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复发转移

2024-10-09

术后复发转移(共8篇)

术后复发转移 篇1

摘要:本文从中医药角度探讨了防治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的经验,主要包括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的病因病机、影响复发转移的因素、中医辨证分型治疗及中医防治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的思路、方法、常用的治疗胃癌复发转移的专方、专药以及中医药防治胃癌术后复发的机制,认为中医药在防治胃癌术后复发转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中医药防治胃癌术后复发转移是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关键词:胃癌,术后,复发转移,中医药

胃癌是常见的消化系恶性肿瘤,发病率高,在我国发病率占各种恶性肿瘤发病率之首,且近年来呈逐渐上升趋势[1]。由于胃癌起病比较隐匿,早期症状不明显,所以临床上早期胃癌的诊断率较低,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发展为进展期胃癌,错过了手术根治的最佳时机,死亡率较高,居世界癌症死亡的第二位,仅次于肺癌[2]。目前西医治疗胃癌主要采用以根治性手术切除为基本方法,放疗、化疗及内分泌治疗为主要辅助治疗手段,使患者的预后得到明显改善,但术后患者仍有发生肿瘤转移复发的可能。术后发生复发转移是肿瘤治疗失败的主要标志,也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30%~80%癌症患者术后可发生局部或远处转移。因此,防治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在胃癌的诊治研究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近年来有关胃癌复发转移的基础研究虽然取得很大进步,但国内外尚无有效的抗转移药物应用于临床。20世纪中期以来,中医药在胃癌的治疗上取得了可喜成绩,尤其在治疗胃癌复发转移上可起到放、化疗及内分泌治疗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已有研究显示,中医药在胃癌复发转移的防治中具有较好疗效。现将近年来中医药对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的诊治进展综述如下:

1 胃癌及转移的病因病机

西医认为,胃癌指原发于胃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发病与遗传因素、胃部疾病、环境因素及饮食等因素密切相关,胃黏膜遭到破坏,胃腺受到致癌物质的作用而逐渐变成胃癌[3]。中医学文献中虽无胃癌病名,但早有类似胃癌症状的记载,胃癌归属于胃脘痛、反胃、噎膈、积聚等范畴。中医上,孙桂芝认为脾胃虚损为胃癌发病最重要环节[4]。刘嘉湘认为,情志因素是胃癌发生的重要病机之一,因长期气机郁滞、血行不畅而致瘀血内结而发病。蒋文照认为,气血瘀滞是胃癌产生的因素,主张胃癌治疗以泻浊导滞、活血化瘀为宜[5]。也有学者认为,痰浊是胃癌发病和进一步发展的原因,而胃癌发病的最终病理机制是痰阻、气滞、血瘀、热毒、正虚,其中正虚是形成胃癌的基础,而痰浊内阻是肿块最终形成的病机关键[6,7,8]。综合各家研究观点,笔者认为胃癌是由脏腑功能失调、外感内伤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由长期饮食不节、精神因素、劳倦内伤或感受外邪,致肝失疏泄,胃失和降,或久病脾胃受损,痰湿内生,气滞血瘀,凝结于胃而成最终发展成胃癌。

转移是恶性肿瘤的基本特性之一,术后发生复发转移是癌症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对于胃癌的复发转移,有学者认为癌毒遗留或传舍是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的基本病理过程,而正气亏虚、伏邪流注经络脏腑则是主要的病因病机。陈郭君[9]认为,癌症患者多因病程较长,且经过手术、放、化疗等治疗后元气受损,外邪侵袭,脾胃受损,致使气血生化不足。胃癌术后仍易发生复发转移,说明患者体内存在产生肿瘤的物质基础,手术虽去除了局部胃癌肿块,但只是相当于祛除了胃癌高污染区,而此时整个残胃因机体代谢等因素使残胃细胞间质已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残胃仍是污染区,在合适的条件下仍可造成胃癌的复发和转移,污染物质仍易聚而形成胃癌,或随气升降,或沿络脉播散转移他脏。综合各家观点,胃癌术后病理特点多是以正虚为本,以邪实为标,病变多是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笔者认为,抗转移治疗应多从虚、痰、疲、毒等环节入手辨证论治。

2 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的因素

有研究显示,胃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与多种临床病理因素有关,且多发生在术后2~3年内,术后5年以上复发非常少见[10,11]。西医影响胃癌术后患者预后的多因素分析显示,淋巴结转移情况、TNM分期、是否给予根治性手术是影响患者术后生存的独立因素[12]。而中医学上,根据证侯特点提示,胃癌术后患者多以脾胃虚寒为主。有研究发现,脾虚组与无脾虚组患者相比,胃癌浸润深度、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TPMN分期及术后复发转移情况不同。胃癌术后诊治的相关研究显示,健脾中药对术后肿瘤的转移复发状况有一定影响,认为患者的脾虚状态是影响胃癌术后预后的一个因素[13,14]。由于免疫功能低下是恶性肿瘤转移和复发的关键,有研究采用温中化瘀汤配合化疗治疗胃癌术后患者,结果发现该中药配合化疗可降低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提高生存率。

有研究显示,肿瘤细胞的分子生物学特性与术后复发转移密切相关[15]。Aoy-agi、P53、CD44、VEGF和MMPs等物质与肿瘤的复发与转移密切相关[16],其可作为评价胃癌患者术后预后的指标。邓鑫等[17]采用胃宁颗粒配合化疗治疗胃癌术后160例患者,结果显示经中医药联合化疗治疗后,MMP-9、VEGF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提示MMP-9、VEGF与复发转移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3 中医药的治疗概况

目前,中医药防治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的方法主要有辨证论治、基本方加减、中医药配合化疗或放疗、针灸等。

3.1 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基本的治疗原则。多数学者认为,在辨证论治原则的指导下,针对不同证型采用相应的治疗方法,有较好的治疗效果。有学者认为,根据术后临床体征可将胃癌患者分为脾虚气滞型、脾肾两虚型、胃阴亏虚型、气阴两虚型和胃络瘀血型5型,以气阴两虚型及脾肾阳虚型为多见,分别给予以健脾益气,化浊和胃;健脾补肾;养胃生津;益气养阴;活血化瘀,理气止痛治疗可取得较好效果,明显改善了患者细胞免疫功能及临床症状,提高了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18]。因此,胃癌术后采用辩证论法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率。

3.2 基本方加减治疗

基本方加减是中医防治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的一个重要方法。胃癌术后患者,由于机体的创伤、生理功能的变化,致使患者胃肠功能紊乱和机体的免疫功能进一步下降,中医理论认为,胃癌术后患者脾胃损伤,而元气又不能及时补充,从而导致胃癌的复发转移。在该理论指导下,有学者采用健脾益气法治疗胃癌术后患者,取得了良好疗效。胃癌患者术后虽已切除肿瘤,但脾虚仍然存在,采用健脾益气中药治疗胃癌术后患者,可使患者消化道症状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有研究者以健脾为主的中药胃肠安治疗68例胃癌术后脾虚患者,结果显示中药组能显著改善患者脾虚证的症状,有效率明显高于西药组,中药组生存期和生存率明显升高[19,20]。

3.3 中药联合化疗治疗

从目前的临床胃癌医治情况出发,外科手术仍是治疗胃癌的主要手段。胃癌术后给予中药联合化疗的综合治疗是目前术后患者的主要辅助治疗方法。胃癌患者本身有消化道功能减弱和免疫功能低下等症状,经过手术打击后这些症状更加严重,而使部分患者不能进行化疗或难以完成整个化疗过程,失去早期治疗的机会。有研究显示,中药配合化疗可提高患者机体免疫力,降低化疗带来的毒副作用。目前,采用中医药防治胃癌复发转移已逐渐成为优势。有学者将160例胃癌术后患者采用胃宁颗粒联合化疗,结果显示中药联合化疗组复发转移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联合治疗组对复发转移灶大小抑制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中药联合化疗可以降低胃癌患者术后复发转移概率。有研究者采用OLF方案联合中药八珍汤加味辅助治疗胃癌术后患者,动态观察T淋巴细胞核仁区Ag-NORs的表达活性,发现联合治疗组治疗后Ag-NORs的表达活性较单纯化疗组明显升高,且毒副反应明显减少,提示中药联合化疗可以明显改善肿瘤患者化疗期间的免疫功能状态,提高生活质量,降低化疗毒副反应,增加患者对化疗的耐受性,抑制复发转移。有学者分别采用化疗联合不同中药(艾迪注射液;香砂六君子丸等)治疗胃癌术后患者,结果均发现中医药配合化疗可明显改善胃癌术后脾虚的症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可有效控制胃癌术后的复发及转移[21,22]。华远铎[23]采回顾性方法分析了采用健脾制癌汤预防胃癌术后复发转移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能使胃癌术后远期疗效有所提高。以上研究均提示中药联合化疗可显著降低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的发生率,提高生存质量,在胃癌复发转移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

3.4 不能接受化疗的胃癌复发转移患者以中医治疗为主

胃癌术后患者往往体质较差,或由于其他合并症、经济负担等原因,难以耐受化疗,此时中医治疗就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3.5 针灸治疗

针对胃癌患者,诸多常用针灸取穴有丰隆、血海、膻中等。胃癌术后多数患者免疫力低下,田氏等通过中医针灸治疗106例患者,发现针灸可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并改善患者生存质量[24]。提示胃癌术后给予适当的针灸治疗有待进一步推广。

4 中医药抗胃癌复发转移效应机制研究

目前,中医药防治胃癌复发转移的效应机制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许多研究显示,中药抑制胃癌术后复发与转移的机制和作用比较复杂,可能多靶点、多途径起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4.1 降低细胞毒性

余绍蕾等[25]研究发现,中医药芪丹煎剂可提高胃癌小鼠NK细胞活性,降低细胞毒性,抑制胃癌细胞转移。

4.2 抑制肿瘤血管生成

研究显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广泛表达与胃癌术后复发转移有一定关系,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高表达与胃癌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26]。董智平等[27]研究发现,中药白鹤冲剂可抑制胃癌局部或远处转移,以及转移组织中VEGF表达。因此,笔者认为中医药可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成从而抑制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

4.3 对肿瘤细胞凋亡的影响

细胞凋亡信号传导紊乱是肿瘤发生复发转移的重要机制之一。有研究通过成功建立类似临床上胃癌术后复发转移动物模型,采用中药复方养胃抗瘤冲剂进行干预,结果显示养胃抗瘤冲剂可以通过促进线粒体释放Cytc,激活Caspase级联反应,改变相关细胞的凋亡敏感性,最终引起肿瘤细胞凋亡[28]。提示中药可以通过诱导细胞凋亡从而抑制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

4.4 对肿瘤基因的影响

最近研究表明,C-erb B-2和nm23作为肿瘤转移抑制基因,其表达高低与胃癌的侵袭转移密切相关,并且是影响预后的重要标志。研究显示,胃癌术后患者nm23H1表达降低,而若升高nm23H1蛋白表达则可以起到抑制肿瘤转移的作用,并改善预后[29]。因此,笔者认为中医药可通过调节肿瘤基因的表达,起到抑制复发转移的作用。

4.5 对细胞黏附分子的影响

细胞黏附分子在肿瘤侵袭与转移中具有重要作用。CD44v6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跨膜糖蛋白,其表达高低与胃癌转移有关。最近Okayama等[30]研究发现,CD44v6可作为胃癌转移的一个预测指标,提示调节细胞黏附因子的高低可防治胃癌术后患者发生复发转移。

4.6 对端粒及端粒酶的影响

端粒酶是一种蛋白质与RNA组成的核糖核蛋白,其作用是保证真核细胞染色体线性DNA的复制得以完全。端粒酶在正常体细胞中处于失活状态,其活化是细胞永生化或恶化的重要标志。端粒酶基因激活以后,肿瘤细胞中端粒的长度才能相对稳定,使细胞获得无限增殖的能力。梁寒晖[31]采用不同浓度蒙药巴特日对胃癌MGC-803细胞进行处理,以探讨蒙药巴特日抑制肿瘤生长是否与端粒酶活性有关,结果显示,蒙药巴特日可明显抑制胃癌MGC-803细胞的生长,为其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31]。提示中医药可通过抑制端粒酶的活化,从而抑制胃癌复发转移。

4.7 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

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可以提高人体抗肿瘤能力。中药对机体具有免疫功能调节作用,研究提示,中药抗胃癌的机制之一可能是其具有调节机体免疫的作用,阻止肿瘤的生长、播散和复发。已经有研究证明肿瘤复发转移与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有着互为因果关系。胃癌的预后与机体免疫功能密切相关,徐勇等[32]采用生脉注射液治疗胃癌术后患者,结果显示生脉注射液可以有效的提高胃癌术后患者的免疫力。蔡骏等[33]使用中药四君子汤联合肠内营养探讨其对胃癌术后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发现健脾益气中药四君子汤辅助的肠内营养能进一步改善胃癌术后机体免疫功能。提示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率。

4.8 对放化疗的保护作用

由于胃癌术后患者体质差,常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有研究显示,采用中药如参麦注射液等可对肿瘤术后放疗和化疗起到增减毒的作用,减轻放化疗引起的并发症,并降低毒副作用。

5 展望

胃癌患者5年生存率极低,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因此,如何防治胃癌术后复发转移,提高临床治疗疗效和生存率,减少或阻止胃癌的复发与转移,是目前在关于胃癌的研究中最迫切的临床研究课题。尽管中医药在防治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胃癌复发转移的机制比较复杂,其具体临床应用规律及机制等还有待更深一步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医药在防治胃癌转移方面的临床疗效。

肿瘤复发转移可以早发现 篇2

多数癌症患者死于复发转移

临床上,有相当多癌症患者,和姚贝娜一样都必须面对癌症复发这一残酷的现实。癌症的复发转移是患者长期生存的最大威胁,也是其主要死因。在我国新诊断的实体瘤患者中,有2/3的人已经出现临床转移,在经过局部治疗(手术、放疗)+全身化疗后,仍有部分患者出现亚临床隐性转移,出现临床复发转移的患者多数会在5年内死亡。

究其原因,患者实施切除手术后,有些会接受进一步的化疗治疗或放射治疗,治疗周期结束后,影像学检查并未发现癌细胞时,患者通常会以为癌细胞已被完全“杀死”,其实不然。目前在临床上,癌症的复发转移监测方法主要依靠影像学检查,如超声、胸片、CT等,但影像学检查能够发现的,往往是已经“成形”的转移瘤,等发现时患者多数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期。

要知道,手术切除只能把癌变的组织切除,后期的放化疗的确能杀死一些生存能力弱的癌症细胞,但仍有少数的癌症细胞具有高度转移潜能,这些癌症细胞易于在血液循环系统中存活,并寻找合适的增殖环境,一旦寻找到适宜的环境,这些细胞会迅速“隐藏”起来。这就是有些癌症患者在切除、化疗治疗后,当时体内未发现有癌细胞组织,但经过一段时间后,癌症又复发或发生转移的原因。

癌症转移可以早预测早发现

随着技术的进步,癌症转移的早预测早发现并不是不可实现。这主要取决于癌症转移的3个新观念:

一是癌症转移是早期事件,而不是晚期事件。癌症早期发生与早期转移是互为促进、互为影响的。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早期癌症患者有可能存在着微转移,例如在癌细胞找到可增殖的环境前会“游离”在血液中,我们通过循环癌症细胞分析系统进行血液检测,可把血液中来回循环的癌症细胞检测出来。

其次是癌症转移风险是能够被预测。肿瘤学家目前已可以通过基因芯片等技术预测早期癌症患者治疗后的转移风险,从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转移风险高的给予更为积极的治疗方案,而对转移风险小的则更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给予烈度较低的治疗方案。

再次是在癌症转移的早期进行有效处理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期。通过早期发现癌症转移,制定系统治疗方案,能够将晚期癌症转化为慢性病管理,从而能给予患者更高质量的长期生存。

个体化基因检测,让治疗更高效

今年52岁的张女士,是一名肺癌患者,用于治疗此病的药物多且价格昂贵。为了不让张女士花冤枉钱,主治医生建议张女士做一个“个体化治疗”的检测,以便确定哪种化疗药物对她最有效、副作用小。

“治病用药怎么还得再花钱做检查?”患病以来的高昂治疗费用已让张女士一家不堪重负,遂谢绝了医生的建议。临床医生只好凭着自己的从医经验为张女士选用了一种治疗肺癌的化疗药物。

在经过一段时间化疗后,效果却不明显。医生告诉张女士,很有可能是她对该药物的敏感性不高,药效并没有发挥很好的治疗作用。随后,张女士听取了临床医生之前的建议,到实验室做了检测。经过检测,临床医生及时更换了治疗药物,张女士的治疗效果明显好转,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也有所减轻。

个体化治疗的检测在患者癌症治疗期间作用非常大,这也需要患者视条件自愿选择。通常情况下,多数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为了节省费用会拒绝做检测,但盲目选择治疗药物不仅效果不好,对身体的毒副作用也大,在药物上的花费更是检测费用的几倍。

术后复发转移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2月-2011年6月在本院行肝癌根治性切除术治疗并经病理学确诊为原发性肝癌患者, 所有患者术前均接受血清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检测, 排除丙型肝炎病毒抗原 (HCV-Ab) 阳性患者后, 共32例血清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HBs Ag) 阳性患者纳入本研究, 另选取同期非病毒相关的原发性肝癌患者46例作为对照, 设为NHBV组。其中HBV组患者男19例, 女13例, 年龄36~73岁, 平均 (52.37±6.04) 岁;NHBV组患者男27例, 女19例, 年龄35~76岁, 平均 (52.62±5.97) 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肿瘤TNM分期、肿瘤大小、Child-pugh C肝功能分级等一般资料上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肝癌根治性切除治疗, 切除后根据患者肝功能恢复情况, 于切除后3~4周行辅助性TACE, 应用seldinger法, 经右侧股动脉穿刺至肝固有动脉, 根据患者肿瘤大小、有无血管癌栓等具体情况在肝固有动脉灌注不同剂量化疗药物 (5-氟尿嘧啶、丝裂霉素C、顺铂、吡柔比星等) 以及栓塞剂 (明胶海绵) 。

1.3 随访

所有患者出院后以电话访问及门诊复查等方式进行随访, 随访终点为患者死亡或2014年6月30日, 随访时间7个月~5.3年, 平均随访时间 (2.64±0.86) 年, 随访期间无病例丢失。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经核对证实后均经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 (±s) 表示, 两组间比较应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应用Kaplan-Meier方法计算术后生存率、复发率及中位生存时间,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原发性肝癌患者TACE术后生存情况的观察

HBV组患者TACE术后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9个月, 术后1、2、3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1.25%、59.38%、37.50%, NHBV组患者TACE术后的中位生存时间为32个月, 术后1、2、3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6.96%、71.74%、52.17%, 两组患者术后中位生存时间、术后2、3年累积生存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两组患者术后生存曲线见图1。

2.2 两组原发性肝癌患者TACE术后复发情况的观察

HBV组患者TACE术后1、2、3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37.50%、71.88%、93.75%, NHBV组患者TACE术后1、2、3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26.09%、52.17%、80.43%, 组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3 讨论

肝癌是一种恶性程度较高的常见恶性肿瘤, 我国是肝癌的高发国家之一, 发病率约30.3/10万[3], 每年有20万~30万人因肝癌死亡, 约占全球肝癌死亡人数的45%。肝癌的发生是由多阶段、多步骤、多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 其中HBV感染是导致肝癌发生的主要病因之一[4]。据流行病学统计, 我国肝癌患者中约90%具有HBV感染相关背景[5], 已有多项研究表明, 高表达HBV DNA水平与肝癌的发生呈正相关性[6,7,8]。HBV是DNA病毒, 其引起肝癌发生的作用机制: (1) 在慢性感染过程中, HBV的病毒基因组通过整合到肝细胞的DNA中, 造成肝细胞DNA受损及DNA修复功能障碍, 进而引起肝细胞染色体不稳定性, 使突变细胞不断累积, 最终引起肝细胞发生癌变。 (2) HBV的病毒基因组通过整合入某些特定部位, 引起插入突变激活原癌基因, 导致肝细胞恶性转化。 (3) HBV可通过HBx等病毒蛋白的表达调控肝细胞癌基因, 进而调控肝细胞的增殖和活性, 从而引起肝癌的发生[9,10,11]。

例 (%)

本研究结果显示, HBV感染相关性肝癌患者TACE术后中位生存时间明显短于非病毒相关肝癌患者, 且术后1、2、3年累积复发率均明显高于非病毒相关肝癌患者, 而术后1、2、3年累积生存率均明显高于非病毒相关肝癌患者。近年来, 殷欣等[12]研究对行手术切除治疗的355例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进行分析, 也发现了HBV相关的肝癌患者术后中位生存时间短于非病毒相关的肝癌患者, 而术后复发率明显高于非病毒相关的肝癌患者, 与本研究结果相类似。同时已有多项研究对行根治性切除治疗HBV相关性肝癌患者采取联合抗病毒和TACE术治疗, 均发现采取抗病毒治疗的肝癌患者术后累积生存率及复发率均明显优于未联合进行抗病毒治疗的肝癌患者, 提示联合抗病毒治疗可有效降低肿瘤复发率和转移率, 延长患者生存时间[13,14,15]。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结果均表明HBV感染是HBV感染是原发性肝癌患者TACE术后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之一。

术后复发转移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0年1月~2013年6月收治的120例老年的晚期胃癌以及术后复发转移胃癌患者,所选患者均在我院确诊为晚期胃癌以及术后复发转移胃癌患者,并排除了患有肝肾功能衰竭以及免疫系统抑制患者。其中晚期胃癌患者为86例,术后复发转移胃癌患者为34例,Ⅲ期患者为66例,Ⅳ期患者为54例。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60例患者。试验组患者中,男37例,女23例;年龄62~79岁,平均年龄(70.36±5.36)岁,对照组患者中,男32例,女28例;年龄59~80岁,平均年龄(69.03±5.22)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症、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奥沙利铂单药化疗,剂量为130mg/m2,第1天,每21天重复。试验组患者则采用卡培他滨口服治疗,卡培他滨口服剂量为1000mg/m2,服用方法为餐后30min后口服,2次/d,第1~14天,每21天重复。每组患者均完成6个周期化疗。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生存情况进行随访,分别随访两组患者的1年生存率、2年生存率;对两组患者不良反应进行统计。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的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试验组患者中,1年生存患者为40例,1年生存率为66.67%,对照组患者的1年生存患者为31例,1年生存率为51.67%,试验组患者的2年生存患者为29例,2年生存率为48.33%,对照组患者中2年生存患者为19例,2年生存率为率31.67%,两组患者的1年、2年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反应主要为骨髓抑制、胃肠道毒性、神经系统毒性以及手足综合征等,试验组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为23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2.05%,对照组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为37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1.67%,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胃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早期诊断率低,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40%左右的患者不能通过手术方法治疗痊愈[1],需要患者通过化疗治疗。患者术后复发率与转移率较高,在治疗过程中,如何消灭远处转移的癌细胞,并防止癌症的复发,是提高患者生存时间与生存质量的重点[2]。近年来,紫杉类、顺铂、阿霉素、氟尿嘧啶等组成联合化疗方案治疗晚期胃癌提高了疗效,客观缓解率大多超过40%。然而,对于大多数老年晚期胃癌患者而言,因年龄大、体质弱、病期晚、基础疾病较多以及器官功能储备差等原因,而无法耐受强烈的多药联合化疗,故多考虑行单药化疗,在过去40年里,氟尿嘧啶是治疗胃癌最有效的化疗药物之一,但其单药有效率小于20%[3],而奥沙利铂和卡培他滨是近年来常用于胃癌中的新型化疗药物,是胃癌单药化疗中的常见选择。

奥沙利铂是一种新型铂类化疗药物,通过与癌细胞DNA分子链上的G点结合,通过铂化DNA化合物而抑制DNA的合成与修复,造成DNA的损伤。卡培他滨是新一代口服选择性氟尿嘧啶甲氨酸盐抗肿瘤药,是5-氟尿嘧啶的前体药物,此药以原形自胃肠道吸收,通过肝脏和肿瘤内经羟酸酯酶,胞苷脱氨酶,形成两种中间产物脱氧氟胞苷及脱氧氟尿苷,在肿瘤细胞内经胸腺嘧啶磷酸化酶催化转变为5-氟尿嘧啶发挥抗肿瘤作用。由于肿瘤组织中的胸腺嘧啶磷酸化酶活性约为正常组织的3倍,从而使药物在肿瘤组织中具有更高的活性,口服给药可以相似甚至超过其他5-氟尿嘧啶类药物持续给药的效果,而又减少了药物的全身毒性。日本和韩国的Ⅱ期临床试验[4,5]采用卡培他滨单药治疗晚期胃癌,有效率分别达25%和34%。这两项研究均未观察到Ⅲ度以上的骨髓抑制和胃肠反应,只有约10%的患者出现Ⅲ度以上的手足综合征。研究结果显示,卡培他滨单药治疗晚期胃癌的疗效确切,不良反应相对较小,可适用于老年体能状况较差的晚期胃癌患者。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1年生存率为66.67%,对照组患者1年生存率为51.67%,试验组患者的2年生存率为48.33%,对照组患者2年生存率为率31.67%,试验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通过口服卡培他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2.05%,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1.67%,试验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卡培他滨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奥沙利铂,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能够得到较好的治疗体验,对患者的临床治疗带来好处。

综上所述,服用卡培他滨治疗老年的晚期胃癌以及术后复发转移胃癌的疗效显著,能够对患者起到良好的治疗效果,提升患者的生存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探讨卡培他滨在治疗老年的晚期胃癌以及术后复发转移胃癌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0年1月2013年6月收治的120例老年的晚期胃癌以及术后复发转移胃癌患者,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60例患者。对照组采用奥沙利铂静脉化疗,试验组患者进行卡培他滨口服化疗,比较两组患者1年、2年的生存率及毒副反应。结果:试验组患者1年生存率为66.67%,对照组患者1年生存率为51.67%,试验组患者的2年生存率为48.33%,对照组患者2年生存率为率31.67%,两组患者的1年、2年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2.05%,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1.67%,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卡培他滨能够有效治疗老年胃癌患者,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不良反应小,具有非常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老年晚期胃癌,术后复发转移胃癌,卡培他滨,疗效比较

参考文献

[1]胡欣,文世民,李爽,等.卡培他滨维持化疗治疗晚期胃癌和术后复发转移胃癌效果观察[J].山东医药,2012,52(43):70-72.

[2]贾果珍.晚期胃癌和术后复发转移胃癌应用卡培他滨维持化疗治疗的疗效探讨[J].中外医疗,2014,25(25):137-138.

[3]Tsai JY,Stfran H.Status of treatment for advanced gastric carcinoma[JJ.Curr Oncol Rep,2003,5(3):210-218.

[4]Kondo K,Chin K,Sakamoto J,et al.A multicenterphaseⅡtrial using 4-week cycles of capecitabine in advanced metastaticgastric cancer(AGC)[J].Proc Am Soc Clin Oncol,2003,22:321(Abstract 1289).

术后复发转移 篇5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为我院肿瘤科2008年10月~2009年10月收治的乳腺癌患者共92例.乳腺癌转移患者52例,均为女性,年龄(27~65)岁,平均45.3岁,经临床诊断、X-CT、MRI、SPECT骨显像确定肺内转移17例,肝转移18例,骨转移18例,肝、肺及骨均有转移者6例;乳癌术后复发者40例,年龄(28~62)岁,平均44.1岁,经临床、影像学和血清学得以证实。对照组20例,女性,年龄(20~66)岁,平均42.7岁,正常体检者,无心、肝、肺、肾等重要器官疾患,肝肾功能试验正常,无乳腺良性疾病史。

1.2 血清TPS测定

乳腺癌患者和健康体检者均于早晨空腹采血,分离血清,保存于-20℃冰箱待测。TPS测定采用美国雅培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定量测定,所有操作均按说明书进行。TPS检测单位为U L,切割值为83 U/L。

1.3 统计学分析:

数据以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用t检验,用SPSS10.0软件包分析处理。

2 结果

正常对照组与乳腺癌远处转移组和乳腺癌复发组患者血清TPS检测结果见表1。

表1显示,乳腺癌患者远处转移及术后复发时,患者血清TPS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1);远处转移患者与复发患者间血清TPS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

3 讨论

乳腺癌已经确诊,首选的治疗方法为根治性切除术,术后生存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有无转移或复发。早期发现复发或转移,并给予有效的治疗,可明显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组织多肽特异性抗原(TPS)是由细胞角蛋白18抗体所识别的组织抗原的可溶性片段,在上皮来源的恶性肿瘤和转移瘤有高度表达,尤其在肿瘤细胞增殖活跃期间,TPS高表达并大量入血[1],因此TPS可作为上皮来源恶性肿瘤的分子标志物。血清TPS水平用于乳腺癌、结肠癌等的临床诊断及随诊监测国内外均见报道。其对乳腺癌复发的检出率及疗效评价较CA153更敏感[2]。

本文显示,TPS对乳腺癌的远处转移及复发的诊断有较高的阳性率,分别为71.2%和67.5%,其血清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有显著性差异(P<0.01)。因此血清TPS可作为评估晚期乳腺癌患者预后的因素之一。TPS代谢快且是反映细胞增殖状态的指标,代表细胞的恶性增殖潜能,与肿瘤负荷无关。即使瘤体很小只要其处于进展期TPS也会高表达[3,4]。血清TPS取材方便检测方法简单可靠,对监测乳腺癌的复发和评价晚期乳癌具有较高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李军,罗秋波,苗爱莲,等.血清TPS和CA153水平变化与乳腺癌的关系及临床意义[J].实用癌症杂志,2002,17(2):175~177.

[2]Bremer K,Eklund G,Bjorklund B.No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tumor marker TPS in serum and survival in breast can2cer[J].Anticancer Res,1996,16:905~909.

[3]郑航,罗荣城.TPS、CA153和CEA联合检测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J].第一军医大学学报,2005;25(11):1293~1294.

术后复发转移 篇6

关键词:替吉奥胶囊,紫杉醇,复发或转移性胃癌

胃癌作为一种恶性肿瘤在近些年来其发生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对患者的健康及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由于胃癌没有典型的临床表现,一般情况下确诊时已经为晚期,有较低的术后切除率,很可能在术后发生转移或者复发,在临床上一般以全身化疗为主,然而现阶段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化疗方案[1]。 常规化疗一般采用奥沙利铂与氟尿嘧啶联合方案, 替吉奥胶囊作为一种新型的氟尿嘧啶类药物,应用越来越广泛,该院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针对术后复发或转移性胃癌治疗中采用替吉奥胶囊与紫杉醇联合治疗效果较为理想, 为进一步对其治疗效果进行探究, 方便选择该院在2011 年10月—2015 年10 月期间收治的复发或转移性胃癌患者30 例作为研究对象,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方便选取该院在2011 年10 月—2015 年10 月期间收治的复发或转移性胃癌患者30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16 例男性患者和14 例女性患者, 患者中最高年龄为76 岁,最低年龄为50 岁,平均年龄为(62.9±5.1)岁,所有患者均对该研究知情,通过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签订了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标准

经胃镜活检或手术病理确诊为胃癌经MRI或CT检查显示为转移或复发,可进行疗效判定的病灶;接受过奥沙利铂与氟尿嘧啶联合治疗, 有效时间在6 个月以下; 预计生存期在4 个月以上;KPS评分大于70 分;心电图、肝肾功能及血常规检查为正常。

1.3 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替吉奥胶囊与紫杉醇联合治疗,具体治疗方法如下:治疗第1 天,静脉滴注135 mg/m2紫杉醇,并常规给予甲氰咪胍、苯海拉明及地塞米松进程预处理[2];根据体表面积给予替吉奥胶囊, 具体剂量如下: (1)体表面积在1.50 m2以上,60 mg/次,2 次/d;(2)体表面积1.25~1.50 m2之间,50 mg/次,2 次/d; (3)体表面积在1.25 m2以下,每次给予40 mg,2 次/d,每日早晚餐后给予患者服用, 连续服用2 周后, 进行1 周的休息,1 个疗程为期21 d,2 个疗程后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如果患者年龄超过65 岁,将其剂量降低20 mg[3]。 肝肾功能及血常规要定期检查, 以药物产生的不良反应及患者的耐受情况为依据对患者进行对症治疗, 同时药物剂量进行调整[4]。

1.4 疗效判定标准

应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对患者的疗效进行评价, 目标病灶选择主要根据可准确重复测量性及可测量病灶的最大直径为依据,完全缓解(CR):所有病灶均完全消失,维持1 个月以上;部分缓解(PR):基线病灶最大径之和减少大于30%,维持1 个月以上;病情进展(PD):有新病灶出现或者病灶增加20%以上;病变稳定(SD):病灶有所减少,但是没有达到部分缓解,病灶有所增加也没有达到病情进展的标准, 治疗总有效率为完全缓解率和部分缓解率之和。 对患者的不良反应进行观察和分析[5]。

2 结果

2.1 治疗效果分析

经过以上有效的治疗, 多数患者的临床症状均得以完全缓解和部分缓解,治疗总率为53.33%,而少数患者病情进展,治疗效果确切,详见下表1。 30 例患者中完全缓解例数为3 例,缓解率为10.00%;部分缓解例数为13 例,缓解率为43.33%;病情进展的例数为7 例,病情进展率为23.33%;病变稳定的例数为7 例,稳定率为23.33%,治疗总有效率为53.33%。

2.2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反应、周围神经毒性、骨髓抑制,以上不良反应患者均可耐受。

3 讨论

胃癌作为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 其发生率在近些年来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对患者的健康及生活质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对其进行尽早诊断是提升治疗效果和生存率的重要途径,但是因为其临床表现不明显,造成很难及早诊断,一旦确诊便已经中晚期,癌细胞已经实现了转移或扩散,手术治疗方法已经不适合,只能选择全身化疗方式,因此,对化疗药物进行合理选择的至关重要,降低毒副作用的发生率很关键[6]。 替吉奥胶囊作为一种氟尿嘧啶衍生物,主要成分为替加氟、奥替拉西钾及吉美嘧啶,其功效为抑制代谢酶,对替加氟分解有抑制作用,提升在肿瘤组织及血浆中替加氟生产氟尿嘧啶的浓度保持时间,对胃肠道中氟尿嘧啶磷酸化进行抑制,将胃肠道毒性作用减少,增效减毒效果较好[7]。紫杉醇作为新型抗微管药物之一, 在多种实体瘤治疗中应用广泛。 该研究结果30 例患者中完全缓解例数为3 例,缓解率为10.00%;部分缓解例数为13 例,缓解率为43.33%; 病情进展的例数为7 例, 病情进展率为23.33%;病变稳定的例数为7 例,稳定率为23.33%,治疗总有效率为53.33%,将两种药物联用,不但治疗效果有所提升,同时毒副作用较轻,患者可耐受,该研究与党琦等[8]研究结果中治疗总有效率49.99%相近,与其他类似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 在复发或转移性胃癌治疗中给予替吉奥胶囊与紫杉醇联合治疗效果较为理想,不良反应较轻,具有耐受性,此治疗方案值得应用推广。

参考文献

[1]王浩,周岩冰,牛兆建,等.早期胃癌预后及复发转移因素分析[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15,30(8):639-642.

[2]朱正纲.紫杉醇与替吉奥联合防治胃癌腹膜转移的临床疗效[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15(10):979-982.

[3]仲飞,孙国平,顾康生,等.替吉奥胶囊联合奥沙利铂加与不加紫杉醇治疗晚期胃癌的比较研究[J].临床肿瘤学杂志,2013,18(6):530-534.

[4]陈蕾,庄志祥,陶家龙,等.每周脂质体紫杉醇联合替吉奥胶囊治疗晚期胃癌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J].肿瘤防治研究,2013,40(5):478-480.

[5]周恒根,倪敬中,刘兰芳,等.替吉奥胶囊联合紫杉醇治疗晚期胃癌28例临床观察[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1,5(11):3-4.

[6]刘文静,赵艳秋,胡秀峰,等.紫杉醇脂质体联合替吉奥治疗晚期胃癌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J].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14(6):783-786.

[7]张忠新,宫帅,王勐,等.替吉奥胶囊联合紫杉醇脂质体治疗术后复发胃癌的疗效观察[J].中国老年保健医学,2014(3):40-41.

术后复发转移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09年1月—2010年1月收治的膀胱癌患者86例, 其中男79例, 女7例;年龄34~78岁, 平均 (56.4±11.7) 岁;肿瘤类型:移形上皮细胞癌67例, 腺癌5例, 混合细胞癌4例;肿瘤TNM分类:T1期8例, T2其64例, T3期14例。患者均行膀胱镜下电切术或膀胱部分切除术, 无侵犯邻近器官及远处转移。将两组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试验组采用介入治疗联合膀胱灌注的方法, 对照采用单纯膀胱灌注法,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单纯膀胱灌注法:患者于膀胱镜下取材进行病理学检查, 在确诊后行膀胱部分切除术或电切术, 术后1~2周起进行膀胱灌注。将20~30mg的联合丝裂霉素 (MMC) 配入到40~50ml的0.9%氯化钠溶液中, 通过导尿管注入患者膀胱, 注入后嘱患者每10~20min变换体位, 持续2h。1次/周, 4~6次/疗程, 之后为1月/次, 一年之后为2月/次, 保持2~3年, 并对这一治疗过程保持随访。

试验组患者采用介入治疗联合膀胱灌注的方法:膀胱灌注的治疗方法同对照组。手术后2~3周起行介入治疗, 治疗前对患者的血常规、心肾功能进行检查, 并进行普鲁卡因及碘试验。腹股沟备皮, 一般选右侧股动脉行Seldinger穿刺术, 在穿刺成功之后置入5F导管鞘, 通过鞘内插入3-5FCobra导管, 导管先插进左侧髂内动脉行DSA造影, 并以同样的方法注入化疗药物, 化疗药物用量由体表面积决定, 一般为顺铂60~80mg、表阿霉素40~60mg、氟尿嘧啶750~1000mg。两侧髂内动脉的化疗药物分布一般为膀胱病变侧2/3, 对侧1/3。在化疗药物灌注之前应先注入6mg的格拉司琼预防消化道症状。在手术之后拆除导管鞘及导管, 对穿刺部位进行局部压迫20min, 以加压绷带包扎24h。嘱患者静卧休息, 在介入治疗后给予利尿、水化等相关处理, 给抗炎药物3~5d, 间隔4周进行重复介入治疗, 3次为1疗程, 之后每半年1次, 保持2~3年, 并对这一治疗过程保持随访。

1.3 随访

患者行膀胱镜下电切术或膀胱部分切除术后随访3年。介入治疗前与治疗后2周对患者的血常规、心肾功能、心电图等进行检查, 了解患者是否有感染、心肾功能损害及骨髓抑制等症状。在术后3个月、6个月以及1年对患者进行CT、MRI及超声复查。1年后每半年复查一次, 持续3年, 随访期间经常与患者及家属进行联系, 了解患者的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进行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随访3年内, 对照组累计复发率、转移率及病死率分别为46.5% (20/43) 、39.5% (17/43) 、18.6% (8/43) ;试验组累计复发率、转移率及病死率分别为20.9% (9/43) 、14.0% (6/43) 、7.0% (3/43)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膀胱癌术后行介入治疗联合膀胱灌注能够有效预防肿瘤的复发及转移, 效果比较理想[4]。介入治疗联合膀胱灌注具有协同抗肿瘤的作用, 髂内动脉灌注化疗药物可以使药物更好的聚集于病变部位, 增强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 还可以减少静脉小剂量化疗导致的肿瘤细胞出现多药耐药性, 并且灌注化疗可以有效减少流经其他器官的药量, 减少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5]。随访3年内, 对照组患者累计复发率、转移率及病死率分别为46.5% (20/43) 、39.5% (17/43) 、18.6% (8/43) ;均高于试验组的20.9% (9/43) 、14.0% (6/43) 、7.0% (3/43) 。提示采用介入治疗联合膀胱灌注能够有效降低术后肿瘤的复发率、转移率以及病死率。

在动脉化疗中应注以下几点: (1) 超选择性插管的深度需超过髂内动脉后干分支, 避免出现体表组织坏死的不良反应。应采用双侧髂内动脉灌注, 并依据肿瘤发生部位调整两侧的化疗药物的药量。 (2) 顺铂具有严重肾毒性, 介入治疗前后应进行利尿、水化等处理, 降低顺铂的肾毒性。本研究中, 经动脉灌注顺铂、氟尿嘧啶及表阿霉素在肿瘤治疗方面取得比较好的疗效, 在结合利尿、解毒、水化处理之后, 药物的毒副作用被大大降低。 (3) 手术创伤没有完全修复之前不要进行化疗, 这样不但会损害机体免疫功能, 还会影响机体的恢复。在机体恢复正常之后应尽快开展化疗, 一般应在术后2~3周进行。

总之, 介入治疗联合膀胱灌注对行膀胱电切术或部分切除患者预防、降低肿瘤复发率及转移率并延长患者生存期方面都具有显著的效果, 是治疗膀胱癌的可行办法。

摘要:目的 探究介入治疗联合膀胱灌注预防膀胱癌术后肿瘤复发和转移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2009年1月—2010年1月收治的膀胱癌患者86例, 随机分为试验组 (43例) 和对照组 (43例) , 试验组采用介入治疗联合膀胱灌注, 对照组单纯采用定期膀胱灌注, 对患者随访3年, 比较两组患者的复发率、转移率及病死率进行对比。结果 随访3年内, 对照组累计复发率、转移率及病死率分别为46.5% (20/43) 、39.5% (17/43) 、18.6% (8/43) ;试验组累计复发率、转移率及病死率分别为20.9% (9/43) 、14.0% (6/43) 、7.0% (3/43)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对膀胱癌患者术后采用介入法联合膀胱灌注化疗能够有效降低肿瘤的复发以及转移, 并对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膀胱癌,化学疗法, 肿瘤, 局部灌注,介入治疗

参考文献

[1] 吴渭贤, 朱希松, 孔宏伟.膀胱癌术后联合采用介入治疗和膀胱灌注预防肿瘤复发和转移的临床应用价值探讨[J].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08, 15 (7) :236-237.

[2] 王欣, 苏晶石, 刘铸, 等.膀胱癌术后吡柔比星膀胱灌注预防复发的临床观察[J].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2011, 28 (3) :1045-1046.

[3] 王文明, 宋有军, 王书才.术后早期膀胱灌注吡柔比星预防膀胱癌术后复发的疗效观察[J].河南外科学杂志, 2010, 20 (5) :657-658.

[4] 吴渭贤, 邱菊生.膀胱癌电切术后联合采用区域灌注介入治疗+膀胱灌洗预防复发和转移的疗效分析//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放射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C].2011.

术后复发转移 篇8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和试剂

选取2001 年1 月- 2010 年3 月解放军第82 医院149 临床部收治的乳腺癌患者,并收集其乳腺癌组织蜡块261 例和相应癌旁组织蜡块148 例,制成病理组织芯片,重新切片备用。 实验试剂鼠抗人pAkt单克隆抗体由RD SYETENS公司提供,即用型快捷免疫组织化学Max VisionTM试剂盒由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即用型正常山羊血清、DAB显色剂由武汉柏世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1.2 仪器与设备

全自动组织芯片仪Mini Core购自英国Mitogen公司,BT- 320 型系列生物组织切片机购自湖北博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BT- 310B型系列生物组织自动包埋机购自湖北博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BT- 330 摊片烤片机购自湖北博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HS- 150恒温箱购自南京泰斯特试验设备有限公司,芯片扫描仪购自日本Olympus公司。

1.3 实验方法

实验分组:本研究共纳入患者261 例,根据术后患者的复发情况,将其分为术后转移组( 114 例) 和术后未转移组( 147 例)。 入组标准:①年龄18~70 岁,女性;②乳腺癌术后,术式包括乳腺癌局部广泛切除术、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乳腺癌根治术、前哨淋巴结活检术和腋淋巴结清扫术;③随访5 年以上( 包括术后5 年内死亡病例) ,资料完整者。排除标准:①乳腺癌行姑息性手术者;②随访不足5 年或资料不完整者。

1.3.1芯片微陈列设计

预先计算组织芯片待检测样本的数量,将组织芯片设计成2组,一组为癌组织芯片组,另一组为癌周围正常组织(与癌组织距离≥2.5 cm)芯片组,将癌组织芯片设计为在常规的载玻片上放置47个样本,癌周围正常组织芯片设计为95个样本。

1.3.2标本定位

分别对挑选出乳腺癌组织及其周围正常组织蜡块切片,进行HE染色,镜下观察准确定位后,在供体蜡块标本上标记,包括典型的癌组织和其周围的正常组织。

1.3.3组织芯片制作

①受体蜡块制备:制作成36 mm×26 mm×17 mm的空白蜡块,共8块:癌组织蜡块6块,正常组织蜡块2块;②受体蜡块打孔;③供体蜡块采集组织芯;④组织芯片;⑤重新塑形组织芯片,置于4℃冰箱中保存备用;⑥组织芯片的切片,厚度设计为4μm,置入-20℃冰箱冷冻保存备用。

1.3.4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组织芯片室温下静置30 min,后60℃下烤片1 h。常规二甲苯脱蜡和乙醇梯度脱水,1×PBS液洗涤3次。抗原修复:组织芯片置于已煮沸的0.01 mol/L枸橼酸缓冲液(p H 6.0)中高压锅继续煮沸,至高压锅排气2 min后,冷却至室温后1×PBS液洗涤3次。过氧化氢灭活内源性过氧化物酶,1×PBS液洗涤3次。山羊血清封闭液,37℃温育30 min后倾去封闭液。滴加一抗,置于4℃冰箱过夜。取出过夜组织芯片,1×PBS液洗涤3次。滴加生物素标记二抗,37℃温育30 min。取出组织芯片,1×PBS液洗涤3次,滴加新鲜配置的DAB显色液。⑩终止显色,苏木素衬染细胞核。盐酸酒精冲洗,氨水返蓝。常规乙醇梯度脱水,二甲苯透明。中性树脂封片留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以个数和百分比描述分类变量, 组间比较使用四格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 各组间数据的比较依据资料的性质, 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资料

乳腺癌术后患者在转移复发组与未转移复发组之间,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肿瘤大小( T) 、淋巴结转移( p N) 、TMN分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 见表1。

2.2 各组间p-Akt的表达比较

乳腺癌癌旁正常组织、乳腺癌切除术后转移复发患者癌组织和乳腺癌切除术后未转移复发患者癌组织中p- Akt的表达见附图。 所有癌旁正常组织标本p- Akt的阳性表达率为11.4%,全部癌组织pAkt的阳性表达率为26.4%,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转移复发患者乳腺癌组织p- Akt的阳性表达率为39.5%,未转移复发患者p- Akt的阳性表达率为16.3%,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注:1) 所有分期参考2015 年第2 版NCCN指南AJCC乳腺癌分期;2) 年龄P值由t检验计算得出,其余P值由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计算得出

A:乳腺癌癌旁正常组织;B:术后转移复发乳腺癌患者癌组织;C:术后未转移复发乳腺癌患者癌组织

2.3 p-Akt的表达与乳腺癌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和TNM分期的相关性

随着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数量和TNM分期的增加, 在复发组与未复发组中p- Akt异常表达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P <0.05) 。 分别对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数量和TNM分期分层分析,复发组和未复发组各亚组中,T1期、p N0期和Ⅰ期的p- Akt的异常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见表3。

2.4 乳腺癌术后转移复发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p- Akt的异常表达的与乳腺癌术后复发有显著的相关性( P =0.043,RR=1.638,95%CI:1.337,1.955) , 并且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数量和TNM分期也与乳腺癌术后复发有显著相关性( P <0.05) ,而年龄与乳腺癌术后转移复发无显著相关性( P >0.05) 。 见表4。

%

注:1) 百分比是指转移和未转移比例数分别占各分层组的百分比;2)P值是根据百分率由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

3 讨论

Akt( 又称Akt1) 是通过抑制细胞凋亡过程参与细胞存活途径的[6]。 Akt1 最初在转化逆转录病毒中被鉴定为癌基因Akt8[7]。 Akt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PI3K/Akt/m TOR途径和其他信号途径的:①结合磷脂:Akt具有一个PH结构域,该域与磷酸肌醇具有高亲和力,能结合任一PIP3 或PIP2[8],从而调节细胞的生长过程;②磷酸化:一旦经由PIP3 的结合正确地定位在膜上,Akt即可以通过其激活激酶磷酸化[9,10]。 除了是PI3- 激酶的下游效应,Akt也可以在一个非PI3- 激酶依赖的方式下激活。 ACK1 或TNK2,是一种非受体酪氨酸激酶,它可以通过其酪氨酸176 残基使Akt磷酸化[11]。 研究表明,c AMP的升高剂也可以在胰岛素的存在时通过蛋白激酶A( PKA) 激活Akt[12]; ③ 泛素化: 被泛素化的p- Akt( E17K) 可以比野生型的Akt更有效地向细胞核易位,这种机制可能有助于在人类诱发癌症[13];④脂质磷酸酶和PIP3:PI3K依赖Akt的活化可以通过肿瘤抑制因子PTEN来调节,其基本上可以作为PI3K的上述相反的调节[14]。Akt可以通过结合和调节多种下游效应器来调节细胞的存活和新陈代谢[13]。 BAD是一种Bcl- 2 家族的促凋亡蛋白。 Akt可以使BAD蛋白磷酸化[15],这使得BAD从Bcl- 2/Bcl- X复合体游离,失去促凋亡功能[16]。 Akt也可以通过调节IκB激酶( IKK) 激活NF- κB,从而引起的促存活基因的转录[17]。 Akt活化可以终止细胞周期停滞在G1期和G2相[19,20]。 Akt1 的也被牵连在血管生成和肿瘤发展。 虽然Akt1 在小鼠中虽然Akt1 的缺乏抑制生理性的血管生成,但它增强在皮肤和血管基质异常相关的病理性血管生成和肿瘤生长[21,22]。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实,Akt与肿瘤细胞的生存,增殖和侵袭相关联,不断激活Akt的肿瘤细胞可能依赖Akt而存活[23]。

本研究总体上表明,p- Akt在乳腺正常组织和乳腺癌组织中均被表达, 但是p- Akt在乳腺癌组织中总体上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乳腺组织中的表达,同时发生转移复发者癌组织中p- Akt的表达显著高于未发生转移复发者。 进一步通过分组亚层分析发现, 乳腺癌组织T分期为T1期时,p- Akt的表达在转移复发组和未转移复发组间的表达有显著差异,其他T分期两组间并无显著差异;乳腺癌组织p N分期为p N0期时,p- Akt的表达在转移复发组和未转移复发组间的表达有显著差异,表明p- Akt在乳腺癌组织和乳腺正常组织中的表达虽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乳腺癌的早期该差异更为明显,提示笔者p- Akt是否是早期乳腺癌术后转移复发的一个分子标记物。 同时单因素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也提示,p- Akt与肿瘤大小、 淋巴结转移数量和TNM分期均是乳腺癌术后转移复发的独立预测因素,这也与结果中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存在显著差异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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