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信息披露

2024-10-29

碳信息披露(共12篇)

碳信息披露 篇1

随着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大量的排放,全球气候变暖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之一。英国政府在2003 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中提出 “低碳经济”的概念,国际社会纷纷响应。发展低碳经济,将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全球经济发展大势所趋,也是中国切实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尖锐环境问题的迫切要求。所以我国的专家学者开始对碳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大量的研究,以期能够构建合理的碳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对减少企业碳排放量发挥积极的作用。

文章对国内关于碳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试图为碳信息的研究找到新的突破口。

1 碳会计信息披露内容

王宁宁( 2013) 认为碳信息披露主要是企业在碳足迹评估基础上,将其自身的碳排放情况、碳减排方案、碳减排计划执行情况适时的向利益相关方披露,从而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廖高、张夙、张亚连( 2014) 认为企业可以单独出具一份低碳报告涵盖低碳质量情况和低碳改进成果,低碳质量情况包括: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碳排放成本、碳排放交易权的情况等; 低碳改进成果包括: 企业绿化率、绿色税收、低碳技术的使用情况、获得的碳质量标准认证等。周惠明( 2014) 认为在低碳经济环境下,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是低碳要素信息和低碳绩效信息。其中低碳要素信息是指可以作为官方正式参考的科目且可以通过货币实际计量的信息的一般财务报表。低碳绩效信息,是指非官方且不能用货币加以衡量,但是可以用其他方式披露的与低碳因素相关的会计信息。

2 碳会计信息披露方式

目前,我国专家学者主要从两种形式对碳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研究: 一是建立独立低碳会计报告; 二是建立非独立低碳会计报告。所谓独立低碳会计报告方式,是指独立于传统的财务报告,另外编制和提供一套反映企业 “碳资产” “碳负债”等情况的低碳会计报告。所谓非独立低碳会计报告方式,是指将低碳会计信息和财务会计信息合并披露,即主要通过在现行会计报表中增添新项目的方式或单独设立气候变化信息模块来反映低碳会计信息。

2. 1 独立低碳会计报告

储沛瑶、吴君民( 2015) 认为在企业内部建立碳影响报告书来计量有关的碳资产和碳负债,并将碳纳入企业的预算,实行全面管理制度,以充分了解碳排放企业的风险和机遇。丁小丽、尚亚楠、丁时勇( 2011) 认为应在传统会计编制的三大会计报表的基础上以图表的形式编制碳排放的报表或以文字的形式披露CDM项目基本情况、碳排放权计价采用的方法、碳排放权的二氧化碳含量、碳排放权获得时间以及现行价值等信息。陈小平、王德发( 2012) 也认为应该编制碳信息披露表,对各种设备、原材料、产成品等的碳排放量数据进行核算、收集、披露; 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整理。

2. 2 非独立低碳会计报告

谭中明、刘杨( 2011) 认为企业有必要清晰了解自身碳资产情况,明确企业未来需要用多少资产或劳务清偿碳债务,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新的会计项目,对企业参与碳交易形成的经济利益或义务进行核算与计量,并表内化,就形成了旨在加强企业碳资产管理的 “碳资产负债表”。闫明杰( 2011) 认为碳会计的工作结果应以报告的形式系统地表示出来,以供信息使用者使用和参考。除了需要在传统会计报表中增列碳会计项目外,还需要在附注中增加披露碳会计信息,比如环保责任履行情况、国家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等。刘金芹( 2010) 认为企业应当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与碳排放权有关的下列信息: CDM项目的投资规模、项目的资金来源及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相关信息、CDM项目的相关成本费用、CDM项目的风险情况与管理措施、CDM项目的收益、外币折算方法、CDM收益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等。

3 碳会计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何玉、唐清亮、王开田( 2014) 研究了碳信息披露、碳业绩与资本成本的关系,他们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越充分,资本成本越低,与自愿披露理论预测相符。而且,因为投资者对碳业绩好的企业披露的碳信息不太敏感,碳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成本间的负相关关系在碳业绩好的企业可能较弱。他们还发现,碳信息披露与碳业绩负相关,这与合法性理论预测一致。研究表明,碳信息披露是企业的理性选择,企业通过披露碳信息减轻合法性压力,进而降低资本成本。

贺建刚( 2011) 对世界500 强公司以CDP做了问卷调查,并以此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及其管理绩效。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碳信息的主动性和透明度正日益提高,而且行业差异很显著,这对于降低信息环境不确定性,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性信息具有积极意义。在碳管理方面,大多数企业正在积极开展行动,但实际绩效却不容乐观,80% 以上的企业还没能够达到减排目标,而且极少数可能在短期不会采取行动。

王仲兵、靳晓超( 2013) 以沪市89 家社会责任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法构建了碳信息披露指标( CDI)并实证检验了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发现结果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较少以至于资本市场信息不能充分反映,目前碳信息被认为是社会责任中环境信息的组成部分,这样就导致碳信息的增量信息功能缺失而使资本市场反应不足等,当前要实现资本市场碳信息披露的企业价值反应,其基础工作是构建规范的碳信息披露体系直至碳信息披露准则。

4 研究启示

我国学者通过借鉴国内外的研究对碳会计信息披露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研究,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由于他们不同的背景以及目标的不同,对披露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没有形成全面的体系。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与气候的变化,企业经营将来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碳管制的影响,民众的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中央政府更是力主低碳发展战略。因此,我国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要兼顾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还需要做更多经济后果的研究以建立完善、合理的制度、法规。

参考文献

[1]王宁宁.低碳时代企业碳信息披露的探讨[J].商业会计,2012(2):120-121.

[2]陈小平,王德发.碳会计核算体系研究[J].会计之友,2012(10):14-16.

[3]刘金芹,荣云松.碳信息价值研究文献综述[J].会计之友,2014(4):23-24.

[4]廖高,张夙,张亚连.“四化两型”建设与企业碳资产管理的实施路径[J].会计之友,2014(5):33-35.

[5]周惠明.低碳经济环境下会计信息披露框架设计[J].财会通讯,2014(19):127-128.

[6]储沛瑶,吴君民.财务视角下企业碳排放战略管理探究[J].财会通讯,2015(2):69-71.

[7]闫明杰.碳会计的会计体系构建探究[J].商业会计,2011(7):7-9.

[8]贺建刚.碳信息披露、透明度与管理绩效[J].财经论丛,2011(4):87-92.

[9]丁小丽,尚亚楠,丁时勇.低碳会计产生的必要性及其与传统会计的差异[J].会计之友,2011(25):46-47.

[10]谭中明,刘杨.对碳资产财务会计处理的探讨[J].商业会计,2011(31):51-52.

[11]王仲兵,靳晓超.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3(1):86-90.

碳信息披露 篇2

作者:曾绍颖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8期

,我国将解决全球温室效应的问题纳入“十二五”规划中,并且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需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以降低碳排放量。对于中国而言,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就在于碳排放问题的合理解决。有效的碳会计体系和完善的碳排放披露系统不仅可以对相关经济后果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而且可以实质性的规范企业碳排放行为。作为一种新型会计,碳会计的存在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研究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可敦促企业贯彻碳会计制度,帮助企业合理确定环境成本,同时推动我国相关立法工作不断完善,从而在全社会普及低碳观念。

一、美国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一)理论指导、法律约束较为完善

1月27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发布的《上市企业气候风险披露指南》被认为是经济系统内关于气候变化信息和风险披露的首部规定。[1]该规定要求上市企业在财务报告中定量地披露气候风险成本和负债,以期帮助企业充分理解和认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同时帮助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决策。

以Xcel能源公司为例,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电力供应公司。初,Xcel能源公司推出了“智能电网”概念,受到了国内外能源行业的瞩目。作为能源行业焦点,Xcel能源公司遵循《证券法》《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债务法》《资源保护与回收法》等法律法规,积极对碳会计信息进行披露。其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依据《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通过电力厂连续的排放监控和具体计算等手段,确定所有附属企业20的排放总量为316万吨,比减少120万吨,碳浓度也降低了7%,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为248万吨,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为680万吨。其中,遵从环境保护法规耗费的成本预计为32 000万美元。

此外,公司设置了碳排放管理机构,由董事会或其他管理机构承担检测碳排放信息数据收集的职责,设立相关的碳排放历史数据登记簿等,各部门积极配合与决策者合作检测,协助设立、审查环境战略和措施。在数据计量方面,Xcel能源公司强化对高素质会计人员的培养力度,推进碳排放信息的技术研究与分析调查,力求突破碳排放核算计量技术和人才不足的难关。同时委托专业咨询企业帮助其记录、整理有关碳排放数据,为企业设定及安排计划、目标和设定排放量等提供专业意见,积极构建气候变化数据库系统。

(二)所披露的碳会计信息内容丰富

由于法律法规的要求和资本市场的压力,美国披露碳会计信息的企业及披露范围日渐增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简称AICPA)的会计标准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环境负债补偿责任状况报告》,提出了企业在报告环境补偿责任和确认补偿费用时的基本原则,从而为所披露的信息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Xcel能源公司按照重要性标准筛选碳排放信息内容并对外披露,包含了企业应对气候变化活动描述、风险因素、管理层讨论、财务报表及补充资料等部分,所披露的信息符合重要性原则,实现了对碳排放数据的有效管理,达到了信息透明的要求。此外,对企业经营或财务状况风险的分析与披露,不仅有可以价值量化的货币信息,也有不能用价值指标反映的非货币信息,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碳排放信息质量的可理解性和相关性。

(三)披露形式多样

关于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美国《证券法》规定:除了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外,上市公司还必须满足SEC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2]另外美国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年度财务报告、新闻媒体、发布会等披露有关碳排放的信息。

为降低信息披露成本,Xcel能源公司将自己的碳排放信息反映在其年度财务报告中,实现了两者的有效融合。此外,公司在企业年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CDP(Carbon Dislclosure Project,简称CDP)调查、减排绩效报告中披露了量化的碳排放信息,方便企业信息使用者更好地查看企业减少碳排放的实现情况、企业商品和服务潜在的气候变化风险状况、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同时,Xcel能源公司在年报中披露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机会,将自愿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商业战略中的一部分。

(四)上市公司披露积极性较高

SEC和美国环境管理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负责美国上市公司的环境监督,其中SEC负责监督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和处罚上市公司未能披露环境负债的行为,而EPA负责向SEC提供相关上市公司的.有关信息。以此引起上市公司对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视,提高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积极性。

Xcel能源公司意识到节能减排等相关低碳活动能给企业带来发展机遇,即实施创新用可再生能源引导消费,可从中捕捉到公开披露碳排放信息的商机。因此该公司发展可再生能源来实现电力资源多样化、提供与减少碳排放相关的服务以开发潜在市场,同时积极主动向利益相关者披露碳排放信息,为信息使用者决策提供数据信息。

二、中国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一)缺乏理论指导和法律约束

我国的碳会计研究尚处探索阶段,没有出台成文的碳会计信息相关法律。此外,由于碳会计计量方法多元化、核算对象复杂,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碳资产与碳负债、碳成本与碳收益等信息缺乏与实务相结合的理论指导。因此无法有效评估上市公司碳绩效以及碳排放等相关环境活动对企业日常经济交易的影响。[3]以中国石油公司为例,该公司没有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库,缺乏相应的数据收集、核算和管理体系,从而导致碳排放信息无法确认和计量,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也大打折扣。此外,由于我国没有量化碳排放信息的公认标准,因此,企业无法实现碳排放信息货币化,多数碳排放信息均以文字形式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董事会报告等中列示,信息使用者需要自己加工整理企业披露出来的信息,这增加了信息使用者的负担。

(二)所披露的碳会计信息内容不全面

目前,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尚未对碳排放信息披露应遵循的原则、质量要求、披露内容、披露方式、计量方法等给出明确规定,政府的管制功能缺乏强制性约束。[4]这导致企业对碳排放信息披露较为随意且存在操控行为。

以中国石油公司为例,该公司除了对碳绩效指标用图表给出了定量信息外,其他信息多数为文字性的简单介绍或笼统说明,仅有定性描述,而未提供量化数据,且未涉及气候变化给企业带来的特有风险、环境负债风险、政府管制风险等对信息使用者决策影响较大的信息,即没有按照重要性标准来筛选需要披露的信息,未满足重要性的要求(具体见表1)。因此,其披露的碳排放信息质量较为低下,无法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同时也难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及时性。

(三)披露形式单一

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中国石油公司在披露过程中披露方式较为单一,缺乏多样的报告形式。企业碳排放信息主要分布在企业年报、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中,很少以单独的项目在独立的碳排放信息披露报告或环境报告中反映。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信息使用者的阅读难度。

(四)上市公司披露积极性不高

由于我国目前激励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的经济补贴、优惠政策很少,企业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十分缺乏。[5]以中国石油公司为例,从其统计的二氧化碳排放样本数据来看,二氧化碳排放量仍逐年递增。

三、我国现行碳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局限

(一)理论指导、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会计的实务操作与法律法规存在紧密相关性,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碳会计信息披露就缺乏理论基石,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企业披露的随意性和可操作性。

作为新生领域,碳会计正式出现的时间很短,我国现虽已制定《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环境保护的法律7部,相关法规20多部,但并未从会计角度对碳会计信息披露做出明确规定,更未制定相应的碳会计准则。[6]

(二)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机制

美国、日本等在碳会计研究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果的国家,均设有独立的监管部门来监控企业碳会计披露状况。[7]例如,日本已设立“环境省”这一中央省厅作为监督环境会计的主要机关。环境省自设立至今,已颁布《环境成本及报告指南》、《环境会计准则()》《环境会计准则()》《环境报告指南(20)版》等会计准则,为日本企业提供碳会计信息披露的标准并监督其碳信息披露状况。

而我国目前仍处于碳会计领域研究起步阶段,尚未设置独立的监管部门来监控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情况。相关监管部门并未明确规定碳排放信息披露应遵循的原则、质量要求、披露内容、披露方式、计量方法等,政府管制缺乏强制性,管制相对松弛,导致企业对碳排放信息披露的随意性和操纵性较大。而对于企业已经披露的碳会计信息,缺少独立第三方对这些数据进行外部审计,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难以得到保证,信息质量的好坏也无从衡量。

(三)披露模式不统一、披露内容不全面

我国尚未就碳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及内容形成明文规定,绝大多数企业的碳排放信息只是以文字性描述零散分布在企业年报、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等中,很少以单独的项目在独立的碳排放信息披露报告中反映。这种零散的披露模式虽然简单易行,但信息使用者阅读起来较为吃力,且碳排放活动无法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紧密相连,降低了报表的信息含量和使用效益。

在披露内容方面,由于没有公认的量化标准,企业难以遵循重要性原则披露相应的碳会计信息。部分企业会避免披露对企业盈利不利的碳排放信息,导致碳会计信息披露可操纵性强、披露内容不全面。目前,我国多数企业难以准确呈现其承担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责任的具体内容和履行情况;在对企业碳排放信息核算和管理情况的描述中,缺少碳排放核算方法等相关内容的介绍;对企业减排目标和气候治理战略情况进行披露时,也没有碳排放信息披露责任分担和激励对策方面的内容。

(四)公司环保意识和披露意识较低

在当前碳排放信息披露缺乏有力监管的背景下,由于相关从业者环保意识的缺乏,相关利益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多数企业并未将公开披露碳排放信息视作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动力,部分企业仍存在放纵碳排放超标,不主动预防、治理污染的行为。

此外,由于企业很少获得相应的减排税收优惠、经济补贴等,多数企业的碳会计信息披露意识较为低下,对碳排放信息披露存在较强的操纵行为,尤其对于可能影响企业形象的、一旦披露将损害企业利益的碳排放信息,其操纵性更为明显。在此情况下,企业有选择地披露对其有利的碳排放信息,导致所披露信息无法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同时也难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及时性。

四、加强我国碳会计信息披露程度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及建立有关法律法规

针对碳会计信息披露,我国应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设立针对性的法律两方面加强理论指导,具体建议如下:

一方面,我国应当完善《会计法》,将碳会计核算和碳会计信息披露监督列入其中,并将涉及碳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如设置碳资产、碳负债、碳权益、碳收入、碳费用等会计科目),使碳会计成为上市公司必须列报的内容,防止有关部门和企业的短期行为。

另一方面,我国应设立专门针对碳会计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其内容可以参考澳大利亚的《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以规定企业财务报表对碳会计信息的披露及企业违反有关环境法时应承担的民事和刑事责任。

(二)完善监管机制

强制而独立的监管部门可以监控披露情况、规范披露形式,从而加强上市公司对碳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此外,对于企业已经披露的碳会计信息,独立第三方的外部审计可以保证碳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因此我国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设置专门的监管机构。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结合我国正在实行的“万家企业”减排计划,“万家企业”应向我国设立的专门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并每年强制披露其碳排放信息,而对于“万家企业”的达标门槛可沿用目前的标准。

其次,设立专门的政府部门来对企业的碳排放行为和披露进行规定和监督,其职权可包括注册“万家企业”、要求“万家企业”向其披露碳排放报告、检查审查其碳排放报告、监督“万家企业”是否有违背相关环境法案的行为、向社会公示“万家企业”的碳排放报告等。

最后,明确规定政府、企业和第三方认证机构的职权和义务,并对各类违法行为应对的民事和刑事惩罚作出度量和规范。

(三)构建统一健全的披露框架

我国上市公司对于碳会计披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可以参考借鉴国外成熟的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基本框架。CDP就是一种比较完善的碳会计信息披露系统,[8]我们可以将其与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构建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会计信息披露基本框架。

另外,对于碳披露项目,则可参考CDP构建一套相对完整的披露项目框架,[9]以解决无法用价值形式量化的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为企业利益相关者进行比较和决策提供全面的碳排放信息。

(四)提高上市公司环保意识和披露意识

随着社会公众对低碳环保关注程度增大、低碳环保意识的增强,披露碳会计信息对企业而言将变成一种义务和责任。此外,社会公众低碳环保意识的增强也能提高企业自身的环保意识,从而有效提高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因此中国证监会可以考虑和环保部门进行合作,对取得的环保罚款进行更有效的利用:一方面,可成立碳会计研究部门和开办有关碳信息披露的专业研讨会;另一方面,可嘉奖真实披露碳会计信息的上市公司,以此加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和提高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积极性。

企业碳信息披露发展现状及启示 篇3

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介绍

CDP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性组织,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气候变化和水信息数据库。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约3000家机构,现已通过CDP测量并披露其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利用情况,并评估气候变化和水资源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而建立减排目标、改善绩效。CDP代表机构投资者、采购机构和政府向企业收集数据,并将这些数据融入商业和政策的制定决策中。

碳信息披露项目的主要内容

1.低碳战略

低碳战略包括碳风险管理、低碳发展机遇、碳管理战略和碳减排目标。一般而言,气候变化的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如恶劣气候)、法规风险(如能源效率标准的提高)、竞争风险(如低碳技术的应用)和声誉风险(如环保责任)。气候变化战略是指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发展低碳技术或低碳产品视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减排目标是企业切实将减排意识转变为减排行动的具体表现。

2.碳减排核算

碳核算方法包括碳核算方法的选择、碳减排会计报告的编制及其外部鉴证和审计、年度间碳排放差异的比较、温室气体直接减排和间接减排的吨数等。温室气体减排核算还包括每个国家所获得的碳排放额度和具体的减排目标、每个国家内部每个企业的减排数量。

3.碳减排管理

碳排放管理包括减排项目、排污权交易、排放强度、能源成本、减排规划等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碳管理系统。其中减排项目包括减排基准年份的确定、明确的减排数量、实现减排目标的所需技术、资金投入、减排的成本等;减排强度关注的是公司历史排放与目前减排的差额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减排数量的;减排规划主要是指如何预测和确定公司将来的减排目标、减排目标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在企业的融资、投资决策中将减排成本融入其中等内容。

4.全球气候治理

气候变化治理包括减排责任和单独的贡献。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各国生存和发展的政治问题和发展问题。因此,气候变化治理应该强调各国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各国、各地区、各公司和个人应如何采取有效减排行动为低碳经济做出的贡献。同时伴随全球环境保护的制度化趋势,建立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议题之一。

碳信息披露项目存在的不足

1.碳信息披露的相关性不强

目前CDP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围绕气候变化引致的风险、机遇、战略和减排目标、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温室气体减排管理、气候变化治理等内容设计问题,但是由于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性、复杂性,各个公司的碳信息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使碳信息缺乏可比性;同时,自愿披露的碳交易信息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和鉴证,可信度较差。这些缺陷都制约了CDP对企业碳减排的约束力。

2.碳信息披露制度化缺乏一个公认的量化标准

碳配额分配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关系到各方利益的政治过程,如何保障国内和国际碳分配的公正性,减排的方式等问题还有待国内和国际法律法规的规范。目前国际上的标准主要有三个:技术标准、价值标准和认知标准,三种标准从不同角度反映碳交易信息的披露,各有利弊,如何找到统一的切入点将三种标准进行融合,存在很大的难度。

3.碳信息需求和供给方没有形成有效的互动关系

碳披露依赖于以下特定的因果链逻辑:碳信息披露需要在投资者的监控下,公司传递与气候风险相关的财务影响以及公司资产价值的碳控制方面的信息;投资者要对公司施加压力促使公司披露碳排放相关信息并采取减排行动。同时,提供碳报告的公司也要明确意识到公司碳管理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此外,还需要 NGO和政府通过排名的方式来对公司提供碳信息施加压力。而实际上,这些利益相关方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加强互动,相关的碳信息自然无法形成。

碳信息披露项目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2013年,CDP连续第四年向中国100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发出碳信息问卷,得到了32家企业的有效回复。企业参与度为历年最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出强烈的碳交易意愿。但从2013CDP全球报告的整体情况来看,这一数字仍然有待提高。

国际主要碳信息披露框架比较

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为构建有效的碳排放数据披露开启了一个成功的实践模式。除此以外,目前世界上在碳信息披露方面还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尝试。

2005年,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发布了全球范围内首份由会计专业团体发布的《气候风险披露指南》,;2006年,气候风险披露倡议(CRDI)发布了《气候风险披露的全球框架》;2009年,气候变化信息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发布了《气候变化报告框架草案》;应利益相关者的反复请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通过了《解释性指南》(生效日期为2010年2月8日),首次对美国上市公司的气候变化信息披露进行指引。

各框架披露条款虽然各不相同,但均有建议企业披露: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包括有形风险与机遇、管制风险与机遇;GHG排放及减排的定量信息;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信息。同时,各框架都只对企业应该披露怎样的碳信息内容进行了限定,却都没有提及如何披露和信息披露的载体,在实现将碳信息披露报告中定性的信息按统一标准定量化,即主要是将GHG排放以CO2为标准统一化、实现不同排放权交易机制之间在技术标准、价值标准和认知标准的一致性上仍存在缺陷,限制了碳信息的可比性和有用性。

关于我国构建碳信息披露框架的建议

尽早出台有关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会计准则。由于我国缺乏针对碳信息披露方面的会计规定,使得碳信息的披露缺乏统一的标准,碳交易中的排放权的计量与确认也无统一的规定,不能满足当前低碳经济形势下市场对碳信息披露的需求。必须通过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以及国际上主要碳披露框架的处理原则,结合我国具体的节能减排实践,制定一套统一、规范的碳排放会计准则,用于指导和规范我国的碳信息披露。

规范碳信息的披露形式。目前,我国缺乏独立的披露碳信息的报告形式。碳信息零散地分布在年报、招股说明书、社会责任报告中。在碳排放会计准则出台前,我们可以在社会责任报告中专设一个部分,单独披露碳信息,框架可以参照碳信息披露项目,以企业实施节能减碳的意识、具体行动、战略等定性内容为主。在我国碳排放会计准则出台后,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健全,我们可以将通用的财务业绩指标与环境绩效指标和资源消耗指标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信息披露体系。

鼓励和培育社会责任投资,增强投资者的社会责任意识。政府和监管部门要鼓励金融投资机构发展专门投资于特定社会责任型公司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从培育信息需求的方面来促进碳信息披露。(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研究综述 篇4

关键词:碳排放,信息披露,研究综述

一、引言

面临全球变暖等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传统的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已步入瓶颈不可持续, 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绿色GDP增长成为共识。同时, 碳排放会计也应运而生,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1992年地球峰会的举办、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以及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的召开, 促使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为了标准化信息披露并督促企业承担更大的会计责任和环境责任,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披露更综合的包含碳排放信息在内的环境信息的要求愈加强烈。

碳排放信息披露作为沟通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桥梁, 现已是世界性的会计管理活动。广泛意义而言, 碳排放信息披露属于社会责任会计与环境会计的研究领域, 其内容庞杂而新颖, 涉及多门学科的知识, 既包括财务会计等经济类学科和环境科学等自然学科理论, 也涵盖法学、伦理学等社会学科知识。由于受碳排放的难以计量性与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 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仍属于会计界难题, 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也是很有限的。本文力图对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为我国碳排放信息披露规范性文件的形成和披露框架的构建提供一些建议。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1、碳排放信息披露框架

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 (CRDI) 于2007年发布《关于披露气候风险的全球框架》报告, 气候披露标准理事会 (CDSB) 则倡导建立一个系统披露气候变化的报告体系。二者都要求企业披露碳排放量相关信息, 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进行风险分析。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作为目前国际上影响最为广泛、体系最为成熟的碳信息组织, 试图将气候变化的相关信息融入企业经营决策内容之中, 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碳排放信息披露体系。披露恰当精准的碳排放信息直接关系到国际气候问题的商洽、国际减排责任的界定以及碳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 为此,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发布了ISO 14064系列标准, 为企业碳排放的定量分析和报告提供了指南。这些非政府组织强调自我监管与治理, 在尚不存在统一强制性披露法规的现状下, 极大推动了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发展。

2、碳排放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Matt Wegener (2010) 在实证研究中运用二元回归分析与跨部门分析方法证明了股东激进主义、法规风险以及低成本公开披露是企业披露碳信息的重要影响因素。Le Luo等 (2010) 基于世界500强企业分析了经济、监管、社会以及金融市场因素对企业自愿披露碳信息的影响, 发现经济因素是最显著的决定因素, 其次社会或政治压力也同样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而信息披露的主要动力则来自于政府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外在强制性披露压力。而法律法规方面的强制压力与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的程度成正相关 (Martin Freedman等, 2011) 。此外, 碳信息的披露水平和信息的可信度还受到ISO 14001认证系统、CDP报告以及GRI实施情况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Dhaliwal等人, 2011) 。Chris Ennis等人 (2012) 还以英国富时350指数成分股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碳信息披露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 还有诸多学者以CDP调查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企业规模与治理结构、前期披露、国际销售等因素的影响。

3、碳排放信息披露价值

碳排放信息披露具有重要的市场价值信息, 主要涉及碳排放绩效、经营绩效、企业价值、股票价格等。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成本存在负相关性, 统一碳排放信息披露规范的缺失将导致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很难获取决策有用信息 (Doran等, 2011) 。尤其是在碳能源来源限制和各类低碳减排法规等碳约束环境下, 企业面临的碳监管风险大小直接取决于企业的碳排放强度, 而企业的碳管理绩效事实上又具有极大的不可观察性与预测性, 导致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无法准确评估企业价值。这时, 利益相关者就会积极关注企业的碳排放行为, 并从各方面向企业施压, 要求其披露温室气体等碳排放信息。关于碳排放信息披露与企业碳排放绩效, Freedman (2010) 、Chris Ennis (2012) 等认为二者间并无明显的内在关联, 当前披露的信息尚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碳排放管理业绩水平。而碳排放水平与企业市场价值 (或公司业绩ROA) 呈负相关关系 (Matsumura等, 2011) , 但与收入变化存在正相关性 (Ella Mae等, 2013) 。

4、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

由于缺乏合理统一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准则, 当前的碳信息披露现状比较紊乱, 内容随意而繁杂, 信息价值有待商榷, 其可比性和决策有用性并不高。Elizabeth (2009) 的研究表明多数企业会为规避法规监管而选择简单概括性披露碳排放信息, 但不会更多披露企业特有的具体排放情况等定量信息。Amran等人 (2011) 认为虽然亚太国家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的水平较低, 但通过环境资格认证等措施可以督促企业披露更多相关信息。Manoj Subhash Kamat等人 (2012) 以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财务报表为线索, 研究其碳信息披露行为。虽然很多企业都表示关心环境并自愿解决碳排放的不良后果, 可研究表明要从这些企业的财务信息中分辨出碳减排信息比较困难, 碳信息披露并未落实到位。

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 虽然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已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 发展也比较前沿, 但目前各国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还没有着手该问题的研究, 也并不存在统一的碳会计准则和完善的碳排放信息披露体系。只有证券监管部门、环保监管部门等机构与CDSB、CDP和ISO等一些自愿组织制定了一些碳排放信息披露标准, 但这些标准制定的依据、披露的内容以及披露的形式等并没有实现统一化和标准化, 其权威性也受法规压力影响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从而影响了碳排放信息的可比性与规范性, 无法充分满足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需求。

三、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基于国际研究经验, 我国许多学者也对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贺建刚 (2011) 通过研究CDP G500的问卷情况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透明度与管理绩效之间呈正相关性, 并且提高碳排放信息披露的主动性与透明度将使信息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降。同时, 信息共享是碳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与碳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碳排放量, 尤其是间接碳排放量, 对碳信息披露质量也有显著影响。因而, 为有效应对我国从明年开始实施的碳排放量控制制度, 提升基于供应链的信息共享程度与强化碳排放量测度审计是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有力手段 (方健、徐丽群, 2012) 。张巧良等人 (2013) 基于85家入选2010年S&P500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呈非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而监管环境因素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以及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影响相对而言比较大。不同排放强度的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高排放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呈较明显的负相关性;低排放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及企业价值正相关。关于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内容, 陈华等人 (2013) 依据决策有用性理论对其进行了探讨, 并通过指数法创建了一个用于分析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的披露指数体系。何玉等人 (2014) 选取了标准普尔500企业为研究样本, 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发现企业资产成本和碳业绩呈负相关, 同时, 企业为规避监管风险、降低资本成本, 会理性选择披露碳排放信息。

总体而言, 国内关于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研究现处于对国际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的介绍与借鉴的规范研究阶段,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阶段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 使得碳市场和碳交易发展缓慢。碳排放信息披露还没有引起政府和企业的过多关注 (张彩平、肖序, 2010) 。随着全球低碳经济的迅速发展, 以及我国碳交易市场的逐步建立, 碳排放会计与碳排放信息披露必将引起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重视。

目前我国关于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成果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比较有限, 远滞后于国外, 显然不能为我国企业实现碳排放信息的有效披露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事实上我国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也远远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需要。为此, 我国非常有必要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根据碳排放对企业的财务影响, 构造一个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企业碳排放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四、结语

企业实行碳排放信息披露是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同时, 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满足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信息的需求。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推广, 企业对温室气体的披露和减量将成为一种趋势, 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但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研究尚不全面、系统, 如何充实其理论核心内涵并有效进行碳管理仍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Matt Wegene:The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an 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rporate Governance[D].Motivations and Determinants of Market Response to Voluntary Disclosures, 2010.

[2]Le Luo, Yi-Chen Lan.and Qingliang Tang:Corporate incentives to disclose carbon information:Evidence from Global 500[R].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2010

[3]Dan S.Dhaliwal, Oliver Zhen Li, Albert Tsang Yong George Yang:Voluntary Nonfinancial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The Initi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1 (86) .

[4]Chris Ennis, Joanna Kottwitz, SharonX.Lin: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arbon Disclosure and Performance in FTSE 350 Companies[D].Working paper, 2012.

[5]贺建刚:碳排放信息披露, 透明度与管理绩效[J].财经论坛, 2011, 7 (4) .

[6]方健、徐丽群:信息共享、碳排放量与碳信息披露质量[J].审计研究, 2012 (4) .

[7]陈华、王海燕、荆新:中国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内容界定, 计量方法和现状研究[J].会计研究, 2013 (12) .

[8]何玉、唐清亮、王开田:碳排放信息披露, 碳业绩与资本成本[J].会计研究, 2014 (1) .

[9]张彩平、肖序:国际碳排放信息披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财务与金融, 2010 (4) .

碳信息披露 篇5

想要对于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整体上的提高,主要的途径是通过对于资本投入者以及经营者之间信息的不平衡性,从而使得股票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机活动当中,降低股票的风险。

这样就能够使得股票流通顺畅。增强股票市场的稳定性。而对于企业的外部的资金投入者而言,公司平时对于公司内部的信息进行公告,这是其对于公司的发展情况、重大事件的公告以及企业信息进行了解的主要途径。当然,股票的投资者会根据企业所进行公告的的企业信息进行合理的判断,从而决定要不要对于该家企业进行投资。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企业就主要以此种形式对于企业的财政信息进行公告。

受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信息的更新周期也在不断的缩短,这样投资者就需要对企业所进行公布的财政信息、企业管理信息进行实时观察,对于其企业所进行发布的每一条信息都要判断其是否对于该企业进行投资产生重大的影响。

企业对于信息质量的披露对于资金的投入者来说可谓是他们进行投入的标准和依据。如果企业能够发布精准具有科学性信息,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投资者对于企业经济状况进行预测时,降低其风险程度。这样企业为此所进行的披露成本也会降低。综上所述,想要对企业的披露成本进行降低,其治本之策就是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水平。

一、会计信息的质量标准

如今,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企业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下面我们将对于会计信息的质量标准进行详细的分析与介绍。当本企业的决策者在对其进行使用以求达到某种目的时,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就成为公司获得利益的根本保障。会计信息的质量标准主要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有效性

会计信息只有具有客观依据,才能够在进行信息运用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与功效。如果该企业的会计信息出现错误或者是不精准的状况,这样公司管理者在进行运用时,就会对公司的经济效益带来损失。为了保证会计信息有效性,企业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公司所进行的交易、活动信息等各个项目内容进行仔细的排查、记录。对于那些符合计量标准和原则的会计信息形成报告的形式上交给有关的管理部门。

2.相关性

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主要是指当企业对于公司内的财政信息进行发布时,对于该企业的资金投入者对其进行的反馈。就是企业的会计信息对于企业的投资者需求量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它俩之间存在需求之间的变化,这就叫做相关性预测价值和反馈价值在此过程当中充当的是因变量的角色。

3.简明性

对于会计信息的简明性进行分析,其主要指的就是公司在对外部进行发布的会计信息,逻辑思维上都有利于企业外部投资者的理解。要求内容简单明了,避免企业外部投资者在对其企业会计信息理解时发生偏差的情况。但是由于其自身就比较难以理解,受这点局限性。企业管理者在对会计信息进行发布时,应该对于投资者影响较大的部分信息进行详细具体的披露。

4.可比性

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指的就是对于企业进行提供的会计信息在同一阶段不同时期或者是同一时期不同阶段可以有一个对比分析。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对于企业外部投资者是至关重要的,投资者通过对该企业过去的财政信息与现在企业发展状况进行比对之后,才能够为自己的投资方向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当然,进行比对的数据也不是固定不动的,对于不准确的数据也要进行及时的更新,但要确保逻辑思维体系的顺畅性。

5.时效性

对于企业的所进行发布的会计信息,对于时效性的要求标准是很明确的。对于企业进行的合作项目以及投资方向、效益估计这些方面。应该在第一时间对外进行公布。因为如果把握不住发布的最佳时期,会计信息所起到的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对于企业外部投资者进行投资时,也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

6.谨慎性

谨慎性对于会计信息所起到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对于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要求企业的管理者、决策者在进行会计信息检测时,要挨项进行排查。对于企业所进行的资产收益情况要有着科学合理的判断,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测,这样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企业危机的发生。这也符合会计信息谨慎性的标准。

上述就是对于我国会计信息所进行的质量标准要求。企业也应该对于这些准则加以贯彻实施,确保企业收益呈现上涨趋势。

二、会计信息披露的成本分析

首先,我们将对于会计信息披露成本这一概念进行简单的介绍,以方便对于以下概念进行更好的理解。信息披露成本指的就是在企业对于自身的会计信息进行披露的过程当中,必定会对于一些基础设施技术进行使用,这就形成了会计信息披露成本。这是组成会计信息披露成本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企业在进行会计信息的披露过程当中,对于企业经济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损失。这两部分成本统称为信息披露成本。

1.信息加工成本

信息加工成本指的就是在企业建立财政信息系统为起始点,以企业所进行信息披露为终止点。在此过程当中,企业对其所花费的资金成本。据相关调查表明,自从21世纪开始,我国股份上市的公司对于信息加工其成本主要花费在以下几个方面。其分别是;企业需要定期在期刊杂志上对于本公司的信息进行披露费用、本企业的专职披露人员定期发放的奖金津贴、对于企业信息进行宣传的网络媒体所花费的资金以及中介费用等等。这些信息加工的金额数量大约占公司资源管理资金总额的1/20左右。由于进行这些信息披露的措施已经呈现常态化的趋势。这样信息加工成本在信息披露成本中将会占据大量的位置,成为主体地位。

2.审计成本

审计成本主要是通过企业债卷的诚信度来进行衡量的。其对于公司所进行投资活动,以求达到商业目的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专职人员对于这个过程进行审计分析,如果其对于财政预期目标进行科学合理的审计,就会使得企业外部的投资者对于本公司的信任度得以上升,在资金方面加大对于本公司的投资力度。这些情况都映射于企业债卷或者是股票的诚信度上。可以说它就是反映公司审计情况的晴雨表。

3.信息披露成本

企业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花费的成本较高。因为在其进行会计信息披露之前,要经过会计师、审计师的考核与检查,而这一过程需要对其进行付费,这就叫做信息披露成本。虽然对于会计信息进行披露的过程对于企业来说是很大一部分的财政支出,但是企业要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进行结合,对于那些对企业外部管理者具有重大影响的会计信息进行披露。这也会使得公司的信誉度在无形中得以上升,为企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4.诉讼成本

企业在对于本公司的会计信息进行披露时,容易在法律方面引起纠纷,这就叫做诉讼成本。当然专职人员在进行信息披露时往往受诉讼成本的限制,对待会计披露信息往往都会处理的十分细致,以求避免法律纠纷的情况发生。所以其往往会对可能引起法律纠纷的会计信息并不予以公示。

纵观我国现在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的构成情况以及内部组织机构大多数都是认购股份越多,在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时,其投票权利大,往往具有一致性。而小股东对于自身的权益意识并不是很明显,因此在我国基于会计信息所引起的法律纠纷可谓是少之又少,企业因为会计信息质量所引起的诉讼成本几乎不存在。但正是基于上述情况企业对于影响公司效益的信息不予以大量披露,这样就导致信息披露质量整体水平降低,证券监管部门在对其会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时,往往由于其会计信息有隐藏性的行为,故此常常对于该企业进行经济上的处罚措施,企业在处罚上花费的资金成本较多。虽然处罚并不在诉讼成本的范畴之内,但是由于其处罚对象是证券监管部门,所以我们将其归类于诉讼成本当中。

三、降低成本、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措施

1.改革会计信息的生产传播方式

如今,我国改革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经济发展程度也随之提高。我国推行的企业改革得到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今的会计信息的生产传播方式依然停滞在以纸质为媒介的传播方式当中,而且传播的对象呈现单一化的趋势,这种情况对于我国的会计信息改革十分不利。所以企业管理者在对于会计信息进行披露时,要注意披露应该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网络媒介来对会计信息的生产传播方式领域进行扩展。

2.充分借助信息化的披露手段

如今,在对于会计信息进行生产传播时,应该充分借助信息化的披露手段。企业决策者在对企业信息进行使用时,往往通过网络联机的方式来对于会计电子信息进行获取。可以在进行数据输入的过程当中同时对于会计信息进行更新,这样被企业所进行权限设置的用户可以随时了解到该企业的最新动态,并对自己所需求的会计信息进行自主的运用。在公共平台上对于该企业的企业信息进行资源的共享。

3.实行分层次、差异化的信息披露制度

对于会计信息实行分层次、差异化的信息披露制度主要指的就是以企业所进行发布的会计信息为基点和判断标准,根据地域划分、公司类型划分、板块划分、公司行业划分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不同程度上的分类。在此过程当中,企业不能够单一的对于监管机构进行迎合,要真正的了解企业外部投资者的要求,了解到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只有对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进行差异化、分层次的改革,才能够降低该企业在证券市场预测的交易风险。

4.加强披露制度的质量控制

如今上市公司在进行信息披露的控制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弊端。较为突出和明显的问题就是如今进行披露的信息质量不高,存在虚假信息的存在。为了免受相关证券监管的处罚,往往企业对于一些会计信息不予披露,这样就造成了披露制度不完善的情况发生。这就要求证券监管部门加强企业披露制度的质量控制。切实使得会计信息披露总体质量进行提高。

四、总结

碳信息披露 篇6

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强制披露规则

中图分类号:F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2-0067-07

一、引 言

我国对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要求从2000年11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7号——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8号——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开始,其后又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修订稿)》、《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等。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指引》要求一般上市公司披露董事会编制的(或由审计委员会编制的,经董事会审议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实评价意见,同时《指引》对自我评价报告的内容及在注册会计师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表示异议时,董事会、监事会针对涉及事项所作说明的内容做出了要求。《指引》的目的是通过信息披露监管来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内部控制,它与前期的政策法规注重防范市场风险而没有强调内部控制本身的完善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可见,我国与内部控制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有关的政策规定正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可以说,《指引》的发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进入了强制披露阶段。

尽管我国针对内部控制的政策规定在不断完善,但对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因素的研究仍然处在初期阶段,目前对极少因素的分析,并不能反映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的全貌,同时,也并不能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信息的使用者和监管者提供足够的参考。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6年发布的《指引》为契机,选取2006年的沪市上市公司(非金融业)年报,观察其报表中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位置和披露的详细程度,分析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是否与公司规模、公司治理情况、外部审计和是否有交叉上市等多种因素的相关性,并用模型进行检验。希望本文能为认识决定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因素提供一些经验证据,也为上市公司信息的提供者、使用者和监管者提供一些参考。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企业是否提供了涉及内部控制的管理层报告以及提供内部控制报告的有用性等方面。Raghunandan和Rama 对《财富(fortune)》100强公司年度报告进行考察,发现有80家公司提供了涉及内部控制的管理报告 [1]。McMullen、Raghunandan和Rama对2 221家公司1993年年度报告进行研究,发现有742家公司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占所有样本的33-41%。他们还对1989—1993年的4 154家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平均有26-5%的公司提供内部控制报告,而财务报告有问题的公司中,仅有10-5%的公司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小公司内部控制报告与财务报告问题的相关关系更为明确,他们认为财务报告有问题的公司不大可能提供内部控制报告 [2]

国内学者中,刘秋明对2001年核准制下实施配股的34家A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进行分析,认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缺乏统一要求,导致上市公司尽可能披露对其有利的信息,披露形式也不统一,导致信息使用者的成本增加[3]。李明辉、何海和马夕奎对我国1 147家A股上市公司2001年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除4家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因中国证监会的特殊披露要求披露其内部控制信息较为详尽外,其他880家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中,大多数公司的信息披露流于形式,且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动机不强 [4]。蔡吉甫以2003年1 251家A股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进行回归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受到公司盈利能力、财务报告质量及财务状况是否异常的显著影响,即经营业绩好、财务报告质量高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披露内部控制信息;而财务状况存在异常的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力则明显不足 [5]。杨雄胜等对我国内部控制的社会认同度进行研究,通过我国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认同度进行研究后认为,公司治理在我国仍缺乏应有的认同 [6]

三、理论分析

上市公司按照相关法规(如证券法规)和其他监管机构的规定披露的信息属于强制披露的信息。福利经济学可以被认为是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福利经济学认为,信息可被看作一种公用物品,公用物品的特性是:公用物品的消费者对公用物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对同一公用物品的消费;这种对未付费消费者的非排他性使得公用物品的消费者在使用公共物品时尽量减少付费,而成为“搭便车”者。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而言,他们不愿使能增加私人利益的某些信息成为公共物品,所以他们有动机尽量少地披露公司的信息;同时,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上市公司管理层不愿披露某些信息时,他们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从其他渠道获取信息。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信息可以在不降低信息披露的质量(可量化的和不可量化的)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

但在非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即使法规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对某些信息进行披露,不同的上市公司披露此类信息的质量也不会完全相同,因为依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为了使其所管理的公司能够与其他公司有所区别,获得竞价优势,进而获得最大化的收益,他们就有动机披露更多的信息。上市公司可利用财务信息向投资者发出信号,传递上市公司的真实类型,这有利于实施再融资计划和降低融资成本[7]。Lang和Lundholm也证明了公司有动机披露更多信息,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并增强企业在竞争性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的能力 [8]

由上述理论分析可以推断,强制性信息披露并不可能满足投资者在非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环境下的各种要求,上市公司仍然会在规制下提供质量不同的信息。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不一定都能够很好地遵照2006年发布的《指引》,在年报中提供相同(或接近相同)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

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披露影响因素的选取,可以参照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提供的可以解释公司信息披露情况的因素。影响信息披露情况的因素主要有公司所属行业、公司规模、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所在的国家或地区、上市交易的场所、审计师事务所、公司的盈利能力(如资产净利率)等。由于本文对我国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所以公司所在国家没有差异,而且本文仅针对沪市,亦可剔除上市交易场所因素。因此,本文仅针对其他5类因素展开研究。

四、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假设1: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含义见变量定义部分。与上市公司规模正相关,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正相关,与公司规模排名名次负相关。

假设2: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公司控制人为国有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股权结构稳定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前十大股东存在负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董事长和总经理非同一人兼任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人数的比例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监事总规模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董事人数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四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设立个数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工作地点与上市公司不一致负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董事会会议次数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监事会会议次数正相关;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股东大会会议次数正相关。

假设3: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公司聘请排名靠前(“四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正相关,与审计意见也存在相关关系。

假设4: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上市公司在海外上市正相关。

假设5: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负相关。

假设6: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公司所在的行业相关。

2-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除金融业外的A股公司年度报告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的因素。

本文所用的财务报告和数据(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来自Wind中国金融数据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和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年报数据库;相关数据的统计和处理是通过Excel、Access和SPSS 13-0软件完成的;对样本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查阅和统计是由作者手工完成的。

3-变量选择、变量定义和模型设计

基于本文的研究假设,选取变量及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五、描述统计

本文共选取200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A股公司(所属行业非金融业)828家,年度报告828份。

绝大多数样本未按照《指引》的要求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只有8个样本有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注册会计师针对自我评估报告发表的意见(完全合规);有16个样本有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或有注册会计师针对自我评估报告发表的意见(部分合规);有31个样本没有任何有关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其他773个样本在其它位置披露了内部控制信息。

海外上市的样本占样本总量的3-6%;被ST的样本占样本总量的3-5%,退市的样本占0-1%;样本中工业企业较多,占66-1%;境内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占90-3%;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占7-9%;控制人为国有的样本占67-1%;26-5%的样本股权结构未变化;33-7%的样本前十大股东存在关联;10-5%的样本董事长总经理是同一人兼任;26-1%的样本设立了“四委”,0-6%的样本没有设立“四委”中的任何一个;52-5%的样本会计专业独立董事工作地与上市公司一致。

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位置如表2所示。监事会报告和重大事项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样本居多。

注:a为董事会报告中有披露,b为监事会报告中有披露,c为重大事项中有披露,e为公司治理中有披露,f为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内部控制做出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在数据库的附注中),0为没有任何位置披露内部控制信息。

在样本中,绝大多数样本对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比较简略,约有4-9%的样本(43家)披露的较为详细,其中,在重大事项中详细披露的38家,占4-4%;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详细披露的3家,占0-3%;在董事会报告中详细披露的2家,占0-2%。样本中披露了内部控制的缺陷或内部控制系统建设不足之处的样本约占总样本的0-3%。

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情况的依据主要是《指引》,但在年报不同位置对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所依据的政策法规等也不相同,本文将公司按照是否在海外上市分类,对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主要依据进行总结如表3所示。

六、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相关性检验及分析

本文针对2006年样本,对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性检验(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境内审计结果和资产净利率的相关系数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外部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和盈利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有较强的动机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上市公司在海外上市、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控制人类型和上市公司规模的排名的相关系数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在海外上市、总资产规模大、控制人为国有和规模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也有一定强度的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机。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与除上述分析以外的因素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其他因素并不能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行为。

注:括号内数字为p值,**和*分别

表示相关系数在0-01和0-05的置信水平上(2-tailed)统计显著。

(二)回归结果和分析

在本项研究中,变量的相关系数都不大于0-5,其他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5,故全部解释变量可纳入模型。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各解释变量的Tolerance值均大于0-1,VIF值均小于10,可见,各解释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

模型的回归拟合度偏低,调整拟合优度更低,F统计量的p值大于0-05,从表6、表7可以看出,模型从整体来看是不显著的。同时,引入模型的解释变量均未通过t检验。

基于上述结果,本研究又对各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和用向后选择法对变量进行筛选(由于篇幅有限,相关表格略去)。经过变量筛选后,回归模型的调整拟合优度仍然非常低。利用散点图(由于篇幅有限,各散点图略去)对变量进行分析,可看出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均无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1)本研究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进行了评分,评分的准确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确认。(2)本研究所应用的公司规模排名完全是按照wind金融服务终端提供的名次,不排除存在问题的可能性。(3)本研究选择的变量很多为虚拟变量,很难用线性回归分析变量间的关系。(4)本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可能还不足。

七、研究结论

对2006年沪市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的线性回归分析未得到较高的调整拟合优度,可见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与本研究所选取的因素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对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披露因素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仍可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示:

第一,绝大多数沪市上市公司未按照《指引》的要求披露内部控制信息。

第二,监事会报告和重大事项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样本居多,详细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较少。

第三,外部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和盈利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有较强的动机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在海外上市、总资产规模大、控制人为国有和规模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也有一定强度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动机。

本文对前人研究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扩充,并研究了2006年《指引》发布实施以后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这是在此研究领域中做出的新的探索。本文对样本的描述分析较为详尽、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也选取了相当多的因素,尤其是将公司治理因素引入模型进行了分析。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本研究所选取的变量尽管涉及到了大多数可能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的因素,但由于数据收集能力有限,研究并不能完全涵盖可能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的每一个方面;另外,研究中多数变量为虚拟变量,故仅用回归模型不能更好地深入检验各因素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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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明辉,何海,马夕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的分析[J]-审计研究,2003,(1):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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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惠芳-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信息披露实证研究—来自深沪223家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6,(2):71-75

(责任编辑:韩淑丽)

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模式研究 篇7

面临全球变暖等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传统的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已步入瓶颈不可持续, 发展低碳经济, 实现绿色GDP增长成为共识。碳排放会计也应运而生,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更是本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态度, 积极促进节能减排措施的实施。企业碳排放信息的披露是实现“美丽中国梦”, 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课题。

基于京都议定书的碳排放交易机制、联合履约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 同时以西方产权论为理论指导, 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随着全球碳排放权交易量的爆炸式增长, 企业作为碳排放的主要责任主体, 也渐渐意识到碳排放问题关乎企业自身长远发展。特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 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 企业面临披露气候变化信息的压力也日益增大。碳排放信息披露作为沟通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桥梁, 现已成为世界性会计管理活动。广泛意义而言, 碳排放信息披露属于社会责任会计与环境会计的研究领域, 其内容庞杂而新颖, 涉及多门学科的知识, 既包括财务会计等经济类学科和环境科学等自然学科理论, 也涵盖法学、伦理学等社会学科知识。由于受碳排放的难以计量性与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 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仍属于会计界难题。因此, 在低碳经济模式下对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

(一) 研究意义

会计信息披露是投资者等利益关系人了解并评估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等信息的主要途径。因此, 研究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主要有: (1) 通过追溯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的原因, 有助于引导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督促企业环境受托责任的履行, 强化企业节能减排意识, 规范碳排放相关信息披露。 (2) 在充分借鉴国际社会碳排放信息披露要求的基础上, 明确碳排放会计报告的目标和内容, 以反映碳排放对企业的财务影响并充分满足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碳排放信息的决策需要; (3) 科学合理的碳排放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可以为我国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从而推动我国碳排放信息披露规范性文件的形成和披露框架的构建。

(二) 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原因

碳排放信息披露不仅是实现企业自身“碳管理”和“碳约束”的关键, 更是利益关系人的决策依据, 同时也是促进碳交易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支撑。因而为了顺应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 全球许多企业基于多种原因选择披露碳排放信息, 主要可以归纳为强制性披露原因和自愿性披露原因。

(1) 强制性披露原因。政府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外在强制性披露压力是促使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的重要动因, 并且法律法规方面的强制压力与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的程度成正相关 (Martin Freedman等, 2011) 。首先, 出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需要, 多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企业行为, 以督促企业充分有效履行环境责任。美国联邦政府立法起步较早, 从1990年颁布《酸雨项目》和《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开始, 如今已有多部强制性法规监管企业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欧盟则在《京都议定书》的立法基础上采取区域内统一立法与成员国单独立法相结合的强制性减排立法模式。澳大利亚从2012年7月开始实施碳排放税政策, 荷兰于2013年起征收额外能源税。加拿大等国家也公布了一系列碳排放信息计量、报告、鉴证等实施细则。其次, 由于社会公众环境意识的增强以及碳监管对公司经营行为的影响日趋显著, 碳减排绩效和碳排放信息披露成为利益相关者新的关注焦点。通过碳排放信息的披露可以弥补财务报告使用者无法从传统财务报告中获知企业碳排放相关信息的缺陷, 有助于利益相关者全面评价企业。此外碳排放信息的强制性披露更有助于外部利益关系人评估碳监管对企业的影响。因而, 外部利益关系人会通过社会舆论监督与市场行为导向等方式给企业施压, 促使企业积极履行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和披露相关信息的会计责任。

(2) 自愿性披露原因。面临日益严苛的碳约束环境, 有先见的企业会选择披露更符合监管要求的碳排放信息。因为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和合理性理论, 碳监管法律法规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监管风险与合规成本, 而企业管理层将很可能通过自愿性的信息披露来遵守并预防现有的或未来可能发生的立法, 以减轻或避免可能发生的监管风险, 从而降低合规成本 (Solomon and Lewis, 2002) 。此外, 企业通过积极披露碳排放信息, 不但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还能帮助企业内部管理者优化经营决策, 有效控制企业经营行为的环境风险, 引导社会公众督促企业环境受托责任的履行, 推动节能减排措施的施行以及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 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国际要求与标准

披露恰当精准的碳排放信息直接关系到国际气候问题商洽、国际减排责任界定以及碳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但目前国际社会关于碳排放信息披露的要求与标准尚未统一, 可简单概括为国家碳排放信息强制披露标准以及国际组织自愿披露标准。

(1) 国家碳排放信息强制披露标准。从国际环境来看, 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国家都制定了有关碳排放信息的披露标准, 旨在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碳排放情况。

第一, 美国的碳排放信息披露标准。美国联邦政府是要求企业强制披露碳排放信息的先驱, 以1994年美国能源部颁发的《自愿披露温室气体计划》为先导, 逐步强化企业碳排放信息的强制性报告义务、登记义务以及披露义务。同时, 依据《强制报告温室气体规则》 (2008) 与《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 (2009) 建立起国家联邦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盘查管理体制。此外, 美国还责令某些特殊行业必须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 州政府以及地方组织也大力推进温室气体的管制与披露工作。随着碳监管风险的日益增强, 保险公司等监管机构也希望企业能向其披露所面临的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财务风险和正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 并发布了相关的强制性指令。

第二, 欧盟国家的碳排放信息披露标准。欧洲委员会先后发布《温室气体绿皮书》 (2000) 、《排放交易指令》 (2001) 以规范欧洲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交易。2005年, 欧盟排放贸易体系正式运行, 为欧盟国家披露碳排放信息奠定了体制基础。国家法层面, 以英国为例, 《气候变化法案》 (2008) 的生效标志英国成为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纳入国家战略框架的国际先例。同时在《温室气体排放披露指南》 (2006) 与《强制碳排放信息披露报告规则》 (2012) 的指导下, 最先强制要求上市企业应全面披露所有温室气体排放细节。为进一步规范披露董事会报告中量化的碳排放信息, 英国于2013年颁布《温室气体排放 (董事会报告) 规则草案》。

第三, 加拿大的碳排放信息披露标准。2004年, 加拿大政府开始要求碳排放量达到一定要求的企业在《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指导下强制性披露碳排放相关信息, 并尝试建立一个安全经济的温室气体报告体系, 旨在为企业提供披露指南、碳计量方法等。为响应政府严格碳监管的要求, 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于2005年颁布《披露气候变化与其他环境问题影响的报告 (解释草案) 》, 首次从会计准则层面讨论如何识别和应对来自气候变化的财务风险。

第四, 日本的碳排放信息披露标准。政府层面, 日本早于1998年颁布旨在要求企业披露其CO2排放量等定量信息与减排方法等定性信息的《应对全球变暖的对策》。机构层面, 日本注册会计师协会试图改进碳排放信息披露标准, 以缓和利益关系人的信息需求和企业气候风险披露之间的矛盾。

(2) 国际组织碳排放信息自愿披露标准。包括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 (CDSB) 、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 (CRDI) 、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 (IIRC)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等在内的众多国际组织分别从不同视角出发制定了自愿碳排放信息披露标准。

这些组织都基于规范披露温室气体的目的而成立, 但相比之下, 各组织的披露标准不尽相同。CDSB和CRDI都要求企业披露碳排放量相关信息, 但关注点主要是对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进行风险分析。IIRC与GRI则致力于建立一个可以将企业经济、环境以及治理等相关信息进行整合计量并披露的框架。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发布ISO 14064系列标准, 为企业碳排放的定量分析和报告提供指南。其中在国际上影响最为广泛、体系最为成熟的当属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 本文主要介绍CDP制定的碳排放信息自愿披露标准。

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由碳信息披露标准理事会 (CDSB) 于2000年启动, 秘书处设于英国伦敦, 作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机构试图弥补碳会计准则缺位带来的弊端, 其目的在于将气候变化的相关信息融入到企业经营决策内容之中, 为企业利益关系人提供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碳排放信息披露体系。CDP收集企业碳排放信息的主要方式为发放调查问卷, 且成立之初只针对世界500强企业发放问卷, 2006年才开始面向全球各地的大企业。如今, CDP已然成为国际碳排放信息披露的主要模式。通过分析CDP1~CDP13调查报告可知, CDP调查问卷内容随时代发展以及外部环境改变而调整, 但其包含的内容主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如图1所示。

(四) 国际碳排放信息披露的不足

虽然欧美等国家以及CDP等国际组织都为制定碳排放信息披露标准做出了尝试和努力, 但毋庸置疑的是, 目前国际社会的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仍存在诸多不足, 主要缺陷归纳如图2所示。

三、碳排放信息披露模式构建

(一) 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目标

碳排放信息披露目标可以依据传统会计报告目标概括为“受托责任”与“决策有用”两方面。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基础上, 通过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将碳排放信息转化为会计信息后, 运用会计报告特有方式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企业碳排放相关信息, 反映企业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促使企业积极践行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和披露相关信息的会计责任, 并有利于报告使用者 (利益相关者) 作出经济决策。

(二) 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

碳排放信息质量特征是沟通披露目标与实现手段的枢纽, 对信息披露起约束作用。根据FASB、AAA等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创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时所采纳的思路, 本文将碳排放信息质量特征分为两个层次, 即基本质量特征是可靠性、相关性和公允性;约束条件是重要性。具体如图3所示。

(三) 碳排放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

为实现碳排放信息披露目标并满足相关的质量要求, 本文认为碳排放信息披露内容应主要包括碳排放要素信息和碳绩效信息两方面。其中碳排放要素信息指可在财务报表中具体列报的碳排放信息, 而无法列入报表的碳绩效信息则可采用表外披露。具体如图4所示。

(1) 财务报表列报的主要内容。在财务报表中列报的碳排放要素信息应通过正式会计科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转化为可货币计量的会计信息, 以反映碳排放及其交易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同时在报表附注中补充与碳排放及其交易关系密切但无法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记录的信息。

为准确确认碳排放对企业的财务影响, 本文认为应新增几个碳会计科目。首先将碳排放权资产确认为“碳货币”, 用公允价值计量, 下设“碳货币———配额”和“碳货币———碳信用”两个明细科目, 以反映企业在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中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碳排放权资产。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 其碳配额所包含的交付义务将构成企业的现实义务。因此根据履行义务观, 应新增“排放负债”科目与“碳货币———配额”相对应。配额为免费分配时, 排放负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当配额为拍卖分配时, 排放负债应按历史成本计量。企业所获得的碳信用计入“碳货币———碳信用”科目, 其交易所产生的损益计入当期收益或递延收益。期末进行交付配额时, “碳货币”与“排放负债”应相互抵消, 二者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支。因此, 在“营业外收入”科目下应新增“营业外收入———配额交易净收益”与“营业外收入———碳信用交易净收益”两个明细科目。相对应的, “营业外支出”科目下也应添设“营业外支出———购买配额支出”与“营业外支出———配额交易净损失”两明细科目。

(2) 表外披露的主要内容。尽管碳排放要素信息已通过会计处理在财务报表中得以反映, 但还是无法满足利益相关者对碳排放信息的需求。因而, 表内列报辅以表外披露是必要的。

表外披露的内容主要是碳排放会计信息中包含的非定量、难以计量以及非指标化的信息。具体包括:碳交易信息, 即碳排放权获得方式、数量、货币价值以及交付的形式等;碳绩效信息, 即碳排放量信息 (排放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等) 、碳排放强度、超额排放成本、减排绩效等;碳风险信息, 即碳排放对企业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各种风险与机遇的成因及其影响, 风险包括碳财务风险、碳交易风险、政策风险等, 机遇包括法规机遇、碳交易机遇等;碳战略信息, 即企业应对碳风险与机遇所制定的低碳目标、低碳战略以及低碳举措等;碳政策信息, 即企业对国家相关低碳政策的执行情况与企业的低碳成果等;碳审计信息, 即碳审计内容与第三方审计鉴证报告结论等信息;其他碳排放信息。

(四) 碳排放信息披露的主要方式

目前, 关于碳排放信息披露方式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其一是非独立报告披露方式, 即在传统报表中增加碳排放信息;其二是独立报告披露方式, 即在传统报表外单独编制碳排放会计报表;其三是编制低碳报告书。基于推广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复杂性与长久性, 本文认为在现阶段宜选择财务报表定量列报与表外定性披露相结合的双重报告模式。

在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资产一栏下单设一项资产类别———碳货币, 包括“碳货币———配额”和“碳货币———碳信用”两明细科目。本项根据其下设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数进行填列。与此同时, 在流动负债一栏下添设“排放负债”这一负债项目, 并按该科目期末余额合计数填列。

碳排放交易产生的损益情况应在利润表中得以反映。首先, 在“营业外收入”项目下单独反映企业在碳排放交易中所获得的各项收益合计数, 按照“营业外收入———配额交易净收益”、“营业外收入———碳信用交易净收益”科目的合计数进行分析填列。然后相对应的在“营业外支出”项目下单独反映企业在碳排放交易中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合计数, 按照“营业外支出———购买配额支出”、“营业外支出———配额交易净损失”科目合计数分析填列。

由于碳排放交易属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因而需在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项目下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栏内增设一项“配额或碳信用出售收到的现金”。同时, 在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栏内再添设“购买配额或碳信用支付的现金”与“超额排放支付的罚金”两个项目。

报表附注中补充企业与碳排放相关的重大会计政策, 碳排放量的具体核算与计量方法、碳排放会计日后事项说明等其他与碳排放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

表外披露采取类似低碳报告书的形式, 同时利用文字、表格、图形等多种表达方式进行编制。该报告书属于企业财务报告中的一部分, 与财务报告一起向外公开, 接受独立第三方的审核检验。

企业实行碳排放信息披露是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同时, 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满足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信息的需求。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推广, 企业对温室气体的披露和减量将成为一种趋势, 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但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研究尚不全面、系统, 如何充实其理论核心内涵并有效进行碳管理仍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摘要:企业实行碳排放信息披露是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碳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满足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信息的需求。本文通过借鉴国际社会碳排放信息的披露标准, 结合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 明确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目标、原则、内容和方式, 并构建了一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双重披露模式。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排放,信息披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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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碳信息披露动因的理论分析 篇8

关键词:碳信息披露,动因,理论分析

一、概念界定

碳会计信息的涵盖面很广, 根据目前碳信息披露领域最权威的CDP (Carbon Displosure Project) 项目发放的调查问卷, 碳信息披露包括企业对气候变化有关风险的识别、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企业实现的减排绩效、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等内容。它是指企业按照碳会计信息披露的有关法律政策, 对碳会计信息进行确认、计量、记录以及对外披露的过程。

二、理论分析

本文分别从信息不对称与信号传递理论、合法性理论、自愿性信息披露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碳信息披露动因进行理论分析。

1. 信息不对称与信号传递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经济活动中, 人们对有关信息的掌握程度不同, 掌握充分信息的人会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可以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应用到企业碳信息披露领域, 企业是否履行低碳减排的责任, 是否遵守相关环境保护法规, 对外部利益相关者来讲, 都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如果企业能够充分披露履行碳减排责任的信息, 会向投资者传递积极的信号, 使投资者认为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企业相对于没有披露的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同时, 投资者会认为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企业面临的环境监管成本更少。通过披露碳信息可以改善公众形象, 从而影响投资者的决策, 进而对公司的财务与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2. 合法性理论

合法性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组织必须与社会主流的观念、价值观保持一致的时候才能生存下去并可能获得成功。企业除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还必须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 才能维护其“合法性”, 从而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将合法性理论应用到碳信息披露领域, 在全球变暖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 企业充分披露碳信息能够向社会传递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信息, 展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另外, 许多学者研究发现, 由于重污染行业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 受到社会公众和监管部门的更多关注, 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有更大的动力实现自身的“合法性”, 也承担着相对更多的碳减排责任。可能会更主动、更充分地进行碳信息披露, 以达到相应监管部门的要求, 同时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

3. 自愿性信息披露理论

自愿性信息披露是指除强制性披露信息之外企业管理层主动披露的信息, 企业可能为了维护公司形象、投资者关系、避免诉讼风险等动机主动披露如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信息。根据公司治理理论, 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代理问题的存在阻碍了资本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 而自愿信息披露可以有效缓解这些问题。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有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 对碳减排责任履行较好的企业可能为了与碳减排责任履行较差的企业相区分, 会主动进行碳信息披露, 从而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信号, 影响投资者决策, 解决企业价值被低估的问题或避免可能的监管成本。

4.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活动不能仅仅以追求盈利为目标, 还必须平衡股东、债权人、消费者、供应商、居民、社区等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其否定了股东至上的传统理论, 认为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在全球气候变暖日益严重的今天, 节能减排与利益相关者的生存发展都密切相关, 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反映企业走低碳经济、节能环保的道路, 维护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时, 企业履行碳减排的责任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 为企业建立良好的声誉与社会形象。因此, 企业倾向于披露其碳减排投入、取得成效等方面的信息, 从而能够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比如监管部门会对充分披露碳信息的企业减少环境污染处罚, 投资者会根据取得的碳信息对企业竞争力重新评估, 从而达到提高企业价值的目的。

本文借鉴企业信息披露的理论分析框架, 将信息不对称与信号传递理论、合法性理论、自愿性信息披露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创新性的应用于碳信息披露领域, 对碳信息披露的动因进行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自愿披露碳信息的目的,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孟凡利.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J].会计研究, 1999 (04) .

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探析 篇9

鉴于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也将低碳发展列入社会建设计划之中,政府开始关注低碳信息的披露,以期能约束企业碳排放活动,减少企业碳排放量。专家学者加大了对低碳信息披露的研究,以期能构建合理的碳排放权会计信息体系来帮助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活动,同时帮助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的碳排放量。

1. 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

关于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有些学者认为只包括可计算的价值信息,碳排放权会计信息并非环境科学意义上的指数指标,而是企业可核算、可比较和可利用的碳基价值信息。但是有些学者认为碳排放权会计信息的披露内容应不仅考虑企业的相关财务信息,还应包括企业相关战略信息,碳排放权会计信息主要包括能用货币计量的低碳要素信息与无法量化的低碳绩效信息。 低碳要素信息主要是指低碳资产、低碳负债等; 低碳绩效信息是其他非定量、非指标化的碳排放权会计信息,包括类似低碳发展战略、企业低碳情况说明书等。

2. 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方式

关于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方式,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将碳排放权会计信息归属于环境会计的部分,构建低碳背景下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计算低碳经济下的环境成本。我国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环境会计披露模式披露企业的碳排放权会计信息。企业应该单独披露环境资产负债表、环境成本表、环境现金流量表。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将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与传统会计信息披露相结合,将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融入传统会计信息披露活动之中,并有一定的延伸扩展。会计信息披露形式应关注表内信息披露与表外信息披露。表内披露是将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于现有传统会计报表中。表外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有两种模式: 一是披露于现有工具中,类似于招股说明书等; 二是披露于单独编制的低碳情况说明书。

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还处于发展初期, 有些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意识不强,有些企业无法披露碳排放权会计信息。应采用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的方式,强制上市公司以独立报告模式披露碳排放权会计信息,同时建立自愿披露机制,鼓励非上市企业以补充报告模式自愿披露。

3. 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

企业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目的与低碳发展可能会存在矛盾。出于追逐利润的动机, 企业可能会忽视低碳发展的要求,不愿意为减少碳排放而增加费用的支出,这时就需要发挥监管的力量。应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权会计信息鉴证审计制度,监督保障碳排放权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 在进行碳排放权会计信息审计的同时,企业也应该开展内部碳排放权会计审计,以推动企业内部全面完善碳排放权会计。

二、我国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对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并没有强制规定,企业对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都是自愿行为。因此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碳排放权会计信息的比例很小,而且企业多数以董事会报告和报表附注的形式披露,披露的内容和形式都比较简单。相比较而言,银行类企业更愿意披露碳排放权会计信息,重污染类高碳排放企业的披露越来越积极,但是拥有详细、全面碳数据的企业较少, 并且企业披露的信息中缺乏具体的量化数据和减排指标。

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主要存在如下四个问题: ( 1) 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标准不够规范。从我国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来看, 尽管企业已经开始重视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 但能够拥有全面、详实、系统碳数据的企业少之又少,特别是在披露过程中,基本上都缺少减排指标和量化数据。目前我国还没有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准则,对企业的碳排放量缺乏量化标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对排放配额进行不同的会计处理, 就会对企业的财务指标和财务报表造成重大影响, 从而会导致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出现差异化。 ( 2) 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不够完善。 虽然我国在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目前来看,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比较系统和完善的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对于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 规定、流程等缺少规范性的制度体系,国家的强制性和企业的自愿性不足,导致企业都是从维护公司品牌形象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甚至对碳排放权会计信息进行一些加工和整理,导致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质量和真实性受到影响。 ( 3) 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够系统。尽管我国对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越来越重视,但很多企业对于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还没有建立运行体系。一方面很多企业在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缺乏主动性,对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的治理体系不规范,没有把信息披露当成一项义务,而是把其看成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企业对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都是走形式,存在避重就轻的问题, 并没有一个完善的信息披露体系对其提出具体的要求,致使信息披露中存在模棱两可、披露数量比较少的问题,降低了信息的可信度。 ( 4) 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监督不够到位。从内部监督来看,我国企业特别是很多上市公司没有建立一个良好、健全的监督机制,内部组织机构不健全,董事会的监督机制基本上不起作用,尤其是监事会根本就形同虚设,公司管理者的法制观念不强,审计部门大部分都是由公司聘任的,受到公司利益的限制,缺乏独立性,所以很难履行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职能。从外部监督来看,我国监管机构比较繁杂,大部分的监管机构职能重叠,不能达到协调统一,这样不仅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同时也造成监管体系的职责分配不明确,不能有效进行政府监管。从社会监督来看,尽管社会公众对企业碳排放深恶痛绝,但很多时候没有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

三、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应对策略

1. 加强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方面理论研究

深入分析我国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目前我国在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不足。因而,无论是职能部门,还是专家学者,以及各类企业,都应当着眼于全球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大力加强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研究和探索更加科学、规范、有效的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理念、规范、流程以及制约机制等等。鉴于我国快速发展的低碳经济,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应当成为我国会计信息的新兴分支学科,使会计理论与低碳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 特别是要充分借监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碳排放权会计理论,研究和分析国外的先进经验, 立足于我国国情以及企业实际,选取典型样本进行全方位、立体化、深层次的研究,全面建设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真正使我国的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逐步形成理论体系。

2. 提升我国各类企业的低碳环保意识

要想更好地加强我国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提升我国各类企业的低碳环境意识至关重要,只有企业牢固树立低碳环保意识,企业才能高度重视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在当前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行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企业只有大力发展低碳、环保、绿色产品,才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站稳脚跟,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也有利于提升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而,企业的行政部门和监管部门,要从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和提升企业竞争力两个方面出发,引导企业不断转变发展理念, 把低碳经济应用到企业采购、生产、物流、管理的各个环节,利用先进的技术生产更多绿色产品, 更好地履行节能减排义务,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

3. 健全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法律体系

从目前我国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整体情况来看,由于企业披露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是遵循自愿原则,因而在初始阶段就必须大力加强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法律体系建设,通过增加强制性披露要求来提升我国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然后再逐步向强制性披露与自愿性披露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在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过程中,首先应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出发, 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地位,整合现有关于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专门的 《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法》。同时还要制定具体明确的披露准则,使我国企业碳排放权会计披露更具有实务性和操作性。

4. 加强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力度

由于我国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动性不强,因而必须大力加强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力度,特别是要大力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档案制度, 加强信用管理,建立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对于那些对碳排放权会计信息进行造假的企业相关责任人,要向外通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诚信教育体系,对企业和从事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的人员进行教育。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探索建立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诚信制度,对于发生过碳排放权会计信息造假的企业必须在保险公司投保诚信险,当企业出现碳排放权会计信息造假而损害投资者利益时,保险公司应当给予必要的赔偿。

5. 提高企业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整体水平

碳信息披露 篇10

关键词:碳信息,自愿,信息披露,动机

气候变化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全球关注的议题, 而温室效应又是气候问题中讨论最为广泛的话题。在这种低碳背景之下, 有许多企业已经开始自愿披露碳排放信息, 并积极地参与到减排行动中。但人都是有自利性的, 如果碳信息的披露增加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风险的评估, 那企业为什么还会愿意做这样的披露呢?这里, 笔者将简要分析一下上市公司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主要动机。

一、揭示公司价值需要

这主要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 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一般是分离的, 管理者会通过披露信息的方式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 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在强势有效市场的条件下, 公司的真实价值与公司的市场价值相符合。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 投资者仅能根据公开信息来判断公司的价值, 因此公司价值深受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影响。新兴的证券市场由于发展不完善, 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 导致市场上的信息质量不高,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尤为明显, 特别是外部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最终导致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虽然法规和规则并没有对碳信息披露做出强制性的规定, 但是企业价值高、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更愿意进行这类自愿性信息披露, 以表明自身的公司价值和经营优势。通过向投资者公布环境相关信息, 提高自愿披露程度, 可以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 显示公司的真实价值和核心竞争力。

二、再融资最大化需要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体制转轨, 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强烈的再融资动机。上市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可转债等再融资行为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除了基本的财务指标外, 股价和上市公司的形象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决定上市公司能否获得再融资机会以及再融资的价格。

在低碳背景之下, 增加对环境信息尤其是碳信息的关注, 并且积极加入到自愿披露行列, 一方面可以维护上市公司的形象, 获得投资者的好感。另一方面, 也可以帮助公司获得再融资机会, 满足再融资最大化的需要。通过加强与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沟通, 取得外部投资者的认可能够有效的提高公司的股价和市场形象, 这也成为上市公司进行再融资的理性选择。

基于这一约束目标, 上市公司会倾向于自愿披露有关发展前景和公司声誉方面的信息, 例如有关对未来节能减排目标的披露, 来加强外部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 获得投资者的好感以及对公司的信心。因此, 为了达到揭示公司价值, 吸引投资以及再融资最大化的目的, 上市公司有更强的意愿向外部投资者自愿披露公司的节能减排计划。

三、基于降低融资成本需要

在股票市场, 资金的需求方与供给方沟通的重要枢纽就是信息披露, 因此信息披露质量的好坏受到了股票市场各类参与者的重视。股票市场的资金需求方 (上市公司) , 获得资金需要付出代价, 也即股权融资成本, 这同时也是资金供给者 (投资者) 所要求的投资回报。股权融资成本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研究方向。

国内外有多位学者就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总结起来看, 国内外绝大多数研究都表明,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高, 能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而股权融资成本能对公司的价值有影响, 所以这也说明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价值息息相关。而碳信息披露也是信息披露的一种, 这种非会计信息能传递更多年报中所隐藏的信息, 我们认为, 这些信息的披露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股权的融资成本。

四、避免诉讼的需要

一方面, 管理层迫于不充分或不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将面临诉讼的风险, 会倾向于主动增加对外披露的信息。Skinner (1994) 通过研究发现, 当公司的盈余降低的时候, 管理层倾向于提前披露相关的信息来降低诉讼成本。但没有面临诉讼风险时, 管理层会权衡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披露时间, 达到增强好消息的有利影响及降低坏消息的不利影响的目的。另一方面, 管理层为了规避诉讼风险, 可能会选择较少地对外披露信息, 尤其是前瞻性的信息。因为前瞻性的信息有可能由于预测不准而误导投资者的决策进而造成损失。而管理层是由于预测失误还是故意误导投资者, 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仲裁机构都很难判定。Fan&Wong (2002) 认为信息不透明是避免无谓的政治和社会监督的良策。

这样就导致经理人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信息披露的充分程度, 而不是根据投资者的需要来选择信息披露的程度。

五、总结

从近几年碳信息披露的情况来看, 虽然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质量并不高, 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加入到了自愿披露行列。我们相信, 在低碳环保这一大背景之下, 会有更多的公司加入到碳信息披露行列, 信息披露的质量也会越来越高。

参考文献

[1]张宗新, 张晓荣, 廖士光.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有效吗?——基于1998-2003中国证券市场的检验[J].经济学 (季刊) , 2005 (1) :369-385.

[2]吴凤玲.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动机文献综述[J].财会审计, 2011 (7) :117.

湘鄂情 信息披露犯戒 篇11

一拖就是一年多时间。

日前,自曝陷入“地产骗局”的湘鄂情,从外表看,好像是个受害者。不过,这一事件非但没有使其博得同情,反而引来了一身的麻烦。

在深交所9月25日和9月30日两次监管问询下,10月17日,湘鄂情就其“在武汉6000万买地被骗一事”做出回应。湘鄂情从“无辜受害”转变为“坦白交代”,承认了自己的调查失职;而北京证监局的一纸整改令,似乎已然说明了一切。

董事长权力过大

相关人士认为,湘鄂情被骗一事发生,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董事长权力过大。

据了解,在湘鄂情的《董事会议事规则》中,董事长在长期股权投资方面的权限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10%以内(含10%)的单项投资额”。

根据湘鄂情2013年半年报,公司净资产为10.1亿元,这意味着1亿元以下的长期股权投资,都可以由董事长决定。

此外,董事会还将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权限直接授权给了董事长。

北京证监局认为,上述条款违反了《公司法》,造成了董事长个人权限过大,影响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发挥作用,大额对外投资未能及时经三会审议并披露,导致不规范运作的问题屡屡发生。

一家上市公司高管称,公司的重大事项应该经过董事会投票决定,像湘鄂情这样,将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管理交易等诸多事项都直接授权给董事长,这样做显然是有瑕疵的,会造成董事会的不作为。

内部决策草率

董事长权力过大,不仅可能造成董事会的不作为,而且很容易造成公司内部决策草率。

自上市以来,湘鄂情一直对收购颇为热衷,收购标的包括农业企业、快餐公司、团膳企业等等,一度被媒体称为“大胃王”。

今年7月,湘鄂情宣布轉型环保,并打算收购江苏中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然而,公告发出没几天,就有媒体调查发现,中昱环保公司在2009年至2011年的营收均为零,被怀疑是“空壳公司”。

此外,中昱环保还与一家在港上市公司中昱科技存在关联关系,而这一点在湘鄂情的公告中也并未披露。

对于这些问题,湘鄂情方面曾解释,由于公司还没有对收购标的进行尽职调查,一些情况他们也还需要核实。

今年9月,湘鄂情公告称,2011年在湖北武汉的一桩合作经营项目遭遇了股东纠纷和欺诈,6000万元的购地款可能有去无回,公司可能对此计提坏账准备。

有媒体发现,早在湘鄂情购地前,对方公司涉及股权欺诈一事就已有媒体报道,不仅如此,当地法院还发布过一系列查封公告。媒体质疑称,一笔过亿元的投资,湘鄂情在交易前没有做基本的尽职调查吗?

明知风险却不披露

在风险批露上,湘鄂情似乎也慢了半拍。

此前报道指出,湘鄂情于2011年就应当知晓上述地块存在的法律问题,却一直未公告,律师认为此举涉嫌信披违规。

在深交所9月25日和9月30日两次监管问询下,10月17日,湘鄂情就其“在武汉6000万买地被骗一事”做出回应。湘鄂情否认了外界对于其投资前未尽职调查、审批程序存在重大失误等质疑。不过,湘鄂情公告称,其支付的6000万购地款已被合作方挪作他用。

澄清公告显示,公司于2011年4月20日审议通过 《关于整体转让武汉台北路72号项目的议案》,同意湖北湘鄂情与甲方、乙方、北京和泓置地有限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丙方在履行协议时发现A、B两块土地使用权可能存在争议,公司开始进行调查,并对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性存在疑虑。

但湘鄂情就上述风险的提示公告至两年后才姗姗而至,公司称这是因为一直未取得第三方提供的法律性文件用于证实此事的真实性。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显示,据2011年12月8日《武法拍字(2011年)17号》文件,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将对“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72号 (拉斯维加会所)1-4层”进行公开拍卖。拍卖公告显示,上述项目土地登记面积为4844.51平方米,与湘鄂情购买的72号项目中的A地块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在2011年12月8日前后,湘鄂情就应当知晓上述地块存在的法律问题,然而公司同样对此“视而不见”。

在湘鄂情支付6000万元首付款之后,所谓的合作方一直未履约,对于这一明显风险,湘鄂情称,考虑到合作三方未来将会开展更多的商业合作,因此公司基于信任并未强制要求对方在合作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土地的过户和抵押手续的办理。

此外,对该项目此后系列的权益变化,公司不予公告的理由是:在项目方案确定后再对相关事宜进行充分披露公告较为谨慎,因此未以单独披露。

多次挑战监管底线

实际上,回看湘鄂情在隐秘信息披露方面可谓“劣迹斑斑”,信披违规早已成为“惯犯”。

2011年11月16日,湘鄂情针对媒体报道其涉矿一事发布澄清公告,在这一则澄而不清的公告中,湘鄂情承认了与吉林信托曾经接触,且推翻了此前“没有这回事”的回应。

这份澄清公告将信托计划原定的担保主体“深圳湘鄂情投资”改写成“本次信托计划的发起主体”,并将信托计划股票收益权出让人孟凯、收益权出让标的北京湘鄂情与此信托计划撇得一干二净,同时还将拟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一笔带过。

2012年12月,湘鄂情对南京湘鄂情的应收款余额2568万元,该款项全部为公司代南京湘鄂情垫付的款项,已经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而对于这起财务资助行为,直至2013年4月24日才在2012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被责令限期整改

北京证监局还指出了湘鄂情在财务核算、公司治理方面的诸多问题。

公告中称,湘鄂情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确认加盟费收入1480万元,确认股权收购合并日前损益1556万元,共影响当期损益3036万元,占2012年度净利润28.09%。同时,公司向供应商收取采购返点1220万元冲减营业成本,入账依据不充分,财务基础工作不规范。

2012年,湘鄂情净利润为1.09亿元,如果扣除3036万元,净利润将减至7000多万元。

对于用采购返点冲减营业成本的问题,一位资深会计师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在会计上没有问题,湘鄂情可能是在具体处理上做得不够好,例如可能采购成本每个季度都在发生,但一年的采购返点是一次到账的,可能公司没有对这些返点进行均摊,影响了各个财务周期中的利润状况。

此外,北京证监局还指出了湘鄂情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例如,湘鄂情上市以来未按照项目建立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台账,各门店装修相关募投项目工程未建立相关内控制度;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告的标准过于宽松,不利于公司及时了解、判断重大事项的影响等。

10月15日,湘鄂情收到一份来自证监会的决定书,并责令其限期进行整改。

碳信息披露研究:国内外研究综述 篇12

一、碳信息披露研究现状

(一) 环境信息披露内容

由于没有碳排放会计准则的约束, 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比较广泛, 形式比较灵活。国外学者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分为外部环境管制政策信息、内部环境信息、环境负面影响和正面的保护措施对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这三部分, 另外, M.Ali.Fekrat, Caria.Inclan和Davia Petroni (1996) 认为环境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还要求披露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反应。而我国学者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环境财务数据信息、环境绩效评价的信息, 以及成本和负债会计处理方式。其中, 将环境内容细化为:与环境有关的收益和支出, 环境管理绩效, 环境问题对公司的资产负责表、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相关的环境会计政策等。

(二) 环境信息披露模式

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 不同的途径下披露的环境信息程度存在差异。由小到大依次为年报、公司网站、独立报告, 大部分企业倾向于运用独立环境报告形式, 使用公司网站对年报进行补充披露, 并且逐渐使用非传统、新的披露方式。由于企业环境行为和环境事项的复杂性, 不符合传统会计的确认和计量标准, 至今仍未纳入财务会计报表体系。孙兴华、王维平 (2000) 等人认为可以将环境信息在传统的财务报告里进行补充列报或者调整现有财务报表基本架构, 亦或编制独立的环境报告。为了同时反映经济受托责任和环境受托责任, 向春华 (2010) 提出将独立报告模式与补充报告模式结合起来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三)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聚焦于碳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多, 其主要从企业外部压力和内部驱动因素两方面进行讨论。Cho和Patten (2007) 研究发现外部压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各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的舆论或市场行为, 其中投资者的关注程度是最主要的因素。H.C.Li和K.F.Hua (2010) 认为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大于内部利益相关者, 而中间利益相关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策略的选择。针对公司内部驱动力, 普遍认为公司规模和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 重污染行业披露水平明显高于非重污染行业。而在债权人压力、企业实际控股人性质与地理位置的相关性上则存在一定的分歧。Elijido-Ten (2004) 认为债权人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这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Clarkson (2008) 则持相反的观点。李晚金等 (2008) 认为CEO是否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及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程度之间的关系不明显, 而Simon和Kar (2001) 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中企业家族成员的比例与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意愿呈负相关。同样, Karim等 (2006) 发现外资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企业在年报的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环境信息较少。

(四) 碳信息披露的数据质量

碳信息披露项目 (Carbon Discloure Project, CDP) 所披露的温室气体 (GHG) 排放信息和碳会计处理方面的信息程度不够, 其收集的碳信息数据质量欠缺, 不能满足政府、投资者、NGOs等利益相关者对碳信息的需求。在2008年标准普尔500公司中, 仅有5.6%的公司披露了相关GHG排放的信息, 在年报中提到气候变化的公司只有24%。Elizabeth Stanny (2010) 分析2006年至2008年碳信息数据, 结果显示:强制性披露效果优于自愿性披露, 并且公司更愿意概括性披露碳信息, 回避碳排放数据及碳会计处理方法。Brendan O'Dwyer et al (2005) 认为CDP公布的数据可靠性不强, 主要原因是CDP没有成功建立信息需求者和碳信息披露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导致其缺乏由独立的第三方实施审验。

在国外有较为完备的准则和规范作为研究和推广碳会计的前提下, 我国碳会计理论与实务还落后于国外, 在这方面我国需要加快环境财务会计体系与FASB、IASB的趋同, 积极研究有关碳会计规范有关的配套准则。张巧良 (2010) 指出碳管理信息披露可以通过设置独立的气候变化信息板块的方式来披露, 或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描述气候变化信息, 建议通过后者来实现现有财务报告与碳排放报告的有效融合。同时将碳信息披露的内容细化为:碳排放数据、统计方法,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治理、战略、风险、机遇、管理业绩等信息。

(五) 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的披露框架

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一直致力于将气候变化的信息融入商业策略和投资决策中, 已向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 800多家上市公司发出其年度气候变化数据披露请求, 主要在管理部分、风险和机遇、排放这三方面进行调查。管理方面的调查具体包括:公司治理层面的管理机构、激励机制, 公司战略, 公司开展的减排目标、行为以及社会责任报告。在风险和机遇方面, 2011年设计的调查问卷将气候变化的风险与机遇类型分别划分为三类:法规风险/机遇、有形风险/机遇以及其他风险/机遇, 并且最后的结果显示风险与机遇的六个部分重要程度相同。测量与核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作为温室气体管理的关键环节, 主要从排放核算方法 (新增关于排放基准年的问题) 、排放数据 (包括三个范畴、温室气体的具体排放数据和外部审验情况) 、温室气体细分、能源、排放绩效、排放交易等方面对公司展开调查。

(六)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体系

世界各国对基于碳排放信息披露的评价体系的构建方式并无标准, 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目前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评价体系主要为环境业绩方面的评价体系。

世界各地的政府机构、会计机构及环保团体组织等相继提出了关于环境业绩应包括的指标指南。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 (1) 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ISAR) 。ISAR提出将环境业绩指标融入财务业绩指标来考核企业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 (2) 由非政府组织领导的全球性报告促进行动 (GRI) 。从1997年开始GRI就着手研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内容, 包括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各指标。 (3) 促进全球发展可持续委员会 (WBCSD) 。WBCSD将环境核心指标概括为:破坏臭氧层的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排放、原材料消耗、水资源消耗、能源消耗等指标。 (4)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ISO的ISO14031环境业绩评价体系包括:环境状况指标和环境绩效指标。

国家层面的企业环境业绩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包含在国家环保总局的两个通知的附件中, 以及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等提出的“中国公司责任报告编制大纲”中。2003年5月发布的“关于开展创建国家环境友好企业活动的通知”附件2中, 提出6个环境指标:环境管理体系、排放达标、总量控制、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消耗量、单位产品水消耗量、单位工业产值。而在2005年11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通知”附件和2007年三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公司责任报告编制大纲”又引入了社会影响、环境责任与业绩描述。

二、研究现状的总体评价

通过对国内外碳信息披露文献的回顾和梳理, 可以发现, 目前国内外碳信息披露研究都相对不够成熟, 我国企业主动披露碳信息的意识还比较薄弱, 在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上均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会计环境信息的碳信息披露内容、方式、影响因素以及框架这几方面, 为后面的学者研究提供了不少的方法和思路, 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碳信息披露框架和评价体系, 不仅使企业之间的信息缺乏可比性, 而且不利于监管部门进行碳管理。二是参与碳信息披露的企业以大型上市企业为主, 民营企业或者中小型企业很少涉及, 因此实证研究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由此而构建的碳管理方法很难适应小型企业的碳披露, 对其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四是由于缺乏一致的核算标准, 且碳披露数据缺乏严格的审核, 披露信息定性多于定量, 难以将碳信息披露进行量化和制定出具体的碳减排目标。五是与国际环境信息披露相比较, 我国碳信息披露呈现出参与公司数量少、数据质量不高、主动性不强、可比性差的特点。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于环境法规、国家制定的有关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会计准则和国家的重视程度等不同而造成的。

总之, 碳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需要今后的学者辨证分析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 通过实证研究不断完善和验证理论研究。同时, 需要强化会计体制改革, 加强环境会计制度准则的建设, 明确规范环境事项的确认标准和计量属性, 以全面体现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环境责任。

摘要:由于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碳信息披露这一概念近年来受到监管层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对现有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与研究, 结果表明:目前关于碳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披露内容、披露模式、影响因素、披露质量等方面;目前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如碳信息披露口径不统一, 规范化程度较低, 实证研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某些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等问题。

关键词:环境会计,碳信息披露,CDP

参考文献

[1] .向春华.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证研究[D].湖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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