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新媒体教学改革（通用7篇）
两岸新媒体教学改革 篇1
新媒体时代, 传播环境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各种新技术的发展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便携式电子设备已经成为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风景”, 新媒体的潮流已经深入到大部分人的实际生活中了。不仅如此, 新时代下大的传播环境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新传播科技的发展对于各大高校的教学环境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面对新媒体的流行, 很多高校都顺应潮流相继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新媒体传播教学改革, 旨在推动学校教育水平与时俱进, 培养更能满足社会现实需求的高素质现代化传播人才。在教学改革的具体实施中, 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改革各具特色。
本文作者结合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习经验和在台湾政治大学的交换学习经验, 比较了两所学校在新媒体教学改革方面的部分内容。这两所学校在各自地区的传播学领域都比较有代表性, 在新媒体领域的教学改革也具有系统的体现, 希望能借此展现两岸学校在新媒体教学改革上的不同特点。
一、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教育
台湾政治大学的学科优势以人文社科为主, 在台湾地区的高校中比较有代表性。面对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热潮的兴起, 台湾政治大学也进行了相应的新媒体课程教育改革, 并体现出了一定的特色。
(一) 新媒体教育改革从硕士延伸到本科
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教育改革采取“学程”制, 在本科阶段有“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 在研究生阶段为“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
2009年, 台湾政治大学 (以下简称政大) 传播学院与理学院合作成立“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 2011年又在本科阶段开设“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 由此政大的新媒体教学改革连贯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本科阶段侧重的是对于新媒体基础通识层次的教育, 到硕士阶段则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教育, 这样类似阶梯状的培养模式能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开始接触新媒体, 学习基本的新媒体素养, 到了研究生阶段能够继续对新媒体进行更加深入专业的研究和应用。
这样的课程延伸贯穿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新媒体课程改革, 更具系统化和全面性, 能够及时跟上新媒体的发展步调。但是, 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数位学程”在形式上又不是一体化的承接, 只能说在课程内容上有着进阶性的特点, 但是在生源上又不一定是连贯的承接。也就是说本科阶段的学生修读了“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后不一定会继续到研究生阶段修读“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 修读“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的研究生并不一定在本科阶段修读过“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对于前者的情况, 可能会使得学生对于新媒体的了解研究不够深入不够专业, 但是学生能在本科阶段就接触到新媒体的基础内容和大致应用;而对于后者的情况, 研究生可能会缺乏在本科阶段的内容设计和基础技能训练, 在研究新媒体时缺乏创新的基础。不过, 总体来说, 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开设新媒体课程是政治大学系统进行新媒体教学改革的重要体现。
(二) 课程细分, 主题特色突出
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课程设置中, 总体上可以分为内容类和技术类, 简单来说就是有着内容端和应用端的区分。具体来说大部分课程也有着明确的主题特色, 比如动画制作、游戏设计、文案、程序设计等, 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
1. 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
在本科阶段的“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的课程配置中, 主要分为两大部分:核心必修课程和基础群修课程, 其中基础群修课程有“内容与设计”和“科技”两个主题。内容与设计类的群修课程主要有《数位叙事》、《动画设计》、《新媒体作品赏析》、《游戏企划与设计》、《互动装置设计》、《新媒体创意转化》、《产品企划与专案管理》等;而科技类的群修课程主要有《网路与通讯科技应用》、《进阶程序设计》、《Web程序设计》、《行动平台应用程序开发》、《3D游戏程序设计》、《电脑动画》以及《数位出版》等。可以看出两个主题有着较明显的区分, 前者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内容创造力, 可以说是创造“传播的内容”、设计“传播的方式”, 例如动画内容、游戏企划、互动设计等, 更加偏向内容端的创造。而后者则侧重程序技术的设计与应用, 培养学生的技术开发与应用能力。这样不同主题的课程分配能够帮助学生更合理的规划选修的内容, 既能学习后台技术开发应用, 也能学习内容的制作,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让学生的新媒体水平更加系统更加专业, 当然也更具竞争力。
从下面的课程表中可以看出, 核心必修课程偏理论一些, 从整体上推动学生认识理解新媒体的特点, 同时培养文学素养和设计思维并强化叙事能力, 除此之外, 甚至开设了《美学概论》这样的课程来帮助提升作品的美感。也就是说, 核心必修课程更偏重培养一种整体上的创造能力和艺术感的提升, 但是新媒体的学习内容和形式同样重要, 所以核心必修课程和基础群修课程的合理搭配是比较科学的课程学习方法。
2. 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
台湾政治大学研究生阶段的“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显得更加系统全面, 从一般的理论学习到基本的传播元素比如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 然后将这些理论和基本元素应用到具体的内容经营和技术操作中去, 可以说既在基础性必修课程中考虑到了新媒体学习的全面性, 又在一些选修课程中表现出了个性化的特色。从课程表中可以看出, 尤其是选修课程体现出传播学院与理学院相结合的特色, 对于数位技术的学习比较突出。
(三) 普及度高, 面向全校
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课程并不仅仅针对一个学院 (通常是传播学院) , 而是面对全校各个专业的学生开设。也就是说不管学生是什么专业的, 都可以提交相关的材料申请加入数位学程。这样一来, 新媒体教学改革就成了面向全校的教育改革项目, 能够扩大教育面, 有兴趣的学生不需要受到专业限制便可参与新媒体的系统性学习, 不仅可以集思广益, 还可以将新媒体的学习与各自的专业相结合, 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并培养第二专长。但是, 另一方面, 新媒体教学改革接收到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 在整合授课方面可能不同专业的学生接受理解的水平不同, 甚至有的专业还不能较好地与新媒体相融合。而且, 数位学程的招收人数也是有限制的, 比如“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在2013年度的招收人数只有60人, 人数相对较少再加上专业背景各异也会出现难以协调的情况。
另外, “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融合传播学院与理学院 (信息科学) 的学程, 实现了跨领域结合。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与传播学院本身具备相对厚实的研究与教学基础, 加上人文艺术、社会、心理、智财、营销、创新与创造力等相关科系的支援, 结合传播与信息科技, 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提供了发展数位叙事、互动研究、新媒介科技创新的环境。在课程设置方面, 此学程的两大核心为“数位叙事与娱乐科技、新媒介与互动设计”。从而可以看出, 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和学士学位学程有着一贯的相似性, 数位内容是互联网时代的大趋势, 互动设计则是当前新媒体时代的重要特色。
(四) 搭建实践平台, 提供课外实习
虽然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课程改革并不直接隶属于传播学院, 但是各个专业的学生中属传播学院的学生参与较多。另外, 传播学院本身还设有五个实习单位———数位平台 (摄影、设计) 、影音实验室 (拍电影) 、政大之声 (广播) 、传院剧场 (剧团) 、Living Lab (互动内容) 等。这些实习单位融合了新媒体的应用, 给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学生可以自主设计内容和形式来展现自己的作品, 不论多么奇怪的想法都可以有一个展示的空间。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学生怡君说“这些看似都是传统或存在已久的媒介形式, 且主要也不是专门研究新媒体, 但我想多少都会有接触, 尤其是Living Lab”, 这些实习单位也融入了很多新媒体的互动内容。
(五) 自主性强, 内容偏重影视艺术
台湾政治大学和一些行业单位建立了良好的产学合作关系, 很多社会单位都会积极提供条件支持学生的社会实习工作。总体看来, 有很多的学生会参与电视台的实习工作, 日常的学校活动中也会有很多的舞台艺术表现, 传播学院的小剧场就是学生们进行影视表演的重要舞台。从前面的课程内容也可以看出比较偏重视觉化的叙事内容呈现, 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文艺”。
另外, 通过新媒体的课程改革与艺术表达相结合, 让学生自主发挥创造, 并且有机会展览自己的作品, 自主性很强。比如, 参加数位学程的学生按照不同的主题每年举办数位作品展, 学校会给学生提供专门的场所和物资, 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去制作相应的作品呈现出来, 内容和形式完全由学生自主设计主持, 展览会期间还会穿插学生的特长表演, 院系老师和校长也会收到学生的邀请函并到场参观。可以看出, 学校和老师对于学生的自主创造给予了较大的支持和鼓励。
(六) 专门的咨询委员会
台湾政治大学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数位内容学程都有专门的咨询委员会为新媒体课程改革提供咨询建议, 这样有助于学校的新媒体教学改革更加专业更加符合社会实际需求, 但是由于咨询委员会更多的是社会单位的负责人, 所以在有些问题上可能会更加偏重于商业需求而使得高校新媒体学习的学术特色有所减弱。
关于本科与硕士数位学程的咨询委员会组成, 政大的“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学程”咨询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来自西基计算机动画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政治大学、数位教育研究所数位内容中心等单位的领导人员及教授等。“数位内容硕士学位学程”的校外咨询委员会成员主要是来自远流出版公司、台湾清华大学、国际交流基金会、数位内容产业推动办公室等单位的领导人员或教授等。
二、中国人民大学跨媒体课程
中国人民大学的新媒体教学改革也体现出了独有的特色, 在北京地区甚至大陆各大高校的新闻学院中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借鉴性, 但目前来看仍处于发展阶段, 因此在未来需要紧跟时代要求并不断进行改进。
(一) 独立于一般课程的模式创新
除了在一般模式的课程中增加有关新媒体内容的总体性教学之外, 中国人民大学的新媒体教学改革主要是针对本科的新闻学院开设了必修课程《跨媒体传播实验I—IV》, 但是这一课程又有别于一般的必修课程模式, 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式从一般课程中脱离出来, 从而实现了课程模式上的创新。
《跨媒体传播实验》的课程时间一般为每周三的中午12:00到13:30或者是晚上的6:00到7:30, 但并不是每周都要上课, 也不是仅仅由一个老师负责, 而是按照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由不同老师带领的工作坊自主灵活安排上课时间。《跨媒体传播实验》课程从大二年级开始进行, 一共持续四个学期, 前三个学期是由学生在指导老师或学生骨干的带领下进行作品制作, 最后一个学期也就是大三下学期, 学生通过整合前三个阶段的学习成果来提交自己的跨媒体作品参加“接力杯比赛”。
《跨媒体传播实验I-IV》并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 而是从基本技术学习开始步步推进, 基本上是按照“技术学习—教师工作坊—教师工作坊—接力杯比赛”的流程进行的。跨媒体课程实行“骨干———小骨头”制, “骨干”一般是三年级的优秀跨媒体学生, 他们协助老师带领二年级学生进行课程学习, 那么“小骨头”就是刚进入跨媒体课程的二年级学生了。到了三年级, 部分“小骨头”们也会成长为骨干再带领下一级的学生, 这样一级一级以接力棒的形式将跨媒体教育延续下去。
这种与一般课程相分离的模式给跨媒体课程的开展提供了具有较大灵活性、创造性的空间, 不同主题的工作坊可以按照实际需求安排上课时间和形式, 老师也可以自己制定作品制作和考核的方式, 在实施上比较具有弹性。
(二) 小而精的工作坊形式
大二下学期的跨媒体课程开始由不同老师带领开设各具特色的工作坊, 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工作坊报名。比如2011级新闻学院在大二下学期主要的工作坊有“新闻周报”、“口述历史”、“新闻评论”、“网络电视台”、“视觉报道”、“新闻图表”、“广告”等七个工作坊。在大三上学期的工作坊主要有“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坊”、“多媒体阅读版面设计”、“网络电视台”、“视觉报道”、“多媒体报道”、“微信传播”、“新闻报道”、“网络社区营建”等, 在之前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老师开设新的工作坊, 学生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之前没有参加过的工作坊。每个工作坊由相关专业背景的老师负责, 学生自主报名参加。另外, 因为跨媒体传播实验课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基础课程, 所以每个学生都要参加。
另外针对跨媒体实验课程, 老师和骨干们还提出并建设了“矮马”项目, “矮马”在人人网、微博等互动平台上都开设了各种小站, 并且由骨干们组织不同主题的工作坊, 比如矮马文摘、搞笑组、游戏组等, “小骨头”们报名到自己感兴趣的小组之后, 在骨干们的要求和指导下分别负责收集不同主题类型的材料、制作不同类型的作品, 由骨干们整理之后上传到各个互动平台的矮马账号中, 提供网络浏览与分享, 并且按照网络上的点击量、转发量等数据来评判作品的成绩。
不管是工作坊还是独创的“矮马”项目, 都有着各自的侧重点, 是一种小而精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学习方法, 这样一种有针对性的小组合作模式有助于节省时间精力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也有助于提升作品的专业水平。但是另一方面, 这样范围比较狭窄的工作坊毕竟仅仅针对一个小的主题, 学生的自主发挥可能会受到限制, 学习到的新媒体实际应用技能也比较有限。
(三) 针对性的比赛设置
新闻学院本科生大三下学期的《跨媒体传播实验》可以说是对前面三个学期跨媒体学习成果的总结, 最后一个学期不再是报名参加工作坊, 而是制作自己的作品参加“接力杯”比赛, 最后的参赛作品就是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主题表现能力的综合检验。
关于“接力杯”比赛的作品, 要包括文字、图片、声音、影像、动画、网络交互等元素, 最终作品文件类型要适于在网络平台发布。参赛作品的主题一般分为“新闻组”和“非新闻组”, 从往届提交的作品类别来看, “非新闻组”的作品数量要多于“新闻组”作品, 因此按照数量比例来评审后, “非新闻组”获奖的作品数量也要多于“新闻组”。如果不考虑学生是否是因为作品的难易程度而选择非新闻组, 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 学生的跨媒体学习成果不被局限在新闻领域,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主题, 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作品的评审方式采取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 大赛中所有项目组的最终作品将呈现在大赛专设的网站上, 全部团队的作品提交至网络平台后, 将开放网络投票和评论, 力求做到公开、透明、公正, 这种互动性较强的评审方式也展现了新媒体应用的特色。作品评审一般要经过初选入围和决赛终审环节, 虽然每一年的参评人会发生变化, 但是大致的评审机制没有太大变化。一般来说, 在初选阶段由新闻学院每个专业各三名老师对本专业作品打分, 三个分数之和较高的作品入围;终审环节的评审包括校内学院领导老师和校外业界专业媒体人士, 有时也会有高年级的学生代表。[2]在第一届接力杯比赛中, 媒体人士、教师和学生的投票权重为4:4:2, 单票计分时, 去掉最高和最低的5票, 分数按顺序排列得出最后名次;在第三届的终审环节中, 评审团队综合考量各参赛作品的选题内容和呈现形式, 分别对新闻类入围作品和非新闻类入围作品进行评分与排序, 不同排序对应不同得分, 累加所有得分数, 得出的顺序即最终的排名。
另外, 比赛还可能视情况分设“创意”、“设计”、“采写”、“流媒体作品”等若干单项奖, 在鼓励同学跨媒体创新的同时, 对单项媒体技能突出的学生也给予相应的奖励。除此之外, 对接力杯比赛的获奖者还会颁发荣誉证书, 并可以给予相应的科研或学术加分, 这些都调动了学生参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四) 特设专家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顺应新媒体兴起的趋势针对新闻学院本科阶段开始进行课程调整, 并且特别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跨媒体专家委员会”, 这是大陆传媒专业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专门应对跨媒体、媒体融合等新兴领域、由业界权威机构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首批受聘的20位委员由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中国国家地理等机构的新媒体主管组成, 特设的专家委员会为学校的新媒体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同时方便了学校跨媒体教学的咨询并为学生搭建了多样化的实习渠道。
(五) 技术入门
新闻学院大二上学期跨媒体课程开始的内容主要是由老师选拔的骨干们分组带领“小骨头”们学习一些主要软件的使用, 比如Photoshop、Premiere、Audition等。一般是由三个骨干来带领二三十个“小骨头”, 自主安排课程学习的时间和地点。上课形式一般是先由骨干们带领“小骨头”们一步一步学习使用方法, 然后“小骨头”们自主练习, 骨干们进行修正指导。其实在大一大二的课程中就有了《新闻传播技术基础》和《数字传播技术应用》等课程作为必修课来教授各类软件的使用包括flash、网页制作等, 这些技术软件的学习使用都是后面的很多跨媒体作品制作得以实现的技术基础。
也就是说, 整个《跨媒体传播实验》课程的开端是先带领学生们学习基本的技术, 而这些软件的技术应用是后面制作跨媒体作品的基本技能, 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课程实施步骤, 不过软件应用的学习也需要长期的练习才能不断熟练, 再加上现代科技环境下各类应用软件更新速度很快, 所以对于技术方面的学习是应该贯穿在整个新媒体学习过程中的。新媒体时代的教学改革还会不断深化并且继续改进, 让高校教育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培育出适应于时代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三、人大与政大新媒体课程改革之对比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从历史发展到学科体系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两所学校都有政治学科的背景, 都是以人文社科类学科为主的教学体系。人大和政大的新闻系都是本校的优质学科, 有着长足的发展历史和教育成果积淀, 都是在本地区具有先锋性领导性先行性的院系, 对于本地区各个高校的新闻系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两所高校面对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中新媒体兴起的浪潮, 基本上都是在2009年前后做出了顺应新媒体时代的教学改革, 努力培养更加先进的专业化人才以达到新潮流下的人才需求标准, 但是在新媒体教学改革的具体实施上又有着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 课程开设范围不同
从课程开设范围上来说, 中国人民大学直接具体针对本科阶段的新闻学院开展跨媒体传播实验课, 而且一般来说新闻学院的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在其他学院并没有这样专门的明确的新媒体课程, 但是在一些与现代数位技术联系较强的学院也会顺应新媒体趋势在日常课程教学中融入新的元素, 比如在艺术学院就有很多数位化新媒体技术的应用。
台湾政治大学实行的是“学程”制度, 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有类似的数位内容与科技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学程, 而且这类学程是面向全校的, 不仅针对传播学院。另外, 学程的招收人数有一定的限制, 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报名申请后需要通过选拔才能修读。
(二) 课程内容偏重不同
在课程内容方面, 两个学校的偏重点也有比较明显的不同。因为人民大学的新媒体传播实验针对的是新闻学院, 所以在实施上会偏重新闻传播与新媒体的结合, 新闻内容的线上传播经营比较多, 比如说网络社区的营建、微信客户端的开发运营、微博账号的经营等, 而且对于这些互动内容的经营管理也会有专门的课程来讲授。而台湾政治大学的数位内容学程比较偏重影视艺术的制作包括动画叙事等,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比较文艺, 动手实践性很强, 并不一定是针对新闻报道进行, 各种专业背景都可以融入进去。
(三) 课程实施形式不同
在课程形式方面, 两个学校都有新媒体课程上的新变化, 但是具体实施上还存在明显的差别。人民大学的新媒体教学改革是以做项目的形式来实现的, 比如前面提到了各类工作坊, 每个工作坊的成员基本上是边学边做, 一个学生在一个学期只需要选择一个工作坊, 到学期末按照最终的作品结合平时的表现得到最后的成绩。《跨媒体传播实验》虽然是出现在学生课表中的必修课程, 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并不是一般的上课模式, 而是由不同工作坊的老师灵活安排上课时间和作品制作方式, 不同工作坊的学生虽然说是上的同一门课, 但是上课的内容、时间、地点等都各不相同, 但这些工作坊都是《跨媒体传播实验》课程之内的项目。
而台湾政治大学的数位内容采取“学程”制, 更像一个供全校学生申请的课程包, 有系统的明确的课程安排, 对于核心必修课程每个参加学程的同学都要修读。简单来说, 政大的数位学程是按照上课模式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然后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应用所学。
当然, 两所学校新媒体教学特色的差别也并不只局限于课程设置, 在学生日常学习中也有体现,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在开始实习时会有很多人参与到网站的运营编辑, 而台湾政治大学的学生很常见的是到电视台, 比如台湾电视台、台湾中国电视台、台湾中华电视台等台湾“老三台”以及其他电视台等。而且台湾的“产学合作”特色比较明显, 社会业界单位与学生社会实践联系较紧密, 前者绝大部分会积极支持学生的实习活动。
四、结语
总之, 中国人民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的新媒体教学改革都是对于新媒体发展潮流的应对, 是推动数位时代教育发展的必要举措。不过在各自的实施中体现出了各自的特色, 比如人大的跨媒体课程较为具体、小众, 而政大的数位学程较为广泛, 学生比较自主, 有比较充足的资源支持来表现自己的创意。两所学校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人大可以逐步扩大新媒体教学改革的招生范围, 给学生更大的自主空间, 努力改善教学资源和条件, 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我发挥和创造的平台。政大可以平衡一下新媒体内容在数位学程中的比例, 更具体地进行新媒体教学课程配置等。
对于我们常说的新媒体, 台湾更多的说法是数位化, 其实数位化的范围要更为广泛。在互联网时代, 大数据成为一个明显的特征, 各类数字化新媒体崛起, 互动环节更加突出。新媒体的发展对于传播的内容和形式都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 对于当前高校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很多学校跟随时代潮流进行新媒体教学改革, 而且新媒体在高校教育改革中的体现并不仅仅在于专门的课程配置, 新媒体的影响也渗透在日常的教学环境中。
新媒体虽然在近几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趋势, 但也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在实际校园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掌握新媒体的潮流。政大传播学院大三的学生怡君说, 对她来说新媒体感觉就是Facebook、Plurk、APP之类的, 但是“我对这类的东西蛮不喜欢的, 我们这边是大概我高中的时候开始流行Facebook, 但我几乎不用。上了大学不得不用, 因为很多功课或报告都会在上面讨论, 我一直觉得每天上Facebook让自己的生活大半时间被占用了”。尽管如此, 我们在校园里在大街上, 随处都可以看到拿着智能手机的人, 现在的我们与朋友的联系也越来越普遍的依赖于社交网站或APP等。在台湾应用比较多的就是Facebook、Line、Skype等, 在大陆比较常用的就是人人网、微博、微信、QQ等。而且很多一般性课程的交流作业等也越来越多的涉及到新媒体的应用, 新媒体已经渗透到了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了, 绝大多数现代人都很难独立于新媒体潮流之外。而各大高校教育中面对新媒体潮流所做出的教学课程改革也将会继续深入下去, 更好的运用新媒体的优势, 培养更加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注释
1[1]详见台湾政治大学网页:http://dct.cs.nccu.edu.tw/cours es_1.php。
2[2]详见“接力杯”人人主页:http://blog.renren.com/blog/302393939/431585233?bfrom=01020100200。
两岸新媒体教学改革 篇2
笔者参与了全程的拍摄, 由此总结出关于与台湾媒体合作的三个要点:维护双赢, 寻求互通;取长补短, 互为支撑;规范流程, 分工协作。
一、维护双赢, 寻求互通
两岸合作拍摄最重要的是双方的配合、磨合, 最难的也是双方的配合、磨合。经过这次合作拍摄, 我们的一个体会就是要寻找双方的利益点, 放大双方的共同点。
市场运作, 维护双赢。台湾人来大陆拍摄电视片, 目的很简单也很直接, 就是要市场, 要营利, 要有利可图。合作拍摄要顺利进行, 最高效的办法就是风险同担、利益共享, 也就是充分考虑双方利益, 真正实施市场化运作。因此, 拍摄前, 合作双方共同拟写了双赢协议, 请了地方政府、台办领导、合作方法人代表, 在杭州举行了《京杭运河·两岸行》签约仪式, 用双赢为合作铺路, 用法律为合作护航。事实证明, 这是双方能够精诚合作、同甘共苦的润滑剂, 是双方能排除一切干扰和“杂音”的利器。
寻求互通, 主导拍摄。台湾电视节目以收视率为主要目标, 追求“短、平、快”, 如果没有沟通, 合作方很可能会完全按照台湾电视节目市场上比较流行的方式去做策划、做选题, 《京杭运河·两岸行》很容易成为台湾相关旅游节目的完全翻版、复制, 市场吸引力将大为减弱。
节目如何定位?节目如何做出新意?在与合作方的前期沟通中, 我们提出站在两岸电视节目理念的高点、前沿, 尝试做出比台湾同类节目更知性、更理性, 比大陆同类节目更生动、更生活化的纪录片, 也就是在寻找运河名片、把握运河精髓、张扬运河魅力、宣扬运河文明的基础上, 讲述运河历史文化, 重点是传承;讲述运河城市的故事、人的故事, 重点是生存状态, 以两岸主持人的亲历、体验和感悟, 讲述今天中国大陆的发展变化。
我们把电视片定位为纪录片, 我方1名男主持和对方1名女主持共同行走运河, 贯穿全片。两岸主持人以文化旅行者的身份, 以各自的视角和感悟, 面对镜头, 向两岸观众传递自己在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所见、所闻、所感, 尤其是侧重于主持人的文化体验与旅行感悟。在内容上侧重于历史文化在今天的遗存以及运河两岸百姓今天的生活状态, 也就是依托今天的运河文化遗存, 回望和重现昨日的运河名片;依托今天运河的民风民俗, 探寻和追忆一座座运河城市中, 运河曾经强健或依然强健的脉动;依托今天运河两岸民众的生活, 追溯城市性格形成的源头。做到古今结合, 以“今”为主, 用“古”来呈现运河文化的深厚积淀, 以“今”来说明运河文化的“现代化”。
这个着眼市场的拍摄构想得到了台湾合作方的强烈认同。有了这个共识, 双方在具体实施中沟通多、理解多、尊重多、支持多、配合多也就顺成章了。
二、取长补短, 互为支撑
在《京杭运河·两岸行》中, 片子的核心人物是主持人。编导、撰稿、摄像的幕后工作大多是为了主持人镜头前的出彩。所以, 在前期拍摄中, 合作拍摄的难点, 更多地体现在双方主持人理念及思维方式的磨合、配合和互补。双方主持人在思维方式、语言表达、风俗习惯以及个人的形象、身高、经验、年龄、风格上, 各有千秋。这个“不同”是最难处理的, 也是最容易出彩的。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用“三个互补”, 利用好了两岸主持人的“不同”, 创作出了很多精彩的看点。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知的互补。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 相对而言, 大陆主持人深沉有余但活泼不够, 而台湾主持人娱乐有余但知性不足。台湾主持人在生活、为人处事等方面随意性很大, 有着极大的思维跳越性, 而种跳越性思维正是电视节目所需的。就拿介绍一个运河历史遗存来说, 大陆主持人的思维习惯多半是将它的基本情况逐一介绍, 条理明晰但兴趣点不够, 而台湾主持人能在第一时间找出亮点, 找出贴近生活的一面, 并用自然、生动的词语进行阐述。比如在嘉兴盐官镇, 有一座海神庙, 建筑用材采用的是北京的大理石, 所以庙里冬暖夏凉。进了海神庙后, 台湾主持人的第一表述“走进这座庙里, 感觉进了冰库, 抱着这大理石柱, 就像是抱着大冰棍一样, 在这么热的天里, 感觉非常地凉爽, 为什么这房间子这么凉快呢?”这样的表述语言生动形象, 富有生活气息。很多问话跟着出来:“大理石产于北京一带, 为什么北方的建材会出现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南方呢?大理石在古代一般是皇家建筑用材,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民间庙宇中呢?这么多、这么重的石材, 在没有大型起重设备的清代, 又是怎样运到这里的呢?”带有悬念的问话, 自然地把运河引了出来, 也让节目可视性更强。当然, 不可忽视的是, 台湾主持人感性有余, 理性不足, 总结能力偏弱, 很容易造成拍摄内容的一盘散沙。所以在拍摄中, 注重发挥双方主持人的所长, 在题材分配、人员分工上给予互补, 就显得很重要了。
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的互补。在介绍一个事物、一件事情时, 我们的惯性思维是由抽象到具体, 感觉这样逻辑性强、条理清楚。而台湾主持人的语言表达大多由具体到抽象, 这种思维, 是电视人应该有的思维, 能快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在拍摄中, 我们非常注重抓拍台湾主持人在现场的第一表情、第一感受、第一语言和第一表述。
关注“新奇特”与关注“平常”的互补。台湾主持人不喜欢接触正襟危坐的政府官员, 不喜欢陈述过于深沉理性的道理, 不喜欢采访故作高深的专家学者, 她们追求感性, 喜好人性平实的一面。在热衷于大陆“新、奇、特”的人物、事物、事件时, 她们对普通百姓、寻常事物、生产细节也情有独钟。
台湾有很多非常流行的大陆题材的旅游节目, 如《台湾脚逛大陆》、《大陆寻奇》等, 这些节目由于时间、设备、人员、政策等各种因素, 摄制组在大陆拍片时, 很难走进当地人的鲜活故事中, 不能很好地和大陆人有深层交流, 他们的这一缺失, 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所以, 每一集都选取一位贯穿全片的人物, 讲他们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在人物的选取上, 就运河记忆、城市历史, 我们采访有真才实学的高端学者, 以提升本片品位、品质。在片中主体拍摄人物的选取上, 关注平常, 注重寻常百姓的不寻常事。比如在杭州, 选取了生活在京杭大运河南端标志———拱宸桥边上的一家四口, 通过这祖孙三代来讲述运河的变化和人物命运的变迁, 并在后期制作中, 用了近十分钟的容量进行深度呈现。在我们看来, 把中国普通百姓幸福、自由的生活状态通过细节展示出来, 其实就是最好的对外传播。因此, 我们也把镜头对准了农民书画家和生产制造钢琴的农民企业家。在传统观念中, 农民缺少文化, 然而, 今天中国大陆不仅有农民在造钢琴, 而且造出来的钢琴可以与世界名牌比肩;不仅如此, 有的农民的画作不仅风靡当地, 还出口到了欧洲等发达国家, 这些说明了什么?引用一位农民书画家的话说:“现在我把画画当作工作, 把种地当成锻炼身体了”。今天, 谁能想到一个中国农民把种地当作锻炼身体了呢?这样朴实的话语, 胜过千言万语。
三、规范流程, 分工协作
这一次前期拍摄, 历时5个多月, 采访近了300名专家学者和“运河之子”, 与我们接洽通联的工作人员有近千人, 协调环节多、难度大。而台湾媒体又特别注重市场、注重效率、注重成本, 所以在创作的时候, 我们围绕主题天马行空, 但是在实施中却脚踏实地, 用“两个规范”来节约时间、压缩成本。
规范拍摄制度。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与台湾合作方一天一次碰头会, 一项重大拍摄选材一次论证会, 一个拍摄阶段一次小结会, 一个城市一次专家座谈会, 一个月一次总结会, 随时随地“晒创意”、“晾想法”, 在沟通中及时调整方案, 协调步调。
规范具体操作步骤。在前期拍摄中, 双方的人员组成比较复杂, 而且有些人是身兼数职的,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行为规范, 容易出现忙乱和乱忙的现象。所以, 我们与台湾合作方“约法八章”, 共同遵守“八个一、八个看”的操作步骤。也就是, 每天出发前, 核对一次需携带的拍摄设备种类和数量, 看是否有遗漏;编导再阐述一次拍摄意图, 看摄像和主持人是否领会清楚;再联系一次接待人员和受访对象, 看我们的到达时间、人员数量、拍摄时间、拍摄构想对方是否明确。到达现场拍摄时, 编导根据现场情况再进行一次简短的导演阐述, 看我们的现场调整、安排是否合理;正式采访拍摄时, 检查一次现场音源 (如手机、旁人谈话声) , 看有没有声音干扰。采访后, 核实一次受访对象的信息资料, 看对方的个人信息 (主要经历、受访时间、拍摄地点、个人职务、联系方式) 是否纪录完整;填写一次对方提出的合理要求 (如, 要播出光盘等) , 看我们能否给予解决。拍摄结束准备离场时, 再清点一次携行设备, 看物品有无丢失;和接待人员及受访对象道一声谢, 告一次别, 征求一次意见, 看其对我们的拍摄有什么感想、建议。返回住处后, 主创人员集体看一次回放, 进行一次小总结, 看全天的拍摄有什么亮点、缺失及遗漏。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细事、杂事、琐事, 但规范起来了, 做事件就事半功倍, 工作忙而不乱, 忙而有序, 也因此得到了沿途大量良好的反馈, 更赢得了合作方的尊重。台湾合作方高度认可我们拍摄方案的细致、实施行动的周密。他们说:与这样的团队合作, 我们信心满满。
摘要：2009年5月26日至11月13日, 中国华艺广播公司电视中心与台湾庚云国际传播事业有限公司组织了联合摄制组, 共同拍摄18集大型人文旅行纪录片《京杭运河.两岸行》。笔者参与了全程的拍摄, 由此总结出关于与台湾媒体合作的三个要点:维护双赢, 寻求互通;取长补短, 互为支撑;规范流程, 分工协作。
两岸新媒体教学改革 篇3
与改革开放前比, 大陆涉台广播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理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解放台湾”背景下的统战工具, 播发大量政治文宣稿, 到现在的以促进两岸交流为目的, 综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报道。
涉台广播节目60年的巨大变化
节目从无到有, 播出格局不断立体多元。从布局上看, 大陆对台广播台 (频率) 已经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的多元立体格局。从播音语言上看, 对台广播除了普通话节目以外, 还有闽南话和客家话方言节目, 以充分满足台湾听众的需求。
除了使用传统的电波频率以外, 对台广播台还不断向互联网领域开拓, 扩张了对台广播节目的广度和深度, 更加方便台湾听众反馈信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创办海峡飞虹网络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你好台湾》网站, 两岸网民互动性发帖, 成为大陆目前最好的两岸交流论坛;海峡之声等电台也纷纷开办网站。
促进两岸沟通, 交流形式不断升级。对台广播60年来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传播理念的改变——从“对台宣传”到传递信息沟通感情。解放初期对台广播政治色彩较浓, 播出内容以新闻节目为主, 播音风格为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普通话。改革开放后, 对台广播依然肩负着祖国统一的伟大使命, 但是传播理念从灌输式转变为沟通式, 让两岸人民通过广播这个渠道, 了解到对方的情况和发生的变化。理念的改变导致播出内容和形式的变化, 节目内容从过去单一的新闻节目发展为融新闻、资讯、文娱、服务于一体的丰富体系。节目形式由录播为主改为直播为主, 直播节目主持人生活化、情感化的语言也迎合了台湾听众的收听习惯, 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专题节目也改变过去以播音员直接发表评论和意见为主的形式, 采取了更多样的形式, 如主持人交谈或访谈等, 增强节目的生动性和亲切感。传播方式的转变——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交流。目前的对台广播节目已经在文化资讯、节目资源、节目合作等多个层面上实现了双向交流, 更加全方位地反映台湾与大陆各方面的交流, 重点关注两岸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 而不再一味反映大陆的变化。
广播媒体对台传播的优势
传播优势。相对于报纸和电视, 广播是真正能够落地台湾的大众媒体。大陆的报纸不能在台湾发行, 电视频道不能在台湾播出, 所以涉台报刊和电视其实是向大陆受众传播台湾信息, 而非真正意义的对台传播。他们主要是通过加工处理岛内媒体的“二手信息”获得传播内容。而广播不受人为因素干扰直接落地台湾, 通过两岸电台合作交换节目实现两岸之间的双向传播。虽然电视频道上星以后理论上台湾受众可以接收到卫星电视信号, 但是面对全世界数百个卫星电视频道节目的挑战, 大陆节目的竞争力较弱。台湾地区广播电台数量众多, 说明台湾受众有良好的广播媒介接触习惯。所以在传播信息方面, 广播具有报纸和电视无法比拟的优势。
情感优势。首先, 广播依靠声音传播内容, 声音的优势在于具有传真感, 听其声能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能唤起听众的视觉形象, 有很强的吸引力、感染力和亲切感。其次, 在电视和报纸媒体传播的语境中, 信息往往呈现出单向流动, 媒介主导着信息发布和社会舆论, 受众往往没有或很难获取与传媒平等的话语权。而广播在传统媒体中最易于同受众交流, 听众可以在节目中表达观点、交流情感、提出服务需求, 听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 又是信息的提供者。这一点与互联网的优势是相近的。由于广播节目主持人长期与听众交流, 因此同其他媒体相比, 听众对广播及其主持人更具有亲近感。
成本优势。广播媒体成本低, 扩张空间大。同电视相比, 广播的发展成本是比较低的。从人力投入看, 多则几十人, 少则几个人就可以办一个台。从节目生产能力看, 广播的优势更加明显。广播节目生产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可以用较小的投入取得相对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广播媒体对台传播的局限和困境
虽然广播媒体在两岸交流中有诸多有利条件, 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利条件的限制, 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从一个侧面看, 这些局限是两岸广播交流的困境。但是从另一个侧面看, 也说明两岸广播交流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影响两岸广播交流的最主要的障碍是政策性障碍。首先, 两岸开放对方驻点记者不对等, 两岸信息传播不对称;其次, 台湾方面对落地台湾的节目审查严格。“新闻局”对新闻节目逐条审核的规定, 制约了新闻节目的时效性, 所以目前两岸交流的节目以娱乐和资讯类为主。而且, 现在只能开放台湾电台的直播节目在大陆落地, 双方的节目在大陆进行互动。
另外一个障碍是大陆地方广播电台发射功率小。地方台相对于中央台政治色彩更加淡化, 更受台湾听众喜爱。特别是闽南地区和台湾“五缘”相亲 (地缘、血缘、文缘、法缘、商缘) , 闽南的广播媒体沟通乡情, 传递乡音, 既服务台湾受众, 又惠及本地受众, 对于加深两岸人民的文化认同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国家对广播电台投入太小, 地方台得到的投入更小, 所以涉台地方广播功率普遍较小。如果国家能加大对地方涉台广播的投入, 将会突破这一传播障碍。
随着两岸广播媒体合作的不断深入, 又一障碍逐渐凸显, 这就是大陆广播媒体内部的竞争。目前, 大陆媒体除了和台湾媒体交换节目、共同制作节目实现在对岸落地以外, 最为普遍的形式是购买台湾媒体的播出时段。由于大陆广播媒体对为数众多的台湾广播电台了解不多, 再加上大陆媒体级别不同, 财力不同, 资金雄厚的媒体抬价, 出现了台湾广播媒体播出时段出售价格飞涨的局面, 这就使得资金薄弱的媒体望尘莫及, 而台湾媒体坐享渔利。这样的现状对两岸广播媒体交流合作的健康发展不利。
结语
涉台广播发展至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 它的发展可以说是和两岸关系发展同呼吸共命运。60余年来, 其规模、理念和运作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但是可以看出其在两岸交流中发挥的优势和实质性的传播效果没有改变。总结对台广播传播的经验, 政治文宣已经成为历史,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是目前广播媒体对台传播的有效策略。
参考文献
两岸新媒体教学改革 篇4
一、利用地理优势展开交流与合作
漳州是台胞主要祖籍地, 台湾文化重要发祥地, 台商投资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是海峡西岸最具对台资源优势的城市。一是地缘近。漳台两地相距最狭窄处不足4海里, 距台湾高雄市96海里。二是血缘亲。台湾现有人口2400多万人, 有近千万人口祖籍漳州, 约占40%。台湾政要如连战、王金平、江丙坤、林丰正、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游锡堃等祖籍均在漳州。三是文缘同。漳台方言相通, 习俗相近。台湾闽南语源出漳泉, 民间信仰文化相似。台湾有四大民间信仰, 即妈祖、关帝、保生大帝、开漳圣王。除妈祖外, 其他三尊神祗均来自漳州。漳州芗剧与台湾歌仔戏同根同源, 是全国唯一根植于海峡两岸的地方剧种。四是商缘广。漳台经贸历史悠久, 合作基础较好。截至目前, 漳州引进台资总额在全国仅次于东莞、昆山排名第三。常住台商五千多人, 台属一万五千多人。五是法缘深。漳州与台湾在清朝同属福建省管辖。漳台两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行政往来十分频繁, 交往密切。漳州独特的对台资源优势, 为对台交流提供丰富内容, 也为更大范围更大作为地做好对台交流合作提供了相比于其他地方更为有利的条件。
二、深入探索拓展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 漳州电视台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主动作为, 充分发挥对台优势, 加强与台湾电视媒体深度合作, 拓宽交流渠道, 丰富交流内容, 提高合作成效, 积极推进节目“入岛工程”, 在对台宣传与对台交流合作上作了有益探索。
(一) 联合中央媒体, 扩大对台宣传
中央电视台是当今我国最具竞争力的主流媒体之一, 是全国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在国际上的影响正日益增强。2008年, 中央电视台与漳州电视台联合拍摄八集系列电视纪录片《走遍中国·漳州》, 于北京奥运会前夕在央视国际频道黄金时间连续播出。2010年, 与央视联合拍摄3集专题片《漳台缘》 (每集20分钟, 分别是《台湾主要祖籍地》、《台湾文化发祥地》、《台商投资聚集区》) , 首次全面解读了漳州与台湾之间深厚的渊源关系。该节目在第二届“海峡论坛”前夕, 于央视国际频道“海峡两岸”栏目黄金时间连续播出, 呼应、贯彻胡总书记视察漳州时的对台重要讲话。2011年, 与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城市1对1》栏目联合摄制播出“漳州东山—台湾澎湖”、“漳州漳浦—台湾南投”等友好城市对话的特别节目;在海峡论坛期间, 与央视《海峡两岸》栏目联合推出时长为1小时的对话节目《东山、金门、澎湖三岛合作》。2012年与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档案》栏目合作拍摄制作五集“国宝档案漳州走基层”特别节目, 为漳州对台经贸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二) 策划专题节目, 扩大对台影响
专题节目是二十一世纪重要的节目类型之一, 新闻专题节目通过声音、影像、画面、字幕和特技等多种表现手法, 生动地再现了新闻事件, 使信息广泛地抵达受众, 在充分尊重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 构筑了一个节目形态、表现手法和风格样式交错融合的集合体。漳州电视台开设《台商在漳州》栏目, 大量报道台商在漳的创业历程和生活情景, 台商回台时带回光碟, 在企业界、亲友团播出, 让台胞感受到浓浓的乡情与和谐的创业环境。在自办栏目《民生30分》、《本地话新闻》中开设“台海民生新闻”, 受到在漳台湾同胞的关注。2010年又新开设《两岸看点》栏目, 收视效果明显。2011年, 与央视国际频道联合推出时长为20分钟的《两岸关帝文化》专题特别节目。2012年, 在第四届海峡论坛期间, 拍摄制作《台商创业在漳州》、《践行福建精神的台商李瑞河》专题片, 加大海峡论坛宣传报道的深度、广度。每年的4·9漳台经贸恳谈会、11·18农博会、花博会等大型漳台经贸活动中, 策划相关专题, 宣传两地经贸往来带来良好互动效果。
(三) 制作精品节目, 落地台湾播出
从2006-2008年漳州电视台制作不少精品节目, 落地台湾播出。时任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2006年回漳州寻根谒祖, 活动过程制作成电视光碟, 在台湾有关重要场合播出, 反响巨大。20集《漳台血缘》作为漳台族谱对接成果展的礼品赠送给以台湾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为团长的台湾代表团成员, 并作为漳州市政府代表团和白礁王氏宗亲会礼品赠送给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和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 连同他们在漳活动的纪实, 带回台湾播出。纪录片《林语堂》还被台湾林语堂故居收藏, 并在林语堂研讨会、东吴大学等高校展播, 对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融合起了推动作用。百集大型闽南文化专栏《闽南风》通过CHTV播出终端在台湾落地播出, 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连战先生看到《闽南风》节目后, 心情非常激动, 欣然为漳州电视台写下“弘扬社教”四个字, 以誌纪念。纪录片《寻踪开漳圣王》、《古堡秘境》、《土楼探奇》、《漳州商人》 (6集) 在“海峡论坛”交流, 被福建省广电局选送台湾东森电视台交流播出。
(四) 拓展活动平台, 推动广播影视合作
积极利用漳州与台湾同宗同源的关系, 努力拓展活动平台, 热情邀请台湾媒体人到漳州来做客, 使好作品、好消息、好想法得到更多、更好、更顺畅的交流合作。2008年, 漳州电视台举办“中国百家城市电视台发展论坛”, 特邀台湾中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汪威江先生、台湾东森电视台新闻事业总部副总经理张玉玲小姐参加并发表演讲。2009年, 举办“漳州行”大型易地采访活动, 台湾东森电视台参加此次采访报道活动, 拍摄制作《海峡“偶”遇掌中乾坤》节目, 深入报道了漳州浓厚的历史文化、快速的发展成就、丰富的对台资源。8月, 漳州电视台主办“海西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发展合作论坛”。中央电视台、台湾东森、中天、年代等电视台、凤凰卫视及海西地区电视台共35家参加。论坛期间, 漳州电视台与台湾东森电视台、中天电视台、年代电视台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 举办了台湾中天电视台“采访漳州”活动开机仪式, 以台湾知名媒体的视角, 全面、直接地向台湾同胞展示漳州风采。11月, 首届农博会暨第十一届花博会期间, 台湾东森、中天等电视台媒体参与博览会采访报道, 实现对台对外宣传新突破, 进一步扩大漳州的影响, 推动两岸农业以及经贸交流合作。
(五) 组团赴台交流, 加强联络联谊
媒体组团赴台湾交流观光, 可以进一步加强合作, 了解和借鉴台湾同行的好做法、好经验, 促进两岸交流更全面、更深层次发展, 为两岸人民增进感情、融合与交流发展做出努力和贡献。2009年, 漳州电视台首次组团赴台参展“第十四届台北电视节”, 并参与影视交易会。参展期间, 与台湾数家媒体就节目拍摄, 有线、无线电视版权、IPTV、新媒体等项目合作进行商讨, 并和亚洲电视节目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意向, 与台湾媒体商讨纪录片《历史漳州》的入台发行事宜, 与美国有线电视网台湾办事处达成合作拍摄的意向;2010年, 参观学习台湾的电视发展, 走访台湾广播电视同业公会, 走访东森电视台、中天电视台、中视电视台、年代电视台等, 学习借鉴台湾媒体好做法、好经验, 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三、在交流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交流渠道还不够顺畅, 来易去难
由于目前受制因素比较多, 两岸电视媒体交流的渠道还不够顺畅, 台湾广播电视到大陆比较容易, 而我方人员入台做电视节目还比较难, 两岸媒体的交流合作还没有达到令让人满意的双向充分对等。
(二) 没有专业频道频率
由于漳州市具有独特的对台优势, 若建立专业的对台频道, 对促进两岸文化互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漳州市尚没有专业的对台频道。
(三) 交流合作经费欠缺
虽然漳州市电视媒体对台宣传独具优势, 也不断探索漳台两岸交流与合作的路子, 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由于地域因素和自身发展原因, 欠缺对台活动经费, 与台湾电视媒体交流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限制。
四、进一步加强对台交流与合作的建议
通过几年持续努力, 漳州电视台在对台交流与合作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 走在全国电视传媒前列。2009年5月, 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若干意见》, 特别是2010年2月, 胡锦涛总书记莅漳视察, 并做出重要讲话, 为对台宣传与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新的形势下, 漳州广电媒体应进一步解放思想, 先行先试, 主动作为, 争取发挥更大作用。
(一) 继续加强与台湾地区电视媒体的交流合作, 促进两岸传媒共同发展
漳州电视媒体与台湾电视媒体应在现有合作基础上探讨深度合作, 建立可具操作性的合作联盟, 互为提供反映大中华文化、本地特色文化以及旅游风光等节目素材, 加强采访、节目、经营、技术的互动交流, 实现新闻资源共享, 增进区域信息互通。通过定期展播两岸优秀专题节目, 扩大节目影响力;建立易地采访机制, 报道两岸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建立定期沟通交流机制, 增强区域互动合作。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推动漳州电视媒体与台湾电视传媒交流合作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
(二) 创办专业频道, 实行定向覆盖, 为影视节目入岛入户宣传从制作上走向常态化
漳州直面台湾, 地理条件优越, 应设立对台宣传专项经费, 对创办专业频道频率予以扶持。如创办“闽南语”频道, 整合漳台共同的文化资源, 用漳台的共同语种闽南语播出, 可谓一举两得, 事半功倍。一是实行定向覆盖, 覆盖范围除金门及附近岛屿外, 还将覆盖到台湾海峡的十多万条渔船。天天播出, 连续不断, 对台湾同胞将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最佳效果。二是频道节目内容可迅速制作成影视节目产品, 通过多渠道直播输台入岛入户, 使宣传直接到位, 影响更为广泛, 同根文化更深入人心。
(三) 积极筹办“福建 (漳州) 闽台文化影视城”, 为两岸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提供基地
影视城将集中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闽南风情与台湾风情予以整合展示, 一是可以推动大中华文化的整体融合, 彰显中华民族以历史与血脉凝就的文化力量;二是可以制作大型的有重大影响的影视节目直接输台。如拍摄对台有重大贡献的“蓝氏三杰传” (“平台首功”蓝理、“治台名将”蓝廷珍、“筹台宗匠”蓝鼎元) , 影响两岸的文化名人“林语堂”等, 还可以拍摄以宗教信仰为主的“关帝传”, “开漳圣王传”、“保生大帝传”等。三是为闽台传媒机构联合拍摄、制作、译制影视节目提供平台。由台湾传媒机构拍摄的影视节目, 可直接通过它们频道播出, 收视效果更好, 影响也更大。四是可以为台湾影视名人及台湾中南部漳籍乡亲提供联谊会所, 联络感情, 凝结同心力。以此延伸扩大“三通”成果, 促进海峡和平发展, 推动和平统一祖国大业。
(四) 举办各种联谊活动
与台湾电视媒体建立联谊组织, 经常开展各种联谊活动。联谊活动不限于采访, 包括同乡活动、旅游活动、研讨活动和文娱活动, 对于丰富两岸电视媒体也是很有益的事情。通过联谊活动, 促进两岸电视媒体深度合作。
摘要：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漳州是台胞主要祖籍地, 台商投资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是海峡西岸最具对台资源优势的城市。因此, 漳州电视媒体不仅承担起向台湾民众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的责任, 还承担着凝聚民族共识、促进统一大业的重任。近年来, 漳州电视媒体通过联合中央媒体, 扩大对台影响;制作精品节目, 拓展活动平台等加强与台湾广电媒体的交流与合作,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 仍然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笔者认为:通过漳州电视媒体继续加强与台湾地区电视媒体的交流合作, 创办专业频道, 实行定向覆盖, 使影视节目入岛入户宣传与制作走向常态化, 促进两岸传媒共同发展。
关键词：海峡两岸,交流合作,优势互补
参考文献
[1]陈力丹.中国海峡两岸新闻交流的回顾与展望[EB/OL].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519.[1]陈力丹.中国海峡两岸新闻交流的回顾与展望[EB/OL].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519.
[2]程士安.跨媒体合作是两岸四地共创传媒发展的必由之路——兼谈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合作与发展[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07-12/19/content_7279064.htm.[2]程士安.跨媒体合作是两岸四地共创传媒发展的必由之路——兼谈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合作与发展[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07-12/19/content_7279064.htm.
两岸新媒体教学改革 篇5
一、把握两岸“五缘”这一主轴凸显中华文化的核心作用
《直播台湾》是在台湾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两岸关系得到较大改善的时代大背景下创作的。我们把两岸间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关系, 分布在各集节目中,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例, 表达两岸一家、不容分割的主旨。
历史题材方面, 在第一天的节目中, 我们就特意安排了《在台北寻找刘铭传》这样一个片子, 通过记者走访刘铭传在台湾留下的历史遗迹。在社会题材上, 我们采访了眷村的老兵, 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及其对家乡的思念;在台南, 我们采访了一户当代的两岸联姻家庭;我们还走访了新竹清华大学, 记录两岸学术的交流……经济题材方面, 永和大王的崛起、高雄港的起伏变迁等内容都是我们报道的重点。
在《直播台湾》节目的运作过程中, 我们始终坚持寻找典型的人物、故事, 来体现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以及它在现阶段两岸关系发展中的突出作用, 达到感染观众并引起共鸣的传播效果。
二、广泛深入台湾社会表达善意沟通情感
在《直播台湾》的采访、拍摄和直播过程中, 节目组与台湾各阶层的人士进行了一次广泛接触, 有大约200位台湾采访对象走上中央电视台的屏幕, 讲述他们的生活经历、奋斗故事和他们心中浓浓的两岸情缘。例如, 4月23日, 节目组首度在台湾岛内实施与海峡西岸福建平和的现场卫星直播连线, 让曾经在台湾历史上英勇抗击列强侵略的林家后人实现跨海对话。台湾雾峰林家后人林光辉先生在镜头前复述祖训:“林字两个木, 一个在福建, 一个在台湾, 一个是国, 一个是家。没有了福建, 就没有我们林家子孙的国, 没有了台湾, 就没有我们林家子孙的家”———“有国才有家”的主题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很多台湾民众从最初对节目存在疑虑到最后对节目积极配合, 主要是因为他们通过节目感受到了我们所表达出的善意。台湾TVBS大陆事务部的负责人林大法就表示, 《直播台湾》利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这个平台全面、客观地报道台湾, 这与台湾媒体只关注岛内蓝绿争议、社会分歧的狭隘视点迥异, 这个在规模和内容上都书写了历史的节目, 增进了两岸民众的相互理解, 有助于减少隔膜和误解。
三、创新两岸媒体合作方式以我为主推动全面合作
自上世纪80年代两岸开放新闻采访和展开媒体合作以来, 电视媒体的合作形式, 一般是单纯地相互作为邀请方, 把对岸的媒体邀请来采访, 而节目运作多是独立的, 彼此互不介入。近年, 两岸电视媒体的合作, 又出现“借将”造势的新模式, 比如, 熊猫选秀和熊猫赴台直播、《岩松看台湾》、《两岸看神舟》、《两岸看奥运》等。
《直播台湾》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合作范式———两岸三家电视台在内容、人员、技术等各层级, 在采访、踩点、直播等各阶段, 进行全面的、无缝链接式的合作, 这是一次全项目的两岸媒体合作。
在节目的策划阶段我方就通过TVBS, 在台湾聘请了两位独立制作人, 共同商讨节目内容, 并请他们负责落实与台湾被采访者的联络工作, 保证了后来采访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我台第一批人员入岛后, 我方派出两位制片人到台湾各县市, 选择既能够反映各集节目主题, 又能够保证安全的直播地点。直播点选定后, TVBS大陆事务部负责向各县市新闻主管机构发确认函, 明确地告知直播日期和要求, 请各县市在场地协调、维安等方面给予配合。TVBS的全力配合, 使此次直播的大部分行程都较为顺利。
四、改变传统宣传语态探索涉台报道新语境
涉台宣传的经验说明, 由于政治分歧造成了两岸民众的感情隔膜, 台湾观众对我们的宣传报道十分敏感, 这就更需要注意台湾观众的收视心理, 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方式来表达, 让台湾观众接受你的表述, 进而产生共鸣。
山东籍老兵郭发岭和他的老邻居广东籍老兵陈贤书, 在高雄左营眷村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一句:“想家想得要命”的采访同期声, 是两岸隔绝几十年的民族悲剧在老兵们生活中的真切反映;高雄港的资深引水员目睹了这个港口的逐渐衰落, 他也是去年两岸实现海上直航的见证人, 他说直航那天他很激动, 他说:“高雄港有了未来”。
两岸新媒体教学改革 篇6
关键词：广播媒体创新,两岸一家人,渠道推广
广播专栏《两岸一家人》是依托东南广播公司业已建成的两岸广播合作平台,以受众收听需求为导向,关注两岸民众的情感、家庭,全面整合两岸的电台、主持人、网站、手机客户端等资源,精心打造的一挡大型互动访谈类节目。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两岸一家人》凭借精确定位、精心策划、科学编排,全媒体传播、技术创新等优势,打造成“福建广播名专栏”。本文以《两岸一家人》为例,力图从受众特点、传播内容、形式、技术及媒介等方面探寻传统广播事业发展与突围的新方法与新策略,为大陆广播更好地服务台湾受众寻找创新路径。
一、重视节目的受众市场调研
大陆服务台湾的广播节目,受众在哪里?他们有什么特点?他们爱听什么节目?他们的收听方式和收听习惯如何?为深入了解台湾受众收听需求,东南广播公司近年来多次深入台中、台南、高雄、嘉义、台东、花莲、苗栗等地的社区,街头开展听友问卷调查,并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在东南广播公司《听众调查问卷》中,在收听调查“你喜欢听的新闻故事”一栏,选择“两岸情感婚姻”、“登陆创业经历”、“青年专才成长故事”、“最美新闻人”的听众,分别占46.3%、23.7%、11.9%、18.15%。“两岸情感婚姻”故事,以压倒性的优势,位列受众收听倾向的首位。
这或许与海峡两岸民间热络的通婚现象密切关联。据国家民政部统计,1989年,大陆首例涉台婚姻在厦门登记至今,已有超过36万对两岸配偶喜结良缘,并以每年一至两万对的速度增长。依据收听调查数据,《两岸一家人》策划人员进行综合分析、研判,最终确定《两岸一家人》的节目方案。节目大规模聚焦“海峡夫妻”这一特殊群体,讲述两岸亲情故事,聆听他们的心声诉求,传递祖国大陆的关怀,在两岸间传递亲情、同胞情、民族情。
二、重视节目的选题构思设计
2014年春节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一行时,提出“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这一传播核心,《两岸一家人》在选题策划、素材筛选上下足功夫。通过对众多两岸配偶家庭深入的走访、调查,采集了大量生动翔实的故事,客观记录60多年来海峡两岸婚姻家庭的变迁和民心交融的历程。
经过栏目组记者的精心制作,一个个充满温情的故事,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呈现在受众面前。或催人泪下,或引人嗟叹,或发人深省,或振奋人心,让众多听众为之动容。如第一期《从老树连根”到“红花绿叶”———两岸婚姻这30年》,节目中讲述90多岁高龄的著名词作家庄奴与其老伴邹麟互为“手杖”,相依为命的故事,还讲述了一对“海峡夫妻档”———台湾著名歌手熊天平与大陆歌手杨洋在歌声中相识、相知、相恋的浪漫婚姻;第五期节目《一家三代的两岸奇缘》,讲述海峡两岸和平促进会会长李正忠父母、自己、及其子女三代人割舍不断的两岸姻缘,故事极具代表性和冲击力;第十八期节目《爱在金门———围头新娘访谈录》,讲述福建对台军事前线,被称为“海峡炮战第一村”的晋江市围头村与一水之隔的金门县,昔日的“冤家”如今结成“亲家”,曾经的“炮手”亲手将女儿嫁到对岸的故事。历时半个多世纪、跨越三代人的婚姻家庭故事,见证着两岸从战争走向和平,从对抗到合作,从误解到理解,从分离逐步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
三、节目编排中的受众本位思想
单就广播媒体的传播形式而言,传统广播其传播是“单向”的,是单纯由广播传输信息及受众“听”到信息这两部分内容组成的人。[1]但是随着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类信息技术的高速迸发,如今的广播早已改变了“单向”传播的模式,实现了广播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新闻热线、短信平台、现场直播、嘉宾做客、网络互动等等衍生方式、互动方法层出不穷,赋予了广播媒体更多的内涵与意义,也实现了其自我功能的更新与丰富。如《两岸一家人》第二期“爱在燕巢”,本期节目的视角定位在众多由内地嫁到台湾并在此安家的“陆配”,通过对“全台家庭楷模”吴明辉的两岸婚姻家庭故事的引入,表现了三十多万名“陆配”在台湾遭遇水土不服、彷徨、不安之后,奋发打拼、自强自立,最终融入台湾、爱上台湾的过程。为突出主题,节目创作者们在新闻资讯编排上狠抓“短、实、新”,凸显大陆对台广播服务台湾基层民众的特性。尤其是“你问我答”这一环节,主持人面对面回答台湾听众提出的问题,对两岸婚姻家庭生活中诸多繁杂的规定、手续、事项进行调查核实、梳理和简化,让两岸配偶听得清楚、明白。
此外,在节目的主框架之下,《两岸一家人》还设立了“585情感专线”、“585空中鹊桥”等子栏目,通过电话连线、婚姻家庭当事人现身说法、两岸电台主持人互动、主持人与听众互动的形式,以客观、平实、亲切的口吻,讲述生动的人物故事,客观记录海峡两岸婚姻家庭的变迁和民心交融的历程。
四、多业态“打包”拓宽节目的传播渠道
依托传统广播的传播渠道,《两岸一家人》栏目,通过东南广播公司AM585、AM1008频率,以及“东南在线”网络电台,同步向台湾和福建播出。并在台湾协作方“好事联播网”等七家调频电台“落地”播出。电波理论覆盖人口超过6000万,在两岸受众及传媒中引发较大反响和关注。
除了在传统电台造势播出这档节目之外,东南广播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手段,加强加大传播力度,在东南广播公司的微博平台、手机微信客户端“AM585东南广播”以及东南广播的网络平台,通过音视频、文字、图片等方式推送这些节目。特别是在手机微信客户端“AM585东南广播”里,每天更换不同的《两岸一家人的故事》,吸引了十几万多用户点击。该平台依托东南广播公司优势节目资源,凸显“海峡特色”,在平时就向用户及时推送两岸政治、经贸、文化与人员往来的最新动态,以及台湾社会生活中的新鲜事、奇人奇事,在用户中引发广泛的共鸣,积累了大量的用户。目前关注度呈直线上升之势,显示传统对台广播媒体在互联网世界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和魅力。
新媒体的推送,进一步延伸《两岸一家人》的传播效果。节目开播之后,东南广播公司借力自身APP平台,进一步向互联网推介优质的节目资源和信息。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四大门户类网站,纷纷转载报道、推出各类文章宣传节目,点击量、阅读量庞大。可以说,新旧媒体之间的强强联合,为传统广播媒体的信息传播开辟了新的渠道,为节目带来了更多的受众及关注,无形之中扩大了节目的影响力,也更好地履行了自己作为传播媒介的社会职责。
五、加强技术革新,提升品牌影响力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广播媒体的发展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更为其奠定了夯实的基础。在全新技术的发展与支持下,广播媒体的传播渠道、传播手段不断扩充,整体上已经实现了以“综合运用无线技术、多媒体技术、新媒体平台”为特征、以随时随地、互动交流为技术发展基本目的的广播系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广”播。[2]《两岸一家人》栏目自开播之日起除却固有的频率资源外,更实现了与电视、通讯技术、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以及平面媒体的相互融合,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信息发掘和利用的空间。数字网络化的媒介拓展、节目便捷制作、影音传输等方面技术的运用,不仅为传统广播在全媒体时代的创新突围提供了有效的策略,更促进了产业间的相互融合,使其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广播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交流以及受众反馈变得更加直观清晰———位于台湾嘉义市的嘉乐广播电台,每到《两岸一家人》节目播出时段,听众互动电话激增;东南广播的听众热线及微信互动平台上,台湾听众的电话、短信及留言不仅彰显了其对节目内容的认同和感触,还直接表达了在制作方面的建议和想法,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广播媒体的全民互动,实现了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优势整合和良性利用。[3]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媒体浪潮的推动下,广播媒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所以,广播媒体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在节目形式、节目内容、技术运用以及载体拓展等方面实现创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能占据一席之地。《两岸一家人》节目作为涉台广播媒体实践创新的成功作品,其在内容上彰显了丰富的人文情怀,是近年来传递两岸情感理念、构建社会和谐氛围的佳作之一;从形式上看其充分改变了传统广播单向式的传输方式,实现了互动交流平台的拓展与创新。可以说,《两岸一家人》节目的成功推出,为全媒体时代的对台广播媒体创新探索了一条新的路径。
注释
1[1]朱奕安,张柏林.媒介融合时代广播媒体发展策略研究──从郑州人民广播电台打造全媒体“新常态”谈起[J].中国广播,2015(5).
2[2]朱家柏.城市广播:借助与新媒体的融合展翅腾飞[J].声屏世界,2015(5).
两岸新媒体教学改革 篇7
一、分析研究方法
(一) 媒体选择
之所以选择《人民日报》和《中央日报》作为这次分析的样本来源, 是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 它的言论代表了我党和我国政府的立场与态度, 同时也最能代表我国党报的报道水平, 而台湾《中央日报》是台湾国民党创办的报纸, 它最能传达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及部分台湾民众的声音。
(二) 时间界定
为了考察两报在议题、时效等方面的安排, 本研究选取两报在2008年10月15日到2008年11月15日的报道为考察范围, 分别统计两报在会议前中后的报道情况。
(三) 分析单位
上述报纸在第二次“陈江会”之前、期间、之后报道的任何相关信息, 人物新闻、表格、新闻图片、随笔、评论等, 都列为分析样本。每一条报道为一个分析单位, 其中, 为了统计方便, 除了图片独立统计外, 包括表格在内的其他类型的报道均归于文字报道范围, 一个表格计为文字报道一篇, 纯粹的图片报道计为1条文字报道外加1张图片。主要分析变量有报道数量、报道形式、消息来源等。
二、报道分析及相关讨论
(一) 报道量
1、台湾《中央日报》
(1) “江陈会”相关报道中的议题分布
因台湾《中央日报》没有特定的版面设计, 故本研究在其网络报的各大版块和栏目中分别检索“江陈会”, 以下图表为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 台湾《中央日报》在对“台北两会”的报道中对图片的应用是比较多的, 每一版块或栏目的图片数量几乎都占总报道数的过半以上;而报道内容则集中在热门话题讨论、两岸交流方面, 其次比较关注的还有“江陈会”中涉及台湾财经、台湾政党要闻等方面的议题。
(2) “江陈会”前中后期报道量的比重变化
该统计以《中央日报》对两会报道数量最为集中的热门话题为对象, 考察“江陈会”在台湾《中央日报》每天信息报道总数中所占分量, 考察分为三个时段:会议前、会议中、会议后。
从表三可看出, 在“两会”的前、中期, 台湾《中央日报》集中火力进行报道。“江陈会”的报道比重占每天话题总量的绝大多数, 尤其是会议中期 (11月3日到11月7日) 《中央日报》697条的信息总数中, “江陈会”就占了591条, 比重高达84.80%。国民党立法委员邱毅对此现象调侃说, “这个星期是‘陈云林’周, 所以陈水扁这个星期可以放假。”我们可以看到, 在会议后期, 关于“江陈会”的报道比重大幅下降, 只占报道总数的13.2%, 《中央日报》的报道中心重新回归在“扁家洗钱案”和其他本土议题上。
2、《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
《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一般把有关于台湾方面的新闻分别放置于要闻版和台港澳侨版中。台湾新闻在《人民日报》所报道的新闻总量中比例本身不多, 因而关于“陈江会”的报道也就不像台湾《中央日报》那样充塞整版。为使得两报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仅统计“陈江会”相关报道在《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的台湾新闻报道总量中的比例。
表四是《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的总体报道情况, 从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出“陈江会”在台湾新闻报道总数中占绝大多数。从报道量上看, 《人民日报》在会议前、后期的报道量相对稳定, 没有出现《中央日报》会议前、后期报道比重明显下滑的状况。从图片数量和内容上看, 《人民日报》的图片使用量明显比《中央日报》少得多, 且其所刊登的图片也主要是在海外版。
由此可知, 两报对“陈江会”这一事件都高度重视。《中央日报》在报道量上明显偏向两岸交流、财经状况以及政党消息, 这很微妙地体现了国民党现在的处境:在野8年后重新执政的它面临着岛内外强烈要求改善民生经济的重大压力, 如何突破台湾发展的经济瓶颈是其考虑的重点选项。国民党方面对此依赖于通过改善与祖国大陆的关系, 促进两岸交流, 带动台湾经济发展, 所以在台湾《中央日报》的相关报道中, 两岸交流栏目的信息量最大;另一方面, 国民党还承受着来自岛内民进党绿营团体的质疑, 它又必须在促进两岸合作的同时兼顾岛内政治形势, 所以政党要务的报道也必不可少。《人民日报》相比《中央日报》来说并没有比较明显的偏向哪方面的议题, 它在会议前后的信息报道量相对平衡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我党自信稳定的主动态势, 而《中央日报》在报道量上的急剧变化则多少有点反映了台湾本岛的热闹多变。
事实上, 两岸之间的传播格局从1949年起至今经历了很多个发展时期, 双方在“主动”与“被动”之间此消彼长。如1949~1978军事对立与冲突时期, 大陆主动、台湾被动;1979~1987相互对峙互不往来时期, 大陆主动、台湾被动;1987~1999两岸民间交流协商时期, 大陆被动、台湾主动;1999~2008的僵局对立时期, 在2005年以前大陆仍旧处于被动地位, 台湾民进党屡发台独言论, 叫嚣所谓的“四不一没有”、“一边一国”, 而2005年以后, 大陆的对台传播则出现了新格局, 中央和地方的媒体共同介入, 而且在语气、态度、内容上都更为友好、正面、中性, 大陆这边更愿公开积极地谈论台湾问题, 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 并且不断地制造议题给台湾, 化被动为主动, 如《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以及此次的“陈云林访台”。
至于图片报道量上的差别, 这可能与两报的呈现形式有关, 相比《中央日报》, 《人民日报》是受到版面编辑等问题的限定的, 故它的图片数自然不及《中央日报》多。但这也不能排除两岸媒介一贯的风格差异, 大陆媒体的报道一般来说会比台湾媒体更为严肃慎重, 而太多图片的使用容易在视觉上产生活泼跳跃感。
(二) 报道形式
1、台湾《中央日报》
在《中央日报》的横向版块和纵向栏目中, 统计关于“江陈会”报道的文体形式, 结果如下:
《台湾聚焦》:综合报道4篇;大陆国际:综合报道1篇;
《海峡视点》:特稿5篇、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文1篇、本报社评3篇、中国时报社论2篇、联合报社论2篇、经济日报社论1篇、中华日报社论1篇;
《台湾财经》:整理稿件8篇、综合报道30篇;
《大陆经济》:综合报道2篇;
《股汇理财》:图文报道/中央社1篇、综合报道5篇、整理稿件5篇;
《影视天地》:综合报道1篇;
《热门话题》和《两岸交流》:整理稿件475篇;综合报道207篇;
图文报道:中央社4篇、中新社2篇
《政党要闻》:综合报道1篇、整理稿件31篇、报道1篇、整理报道1篇;
《两岸房市》:整理稿件2篇;《教育艺文》:综合报道2篇;
《走遍台湾》:综合报道3篇;《两岸头条》:整理报道5篇 (其中, 《中国时报》2篇、《联合报》1篇、《经济日报》2篇) 。
可以看出, 《中央日报》的报道文体是以综合报道和整理稿件为主的。综合报道基本上都是中央社报道的新闻消息稿, 内容以本岛声音为主;整理稿件除了有部分本岛新闻消息外, 更有岛外观点的摘录, 如文中多有“中央社柏林专电”、“中央社首尔专电”、“中央社东京专电”、“据大陆中新网报道”, “丹麦最大报纸《玉兰邮报》社论指出”等字样出现。《中央日报》的报道文体还有小部分评论文章, 其引用的评论文章多来自台湾本岛泛蓝媒体 (《中国时报》、《中华日报》、《联合报》) , 中间媒体 (《经济日报》) 以及外媒《新加坡联合早报》、《美国华盛顿时报》等。
2、《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
10月15日到11月15日, 《人民日报》对“陈江会”的43篇报道主要集中在要闻版, 小部分在政治新闻版、政治文化版和综合版。报道形式以新闻消息为主, 此外还有通讯、评论文章等, 分别来自北京和台北。新闻消息多数是自采, 报道中有一定数量是在介绍台湾方面的状况。此外, 评论文章对不同背景的作者的观点采用也较多, 报道中常有“据台湾媒体报道”等类似字眼出现。如11月6号在报道《四项协议对台湾经济影响乐观可期》一文时, 文中便有“岛内《工商日报》今天在题为《在台总部再添200家》的报道中说……”, “淡江大学中国大陆所所长张五岳教授在今天的《联合报》撰文指出……”等岛内舆论声音。
总的来说, 两大党报在报道形式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区别。它们在新闻来源上皆偏重自采, 大多数报道都是本报记者所写, 但在除此以外的其他份额中, 台湾《中央日报》重视岛外声音的采集, 采集对象包括大陆及国际社会;而《人民日报》则偏向对岛内各界声音的听取和反馈。“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两者在新闻产制过程中, 扮演了‘共同建构’的角色, 两者可能以合作或敌对等方式, 竞相争取对社会真实的唯一诠释角色。” (1) 《中央日报》和《人民日报》在新闻源上的异同都是为了构建双方各自的所谓“真实”。《中央日报》注重岛外 (尤其是欧洲国家、日韩等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等) 声音采集的做法, 这在一定层面上也是台湾对其国际生存空间的关注。《人民日报》重视岛内声音的报道, 则是中国共产党想更加了解台湾、倾听台湾的意愿的体现。
其次是报道文体方面。《中央日报》和《人民日报》的报道体裁都以新闻消息为主, 相比而言, 《人民日报》的报道题材稍微多些, 有特写、有通讯、有评论等, 报道风格也更为多样, 如10月30日《人民日报》在报道《‘陈江会’引期许》一文中便借用了电视报道的连线形式, 让大陆一方记者与驻台北记者互相问答。这样, 在一篇新闻当中便容纳了两方面的信息, 有助于产生嫁接优势 (“嫁接”是指一篇新闻由不同地方的两位记者采访, 然后由编辑进行组合) 增加了新闻信息的深度与广度不说, 又有助于党报转化同质新闻。
(三) 报道内容
纵观两报相关报道可以发现, 两报在报道“台北两会”中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 均有报道财经、交通、政治、历史、成果、谈话内容、氛围等各方面的情况, 但其侧重点明显不一样。
《中央日报》的报道倾向于政党消息、财经信息和两岸的交流, 且报道十分琐碎, 对会谈的细节问题较为考究, 从谈判团拿的行李的款式到陈云林穿的皮鞋的牌子到陈江两位夫人的打扮等等;在议题设置上则一面强化“两会”的正面积极意义, 一面报道绿营的抗议行为, 两者在话题上成一小对比。以11月3号陈云林赴台首日为例, 据统计, 这一天《中央日报》两岸交流版面有121篇相关报道, 其中38篇是关于民进党的质疑言辞。也就是说, 反对声音的信息报道量约占31%。在这些负面的报道内容里, 有直接描写绿营如何暴力围攻的, 如《江陈会/陈云林来访绿营突破封锁拉布条抗议》, 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直接向大陆抗议的, 如《江陈会/蔡英文力邀向大陆呛声吕秀莲:义不容辞》;有法轮功分子如何闹事的, 如《江陈会/台泥大楼前法轮功人士抗议》, 也有台湾政府是如何处理暴力冲突做维安工作的, 如《江陈会/四名绿营议员赴圆山会勘与警方爆发推挤》等等。可以看出, 一方面《中央日报》用了1/3左右的版面报道负面消息, 另一方面又用2/3的版面对国民党政府如何保护大陆代表团做了翔实、细致的报道。这样做的原因有:《中央日报》作为党报, 它代表的是国民党的立场。对国民党来说, 这次“台北两会”既是中共首次率团赴台磋商, 更是国民党改善政绩的一次机遇, 一方面它想促成两岸的进一步交流, 获得大陆的更多支持;另一方面又不能让绿营的人抓住把柄。因此, 《中央日报》在报道上采取折衷处理的办法, 尽量地客观描述, 内容上正反面皆有, 信息量上轻重权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国民党在两岸问题上的处境和态度。
而《人民日报》除了对“台北两会”的进程、内容进行报道以外, 其余的篇幅则集中在对历史、对将来的描述上, 内容更为声情并茂, 这一点可从大篇幅的新闻特写、评论信息中看出来。值得注意的是, 在《人民日报》对“陈江会”的相关报道中, 负面新闻极少;而且它更关注的是台湾本岛的声音、台湾本岛媒体的报道。这两点和《中央日报》显然不同。以11月3日到11月8日为例, 据统计, 在这6天中, 《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对“陈江会”的相关报道共56篇, 其中负面新闻只有11月7日的两篇, 在整个报道总量中仅占3.6%。而且这两篇相关报道还是安排在报纸版面中的不显著位置, 所报道的内容也只是发生在11月5日晚间的事情。报道时间足足延后两天不说, 对闹事细节的语言描述也无非就两句话——“民进党一些公职人员纠集一些民众在宴会举办地聚集滋扰。在台湾警方调动警力维持秩序后, 代表团一行于6日凌晨返回下榻的圆山大饭店。”很明显, 读者无法从这两句简短的报道中了解到当时的具体情况。这是“两篇负面报道”中消息篇的情况。另外一篇是评论, 此评论所占的版面要比消息篇大得多, 评论的作者是台湾的某电影导演、资深政治评论家, 评论的内容是对民进党的批评。
从中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希望给读者呈现的是:两岸磋商一切正常的景象, 民进党的抗议阻挠是非主流的, 是没太大影响的, 这些所谓的不和谐音只是插曲, 就连岛内的主流人士都在批评。这样的议题内容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了大陆一方对创造两岸光明前景的信心及魄力。
(四) 报道的标题、图片
1、标题
本文拟用框架分析的方法对两家报纸11月3日到7日“陈江会”期间所报道新闻中的标题内容进行分析。新闻框架理论认为, “新闻报导是框限部分事实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社会事实的过程” (2) 。框架分析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闻报报中蕴涵的主题和刻意突出的因素。
分析表五的数据, 可发现《人民日报》对于事件的整体报道明显多于《中央日报》, 而对事件的过程、细节的报道两家情况则相反。由此可见, 《人民日报》善于在宏观上做文章, 不喜欢“就事论事”, 它突出的是“面”上的把握, 而《中央日报》则重点突出细节、多方观察, 将与事件有关的方方面面都纳入报道的视野范围, 强调的是“点”上的考究。
2、图片
在图片的刊登上, 台湾《中央日报》明显更多且均为彩色, 图片内容多数是政治领导人物的会面照、活动照。相比之下, 《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的图片数量少得多, 而且在其有限的刊登图片中, 关于“两岸领导人的会面”和“台湾地标建筑”等均采用黑白照形式, 而对两岸民众的互动交流图片和双方互赠的动物图片则采用彩色照片形式。
新闻摄影是报纸重要的传播手段, 图片数量和颜色的采用往往体现着一家报纸的报道风格和价值取向。从审美的角度品评, 彩色照片的优势和魅力基本上属于再现自然美, 是再现客观真实的形态;而黑白照片的魅力、韵味属于抽象表现的美, 优秀的黑白照片往往更能激发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也就是说, 彩色照一般能给人更多的现场感, 它有助于再现现实;而黑白照则给人较多的积淀感, 它有助于唤起情感。在彩色、黑白照片共存的今天, 并非一切新闻都适于彩色表现, 也亦非所有新闻均宜于黑白图像传播, 这取决于媒体的表达立场及其想表现的题材意识。
从台湾《中央日报》所有的图片报道均采用彩照形式看, 很明显它突出的是两岸之间的现状、两岸政治人物之间的“和解”, 这或许是国民党表现其两岸政策是行得通的, 是受到大陆这边支持的, 从而更牢固拉拢台湾亲蓝人士和中间人士的一种形式。而《人民日报》对两岸相关领导人及其建筑采用黑白照形式, 显然传达的是两岸之间的情感渊源, 突出的是一种对同宗同源的海峡两岸隔离数十载的感慨, 表现的是对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所做的历史印记。除此以外, 《人民日报》也同时在强调两岸之间如火如荼的互动现状, 这直接体现在它对两岸交流的图片所采用的彩照形式上。
三、结语
政治报道是党报的“当家菜”, 也是党报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如何打造政治报道新的亮点、看点和卖点是党报面临的新课题。在这一点上, 两岸党报做得都比较好, 在对“陈江会”的相关报道中均注重从各自的角度搜罗多元资讯, 提供深度分析专论, 在形式上也都力图丰富创新。虽说两岸媒体在报道的侧重点、关注点上有所不同, 但它们的报道对增进两岸交流、推动两岸关系更好地发展势必将起到良好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