形成，使得处于政治经济边缘的大学，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政经一统的轨道上来。一切与社会生活关联的因素，都将被组合进一个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大学，自然无法再期望保持自身应当具有的基本性质。它不得不从被迫到自动地融入全能政治体系之中，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从内部讲，新的大学运转体制的建立，使得大学的学术自主性退居第二位，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全幅主导大学运转的第一位的高度。与此相关，大学作为教育机构传授知识的主导功用也发生了变化，而传达与执行党的意志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大学由此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属于党的意志的学术，这包含着为实现党的长期任务或当下目标而发挥作用的基础与技术科学，以及为论证党执政的合法性而运转的“社会科学”；二是从属于党的发展所需的后备军培养的教育活动，这包含主导教学的思想政治课程，划分为不同专业、为将来“专业对口”地工作而进行准备的学科教学。前者把大学教师约束在一个既定的框架内。后者把大学学生制造为合模的劳动者。大学的轨道与执政党执政的轨道完全合二为一。
主义的大学：新北大的样式
在大学的改造过程中，北京大学逐渐具有一个与旧北大不同的样式。
首先，这与北大作为改造的重点单位有关。北大作为改造的重点单位，有两个意思，一是北大本身的改造是整个大学改造的重点；二是在大学改造的重大举措──院系调整上，北大是把文科主要学系的知名学者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改造的地方，大学改造的汇聚性直接在此得到体现。其次，这与北大的官式定位的变化有关。北大在“旧”中国就已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五四以来北大与中国政治事件纠缠不清的关系，北大人物与政治人物的复杂关系，都会使人对北大办学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同样关注。假如再契入政权交接后新政权执掌者自然而然的权力敏感，对一个与学界政界有深厚渊源的机构的定位，肯定会动手术的。表面上看，在大学改造中，清华大学似乎被削弱了，北大则有加强。前者的文科整个被端掉了。名家大多到了北大。究其实，按新政权执掌者的思路，大学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机构，依据毛泽东的说法，大学是要办的，但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理工科可以为稳定政权提供实际效益，而文科则对之毫无贡献。就此而言，加强北大是其表，削弱北大是其里。北大文科力量的加强，只是为了表明新政权的开明，表明有之不多无之不少的存在而已。加上文科迅速被新意识形态完全改造，大学的主义由于文科的变形或特殊化的消失，这一定位对政治稳定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再次，这与北大集中人文社会科学界领袖人物易于“管理”的高教管理新模式有关。人文学术需要广泛的力量来支撑，需要各有其氛围的特殊环境来支持不同取向的人文立场。人文学术与集中化管理是不相融的。因为集中意味着对人文取向多样性的否定，而缺乏多样性，人文学术的自由生长就难以期望。大学的改造中，集中人文学术力量的政策思路，恰恰对此有敏锐的直觉。因而，当不同学术立场、不同学术取向、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维理路的学者，因为政治的理由一下子集中到一起时，自由地发挥其学术思想的土壤失去了，就只有服从政治化改造的一个官式思想，以政治稳定为由，学习新意识形态理论，放弃自己的理论立场，对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检讨，表明自己的政治认同感。一旦政治成为人文学者考虑问题的轴心，那么大学学者以学术介入社会、影响社会的能力就完全被限制住了。有关方面管理大学事务就不会太困难了。
动态地看，新北大的样式确实与以往不同了。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认识。一是融入了社会政治体制之中，变成为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混合体。尤其是完整的执政党的党委建制，在大学运转中发挥着完全权威的作用。远远将大学的行政当局与大学的主体──教授二者的作用抛在后面。在重大历史事件上、在仪式庆典上，党委的排位与作用都被突出出来。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有：前者是文革初期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事件，与文革时期具有代表意识形态发言的“梁效”班子。后者是北大党委书记的排位总在北大校长之前，而庆祝北大建校百年如此重要的庆典，也由党委书记来主持。与此相关，大学的人事体制也限定了校长与学者的互动机会。党管干部，使得校长的人事权几乎荡然无存。校长影响力的下降，意味着学校行政当局对大学的办学自主已无能为力，只有听命于党和政府指令的份了。联系起来看，北大校领导的部级行政定位，也是将大学纳入一个易于管理的行政体制之中的一个举措而已。这些因素加上财政拨款而非自主筹款、办“教育”（即培养合格的劳动者）而非办学（即专门为创造与传播知识之所）等外部原因，北大的行政机关性质愈来愈强、现代大学性质相应却有所减弱。当这种转化投射到大学体制上时，便体现为本应成为大学主体的教授却无可挽回地边缘化了。教授无法参与大学事务的决策，仅仅成为单纯的教学人员而已。
二是大学教授的处境日益发生转化。一方面，技术化取向成为北大的新办学方向；50年代后的北大，尽管一度集中了全国人文学科的精英，但是文科一直呈衰颓之象。相反，理科的崛起令人注目。理科教授长期主理北大校政的局面，是使得大学的技术化取向完全盖住了大学之成为大学的人文化特征。而党和政府对理工科倾斜性十分明显的投入，也使得理工科获得的、具有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成果，盖住了难见当下效益的人文学科的论著的影响力。以往，北大之成为北大的理由在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中国现代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北大之成为北大的理由是因为她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就连北大1998年专为百年校庆而设计的招生广告，在回顾近20年的“留给昨天”的“辉煌”，给理工科的“辉煌”地盘，也比人文学科的“辉煌”地盘要大得多。另一方面，曾经在大学前台引领大学发展方向的文科学者，退居幕后，既不成为学校的中心人物，更不成为大学的精神灵魂；即使是仍然在前台活动的比较活跃的文科学者，也大半是学术性人物，而不是思想性人物。他们是以自己的博学对大学以及社会发生影响力的。他们无力给变化社会提供具有思想力度的理论指引。或者，这类学者就是具有深厚学养，却已经完全意识形态化了的学者。他们的观念是对意识形态的文明性、学理性反刍。而他们得以出台发挥不足道哉的影响，相当程度也是因为文科的点缀之必不可少。老北大的文科辉煌让渡给新北大的理工科领骚，多少都示人以北大退出社会，隐入技术世界的意味。再一方面，大学对文理科学者的回报也大不相同，后者日益成为新兴的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既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也获得重要的学术地位。而文科学者明显陷入一种哀怨的不满状态。前者的典型是因于北大方正的业绩而声名鹊起的、而成为最高学术称号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一位知名人物。后者的典型则是因为职评中受冷落的一位人文学科年轻学者，他连带着遗憾、惋惜、愤怒等复杂的心情，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北大，魂兮归来》，刊于具有全国性广泛影响的一家知名刊物上，引起有关方面的紧张，限制其发行。
三是大学的社会介入方式总是在学术以外的政治或其他方面找到支撑点，而社会对大学的期望也总是在学术之外的政治敏感与个人生活上打圈。就前者而言，50年代后的北大，与当代中国体制化政治的紧密关联，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就后者而言，北大与非体制化社会政治运动的直接纠结，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北大是否介入某一政治论证活动或政治抗议活动，成为中国政治变局的一个“变数”。从后起现代国家来看，大学成为变化社会的变革要求的表达者，本不奇怪。但大学给人的期望，大多滞于政治期望的表达，对大学的健全发展，弊总是大于利的。这增加了大学的浮躁、降低了大学的沉稳，以及大学对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可能性。
现代建筑设计嬗变原因阐释 篇3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末的百余年，现代建筑设计呈现的是一场颠覆性变革，其间充斥着无数由逐渐演变而引发的突变，突变而构成的嬗变。主要缘于思想突破、科技进步、需求改变、目标人群转向等因素。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辉煌成就，使科学精神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倍受推崇。现代主义在哲学方面继承了传统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拜物教，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崇拜，处处表现在对功能结构的合理性与逻辑性的崇尚。现代艺术的直接推动都使现代建筑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追本溯源，二十世纪初欧洲社会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现代艺术与设计思想理论建立的重要源泉动力，现代艺术不再是宗教性道德性的训诂，而现代设计更是把人的需要作为聚焦的中心，开始关心大众的需求，这都为现代建筑与城市设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未来主义强调以机械为未来的审美中心，崇尚机械美，崇尚与传统决裂的崭新的、现代的形式和风格。在此召唤下，现代建筑设计中高技派的诞生与延续，柯布西耶机械理性城市观的确立也就显得顺理成章，甚至对当下建筑设计思想仍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未来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审美立场，为现代主义建筑冲击传统建筑提供了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方法。
建筑用以政治性表达，王权时期已极为普遍，即使在君主政体倾覆的共和时期依然盛行，典型的如拿破仑时期，雄狮凯旋门、旺多姆广场雄狮柱等建筑物及巴黎新规划设计，这些伟业得以兴建乃至它其特有的帝国容颜，本身就是在取悦政治，用建筑艺术不遗余力地颂扬统治；19世纪中叶，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生产的工业产品已占到世界工业产品总量半数“世界工厂”之誉当之无愧。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及其展馆“水晶宫”，极大展示了全球第一经济强国的实力，及工业化的现代新姿；埃菲尔铁塔用钢铁巨人的雄健身姿彰显了法国共和制度的优越性；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新精神馆，名如其实，亦被作为一战催生的共和制政体—魏玛共和国形象大使。能直观地展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特别是现代大都市的综合水准，建筑首屈一指，而权力财富的彰显—摩天楼首当其冲。大工业，大生产，大商业，大繁荣，多机遇，新生活，于是人如潮涌，何处容身！城市急剧膨胀，寸土寸金，要利益最大化，用地容积率先要最大化！强烈需求的召引下，钢铁混凝土玻璃等新型材料，新型结构技术，高层配套设施等已备，各方聚集，一拍即合—摩天楼诞生！政府、银行、保险公司、石油公司、商业大厦、贸易中心……必以其形象示人，方显英雄本富！摩天楼自它出现起就注定相互追逐的命运，世界第一高的桂冠，让各大财团或政要趋之若鹜，新的高度不断攀升.
世界历经二战后的疲惫与创痛、六零年代的反思与迷惘、七零年代的叛逆与奋争，八零年代的躁动与不安，二十世纪后期，经济稳步上升，和平众望所归，整体趋于平稳发展态势。以往精英阶层或专业领域独有的先进理念得以广泛传播并渗入社会每个角落，各阶层、各领域逐步达成共识，人们愈发关注周遭环境，尊重并努力与自然和谐共处，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尤其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需求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精细化，注重生活品质，追求“诗意的栖居”—安适与品位皆具的需求，这是理性与感性相契合的嬗变动因，也是今后的主要需求倾向。
建筑史几乎为帝王殿堂、神庙、教堂和服务娱乐设施的集粹。“多是为了炫耀一种权威，不是宗教的便是专制的”，极度彰显出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意志与无可比拟的财富。直至二十世纪初叶“设计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格罗佩斯，这位现代设计、现代建筑教育和现代主义设计最重要的奠基人，其试验性探索、教育实践、设计思想使20世纪以来的几代设计师获益匪浅并影响至今。他始终坚持设计面向大众，这种带有鲜明民主主义色彩和社会主义特征的设计思想，在包豪斯得到推广并发扬光大。他们力图从建筑设计着手改良社会，把建筑创作视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手段，进行的是社会进行工程化的改革，其思想和实践探索具有极强烈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也成为“拯救众生”的另一种精英主义。这些现代主义精英在自身精英化的历史使命召使下，有着不同以往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努力以当时需求为指南，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实践了设计要为大众服务的宗旨，进行大量有益尝试。
然，时代列车渐行渐远，战后约二十年，国际主义风格的弊端渐渐显形，极端理性、漠视情感、强调共性、忽略个体、重物质、轻精神，导致一系列刻板单一的生活环境和城市景观。更有甚者，现代主义原则由先前以倡导民主平等“设计要为大众服务”，被逐渐篡改成围绕金钱与权力，将社会性、大众性抛弃。反思中，观念逐渐明朗：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创造，如对人的心理感受予以漠视，建筑城市空间终将沦为空洞、抽象、无意义可言的造物。时代车轮滚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不断演进，始终呈现一种相贯通的嬗变状态。大工业时代的全面机械复制下，原是精英秘密的文化艺术，纷纷被拉下神坛自动跳水，商业是手段，利益是驱动，大众的关注成了核心，大众也成了被关注的核心。拯救万民的上帝姿态成为嘲弄的对象，“数字土生子们”厌倦了以上视下的说教，在网络空间中，平等的交换信息成为风尚。用新科技武装到牙齿的大众，掌握了以往精英权威拥有的技术手段、物质资源，凭兴趣可随时从后台转向前台、从看客变身主角……这必然引发新一轮的嬗变!
思想上的破旧立新，必然激起科技领域的锐意进取，大批新技术新材料的面世，为“变”提供物质基础，而观念变革引动新需求，新需求又促成众多新领域，物质雄厚，科技蓬勃，使精英专有转向大众分享，需求多样导致风格多样，风格及其背后的理念又与个人、民族、地域、国家、时代等结合，多元化日甚……相互激发可产生巨大动能，影响不仅限于建筑城市，对于整个社会进程和人类的发展都发挥强劲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蒂安﹒德维叶. 城市建筑学与城市设计. 建筑学报，1985.
[2] 刘捷. 城市形态的整合.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3] 闫力. 历史主义建筑. 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现代嬗变论文 篇4
1 睁眼看世界:西学东渐、“兵式体操”进学校
1840 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惊醒了清政府及国民的东方大国之梦。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开设通商港口、签订不平等条约等。西方列强不断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速对中国的侵略,国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国家民族危机空前。这时“社会精英”和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以弓、刀、石、马等武术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火器装备军队的需要,被迫开始了睁眼看世界。
官僚阶级洋务派开启了洋务运动。有识之士开始了“睁眼看世界”,且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以求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富强、自保。受到当时洋务派和“新式教育”的影响,清政府废除了当时的“书院”。[1]在光绪二十一年,李鸿章奏设天津武备学堂后,各省亦相继设立。[2]全国举办了一大批的军事学堂。当时的军事学堂学习和训练的科目多为文理、火器( 洋枪、洋炮)、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等西式体育内容,当时虽然开设武术课,但很不普遍。[3]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提出了废止武举制的主张,并在《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拆》中提出以武备学堂来取代弓、刀、步、石武术和旗兵的弓矢学习。梁启超则极力宣扬古代的“武士道”精神,主张“尚武”救国。清政府则颁发了“癸卯学制”,军事学堂内普遍开设了军式体操科,使得学校内的“本土体育”武术让位于西方的“兵式体操”。
2 强种保国:复古运动、“学校武术”崛起
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国民对自身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思想也得到相对性的进步,但是并没有使中国摆脱西方列强的入侵、社会国家的动荡。中国自古以来是“重文轻武,文武分途”的局面,再加上清政府的废武举设学堂弃武不用,军队改练兵操的举措,以及当时火器风靡的境况,使得习练中国武术的人数不断下降。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国民生活艰难,国民的体质状况也不断下降,国家面临着灭种灭族的危机之中。
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一种积贫积弱的困局之中。这时,社会精英们和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民之基础,强国必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国民体格之改良发育乃国家之百年大计。[4]在孙中山先生的“强国强种”和“尚武精神”的倡导下,社会精英们和有识之士将武术推进了学校。在1915 年4 月,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教育部采纳了议案中的建议,并同年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5]使得中国武术进入学校课堂,当时的武术师资主要来源于民间拳师、武术社团、各级国术馆和体育专门学校的毕业生。还开展了大量的武术运动会和赴海外表演等活动。在民国政府领导人的支持下,中央国术馆发展空前,在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在1940 年后,由于社会民族矛盾危机及抗日战争的爆发,学校武术在此期间受到了严重影响,例如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等武术组织和社团的解体。
3 接轨奥运:肢解传统武术,推崇竞技武术
新中国成立已有六十多年了,回顾六十多年来学校武术走过的步伐。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建学校武术的雏形时期;及十年文革动乱的低谷时期;以及改革开发后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时期。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学校武术都在向前进步着。但是,当下学校武术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3.1 学校武术:表面繁华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武术在1952 年被正式列为体育推广的项目,在学校得到了继承及发展。在1958 年的全国体育院校负责人的座谈会上,将武术列为了体育院校的必修式选修课。以及1961 年修订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将武术列入中小学的体育教学大纲,使学校武术教育机制步入正常轨道。[6]十年文革期间,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几乎停滞。学校的体育课被军体课所代替,学校武术的教育进入了低谷时期。但是,值得庆幸的是,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学校武术的发展送来了曙光。从小学到高中各阶段不断地修订了武术的教学内容。在普通高校的武术教育中,成立了如北京、上海、武汉、成都、西安、沈阳等众多的体育院校武术系。1984 年,国务院批准了武术硕士学位的授权。1996 年,上海体育学院成立了第一个武术博士学位的授权点。1997 年,正式将学科确立为民族传统体育学。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术走进了小学到大学的体育课堂,并培养了大批“学士、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的武术人才,可以说学校武术的教育成就是显赫的。
3.2 学校武术:实际空虚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在不同时期又不断地将武术编入大纲,列入课程、制定教材,时至今日在学校中并没有实现根本普及,甚至许多学校“名存实亡”。[7]出现了学生喜欢武术,但却不喜欢武术课以及学校武术让位于外来武技等局面。根据调查发现,更有甚者,全国中小学开设过武术课者只有29.7%。如此低的覆盖率可想而知,中小学的武术课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尴尬局面。在高等学校武术教育中甚至出现了“无人而不设课”的现象。体育专业的学生则教学内容以竞技武术为主,教材陈旧且教学内容单一。由此可见,学校武术开展是不容乐观的,已经陷入了“表面繁华,实际空虚”的局面之中了。
4 当下学校武术发展
纵观近现代学校武术的变迁过程,学校武术的发展有兴盛、有衰落。但是,武术从未在学校的教育中消亡。无论是在外敌入侵的清末,还是在强种保国的民国,以及接轨奥运的现代。学校武术的兴衰与发展都与当时的国家需要、社会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4.1 教育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培养学生“终身习武”意识
少年弱则国弱,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的强弱关系着国家的兴盛、繁荣。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伊始。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却在持续的下降。清末民初,国民的身心都已是“病夫”之状。为迎合时代的需要,社会精英及有识之士提出了“强种保国,军国民教育”教育理念。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路,民生之基。学校教育关乎国家兴衰。因此,我们当下学校武术教育应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终身习武”的意识。使学生从身体上、技能上、品行上和人格上得到塑造。
武术教育是一种长期的贯穿人终身的知行教育,有别与西方体育项目。在外在方面,西方体育追求的则是速度、力量、体能的极限突破,讲究的是“高、难、新、美、真”的肢体张扬。其适用的人群是青少年及“体育精英”们的习练,不能终身进行。然而中国传统武术则适用于男女老幼等各类人群,其追求的则是强身健体。在内在方面,西方体育则更多的还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竞争意识。而传统武术的习练则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厚德载物、上善若水”等的内在修为。传统武术追求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像西方体育如田径、球类等运动可以短期内速成。正是因为传统武术优胜于西方的竞技体育,以及当下社会的需要。学校武术的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终身习武”的意识。提高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
4.2 武技:“突出击技,强化套路”
武术进入学校后,借鉴西方体操的教学方式进行体育课教学,并且将武术肢解成了“散打”和“套路”两个体系。用奥林匹克的标准来衡量“套路”,使其动作朝“高、难、新、美、真”的竞技武术发展,从而展现出谁的武术套路动作难度大、跳的高、翻的多等谁的武功高的局面。而“散打”则在竞技运动规则的束缚之下,瘦身成了一些直拳、摆拳等一些进攻技术和后闪、外拨、内拨等防守技术。中国武术在奥林匹克标准之下,使得中国武术去掉了内核,失去了真正的本质,在校园内举步维艰的推行着。当下,学校武术已陷入尴尬的局面。学生喜欢武术,但是不喜欢武术课。国内知名学者对学生学习武术动机的调查结果表明:排在第一位的是“防身自卫”,其次是强身健体,而想通过武术表现艺术美的寥寥无几。[8]鉴于此,我们应在学校推广学生喜闻乐见的武术。功法、套路和搏斗是风格各异拳种所共有的,突出武术的技击作用,强化武术套路的练习,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才能在学校推广和发展武术。技击是武术的核心内容之一,武术的其他部分内容都是在击技的基础上产生、发展出来的。[9]武术的击技包括招法和打法两大类。中国武术的招法是综合性的,暗含着多种劲路的转换和功防的变化,具有功防一体性。注重的乃是抗击力、打击力和技巧性。而打法则具有诡诈性和凶残性,讲究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下手为强”等打法风格。而散打比赛有规则的限制,注重是打的点数,对抗击力和打击力的要求相对较低。所谓的套路,也就是对各种击技招法的各种方式的组合演练,是对击技招法的功能再造与艺术表现。[10]击技的内容是招法和打法,而套路的内容则是招法和招法的组合方法。武术套路是有效击技招法的记录,是创编者对实战环境的模拟训练。如果武术套路没有了技击性,武术套路也就失去了其本质,不能叫武术套路了,也就同“舞蹈”、“体操”等无所差异了。武术套路的练法本身就是一种打法,坚持套路的技击性也是传统武术家的原则。当下,学校武术更多的还是艺术性的再现、创编者的情感表达,注重的是套路的艺术性和养生性等,忽略了其技击性。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竞技武术占据了学校武术的主流,并倾向于“舞蹈”、“体操”的形式,在动作的“高、难、新、美、真”的标准之下创编。竞技武术成了“武术精英”们的运动和演练的品牌,注重养生性的武术套路则成了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选择。因此,学校武术的发展应坚持“突出击技,强化套路”的原则,这才是学生们所需要的武术。
4.3 武德:“以武载德,以武求道”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是帝王的交接还是朝代的更迭,都是盛载着以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为主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优秀文化。中国自古以来都在继承弘扬着“仁、义、礼、智、信”文化思想精髓,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美称。但是,随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外来文化的强势传播,严重制约了中国本土文化。并且多年来,学校、家长一直以学生成绩为主要关注点,淡漠了学生的礼仪道德培养,致使中小学生礼仪教育出现严重缺失。[11]虽然该问题受到了国家及学校的重视,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礼仪道德培养文件,但是所取得的效果不容乐观。而中国武术受传统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强调的是“拳以立德,以德服人”且拳谚云“拳以德立,无德无拳”等思想。由此可见,武术是培养青少年礼仪道德规范的有效载体。武德也是对习武者用武的制约,使习武者追求的是“以礼待人、见义勇为、尊师重道”等优良品质,恪守“仁、义、理、智、信”等优良作风。武术不仅是技击,更是一种教化。中国的拳种包含着道德、技术体系以及武术故事。中国的武德谚语、各门派的门规戒律以及各拳种都是有故事可言的。这些对学生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教化作用。学校武术中的武德教育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武术道德观,强化武术的道德教化作用,同时在传授武德时要扬弃其中的糟粕部分,并结合现代社会核心道德观。[12]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民族意识。武德的缺失小则危害自己,大则危害社会、损坏国家形象。历史上持艺贻害武林,通敌卖国的武林高手不在少数。也有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及民族意识的习武者,如:岳飞、辛弃疾、霍元甲等武术先辈们。他们的人生事迹是对习武者最大的勉励,对学生爱国情怀、民族意识的最好教育题材。传统武术强调的是内外兼修,并且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强调身体的活动应合乎自然之道。追求的是“天人合一、阴阳论、气论”等人生哲理和自然大道,崇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德。加强学校武术的道德教育有利于人类社会的丰富多彩,有利于社会和谐有序的运转,从而达到和谐社会。
4.4 以拳种为单位:坚持“一校一拳”教学内容,实现两条腿走路
一直以来,学校武术的教学内容都是以五步拳、少年拳、初级长拳、太极拳等为主,以竞技套路取代了传统武术。教学内容陈旧、呆板,上课时学生都是在机械的模仿老师的动作。时间一长,学生们则对武术课失去了兴趣。毕竟竞技武术套路是对身体素质的要求较高,武术所要表达的攻防含义让位于表达的艺术性,使得武术成为了“武术精英”们的武术。学校是武术发扬的主要领域,而拳种具有地域性、门户性和多样性。郭志禹教授对中国武术按照地域初步勾勒除了燕赵、中原、齐鲁、吴越等多个地域武术,所以说武术的真正高手还是在民间。因此,我们学校武术应根据地域特色以拳种为单位,聘请民间高手到学校授拳,全面落实“一校一拳”的武术教学内容,这样有利于保障传统武术继承与发展的环境稳定,有利于强化套路的落实。并按照拳种进行招生,敞开“入仕进取”之门,采用“2+1”的课程模式,建立从小学到高校的“一校一拳”的教学内容、评价体系,并将其作为高等学校学生评奖评优、毕业考核或者升学的重要依据。高校的武术毕业生可以去军队、警署等保卫国家的机构单位工作,使学生们学有所用,服务于社会。传统武术是根,竞技武术是叶。竞技武术的动作取材离不开传统武术,传统武术的推广则需要借助于竞技武术。毕竟竞技武术还是少数人的武术,我们应该处理好学校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之间的关系,使学校的武术教育完成好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对接,做好学校武术的两条腿走路。
5 结语
学校武术教育自古以来都在继承着、发展着,其兴衰与社会环境,国家的需要是息息相关的。当下,学校武术的发展还是一个艰辛的工作,要想使学校武术能走得更长更远,不仅需要学校武术教育工作者的努力,还需要国家、政府的支持,并且在教学的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目的等多重方面与时俱进。学校武术的发展要同众多学科建立联系,在交叉学科中取得进步,建立学科体系,才能使学校武术的发展繁荣、持久。愿广大师生、社会工作者、国家政府等共同努力推进学校武术的发展,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在中西的文化碰撞中,我们要坚守本土文化自信心和自觉心。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综合分析我国近现代学校武术的近现代发展的历程及原因,并结合当下学校武术发展的现状问题研究今后学校武术发展的路径。研究认为:清末,在西学东渐的环境中,国人被迫开始了睁眼看世界,将西方的“兵式体操”推进学校;民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家千疮百孔,为强种保国,社会精英们和有识之士将武术推进了学校;现代,为了接轨世界,迎接奥运,肢解了传统武术,将竞技武术发展于学校。当下学校武术出现了表面繁荣,实际空虚的局面。研究得出:学校武术的发展于国家的需要、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认为当下学校武术的发展之路为:(1)教育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培养学生“终身习武”意识;(2)武技:“突出技击,强化套路”;(3)武德:“以武载德,以武求道”;(4)以拳种为单位:坚持“一校一拳”教学内容,实现两条腿走路,以求为当下学校武术的发展提供借鉴,促进学校武术的发展。
现代嬗变论文 篇5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C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19-0014-03
一、职业学校现代化治理概念及内涵
（一）治理的相关概念
“治理”是20世纪初西方行政管理学治理理论中的核心内容，即政府如何运用行政权力来管理国家和人民。[1]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CDD）认为“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2]
“治理体系”是进行有效治理的，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它涉及各相关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治理能力”是某组织运用制度或机制管理组织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即制度执行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治理体系的效能，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环节是人的素质，特别是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二）职业学校现代化治理的内涵
“治理”由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结构以及治理机制等构成，是以规则、合规和问责为核心组成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通过规则和制度约束，对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重塑，从而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目标。
“治理”的核心是“权力流散”，就是要打破某一个权力主体对权力的垄断，将权力分解给不同的主体，强调权力机构的多元化。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治理就是指在权力结构多元化背景下，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
衡量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主化；法治化；效率；协调。
就职业学校内部治理来说，是指管理方式、制度和机制等的总称，是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使得管理流程走向科学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学校治理理念不断延伸、优化的过程。
就职业学校外部治理来说，要挑战“政府是学校管理的唯一合法权威”的观点，转变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职能和角色，建立一种权力合作协商的关系。结合职业教育的办学规律、特色和未来发展趋势，加快推进科学规范、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建设，建立职业教育管理、办学、评价监督相分离的治理结构，实现多元化投入、多元化管理、多元化监督等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的共同治理局面，形成政府宏观管理、职业院校自主办学、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治理格局。在共同治理过程中激发学校的活力，促进职业教育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职业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二、职业学校治理与管理的主要区别
从“管理”到“治理”体现了国家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与转变。对职业学校的管理者来说，首先要搞清治理与管理的区别，才能从传统的管理跨入现代治理。这两者主要区别在四个方面：
（一）两者目的不同
管理主要是保证实现既定的管理目标；而治理的目的在于实现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
（二）两者职能不同
管理主要关注决策落实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而治理主要注重监督、明确责任体系和决策指导。
（三）实施基础和依据不同
管理主要依靠内部层级关系；而治理主要依靠法律规范。
（四）地位和作用不同
管理侧重于规定具体的发展路径和方法；而治理的作用在于规范权利和责任。
由此可见，现代治理不同于传统管理，更有别于以往的统治和管制，治理活动涉及范围更加宽泛，不仅包含自上而下的统治、管理，而且更强调方方面面的“共治”，各参与主体责任的共担等内容。
从宏观方面来讲，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创新方式，避免政府管得过多、过细、过于简单，制约职业学校因地制宜、特色发展。
从微观方面来讲，就是通过制定学校章程，完善内部管理体制与机制，落实校内各权力主体的地位，明确责任，提高制度的执行力，激发师生的创造性，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模式。
三、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一）学校外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一，政府职能尚未转变。职教管理体制依然是“条块结合、管办合一”的行政管理格局，政府越界形成一种“常态”，转变政府职能的理念提了数十年，目前还未真正实现。教育法规定高职院校有自主办学与民主管理权，但在现实中，诸如重要岗位人事任命、招生计划、专业设置等与高职院校自身发展关联密切的事务，仍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干预。
应尽快修改完善并颁布新的《职业教育法》，界定好政府、学校和社会的权利与责任，扩大职业院校招生、设置专业的自主权，政府从管理角色向监督与服务角色转变，让职业院校成为依法办学的真正主体。
第二，办学过于依附政府。权力依附——校长由政府部门任命，处于上下级的权力链条上；经济依附——办学资金由政府拨款，要吃“奶”就只能找“娘”；心理依附——在市场化改革后，由于“惯性心理”的影响，学校依然默认政府管控，依然存在从属于政府机构的思维定式和心理倾向。
应加快去“行政化”的步伐，逐步取消职业院校行政级别，推行校长职业化，减少对职业院校领导的委任。政府在免除中职学生学费的基础上，落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标准，并按科研项目的招标评审方式拨款，让高职与本科院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政府放手让职业院校参与市场竞争，允许采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形式多元化办学，培养更多适应社会需求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第三，缺少社会参与治理。社会组织是职业学校治理体系中的第三方治理主体，在参与教育公共事务的监督、评估以及援助上最具客观地位，是职教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是职教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职教领域内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难以得到实质性推进。
“治理”是多元利益主体如政府、职业学校及培训机构、企业或行业协会等，围绕共同目标协调互动，探讨建立地方政府、行业和企业、职业学校和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制度创新平台。要调动行业和企业支持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促进各个层面的产教融合，推进产学研一体化的集团化办学，形成教育与产业共同发展职业教育的组织机制，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
第四，搞好顶层治理设计。《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育督导条例》等规定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教育督导的实施应听取社会其他主体的意见等，但并未明确规定其他教育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政府仍然是教育治理的核心。因而社会力量参与治理难以找到明确的法律根据，法律地位的缺失致使其他教育治理主体形同虚设。
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尔后，教育部和人社部等部委联合编制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体系基本完成，各省、市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应加快配套法规建设，将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落到实处。大胆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让职业院校有更多的自主办学权，才能使职业院校有清晰的定位，办出特色与水平。
（二）学校内部存在的问题与策略
第一，治理制度缺位。职业学校大多缺少硬性规章制度，或有制度而执行不到位，“水流不到头”。隐性规则泛滥，“潜规则”流行，甚至暗箱操作、腐败滋生，导致学校内部管理效率低下、行为失范等不和谐现象出现。
应建章立制（制定学校章程），为教职员工提供科学化行为导向，重点强化内部监督制度。南京商校制定了系部工作职责和系主任岗位职责等多项新制度，构建了“三责并立、三位一体”管理模式，很好地实现了管理重心的下移，把系部建设成为凝聚力强、执行力强、绩效一流的指挥所。
第二，权力行使失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失范，导致内部主体关系失调。内部科层制管理官僚化、行政化倾向不断增强。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互相协调、补充和制衡，才能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南京商校在内部治理中发挥“智库”作用，成立由专家参与的“教学诊断与评估中心”，独立行使“诊断与评估权”，成为学校参政议政的智囊团。系部行使“承办权”，管理处室行使“考核权”，从而构成决策、执行与反馈的闭环治理回路。
第三，利益分配不均。党委、行政、教师三者利益关系，教师与学生、学生与管理部门、学生与社团利益关系，以及校董事会等利益关系整合不畅。
应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在收入分配和资源占有上真正向教学一线倾斜；建立内部利益冲突约束、调解和救济机制，让基层教师有反映的权利与申诉的机会。南京商校通过内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理分配与制度优化设计，不断实现各利益主体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以达到学校内部治理公正与效率契合的理想状态。
第四，公平信任危机。在传统管理中存在诸多不公平的现象，广大教职工对党委、行政班子成员的信任度不够，致使学校内部凝聚力下降。
应公布校领导收入与公务开支清单，主动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领导们深入教学一线，搭建与师生交流和合作的情感平台；营造校内机关处室与系部间相互尊重、平等互爱、融洽祥和的良好氛围；建立畅通沟通交流机制和矛盾调解消化机制。南京商校领导班子严格执行“八项规定”，践行“三严三实”，在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过程中，首先体现法治精神，其次体现民主意识，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自治团体的作用，让教师、学生和家长参与到学校决策过程中。
【参考文献】
[1]徐桂庭，关于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建设的若干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30）：53.
[2]徐桂庭，关于职业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若干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21）：166.
现代嬗变论文 篇6
一、由中心城镇向乡村辐射的嬗变效应
传统意义上的乡镇向具有现代特色的卫星城跨越, 各村落所面临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城市化、老龄化、外来人口迅速增加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村落文化嬗变的三大凸点。
1. 城市化
随着村容地貌的变迁, 村民的劳动和生活形态也因之互动。以周巷镇为例, 中心镇周边村落农田少了, 非农经济成分增加了, 大量村民转变成社区居民;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 使集士港镇融入宁波市中心半小时交通圈, 原本落后的小镇已与城市同步;而千年古镇慈城, 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 提出了“再造一个新慈城”的口号。这些看似平常的变化也给传统农民的文化生活带来新的洗涤。在劳作之余, 文艺健身、卡拉OK、各类球赛、地方戏展演、网上冲浪等现代城市文化元素, 揉合地方原生态的文化蕴藏, 出现在卫星城的各个村落。“要像城里人一样玩”, 文化生活城市化, 是一种瓜熟蒂落的新趋势。而这种趋势, 由城镇中心呈辐射状向周边蔓延。
2. 老龄化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各中心镇在向卫星城发展的过程中的老龄化程度也在同步加深。笔者从每个中心镇抽样调查两个行政村, 得到了以下数据。
由于地域环境、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因素, 各村之间尤其是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程度各不相同, 这从一个方面导致了老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周巷镇为例, 条件较好的海莫社区由老年人组成的文体队伍达到6支, 社区活动中心内各类设施齐全, 设有经常举办定期培训、科普讲座的老年大学;而万寿寺村只有一支老年柔力球队。万寿寺村较大的地域上, 仅有的两个活动室, 一个环境简陋, 较好的一个也局限于棋牌和少量的报纸图书, 不少老年人反映, 把旧书拿来, 到这里就是新书。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已经明白无误地发出警示:从村落文化的角度, 如何面对“银色浪潮”的汹涌冲击?
3. 外来人口的文化拷问
同样是上述六个村, 以下是人口构成的抽样调查数据:
在各卫星城总人口中占相当比例的外来务工人员, 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 他们从经济相对薄弱地区来到宁波务工, 而这些人当中又以青壮年为主。笔者曾随机走访一些外来务工者, 鲜有购书阅读或主动参加学习培训的个例, 业余时间大多是随便打发。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特性, 既带有农民的烙印, 又充满着对城市生活的期盼, 公益性文化广场和网吧是他们经常驻足的地方。但由于生活单调, 加上原有受教育程度不高, 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跟当地村民有一定差距。如何正视他们的文化需求并促使其融入宁波的文化大家庭, 是一个箭在弦上的问题。
二、卫星城市的村落文化在自觉不自觉中调整发展
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以及外来人口的迅速增加, 对卫星城市的村落文化开展, 无论从内容、表现方式还是参与主体等方面都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只有因势利导, 才能跟上时代的需要。
顺应广大村民高涨的热情, 集士港镇各村都成立了气排球队, 每年举办气排球联赛;由老年人组成的越剧社、大头娃娃队、合唱队、舞蹈队遍地开花, 万众村的吴惠萍一年中有340多天参加村里的各类文体活动, 被誉为“村落文化达人”;镇文化体育中心每两年一届, 为广大外来务工人员举办技能比赛。无独有偶, 千年古镇慈城的老年文化也开展得轰轰烈烈。书画协会、健美操、综艺、戏曲等队伍, 按地域划分, 在慈城的东、南、西、北四个片区, 每年举办村级汇演。也涌现出爱好健美操的文化达人周静美。每年一届的“新慈城人”艺术节, 更是深得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的欢迎。周巷镇的文化艺术节, 广泛动员广大老年文体爱好者和外来务工人员, 一起打造村落文化的靓丽风景。在向城市化迈进的历程中, 宁波市各卫星城市的村落文化, 正在重新审读老年文化的内涵, 正视广大外来务工者带来的影响, 在自我调整中不断发展。
三、开展卫星城市村落文化的几点建议
乡镇变身“小城市”, 是农村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 也是完善提升农村文化的前哨阵地。新形势下村落文化的发展, 事关卫星城整体发展大局。如果说中心城是整个行政区域发展的引擎, 卫星城则是车轮, 那村落文化无疑是润滑剂。发展卫星城的村落文化, 必须从以下抓起:
1. 政府部门的“有为而治”
由八个卫星城参与的宁波市首届“八星争辉”文艺汇演的举办, 显示了从政府的层面表达了对卫星城村落文化发展的重视。卫星城的发展既有别于一般乡镇, 又保留着乡镇的大量固有基因。其村落文化的规划、考核等方面必须注入新的思路。政府部门在政策法规制定、队伍建设上必须坚持求变、创新, 以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2. 化老年文化为村落文化的助推剂
人口老龄化已经不可阻挡地来临, 与其被动地适应, 不如主动面对, 切实抓好老年文化的开展。周巷镇海莫社区的老年大学, 集士港镇万众村的大头娃娃队、慈城镇文联创办的刊物《古镇慈城》, 老年人不仅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而且助推了各地村落文化的发展。蓬勃开展的老年文化活动也成为村落文化发展的骨干力量。
3. 切实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需求
各卫星城要设身处地地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需求, 并采取有效措施, 促使广大外来务工人员从文化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像周巷镇的文化艺术节, 集士港镇的“天天演、天天乐”活动等都是有益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新慈城人”艺术节, 由慈城镇文化发展服务中心、党群、工会等部门联袂行动, 以各企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文艺骨干为主体, 一年一度的村落文化盛宴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
4. 地域文化的固守与创新
周巷镇在历史沿革中培育出“围垦文化”“移民文化”的基因, 集士港镇物华天宝, 人才辈出, 千年古镇慈城则人文渊薮, 源远流长。这些, 都为各地的村落文化发展留存了肥沃的土壤。民间音乐粗细十翻、大头和尚、董孝子的传说等历史遗存被有效保护。而在保护的基础上如何推陈出新, 是新形势下卫星城村落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周巷镇积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村村建成了村落文化宫, 拥有一批省级“东海明珠工程”、宁波和慈溪市级样板文化宫。集士港镇以“德泽民生, 文行天下”为口号, 注重德文化特色的培育展示, 慈城镇则以中国慈孝文化为抓手, 以庙会、年糕节等节庆为平台, 以文化营销、旅游策划为突破口, 走出了一条村落文化的创新之路。
5. 高度重视村落文化宫的建设
村落文化宫是农村文化发展的最前哨, 它的兴衰直接影响着村落文化的成败。村落文化宫的兴衰, 经济是首要基础。周巷镇的海莫社区、集士港镇的万众村以及慈城镇的国庆村, 由于村级经济发达, 使得村落文化宫无论从活动面积、硬件设施, 还是到队伍建设、活动内容等方面都令人叹为观止。另一方面, 村领导班子的重视程度, 直接影响到村落文化的健康发展。集士港镇的翁家桥村和慈城镇的半浦村, 村级经济相对不发达, 但由于班子得力, 照样打开村落文化的新局面。前者的“大头和尚”被列入宁波市非物质遗产保护名录;后者同样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 沿用周家祠堂的村落文化宫荣获宁波市级先进, 全村保存完好的文保点共有24个, 半浦村也因而被评为宁波市的“文化古村”。
6. 加强村落文化员队伍的建设
现代嬗变论文 篇7
一、20世纪前的中国美术教育观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 实际可以看做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与新式教育体制的分水岭。从美术教育的角度看, 在此之前, 中国传统的美术教育观牢牢地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尽管这其中包含许多中西美术的交流与互动的因素, 传统的美术教育观开始出现西化的萌动。
(一) 中国的传统美术教育观
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 物我一体, 天人合一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样, 自然观也体现在中国传统的美术教育上。从古代绘画教学的内容来看, 无不反映中国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自然的关注。欧洲的传统绘画基础教育以素描写生为基本功入手, 而传统中国画的学习基本功则是从古人的书法和绘画运笔法则入手。古代中国以血缘宗法关系的家族制的松散关系, 决定了在教育内容上也是以血缘、道德的教育来维持家族和社会的关系, 在教育形式上是以松散的师傅带徒弟的个体为基础。在美术教育上没有系统的教学体系, 而是作坊式的师承关系。中国画的教学基本手段是师古人、师造化。师古人是强调对文化传承的间接经验作用;师造化是指向大自然学习, 汲取大自然中的精华为绘画所用。但在师造化上往往是在传承关系的基础上进行, 所以不同于西方科学的写生训练。
(二) 西方绘画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
明清之际, 随着对外交流的开展, 传统的绘画审美习惯受到强烈的冲击, 西方绘画作品随传教士带入中国, 这种外部条件的刺激开阔了中国人的审美视野,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的传统美术观开始发生潜在的变化。西画逼真的视觉效果不仅影响了平民百姓, 而且受到了清朝皇室的青睐。当时的许多外国西画家, 如郎世宁等被请到皇宫中作画并传授技艺。西画画师的传教, 注重的是对技法的青睐, 故以西画法为皇室服务。他们的存在, 对促使西方文化, 尤其是西画技法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西画逼真的视觉效果为皇宫、官吏、士大夫及中国画师的喜爱, 说明它具有了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基础。这些文化交流, 虽然并没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明显的影响, 但是在异域文化的刺激下, 传统的审美认识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异。西方写实绘画与实物的相似性, 刺激并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视觉审美习惯。
二、转型期时中国美术留学生的情况
如前文所述, 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真正的现代化转型, 应该从20世纪初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式学堂算起。这一过程中的中西美术教育思想交流与碰撞, 始终伴随着两条主线:一是引进来, 即聘请外国美术教习特别是日本教习来华任教;一是走出去, 输送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前往日本、欧洲学习西方的美术及其教育思想。如果说前一种具有一定被动接受的意味的话, 后者则带有较多的主动意义。换言之, 只有深刻了解自身传统教育优劣的中国留学生, 才更擅长于取长补短, 有针对性地吸收国外美术教育的精华, 嫁接于传统的美术教育, 使其焕发新的生机。
(一) 20世纪前期赴日本学习美术的中国留学生和进行交流活动的中国美术家
据不完全统计, 这批留学生超过300人。
何香凝1902年至1907年入日本女子大学, 1908年至1911年入东京女子美术大学学习绘画;李叔同1905年至1911年就读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严智开1912年至1917年入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油画;朱屺瞻1916年至1917年入川端画学校学习油画;张大千1917年至1919年入日本京都美术工艺学校学习染织艺术;陈之拂1920年至1926年入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学习工艺美术;刘海粟分别于1919年和1927年赴日举办个人画展、考察美术教育;丰子恺1921年间曾入川端画校学习;潘天寿1931年赴日考察美术教育;同年林风眠赴日考察美术教育, 等等。
(二) 20世纪前期赴欧洲学习美术的中国留学生和进行交流活动的中国美术家
通过留学欧美的中国留学生, 西方的美术教育直接传入中国, 避免了转道日本学习的弊病, 欧洲美术学院的教学体制也逐渐取代日本, 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00年, 周湘赴欧洲游历, 曾在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学习美术;彭沛民1917年至1924年入英国爱丁堡美术学院学习;徐悲鸿1919年至1927年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林风眠1919年至1925年入法国第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潘玉良1921年至1928年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闻一多1922年至1925年入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刘海粟1929年至1936年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吴作人1929年至1935年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秦宣夫1930年至1934年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吴冠中1946年至1950年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 等等。
三、留学生中国美术教育现代化的作用
从20世纪初年到30年代, 中国美术界相继出现了赴日本和欧洲学习美术的高潮。这一批留学生接受了西方现代美术思想和学院美术的教育, 将西方的美术教育思想和美术教育方法引进中国, 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最具影响的群体。
(一) 留学生与中国美术教育思想的现代化
留学生的学成归来, 首先带来的是西方美术教育思想, 这些思想在与中国传统美术教育思想的碰撞、融合中, 又造就了许多著名的美术教育家, 对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徐悲鸿明确提出“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 他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师法自然”的基础上, 建立了以写实主义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林风眠广泛吸收西方古典艺术、印象主义和野兽主义艺术的营养, 并融合中国传统绘画及民间美术, 形成了其独特的中国画风格。因而, 林氏特别强调兼收并蓄、博观约取的教学主张, 提倡在教学中要破除墨守成规, 发挥学生个性。刘海粟也有类似的主张, 他注重突破中西绘画的界限, 鼓励学生开放思想、转益多师、发展个性。
(二) 留学生与中国现代美术院校的发展
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 不仅依赖于现代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 还须依托现代美术学校这一平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一大批中高等美术院校纷纷成立, 这些院校成立的背后, 往往少不了众多具有留学背景的美术家。如:周湘与我国近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中华美术学校;刘海粟与上海图画美术院;李叔同、经亨颐与浙江两级师范;郑锦等与北平美专;丰子恺等与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胡根天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颜文梁与苏州美术学校;俞寄凡与新华艺专;陈望道与中华艺术大学;林风眠与国立西湖艺术院。等等。这些学校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 其影响不局限于当时, 对当代的美术教育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诚如陈瑞林先生所言, 在20世纪前期, “留学日本的中国美术学生将明治维新以后向西方学习、结合日本本国实际形成的美术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带到中国, 为西方美术教育的中国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留学欧洲的中国美术留学生将欧洲的美术学院教育、尤其是法国的美术学院教育模式引进中国, 为正规的现代美术教育体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对于中国美术教育业已完成的现代转型, 他们筚路蓝缕、艰苦探索之功不可没;对于20世纪后期至今的美术教育, 他们亦为之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对于未来的中国美术教育, 他们开放的意识、强调创新的精神, 永远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陈瑞林.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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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学恂, 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现代嬗变论文 篇8
公共关系 (P.R.) 这一概念出现于1882年, 并于1923年以后流行开来。公关概念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 自1984年美国伟达公关公司在北京设立首家公关代理机构, 公关关系实践在中国已有20余年的历史。进入21世纪, 中国的公共关系事业发展更为迅速。由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公布的《中国公共关系业2007年度行业调查报告》显示, 2007年度中国公共关系市场年营业额应超过108亿元人民币, 比2006年度的80亿元人民币增加28亿元人民币, 年增长率为35%。在奥运会巨大商机的带动下, 2008年中国公关市场的增长更是世所共睹。然而, 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 除了公共关系自传入中国就在一定程度上未被正确地理解和接受且这一现象至今也没有得到完全和根本性的解决以外, 公关关系的发展模式、体系构建以及实践策略还在时代背景的激变之下进行着艰难的蜕变。
公共关系中最易引起前文所言的大众误解之处即在“关系”二字, 而本文将“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其原因在于公共关系中的“关系”非但不同于人们通常认为的人际关系等简单概念, 而且在时代性新元素大量涌现的刺激之下, “关系”呈现出纵向坐标上的多元化衍变趋势, 其复杂性更在于反映了社会状态、科技面貌、人文精神等横向坐标融合的共同成果, 并因此为“关系”理论的实际应用亦提供了新的出路。
后现代一词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频频出现, 并很快将其魅力延展到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1934年美国学者弗·奥尼斯首先使用了这个词语, 但一般认为, 到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思潮才真正兴起。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去中心化。意即反对理性“权威”的决定性作用, 坚持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作用规则 (并且这一作用是相对的, 不存在普遍性、同一性和整体性) , 否认在事物存在中心和非中心地位之别及其必然的结构形式。
2 后现代语境下的公关特征嬗变原因及其表现
如前文所述, 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是去中心化, 换言之, 后现代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坚持多元立场。这一理念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就其与公关联系较紧密的方面而言:20世纪末以来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与不断膨胀, 带来信息的多渠道传播性与受众群体泛化, 使得整个社会的基本构成机理发生着急速的质变。由此引发的,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模式的变更, 延展开来, 组织与公众的关系模式也在这一变化中不断进行重组与再建构。同时, 这一场公关界的变革不再如同前几次变革似的, 仅推翻前一阶段的理论, 逐渐建立双向、多维的效果预测与评估体系, 而是将公关的视野拓展至促发深层次社会结构、社会职能的重新聚焦。
虽然传播只是公关沟通的一个方面, 互动才是公关的本质要求。但传播的重要性及在公关行为中所占的巨大比重 (1) 使其成为讨论公关特征的重要参考系。公关人员扮演的角色一般被分为传播管理人员和传播技术人员, 都离不开传播这一基础。而媒体作为公共关系中影响人们认知的决定性力量之一, 其自身也在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样以来, 一是沟通手段, 也即是作为客观环境的媒体本身极大丰富, 二是公关机制与媒体之间的互动也呈现多层面、多向度的发展趋势。公共关系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特征变迁于此可见一斑。
后现代语境下的公关特征嬗变其变现是多方面的, 从公关精神内核的重塑到公关研究中指导理论的转变再到公关实践宗旨与手段的根本性修正, 无一例外都闪烁着后现代思想的光彩。
2.1 公共关系中组织与组织自身多元化“关系”的视角形成
后现代语境下的公共关系不再是公关创立之初的组织追求生产利润的新手段, 也不再是现代主义模式下“理性原则”指导下的组织市场营销和形象塑造的独特策略, 组织的多元化“关系”视角使其开始反思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负面效应, 转变对自身的态度———重新审视组织与组织自身的关系是否局限于利益表层及短期效应。类同于个体人的反省, 组织也开始思索天赋“我”与社会“我”的关系。除了将目光投注于组织利益的获得, 组织自觉地反观自我, 并在后现代思想的促动下探悉组织与其他社会利益体的关系。更确切说, 组织逐渐“学会”从组织与其他社会集合体的关系中观照组织与其自身的关系。最终, 组织摆脱现代主义的错误诱导, 尊重其与组织自我 (从公关环境中诸物反观而得的自我) 的多重复杂“关系”, 实现“从‘工具理性’和‘实利主义’转向‘社会终极价值存在’”。
2.2 公共关系中组织与环境“关系”的多元化
去中心化的内涵除了否认理性“权威”的决定作用, 还包括关于泛主体性的阐释。即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利益, 存在着平等的内在价值。并因此引出后现代理论的另一重要特征———关系论。所有事物的内在价值既是平等的, 就是相对独立的;与之相适应的是, 事物之间不仅仅存在着外在的相互作用, 更因其各自的独立价值而存在着多元化的关系。这些多元化的关系既包括外在的, 也包括内在的, 既包括主观澄明的, 也包括本质构成、独立于个人意识的。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 传统的单纯承认组织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 (2) 的观点被颠覆, “从主客体‘二元论’和‘机械论’转向‘有机整体论’和‘关系建构论’”。
2.3 公共关系中组织与公众“关系”的多元化及其启示
“从‘公众’观转向‘社区合作 (服务) ’观”、“从‘传播 (沟通) ’转向‘参与’观”这两项转变皆从组织与公众的关系形态中引发而来。如果说, 前两项转变只是厘清理论脉络与修补观念漏洞, 那么, 后两项转变则昭示着一种全新组织-公众关系模式的可能性。因此, 分析后现代语境下的组织与公众关系也就更多地具备了实践性意义。前面提到, 公关转向社会终极价值的关注, 那么必然地, 作为社会终极价值载体的社会组织———在这里, 我们使用广义上的社区概念———就成为了组织的目标群。因组织对公众及至公众所形成的社区的全方位把握, 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线形存在的 (不论是单向或是双向) , 而是立体地多元化地铺展开来。这一新模式的提出, 无疑要求后现代语境下的公共关系摒除单向或双向沟通 (传播) 的旧形式, 认识和把握“关系”的多元化倾向, 从而建构自身“参与”“社区合作”的新角色, 并以此来评估组织的社会价值以及制定今后的公关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1]熊源伟.《公共关系学 (第3版)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2]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3]邹晓红, 楚静.《我国公共关系业发展障碍及趋势分析》, 《消费导刊》, 2007年第3期.
[4]张依依.《从“说服”到“管理”到“关系——1975-2006年公共关系理论与范式演变的历史比较分析”》, 《国际新闻界》, 2007年第12期.
[5]陈雯瑾.《“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现代传媒与公共关系》, 《科技资讯》, 2007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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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琦.《还原公共关系》, 《国际公关》, 2008年第2期.
[8]杨俊.《和谐:现代公共关系的终极目标》, 《公关世界》, 2008年第5期.
现代嬗变论文 篇9
1899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创始人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传统教育”一词来表示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教育理论,并对其进行了批判,同时把他自己所主张的教育理论称为“现代教育”。此后,在现代欧美教育理论中,开始出现了“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概念,并引起了“现代教育”理论和“传统教育”理论的反复论争。(1)
按照“现代”与“传统”两个维度可以将欧美各种教育思想大体划分为两类: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新行为主义教育思想、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分析教育哲学思想、人本化教育和终身教育思想等可划为“现代教育”理论,要素主义教育思想、永恒主义教育思想、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则因为遵循古法可划为“传统教育”理论。随着哲学、心理学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现代教育”理论更加深入人心,应用更加广泛,然而“传统教育”理论仍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贡献丰富着教育理论的更新和发展。
2 西方教育思想论争呈现的特点
2.1 教育思想有深厚的哲学、心理学渊源
通过对现代欧美教育思想论争历程的回顾即可证明杜威的观点:改造主义教育以实用主义哲学为依据;新托马斯主义教育以宗教哲学为指导;存在主义教育以存在主义为其哲学基础;新行为主义教育和结构主义教育分别从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发展而来。这也就难怪皮亚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极大一部分的革新家们都不是职业的教育家……他们首先是哲学家、心理学家”。(2)
2.2 教育思想付诸实践,指导教育改革
20世纪初欧洲的新教育和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被认为是失败的,它们只假定了通过活动进行学习是儿童获得观念的惟一方式,而否定了其他获得观念的方式。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课程并不是单纯的教师水平不高、教材难度过大,而是在于作为改革理论基础的“结构主义”——它只是假定了一种发现式的观念获得方式而排斥了其他的观念获得方式,这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来讲,都是一种“专制”的表现(3)。
2.3 教育思想呈现“钟摆现象”
“钟摆现象”是指20世纪欧美国家教育改革的“现代教育”理论和“传统教育”理论轮流指导教育实践的现象。20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倡导儿童解放、兴趣学习、在生活中学习等教育理念,然而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震动美国教育界,教育家们反思发现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影响了美国的教育质量。于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课程改革又以结构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到了20世纪70、80年代,欧美教育又回归到人本化教育思想,主张教育目标的制定、课程的实施、教学气氛等都要回归到人。
2.4 教育思想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
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社会后期出现的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历程的文化反思。(4)美国学者多尔·罗蒂等认为,教育领域应该“去中心”,应该消解教师的绝对权威和师生关系的不平等,应该建立一种师生平等对话的新型关系,将教师的角色定为“平等中的首席”;教育的生命性和创造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在教育观念上是寻求各种各样的“不同声音”,不是寻求把教育上的所有东西都变得具有“同一性”,而是强调尊重个体的“差异性”。教育家赫钦斯呼吁:“教育应是主体为人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唯在发挥人性,使人达到完善的境界”。(5)教育思想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将会给教育理论带来新的变革。
3 西方教育思想论争带来的启示
3.1 教育思想要以哲学理论奠基
现代欧美教育思想都是以相应的哲学、心理学为基础,是哲学、心理学成果在教育上的发展和应用。例如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就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理论根据,从假设、实施步骤再到评价,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架构,经得起推敲和实践检验,可以自成一派。然而我国历史上的教育思想往往是经验的描述或者实践的总结,没有哲学和心理学做基础的教育思想只能成为解释教育现象的一家之言,有深厚理论根基的思想才能得到发展。
3.2 广开言路,营造宽松的学术探讨氛围
西方教育思想之所以繁荣、呈现百家争鸣景象,正是由于西方国家有相对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例如进步主义教育和要素主义教育思想就是相互对立出现的,通过彼此批判发现不足,寻找新的理论和方法,继而促使更完善的理论出现。
3.3 教育思想应自下而上的主动要求变革
以美国经验为例,哲学和心理学的创新为教育思想提供新的理论基础,而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和困境为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问题解决的目标,并从州向全国乃至世界范围拓展,是一种内发的自下而上的变革模式。然而我国的教育思想发展通常以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为指挥棒,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意义也必然减半。
3.4 人本主义、终身教育思想成为和谐教育的主流趋势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要求教师要意识到师生关系是一种民主平等的关系,使教育活动真正成为教师愉快地教和学生快乐地学的活动,教育因而呈现动态建构、愉悦生成与和谐发展的图景。(6)我国学者已意识到人本主义教育的真谛,钟启泉教授提出:“学习者不是各种具体能力的集合体,也不是单纯知识的抽象化,而是被作为一个人,作为具有丰富体验的整体的人来对待的。”(7)随着科技进步,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终身教育思想逐渐成为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
3.5 加强交流,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论
存在主义哲学在欧洲发源,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却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美国和西欧各国,认知心理学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首先开创,却被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发展成为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论,是迅速提高本国教育水平的捷径。向西方国家学习教育思想,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吸取其先进教育经验,避免其已经犯过的错误,可以节约研发成本,对提高我国教育思想理论水平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685).
[2]让.皮亚杰.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M].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9).
[3]周霖,王澍.中西方教育思想演进的不同路径及其影响[J].外国教育研究,2006(12).
[4]孙茂华,董晓波.西方教育思想“后现代主义转向”的解读[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7).
[5][美]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58).
[6]肖正德.西方和谐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当代意蕴[J].比较教育研究,2008(4).
现代嬗变论文 篇10
中国当代陶艺作为诠释人类终极精神和观念精神的现代艺术模式,以其不同时期的行为方式和语言类型表象,一旦成为潮流的架构,我们就不能不去思考和质疑这种现在现象和形态的创造力及批判性,能否重新维护、铸造向现实社会挑战及成为推动朝代发展的潜质,这是人类历史及当代文化发展必然要思考的问题。
1 观念状态与冲突释放
由现代主义的实验模式作为观念,作用于意义后所产生的后现代倾向的当代实验陶艺,在从经验主义的“实践行为无可代替性”的操纵中,提解到现实性及身份性所形成的互动及游离,而构架出新的行为模式,是现代工业及当代文化后,被新陶艺概念划定的“现代工艺模式”,这个过程本身就极具有象征意义。这种情结作用下的新经验主义把这种状态转化成为一种新的体验的可能性,而此行为的架构就成为一种新观念中的当代意识和思想观念。
中国当代陶艺面对时代的荆棘之途,其挑战性是持久和全方位的。在寻求本土文化的现代性架构中,其母体文化的原始的能动概念和启蒙的承载力量与现代是一致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可以超越历史价值而建构一种观念,它必须有明确的文化架构根基和强烈的文化指向,中国当代艺术与根土文化的联系,使中国当代陶艺在实践中着力去架构当代艺术的本质价值,从而觉悟出一种当代观念和完成自身的现代建构以及后续的发展模式。它所具备的特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内涵,而是对中国当代文化问题的理念认识视觉思考,为当代实验陶艺的支撑提供理论的注脚。
伴随着现代主义当代陶艺理念的扩展和延伸后现代主义存在经验和行为模式反映在当下实验陶艺中,欲梳理某种意识和社会话语,试图把陶艺的当代模式拉到现实经验中去介入它的存在性,于是判断上的困难就纷至沓来。然而,它的结果排斥了原本与它持有相同的观念,在急剧压缩着一种精神状态和特定的语义环境,将这样一种状态限定为当代实验陶艺观念性意识,必由一种更大的文化现象的理念流程的预期方可来兼容,并产生一种新的观念机能去作用当代艺术的发展。这种文化形态的惯性同样作用于时下陶艺家的生活状态,并演绎出当今视觉语言程式化形式,中国当代陶艺发展实质也是一直保持这一特征而发生和发展,并由此引起语言方式和结构转化,使其选择的意义有着极强的现实感。
当代陶艺的现状与传统相去甚远,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叛离终究不能说就取代现代艺术的观念和步入时代主流,倘若激进思想的根土不复存在,又没有提出某种预见性的把握,这种正在发生的艺术是否还能延续,人们感受到一个大空间的存在而需要的是给予这个感觉一种解释,以及一种状态的寻找传达。当这种选择成为一种文化历史批判,理性精神的形而上惯性,而触发的极端化“观念图式”,是否成为另一种价值密度,我们关心这个发展,因为它无疑有很大的革命性。
2 根土意识与精神扬弃
中国当代陶艺的发生和发展包容了强盛的根土意识,并且成为现代艺术的有力载体。它的媒介状态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艺术品格,在全球性文化的背景中,中国当代陶艺着架构和诠释出对当代艺术的批判和文化语境。中国当代陶艺家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坦诚,较早地提出了对传统经验主义文化的“精典图式”进行“话语架构”的观点与人文精神的呐喊,对时下中国陶艺尴尬无奈的场景提供了另一存在的语式,使它彻底从经验主义的理想中抽离。显然,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而其斗争的实质在于,它是对当代陶艺观念和社会理念的操纵而不是媒介的操纵,即社会文化产生陶艺而不是陶艺本身的问题。无疑这种转型架构的挑战性对中国当代陶艺的重建注入了特殊的意义和旗帜作用。虽然这种急风暴雨式的实验和推进未在语言和形式上真正到位和落实,但它的这种批判性和“反判意识”给当代陶艺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广阔的疆土。
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入,中国当代陶艺自身已显示出现代文化意识的品格,并表现出以自身模式迅速渗透时代精神的阻断性,它与时代同步构架的结果,使它成为后续的先锋观念陶艺的有力推动者和承载者。中国陶艺的“喧嚣”程度从来不低于中国当代主流文化任何一次的“长征”,这种冲动和果敢的精神标志着当代陶艺已向现代艺术突破和飞跃,并汇入当代艺术的主流中成为现代观念很强的时代陶艺。它以其独具的生机感和文化挑衅性去碰触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特征,用陶艺这一模式把艺术观念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联系起来。随着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和文化领域新理念及信息的到来,中国当代艺术出现了对以往现代文化观念的重新理解,真正将中国陶艺置于全球性的国际文化语境和中国当代新艺术的背景中,从而也给中国当代陶艺重新审视自己的语言,提供了一种批判的场所和广阔的对话空间,这种碰撞和选择使它进入了新时期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状态,成为实践当代艺术阶段性的重要标志。
我们不可否认,当下“全球状况的国际文化”意识以自身强悍的占据性和着实的信赖性,去解构着“观念后”的现代经验主义及所曾发生的“经典图式”,这个进程让“后发生”的阐释具有它的存在意义和可能性。反观之来质疑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的根本价值,显然这种回应超出了艺术本身,而变质成一种更宽泛的文化概念。不管它的发生和发展趋势如何,如同处于现代文化中的当代中国实验陶艺与其他当代艺术一样,终究处在被“选择”的状态中,这是避免不了的必然,而面临的作用不管是心态的还是行动的,都将会证实这一文化权力话语的现实性。
中国当代陶艺的概念由当代艺术背景下的确定,找到了参与时代艺术的滋生点,给自身的现代方式带来了更大的机遇,使其能够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艺术理想和使它去诠释更多的概念。从操作层面上看,努力培育和支持新艺术价值的指向和当代陶艺体制,并对面临的新的环境而由此带来的冲突和选择上的策略性及必然性,以此去回应当代文化的现实和认同中国当代艺术价值。以其解决中国当代陶艺的本质特征,仍然是推动其观念转变的核心问题,有了这样的建树和实录,就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期盼和发展。
3 文化内涵与跋涉选择
中国当代陶艺力图在特定的文化氛围、材料媒体中,用全新的框架、角度、材质和手段去创造当代陶艺的模式,以具张力的视角话语来透视一个容量宏大的时代命题和社会场景的虚拟空间,将一种超负荷的沉重感及说解不清的现象推动了精神感情的前沿,同时将世间沧桑沐浴在同一种情绪化状态中,真切地切入了时下中国生存的现实,把陶艺提升到关注当代社会及文化批判应承担的地位。当代陶艺家给人们提供了另一存在语式,给当代陶艺注入了一丝亮丽。它赋予社会一个无法触及而又独特的视点,使人从感官上获得了人类感知和意念上的共鸣,感受到这些泥土中负载着静谧久远的文化气息,传递着超越陶艺物象本身的信息和某种话语之外的声音。而这种思想的传播没有任何表情和叙述作参考,从而使情绪的意念合成为视觉通道的元素,一种令人惊讶的强烈生命力,给人们带来了感觉中的内在意向认知,创造出虚拟性的新理性空间概念的辐射,表现出自觉的总体意识和视觉效应,从而表态那种潜在的观念意识和精神感召。
然而,中国当代陶艺与现代文化观念的变异是交织复杂的,在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又不是一个观点和主义就可以改变一个潮流,当代文化建构和进取是缓慢发展的。疏离不是目的,更不是艺术本意,尊重当代艺术,是为了滋生新的时代。我们保持文化的警觉性,能够从概念及流行中抽离出来,由自身的独立面貌解读当代文化现象,以及对当代陶艺诸多关心的话题和相关的批判,使其价值和意义蕴涵在这个具体的当代文化情景中,而成为一种文献价值。无论对其持有何种观念和什么样的把握,以及操作和置换何种媒材与形式,已不再是当代艺术状态和学术主义的最后衡量尺度和指归,而能否凝聚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和艺术本质,才是当代陶艺创造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