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生产力性质（精选11篇）
制度的生产力性质 篇1
摘要：制度影响着人类的最优化的目标和行为,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竞争的本质就是制度的竞争, 生产力的多样性是由制度的多样性决定的, 因此, 制度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力, 而且反映一国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
关键词：制度,生产力,多样性
生产力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它反映的是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水平。在生产力活动中, 人们的创造力总是在一定的规制和社会环境下发挥出来的。换言之, 一定的社会制度环境规定了人类的行为及其创造力的发挥, 并且影响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科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经济社会关系, 决定着一定时期各种生产要素发挥的范围和程度。
一、制度与最优化行为
人类的活动或行为可分为两大关系:一是人与物的关系, 这是一种“生产”行为, 它表示一种技术关系, 即人与物的关系是由人类的技术水平所决定并反映技术水平变化及人对物的占有、支配和使用能力, 经济学家可以用生产函数来度量这种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交易”行为, 它包括三个层面, 即市场上的交换关系、上下级之间的管理关系和非货币化的服务关系。人类的两种行为是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的。人类在其行为过程中总是以一定的目标为导向的, 我们将这些目标归结为最优化, 有时亦称最大化。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 政府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但是人类在追求最大化的行为中并不是一个无约束的行为, 人类的第一个约束便是资源的稀缺性问题, 可以说推动人类进步的基本矛盾就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和满足这种欲望的资源的稀缺性 (或有限性) 矛盾, 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克服这一矛盾对我们最大化选择的影响。由此, 最优化行为便演变为如何最充分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 所以, 人类的行为活动总是以既定的资源为条件, 并努力地改变这些资源的使用而取得更多的效用。资源的总量可以是既定的, 但对它的改变却是可以不断进步的, 这种进步的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知识。知识是人类行为的第二个约束条件, 尽管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的知识, 但与我们的最大化要求相比, 知识总是有限的。它是我们永恒的苦恼, 也是我们改进的中心, 因为我们的知识越多, 我们就越能用物质资源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理论模型的分析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的, 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 因而信息是充分的, 他可以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分析, 这种分析的结论不能使商务活动者信服, 因为他们在市场上面对众多的选择时往往无法决定其行为, 而问题的关键是苦于有限的认知能力。哈耶克将人类的无知和克服无知的问题纳入了经济学, 他认为, 经济学家用有限的知识冒险去设计的各种不恰当的建议, 往往对未来的行为产生错误的作用, 因为这种模型是一个抽象的、简化的而又似乎完备的, 但它与现实的要求即知识的容量产生了冲突。
知识的有限性使单个的行为者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及分工与专业化的协调来克服这种困境, 因此, 个人的行为都必须依赖与他人的合作。这种合作使人们获取了更多的知识并用它们来解决其自身知识局限而产生的问题。合作实质上是一种秩序, 没有一种秩序, 人们就不可能信任他人, 也无法对其行为产生预期。而要维护这种行为秩序, 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 我们称这些规则为“制度”。我们发现, 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可以缓解知识的不足, 而且可以保证合作的秩序, 从而使个人乃至社会能在既定条件下实现目标的最大化。
制度可以是习俗、道德、意识形态等非正式规则, 也可以是人类设计的法规、准则等正式规则。我们对制度的分析较多地侧重于后者, 如法制、产权、契约等。一般来讲, 非正式制度是一种“软约束”, 而正式制度是一种“硬约束”, 但正式制度往往必须以非正式制度为基础, 即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相溶的条件下, 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并且社会文明程度和社会化程度越高, 通过正式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收益率也就越大。
舒尔茨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不断提高》 (1968) 一文中, 按照制度的服务性质, 将制度进行了经典性的划分: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 如货币、日历、度量衡等;用于影响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 如合约、合作社、股份制度等;用于提供职能性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联系的制度, 如产权、市场制度等;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框架的制度, 如国防、教育制度等。制度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影响行为活动的制度, 二是影响收入流的制度。但这两者又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 行为活动必然改变收入流的流向, 而收入流的变动又引发人们调整其行为活动。
西方制度学派对制度的定义非常地广泛, 从法规设定到货币媒介都称为制度, 这种制度含义不仅过宽, 而且其分析的框架过于泛滥。虽然他们 (尤其是科斯) 较多地侧重于法律, 但很容易形成“制度决定一切”, 即制度泛滥。实质上, 人类在其最大化行为活动过程中对制度的需求并因此而产生的制度供给, 往往在乎的是人为设计的可实施的规则, 因为制度的存在是人们为了利益激励而展开的博弈均衡。如果人们不进行利益最大化选择, 制度也就失去了意义。例如禁止和尚吃肉的制度, 对和尚的行为没有一点意义, 因为它并不是约束一个最大化选择的行为准则。
一项好的或有效的制度安排, 可以降低人们行为的交易费用, 因为制度保证了人们在有限的知识约束下去最大化地签订一个完备的合约, 从而使人们对未来能产生合理的预期, 减少了人类行为活动中的环境风险。这样, 即使市场是不完善的或不完全竞争的, 人们也可以找到一个“有约束的最大化”效率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内, 制度提供了创新的空间, 机会主义行为被严格地加以控制。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一项有效的制度就一定产生出最大化的效率, 而是意味着如果没有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 最大化的行为就不可能发生, 至少对一个集体区域的单个元素而言, 这种制度保证是不可缺少的。
二、市场竞争的制度基础
人类早期的竞争主要是争夺生存的环境, 集中表现在部落之间和人类自身对大自然适应性定居点的竞争。在种植业出现后,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 竞争主要表现为安全、财产的保护, 在上层建筑中, 权力的竞争开始激烈, 并因此带动了世袭制度的演化。但是具有经济意义的竞争是在市场制度产生之后才形成的,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产品的竞争一直是主流形态。这种以买卖为核心的产品竞争表现为对市场份额的争夺。市场供求双方自身内部的竞争过程与市场中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密切相关, 在此过程中, 人们基于多样性的偏好, 用货币对市场的产品进行投票。投票的核心是个人基于其知识在交易中对产品进行定价 (柯武刚, 2000) 。价格向人们传递着市场的信号, 使市场博弈的参与者对其进行评价, 并最终形成决策, 所以, 在产品竞争中, 价格是最为重要的制度。
厂商的市场竞争从现象上看是争夺产品在市场上的份额, 但实质上, 竞争的核心却是“制度竞争”, 制度竞争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 企业之间, 乃至个人之间竞争的重要内容, 可以说, 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 市场竞争形态已从资源禀赋转入了制度优势。
1. 国家的制度竞争
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特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 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诺思认为, “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诺思, 1981) 。但是由于文化价值、历史条件和政治制度的差异, 世界各国在制度安排及其绩效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讲, 国家主要是通过强制性制度安排来降低意识形态推行、市场化交易和微观行为方面的交易费用。从市场竞争上看, 国家通过其有效的制度安排为厂商的竞争创造一个独特的环境优势, 集中表现为:维持公平竞争的政策, 保证创新的激励, 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 降低市场风险, 克服宏观经济的波动, 努力消除经济的外部性, 以及为本国产品打开国际市场通道等。西方发达国家从17世纪开始就适应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 国家在推进厂商的竞争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完善的制度体系, 这也使西方国家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有制度优势。相反, 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化推进时间较晚, 商务文明还没有成为一种主流文化, 再加上面对西方的制度竞争, 使发展中国家难以迅速地在国际市场取得比较优势, 较多的态势是“边干边学”, 即结合本国的实际, 在开发本国的经济优势的过程中, 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理念。纵观亚、非、拉各国的制度建设的实际, 还没有哪一国在封闭条件下产生出强大的竞争优势。当然, 发展中国家本身也具有较大的潜在的制度优势, 只是这一潜在要素如何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充分表现出来。国别竞争, 核心是经济竞争, 而经济竞争重点是市场的竞争, 但谁能占领市场, 并不是他的历史有多悠久、资源有多丰富, 而是它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或促进企业的竞争。因此, 国家并不是通过直接干预企业的行为而是努力造就有利于企业竞争的制度来增强一国的竞争力。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国家在竞争制度设计方面的功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一方面, 由于国内的政治竞争, 国家的统治者必须将经济发展作为其首要目标, 只有经济的高效发展, 统治者的垄断权力才能得以维护, 这一点无论是在多党制的三权分立政体中, 还是在一党执政的政体中都是如此, 因为即使一党执政, 它也考虑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程度, 因此, 国家必须以经济发展而使民众的收入最大化为目标, 否则, 国家也就失去了“主权基础”。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国家必须从宏观上推行一系列有利于保护和促进企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所以, 国家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工具, 它具有强大的规模效应。对于企业, 国家的重点是保护产权, 即通过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规则, 没有国家权力及其代理人的介入, 财产权力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界定、保护和实施。因此, 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产权。另一方面, 从对外关系上看, 国家又是保护其主权的最强力量。国家不仅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提高其国际地位、发言权, 乃至对国际秩序的直接决定权, 而且要保护其“经济主权”, 使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保持优势, 或至少取得“双赢”。但要达到这一目标, 国家在自由贸易政策、市场准入的条件和规则、法律的统一性及其执行程度以及在解决国际经济纠纷中的缓解能力都是厂商进行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制度前提。
2. 市场化的程度和秩序
竞争离不开市场, 无论是价格机制的灵敏程度, 还是企业的竞争能力, 都与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有关。市场化程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体系的健全程度及其统一性;二是市场的竞争与垄断的比例。我们可以将这两者统称为“市场的治理结构”。在市场的治理结构中, 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或技术性发达程度是最重要的, 它直接决定竞争的参与者在市场上的博弈能力。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 市场的结构被分类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市场, 前者是理论中的极端市场形式, 而后两个市场结构是现实中大多数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形态。在一个经济区域内, 也许四种形态都可能混合地存在, 但从市场化的程度上讲, 一个企业越是具有“替代性”, 其面临的竞争就越强。影响企业“替代性”的重要因素包括两大类, 一是制度性替代, 如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制企业, 其制度垄断性很强, 市场竞争中往往受到各种制度保护而使其在“长期亏损”的条件下也难以从产业中退出。在这里, 企业的存在不再以利润的多少而决定。问题的根源在于这种制度保护性企业所面临的市场不是竞争性的, 不仅要素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的竞争, 而且其产品也不是完全竞争市场。一般来讲, 处于这种产权保护的企业随着市场化的推广而越来越少, 但它的示范效应却很大, 这也是在很多计划经济很深的国家在国有制体制内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艰难性很大的重要原因。所以构建一个竞争的市场, 首先企业之间必须是一个可以在制度上进行替代的, 即产权的交易市场首先必须建立, 这是完善市场治理结构的前提条件。二是产品性替代。它包括企业尽最大力量推行其“特色产品”, 以保证其在市场竞争中具有很强的“产品差别”, 差别越大, 企业对市场的影响就越大。而要做到这一点, 有两个方面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是很重要的, 一是创新, 包括管理、服务和品牌;二是规模经济, 即在市场上产生一种“自然垄断”。由政府设计的市场制度安排与微观科层组织之间所形成的市场制度, 虽然在很多地方是混合存在的, 但这两种制度设计都必须保证其效应的一致性, 即推动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力的发展, 否则, 冲突的市场秩序将会导致竞争的丧失。
3. 人力资本的制度激励
一国生产力的整体强度集中地表现为该国产品的竞争强度, 但在形成产品竞争强度的过程中, 第一核心要素便是人力资本。文明程度、技术水平是人们谈论最多的决定一国生产力水平和方向的力量, 但它们的背后却是人力资本在起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人是最重要的。但这决不意味着“人多力量大”, 而是如何使用人的问题。很多小国能战胜大国, 很多后来者能赶而超之, 重要的是有着一个充分培育人力资源的制度机制。市场竞争的推动力在于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作用, 并且这种激励使人力资本产生“合力”作用。所谓“三个臭皮匠, 能顶一个诸葛亮”, 但如果没有合力, 无论多少个臭皮匠, 仍然是臭皮匠。对人力资本的有效激励, 首先是对人的创造力的激励, 人类的进步就在于有创造力, 但人的创造力要转变成生产力, 必须有一整套的制度机制。这里的核心是尊重人权, 只有人权有了保障, 创造力才能发挥, 尊重人权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尊重人格, 即人身的自由和平等;二是尊重人的思想, 尤其是创造力的思想, 在法律的框架内, 要充分体现思想的自由, 没有思想的自由就没有创造力, 人类的进步首先是思想的进步;三是对人的劳动成果的尊重, 即个人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市场经济实质上正是对“所有权”的尊重和保护才形成了激励, 个人的思想、人身乃至其成果都是个人的“财产”, 在市场制度下, 只有这些财产得到保护, 个人提高其人力资本才有一个理性预期。衡量一国乃至一个企业的竞争力, 尤其是这种竞争力是否具有长期性, 关键就看它对个人的人力资本是否有制度激励。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 通过对西方经济革命的考察, 分析了为什么在西方能建立有效的组织来促进文明的进步, “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 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没有所有权, 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 (诺思, 2001)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取决于多种因素, 如自然资源、历史文化、人口数量、资本积累等, 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这些要素的数量多少, 也不是单个要素的质量高低, 重要的是如何用制度来整合这些要素。在整合过程中, 人的要素的整合是根本, 所以技术发明本身也是一种增长, 而原因则是对这种增长的激励。
三、生产力与制度的多样性
好的制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而坏的制度只能阻碍进步, 并且不同的文化会形成不同的制度, 这便是制度的多样性。也就是说, 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 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 (青木昌彦, 2001) 。理解制度的多样性对于研究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组织和社会诸领域的存在及其变迁关系是重要的。因为制度不是一个单一的局部均衡现象, 而是多重均衡的结果。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 我们常常分析的制度是作为一个规则或组织来确定的, 但这种规则涉及三个层次的内涵。青木昌彦在其名著《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 按博弈论的视野对其进行了归纳, 即从博弈的过程看, 制度可分层为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制度的形成首先在于博弈的参与人、参与人的数量、水平及其行为是制度是否需要的前提。如在一个人的世界 (鲁滨逊的孤岛) , 制度无关紧要, 行为本身就是制度, 他可以随时更新而没有任何处罚。但只有参与人>2, 博弈的规则就是需要的,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 它是人类设计的制约参与人行为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可以是正式的, 也可以是非正式的, 正式的约束来自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合同, 政治规则就是宪法秩序、法律和政府管制, 经济规则是指使用和处置经济资源并从中获益的权利束, 核心是界定产权, 而合同主要是指交易的协议。但是同样的规则对于不同的社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这是由于制度的实施机制、实施方式、行为规范和行为者的主观模式的差别, 由此造成激励结构和政策后果的不同。
赫尔维茨从实施和设计角度进一步考察了制度的差异性, 他认为, 制度必须是可实施的, 并且在参与人达到“纳什均衡”时, 制度的效率最大, 但要保证这种均衡的产生, 首先必须是制度的环境 (偏好、技术、资源禀赋) 与参与人的目标是兼容的, 而制度就是在这种兼容下来实现社会目标, 社会目标可以表示为在每一种经济环境下预期实现的一组结果。制度的差异是由环境的差异和目标的不同而产生的, 因此, 一组目标对应一组制度, 或者说在环境既定条件下, 目标决定了制度的性质。从外部环境来看, 无论是区域性制度还是整体性制度, 制度之间并不是独立作用的, 制度模式的构建受到技术水平和市场的连接而形成互补 (青木昌彦, 2001) , 因此, 制度是复杂的, 即使是同为市场制度, 也会因其文化价值和历史路径不同而呈现多种模式。制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是稳定的, 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演化的, 即使在初始时期的“原制度”是相同的, 但演变的轨迹却差异很大。如前苏联和中国, 其初始制度都是集权型计划经济, 但经过30多年改革后, 制度的差异已十分明显, 西方甚至将中国的制度变迁之路称之为“中国的示范模式”。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 虽然经济的全球化制度从1948年开始就由GATT的成员国加以实施, 而且伴随着经济和市场的全球化, 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乃至文化价值均不断地向“趋同”方向发展, 但人类并没有完全按“一体化”进行线性式制度演变, 而是地方性或本土化制度与“跨国制度”一起演进、混合、渗透和共生。特色的制度性安排依然在全球存在, 并由此而产生了很多具有制度活力的经济增长带。制度之间的交易与市场规则是一致的, 即竞争与合作共存。
参考文献
[1]柯武刚, 史曼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2]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3]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4]谭忠真.制度是最基本层次的第一生产力[J].中国工业经济, 2000, (6) .
焦炉加热制度对焦炭热性质的影响 篇2
【关键词】焦炉加热；焦炭；热性质；影响
在焦炉炉大型化的发展过程当中，随着炼焦理论的发展，焦炭热强度指标成为了焦炭生成期间的核心指标，并已纳入了对焦炭质量进行评估的基础性指标当中。为提高实践工作水平，现就焦炉加热制度对焦炭热性质的影响进行分析。
1、实验方法
实验分析样品来源于唐山钢铁股份公司生产焦炭，按现行《焦炭试样的采取和制备》进行取样，实验期间按现行《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实验方法》展开各项操作，同时使用专业焦炭反应性以及反应后强度测定装置对相关指标进行测定。
2、实验结果
2.1焦炉结焦时间影响因素
以结焦时间作为变化指标，在分三个等级设置结焦时间（A：18.5 h，B：24.0h，C：26.0h）的情况下，所对应的配合煤及焦炭含量指标如下表所示（见表1）。
表1：结焦时间变化下配合煤机焦炭含量数据对比示意表
方案
（结焦时间）煤质指标（%）焦炭指标（%）
水分挥发分水分挥发分反应性反应后强度
A（18.5h）10.529.113.11.028.661.4
B（24.0h）11.129.012.71.026.664.5
C（26.0h）10.628.913.01.126.264.7
结合表1中所例举的相关数据不难发现：在（A：18.5h，B：24.0h，C：26.0h）三种结焦时间方案作用之下，所生成配合煤对应的煤质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以方案C（26.0h结焦时间）下的煤质略优于A、B方案。而从焦炭指标的角度上来说，在自方案A（18.5h）逐步提升结焦时间至方案C（16.0h）的过程当中，所生成焦炭中的焦炭反应性CRI指标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28.6%→26.6%→26.2%），而反应后强度CSR指标则呈现出了明显的提升趋势（61.4%→64.5%→64.7%）。产生以上明显变动的主要机制在于：当所取焦炭原料加热水平控制为恒定状态的情况下，通过对结焦时间的延长，使得煤料在炭化反应过程当中的受热时间更长，受热更加充分与均匀，也因此延长了煤料内部分子热运动的持续时间，焦炭结构在此过程当中得到优化，达到提高反应后强度性能的目的。而导致焦炭反应性CRI指标降低的主要原因则体现在：伴随着结焦反应时间的延长，焦炭内部的灰分、硫分脱除效果更加的明显，内部煤料空隙结构的密实性可得到显著提升，进而降低反应性能。
为将该研究结果指导于实践工作，可以所生成焦炭中变化最为显著的指标：焦炭反应性CRI指标以及反应后强度CSR指标作为研究对象，相对于结焦时间（设定：t）拟合处理：
1）焦炭反应性CRI指标=38.0-0.424 t，R2=0.83；
2）反应后强度CSR指标=48.8+0.580 t，R2=0.75；
根据以上拟合结果可知：在焦炉加热制备焦炭的过程当中，每延长1.0 h结焦时间，则所对应的生成焦炭反应性CRI指标下降0.42%，反应后强度CSR指标则下降0.58%。
2.2焦炉加热温度影响因素
以加热温度作为变化指标，在分三个等级设置加热温度（A：1250.0～1300.0℃，B：1260.0～1310.0℃，C：1270.0～1320.0℃）的情况下，所对应的配合煤及焦炭含量指标如下表所示（见表2）。
表2：加热温度变化下配合煤机焦炭含量数据对比示意表
方案
（加热温度）煤质指标（%）焦炭指标（%）
水分挥发分水分挥发分反应性反应后强度
A（1250.0～1300.0℃）10.89.90.81.226.264.7
B（1260.0～1310.0℃）10.510.00.71.125.865.5
C（1270.0～1320.0℃）10.79.51.01.125.665.7
结合表2中所例举的相关数据不难发现：在（A：1250.0～1300.0 ℃，B：1260.0～1310.0℃，C：1270.0～1320.0℃）三种焦炉加热温度方案作用之下，所生成配合煤对应的煤质基本处于稳定状态。水分、以及挥发分指标均无明显的差异。而在对焦炭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的过程当中发现：在自方案A（1250.0～1300.0℃）逐步提升结焦时间至方案C（1270.0～1320.0℃）的过程当中所生成焦炭中的焦炭反应性CRI指标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26.2%→25.8%→25.6%），而反应后强度CSR指标则呈现出了明显的提升趋势（64.7%→65.5%→65.7%）。产生以上明显变动的主要机制在于：较高的焦炉加热温度会使得焦炭内部气孔率明显减少，焦炭致密性水平得到显著的提升，比表面积有所减小。对于取样而言，当在二氧化碳环境中充分加热的过程当中，受到气固接触面积持续降低的因素影响，时间恒定条件下的焦炭反应水平降低，在降低反应性的同时，也相应的提高了反应后强度水平。
为将该研究结果指导于实践工作，分析可知：在焦炉加热状态下所生成焦炭中，其反应性水平与反应后强度水平存在一定反向相关关系，且提高加热温度可提高反应后强度水平。
2.3配合煤水分影响因素
以配合煤水分作为变化指标，在分三个等级设置配合煤水分（A：9.0%，B：10.0%，C：11.0%）的情况下，所对应的配合煤及焦炭含量指标如下表所示（见表3）。
表3：加热温度变化下配合煤机焦炭含量数据对比示意表
方案（配合煤水分）煤质指标（%）焦炭指标（%）
水分挥发分反应性反应后强度
A（9.0%）9.929.126.864.9
B（10.0%）10.629.228.961.3
C（11.0%）10.829.229.661.1
结合表3中所例举的相关数据不难发现：在热工制度恒定情况下，平稳操作供给焦炉的热量基本处于一致性状态，但，随着水分的增加，热量的消耗也有所提升，由此可能致使煤料在参与炭化加热反应期间的受热性能受到影响，进而对结焦质量也产生干扰。从这一角度上来说，随着配合煤水分的提升，需适当提高焦炉加热温度或延长结焦时间，避免煤料出现受热不足、受热不均匀的问题。
3、讨论
原油性质对柴油生产的影响 篇3
在日常生产中炼油企业原油品种的选择多以取得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考虑因素,通常会选择价格低的原油油种进行采购加工,而且会择机采购“机会油种”以进一步降低原油成本。这些油种基本上是重质、劣质、高含硫品种,造成生产过程中产品各项指标合格困难。如成品柴油十六烷值、十六烷指数、密度等指标难以合格,调和组分因个别性能指标不能满足要求无法全部调入,出现过剩的情况。
炼油企业柴油的生产一般是直馏柴油组分、催化柴油经加氢精制后组分、裂化柴油组分按一定配比混合,满足柴油标准后出厂。上述组分油品若性能指标超出产品质量指标过大,就不能大量调入柴油中,导致个别组分过剩,生产陷入困难。
2 分析
2.1 实际情况分析
对于燃料型炼油企业,近年来加工原油性质多变。以某企业为例,其近5 年加工原油多达30 余种,石蜡基、环烷基、中间基原油均混合加工。加工的39 种原油油种多以环烷基原油、中间基原油为主,石蜡基原油较少,仅占23%左右。“机会油种”(即某一时间,油价最低的原油油种)也不断地掺混加工,直馏柴油作为柴油组分参与调和,对产品柴油影响较大。
在不同原油配比情况下,直馏柴油的指标变化很大,这点尤其体现在对环烷基原油的加工比例上。同时装置加工物料的变化,对装置馏出口的变化影响也比较大。比如柴油加氢、蜡油加氢裂化装置掺炼催化柴油比例的多少,直接影响其馏出组分密度和十六烷值指数(图1)。
图1 中横轴为抽验次数,可以看出,原油环烷基比例增大,直馏柴油十六烷值指数明显降低,只有当环烷基含量控制在30% 以下时,十六烷值指数达到47~48,才可满足柴油正常生产指标要求。
2.2 理论分析
2.2.1 原油性质分析
原油按照其性质可划分为石蜡基原油、环烷基原油、中间基原油3 种。环烷基原油(又称沥青基原油)是地质年代较年轻的原油,特点是含环烷烃和芳烃较多,密度大、凝点低,一般含硫、胶质、沥青质较多(环烷烃含量CN ≥ 50% 则是高纯度环烷基原油,一般CN ≥ 40%)[1]。石蜡基原油含烷烃较多,属地质年代古老的原油。中间基原油介于环烷基、石蜡基两者之间,但随着油田开采年数增加,原油密度、金属含量增加[2],胶质量增加,接近环烷基原油性质。
随着国Ⅳ[3]柴油标准实施,柴油十六烷值与十六烷指数作为两项柴油指标必须同时达到要求方为合格。一般情况下,环烷基原油的柴油馏分十六烷值小于十六烷指数;石蜡基原油的柴油馏分十六烷值大于十六烷指数,两者关联性在芳烃含量偏高时偏差较大[4]。
柴油的十六烷值与指数计算公式参考公式(1)、(2),与实际值存在偏差。
式中:T为柴油的苯胺点, ℃。ρ为柴油15.6℃时的密度,g·cm-3。
由上述两式可以看出,柴油的点火性能指标与柴油苯胺点、密度关系密切。各类烃类苯胺点的排序为:正构烷烃>环烷烃>烯烃>芳香烃。
由此可以确定,环烷基原油和开采年数较久油田的中间基原油因芳香烃含量多,尤其含较多双环或多环芳香烃,致使直馏柴油组分十六烷指数偏低。在原油加工时要充分考虑这一因素,避免直馏柴油组分因指数过低无法全部参与调和,造成组分过剩,影响企业连续生产。
2.2.2 加工装置分析
成品柴油的组分中,催化柴油(LCO)占有量较大,在我国约占柴油总量的1/3[5]。催化柴油自身是较高的杂原子化合物,烯烃和芳烃含量高,因此颜色深,氧化安定性差,十六烷值低。近年来,随着原料劣质(原油)及重油催化裂化技术发展,催化柴油表现为密度升高,杂质硫、氮含量增加,十六烷值下降,芳烃等不饱和烃组分含量增高[6],不能直接作为柴油调和组分,或只能少量调入,必须进一步进行加氢精制加工。原因在于:1)国外原油加工后减渣中沥青质含量普遍高。2)催化反应含裂化反应,生产柴油时油气在提升管内停留时间2s,各类烃在催化剂表面上的化学反应速度以烯烃最快,稠环芳烃最慢。受催化裂化反应机理限制,催化柴油中高富集芳烃,尤其是多环芳烃。
加氢精制装置一般表现为压力升高十六烷值得以提高[7]。对于当前劣质原油生产的催化柴油,中、低压条件不能满足产品对十六烷值的要求。关键原因在于无法实现催化柴油中双环、三环以上的芳烃饱和及环烷烃开环,无法有效降低催化柴油中的芳烃,特别是多环芳烃的含量。高压加氢精制装置是劣质柴油处理的有效手段,但相当一部分柴油被转化为石脑油馏分,且投资和操作费高。
有鉴于此,对劣质催化柴油进行柴油改质装置加工成为必然。柴油改质就是将中压加氢裂化或缓和加氢裂化技术用于劣质柴油的改质。它可以实现部分双环、三环芳烃转化为烷基苯,其分子碳数不变,而且可以大幅提高柴油中的十六烷值组分。对于直馏柴油同样可以经过柴油改质装置加工,提高其中的芳烃转化率(10%~15%),实现柴油组分优化。
3 结论
在柴油生产调和过程中,原油的性质决定成品质量。生产要从源头抓起,控制芳烃含量。
1)多年实践摸索发现,在直馏柴油作为成品柴油组分时(一般占总量的30% 以下),必须严格控制加工原油中环烷基原油的总量,掺混量控制在30%以下。
2)伴随着世界原油劣质化的大趋势,一般的加氢精制工艺无法满足催化柴油成为合格组分。应通过改质装置加工,虽然多环芳烃的转化率不高,但基本可满足产品质量指标,同样应考虑原油油种配比。
3)直馏柴油组分视原油质量,也可经改质装置加工后再作为调和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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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生产力性质 篇4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指的是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就是人民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去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从而实现管理国家事务的目的。根据我国宪法，所有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产生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一切国家机关都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活动。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只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和它的活动。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基本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它回答了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以及国家机关权力的来源问题。
(二)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宪法第2条第2款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就是说，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各级人大代表，由各级人大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的。
(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人民的关系
宪法第3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对于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国家权力，从而保证人民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有重大、深远意义的。
(四)各级政府、法院、检察院同各级人大的关系
宪法第3条第3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法还规定，各级行政机关是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要依照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作出的决议依法行政；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在审判、检察工作中适用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公正司法。
由此可见，我国的国家体制，是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在这个前提下，对于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有明确的划分，使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审判、检察等其他国家机关能够协调一致地工作。这同西方一些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体制是根本不同的，也同“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体制不同，是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体制。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我国历史上就是单一制的国家，我们不实行联邦制，但我们要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所以宪法第3条第4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六)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宪法第4条第3款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是一条非常重
制度的生产力性质 篇5
为什么说不科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从概念出发进行思考，什么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所谓封建土地所有制就是建立在封建政治体制之下的土地所有制，其表现形式是土地产权属私人所有，对土地的经营方式是私人经营。这种经营有三种情况，一是土地拥有者在自己土地上劳动而获得收成，二是雇佣农民劳动，三是土地出租从而收取地租，并且这三种方式还存在相互交叉的情况，有些农民一方面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另一方面又在别人的土地上劳动，充当雇工，也租用别人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这三种经营方式产生的农产品主要是满足个人消费，并不是大量投放市场，农产品没有大量转化为商品，作为生产者和经营者不是以获得利润为主要目的，土地不能成为商品生产的资本，它只是一种获得农作物收成和一种载体。
了解了以上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天朝田亩制度》所表述的内容，土地是按年龄和人口平均分配，不论男女，都有受分配的资格，按照太平天国的分配方式，分到地的人家发放了土地证，这一种土地证又称为“田凭证”，其意思就是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私有。其次，我们考察拥有土地的人，其实都是农民，在当时中国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中国的农民实际上都是传统的农民，其思想意识和对土地的经营理念都是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下。
前面的分析说明：拥有土地的农民不是具有资本主义意识的商业化农民，可以这样说，《天朝田亩制度》满足的也只是传统农民对自然经济形态土地制追求的目的，如果《天朝田亩制度》得以实现，也只是土地从地主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按照前面所说的封建土地经营方式来看，就是由第三种方式（土地出租从而收取地租）转变为第一种方式（土地所有者自己在土地上劳动），封建土地经营的本质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地主拥有土地和农民拥有土地都从事的是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而这种保持自然经济的土地制度其本质就是封建的土地制度。
判断一个历史事件是不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关键是看它有没有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变化，因为革命就是事物本质的变化，没有本质的变化不能算是革命。通过前面的分析，太平天国所追求的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地主土地变成了农民土地。
地主和农民都是封建社会存在的两大阶级，虽然他们具有矛盾，但这种矛盾并不是制度的矛盾，而是经济实力大小所产生的生存竞争性的阶级矛盾，就像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一样，无论是大资产阶级还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都是资本主义的维护者。同样，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他们都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任何一次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都是阶级矛盾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制度矛盾的结果，矛盾的焦点都是归结到地主和农民对土地的争夺，就像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对利润的争夺一样。当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的时候，权力削弱的中央政权无力调配这种土地分配状态时，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就必然会发生，之后产生的新王朝必然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使大部分土地又重新回到了失去土地的农民手中，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封建社会经济又从萧条走向繁荣。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起义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并不是中国社会制度的结果。农民阶级不是先进阶级，他们不可能提出否定封建制度的根本思想；他们对土地的分配意愿也只是传统农民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几千年来农民平均主义的翻版，以前是口号，这时只不通是用纲领的形式表示而已。《天朝田亩制度》表述的土地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更不是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什么呢？就只能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了。因为农民获得土地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
要真正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不但要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且还要废除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就像奴隶社会结束一样，不但要消除奴隶主（转化为地主阶级），还要消灭奴隶（转化为农民阶级），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社会转变。
制度的生产力性质 篇6
一、柴油加氢新技术的开发
按生产目的不同, 柴油加氢技术分为3大类:柴油加氢精制技术;柴油改质技术;柴油临氢降凝技术。它们的开发背景不同, 其特点和应用场合也不同。按照21世纪清洁燃料产品质量的要求, 目前我国柴油产品质量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硫、氮、芳烃含量高、密度大而十六烷值低。改善这部分劣质柴油的质量, 使其达到清洁柴油的规格要求, 除对催化裂化原料进行加氢预处理外, 国内还开发了针对催化柴油的加氢精制和加氢改质技术[1]。
二、柴油加氢进料性质和组成比例对生产的影响
低压加氢可以很好地脱除柴油中的硫, 脱氮能力稍差, 其优点是操作压力低, 设备投资较少, 装置工程建设费及装置能耗都相对较低;缺点也正是由于其反应压力低, 柴油中稠环芳烃加氢反应速度及平衡转化率都比较低, 改质能力差。中压加氢在工业生产中采用最广泛的压力等级是8.0MPa (氢分压大于6.0MPa) , 在此压力下, 不但可以很好地脱除氮, 通过调整催化剂, 也能使柴油中稠环芳烃的部分芳环发生加氢反应, 满足提高柴油十六烷值、改善油品质量的要求, 同时为柴油深度脱芳装置改造留有余地。
RICH技术是为了满足国内炼油企业生产高十六烷值、低密度、低硫清洁柴油燃料而开发的。RICH技术在中等压力下操作, 采用单段、单剂、一次通过的工艺流程 (与传统加氢精制相一致) 。所选用的主催化剂专门针对劣质催化柴油特点而设计开发, 具有加氢脱硫、加氢脱氮、烯烃和芳烃饱和以及开环裂化等功能。该催化剂对氮中毒不敏感, 操作上具有良好灵活性。
临氢降凝 (又称催化脱蜡) 采用以ZSM-5分子筛为载体基质、担载少量非贵金属的催化剂, 是典型的择形催化裂化过程。通过临氢降凝, 含蜡重柴油馏分的降凝幅度可高达20~50℃。该工艺流程简单, 加氢精制稍加改造便可用于临氢降凝。但该技术催化剂的择形裂解活性强而加氢活性弱, 因此既不能脱硫, 也不能脱氮, 所以降凝柴油的硫、氮含量和密度有所回升;大分子正构烷烃的择形裂解, 不同程度地降低十六烷值, 对于二次加工柴油, 不宜直接进行临氢降凝, 其加工的原料范围有限。该工艺是增产优质低凝柴油的有效手段, 具有原料适应性强、工艺流程简单、产品方案灵活等特点[2]。
柴油加氢脱硫过程氢分压通常是在2~4 MPa之间。如果加工的原料是直馏馏分油, 可采用较低的氢分压。如果加工的原料以裂化馏分油为主, 就要采用较高的氢分压。深度加氢脱硫氢分压随LCO含量增加和原料变重呈直线上升趋势。操作人员可以根据原料质量调整氢分压。
三、柴油加氢进料性质和组成比例对生产的实际应用与影响分析
某加氢装置原设计是0.6Mt/a柴油加氢装置, 后改造为0.6Mt/a蜡油加氢处理装置, 为催化裂化装置提供优质原料, 降低催化汽油硫含量。装置开工后脱硫化氢汽提塔经常出现顶部夹带蜡油现象, 而且在加大处理量和操作稍有波动时, 顶部夹带蜡油格外严重。另外塔底的汽提蒸汽量也提不上去, 增大吹汽量则也会造成顶部夹带蜡油现象, 顶温超高, 操作弹性小, 生产非常被动, 加工负荷提不上去, 对产品质量也有很大影响[3]。
工业标定数据表明, 催化裂化全部采用减压馏分油与掺入常压三线原料比较, 后者轻柴油收率减少约3%, 重柴油收率增加约3%。催化裂化重柴油, 多数炼油厂将其压到回炼油中进一步裂化, 这不仅增大了回炼比, 还增加了能耗和生焦趋势。在无乙烯裂解装置的企业, 加氢裂化尾油作为催化裂化原料虽是好原料, 但柴汽比低。若这些原料配以降凝工艺可多产轻柴油, 提高柴汽比。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适当放宽轻柴油切割点, 辅以柴油流动性改进剂, 也可达到增加柴油的目的, 但是有一定限度。因为实沸点为250~400℃的轻蜡油馏分和催化裂化重柴油一般凝点在25~35℃。只要采用降凝工艺技术, 就可将其中的“蜡”转化, 达到降低凝点, 增产柴油的目的。
我国现有的加氢裂化装置年加工能力约800多吨。可分为提供重整料、喷气燃料、乙烯料三种类型。随着中间馏分油需求量的增加, 燃料型炼油厂的加氢裂化正在发展。单程或减少循环比是目前加氢裂化技术扩能的重要措施, 加氢裂化尾油将会增加。它作为催化裂化进料是一种很好的原料, 同样也是非常好的降凝原料。氢碳比高, 含蜡量少, 胶质低, 碱性氮含量低, 这对降凝是非常有利的[4]。
柴油加氢脱硫装置的操作温度是整个循环周期实现加工目标的可调操作变数之一。但是不能超过特定的最高操作温度。最高操作温度主要取决于反应器材质和催化剂强度。为了弥补催化剂使用过程中的活性降低, 通常是用提高反应温度的方法, 维持脱硫率。操作温度过高, 会影响产品的颜色。例如, 如果使用IFP的HR416催化剂, 要求柴油产品颜色不超过1.5 (ASTM91500) , 催化剂初期WABT为340℃, 终期IVABT为370℃, 循环周期估计为3年。当颜色达不到目标值, 可适当提高氢分压, 较高的氢分压对改善产品颜色有利。
结论
目前在注重扩大催化裂化加工能力的同时, 也应注意优化不同原料的加工路线。常压三线、减压一线及催化裂化重柴油作为催化裂化进料较难转化, 采用馏分油降凝, 并形成合理组合工艺, 可提高柴汽比, 提高轻油收率, 满足市场需求。
摘要：加氢精制是在催化剂和氢气存在下发生氢解反应, 脱除柴油馏分中的硫、氮、氧和金属, 同时, 绝大多数烯烃被加氢饱和, 而芳烃得到加氢饱和的量则很少。从国内发展和应用方面看, 柴油加氢精制工艺技术可以分为低压 (46.0MPa) 加氢阶段和中压 (6.010.0MPa) 加氢阶段。本文将主要针对柴油加氢进料性质和组成比例对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柴油加氢,进料性质,组成比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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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生产力性质 篇7
1溶菌酶的结构、理化性质
溶菌酶是由多种氨基酸残基构成的碱性球蛋白, 属于糖苷水解酶, 具有热稳定性强、耐酸性强的特征。其纯品为白色或微黄色结晶体或无定型粉末, 无嗅、味甜、易溶于水和盐溶液, 不溶于丙酮、乙醚。干燥室温条件下可长期保存。Phillips等人1965年用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法阐明了溶菌酶的三维结构, 溶菌酶分子似椭圆形, 大小为4.5 nm×3.0 nm×3.0 nm, 构象复杂, 其分子结构见图1。
鸡蛋清溶菌酶占蛋清总蛋白的3.4%～3.5%, 目前研究应用最为广泛。它是由18种129个氨基酸残基构成的单一肽链, 有4个S-S键的氨基酸Cys, 分子量约为14.0 ku, 等电点约为11.1。抗菌活性最理想的反应条件是45～50℃、pH 6.0～7.0时, 化学性质非常稳定。在酸性环境中, 对热的稳定性很强, 在pH 4～7范围内, 100℃处理1 min仍有近100%的活力, 在210℃条件下加热1.5 h仍具有活性, pH 3时能耐100℃, 加热处理45 min仍具有活性。在pH值为中性的水溶液中, 溶菌酶可维持数天而不失去活性。在碱性条件下稳定性较差, 研究表明其它鸟类蛋清溶菌酶也是由129个氨基酸残基组成, 但其排列顺序和鸡蛋清溶菌酶不同, 并且活性部位也不相同。
2溶菌酶的主要来源
自然界中溶菌酶来源非常广泛。在人和动物的许多组织和分泌物中包括哺乳动物的乳汁和鸟类的卵尤以鸡蛋清中最多, 是生物体内重要的非特异性免疫因子之一, 在抵抗外来病原入侵时起重要作用。但溶菌酶的含量差异较大, 结构也略有差异。
按来源不同分为动物源溶菌酶包括鸡蛋清溶菌酶及人和哺乳动物溶菌酶 (牛、马、羊等) 、植物源溶菌酶 (近170种, 如木瓜、无花果和大麦等) 微生物源溶菌酶、基因工程溶菌酶及噬菌体溶菌酶;按作用细胞壁不同分为细菌细胞壁溶菌酶和真菌细胞壁溶菌酶。
3溶菌酶的抗抑菌作用机理
细菌的细胞壁由胞壁质组成。胞壁质是由N-乙酰氨基葡萄糖 (N-acetylglucosamine) 及N-乙酰胞壁酸 (N-acetylmuramic acid) 交替组成的多聚物, 胞壁酸残基上可以连接多肽, 称为肽聚糖 (Peptidoglycan) 。肽聚糖是细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 它是由NAM、NAG和肽“尾” (一般是4个氨基酸) 组成, NAM与NAG通过β-1, 4糖苷键相连, 肽“尾”则是通过D-乳酰羧基连在NAM的第3位碳原子上, 肽尾之间通过肽“桥” (肽键或少数几个氨基酸) 连接, NAM、NAG、肽“尾”与肽“桥”共同组成了肽聚糖的多层网状结构。作为细胞壁的骨架, 这一结构中任何化学键断裂都能导致细菌细胞壁的损伤溶菌酶能有效地水解细菌细胞壁的肽聚糖, 其水解位点是NAM的1位碳原子和NAG的4位碳原子间的β-1, 4糖苷键, 降低细菌细胞壁的稳定性, 随后细菌因细胞内外渗透压不平衡而引起细胞破裂、细胞质外泄, 最终导致菌体细胞死亡。G+细菌细胞壁几乎全部由肽聚糖组成, 而G-细菌只有内壁层为肽聚糖, 因此溶菌酶只能破坏G+细菌的细胞壁, 而对G-细菌作用不大。
4溶菌酶的生物学功能
4.1抗菌消炎作用
溶菌酶对革兰氏阳性菌、好气性孢子形成的菌、枯草杆菌和耐辐射微球菌均具有良好的分解作用, 对大肠杆菌、普通变球菌和副血性弧菌等革兰氏阴性菌也具有溶解作用。
溶菌酶是一种水解黏多糖的碱性水解酶。此类黏多糖为细菌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 能催化水解细胞壁中的N-乙酰胞壁酸和N-乙酰氨基葡糖之间的β-1, 4糖苷键, 使细胞壁不溶性多糖分解成可溶性糖肽, 细菌内容物逸出而使细菌溶解, 达到消炎和修复组织的目的。
4.2抗病毒作用
溶菌酶能与带负电荷的病毒蛋白直接作用, 与DNA、RNA、脱辅基蛋白形成复合盐, 使侵入体内的病毒失去活性。在被疱疹病毒感染的Hela细胞培养液中, 加溶菌酶后有抑制细胞变性的作用。在机体内它还有抗流感病毒的活性, 其与胆酸盐的复合物能强烈抑制流感病毒和腺病毒的生长。可用于带状疱疹、腮腺炎、鸡水痘、肝炎及流感病毒性疾患的治疗。
4.3增强机体免疫力
溶菌酶能激活宿主的免疫系统, 增强肿瘤细胞的免疫源性, 从而具有抗肿瘤作用。其作为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因子之一, 参与机体多种免疫反应, 在机体正常防御功能和非特异免疫中, 具有保持机体生理平衡的重要作用。表现为止血、消肿及加快机体损伤组织的修复等。
4.4抑菌作用
G+菌的细胞壁主要是由胞质壁和磷酸质组成, 其中主要成分胞质壁又是由杂多糖与多肽组成的糖蛋白。而这种杂多糖正是由N-乙酸胞壁酸和N-乙酞氨基脱氧葡萄糖以糖苷键连接的, 溶菌酶催化水解此糖苷键能使细菌细胞壁破裂而死亡。已有研究证实它对溶壁微球菌 (Micrococcu slysodeikticus) 黄色八叠球菌 (Sarcina flava) 、巨大芽孢杆菌 (Bacillus megatericum) 、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subtilis) 地衣芽孢杆菌 (Bacillus licheniformis) 、丁酸梭菌 (Clostridiumbutyricum) 、生孢梭菌 (Clostridium spotogenes) 、酪丁酸梭菌 (Clostridium tyrobutyricum) 等有良好的溶菌作用。
5溶菌酶在畜牧生产中的应用
溶菌酶存在广泛, 无毒、无副作用、安全性很高, 对没有细胞壁的动物体细胞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畜牧生产中添加既安全又能保证生产性能。
5.1溶菌酶在养禽生产上的应用
在肉禽中添加溶菌酶可以提高动物的抗病能力, 明显提高生长速度, 改善肠道, 提高成活率和整齐度。在蛋禽中添加可修复蛋禽卵巢, 改善蛋壳颜色, 提高产蛋率, 延长产蛋高峰, 防止产蛋时细菌感染, 减少死淘率。张世卿等 (2008) 报道, 饲料中添加适量溶菌酶后, 21日龄、42日龄肉仔鸡能量、养分表观代谢率和免疫指标 (机体抵抗力等) 均有提高的趋势。沈彦萍等 (2005) 研究得出, 溶菌酶可溶性粉剂对降低肉鸡呼吸道、肠胃道疾病死亡数具有明显效果。高、中、低剂量组成活率分别为98.15%、97.84%、92.90%, 均优于空白对照组与药物对照组, 差异显著 (P<0.05) 。邵春荣 (1996) 在肉仔鸡饲料中添加溶菌酶, 结果显示添加溶菌酶后, 平均日增重提高, 饲料消耗率降低, 存活率提高。沈彦萍等报道在不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 在鸡饲料中添加饲用溶菌酶制剂, 可促进鸡体健康, 提高增重率与饲料的转化率, 减少死亡。试验中所得的成活率、增重率、料肉比结果都优于目前普遍使用的饲用金霉素溶菌酶, 其在验证试验中所添加的费用比其它同类抗菌素替代品低。
5.2溶菌酶在养猪生产上的应用
溶菌酶具有保持机体生理平衡的重要作用, 并且在动物肠道中只杀灭有害菌, 对有益菌无任何杀灭作用, 从而使得动物肠道的微生态处于最佳状态, 表现出较好的生产性能和饲料报酬。王晓可等2008) 试验选取28日龄杜×长×大三元杂交断奶仔猪60头, 在日粮中添加适量溶菌酶, 试验结果表明:在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溶菌酶500 g/t能够控制腹泻, 提高日增重16.68%, 差异显著 (P<0.05) ;降低料重比12.00%, 差异显著 (P<0.05) , 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抗生素。邱伟海等 (2006) 在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溶菌酶500 g/t, 结果试验组的腹泻发生率比对照组下降50%。
5.3溶菌醉在养牛生产上的应用
奶牛乳房炎是奶牛一种常见多发性疾病, 发生乳房炎的奶牛产奶量下降, 生鲜牛奶品质显著降低。刘纹芳 (2006) 等用鸡蛋清溶菌酶和中草药的复合制剂联合使用对引起乳房炎的致病菌作抑菌试验, 溶菌酶试验组获得了良好的抑菌效果。杨为荣 (2001) 采用溶菌酶注射治疗奶牛子宫内膜炎, 结果表明溶菌酶对子宫内膜炎的总治愈率、治疗后子宫恢复程度均比抗生素治疗效果好。对子宫内膜炎的总治愈率达82.35%～88.24%, 明显高于金霉素的治愈率 (56.25%) 。孙怀昌仪姚将两种自行构建的表达人溶菌酶基因的重组质粒注射到患病奶牛的乳腺中, 经试验证明对临床型和隐性乳房炎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5.4在水产养殖业中的应用
活菌制剂中有益微生物进入水产动物机体后, 形成优势菌群, 产生溶菌酶和过氧化氢等物质, 可杀灭潜在病原菌, 并产生各种消化酶, 有利于养分分解, 具有高度安全性, 不会对水产动物产生危害, 也不会在水中和鱼体内残留。
6溶菌酶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 已商品化的溶菌酶有鸡蛋清溶菌酶, 是采用蛋厂鸡蛋壳中残留的蛋清为原料生产的。溶菌酶作为一种天然蛋白质, 能在胃肠内作用于营养物质被消化和吸收, 对人和动物机体无毒性, 也不会在体内残留, 是一种安全性很高的饲料添加剂。很多研究与应用证明, 饲用溶菌酶可以有效提高动物的生长性能, 满足人们对畜产品的要求, 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 降低对环境以及人类健康带来的危害可以预见, 溶菌酶在畜牧生产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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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兴强, 曹梅, 阎斌伦.水产动物溶菌酶研究概况[J].渔业现代化, 2006 (2) :43-44.
制度的生产力性质 篇8
一、土地出让金收入内涵的历史演变及其性质探讨
(一) 土地出让金收入内涵的历史演变
1988年《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确立了我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1990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明确规定, 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土地使用者, 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关于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 1989年财政部发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对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内涵和外延作了界定:各级政府土地出让主管部门将国有土地出让给单位或个人, 按规定向单位或者个人收取的土地出让价款, 包括土地金、续期土地出让金、合同改约补偿金。1992年下半年, 财政部出台《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暂行办法》, 第一次将出让土地使用权所得称为“土地出让金”。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 对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定义进行了完善: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价款, 包括受让人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
(二) 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形成过程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山、自留地, 也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四十三条规定, 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规定土地用途;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 需要使用土地的, 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被征地农村集体和个人合理补偿和妥善处理。《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国家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情形, 并对土地使用权人进行适当补偿。在这一宪制和法律架构下, 建设用地的供给来源分为征用农地而增加的增量部分和城市内部挖掘、储备的存量部分, 依靠行政特权形成土地储备, 使地方政府成为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唯一供应者, 然后进行开发整理并按照市场原则和所有权原则向建设用地需求者供地, 如图1所示。
(三) 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性质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 我国建设用地的供给大都来源于增量土地储备, 即农业土地非农化, 本文以此为例从权力来源上界定地出让金收入的性质。
土地出让金制度作为我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促进了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使用, 但就其目前的土地产权配置手段来看, 土地出让金收入不仅仅以所有权原则和市场等价原则进行的, 存在着不对称的隐形产权交易关系。
第一, 国家是集体建设用地的唯一接受者, 国家凭借公权力公共利益对私人产权的强势地位而非市场机制强制性征用农地, 并按照国家规定给予农民征收补偿和相关安置, 付出较低成本——本文称之为集体土地所有权行政补偿价格, 获得土地所有权, 使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
第二, 国家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唯一供给者。国家凭借土地用途管制和供地计划等土地管理制度, 使地方政府成为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唯一供应者, 这时地方政府完全按照市场等价原则和所有权原则, 向土地使用者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图2模拟并比较了集体土地向城市建设用地流转的两种情景:竞争性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横轴表示流转面积, 纵轴为农地非农化流转的成本或价格。假设集体土地向城市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成本保持不变, 表现为水平的农地非农化边际成本曲线MC。
第一种情景: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 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由于土地的地理位置固定性、土地供给不可再生性等垄断因素的存在, 市场结构介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的竞争性市场, 需求曲线 (平均收益曲线) 和边际收益曲线分别为D和MR (用虚线表示) , 根据市场均衡条件MR=MC, 市场在E点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和流转面积分别为P0、Q0;
第二种情景:“先征后让”的农地非农化。在规划权 (农用地转用审批) 的配合下, 国家运用征收权将集体农用地征收为国有城市建设用地, 按照农地非农化边际成本曲线MC给农民补偿 (用C0表示) 后, 再以市场方式出让给土地使用者。在这一情景下, 政府是城市建设用地的唯一供给者, 市场结构为完全垄断市场, 需求曲线 (平均收益曲线) 和边际收益曲线分别为D*和MR* (用实线表示) , 此时市场在E*点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和流转面积分别为P*、Q*, 如图2所示。
在第一种情景下, 集体土地所有者与城市建设用地需求者直接进行市场化自由交易, 此时集体建设用地价格为P0。第二种情况, 政府在“先征后让”的“征地—出让”行为中, 集体土地所有权补偿价格为C0,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格为P*, 获得一个剩余收益为 (P*-C0) 。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情况相比, 集体土地所有者收益损失 (P0-C0) , 建设用地需求者付出的成本提高了 (P*-P0) , 两者之和为 (P*-C0) 。 (P*-C0) 即是政府通过“先征后让”获得的农地非农化开发增值收益。根据对30多个城市的统计, 从获取土地的成本到出让土地的收益, 平均是18倍。同样的分析原理适用于存量土地供给情况。
综上所述, 若把土地出让金收入只看作是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价款, 是片面的, 静态的, 忽略了中国特殊国情和土地出让金制度的复杂性。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土地收购制度——储备制度——市场交换制度等制度安排的产物, 是“先征后让”的结果, 是土地使用权市场出让价格与行政所有权 (使用权) 补偿价格的剪刀差, 本质上是国家通过规划权、征收权等公权力汲取的土地开发增值收益, 这与国家税收在权力来源上具有相似性, 皆属于公共财政管理范围。
二、土地出让金支出管理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性质探讨
土地出让金收入是一种政府性收入, 理应纳入公共财政管理范围, 在理论上是毋庸置疑的, 同时研究土地出让金支出结构和流向及其性质, 也有助于推进土地出让金支出管理制度的创新及判断其在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首先, 关于土地出让金收入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 国务院1989年5月出台《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土地出让金收入地方和中央按照6:4分成;两个月后, 财政部公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土地出让金收入上缴中央比例降为32%;1992年下半年, 财政部出台《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暂行办法》, 将土地出让金收入上缴中央财政部门的比例下调为5%;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 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将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地方固定收入, 并在此后逐渐被学者称为地方财政的“第二财政”。这也符合政府间收入划分的国际惯例, 来源于不动产的政府收入一般归属于地方政府。
其次, 关于土地出让金的使用和支出管理, 1989年5月, 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1995年《关于加强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征收管理的通知》都明确规定, 土地出让金上缴国库, 专款专用, 专项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4]8号) 规定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开发的比例, 按各市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收益的15%确定。2006年9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2007年1月1日起, 土地出让收入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理, 支出一律通过地方基金预算, 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 (财综[2009]74号) 规定市县财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编制土地出让支出预算时, 要确保足额支付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 重点向新农村建设倾斜, 逐步提高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要严格按照规定将土地出让净收益的10%用于补充城市廉租住房保障资金。随着土地出让金制度的实施, 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制度日趋严格和完善。根据中国土地出让金支出实践情况来看, 一般来说, 地方政府获得土地出让金收入后, 要先行支付各种土地规费和征地补偿, 此后如有净收益, 则多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的近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土地出让金收益的分配格局中, 农民只得到5%-10%, 村级集体得到25%-30%, 而60%-70%为各级政府和中间商获取。
通过以上法律规章和规定可以看出, 土地出让金在支出过程中发挥着收入再分配的公共财政功能, 首先, 一部分支出用于集体土地土地价所有权行政补偿价格;其次, 一部分支出用于弥补土地出让前的生地变成熟地的土地开发成本;最后, 还要支付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各种税费和交易成本。这三者在国民收入流程中的作用类似于总需求中的政府购买。剩余的部分为政府获取的土地纯收益, 一部分成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农业土地开发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 其在国民收入流程中的作用类似于总需求中的政府购买;还有一部分用于提取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廉租房等用途, 其在国民收入流程中的作用类似于转移支付。由于我国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 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多来源于增量土地供给, 即农地非农化的先征后让方式, 此方式下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支出结构及其在国民收入流程的作用如图3所示。
三、结论和启示
第一, 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土地收购制度——储备制度——市场交换制度等制度安排的产物, 是“先征后让”的结果。在价值形态上, 土地纯收益表现为土地使用权市场出让价格与行政所有权 (使用权) 补偿价格的剪刀差, 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公共利益对私人产权的强势地位对相关土地先征后让方式汲取的土地开发增值收益, 这与国家税收在权力来源上具有相似性, 属于公共财政管理范围。
第二, 根据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性质, 土地出让金制度是以国家“公共利益”对“私人财产”处于强权地位下的土地征收制度为杠杆的, 这与西方国家主要依赖公平、自由市场手段配置土地资源方式有区别的。根据其来源确定其分配方向和“谁受损, 谁理应受到补偿”原则, 既不违背公共利益对私人财产的强权地位, 也能体现“公产私产地位平等”物权法的精神。这就要求提供保证土地出让金制度下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平等博弈的制度, 包括解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矛盾的司法诉讼渠道。就目前的土地出让金支出结构和模式看, 其支出方向理应从城市基础建设投资退出, 向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建设等新农村建设方向转移。
第三, 从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支出实践情况来看, 缺乏具有合理依据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分配的理论支撑, 没有技术方案的制度设计如同纸上谈兵。政府到底凭借哪些权力可以取得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中的增值收益;农业土地向建设用地用途转变的发展权增值收益, 该如何计算, 该归谁所有。现行集体农地所有权的征地补偿标准的科学性等等都应该其合理的逻辑理论依据, 而目前学术界和政界在这方面还没有给予清晰的论证和结论, 这也是土地出让金制度的研究和改革方向。
第四, 通过研究土地出让金收支性质可以清晰地看到土地出让金收支在国民收入流程中的循环路线。从国民收入循环流程视角看, 土地出让金收入使得资金从私人部门流入政府部门, 相当于国民收入的漏出量;土地出让金支出通过转移支付和政府购买, 使资金从政府部门流入私人部门, 相当于国民收入的注入量, 这为土地出让金收入参与国民收入经济循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政府公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其支出发挥收入再分配功能, 用于社会生产性质或者收入再分配的支出项目, 可以服从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因此, 土地出让金制度可以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应当成为我国土地出让金管理政策的着眼点之一。
摘要：文章通过法规归纳法和经济学模型分析法透视土地出让金收入和支出的性质, 为土地出让金制度改革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土地出让金收入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公权力即公共利益对私人产权的强势地位汲取的土地开发增值收益, 是国家“先征后让”的结果;从支出结构来看, 土地出让金支出具备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的公共财政功能。土地出让金收入性质突出了公共利益和私人财产的对立, 土地出让金制度改革应眼点则应重在创设公共利益与私人产权在利益上平等博弈机制, 体现“公产私产地位平等”物权法的精神。建设具有合理依据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分配技术方案的理论支撑, 是设计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制度的基础, 是当今之要务。土地出让金的公共财政功能可以将土地出让金收支引入国民收入经济循环中, 可进一步研究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参与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
关键词：土地出让金制度,土地出让金收入,土地出让金支出,性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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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生产力性质 篇9
1 育秧基质的种类
水稻旱育稀植栽培技术推广以来,寻找替代育秧土的育秧基质是育秧的主要研究方向。供给植物水分、养分,保证植物根际的气体交换,为植株提供支撑,对温度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是作物生长基质必须具备的性质。基质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张卫星等[6]采用谷壳配合一定比例的土壤周青等[7]以作物秸秆等为主要原材料,综合应用物理技术微生物发酵等技术,结合水稻秧苗的需肥特点开发出了轻型有机基质;齐春艳等[8]引进了韩国育苗基质,利用膨化砂作育秧基质[9],还利用珍珠岩育苗[10];邵文奇等[11]使用草木灰作为育苗基质等,取得了较好的试验结果,育出适宜机插的壮苗,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水稻的产量。
2 育秧基质的理化性质
栽培基质的物理特性与化学特性对其为秧苗提供的条件具有决定作用。其中基质的容重、粒径大小、孔隙度、密度、保水性等代表其物理性质;基质的有效成分、p H值、电导率、离子交换和吸附能力、缓冲能力等代表其化学性质。
2.1 基质的物理性质
2.1.1 容重。
基质容重是测定其通气状况、换算其含水量所必须的常数,一般以单位体积固体基质的重量来表示,单位为g/cm3或kg/m3。基质的容重能够反映其疏松、紧实程度因此与基质的粒径大小、总孔隙度关系密切。如果基质容重过小,则表现为疏松、通气透水性能好,对植物根系伸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存在固定植物难、易造成植物倾倒的缺点如果基质容重过大,则表现为紧实、通气透水性能差,对植物生长具有不利影响。一般植物生长的适宜基质容重为0.1~0.8 g/cm[13,14]。几种常见的基质容重[4]见表1。
2.1.2 粒径大小。
通常以颗粒直径(mm)来表示基质粒径大小,其与其他物理性状如容重、孔隙度等密切相关。生产中,为保证基质的通气和持水量,在未选择到粒径大小合适的基质的情况下,最好选择粒径大小不一的基质互相搭配[12,13]。
2.1.3 孔隙度。
孔隙度包含总孔隙度、大孔隙度、小孔隙度、大小孔隙之比等指标。总孔隙度是指基质中持水孔隙和通气孔隙的总和,反映1种基质中空气和水分能够容纳的空间总和,以相当于基质体积的百分数(%)表示,是基质最重要的物理性状。基质总孔隙度的大小与其空气和水的容纳空间大小呈正比。能同时提供20%的空气和20%~30%易被利用的水分是基质适宜的总孔隙度。大孔隙度是指基质中空气能够占据的空间,即通气孔隙,反映基质的透气性,一般指孔隙直径大于0.1 mm的孔隙[15]。小孔隙度是指基质中水分能够占据的空间,即持水孔隙,一般指孔隙直径在0.001~0.100 mm范围内的孔隙,水分在这些孔隙中会由于毛细管作用而被吸持,充满孔隙,也称为毛管孔隙。大小孔隙比是衡量基质优劣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基质中气、水的关系,如果大小孔隙比小,则空气容量小而持水量大,即贮水力强而通透性弱;如果大小孔隙比大,说明气容量大而持水容量较小,即贮水力弱而通透性强。一般基质适宜大小孔隙比为1∶(2~4),此时基质持水量大,通气性好,能够保证作物生长良好、管理方便[15]。常见基质材料的孔隙度见表2。
2.2 基质的化学性质
2.2.1 有效成分。
基质有效成分包含有机质、氮、磷、钾、钙、镁、铁、硫以及锌、铜、锰、硼、钼等微量元素。这些成分有的可以调节基质的物化性质,有的作为养分被植物吸收,均在植物生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许多元素对于植物生长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旦缺乏即会表现出相应的症状[16,17]。如:基质中的有机质,其大部分已被生物降解,具有改善基质对酸碱的缓冲能力、提供养分交换和吸附的活性点等作用。基质中氮、磷具有2种形态,即无机和有机态,大量的有机态氮、磷因释放缓慢而具有长效性。基质中的钾在提高植物对氮的吸收和利用率、促进新根生长等方面效果显著。基质中的钙主要是通过拮抗作用来消除其他离子的毒害作用。常见基质材料成分含量见表3。
2.2.2 p H值。
不同基质的p H值各不相同,表现为基质分别呈酸性、碱性、中性。基质的酸碱性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中性或微酸性为佳。水稻育苗适宜的p H值为4.5~5.5,基质的p H值以6.5~7.0为宜,即呈微酸性至中性,此p H值范围易调节,且在供液后对营养液某些成分的有效性不会产生影响。泥炭、蛭石、珍珠岩、膨胀陶粒、煤渣等常用基质材料的p H值分别为3.4~4.4、7.0~9.0、7.0~7.5、7.5~9.0、6.8。
3 基质存在的问题
3.1 基质价格昂贵
新型育秧基质大都是新产品,产业化低、生产少,生产成本高。例如,淮安产机插水稻专用育秧基质,折合大田基质成本在525~600元/hm2,而营养土筛土培肥成本低于300元/hm2。二者比较,基质育秧成本较高,但由于农户习惯只看当前支出,因此即使基质育出的壮秧后期增产优势明显,在推广过程中农户愿意接受的人依然很少。
3.2 基质物理性质不适宜
如果基质容重过小,基质过轻,易漂浮,不耐冲淋,影响作物根系生长;如果基质容重过大,相对密度大,总孔隙度则小,保水、透气差,栽培效果也差。如果大小孔隙比小,则空气容量小而持水量大,即贮水力强而通透性弱;如果大小孔隙比大,说明气容量大而持水容量较小,即贮水力弱而通透性强,因此要求基质的孔隙度适宜。生产中,要求基质的保水性和排水性均较好。保水性好的基质,能避免浇水次数过多,便于生产管理。基质的粒径大小、形状和孔隙度对其保水性具有决定作用。因此,应避免用过细的物质作基质。
3.3 基质化学性质不适宜
基质的p H值对养分的溶解性和植物的有效吸收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如在p H值较低的情况下,磷不发生沉淀,在p H值高的条件下,磷则会沉淀,其适宜的p H值为5.5。不同的植物种类在一定p H值条件下其营养吸收状况不同,如水稻适宜p H值为4.5~5.5,p H值过大或过小都影响秧苗的正常发育,而且容易感染苗期病害。
3.4 基质保肥性能一般
试验研究发现,水浆管理上,采取过度冲淋或大水漫灌的温室、大棚,其基质肥料流失情况比较严重;与同期湿润灌溉基质育秧秧苗相比较,过度冲淋或大水漫灌的温室、大棚的秧苗叶色明显偏黄,长势明显偏弱。
4 对策
4.1 针对基质成本较高的问题
一是大力扶持基质厂家,引入正当竞争,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二是尽力争取政府补贴,组织农户一起去厂家团购,实现农户与厂家直接对接;三是鼓励广大科研、农户创新,研究出更加受用、廉价的新型的育秧基质。
4.2 针对基质物理、化学性质的问题
制度的生产力性质 篇10
关键词：融资租赁；善意取得；出租人；取回权
一、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构造
若想一步步理清融资租赁物中善意取得制度的本源，首先要把握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构造。在这一基础法律问题上，笔者较为赞同高圣平教授的观点。高教授认为融资租赁交易是以出租人和承租人为当事人的两方交易，三方结构安排不利于厘清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也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有违。融资租赁交易的权利构造可以设计成“所有权 + 用益物权”模式，也可以设计成“所有权 + 租赁权”模式。这两种模式都体现了所有与利用的分离，但就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利用而言，前者属于物权性利用，后者属于债权性利用。①在这二者的选择上，理应选择对我国现行法既有制度安排突破较小的模式，在我国目前对动产用益物权制度的确立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故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即“出租人所有权与承租人租赁权”的模式。②
将融资租赁交易理解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两方交易这一交易结构安排有利于克服三方结构说之下的学说和实务上的争议，通过合同相对性原理使得各方关系一目了然，就出租人（ 买受人） 和出卖人之间的买卖交易，除了双方当事人另有约定之外，适用《合同法》第九章“买卖合同”的规定，只不过承租人可依三方约定受领标的物，并就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在出租人的协助下向出卖人索赔。这一买卖交易独立于融资租赁交易，但三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就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交易，仅在双方之间具有约束力，与出卖人无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 条明定：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应包括出租人、承租人。供货人是否需要列为当事人，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由此可见，两方结构安排已经得到司法实践的认可和支持③。
二、融资租赁中“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剖析
当融资租赁遭遇“善意取得制度”时，出租人在租赁期间享有的所有权，是一种名义上的所有权，因为实际上出租了已经让渡了与租赁物使用价值有关的所有权一切功能，仅剩下担保功能，而承租人虽不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但却因实际占有租赁物，容易造成一种“虚假财富”的假象。根据一般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通常对动产的理解是“占有即为所有”，透过承租人占有租赁物的客观表征，社会一般人极易作出“承租人就是所有权人”这样的判断。④因此，第三人在“占有”这种公示方法所具有的公信力下与承租人就租赁物进行的交易，其信赖利益应该受到保护。但对于原物权所有人———融资租赁出租人来说，又待如何呢？
三、融资租赁中善意取得制度对出租人所有权的侵害及救济
1.对出租人所有权直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合理
各国的善意取得制度，交易物通常为普通的物，一般为低价值的，可以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而进行法律设定，事后原所有权人虽不能取回原物，但向无权利人追偿损失还是可行的。另一方面，善意取得被理解为“实时取得”，而融资租赁中的“善意取得”并不是“实时取得”，且融资租赁物的价值一般都比较大，如果对融资租赁简单、直接地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每一笔交易都将有可能给融资租赁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必将不利于融资租赁业的发展。
2.在善意取得项下对出租人的保护
纵观近年来学界有关出租人权利的保护途径主要包括建立完备二手市场使租赁物残值低成本变现、租赁物物权公示制度等。但是本文在肯定了出租人的所有权的前提下，笔者认为，在善意取得制度项下对出租人的保护应着重从登记制度出发，这也呼应了一直强调的所有权问题。
（1）明确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法律效力。目前来看我国已经建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指导的事业法人单位，然而作为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的建立却缺少了明确的法律授权，这一问题也成为融资租赁业务在开展过程中不能够有所壮大的限制因素。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的动产登记平台，对融资租赁登记活动中所能够产生的风险和权益的保障进行分析，通过一定的形式对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赋予相关的法律效力，对于在登记公示系统中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包括在登记后产生的对抗效力、租赁物的买卖过程、相关抵押交易人的保障都有了相关的法律支撑。
（2）登记对抗主义。融资租赁交易过程中的租赁物通常是大型的动产设备，在融资租赁登记公示制度的建设上，需要对购买二手动产大型设备或机器的权属关系进行相应的权属明确。融资租赁登记采用登记对抗的方式，且租赁物经过登记记录的，第三人不得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相关租赁登记信息的获取。租赁物没有进行登记的，由于没有具备对抗第三人的信息效力，因此，当第三人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构成要件时，则可以将租赁物的权益赋予给第三人。
注释：
①高圣平，王思源：《论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构造》，载于《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②以“租赁权”来指称承租人对租赁物的这种债权性利用权。
③这一司法解释第 10 条已被废止 ，但其废止原因是该条“与物权法相关规定冲突”，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司法实践中，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多以出租人与承租人为原、被告。
④高圣平、乐沸涛著《融资租赁登记与取回权》，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4 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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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制度的生产力性质 篇11
1、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
最先, 关于黑社会的定义与范畴因黑社会有类似企业经营上经济性、复杂性、垄断性等特点, 有人采用了“Enterprise crime”这一说法, 即“企业犯罪”。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黑社会一词在英文中被表述为“Underworld Society”, 字面意思为地下社会、下流社会等。这个词语突出两层含义, 其一, 黑社会具有社会性;其二, 黑社会的特点在于非法性、隐匿性和反社会性。我国黑社会犯罪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犯罪, 在刑法学界被学者惯称为有组织犯罪。
2、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在我国刑法规定中, 黑社会性质犯罪与黑社会犯罪在形式上都属于共同犯罪。其实, 黑社会性质犯罪和黑社会犯罪等均不属于法律上的专业术语, 只是在我国刑事司法中被经常引用。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有很多学者的观点, 其中有人认为:“黑社会性质犯罪发展规模小, 内部结构不固定, 没有形成固定的组织成员, 犯罪活动也处于有组织犯罪中的低等阶段、多以暴力为基本特征。”也有观点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本质特征, 即非法控制性;二是组织成员;三是犯罪手段;四是基本目标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五是内部组织等级明确;六是政治相关性。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概括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特征是较为准确的, 也较为准确的结合了《刑法修正案 (八)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特征的概括。其理由表现在:首先, 黑社会性质犯罪受到刑法的规制可以看出其具有法律上的社会危害性, 其本质上是非法的, 并具有一定的控制性;其次, 黑社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并有一定的政治利益需求, 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同于其他有组织犯罪 (如恐怖组织犯罪) 的重要方面所在;最后, 伴随现代经济的发展, 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力、“保护伞”和群体事件形成非法控制的趋势表现的很明显, 其与政治上的相关性愈来愈强。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现状及存在问题评析
1、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沿革及现状
在1997年《刑法》第294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前, 我国并没有对黑社会组织犯罪进行系统的刑事立法。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开始的镇压反革命活动中,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来刑事处罚封建会道门。之后在1979年刑法典中, 用第99条和第165条两个法律条文对利用封建迷信进行犯罪活动的会道门和邪教组织进行专门刑事立法。同时为严惩会道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9月2日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对涉及反革命罪作出补充规定:组织反动会道门、利用封建迷信, 进行反革命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 可以在《刑法》第99条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 直至判处死刑。针对1979年刑法典颁行实施以来出现的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于1985年9月5日发出《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 为正确定罪量刑提供司法解释依据。但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发展, 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废除了反革命罪, 并同时规定了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封建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和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一亡罪两个罪名。随后, 为了针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犯罪活动日益猖狂的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10月3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的决定》, 并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基于我国1979年《刑法》并未规定黑社会组织犯罪, 所以对于这类犯罪通常依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犯罪集团等规定进行处理。直到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 将黑社会组织犯罪规定在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 这为有力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提供了法律武器。根据最新《刑法修正案 (八) 》的规定, 将第294条修改外改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可以并处罚金。”
2、《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评析
《刑法修正案 (八)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规定新增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有梯度的设置该罪的法定刑。《刑法修正案 (八) 》对《刑法》第294条作了较为全面的修订,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从罪状表述到法定刑幅度设置都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刑法修正案 (八)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明显提高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并且在主刑设置上, 对于黑社会性质犯罪成员划分为三个阶梯: (1) 组织领导者; (2) 积极参加者; (3) 一般参加者。并且分别制定法定刑, 而刑法294条除了在罪状上表述上存在欠缺, 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划分上也不细致, 即组织领导者和其他参加人。
其次, 设置了财产刑。如前诉述, 黑社会性质犯罪区别于其它犯罪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一定的经济获利性, 即通过违法行为谋求经济利益。于此, 对这类犯罪本身除了要对自然人主体处以自由刑处罚外, 还要追缴或者没收其财产从而达到切断其组织再运行的可能性。
最后, 取消死刑规定。对于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我国从立法上并没有直接规定无期徒刑、死刑, 这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 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还会触犯其他罪刑, 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 》第四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应当进行数罪并罚。因此, 立法机关在设置组织领导者的法定刑时, 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环节, 取消了该罪原法设置的死刑。
3、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立法中存在的缺陷
第一, 罪状表述缺乏准确性。《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 此罪状的语言描述没有从法律角度对该罪状进行概括, 而是采用这种模糊性的语言描述代替严格的立法表述, 从而给司法带来了混乱。
第二, 立法缺乏前瞻性。从国际社会发展现状来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向黑社会组织过渡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发展的一种低级状态, 黑社会犯罪组织是黑社会犯罪的高级状态, 因此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打击黑社会犯罪相对落后, 因此当时我国在立法上没有考虑到有组织犯罪本身的发展壮大, 这样立法无疑牺牲了法律的预见性和长远性追求。
第三, 财产刑的设置缺乏执行力度。黑社会犯罪的过程中, 如果仅将其组织成员处以徒刑或者监于牢狱中, 而该犯罪组织的资产仍可继续运行, 由他人继续操纵, 对于整个犯罪集团或者犯罪组织来说并无影响。于此, 设置财产刑将黑社会组织犯罪之打击力度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但是新修正案设置的财产在执行的力度上有所欠缺, 指定较为详细的财产刑执行措施是必要的。
三、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建议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其存在与发展已经是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存在。如何厘清黑社会组织的概念与特征, 是建立相关司法制度的基础, 在立法上完善黑社会犯罪的罪名、刑罚与其他配套的刑事法律与刑事措施也是现今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其立法制度予以完善。
第一, 完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相关罪名。《刑法修正案 (八) 》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了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犯罪行为, 但对于我国公民“参加境外黑社会组织”或“入境从事黑社会活动”在立法上并未规定。于此, 可以增设“参加境外黑社会组织罪”和“入境从事黑社会活动罪”, 完善立法上这一疏漏。
第二, 完善黑社会性质组织之财产刑, 加大其执行力度。《刑法修正案 (八) 》只规定部分涉黑犯规规定了财产性处罚, 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增设了财产刑的处罚, 但仅限于组织领导者, 对于“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我国领域内发展黑社会组织成员的我国法律并未做财产刑的规定, 对于该类犯罪不仅要严厉惩处“组织参加者”实施财产类的处罚, 而且对国家工作人员涉黑犯罪的也应该增设财产刑的处罚, 对于涉黑犯罪都应该设置财产刑罚, 以实现法律之公正、合理。
第三, 完善证人、被害人保护制度。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证人可能出于对黑社会的恐惧以及本人或家人受到黑社会的各类人身、财产威胁而不敢出庭作证, 黑社会的内部成员被捕之后, 往往也怕报复, 或者恐于“组织”里有“纪律”的惩处等很少出庭指证犯罪行为。从我国证人保护的方面来看,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保护制度过于原则化, 而且没有相关的具体措施, 使得司法机关以各尽其职, 在实践中难以有效的对证人的保护。现实中, 我国的证人不愿、不敢出庭作证这一情况也是基于我国对于证人保护的力度不够。证人和被害人是打击黑社会犯罪组织的合作者, 对打击和惩处该类犯罪起着重要作用。该项措施的不完善将会使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更为艰难, 虽然2012年的新《刑事诉讼法》有涉及证人保护的规定, 但没有形成完整的证人保护体系。于此, 笔者认为在我国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过程中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尤为重要, 应当从一般证人保护制度的构建出发, 积极汲取国外相关制度的优缺点, 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从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摘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我国存在已久, 而且也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 其犯罪活动呈现出很多不同于其它犯罪的特征。在立法上建立健全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障机制是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先决条件, 必将利国利民。本文从立法方面重点阐述现阶段我国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现状, 希望从立法方向出发, 为当前新时期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建言献策。
关键词：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立法保障,研究
参考文献
[1]浦如一.黑社会组织犯罪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2, 6.
[2]马雯晴.论黑社会组织犯罪立法研究[D].甘肃政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2:6,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