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资产

央行资产（共7篇）

央行资产 篇1

一、基层央行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 账实不符、账证不符

由于种种原因, 基层央行仍然存在一些账实不符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一是在1998年之前, 按房改政策将部分宿舍出售给本单位职工, 其资产仍在人行会计报表及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反映, 而且目前职工的房产均已转让出售, 即基层人行账面职工宿舍资产实为“物非原主”, 形成事实挂账。二是由于历史原因, 原利用专项资金购建支出进行的房屋维修改造也要求按照固定资产入账, 且此类固定资产在后期的重建中已被拆除, 但因未到报废年限未作提前报废处理, 造成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反映的房屋面积与房产证上的不一致。

(二) 处置不及时, 造成一定的浪费

部分固定资产虽未到达报废年限, 但由于使用频率高、实际折旧过快, 而且继续使用维修费用较大, 导致该类资产存在闲置不用的情况, 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经费负担。另外, 执行调拨任务的护卫车按照公务用车的折旧年限 (15年) 计提折旧不尽合理。

(三) 入账不及时、核算不够规范

固定资产核算虽有明确规定, 但在固定资产账务处理过程中, 财产管理部门填制验收入库单与资产实际入账环节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且实际工作中季初购置、季末入账的现象较为普遍。另外, 上级集中采购的固定资产往往是实物先到, 发票及清单滞留时间长, 导致会计部门需要隔季甚至隔年进行账务处理。

(四) 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功能存在局限

一是窗口控制存在缺陷。体现在:没有设置强制签退和修改密码功能;错卡冲正功能内容单一;原有的资产分类归属表没有细化归类;系统档案管理不完善;打印功能存在缺陷。二是适用制度存在矛盾。《人民银行车辆管理办法》与《人民银行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在车辆的分类上不一致, 前者将车辆分为业务用车和公务用车两类, 而后者将车辆分为运钞车、护卫车、公务用车、其他交通工具4类, 可能会对固定资产入账类别产生歧义。

二、对基层央行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的建议

(一) 明确职责, 规范管理

加强固定资产日常管理, 明确财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和财产使用部门的职责, 做到分工明确, 责任落实, 管理有序。在固定资产管理部门设置专职固定资产管理岗位, 在使用部门设置兼职固定资产管理员, 进一步提高部门固定资产管理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建立健全固定资产总账、明细账、固定资产卡片、固定资产使用登记簿等相关资料, 按季进行核对, 按年度做好固定资产的全面清查, 确保固定资产账账相符、账卡相符、账物相符。

(二) 规范处置, 确保效益

定期清查固定资产, 将清查结果与固定资产卡片进行核对, 发现差异或已处于不能正常使用的固定资产, 或虽还没到报废期限但修复不经济或实物已不复存在的, 应由固定资产使用部门查明原因及时进行处理。资产管理部门应盘活存量, 建立灵活的固定资产调剂调配机制, 最大程度地发挥固定资产使用效益。

(三) 沟通协调, 强化核算

固定资产管理不仅仅是会计财务部门的工作, 还涉及财产管理和使用的各个部门。一方面要建立分工明确、各负其责的管理机制, 另一方面要加大固定资产核算管理力度。同时基层人行会计财务部门要严格固定资产核算程序, 做到核算手续到位。

(四) 完善系统, 高效管理

一是及时完善相关功能, 使之与新出台的各种制度、办法相匹配;二是提高系统固定资产卡片录入过程中的提示功能;三是增设模糊查询功能, 改进系统的查询设计;四是增加使用部门管理模块。

央行资产 篇2

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资产方主要有外汇资产、其他国外资产、对金融机构债权、对政府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其他资产等科目。其中，外汇资产占比68．09%，对金融机构债权占比12．32%，对政府债权占比9．65%，三个主要科目总计90.06%；其它次要科目总计9．94%。主要科目中，外汇资产占比最高，政府债权占比最低，金融机构债权占比较高。

人民银行的负债构成。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是人民银行资金的“来龙”，包括储备货币、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发行债券、国外负债、政府存款、自有资金和其他负债等七个项目，储备货币项目下包括货币发行、金融性公司存款、非金融性公司存款三个小项。

人民银行的资产构成。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则体现了对资金的配置使用，是人民银行资金的“去脉”，资产包括国外资产、对政府债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以及其他资产等六项，国外资产主要包括外汇、货币黄金、其他国外资产三项。

负债、资产构成的变化特点。

（1）负债、资产规模迅速扩张。人民银行资金总量从2001 年末的62401.04 亿元增加到2011 年末的280977.6 亿元，11年年之间增长了350.3%，后5年增长迅速，5年内增长年均增长近120%。与“来龙”的迅速增长情况相同，“去脉”使人民银行的资产规模11年间扩张迅速。

（2）负债、资产个别构成项目增长幅度大。在负债构成项目中，储备货币、发行债券增长幅度较大，其中储备货币下的金融性公司存款增幅更是达到了699.7%。在资产构成项目中，国外资产、对政府债权增长幅度大，其中国外资产在2001—2011 年间，金额从19860.4 亿元增长到237898.06 亿元，增幅为1097.85%，外汇从18850.19亿元增长到232388.73亿元，增幅为1132.82%，对政府债权金额则从2821.33亿元增长到15399.73亿元，增幅为445.8%

银行职能变化

调控能力下降：从2001年到2011年，外汇资产占比上升迅速，在2001到2011年11年间，外汇从18850.19亿元直线上升到232388.73亿元，占比从30%上升到80.7%，迫使央行动用充足资金进行对冲，从而造成了对金融机构调控能力下降，“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的占比大幅下降，从31.8%下降到7.4%。存款准备机制大量应用：储备货币从39851.73亿元增加到224641.76亿元，增幅为463.7%，值得注意是，其中“货币发行”占储备货币从42%下降到25%，而金融性公司存款从42%上升到2010年的73.7%。“货币发行”指央行直接投放的现金，金融公司存款指各经融机构依法向缴纳人民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和超额准备。

公开市场业务快速发展：资产负债表中的可以看出“发行债券”和“政府存款”增长迅速，从发行债券以来，从2002年的1487.5亿元到2011年的23336.66亿元，增幅达1468.85%，占总负债从1.8%上升到8.3%，同样，“政府存款”从2001年的2850.49亿元到22733.66亿元，增幅达697.53%，占总负债从3.45%到8.09%。

与国外中央银行的比较

支票存款与现金占负债比重最高，2000年甚至达到了88.4%，在子项目中，流通中的现金又独占鳌头，可以看出在50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主要依靠货币发行机制，特别是次贷危机时期，联邦政府这一项目资金突然增大，可以看出在危机时期，联邦政府对美联储的支持，同时从2008年9-12月，准备金暴增也可以看出商业银行对美联储的支持。

在10年中，货币发行始终是日本央行负债的重要来源，2007年达到73.04%，2008年下降到66.37%，但依然处于高位，与美联储类似，日本的货币政策调控主要依赖于货币发放，但于中国相反，日本的准备金比较稳定，在11年内，大约稳定在3%左右，所以日本较少使用准备金机制来调整债务性资金数量。

比较: 从负债结构来看，中国与美，日负债结构表的比较来看，中国“货币发行”在总负债中的比重过低，意味着中国在落实货币政策时可自主选择余地很窄。为了弥补货币发行量的减少，中国人民银行选择大幅增加“金融性公司存款”和“发行债券”，虽然解决了负债资金数量问题，但是不得不支付高额的利息，调控成本大。另外，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与美国有较大差距，但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负责却大于美联储，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银行资金来源窘迫的状态，值得深思。

从资产结构表可以看出美国证券股回购和信贷市场工具发展迅速，从1952年225亿美元暴增到10667亿美元，增幅达464.09%。国外资产（黄金与外汇储备，SDR）从占比45.24%下滑到1.67%，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财政货币”上，比重从8.93%下降到1.70%。

日本的总资产增长缓慢，11年内仅增长了34%，相对于其他数据的稳定，贷款和贴现项目出现暴增，最高增幅达到194%，特别是贷款这个项目，从1998年的18618亿日元增加到2008年的265964亿日元，增长了1328.53%，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从2.04%快速上升到20.99%，反映出在这期间日本商业银行资金紧张的状况。

央行资产 篇3

一、固定资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固定资产交接手续不全。固定资产使用人员更换或调离时，未将固定资产纳入交接内容，固定资产实物管理部门和账务处理部门就不能及时对有关信息资料进行调整。还存在“物随人走”情况，也没有在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调整使用部门，有的要等到固定资产清理后再作调整，造成固定资产使用部门、责任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现象。

2.固定资产更新配置缓慢。基层央行的固定资产购置一般采取上级行统一集中采购方式进行，由于申购时间过长，导致基层央行固定资产更新速度迟缓，固定资产老化严重。特别是在计算机设备更新又快的时代，有的基层央行只能把新配置的计算机到业务核算部门，保证核算系统需要，而又把核算系统淘汰的设备性能差、运行速度慢的计算机调配到其他非业务部门用于办公，还有的计算机存在“超期服役”的情况，大大地降低了办公效率。

3.固定资产产权关系模糊。根据国家房改房政策要求，人民银行职工宿舍楼已经全部出售给职工，并为职工办理了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按规定职工宿舍的产权就归个人所有；还有的职工又将该房改房进行了产权转让，而人民银行固定资产账务系统却一直进行反映，没有作销账处理，虚增了人民银行固定资产。

4.固定资产处置过于集中。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规定，基层央行固定资产未到使用年限报废的，需报上级行申请经审批同意后方可处置。那些无法正常使用的固定资产，有的需转让或变价处理时，因审批手续繁琐、审批时间过长等原因使可以转让或变价的固定资产不能及时处置，导致长期闲置，只有等过了使用年限后再作报废处理，造成固定资产浪费。

5.固定资产计价尚需完善。有的基层央行对新购固定资产账务处理时，只按发票价格入账，一些大型固定资产的运输费、安装费等没有纳入固定资产成本核算；还有的基层央行小型房屋维修，维修费用也没有增加固定资产原值，致使固定资产的计价不准确，导致固定资产流失。

6.固定资产管理不尽合理。目前基层央行都建立了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及时录入、变更固定资产资料信息，但从该系统来看对到了使用年限的固定资产，系统不会自动提示、报警，需要人为进行盘查后才能发现，即增加了员工的工作量，还会导致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更新不及时，不能科学地反映固定资产真实情况。

7.固定资产审计难度颇大。固定资产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办公室、招待所、会议室、食堂等场所，实物归口办公室统一管理，账务核算由会计部门负责。审计部门开展固定资产专项检查审计时，要在实物管理和账务核算两部门进行，对固定资产进行实物盘点时涉及工作量大、部门又多，难以逐一核对，增加了固定资产审计工作难度。

二、加强基层央行固定资产监督管理的措施建议

1.加强固定资产审计评估。固定资产采购前集中采购小组要对应采购的固定资产可行性和性价比进行评估，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审计部门要制定固定资产审计评估标准，加大对固定资产使用价值的评估，加强固定资产项目审计、绩效审计，确保基层央行固定资产安全、完整。

2.强化固定资产实时管理。一是要完善交接手续。固定资产使用人员变动时，要按时办理变更手续，财产管理部门要在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及时调整相关信息，明确责任；二是建议上级行完善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增加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提示、报警功能，使财产管理部门能及时掌握固定资产使用时间情况；三是加强固定资产计价。对一些产生了运输费、安装费以及房屋维修等费用的固定资产，要立马调整固定资产原值，防止固定资产价实不符。

3.明确固定资产产权关系。建议上级行对原来实行了房改房政策的职工宿舍进行固定资产账务处置，调减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真实反映基层央行固定资产情况。

4.适当下放固定资产权限。一是为改善基层央行办公条件，建议上级行下放更新换代快、需求量大且采购金额不高的计算机集中采购权限，由基层央行自行采购，但基层行要加强集中采购管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二是适当下放固定资产处置权限，将一些未到使用年限但确实无法使用需要报废的固定资产处置权下放到基层，但应报上级行备案，使其能及时转让或变价处理，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益。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宜春市中

央行资产 篇4

一般来说, 出于对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危害的严重性的认识, 各国中央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将控制通货膨胀当作其重要或者说是首要的任务。经过各国的努力, 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得到有效的治理。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市场经济在过去20多年的运行中有一个显著特点:金融资产价格的持续上升和急剧下跌发生在消费物价下降并且宏观经济稳定的环境中。也就是说, 过低的通货膨胀率有可能助长金融资产价格的膨胀。20世纪80年代, 英国和日本在低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忽视同期金融资产的大幅非理性上升, 最终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90年代, 美国同样经历了与上述两国相似的资产价格急速膨胀过程、股票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网络泡沫破灭, 导致经济出现衰退。在这种情况下, 各国经济学界开始对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以及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资金联系日益加强, 资产价格极度膨胀引发的“泡沫”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会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 而资产价格明显偏离实体经济上涨的趋势更会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甚至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1996年以来, 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物价上涨得到了有效控制, 国民经济呈现快速增长势头。2006年, 我国GDP已超过20万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1759元, 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3587元, 资产规模大幅扩大。可以预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金融市场的大力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 资产的规模还将继续快速增长, 资产价格波动对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力与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可见, 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具有非稳定性, 使央行难以及时的建立稳定的货币供给模型, 货币供应量目标也会因资本市场深化而失去有效性。那么, 当前的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选择呢?

二、资产价格波动影响实体经济

金融资产价格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 金融资产价值则取决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样, 随着金融资产的价格围绕着其价值上下波动, 人们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必然会影响到一些具有名义货币收入的金融资产的价格。根据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信贷观点”, 金融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具体表现在对消费、投资和金融体系的影响。“资本市场快速发展, 规模迅速扩大, 金融资产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 跨国资本流动越来越频繁。资本市场价格的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过去”。[1]

1、资产价格波动会对投资产生影响。

托宾 (Tobin) 的“Q理论”就提出了股票价格的波动会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Q是指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的重置资本之比。如果Q值高, 相对于重置资本则公司的市场价值就高, 这时公司就会通过发行股票获得较高的价格, 公司的Q值就会提高。[2]由于公司只通过发行少量的股票, 就可以购买新的投资商品, 公司就会增加投资。如果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市场利率就会降低, 投资者就会增加对股票的需求, 从而最终导致股票价格的上升。较高的股票价格就会导致更高的投资需求, 最终增加经济的产出水平。另外, 股票价格的变动也预示着未来的经济增长, 能对当前的投资产生影响。

2、资产价格会对消费产生影响。由于金融资产价

格的变化会影响当期收入和未来预期收入, 因而会影响到总消费水平。资产价格的上升能够提高预期的未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膨胀水平, 最著名的就是“财富效应”, 即较高的资产价格增加了人们的财富水平, 从而增加消费, 导致总需求的上升, 如果总需求的上升超过总供给, 就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一过程可以进一步增高的通货膨胀预期, 可能会在实际上真正出现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并会影响中央银行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判断。Case、Quigley、Shiller等经济学家和IMF的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财富效应的存在。而我国股票市场由于近两年的不断发展, 开户数不断增加, 影响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相对来说, 房地产价格上涨给家庭消费带来的财富效应大于股市的财富效应。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发表评论, 认为股市的价格上涨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是互相联系的, 所以很难将二者变化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完全分开来验证。

3、资产价格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影响。

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信贷用以购买实物资产, 在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上升的过程中, 这些实物资产的价格会逐渐偏离其实际价值, 国民经济也会随着它们的升值而产生非理性的繁荣景象, 即形成“泡沫经济”。一旦泡沫破灭, 整个金融体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资产市场价格的重大波动, 特别是迅速的下跌对于人们的经济信心打击很大, 信心的突然崩溃和在全世界金融市场范围内的传染, 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相当大的破坏作用, 最终也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从宏观角度来看, 资产价格波动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现实的金融结构。我国是以银行为基础的融资结构, 资产市场价格波动的效应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较小。但结合我国目前股票市值、巨大的流动性过剩、大量“热钱”的进出、由于体制而存在的特殊的金融脆弱性、人民币升值压力、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等综合因素, 资产价格对金融体系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三、资产价格波动对传统货币政策提出新的挑战

目前, 在外部压力下我国人民币稳步升值的预期被强化, 资本加速流入。股市高涨时, 出现股票市值20天增加3万亿, 甚至一天一万亿的巨额增长;基金一天销售400亿, 日开户数一天增加15万;银行信贷, 包括个人房屋抵押贷款流向股市;房价上升, 屡调不下。对于资产价格的巨大波动, 其影响货币政策和国民经济的机制与反映出来的经济信息, 尚未能完全被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们所认识。

1、市场的透明度低, 影响资产价格的有效增长, 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

要实现资产价格的健康增长, 就要让实际增长因素在增长过程中占主导地位, 而实际增长因素主要是资产的内在价格因素。当资产价格在上升, 其内在价格也不断上涨, 从而对资产价格的上升会起到非常有力的支持的作用, 投资者对资产价格的预期值也将会增大。但是, 这必须有一个基础和前提, 那就是市场的透明度。市场的透明度可以保证市场信息内在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因为较高的透明度意味着当资产内在价格变大或变小时, 投资者能够根据对资产价格的预期做出调整, 从而对资产价格的变化做出反应。由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 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透明度低, 使得资产价格不能实现健康增长, 金融市场出现非理性动荡特别频繁, 这往往会给货币政策的调控增加难度。

2、资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冲击, 也会对传统货币政策提出新的挑战。

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 (包括我国) , 一直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 采纳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的货币数量论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 即货币供应量与名义收入成有规则的正比关系。但是, 随着金融市场深化与金融工具创新, 货币数量不再简单与物价和收入成规则的比例关系, 而是与经济体系中所有需要货币媒介的交易有重要相关性。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致使企业与居民的货币需求动态发生变化, 削弱了货币供应的可控性、可测性及其与国民经济的内在联系。货币供应量与实际经济变量失去了稳定的联系, 将会使中央银行对控制货币总量、并对经济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越来越差。

3、资产价格波动, 尤其是金融资产价格破裂形成

金融脆弱, 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冲击, 从而影响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资产泡沫在形成和持续阶段, 能够通过财富效应、托宾Q和股票负债表效应等影响居民、企业的消费投资, 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和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不断上扬, 不仅会对货币供应产生结构性影响, 而且会改变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往货币政策是通过银行系统传导给实业经济, 而当资产价格不断上扬时, 货币政策的意图则更多地为资产市场所吸收, 实业经济部门所受到的实际影响便相对较弱。这样, 货币市场已不仅仅是金融机构之间调节流动性的场所, 而且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

四、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的选择

严格来说, 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明确提出将要调控资产价格的水平。这是因为资产价格除了基础因素的变动外, 还存在非基础因素的变动, 主要在于:一是金融监管部门不到位, 往往出现政府实施过多的金融担保等现象, 这会助长贷款和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分膨胀;二是人们不完善的投资理性, 导致投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过度乐观主义、短视主义、羊群行为和非理性繁荣, 使得金融资产价格频繁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到目前为止, 经济学家并不能预测人们的信心何时会发生逆转, 而经济信心的逆转主要是通过资产泡沫的崩溃来表示的, 即事后才能确认泡沫的存在。事实上, Bernanke和Gertler的研究已经表明, 对股价泡沫进行太积极的干预将对整个经济有害。因此, 当前的股价还不适宜作为货币政策的决定变量, 以割断银行部门与股票市场间的风险传播, 在实践中各国对资产价格的直接调控往往采取保守态度。[3]所以依据股价进行货币政策调整实际上会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反而可能会加剧物价与产出的波动程度, 极有可能造成政策偏差, 导致更大的福利损失以及央行面临失去信誉的风险。

由于在稳定物价和稳定资产价格的目标上可能存在冲突, 将资产价格作为中央银行的调控目标会产生“道德风险”。而且从实践来看, 一方面中央银行对股市的预测经常是不成功的, 另一方面它未必真正能够调控资产价格的发展变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 我国央行的工作任务是多目标的, 要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扩大、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但最主要的目标还是保持低通货膨胀, “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关注资产价格。但什么叫做‘关注’?只是注意到资产价格的变化, 但没有当成调控的依据, 也不可能以资产市场价格为主进行货币政策调控”。这与世界各国的主流央行的做法是一致的。但是针对西方一般性的观点, 即中央银行等待资产泡沫破裂后, 采取措施恢复资本市场稳定的做法, 在我国可能会存在巨大的风险。因此, 不直接调控资产价格市场, 而采取控制通货膨胀目标制度仍是目前我国央行对付资产价格波动比较稳妥的制度安排。笔者不主张将资产价格纳入央行货币政策目标, 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央行对资产价格变动做出反应。如果资产价格的变动预示着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 则货币政策应当做出反应, 以缓解这种压力。笔者认为, 央行应该以微调政策代替强控政策, 通过表达政府对资产价格变化的态度, 来间接影响资产交易行为, 避免风险和泡沫的过度积累。

如何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做出反应, 这取决于中央银行如何选择资产价格中的信息。因为资产价格中所表现出来的信息对中央银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预测与评估资产价格在决定投资、消费和总需求方面的作用;获取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预期的信息, 理解预期的不确定性程度;了解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尽可能地衡量、估计资产价格波动对经济或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 央行不仅应该利用市场的预期来完善、检验自己的经济判断, 发现、研究资产价格变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从而更好地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另外, 还应该通过有效的金融监管, 减缓泡沫的形成过程和减轻资产价格崩溃的代价。

中央银行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做出反应, 必须要构建一个科学的宏观经济模型, 把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纳入其中, 以检验相关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结果。尤其是应将股价泡沫作为内生变量和资产价格下跌加入到宏观经济模型中, 对各种政策模拟的结果进行比较, 以评估货币政策对于资产价格波动的反应。

五、结束语

自上世纪中后期金融自由化迅速推进以来, 资本市场对各国经济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 但由于资产价格形成过程较复杂, 决定资本市场态势的因素太多, 货币管理部门也缺乏可操作的调控工具。对于央行而言, 要准确知道资产的价格并进行干预纠正变得十分困难。笔者认为, 我国央行目前采取的货币政策, 虽不直接作用于资产价格, 而是适当地提高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不动、缩小银行的利差、搞好货币供应、协同有关部门坚决管住境外违法违规外资的流入、完善股市的相关监管制度, 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其着眼点仍应是对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和货币需求量的准确分析和判断。

参考文献

[1]曹伟龙:货币政策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难点及对策思考 (J) ,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3) :70-74;

[2]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 (第二辑) (M) ,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157;

央行资产 篇5

一、基层央行电子类固定资产管理现状

目前, 基层央行电子类固定资产管理一般由设备管理部门 (科技科) 、综合管理部门 (会计财务科) 、财产管理部门 (后勤行政) 负责。这三个部门通常按各自的职能分工履行设备的入库发放登记、设备的财务核算、设备的卡片登记。由于实行多头管理, 且缺少协调沟通, 在现实管理中, 这三个部门之间常常出现相互推诿、相互指责的情况, 导致管理失当、信息有误。

二、电子类固定资产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基层央行电子类固定资产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如下。

(一) 设备来源多与杂。

基层央行通常每年都会添置不少种类不同、功能各异的电子类固定资产, 它们的来源除了科技部门采购、分行集中采购、后勤行政部门购置、上级对应处室配置外, 还有某些科室自购、外单位赠送等。在上述诸多设备来源中, 自购、外单位赠送或特殊情况临时购置的设备往往出现不报、缓报或漏报现象。即使报告, 也因相关人员的疏忽、经手人的大意或一些不便说清的因素, 造成登记信息不全。

(二) 设备登记缺少规则。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项多方参与的工作, 如果没有统一的要求或标准则容易出现混乱, 令人不知所措, 由此容易引发诸多“乱象”。基层央行在电子类固定资产登记方面并没有制订专门的登记条例细则, 没有明确规定哪些设备需要登记, 什么情况下需要取消或更改登记。由于电子类固定资产管理缺少统一的准则, 无章可循, 所以常常出现价值小、信息不全、暂时不用或不适用的不报的情况。此外, 一些虽已登记但多次变更、调整的设备也没有及时变换其新信息。因此, 经常会出现一些电子设备漏报、电子设备登记信息与实物不符的问题, 造成管理信息失真。

(三) 设备价值登记失真。

电子类固定资产管理登记内容一般包括数量、来源、使用部门 (或个人) 与金额, 而金额往往是反映设备价值的依据。然而, 某些上级调拨的、有关部门赠送的设备往往不标明价格或未及时附上价格凭证, 这些情况常常造成登记时价值缺失或不清。此外, 一些设备虽已登记但更新升级后其价值已变, 也没有及时改正, 使其价值数据有误, 难以真实反映电子类固定资产的价值。

(四) 报废处置滞后。

根据固定资产管理的规定, 已经不适应业务发展要求的或废旧残缺的电子设备应及时退回实物管理部门, 作调整或报废处理。然而, 电子类固定资产报废处置常常滞后, 其原因有:已经退库不能再使用、准备报废处理的电子设备由于其编号无法确定, 延迟处置;信息登记要素不全, 难以实施;缺少登记卡, 无法办理;工作效率低, 未能及时处置。

(五) 统一协调缺失。

协调或合作是现代企业或部门管理工作中倡导的一种精神, 是团队工作不可缺少的条件, 关系工作的成功与否。在电子类固定资产管理方面, 要做到登记准确、工作有效、管理无误, 协调工作、沟通信息是必不可少的。然而, 目前会计综合管理部门、后勤资产管理部门与科技实物管理部门在设备信息登记方面有时协调不够、合作欠佳。因此, 经常会出现有些信息一方拥有, 另一方缺少, 或一方的信息与另一方的信息不相符, 造成信息时有错误。这种因缺少协调、合作造成的失误, 每年都给账卡与实物核查带来诸多麻烦, 大大地增加了电子类固定资产管理的成本。

三、电子类固定资产管理的建议

(一) 成立由设备管理部门、综合管理部门、财产管理部门三个部门各出一人组成的专门小组, 其目的在于加强电子类固定资产管理的沟通与协作, 确保信息畅通无阻、登记准确、管理有效。

(二) 制订一个电子类固定资产登记细则, 明确以下登记范围:哪些设备必须作固定资产登记, 哪些设备不入固定资产账, 升级后的电子设备如何管理, 达不到建账卡的电子设备又如何管理。

(三) 不管何种来源的电子类固定资产, 只要进入本单位或部门, 一律要向专门小组通报, 再由其成员按各自部门的职责履行登记手续。除规定的专门设备外, 其余设备应由实物管理部门统一调配使用。

(四) 对某些价值不清或已升级改造的电子设备, 可由专门小组负责核查、审定、如实登记其价值, 避免价值登记随意或与实际不符。

(五) 为了便于年度工作清查以及电子设备用户的责任认定, 基层央行电子类固定资产登记卡上的责任人应分为2类, 一是部门责任人, 其使用的设备特征为专用性强、流动不大、数量不多, 例如服务器、网络设备、机房设备、电视电话会议设备、UPS电源等;二是设备使用者, 其使用的设备特征为通用性、兼用性、便携性较强, 例如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打印机、传真机、扫描仪等。

(六) 规定每年报废设备时间, 确保不适应业务系统使用的、落后的、废旧的电子类固定资产能顺利处置, 及时注销其登记信息, 避免电子类固定资产登记失真。

央行资产 篇6

关键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金融危机,宽松货币政策

为遏制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全面下滑,各国在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减缓金融风暴的冲击。如今虽然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但多数国家已经进入经济的复苏阶段,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开始着力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恢复,这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历史上的金融危机无一例外地给世界主要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冲击,造成信贷的紧缩与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使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美国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起源地首当其冲,反映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的变化也具有相当的说明性与典型性。2007年金融危机中我国与美国面对的实际问题有很大差异,中国人民银行则主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相应的政策工具来刺激经济,美联储则更注重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通过灵敏、良好的传导机制达到调控目的。两国经济在调控之下开始复苏之后随着实体经济的逐步恢复,两国不同的国情导致采取的危机后措施也有所不同。

一、2007年金融危机中两国资产负债表变化

1.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危机中的变化。美联储采取的应对措施可明显分为两个阶段:(1)利率调整阶段。2007年8月至次年12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5.25%下调到0.25%,贴现贷款也不断下调。这一时期美国主要通过利率政策来放松货币政策, 以缓解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2) 大规模流动性注入阶段。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后,危机迅速在金融市场蔓延并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此后美国开始进行大量的流动性注入来应对。

在金融危机中,美联储迅速采取应对策略来缓解金融市场的冲击,这在资产负债表中有明显的体现。变化首先体现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上:2008~2009年间美联储采用大规模的救市方案,资产、负债规模发生剧烈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美联储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箱市场释放流动性,所持有的国债总量迅速减少,国库券(bills)绝对值更是减小到原来水平的7%;(2)由于信贷市场低迷,银行出现严重的“惜贷”现象,美联储存款总量迅速上升,增幅接近300%;(3)国外资产急剧增加,在2008年增长幅度达到1226.8%。

此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发生较大变化,出现大量新兴金融工具,如定期拍卖便利(TAF)、商业票据信贷便利(CPFF)向一级交易商提供的贷款便利(PCDF)、投资组合的净持有(Net portfolio holdings)、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TALF) 等。新增的金融工具按照作用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两类:针对于在金融危机受到重创的机构的工具,如面向AIG、Maiden Lane等公司的信贷支持以及投资组合持有;针对市场全部投资者的金融工具,如PCDF、TALF等。

2.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危机中的变化。中美两国在金融危机中面临的局势有很大差异,两国在遭受危机的冲击力度、金融体系完备程度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扰能力上均有不同。美国所经受的冲击力度远远强于我国,因而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所采取的政策以及政策作用影响均不同于我国。总体看来,我国金融机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因而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得也不明显。

从总量上来看,我国总资产与总负债在金融危机前后并未出现剧烈的跳跃现象,而是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整个过程具有很好的连贯性。

在内部结构上,按照项目与金融危机的联系程度可将项目变化归结为两类:(1)与金融危机有直接联系的项目,如“储备货币”以及其子项目“金融性公司存款”,二者在变化程度上一致性很高。自2002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储备货币在负债中占比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在2007年达到最低值60.03%,2009年金融危机加剧后占比有所提高。(2)与金融危机有间接联系的项目,如“对政府债权”。该项目在2007年增长了471.26%,在总资产中占比达到13.07%。对政府债权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人民银行在2007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买入大量的国库券, 总量达到8800多亿元人民币,在2009年又进行了一次增持国债的操作,使得大量基础货币投放到市场中。这源自于我国的银行结售汇制度使得大规模的通货被投放到流通市场中,因而必须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来进行对冲,这也是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不同于国外之处。

二、金融危机后两国资产负债表变化及货币政策的选择

在金融危机中我国与美国资产负债表规模都在扩大,但美联储多在资产方采取的主动、创新型的方法来缓解金融危机给银行业、保险业机构带来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我国则更多地是运用被动调整的方法在负债方围绕缓解流动性过多的压力。在政策使用上,两国均倾向于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我国在2009年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也在2008~2012年间先后推出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QE)。大规模的刺激计划遏制住经济下滑的趋势,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消退。但积极财政政策促成的宽松的货币环境极易使国内市场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加剧,因而央行如何通过管理资产负债表来处理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成为两国关注的新重点。

对比分析近年来两国资产负债表可得出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变化集中于持有国债以及创新金融工具上,我国的变化则主要围绕着通过膨胀相关的项目。两国资产负债表变化的中心均向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的选择方法转移。

1.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危机后的变化。危机减缓后美联储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收缩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将货币供给维持在正常水平。在资产负债表中,大部分项目在金融危机后呈现向正常水平发展的倾向,部分指标受政策的调整而出现新的异动。

从资产的期限结构来看,美联储缩减了短期流动性工具的规模,对国债的持有从短期逐步向长期转移。金融机构实行短期融资计划的作用在于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随着经济和信贷状况逐渐好转,短期流动性工具发挥的作用降低。图1显示2012年美联储持有的国库券占比降至0,2011年中长期债券同期增加67.02%。美联储对短期国债的减持并未对国债交易市场造成持续性的冲击,2012年短期国债收益率在波动后下降明显,这也意味着国债市场对于量化宽松政策的依赖缓慢减小,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对市场的冲击也逐渐削减。

注:Bills指标对应坐标轴右轴,Notes and bonds,nominal指标对应坐标轴左轴

从在金融工具的选择来看,不尽新兴金融工具已经完成其职能,危机得到缓解的部门对应的金融工具比重逐步减小甚至被取缔,如定期拍卖便利(TAF)以及美联储持有的Maiden Lain公司的资产。由此可看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逐步转向传统工具,大规模激进的调整时期已经过去。

总体而言,危机之后美国政策调整开始有序进行。由于国内、 国际形势的复杂性,美国经济复苏的过程毕竟是一个长期阶段, 这也意味着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需要循序渐进。美联储采取的政策在危机过后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软着陆机会,在缓冲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调整了美国经济的长期问题。

2. 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危机后的变化。金融危机中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带来了信贷的迅速增长,这在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流动性同时,也造成了巨额的信贷与资产市场的泡沫。此外,由于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波及,危机之后我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以及资产泡沫的影响更加严峻。

通货膨胀在金融危机几年前已经初露端倪,在2009年由于国内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与国外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物价水平上涨很快。在随后两年中人民银行连续12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回收市场中过多的流动性,这也直接表现在资产负债表中其他金融性公司存款的增长上。此外,人民银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在2010年来持续性增长,在2012年增长率达到62.97%。作为储备货币对应的项目,央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进行的以再贷款或再贴现形式向商业银行进行的授信,将转化为住户以及公司持有的货币。

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管理也成为央行关注的重点之一。我国外汇储备历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状态,在目前采取的结售汇制度下这意味着几乎同等规模的流动性被投放到市场中,人民银行只能通过发行债来对冲。图2显示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央行票据与外汇的增长率一路下滑,在2012年外汇增长率更是出现断崖式的下降,中间没有经过收窄的过程,直接从12.39%下降到1.84%,为11年来的最低值。外汇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与国际市场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与人民币汇率的估值变动、 投资收益的变化以及国际投资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量减小有关。 央行票据发行量逐年下滑,2012年央行票据一度暂停发行,在2013年央行票据恢复发行,但发行速度以及发行期限较2011年有了很大调整。总体来央行票据发行次数变少但相应的额度有所增加,债券期限均为3个月,较2011年有所缩短。央行票据本身是我国的历史产物,处于对冲外汇占款的目的而产生。作为人民银行的负债,它产生的利息将以财政支出的方式作为基础型货币投放出去,因此适当减小央行票据的发行量或者缩短其发行期限能够在减缓流动性投入的同时,缩减央行的操作成本以及机会成本,有利于增加其使用的边际效应,保持使用的功效。

注:发行债券增长率指标对应坐标轴左轴,外汇增长率指标对应坐标轴右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实施的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是由我国资产负债表结构以及长期以来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决定的。在负债方,央行需要对存款准备金以及发行的央行票据支付利息。在资产方,接近1/3的外汇储备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由于美国国债收益率低且人民币对美元处于升值状态,由此带来的投资损失几乎为零。虽然央行是金融管理部分,享ÁÁÁ有国家的特殊授权,但仅从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人民银行现行的资产负债表的结构管理是不具有稳定性与长期性的。

结合以上分析,将金融危机后中美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以及采取政策进行对比可得图3。我国与美国资产负债表中多体现出的货币政策影响具有明显的侧重点,美联储更关注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好转,旨在提高经济增速及降低失业率;人民银行则更加重视国内流动性投入状况,力求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遏制通胀趋势、调节人民币汇率。整体来看,两国的在危机前后采取的货币政策也正是稳定金融体系的重点所在。

三、未来面对的挑战

我国与美国在金融危机前后面临的情况有诸多不同,为了防止经济复苏走向流动性过剩的道路,应及时调整适度宽松政策的导向。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过程还未结束,它对美元汇率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导向的影响也会间接辐射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货币管理当局需要对国际金融形势做出前瞻性的调整,减少金融危机及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后续影响,

1.重点关注通货膨胀问题。金融危机中我国实施的适度宽松政策旨在通过放松银行信贷刺激经济发展,但由于中美经济联系紧密,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溢出效应,使如今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比美国更为严重。2013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6%,CPI同比上涨2.4%,发展状况只能说是比较稳定,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应当适度调节通货膨胀问题,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矛盾的同时稳定经济发展。

2.放缓调整节奏。由于危机中我国实际所受冲击不大,而且央行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使得我国商业银行普遍积累相当充裕的无风险资金作为抵御危机的后盾。因而如何是我国在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回复政策经济道路才是关键所在。目前过于激进的货币政策反而会使国内通货膨胀预期提高,国民经济的动荡加剧。通过微调可以随时根据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变化来对应采取措施,从而有针对性减少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

3. 加大人民币的区域影响力。我国与美国资产负债表结构差异之一在于美国没有外汇资产,这意味着美元可以随时发放且中央银行不需要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因此美联储不用担心汇率波动对货币贬值、外汇缩水的影响,可以放心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零利率政策,将危机的代价转移到美国商业票据持有者身上。通过在区域内参与货币金融合作、提高人民币的影响力,既能够使人民币逐步走向国际化,也能够减少国际金融动荡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4.完善金融体系。从货币政策的操控灵活性与市场冲击力来看,较好的调节方式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美联储最主要的资产为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占比达90%以上,相比而言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比重较小,仅占总资产的6.34%,又由于我国国债市场传导机制不够完善,因而目前主要的调节方式为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通过完善国债市场传导机制,央行能够直接通过买卖国债实现对市场的实时调控,避免调整现行方法的缺陷。

央行资产 篇7

一、模型的建立

我国金融市场由银行间同业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构成。降准政策对金融资产价格产生直接冲击, 同时通过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对金融资产价格产生间接冲击效应, 降准政策的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本质上是银行间同业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在降准政策冲击下的价格再均衡过程。

降准释放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 法定存款准备金转化为备付金, 这些备付金投向有三个:其一、投向银行间同业市场;其二、向央行缴存法定准备金, 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放贷能力。其三, 投向资本市场。降准释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到底有多少进入金融银行间同业市场、缴存法定存款准备金和投向资本市场, 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 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监管要求, 其二, 同业市场风险收益率、信贷市场风险收益率和资本市场风险收益率的相互比较。在相同的监管要求下, 哪个市场收益率相对较高, 降准释放的资金就流向哪个市场多一点。

银行间同业市场利率降低使金融机构资金需求方能以更低成本融入资金, 这些融入的资金有两个投向:其一, 向央行缴存法定准备金, 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放贷能力;其二, 投向资本市场。降准释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到底有多少缴存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进入资本市场, 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 资金运用的监管要求, 其二, 信贷市场风险收益率和资本市场风险收益率的相互比较。在相同的监管要求下, 哪个市场风险收益率相对较高, 同业市场拆入资金就流向哪个市场多一点。

在不考虑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情况下, 信贷市场的利率降低, 使居民和企业能以更低成本融资资金, 这些融入的资金投入资本市场。

用银行间隔夜同业拆借利率 (shibor) 和7天加权回购利率 (hg) 代表银行间同业市场利率, p2p网贷综合利率代表信贷市场利率,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zq) 代表资本市场收益率。之所以用p2p利率代表信贷市场利率原因在于:其一, 我国银行信贷利率的统计数据只有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基础利率 (LPR) , 而LPR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最优质客户执行的一年贷款加权利率, 并不能代表包括小微企业和个人在内的大多数融资主体的信贷融资成本;其二, 银行信贷利率不包括担保、评估等中介费用, 所以银行贷款利率并不代表客户信贷的全部成本, 而p2p网贷利率可以弥补上述缺陷, 且p2p网贷利率与银行信贷利率高度相关。受监管要求制约, 金融机构投资股市的限制较多, 因而选用, zq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代表资本市场收益率, 而没有选取股指收益率代表资本市场收益率。

以上金融资产价格关系可以用联立方程表示如下:

通过用2013年6月18日———2015年3月1日的样本区间实证检验发现, 上述设定的方程1-4相关系数的t检验相伴概率并不都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为此, 我们选取样本区间估计模型中显著性高的系数 (小于10%) , 剔除显著性低 (大于等于10%) 的系数, 组成下列模拟方程。

二、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2013年6月18日———2015年3月1日的日数据, 构建联立方程OLS估计方法估计模型, 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方程1:

拟合度R=57.79%, 变量显著性检验 (t检验) 、残差自相关DW检验、残差同期相关性检验均能通过。

方程1的拟合度为0.9351, shibor (-1) 和hg的变动可以解释shibor93.51%的变动原因。C (4) 系数为0.2141, 滞后一阶shibor一个百分点的变动导致本期shibor分布均值同方向显著变动0.2141个百分点;C (5) 系数为0.2877, hg (七天加权回购利率) 一个百分点的变动导致同期shibor (隔夜同业拆借利率) 分布均值同方向变动0.2877个百分点。

方程2的拟合度为0.8642, czd2、shibor和hg (-1) 的变动可以解释p2p86.42%的变动原因。C (9) 系数为-0.2173, 6月9日降准释放的部分法定存款准备金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 银行间同业市场资金供给加大, hg (七天加权回购利率) 分布均值显著下降-0.2173个百分点;C (10) 系数为0.1160, 滞后一阶hg一个百分点的变动导致本期hg分布均值同方向显著变动0.1160个百分点;C (11) 系数为0.9335, shibor (隔夜同业拆借利率) 一个百分点的变动导致同期hg (七天加权回购利率) 分布均值同方向显著变动0.9335个百分点。

方程3的拟合度为0.8637, czd2、shibor (-1) 和p2p (-1) 的变动可以解释p2p86.37%的变动原因。C (15) 系数为-0.3324, 6月9日降准释放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 银行业金融机构将释放的部分存款准备金再次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存入, 银行业金融机构放贷能力加强, 信贷供给加大, p2p (网贷综合利率) 分布均值显著下降-0.3324个百分点;C (16) 系数为0.9219, 滞后一阶p2p一个百分点的变动导致本期p2p分布均值同方向显著变动0.9219个百分点;C (17) 系数为0.1365, shibor (隔夜同业拆借利率) 降低使金融机构资金需求方能以更低成本融入资金, 这些融入的资金部分缴存法定存款准备金, 银行业金融机构放贷能力加强, 信贷供给加大, 滞后一阶shibor一个百分点的变动导致本期p2p (网贷综合利率) 分布均值同方向显著变动0.1365个百分点。

方程4的拟合度为0.2060, zq (-1) 的变动可以解释zq20.60%的变动原因。C (23) 系数为0.4723, 滞后一阶zq一个百分点的变动导致本期zq同方向显著变动0.4723个百分点。

将上述四个拟合方程回归系数换算成czd2对shibor、hg和p2p的冲击系数:

czd2 (6月9日降准) 对shibor (隔夜同业拆借利率) 的直接冲击金融FinanceNO.11, 201 (Cumulativety NO.606为0, 间接冲击为-0.0625, 总冲击为6月9日降准的实施使shibor (隔夜同业拆借利率) 分布均值下降0.0625个百分点;czd2 (6月9日降准) 对hg (七天加权回购利率) 的直接冲击为-0.2173, 间接冲击为0, 总冲击为6月9日降准的实施使hg (七天加权回购利率) 分布均值下降0.2173个百分点;czd2 (6月9日降准) 对p2p (网贷综合利率) 的直接冲击为-0.3324, 间接冲击为-0.0085, 总冲击为6月9日定降准的实施使p2p p2p (网贷综合利率) 分布均值下降0.3409个百分点。Czd1 (4月22日降准) 对shibor (隔夜同业拆借利率) 、p2p (网贷综合利率) 和zq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不形成显著性冲击。究其原因在于6月9日降准涉及面更大, 资金释放量也相对较多, 因而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冲击也较大。

上述降准的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可用下图表示: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13年6月18日~2015年3月1日的日数据, 构建联立方程模型, 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 降准的政策效应取决于降准的力度、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监管要求和金融资产的相对风险价格;

第二, 4月22日降准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不显著, 6月9日降准显著降低了银行间同业市场和信贷市场利率, 但存准变动在金融资产价格体系之间传导所引起的间接冲击效应较弱, 我国降准的价格传导机制还不够畅通。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适时微幅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通过上述分析可见, 2014年两次降准尤其是6月9日降准对有效降低了信贷市场利率。在当前市场信心尚未恢复, 微幅下调存准率增强市场信心具有可行性:一是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相对保持高位, 具备进一步下调空间;二是存款保险制度逐步建立, 法定存款准备金的风险保障功能逐渐弱化;三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 我国国际收支顺差逐步减少, 外汇占款也随之减少, 法定存款准备金的“锁定”流动性功能弱化, 为降准创造了可能性。

第二, 注重降准正常与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 放大降准的政策效力。降准所释放的可用资金缴存存款准备金后形成的放贷能力, 受到存贷比等监管政策约束, 即使可用资金充裕、有贷款增量空间, 由于存贷比达到监管界线, 金融机构也无法增加贷款投放, 监管政策抵消了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效果。因此可以改进存贷比指标管理, 或增强管理弹性, 根据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工具操作方向调整比例, 或将存贷比指标作为监测指标, 不作为考核指标。

第三, 密切关注金融资产相对风险价格变动, 合理确定降准力度和频度。降准释放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投向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 监管要求, 其二, 银行间同业市场风险收益率、信贷市场风险收益率和资本市场风险收益率的相互比较。在相同监管要求前提下, 哪个市场风险收益率相对较高, 降准释放的资金就流向哪个市场多一点。可见, 降准对各个金融资产价格的冲击是不同步的。因此, 要密切关注金融市场资金相对价格, 在实施降准时要充分考虑金融产品的相对风险价格, 引导降准释放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扩大信贷投放能力。

第四,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打通降准价格传导渠道。降准对银行间同业市场利率、银行间同业市场利率对资本市场利率、信贷利率对资本市场利率的传导不显著, 我国降准的价格传导机制还不够畅通。降准政策要充分发挥效用, 必须以货币政策价格传导机制的畅通为前提。应该着力完善银行间市场交易品种, 建立多层次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 优化金融资产定价机制, 畅通货币政策价格传导渠道, 使降准的政策效应能够持续传导。

摘要：本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 对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两次降准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冲击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结果表明, 4月22日降准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不显著, 6月9日降准显著降低了银行间同业市场和信贷市场利率, 但存准变动在金融资产价格体系之间传导所引起的间接冲击效应较弱。为充分发挥降准的政策效应, 应该适时微幅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积极协调配合降准与监管政策、密切关注金融资产相对风险价格变动、打通降准价格传导渠道。

关键词：降准,金融资产,价格传导

参考文献

[1]Angelo Baglioni.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under Different Banking Structure:The Role ofC apital and Heterogeneity[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7 (16) :78—100.

[2]Christina D.Romer, David H.Romer, et al.New Evidence on 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0 (1) :149—213.

[3]Kenta Toyofuku.Soft Budget Constraints, Bank Capital, and 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J].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08, 20 (2) :194—216.

[4]毕玉国, 郭峰.货币政策公告、预期超调与股票市场波动——基于事件分析法的实证研究[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4, 03:40-44.

[5]毕晓文, 冯玉梅.利率调整对我国股市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2004年利率上调的实证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7, 02:18-19+22.

[6]郭涛, 宋德勇.中国利率期限结构的货币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 2008, 03:39-47.

[7]胡莹, 仲伟周.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率与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传导——基于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2010, 01:128-139.

[8]余力, 陈红霞.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市场利率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流动性过剩时期的经验证据[J].财经论丛, 2010, 03: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