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共同机制（共8篇）
财务共同机制 篇1
和谐发展观是一种经济思想, 更是一种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和谐发展观强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 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 当前发展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协调, 是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法学等学科的融汇贯通。基于和谐发展观的企业理财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承担社会责任, 也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企业和谐理财观概述
财务管理活动是最基本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之一, 财务管理活动也渗透了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在市场化经营中, 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这一目标涉及到了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 企业需要树立和谐理财观, 保证企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一) 企业和谐理财观的内涵
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涵盖了企业的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运营活动。企业和谐理财是指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充分综合和谐发展观的理念, 对企业外部和内部环境进行分析和判断, 对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经营活动进行整体性、长远性和创造性的规划, 协调好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保证企业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二) 企业和谐理财观的原则
根据和谐发展观的理念, 笔者认为企业和谐理财应遵行以下基本原则: (1) 以人为本的原则。和谐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 企业和谐理财观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重视人力资本在企业技术和管理创新中的作用, 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价值发掘, 这也是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 (2) 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是指企业在从事财务管理时, 应基于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角度, 对企业的筹资、投资和运营活动进行全局性的财务规划。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非常忌讳闭门造车, 因此, 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应当综合考虑宏观和微观环境的影响, 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宏观因素和企业内部财务运行状况、银企关系等微观因素, 才能做出科学的财务决策。 (3) 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原则。企业的财务活动涉及到控股股东、中小股东、债权人、管理层、员工、客户、供应商、渠道商和政府等诸多利益相关者, 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不可能完全利益和目标一致, 因此, 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必须协调好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寻求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平衡。
二、、基于和谐理财观的利益相关者财务共同治理机制安排
财务共同治理是企业通过财权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安排, 由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力流动进行不同程度或不同内容的支配与控制, 并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财务决策、财务监督等机制以达到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均衡, 实现效率和公平合理统一的一套制度安排与行为规范体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 因此, 企业各项制度安排要平等对待每个利益相关者的产权权益。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 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企业财权是一种最有效的企业财务治理模式, 这就是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共同治理。
而和谐观是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效率、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其本质是协调统一。现代企业均是由一些契约关系组成, 其投资者、债权人、经营管理者、员工和社会都是对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 和谐理财作为一项企业活动, 越来越受到重视, 它是通过合理组织企业财务活动, 协调契约中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减少矛盾, 是经营活动得到统一的一种理财活动, 故要做到和谐理财必须做到将其融入公司财务治理中, 进而能够实现利益相关者财务的共同治理。因此, 应该树立一种企业财务治理并不是机械化地执行企业制度, 而是针对企业经营过程中运行机制采用有机整合、灵活运用, 体现的是公司治理中各主体间有效互动的观点。在此基础上, 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机制是由激励机制、决策机制与约束机制三方共同构成的, 笔者也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 共同的财务激励机制
企业利益相关者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均有一些动机, 财务激励机制就是针对这些动机, 采取各种激励方式, 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 使其主动参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工作, 其表现即利益相关者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激励机制, 其核心是构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财务治理机制, 该机制的建立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 公平原则。相关理论认为, 社会公众都需要公平, 公平的获得或者感受是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 即现在社会公平不仅体现在绝对量上, 还体现在相对量上, 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在对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的激励的时候注重群体间和群体内员工之间的公平性。实际中, “按劳分配”能够较好地体现这一原则, 财务激励机制中的公平原则与市场经济中强调的“按劳分配”相比较而言, 公平原则更侧重于员工个人感受的体现。 (2) 物质利益原则。公众在进行社会活动时, 往往直接或者间接的与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 这种利益不仅是经济利益方面的, 还有人的安全、自尊等, 因此员工在物质利益未得到充分满足时, 应该企业管理层应该首先注重员工的物质利益得到保障, 即使在物质利益得到满足时, 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也是不容忽视。 (3) 差异性与多样化原则。针对不同员工采用不同的激励方式和途径是差异化原则的体现, 而多样化则是指采用的激励方式并不拘泥于一种, 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灵活的运用多种激励方式综合处理。这是根据激励能够满足个人需求的角度出发, 结合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和不断变化, 从而导致激励方式也是多种多样, 只有保证做到这样, 才能够实现激励的有效性。
总之, 在公司治理过程中, 做到财务共同激励能够保证企业良好的经营业绩, 而且在实际工作中, 这些利益相关者, 如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和员工等都需要激励。例如, 目前采用针对企业的核心员工、高层进行股权激励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 让其获得除正常的工资收益外的企业利润分享, 这样能让员工获得物质利益保障的同时体验企业主人翁角色, 以促进其能够为公司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种激励方式更能够发挥其作用。可见, 只有建立“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共赢的思维和理念”才能实现财务的共同治理机制, 进而提升企业整体的治理水平。
(二) 共同的财务决策机制
财务决策机制是一个企业财务治理的核心环节之一, 其作用不容小视, 财务决策的正确与否决定企业的成败。为了实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制衡而进行的公司治理, 不能够有效地保证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而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果能够体现在公司的整体利益中, 使企业正常经营并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必须有科学可行的决策体系作为支撑。财务相关理论认为,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企业要想满足市场需求, 那么企业目标同利益主体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企业经营和财务决策按照系统有效的决策机制运行, 保证企业进行科学决策, 有效的控制相互制衡才能够在企业利益实现时维护各方面的利益。
共同的财务决策机制是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建立决策机制, 并能够保障其得到有效地执行, 以确保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 利益相关者可以积极参与财务决策, 实现企业经营的优化, 提升效率和效益。据此观点在完善董事制度的基础上, 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 制定员工董事制度。我国《公司法》对此有一些规定, 然而这些规定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缺乏可操作性, 使得我国企业在实施过程中难以得到监督。因此, 现行改革需要做到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 充分考虑我国企业运行状况, 一方面考虑员工的董事资格。鉴于工会主席是职工在进行选举时产生的, 而且他们处于企业运营的第一线, 充分掌握了企业的信息, 尤其是客户信息资料, 因此可以考虑让企业工会主席担任;另一方面确定员工董事的选任方式。员工董事的选任应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也即需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参照多数人通过的原则确定, 不需要国家相关机构的审批;最后, 员工董事人数的确定。员工董事人数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 例如, 2-4人, 这样可以避免人数太少难以发挥作用或者人数太多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根据国际惯例, 一般情况下, 员工董事为董事会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2) 银行董事制度。这是保证银行决策的正确高效的保证。债权人派人进入董事会, 这里主要是指银行, 可以增加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联系, 同时发挥银行关于经济状况的信息优势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另外, 银行也可以以债权人的形式进入公司董事会成为董事, 主要以德日等国家为主要代表, 而以债权人形式进入公司这主要是英美国家比较盛行;而我国银行的经营是分业经营为主, 所以银行想在董事会中表达自己的意愿必须绕开法律的监管, 而信托作为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就间接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通过信托投票制度, 银行进入董事会, 这样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3) 政府公务员董事制度。这是一种违反自由市场经济规则的举动, 在国外不多见, 但在我国是很常见的, 而且国外主要是在出现严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才安排这样的制度。这种情况下政府派人进入公司董事会负责表达政府意志, 同时也可以指定投资机构比如我国现在的社保理事会等国家投资机构招聘人员进入公司。
(三) 共同的财务监督机制
顾名思义, 其主要指监事会建立共同的财务监督机制, 保证利益相关者能准确对财务状况进行监督。要想监事会发挥其职能作用, 多元并且合理的监事会制度是必须的, 多元的监事会制度有利于相互监督, 以及监事会职权的行使。监事会的组成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进行有效的激励相容;二是成员监督发挥的空间。没有较好的激励相容制度是很难有效监督的, 最好的制度安排是监管者和被监管对象利益相互捆绑, 同时监督的收益大于成本, 这样各利益相关者都会积极加入监事会, 优化监事会治理结构, 这样监事会职能就能比较好的执行。
但是,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即怎样的职能安排才能有效地发挥监事会成员的作用, 使监事会成员的作用得以发挥。这就涉及到监事会成员的独立性、公正性、以及职业操守、监事会成员财务专业素质等方面的要求等问题。监事会的独立性表现为:一是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二是人事上的相对独立。人事独立主要体现为公司的监事会任免由监事会代表的利益相关者决定;经济上的独立表现为监事会成员的薪酬主要由股东大会确定, 和企业的经营效率无关。
同时, 由于监事会成员的特殊使命, 使得其还必须具备较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以及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体系, 建议更多选用“T”字型的知识结构的人员作为监事会成员。只有在此基础上, 才能保证利益相关者实现共同治理与和谐治理的目标。另外公司董事和监事的代表人应该是由不同的人担任, 以帮助监事会充分发挥其在财务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结论
和谐观念的本质是协调统一, 其特征是人的前瞻性、协调互动性、全面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在现代企业理财活动中, 只有做到对和谐理念的本质性的把握, 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和谐观与企业的理财活动的融合。基于此, 企业应通过对企业内外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和洞察, 对企业的资金活动、经营活动或者财务活动进行长远的、全面的以及可创的谋划, 通过处理好各利益主体的关系, 来实现滚动式管理和和谐理财。而在具体经营过程中, 则需要做到坚持以人为本, 遵循整体性、利益协调性和弹性原则, 同时按照结合一些会计原则, 如成本效益原则和风险收益均衡原则等, 这样才能够保证企业长生不衰。
参考文献
[1]刘光:《论和谐概念》, 《东岳论丛》2002年第4期。
[2]冯颖红:《现代和谐观——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3]张兆国、宋丽梦、陈天骥:《试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的共同治理机制》, 《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3期。
财务共同机制 篇2
桂自强（江西渝州科技职业学院，江西 新余：338029）摘要:随着教育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学校社区共同育人机制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从机制建立、资源共享、实践活动和评价模式四个方面，初步探索了建立学校与社区共同育人长效机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的时间和经验。关键词：构建;共同育人；全面发展
近年来，随着教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互动交流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教育工作者都认识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仅在学校创设良好的校内环境，搞好学校教育，还应该树立大教育观，积极开发利用社区资源，全方位，多渠道对学生影响，最大限度的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但目前大多数学校与社区仍然彼此相对独立，各自为政，其互动交流仍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如何构建学校社区共同育人机制，发挥其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成为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现代教育理论也认为：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持。教育理论的本质是促进人的社会化进程。教育从来都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强调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同时，要使教育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必须十分重视学校，社会和家庭对人的发展影响作用，学校、社会和家庭三方面必须协调一致。为此，近几年来，本人对学校与社区共同育人机制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做了一些的探索，获得以下认识经验。
1，探索建立新型学校社区合作伙伴关系，为学校与社区之间的 良性互动，促进学校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校位于社区的中心，一直以来双方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了健全了学校与社区教育指导机构，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协调，建立了学校社区活动站和实践基地。
在共同育人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社区育人环境和谐文明设施良好，功能齐全，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2，整合学校社区的各类教育资源，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长效机制。
除了学校的各种教育资源外，社区的教育资源也非常丰富，既有我们看得见的许多物质资源，如社区活动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图书馆、科技馆和体育健身设施等，更重要的还有大量的人才资源和文化文化环境资源，如社区老党员、老干部、科技人员和文艺工作者组成的社区志愿者队伍。社区充分利用教育志愿者的人才优势，经常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实践活动，引领学生开展具有时代特点的、寓教于乐的多种教育实践活动：请社区老党员、老干部作报告，请科技人员，专家学者开展科普活动，请文艺工作者组织联欢晚会，请社区民警宣传安全教育法规……这些不仅对学生进行了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而且拓宽了学生知识领域。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使学生受益匪浅。所以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学校和社区的双向互动，形成互补的良性循环，可以使社会的教化与个体的内化实现有机的结合。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成为会学习、善创新、敢竞争，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由此可见充分开发利用社区教育资源，建立学校与社区共同育人机制，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3，在社区实践活动中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不仅社区的社会资源是学生健康成长的主要基础，而且社区的实践更是学生素质提高的有效实现途径。让学生积极参与社区实践，投身社会实践不仅能帮助学生认识客观世界，而且可以帮助学生在对生活真切的感受和体验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主观世界。正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能获得最真切的现实生活体验，而且在实践工程中将社会主流的文化价值、传统习惯及行为模式逐步内化为自身的素质结构，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我们还充分利用榜样力量。如工厂的劳动模范、社区的道德标兵、社区教育志愿者，通过安排他们与实验班级学生结对，形成长期联系，教育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这些身边的先进人物催人奋进事迹的教育和影响，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不断增强、勤奋努力、乐于助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得以展现。
4，把学校评价，社区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探索综合评价学生的模式。过去我们对学生的评价往往停留在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上，非常片面，不能客观全面的评价学生、我们的实践已证明：把学校评价、社区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不失为一种对学生全面综合的评价模式。我们为实验的班级每一位同学建立了《学生成长成才档案》，用以收集学生在校学习、在校活动、在社区的实践活动中的表现、进步和成就，从而对学生发展状况做出评价。设计《学生成长成才档案》的基本理念是树立综合育人的大教育观，打破传统教育的评价模式，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学校、社区、家庭对学生的教育的影响。在表中我们设计了“我的爱好与特长”，“班主任评价”，“家长寄语”，和“社区居委会的鉴定”等栏目，让学校、社区和家长都来关注学生的成长发展，让评价变得精彩、丰富，体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评价方式也应该多样化，如档案评价、成功展示评价、文明进步评价、特长评价、时间表现评价等等，还可以针对一些“特殊问题”学生召开专门的诊断会，组织学生，老师和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寻找学生的闪亮点和不足之处，提出教育方案。
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学校与社区共同育人机制的建立对于培养遵守社会公德、养成良好文明习惯、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对于创建学习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学校和社区在学生的道德行为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共建工作上已实现良好的互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了学校和社区的充分肯定。但这种探索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在创建和谐社会新形象形式下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构建学校与社区共同育人的机制仍然使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地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2】 《学校在创建学习型社区中德育功能的研究》 路一鸣 江苏教育出版社
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机制 篇3
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布鲁金斯学会的M·布莱尔。与传统企业治理理论不同的是,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企业的目的不能仅限于股东利益最大化, 而应该同时考虑其他参与人, 包括职工、债权人、供应商、用户、所在社区以及经理人的利益。股东利润最大化不等于创造财富的最大化, 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目标。该理论对“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这一传统观念提出挑战, 认为职工、经营者、供应商和用户与股东一样, 都对企业进行了专用性资产投资, 都承担了风险, 所不同的只是股东投入的是物质资本, 而职工和经营者投入的是人力资本。随着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 股东变得分散而消极, 且更容易在资本市场上“用脚投票”, 来转移风险, 对企业承担的责任日益减少;相反, 其他利益相关者, 特别是经理人与企业的利害关系更为密切, 企业的倒闭意味着他们人力资本的损失, 他们更关心企业的发展。因此, 该理论认为, 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 企业治理不能仅限于调节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 董事会中除了股东代表以外还应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代表。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兴起时间较短, 其成熟的企业治理体系的构建尚未完成, 尽管如此, 该理论在西方受到了积极关注和支持。该理论的要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该理论认为, 在现代企业中, 所有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讨论企业治理以所有权为起点“是彻底错误的, 是高水平的误导”, 股东也并不是唯一的所有者。传统理论把作为所有者的一切权利和责任赋予股东, 并非出于社会科学的规律, 而仅仅是一种法律和社会惯例而已。
其次, 该理论认为, 并不是只有股东承担剩余风险, 工人、债权人、供应商都可能是剩余风险的承担者, 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投入都可能是关系专用性资产, 这部分资产一旦改做他用, 其价值就会降低。因此, 投入企业的这部分资产是处于风险状态的, 为激励专用性资产进入企业, 需要给予其一定的剩余收益, 应该设计一定的契约安排和治理制度来分配给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一定的企业控制权, 即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企业治理。
再次, 该理论还从对企业发展的贡献上说明了重视非股东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必要性。他们认为,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 绝大多数资本所有者只是小股东, 只不过是市场上的寻利者, 大多只会“用脚投票”, 而放弃“用手投票”权, 对企业承担的责任日益减少, 真正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操心的, 是与企业利害关系更为密切的经理人员和广大职工。企业治理结构不能仅仅局限于调节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 董事会等决策机构中除了股东代表以外还应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代表。
另外, 该理论还从产权角度, 论证了其“新所有权观”的合理性。他们认为, 出资者投资形成的资产, 以及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财产增值和无形资产共同组成企业的法人财产。法人财产是相对独立的, 不同于股东的资产。因此, 即使从这一角度来看, 忽视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富的创造也是不利的。
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原则
企业治理由传统的“股东至上”演进到“共同治理”模式, 实际上表明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权益, 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不仅强调股东的权威, 而且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核心思想就是, 通过企业内的正式制度安排来确保各个利益相关者具有平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 同时又依靠相互监督的机制来制衡各相关者的行为, 并通过适当的投票机制和利益约束机制来稳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在设计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时, 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控制权共享原则。即股东、经理人员和广大职工都拥有企业控制权, 其代表在董事会中原则上拥有同等的权力。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缔结的“契约网”, 各利益相关者或在企业中投入物质资本, 或投入人力资本, 目的是获取单个产权主体无法获得的合作收益。“共同治理”逻辑并不否认每个产权主体的自利追求, 而是强调理性的产权主体把企业看作是自身利益的源泉。因此, 一个体现和贯彻“共同治理”逻辑的治理结构必须让每个产权主体都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 但这是机会的均等, 而不是权利的平均化。
二是索取权均占原则。这一原则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企业经营成果在扣除所有固定合同支付 (如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 的余额即为企业剩余, 共同治理模式要求它必须归各资本所有者包括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均占。当然, 这种均占, 不是指平均分摊, 而是要根据各种资本对企业经营成果的贡献, 实行企业剩余由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按比例分享。这类似于等量股份获得等量股息, 等量人力资本也应获得等量企业剩余, 拥有等量的剩余索取权。就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而言, 则必须以对企业重要性或贡献大小来分配剩余, 重要性或贡献比例有多大, 剩余索取权分配比例也应有多大。
三是市场导向原则。是指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谈判达成合作契约, 来界定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作用, 杜绝或尽量减少人为的干预。权利分配的比例应以贡献比例为依据, 而贡献的大小, 可以由各利益相关者的谈判结果表现出来。在实际操作中, 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名额如何分配、企业剩余如何按比例分享, 都应该由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的公平谈判来确定。任何政府、组织或个人的干预和硬性规定, 都是欠妥当的。长期来看, 只有市场机制最能显现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的重要性、承担的风险以及对企业贡献的大小。因此, 可以说, 市场导向原则是控制权共享、索取权均占原则的基础和保障。
四是权利边际调整原则。也就是说, 权利的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可以随时重新调整的。由以上原则可知, 权利分配取决于利益相关者贡献的大小, 表现为谈判的结果。随着时间的转移, 不同资本对企业贡献的相互比例会发生变化。因此, 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也应随之变化。特别是人力资本, 具有与其所有者不可分割的特性,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并且会随着其在企业内的工作时间而增加, 通过边干边学、专业化协作以及企业文化渗透等因素的影响, 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含量会提高, 重要性会增加。因此, 企业初始的控制权分配和索取权安排可能已失去合理性, 只要坚持权利边际调整原则, 各利益相关者选择合适的时机重新进行谈判, 谈判的结果才可以使控制权分配和索取权安排再一次达到最佳状态。
三、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的基本内容
第一, 企业治理主体的确认。在共同治理模式下, 企业治理主体必然是各利益相关者, 其参与治理的方式取决于各利益相关者的自身特征及其与企业关系的密切程度。一般来说, 各利益相关者只要向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 就会成为企业风险的现实承担者。为了保护其专用性投资不受损害, 他们就有必要参与企业治理。与单边治理模式一样, 共同治理模式仍需要董事会的存在。不同的是, 共同治理模式把董事会看作是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共同代理人, 而不仅仅是股东代理人。这样一来, 共同治理模式下的董事会从形式上看与原有制度安排并无二致, 只是多了几个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代表而已, 但在本质上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一变化是由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并成为委托人所决定的。
第二, 建立和完善职工董事制度。建立职工董事制度是完善董事会中的共同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因为职工董事制度是确保普通职工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制度保证。实行大陆法的国家一直强调企业活动是劳资双方的一种伙伴关系, 这些国家的股份公司大多建立了劳工代表参与董事会决策的制度。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意识, 更应创造条件让职工参与企业治理。普通职工通过职代会选举职工董事, 通过职工董事在董事会中传递职工的“声音”。这样, 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条件下, 职工可通过董事会发挥作用, 从而克服了原来的职代会制度流于形式的弊端。在落实职工推选代表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具体操作中, 应由全体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 即由全体职工选举代表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再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职工董事和监事的人选。
第三, 完善共同监督机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监督包括以下三个阶段:一是事前监督阶段。每个产权主体在向企业投入专用性资产之前, 就应对投资对象作一个合理的评估, 内容涉及企业的生产能力、发展前景、管理能力、盈利率、潜在风险等。目的在于防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产生的逆向选择行为;二是事中监督阶段。经理人员的利益目标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目标不完全一致, 前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 可能会损害后者的利益。因此, 利益相关者可通过其在监事会的代表密切关注企业的营运状况和经理人员的行为, 以防止经理人员道德风险行为的出现;三是事后监督阶段。可通过公司绩效来判断企业的状况, 目的是防止财务危机。根据不同的绩效水平, 利益相关者可采取一系列相应的行动。
第四, 构建有效的预防和破产机制。所谓预防机制, 就是作为治理主体的股东、经理人员和广大职工各自进行事前、事中监督。监事会是预防机制的制度依托, 一旦发现经营者有不良行为或企业绩效不佳, 各利益相关者可通过其在监事会的代表提出警告或实施相应的惩罚, 如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董事会, 要求进行财务审计等。当企业进入资不抵债的困境时, 则进入破产程序。破产程序的重点是企业重组, 重组本身是一种对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手段。一个有效的破产程序必须设置一套机制, 以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同时给予对企业造成损害的经营者以可置信的惩罚。
财务共同机制 篇4
1“紧密型”院校深度合作教学基地的合作内容
依据职业教育关于开展院校深度合作所遵循的原则 (价值认同与观念更新, 资源互惠与利益共享, 信任与互谅, 质量与可持续发展原则) , 选择黑龙江省不同层次医院 (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紧密型”院校深度合作的教学基地, 双方签订合作协议, 采取双基地挂牌方式, 即学校挂临床医院培训基地, 医院挂学校教学基地的牌子, 共同开展以下合作:
(1) 人才培养合作。双方组建护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共同制订护理人才培养方案。学校设立临床专家工作室, 根据卫生事业发展需要为医院“订单”培养人才;医院为学校提供实习实训基地, 共建校内实训基地, 提供新技术培训等。
(2) 教科研合作。联合开展护理科研领域课题研究, 如慢性病护理、急重症护理、优质护理服务模式等研究项目。
(3) 团队建设合作。医院为学校提供教师实践场所和条件, 为学校选派兼职教师;学校为医院培训在职员工, 组织兼职教师培训, 办理聘任手续。
(4) 信息交流合作。医院为学校反馈人才需求信息, 学校为医院提供学术科研信息和理论指导与咨询。
2 建立院校联动机制
一是卫生厅通过法规、文件明确院校在合作办学中各自的地位、作用、权利、义务和相互关系等, 引导、支持产学研结合, 鼓励开展院校合作, 并给医院一定的优惠政策。二是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保障合作开展。如建立院校合作工作领导小组、院校合作促进委员会、院校合作教育协调委员会、院校合作教育指导委员会。三是院校双方通过签订协议等形式明确各自责任, 如学校如何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保证医院用人的优选权, 保证为医院提供培训、科技支持等;医院如何保证在条件、人员上的支持, 保证安排学生实训等。以此规范双方行为, 形成契约机制, 保障院校合作长期稳定开展。四是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卫生厅将院校合作纳入厅直单位考核评价内容, 建立对院校合作工作的评估体系, 促进院校合作工作的规范开展, 加大对开展院校合作方面的评价权重;学校与医院制定各自开展院校合作工作的具体评价指标, 并纳入各自的质量保障体系, 以不断检验、改进院校合作工作。
3 院校联动机制取得的成效
在卫生厅领导下实施院校深度合作, 是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有助于实现卫生职业教育倡导的“医院里面建课堂、学校里面有病房”的教育模式, 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发展学校文化。对于医院将促进教学化管理办院模式的实施, 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护理队伍水平, 发展医院文化。在双方共同发展中, 促进我省卫生事业的发展。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是在整合了我省优质护理教育资源后升格的学校。我们相信, 在卫生厅党组领导下, 通过充分调动我省卫生资源, 形成人才培养院校联动机制, 一定能使学校在最短的时间内步入全国高职高专护理教育的先进行列, 走出一条学校发展的特色之路;医院的护理服务同样也会在教学的促进下更加规范, 从而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注释
财务共同机制 篇5
随着经济发展和水资源短缺, 流域生态问题正受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目前, 我国仅依靠政府强制力量和行政权力进行治理, 流域生态治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由于流域生态具有公共品特性, 流域内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治理经常会采取非合作博弈策略, 所以通常出现“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如何才能实现流域内各利益方的合作博弈呢?这需要以下条件[1]:①存在着共同利益。流域内良好的生态环境, 如清洁的水源、丰富的物种、优美的环境等是大家共同的福利, 生态质量的好坏直接会影响到流域内利益者的收益。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大家共同的追求, 这是形成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②参与者的自愿、平等和互利。在合作博弈中, 各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 自愿参与达成的契约是协商同意的结果, 互利体现为各参与者能从合作博弈中分享到合作收益。③必要的信息交流。合作博弈强调通过信息交流、讨价还价的谈判形式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这种方式有助于消除各参与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可使各参与者对合作结果有一个较稳定的预期。④强制性契约。契约的达成需要经过各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和协商, 一旦达成就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所以, 经过相关利益方谈判后缔结的契约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参与者若有违背, 将受到相应的惩罚。这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共同协商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流域开发计划方式在国外流域治理中被经常应用[2,3]。
我国流域生态治理面临的现状恰恰是缺乏部分合作条件。流域利益相关者对流域有着共同的利益, 但在流域生态治理过程中仍采用单向政府治理方式。如在制订流域生态规划目标时, 都是由政府单方面做出规划, 缺少其他利益方的参与, 缺乏双向或多向的信息沟通。尽管依靠政府单向强制性力量来解决流域生态问题会有效果, 但治理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和非合作风险大大增加, 表现为其他利益方被动接受, 工作中的不配合等。此外, 在利益分配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包括生态补偿在内的利益补偿形式还没有真正落实等。为了解决好流域生态问题, 我们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实施流域生态共同治理模式, 形成利益者之间的合作博弈。通过对博弈条件分析和延伸, 我们构建了流域生态共同治理机制模型:公众参与机制、效用转移机制、谈判协商机制和共同监督机制。
2 公众参与机制
首先应从法律上保证每个利益方都能以不同方式、机会均等地参与到流域生态治理事务中来, 以确保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具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权力。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 即全民所有。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水环境, 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这说明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流域生态治理事务中在法律上是支持的。
其次是从经济角度考虑, 只有当参加合作的利益方获得的收益大于或等于其损失时, 利益相关者才会有动力参与到流域合作治理中来。假设在一个流域范围N中, ∀i, j∈N, 令 (i, j) 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利益相关者共同体。在每个相互关系中, πundefined记作i从相互合作中得到的收益增量, σundefined为i由于参与到合作中引起的损失量。只有当πundefined≥σundefined时, i方才会有动力参与到流域的合作治理中;同理, 只有当πundefined≥σundefined时, j方才有动力参与到与i的合作中来。所以, 只有当πundefined≥σundefined, 且πundefined≥σundefined时, 两者的合作关系才能形成。同样, 当流域的利益相关者有很多时, 利益相关者从共同治理中得到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时, Σπundefined≥Σσundefined (i, j=1, 2…) 才有可能实施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
3 效用转移机制
能否有效实施流域共同治理, 流域内各利益相关者会根据自身的收益做出是否合作的判断, 所以利益分配是个关键问题。由于流域是一个特殊的区域组织, 流域内利益相关者拥有多种不同利益诉求, 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是实施激励的关键。如果有利益者得不到合理的收益预期, 那么流域的共同治理就不容易实现。
假设参与人i参加共同治理后的收益为Xi, 不参与共同治理获得收益为Ui, 对合作的集体而言, 如果想实现流域生态的最大化, 就是要寻找一种分配方案, 使Xi>Ui, i=1, 2, …n。即合作后的收益大于不合作的收益。undefined表示流域内利益相关者收益 (福利) 总和。对流域内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问题, 可考虑采用夏普利值的方法来求解。夏普利值是Shapley L S提出的用于解决多人 (方) 合作博弈问题的一种数学方法。对任意n人合作博弈 (N, V) , 存在唯一的向量函数φ, φi (υ) 表示在合作I下第i成员所得的收益分配[4], 则;undefined;undefined。式中, S为集合I中包含成员i的所有子集, s为子集S中的元素个数, n为集合I中的元素个数, w (s) 为加权因子, v (s) 为子集S的收益, v (s/i) 为子集S中除去i后取得的收益。
假设某饮用水源地流域进行生态保护, 流域内有3个属地政府A、B、C。为了保证治理的效果, 国家流域管理机构强制属地政府投入保护成本。如果三方政府投入的成本不同, 而且各政府净收益与属地其他利益方的收益一致, 那么效用转移机制就要合理分配水资源的净收益, 获得收益较大的利益方应向收益较小的利益方进行收益 (或效用) 转移。假设3个利益相关方的收益情况见表1。
根据夏普利值的计算公式, A、B、C三个利益合作方净收益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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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计算结果可见, 三方都比不合作情况下获得的收益高。如果某利益方收益低于夏普利值, 那么获益多的一方应按照该值合理补偿分配给其他利益方。假设A区合作后得到20a单位, 则需要其他利益者再补偿给A区40a单位。因此在流域共同治理中, 尤其是流域上游为了保护流域生态放弃了一些收益, 那么对获益较多的成员 (尤其是下游的利益者) 应给获利少的上游地区以合理的生态补偿。只有通过这种效用转移机制, 才能使参加流域共同治理的各利益方都能获得合理收益, 才会有动力将合作维持下去。
事实上, 我国在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方面并不理想[5]。补偿的标准和利益分配并没有按照理论分析来进行。主要原因有:①由于传统观念的存在, 主要是对流域生态资源的有偿使用性认识不足, 没有形成良好的资源交易市场氛围。②对生态价值的研究不深入, 对生态价值的标准难以准确衡量。③尽管夏普利值很公平, 采用合作后各方的边际增量来确定给予的补偿量, 但在流域生态计算中, 它们的特征函数较难准确界定。因此, 尽管理论上运用夏普利值可解决流域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 但真正采用该方法实施的难度较大。不过, 效用转移机制为流域合作的动力与收益公平提供了理论支撑。
4 谈判协商机制
流域利益相关者包括流域居民 (R) 、渔民 (F) 、企业 (E) 、市民 (C) 、供水公司 (SW) 、政府部门 (G) 、非政府组织 (O) 等, 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居民追求的是优美环境和收入;渔民追求的是能收获更多的鱼来增加收入;企业追求的是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排污权;市民追求的是洁净的水源和环境;供水公司关心的是水质和水量;政府官员关心的是职位升迁和收入;非政府组织关注的是生态的多样性和环境保护。谈判协商的目的就是要充分考虑不同的利益诉求, 找到合适的流域开发利用价值, 避免单方面做出决策和规划时侵犯其他方的利益, 寻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谈判解, 从而制订出合理可执行的流域生态规划。
本文借用Jan Svejnar的纳什扩展模型来研究上述利益相关者的谈判过程[6]。该模型中谈判解由各方的威胁点、谈判力和对谈判破裂担心程度决定。我们令谈判方i从谈判协商结果中得到的净收益为Xi;其谈判γ力定义为γi (Z) |0<γi<1|, Z为影响谈判结果的外生变量, 该变量集为受社会影响力、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影响的向量集[7]。因此, 设undefined, 表示谈判协商的收益与谈判力正相关, 即谈判力的增大会使收益增加。并且undefined, 其中X=ΣXi。此外, 我们把谈判破裂担心程度 (f) 定义为fi=Ui (Xi) /U′i (Xi) 。各方的谈判破裂担心程度由谈判协商方效用函数决定, 且假设谈判力与谈判担心程度的比值相等, 即谈判力越强的利益者同时也越担心谈判破裂。
我们假定Ui是凹函数, 流域上下游对水资源收益 (X) 的分配进行谈判。γ1和γ2分别为上游和下游的谈判力。用Xij表示j向i提出的关于X的分配方案。如果双方首次都提出非常极端利己的分配方案, 即U1 (X11) >U1 (X12) 或U2 (X22) >U2 (X21) 。考虑到谈判可能发生破裂, 他们可能会相互妥协。给定j的要价Xij, 那么i就知道自己对破裂的担心程度和谈判力的比值, Pi=f (Xij) /γi, i=1, 2。当p1>p2时, 上游做出让步;当p1
通过分析可知, 各方的效用取决于他们的谈判力和最优解处的边际效用。给定最优解处的相对边际效用, 谈判力越大的一方, 他的效用目标实现程度越高。如果给定相对谈判力, 那么各方在最优解处的效用实现程度对比就由效用函数的形式来决定, 即由各方的具体特征决定。在流域的相关谈判方中, 政府的谈判力最大, 而流域居民、其他政治力和经济力影响小的利益方都存在较低的谈判能力, 极端情况下可能被忽略。这样, 流域生态治理与开发很多时候变成了政府的单方强制行为, 同时也可能会损害其他方的收益。
同理, 跨区域谈判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北京和河北的潮白河密云水库流域, 密云水库为北京饮用水源地, 必须要进行流域生态保护, 由于地方官员的政治地位差异, 北京市委书记担任着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整个政治体系内有更大发言权, 河北省则不行, 两地政府的谈判力不在一个水平上。北京市政府拥有更高的谈判力, 其效用目标实现程度越高, 在谈判中处于领导地位, 这样就会影响到利益的分配。结果是, 多年以来河北省张承地区为了保护该流域生态付出了很多的牺牲而没有拿到相应的补偿[8]。
我们曾论证了在效用转移机制中可采用夏普利值方法给予补偿, 调动各利益相关者合作的积极性, 这是比较公平的方法。但该方法需要估算合作成员各种组合的具体特征值,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难度。而且对流域生态价值来讲, 更难以精确算出具体数量。因此, 利益分享可采用谈判协商机制来进行[9], 这样相对容易实施。但是在实施过程中, 要想实现流域内谈判最优解的存在, 需要保证参与者谈判地位和谈判力大小基本平等。在政府和其他利益者谈判时, 必须要降低政府的强势谈判力, 政府应让权于民[10], 政府只负责做好组织谈判和监督的工作, 让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谈判, 这样才可以达到流域内生态利益的相对最优分配。
5 共同监督机制
通过流域内利益相关者谈判协商确定的契约, 需要在有效监督下执行才能达到预期收益。在流域的生态治理中, 由于各利益相关者都是委托人, 最优的监督权到底委托给哪一方才能实现流域生态价值的最大化呢?现实生活中政府部门行使了监督权, 本文讨论了政府对流域的监督模式。
假定流域生态规模及其收益、政府机构的技术及利益者的偏好不变, 流域的福利最大化maxU和流域生态风险σ (er) 均可看作是政府监管努力er的函数, 其最优表达式可表示为监管成本一定条件下流域生态风险最小[11]:maxU (er) =minσ (er) , s.t.erpr≤C0。式中, Pr为利益相关者为政府实施单位监管愿意付出的价格, 假定该价格不变;C0为社会公众付出的监管总成本, 就存在∂σ/∂er<0, 即流域的生态风险与政府监督呈反向变动关系;也存在∂U/∂er>0, 即流域总福利效用与政府监管呈正向变动关系。
当然, 作为公众委托的政府监管部门, 其存在的目标就是保证流域的生态稳定, 实现流域内福利最大化。在信息完全充分的情况下, 如通过建设流域电子信息化建立流域生态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采用利益相关者监督平台和流域生态实时直报系统, 及时准确地向流域利益相关者提供流域生态信息, 公众可通过最优监督契约和监管来确定价格, 使政府的目标和流域其他利益者的目标达成一致。但如果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结果会是如何呢?假定政府部门追求的是收入一定、成本最小化的行为模式。其表达式为:maxU (R, er) =R-C (er) ;s.t.erPr≤R。式中, R和C分别为政府部门的固定收入和实施监督付出的成本。政府监管效用和付出监管努力呈反向变动关系, 即∂U/∂er<0;监管成本和监管努力呈正向变动关系, 即∂C/∂er>0。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政府监督努力增加, 委托人的效用将增加, 但政府的效用会降低。结合上述公式和约束条件可求得监管均衡解 (e*r, 0) , 特别是当政府部门努力把er达到e*r时, 政府的租金为零, 效用最低。在实际中, 政府提供的努力在0—e*r之间, 政府监管部门的租金为|C (e*r) -C (er) |, 流域内的福利损失为U (e*r) -U (er) 。
在当今以GDP为主要的地方政府考核绩效情况下, 为了增加自己的租金, 属地政府会存在强烈的动机尽可能减少对流域生态的监督努力。如果将流域生态治理监督权只委托给政府部门, 会使政府部门存在很大的寻租空间, 政府部门的目标可能会偏离流域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造成流域内的福利损失。为了规范政府行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 也为了降低流域风险成本, 最基本的是要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因此, 在机制设计中应采用流域利益相关者共同监督机制, 这样可使流域内各种信息更具有充分性, 降低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垄断租金[12], 减少流域内的福利损失。
6 结论
只有实现真正有效的合作, 流域生态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 因此公众参与机制是形成共同治理的基础。对流域生态利益分配方案, 要求存在一种能使不同利益相关者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这可通过效用转移机制, 即收益较多的利益方合理补偿收益较少的一方。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 补偿可由效用 (福利) 转移量来确定, 这种效用转移可增加利益者合作的动力。但由于流域生态效用函数难以精确量化, 在实际工作中计算利益相关者损失量和收益量的工作较困难, 所以更可行的是通过谈判协商机制来解决利益冲突。政府依靠其影响力和组织力, 将利益相关者召集在一起进行谈判协商。但正如谈判协商机制中分析的那样, 政府应在谈判的过程中尽量充当好组织员和监督员的服务角色, 让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各方的谈判和协商, 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均衡解, 这也体现了共同治理中的民主性和公平性。为了使这三种机制有效发挥作用, 共同监督机制必不可少。只有实施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监督, 才可使信息更加公开透明, 降低权力部门的寻租空间, 减少流域内福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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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共同机制 篇6
(一)群体动力理论
群体动力理论由美籍德国人、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提出。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个体内在需要和环境外力相互作用的结果。群体动力理论主要论述群体中的各种力量对个体的作用和影响。后继者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了群体领导方式动力、群体组织形式动力、群体结构性质动力、群体公约动力和群体多数动力的存在和作用。
群体动力论的主要意义是:启发人们从内因的角度去考察和研究群体行为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从群体成员间的关系以及整个群体氛围中去把握群体行为的变化过程;使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关系得到逐渐认识;促进了小群体研究重点的转化;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专业学习共同体等同于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教师个体组成的动力整体。
(二)情境学习理论
情境学习(Situated learning)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让·莱夫(Jean Lave)教授和独立研究者爱丁纳·温格(Etienne Wenger)于1990 年前后提出的一种学习方式。情境学习理论认为,学习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性的意义建构的心理过程,而更是一个社会性、实践性、以差异资源为中介的参与过程。
学习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把抽象的、去情境化的知识从一个人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学习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是由大家共同建构的,这样的学习总是处于一个特定的情境中,渗透在特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专业学习共同体中,教师的个体成长往往需要通过一些特定的情境进行互动、协作和学习。
(三)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Self-organizing Theory)是20 世纪60 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是L.Von Bertalanfy系统论的发展。自组织理论研究复杂自组织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自然界在没有人为或外部指令的干预下所发生的各种复杂过程,都属于自组织过程。
专业学习共同体首先是一个生态系统,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无论学校大环境如何,专业学习共同体中的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和发展方向,可以自我生成,也可以自我发展。理解自组织的特性,对于引导专业学习共同体发展非常重要。
二、高校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构建现状
近年来,高校教师教育改革备受关注。国际范围内,教师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多集中在教师专业化发展,尤其是以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构建为核心的教师专业化发展。纵观我国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现状,专业学习共同体构建面临诸多困难,实施效果并不好。
首先,多数高校教师暂时不具备良好的合作意识。传统观念认为,个人职业发展是自己的事,教学和科研成绩的取得主要凭自己努力,因此大多数教师缺乏与同事的横向交流。此外,在当前的教师考评考核环境下,在评奖评优、课题申报等环节,教师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复杂,甚至成为直接的竞争对手。英国哲学家波兰尼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大类。显性知识可以用文字、图表和公式等符号精确表述,隐性知识则内隐于人的大脑中,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因而也难于分享。隐性知识和经验是部分教师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他们主观上也缺乏主动分享的意愿。
其次,已有的部分高校教师合作形式受限。据调查,在高校中,课题研究小组、集体备课、听课与评课等仍是教师间合作学习的主要形式。由于成员结构单一、合作形式有限,高校教师难以从合作学习中获得实质性启发和成长,难以取得创造性的设想和成果。对此,可以参照学习国外的整体团队模式和核心互补团队模式。
最后,高校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运行效果不理想。部分高校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出现或成立,并非出于教师自愿,而是来源于高校各级领导的行政安排。合作学习不是根据个人自身需求而进行的,效果可想而知。一些被动参与合作学习的教师常有抱怨和消极心态,并在教师群体中产生不良影响。以国内众多高校普遍施行的青年教师导师制为例,导师和青年教师间是典型的行政命令式学习共同体,相当一部分被培养的青年教师并没得到过具体、专业的指导,与导师间关系松散,甚至仅限于年终考核时相互配合提供一些材料以应付领导检查。
三、高校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运行机制
(一)教师转变角色
在传统的高校中,科层管理模式使得不同部门、不同科室教师间缺少横向交流,相互孤立。高校教师仅作为知识传播者,即使在特别强调团队合作的科学研究环节,也常孤军奋战。专业学习共同体的良好运行首先需要高校教师转变角色,从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者、合作者和反思者。作为学习者,知识和经验的交流非常重要,高校教师应自觉改变凭常识和经验从事各项工作的心态和惯性,突破学科和部门壁垒,通过合作共享取得尽可能多的学习成果。作为合作者,参与和分享必不可少,合作能使教学研究精益求精,科学研究视野更宽阔。合作中应秉持尊重谦虚和客观公正的态度。作为反思者,高校教师会不断发现新问题,改进教学科研实践,从而取得更多突破。
(二)高校营造文化、提供平台
虽然内因起决定性作用,但外因是对内因的有效配合。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力与外力往往难以分清孰轻孰重。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专业学习共同体也必然难以获得强有力的支撑。教师合作文化应以教师职业发展为基础,以教师自主、自愿为前提,基于教师间的互信与支持。自然合作文化能够激发高校教师的责任感,增强群体凝聚力,成为促进专业学习共同体中教师发展的强大动力。高校教师能否顺利实现角色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是否有适宜教师进行合作学习的文化氛围,而高校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对于合作学习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高校管理应强调对教师的尊重、宽容、人性化,将行政命令教师学习改为合理引导,淡化行政色彩,尽量营造一个自由、宽松、开放、民主的学习环境。此外,为了改变高校教师的功利主义学习观,高校管理应变革教师评价制度,建立多元化外部评价体系,将个人考核与团队考核相结合,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合作学习,实现共同成长。
(三)利用网络技术
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高校教师不具备随时沟通交流的条件和环境。而当前网络技术与产品的普及、信息手段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广泛应用,都为高校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中成员的相互学习提供了更多可能。在线学习、网络交流、平台建设都是可以尝试的合作学习途径。受到网络专业技术限制,高校可以考虑提供相关技术支持,以促进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更好地利用网络。事实证明,跨界学习和多重资源的引入,都有利于专业学习共同体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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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共同机制 篇7
关键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益联结机制,行为特征
题目来源:安徽财经大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合作经济理论文献梳理和开发利用研究”课题[教秘[2004]74号文件]
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益联结机制的选择具有客观性, 不同类型的利益联结机制没有初级与高级之分。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构建多种类型同时并存共同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 对促进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益联结机制的主要类型
受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制度安排影响, 不
针对培训的实施环节而进行的效果评估, 这种评估难以获得全面信息。其实, 培训活动效果的评估应涵盖整个培训活动流程, 应当对培训需求分析、培训课程开发、培训师资使用、培训活动组织, 以及培训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对培训活动进行全面评估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获得相关信息:一是从反应层面收集学员的意见反馈、了解学员对培训活动的主观感受, 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途径来获得;二是从学习层面了解要学员在知识、技能、态度、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收获, 确保学生真正理解和吸收培训内容, 可以通过考试等方法途径来获得;三是从行为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对于有关技术和信息、资产特性、产业特性, 以及激励与风险等有着不同的选择, 形成不同的利益联结机制。按照利益联结的紧密程度, 一般将其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 “单纯技术和信息服务型”, 亦称“专业技术协会”。由农村“土专家”牵头联合从事同一专业生产的农民组成的自助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任务是交流作物技术、统一防治疫病、监督实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提供交流市场信息、代表会员与客商进行谈判等, 这种“专业技术协会”依靠单纯的技术服务和信息交流使农户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联结起来, 成员之间缺乏权益纽带, 属于松散型的利益联结形式。
第二, “服务+交易额返还型”, 亦称“专业合作社”。由供销社、村委会、种养大户或经纪人牵头联合生产同类产品的农户成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主要任务除了从事技术信息合作互助外, 还为会员提供产品销售、物资供应、农产品储藏、运输等服务。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户签订协议, 为会员提供低于市场价的生产资料, 以保护价收购会员农产品, 将销售领
层面考察学员在接受培训后行为习性是否有所改变, 他们在工作中是否应用到了所学的知识技能, 可以通过行为观察等方法途径来获得;四是从结果层面关注学员的实际绩效的改进情况, 可以通过绩效考核的方法途径来获得, 从中分析绩效变化与培训活动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然后, 企业根据评估结果来审视整个培训过程, 并判断培训目标的达成程度。
5、研究培训技术与方法。培训内容确定之后, 要把培训的内容生动、高效地呈现给受训者, 让培训取得良好效果, 还需借助一定的技术和方法, 因此加强培训技术与方法的研究也就非常重要。在培训技域产生的收入扣除成本费用和公积金后按照收购量对会员进行利润返还。这种“专业合作社”不仅依靠技术服务和信息交流, 而且通过对会员按交易额返还利润, 使农户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联结起来, 属于较为紧密型的利益联结形式。
第三, “服务+交易额返还+二次分配型”, 亦称“股份合作社”。依托龙头企业、供销社或种养大户与农户共同出资成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由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投资建立企业或其他盈利性组织, 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 通过经营为组织获取利润。入会农户不仅可以享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提供的各种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 还可获得按照惠顾额进行的利润返还。龙头企业、种养大户、普通会员入股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所办企业成为股东, 则可按照股份进行年终分红。这种股份合作社通过“服务+交易额返利+二次分配”使农户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联结起来, 属于紧密型的利益联结形式。
二、不同利益联结机制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特征不同
术与方法的选择上, 一般要受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受培训期待的学习成果的影响。一般来说, 不同的培训技术与方法的采用会产生不同的学习效果。这就需要对各种培训技术与方法对学习成果转化的有利程度及其有效性进行深入研究;二是受培训技术与方法开发经费的影响。所有新的培训技术与方法的采用都会涉及到培训成本的增加, 因而企业必须对新的培训技术与方法的开发成本进行评估和预算, 从中寻找到既能满足组织和员工需要又能让双方接受的可行的培训技术与方法。
(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益联结机制的选择是客观的。不同的利益联结机制决定着不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
第一, 不同利益联结机制风险约束不同, 农户参加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不同。在松散的利益联结机制下,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只提供单纯技术和信息服务, 农户承担全部生产和市场风险, 单个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小, 一旦发生风险即可造成毁灭之灾, 参加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不高。这类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数量很大, 但相当一部分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在比较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下, 农户仅承担生产风险, 市场风险化解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部分风险的化解提高了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在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下,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提高了参与者的风险意识而且构造了风险共担机制, 对农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农户参加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很高的积极性。
第二, 不同利益联结机制激励机制不同, 农户生产积极性不同。从松散的利益联结机制看, 农户自负盈亏, 没有稳定的收入预期,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无法有效激励农民的生产热情, 难以保证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从比较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看,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保护价收购以及利润返还, 使农产品的销路和价格得到有效保证, 农户有了稳定的收入预期, 有效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从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看,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提高了农户的风险意识, 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了风险共担机制, 增强了参与农户为减少内外部风险和市场竞争压力而努力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
第三, 不同利益联结机制资产特性不同, 自我积累与扩张能力不同。松散的利益联结机制的资产特性, 决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自我积累与扩张的动力明显不足, 因为其经费主要依靠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的有限资助以及向农户收取的少量会费, 无力开展更多的服务。比较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的资产特性, 决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既有对农产品的收购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又有一定的创利能力和积累能力。当然, 创利能力和积累能力反过来又为农户利益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保证。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的资产特性, 决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产权清晰, 具有明显的自我积累与扩张功能, 还可以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吸引专业技术人员和机构加入合作经济组织, 构建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体系, 有效地提高合作经济组织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第四, 不同利益联结机制农户退出方式选择不同。农户参加利益联结机制松散的合作经济组织不需要契约保证, 自愿退出原则表现为可以随时自由退出, 不存在退出成本。农户参加利益联结机制比较紧密或紧密的合作经济组织, 合同与契约的约定使农户与合作经济组织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自愿退出原则必须通过履行一定的程序才能实现, 并且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益联结越紧, 农户的退出成本越高。
第五, 不同利益联结机制存在的产业特性基础不同。采取松散的利益联结机制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在初步形成专业化的区域或处于专业化早期的区域具有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因为专业化市场在形成初期还面临很大的市场不确定性, 组建较为紧密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户必须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而无法随意退出以回避风险, 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不高。采取比较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要具有一定的产品收购与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必须具有充分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做基础, 必须具备高效的管理能力, 只适用于经济发展条件较好、产品需求较为稳定、市场较为完善的地区。采取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其组织形式的规范化对资源、环境、资金、生产规模、科技水平和管理能力等都有较高的要求, 只适用于资源禀赋独特、能大量生产名特优产品的地区。
三、几点建议
通过对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不同利益联结机制下的行为特征的分析, 就发展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体系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要鼓励、引导和帮助农户在家庭联产承包的基础上举办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改革开放以来,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在30年来的发展中, 重“分”轻“统”, 家庭经济在双层经营体制中占优势, 集体经济发展缓慢, 呈现衰退、萎缩现象, 统分结合的“统”不能很好地代表农户的利益, 不能很好地保护农户利益, 也不能为农户谋利益, 难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组织载体。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则可以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 推动农业技术创新, 减少农业经营风险, 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对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 要因地制宜、多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多种利益联结机制同时并存、共同发展。从实际出发构建的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没有初级与高级之分。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构建利益联结机制, 必须杜绝一味追求小而全、大而全、高级完备的发展思路, 根除行政命令、一刀切、一哄而起的做法, 坚持一切从当地实际出发, 农民欢迎那种形式就采取那种形式, 当地适应那种形式就发展那种形式, 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同时并存、共同发展, 构建全国性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第三, 要努力完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联结机制。利益机制是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运行保持活力的基础。完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联结机制, 要坚持“利益共享”, 处理好与农户的利益分配关系, 健全利润分配制度, 明确积累和返还的利润比例。要实行按交易额分红和按股分红相结合, 但主要以按交易额分配为主。对于股份合作组织, 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 但要严格规定资本参与利润分配的比例, 并适当提高按劳分配的比重, 以更好地体现农业合作组织“劳动联合”的经济特征。
财务共同机制 篇8
一、行政管理协同机制不完善
对物业管理种种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往往需要规土、房管、城管、公安和工商等众多职能部门以及各街道(镇)和村(居)组织的协调配合。但由于各部门、各组织职责交叉，部分区(县)在执法过程中相互推诿，效果不够理想。
在小区管理中，物业企业是为业主提供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公用部分管理服务的市场主体，有些政府部门却把很多社会管理的责任强加在物业企业身上，对其指导少、批评多、要求高。有些街道办事处(乡镇)、居委会在业主委员会组建中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组建工作中众多要求、过程和环节缺少基层群众工作组织适时引领等不足之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难以平衡。
目前，仍有一些部门的行政管理止步于小区之外，综合管理工作合力尚未完全形成，尤其是违法搭建、“群租”、“居改非”等难点问题只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互相配合，才能将矛盾降低到最小限度以致彻底化解。
以“居改非”为例，“居改非”审批和相关经营证照审批分属规划、工商、劳动、卫生、公安等部门，但是，由于管理衔接不够，对擅自“居改非”执法没有形成合力，难以从源头上予以控制。另外，执法成本较高，违法成本较低，流动性大，取缔后的“回潮率”较高。
对违法建筑的管理同样涉及多部门和组织，然而目前大量存在的现实情况是，各职能部门在社区层面的协同机制尚未能有效运作，基层管理力量难以整合。有的部门只审批不进行事后监管，有的执法部门又由于从审批部门那里得不到任何信息资料而无法实施有效监管，而有的部门根本不与综合执法部门配合，造成工作脱节，各自为阵，协同作战的运行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给违法搭建行为留下了大量的管理真空区。
二、健全各部门联动机制，形成综合治理合力
1. 明确职责分工，完善条块结合的协作机制
物业纠纷的综合性较强，除涉及到房管、规划、市政、城管、工商、公安、环卫、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外，还与属地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以及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相关。上海市已于2011年4月1日正式实施修订后的《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结合总结近两年的实践经验，应进一步明晰各部门的监管职责，建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物业管理监督管理体制，加强基层力量建设，夯实物业管理工作基础，既为依法处理物业事务提供职能保障，又有利于从源头上避免因公权力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的矛盾。
一是依法理顺“条与条”间的差别管理权限、构建有效联动的工作机制。针对经常发生的用水、用电、用气物业服务纠纷，依法明确市政公共服务部门、物业服务企业与房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形成公用设施产权界定清晰、物业纠纷预防到位、部门间沟通高效、依法稳妥处置的良性局面。
二是依法加强“条块结合”的沟通、协调，落实既分工明确又配合顺畅的职责权限。建议上海市房管局加强与区(县)政府、区(县)房管局，与街镇之间的沟通、协调力度，明确各方对住宅物业工作的监督、指导与管理的分工、协作内容与方式。
三是工作层面上进一步发挥“以块为主”的属地管理综合优势，及时、妥善地化解物业矛盾。建议区(县)房管部门、街镇、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之间要在工作层面上形成有效的属地协调与管理机制，加大对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企业的指导、监督力度。建议居民委员会，在街镇和区(县)房管部门的指导下，对本居民区内的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企业及社区民间组织的活动进行监督和指导，引导业主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增强自治功能、化解自我管理中的矛盾。
2. 明确具体主管部门，健全联动执法机制
一是在治理“群租”的工作中，由市政府明确一个具体的主管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赋予具体的执法权，建立专业的执法队伍、执法力量，使规范和治理“群租”问题既有法律法规支撑，又有具体的主管部门，还有专业的执法力量。特别要防止以“属地管理”为名推诿、失职和不作为，严肃查处失职行为。规范和治理“群租”工作，是一项政策性较强的工作，需要有专门的执法队伍履行职责。
二是在整治“居改非”问题上，主要责任部门在区(县)房管部门，但单靠区房管主管部门显然力量比较单薄，而且工商、规划等部门又是平级部门，再加上职责互相交叉，响应速度显然不够，有时还会出现互相推诿现象，所以建议各区(县)政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在区层面组建联合执法小组，建立联合执法机制，由区领导统一指挥，明确房管、规划、工商、卫生等职能部门的职责，做到对物业及时报告发现的“居改非”行为及时查处。
三是在整治违法建筑中，进一步加强市、区(县)政府对违法建筑拆除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专职工作人员、专项工作经费、专门执法装备和专有工作场所，实现“拆违办”实体运作。明确街道(镇)为区域内违法建筑整治工作责任主体，负责辖区内违法建筑的日常巡查、发现和举报;负责拆违中帮困安置、居民就业、矛盾化解、宣传教育等托底工作;负责重点、难点拆违案件联动整治的牵头协调工作。建议各区(县)政府逐步建立拆违工作“联网、联勤、联审、联动”四联机制。建立拆违工作信息平台，在违法建筑查处过程中，与相关协同配合部门进行及时、准确的沟通，实现平台联网。落实规土、房管、城管、公安、工商等部门派驻专职人员充实各区(县)“拆违办”，进行合署办公，实现部门联勤。区(县)“拆违办”应介入工商、环保、消防、卫生、文化、烟草、食品药品监督等管理部门审核(验收)环节，对利用违法建筑从事经营活动的，不予办理相关经营证照，实现证照联审。对正在搭建的违法建筑，由三大主体同时到场，进行现场认定、取证并发出“当场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进行快速处置，实现执法联动。
3. 整合管理模式，完善物业纠纷处理机制
一是整合纠纷来源渠道，提高处理效率。当前，市房屋局收到的物业纠纷主要通过信访、962121物业服务热线、媒体等不同途径反映。三者并行处置的模式，极可能造成处理程序上的重复。因此，有必要对现有三种纠纷来源途径进行整合，共享不同渠道信息，建立统一的处理平台，即：收到通过信访、962121热线、媒体不同途径反映的物业纠纷后，由统一的处理平台合并派单、处置、回访、督办、统计，再分别反馈，以减少重复处理，达到行业监督和行政监督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