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障碍性因素（通用5篇）
运行障碍性因素 篇1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地方保护问题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比较普遍。这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也不利于整体经济和谐发展。消除地方保护是大家共同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的现状
目前, 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直接控制外地产品销售数量, 提高外地产品的准入条件, 如增加行政性收费或者设置技术壁垒;二是价格限制和地方补贴, 采取行政性定价, 提高外地产品的价格;三是通过工商质检手段的歧视, 以加强市场管理和质量监督为由, 对外地产品实行超标准的报检和检验制度;四是非正式的无形限制, 如地方法规、会计制度、采购渠道、工程招投标以及司法部门的袒护行为等。
在调查中发现, 烟草、酒类、化肥、电力和农产品等五类产品是地方保护最为严重的产品。
二、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及其博弈分析
1.地方保护主义的体制原因。
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本位利益的驱动。在现行体制下, 任何一个区域都是利益主体、经济主体和管理主体的统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的格局使地方政府从动机到手段都具备了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动力和条件, 同时现行干部考核制度也强化了这种本位利益。地方保护主义的本质是地方利益的保护。地方作为利益主体主要有三方面的利益:一是地方居民利益的需要和满足;二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三是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本部门、地区、单位和个人成就感和政绩的需要和满足。再者, 在现有的集权政治体制下, 地方层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中央对地方监督的失灵。
2.地方保护产生的博弈分析。
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可以通过博弈分析得到进一步证实。建立2×2的博弈模型, 选择两个相互竞争的地区, 假定地方政府是以本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 假定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对具有宏观效应的政策作出的选择, 策略空间只有两个选择:保护和不保护。假定地区1和地区2都是理性的, 地区1在某一产业上的市场竞争力强于地区2.初始状态下, 两个地区的利益分别用U1、U2表示, 地区1和地区2的地方保护成本分别为C1和C2, 该成本主要包括各种人力和资金的投入及可能遭受的风险损失, 违反国家法律政策承担的责任, 各种不良影响和后果等。由于地区1具有竞争优势, 因而更倾向于采取开放市场的战略 (用字母O表示) , 作为对应, 如果地区2开放市场, 将被地区1侵占的市场数额为KU2, 相应的支付组合为 (U1+KU2, U2-KU2) ;如果地区2实行地方保护战略 (用P表示) , 市场份额将不会被地区1侵占, 相应的支付组合为 (U1, U2-C3) 。假定地区1也实行地方保护, 无论地区2实行何种战略, 市场都不会被侵占, 相应的支付是 (U1-C1, U2) 和 (U1-C1, U2-C2) 。只要KU2>C2成立, 地方政府执行保护主义政策就有利可图。因而KU2>C2是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这是一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假定地区1先行动, 它肯定是开放市场, 于是有了以下的博弈图表:
假定地区2先行动, KU2>C2成立时, 地区2肯定会实行地方保护战略。于是有了以下的博弈图表:
图1的精炼Nash均衡为地区1开放市场, 地区2在这个两阶段博弈中的最优行动规则保护市场, 但是这个均衡不满足动态一致性;如果地区2在地区1实行地方保护的情况下选择开放市场的战略, 地区1在下一阶段博弈中会采取开放市场的战略, 博弈就转化为图1中的路径 (1) - (2) : (U2-KU2, U1+KU2) 。所以理性的地区2的最优战略是保护市场, 即无论对方怎么行动自己都选择实行地方保护。图2的子博弈精炼Nash结果是:地区2保护市场, 地区1开放市场。地区2首先行动, 其最优的选择是实行地方保护战略, 阻挡竞争对手的进入, 地区1的最优战略是开放市场, 尽力去获得更多的利益。总之, 无论谁先行动, 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总是选择开放市场, 处于竞争劣势的地区总是偏好地方保护。K值越大, 地方政府实行地方保护的愿望越强烈, C值越小, 地方政府越容易采用地方保护。现实中就产生了这样的竞争劣势地区总是出现地方保护主义。
三、地方保护主义对区域政策的阻碍
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不利于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 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尽快建立, 也是国家的宏观区域政策难以贯彻落实的主要障碍。因此, 分析地方保护主义对政策的制约作用, 并提出创新的相应对策是十分必要的。地方保护主义无论是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是地方经济的发展都有严重的危害, 尤其是对贯彻中央的宏观区域政策形成障碍。
1.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国家区域产业政策的失灵, 造成产业结构失调, 在地方保护主义指导下的地区“最优战略”必然导致产业结构过度趋同。产业结构过度趋同的情况严重背离了地区分工规律和发挥地区优势的原则, 使各地区间的重复布点、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的情况日益严重。生产资料不可能合理流动, 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 这样还不利于淘汰过时的产业, 不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变的实现。
2.地方保护主义导致恶劣的“土政策”的出台, 使中央宏观区域政策失灵。高层政府和低层政府的冲突可以表现在各类经济政策上, 尤其表现在下级对上级经济政策无意的曲解和有意的歪曲上。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除了动力和实现手段条件外, 还有管理体制上的原因, 即我国市场机制发育不充分, 市场管理行为不规范。由于竞争不充分, 社会平均利润率没有形成, 产业间的利润率差异较大, 使从事不同产业生产的地区间在社会分工中所取得的利益不对称。在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 各自为保护自己的不对称分工的利益而倾向于地方保护的选择。
3.地方保护主义还导致区域政策环境的恶化, 影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区域政策地方保护主义还会导致外部经济日益严重, 市场经济环境恶化, 严重阻碍国民经济宏观的正常管理。由于地方保护, 一些技术水平低、污染严重、安全条件差的小企业“死而不僵”, 造成严重的水资源、生态环境污染, 破坏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地方保护主义屡禁不止,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地区利益障碍的存在及政府间博弈行为造成的。
四、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措施
1.推动国有企业制度创新, 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根基。
用制度性政策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 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本性措施之一。要加快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改革。除了为数不多的确实需要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 其他国有企业都应向股权多元化的方向转变。
2.推动政府机构改革,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用制度性政策改变政府对经济事务介入过深、干预过多的状态, 规范政府职能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定位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实施宏观调控、实行市场规则、完善市场服务、改进收入分配、提供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加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政府的经济工作重点应当放到公平竞争、保护和鼓励技术创新, 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等方面。
3.实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引导地方良性竞争, 实行差异化战略, 这是遏制地方保护、协调地方政府关系的良策, 需要中央政府为各地区提供平等政策。
4.改革税收制度。
首先, 征收环节从生产环节转到消费环节, 使得本地政府从保护本地企业的生产向鼓励全国各地产品在本地消费;其次, 要调整税费关系, 规范政府收入, 对于具有税收性质的各种基金和收费, 通过立法实现“费改税”, 确定需要保留的短期性收费, 要纳入国家财政预算, 进行统一管理, 其余收费全部取消。这是打击地方保护的重要举措。
摘要：地方保护主义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资源配置效率, 直接影响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遏制地方保护主义, 发展市场经济, 应推动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改革税收制度。
关键词：地方保护主义,博弈,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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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玉华.论地方保护主义的本质及其遏制策略[J].政治学研究, 2005 (4) .
运行障碍性因素 篇2
摘要：只有通过有效的课程政策执行，才能保证课程政策目标的实现。在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若干障碍性因素，执行主体是课程政策执行中的首要障碍性因素。导致课程政策的低效、无效与失真，优化课程政策执行主体行为，是使课程政策有效执行，达成课程目标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新课程政策；政策执行；障碍性因素；课程执行主体
中图分类号：G42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09)04-0071-03
课程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是指导课程行动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具有对课程发展的导向功能、控制功能、协调功能和象征功能。课程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直接影响课程价值的实现与课程目标的达成，是关系到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中介环节。
一、新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偏离”现象透视
将有效的课程政策方案付诸实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线性发展过程。只有通过有效的课程政策执行，才能保证课程政策目标的实现。有政策科学研究者调查发现：在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在课程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课程政策执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即课程行为与课程目标发生偏离的现象，出现课程理想与课程实践的落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课程政策执行中长期存在着的一种普遍现象。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行“三级课程，三级管理”的课程政策，由以前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课程管理政策，走向国家、地方与学校三级分权的发展。但是在实际的课程执行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非但没有得到有效克服，似乎反而还有加剧之势，和“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成为鲜明的比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课程政策执行现象就是一种对课程政策消极应对策略，主要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课程执行主体仅做表面文章，“阳奉阴违”，没有一种务实的态度和行为，具有目标的偏离性、内容的失真性与行为的隐蔽性等特征。
课程政策作为公共政策执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常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执行活动“偏离”政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某些“偏离”是适度的，有些“偏离”是过度的。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离”并不都是消极的。有些可能是课程制度的创新，发挥创造性执行课程政策，是对目前课程政策目标的“创生”，是更好的政策实现与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适度“偏离”达到了与政策实现的统一，使政策执行结果在整体上符合课程政策目标，这是积极适度的课程政策“偏离”；然而，如果政策“偏离”是政策规避，或许是部分实现了课程政策目标，或者完全背离了课程政策目标，政策“偏离”与政策目标实现形成对立、冲突。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利益”的驱动，从某种程度上说都遵循博弈论的基本原则。《学校课程管理指南》中明确规定：“学校要严格执行上级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文件，确保国家课程计划与课程标准的严肃性，杜绝随意增减科目或课时、随意提高难度或降低要求的现象”。但课程方案在实际执行中却仍然出现课程门类明显偏多、规定课程开设不全、教学时间严重超标，最多比最少高出一半、语数英占绝对优势，初一英语高规定一倍、综合实践难以保证、校本课程内容单一等具体问题。
课程政策对课程运行起着十分重要的规范、调节和约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达成课程目标、协调各种权力和利益关系，要求课程执行共同体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行动准则与规程，有利于确立课程秩序，是课程发展的理性诉求。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表面化、虚假化和扭曲化的政策“异化”现象，造成课程政策执行的低效、无效或失真。这些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几种现象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的，是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异化的“丛生现象”。
二、新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因素分析
课程政策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政策，课程政策的执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影响课程执行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课程政策方案通过一定的程序取得合法地位以后，便进入具体执行阶段。本文建立在课程政策本身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地位的前提下，探讨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课程执行主体因素，而对课程政策本身不予讨论。课程政策执行，就是在课程政策制定完成，即合法化过程之后，将政策规定的价值、目标、内容变成现实的过程，是为实现政策理想而重新调整课程行为模式的现实动态过程。现实的课程实践表明，某些政策付诸执行之后，并不能取得相应的政策效益。因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相关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因此，研究影响课程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方式和作用结果，有助于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消解障碍性因素，保证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课程政策都是由一定的组织、机构及其成员执行的，执行主体是课程政策执行中的关键性因素。课程政策的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往往具有不一致性，很大程度上不是完全同一的。课程政策的有效执行首先建立在执行主体对课程政策的认同上，在认知和理解基础上形成的课程信念。课程政策执行主体如果不能准确把握政策的内涵与精神实质，无法理解课程政策的目标、内容、原则和界限，以及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在政策传递和执行过程中发生偏差与偏离，使课程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对课程政策的认知和理解涉及课程执行主体的课程素养问题，主要是课程执行的相关知识、能力问题。课程执行主体的课程执行能力和水平，要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与管理能力。课程政策执行主体的专业素质决定了执行主体在执行过程中对课程政策的解释权，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和有权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在课程政策预留的弹性空间内发挥自己的专业自主权，避免在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偏离课程目标，结合课程实施灵活地执行政策，避免“失范”行为的发生，执行主体的水平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课程政策执行的现实中发现，一些执行主体(越是实践基础，情况愈是严峻)，缺乏对课程政策本质的理解，相关知识能力储备不够，水平低下，最终导致政策目标不能有效实现。这种政策执行主体的“政治人”身份要求它作为国家课程意志的代表，要从课程发展的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去理解和贯彻执行课程政策。但是在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也会有自己特定的利益诉求。课程政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课程价值、利益与资源的再分配。如果在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危及到执行主体的既得利益，课程政策会遭受到他们或多或少、或名或暗的抵制和歪曲，预留的课程政策弹性空间就会成为他们谋求和保护自身利益提供方便的“庇护所”。当课程政策执行中出现国家、地方和学校的利益同执行主体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阻碍了课程政策的艰难执行。执行主体的这种“经济人”身份，促使其理性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加大了课程政
策执行的代价和风险。课程政策执行主体问题是课程执行过程中的首要障碍性因素。
三、优化新课程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策略
正确地实现课程政策的有效执行，是课程运行过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对课程政策执行的障碍性因素消解，其中关键性的策略就是课程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优化。课程政策执行本质上是由政策执行主体的一系列相关行为构成的一种复杂的活动过程。课程政策执行主体行为，对课程政策的有效执行影响非常大。课程政策的主体问题是解决课程政策的归属和制定问题，课程政策主体可以分为国家主体、社会主体以及个人主体。这是从课程政策制定主体的角度来探讨课程政策主体问题的。我国课程政策执行并不是单一的主体体制，由于决策主体的多元化，我国课程政策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优化课程政策的执行主体行为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促进课程政策认知与认同
课程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课程政策执行主体对所推行政策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的，而课程政策执行主体对课程政策的认同和接受又是以其对课程政策的准确认知为基础的。在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课程政策执行主体执行政策的首要环节就是对政策内容的正确认知与认同。课程政策执行主体只有对政策内容和精神实质有正确的认知与认同，才能更好地正确理解政策意图，才能形成正确的政策态度，才可能会有符合政策目标的执行行动。所以，课程政策认知与认同是政策执行行为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首要环节，影响课程政策的接受和有效执行，有利于优化课程政策执行主体的课程行为。
(二)赋予课程执行主体的课程权力
课程政策的有效推行与课程政策执行主体的课程权力是密不可分的。“课程权力是根据一定目的来影响课程行为的能力，也是一种权威性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可以在课程方面造成某种特定的结果。课程权力的分配问题是课程政策的关键所在。”教育政策法规和课程政策是课程政策执行主体获得课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比如中小学教师课程权力的合法性就是教育法律的授权与国家课程管理政策的调整。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赋予课程政策执行主体更多的课程权力，权力的赋予是课程政策“增能”的必要前提。在国家课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执行主体可以对课程进行研究、开发与实施，在课程推行过程中参与课程变革和课程活动的一切个人、组织与机构都应是课程权力的主体。《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提出：“为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改变了原有传统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模式，创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课程管理制度，增强了课程对地方、学校与学生的适应性。并规定国家、地方与学校拥有相应的课程职责与权利，强调中央、地方与学校等拥有一定的课程权力，各司其职，并力求将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课程执行的有效合力，增强课程权力下放与分权背景下的课程执行主体的课程参与意识与能力。课程政策执行过程，既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权力关系的重构过程。在课程政策执行链条上，不同执行主体的权力关系的重构是化解课程矛盾、解决课程问题的行动策略。赋予课程执行主体的课程权力，权力的合理分配与作用发挥，是课程政策有力推进的重要前提。赋予课程执行主体的课程权力是为了增强课程政策执行主体执行课程政策的能力，即“赋权增能”。
(三)增强课程政策执行主体的课程执行力
增强课程政策执行主体的课程执行力的前提是提升课程政策执行主体的课程领导力，这是从课程管理走向课程领导的必然要求。传统的课程管理依靠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监控、监管，采用管理中的技术因素，是一种层级制的管理模式。而课程领导强调课程执行主体的创造力，而是一种课程“引领”，强调主体的课程自主性、参与性与互动性。所以，提升课程领导力，是课程政策执行的必备能力，包括对课程的科学规划、管理、组织、决策与评价等方面的能力。课程政策执行主体成为课程理念的传播者和浅行者，实现课程理念的创新。课程政策执行主体的课程领导力，不是基于传统行政权力的制度性课程权威力量，而是整合各种课程力量形成的“合力”，是一种课程发展的专业性课程权威力量。课程执行力就是指课程政策执行主体(主要指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教师)执行课程政策的能力，是促使课程运行更加合理、有序、有效的课程发展能力。课程执行主体的课程执行能力很大程度决定着课程政策目标的有效达成，影响课程变革的范围和程度。在课程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对课程政策抵制、阻挠和被动适应的现象，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政策执行主体主观的态度和愿望所导致的，也不是政策执行主体自信心和意志力不强使然，而是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的素质、能力的低下与不足而形成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局面。好的课程政策执行需要人们的动机支撑，执行主体的政策执行能力更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强对政策执行者的专业培训，提升其课程执行力，使课程政策的执行得到课程执行者的专业素质和能力的有力保障。因此，课程政策的有效执行，提升政策执行主体的课程领导力是核心，增强课程执行主体的课程执行力是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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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障碍性因素 篇3
关键词：学校,阳光体育运动,障碍性因素
1 阳光体育的发展现状
申玲发表文章《基础教育阶段“阳光体育运动”实施中的思考》认为基础教育阶段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存在的问题有:对体育教育缺乏重视;体育法规制度的贯彻监督不力;应试教育和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的影响;师资和场地器材的影响等。综合以上专家、学者的观点比较分析, “阳光体育运动”由于受到应试教育、学校阳光体体育实施不足和体育教师认识等因素的影响, 要完全按照“阳光体育运动”的内容来开展也不是易事, 特别是对于边远地区和农村的学校更是不切实际。
2 阳光体育障碍性因素分析
2.1 社会因素分析
近年来[3], 应试教育的阴影还没有完全离开社会, 一些家长把学生考取大学作为目标追求, 重智育、轻体育, 以学习好作为衡量学生发展的唯一标准, 不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的得与失, 急功近利, 创造条件为孩子补课、参加特长班, 不留一点时间与空间让孩子参加身体锻炼。很显然, 这样的氛围非常不利于“阳光体育运动”的全面开展。所以, 尽管国家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 一些学校也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应试教育依然存在, 而且使中学生们几乎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时间。这种教育环境, 成为阳光体育运动开展的制度性障碍。
2.2 学生自身意识因素分析
学生的自身意识主要表现在健身的意识不够强烈。
(1) 由于现代科技的发达, 各种网络游戏花样百出, 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一旦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活动时间, 便迫不及待的坐到电脑、游戏机旁, 对体育锻炼毫无兴趣。虽然有的学校给足了课余体育锻炼时间, 积极鼓励适当的体育锻炼, 可一些学生仍然无动于衷。他们对体育产生着误解, 认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会导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为自己的不锻炼进行“辩护”。 (2) 课业负担过重是导致学生健身意识不够强烈的主要原因。一个中学生, 过着“朝五晚九”的生活, 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 学生全身心投入的锻炼身体根本无法实现, 尤其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曾经的健身念头早被繁重的课业任务驱散, 已经没有了参与锻炼身体的心思。以上情况是学生体育参与意识淡薄的体现[4]。体育运动对人体的影响缺乏特异性, 但这种全身性的非特异性的功能能力的提高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却是其它健身措施和方法所无法达到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 体育运动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影响之大, 通过体育锻炼增强身体健康, 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2.3 学校体育工作的因素分析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与德育、智育并行不悖, 共同承担着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任。“阳光体育运动”是学校体育工作深入贯彻“健康第一”教学思想、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在“阳光体育运动”实施过程中, 一些学校表示会投入资金, 完善学生健身的场地设施, 全力促进该活动的开展。可是, 经过几年的实践, 并不见这些学校投入多少人、财、物来强化落实该活动的开展。因此, 没有必要把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作为拒不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理由。
2.4 体育教师的认识因素分析
“阳光体育运动”事关青少年健康、全民族的未来, 是一项系统的、伟大的工程, 必须深入、持久的抓紧、抓好, 体育教师是该项工程的主要参与者, 甚至是领导者、指挥者, 体育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 一些体育教师缺乏职业道德感, 只关心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 对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漠不关心, 根本不主动引导、组织学生课余体育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教师教育的失败, 是体育教师工作的失职。体育教师要把握好体育课堂, 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的兴趣, 因势利导, 传授学生日常锻炼的体育技能, 培养学生终生参与的体育锻炼习惯。
3 结语
(1) 影响阳光体育运动开展的障碍性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环境、学生自身意识、学校体育工作和体育教师等四个方面。
(2) 基础教育阶段, 应试教育, 在社会上仍然存在, 追逐升学率是各级学校的主要任务和核心目标, 课外体育活动时间被大量作业占用, 校外时间被家长的各种“加强班”占用, 社会体育又极少关注青少年, 这种学校、家庭、社会环境严重制约了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
(3) 体育教师要把握好体育课堂, 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的兴趣, 因势利导, 传授学生日常锻炼的体育技能, 培养学生终生参与的体育锻炼习惯。
(4) 要完全按照“阳光体育运动”的内容来开展也不是易事, 阳光体育必须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全面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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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障碍性因素 篇4
在现实中, 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并非预设中的良好。调研中发现, 在贵州某县, 当地有125家合作社, 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是一种框架, 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1) 而有的地方农民合作组织确确实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故此, 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原因进行探索, 但由于视角、立场和知识体系的差异导致观点不同。归纳来看, “多元因素混合共致观”占据主流, 该观点认为合作组织的运行受到同业竞争、市场力量、潜在替代者、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 组织外在环境也是很多学者思考该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区域文化环境、商业传统、政府重视程度、法律、社会发展环境、农村人口结构与社会认同的因素。“组织资源匮乏”也是一种归因所在,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物质资本资源对其成长影响最大, 组织资本资源也有较大影响, 而人力资本资源对当前合作社的成长影响并不明显 (郭红东等, 2009) 。而社会科学研究者多从农民合作组织的身份、内外制度建设、组织认同等角度考虑问题, 认为农村合作组织因身份尴尬、制度没有约束力、成员信任度不高等因素而遭遇发展障碍。
其实, 笔者在长期的实地研究过程中, 认为真正导致农民合作组织难以为继的原因在以往研究中并没有较好的探讨, 并没有明确回答“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为什么合作组织法律制度没有约束力”、“为什么其成员在充满期待的情况下难以对合作组织予以信任”及“为什么农民合作组织没有得到成员的足够认同”。如果没有较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农民合作组织就是一种松散的合作组织而非“共同体”, 难以促使合力的产生与发展, 更难以提高风险规避能力和拓宽获利空间。
一、趋利避害:农民合作组织存在与延续的唯一动力
在乡村社会中, 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生产生活行为背后有着独特的逻辑, 这种逻辑的起点为“生存”。其实, 这是任何人类社会类型中的共同之处, 却在我国乡村生产、生活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至于在很多执政者、城市人眼中是一种“保守”或“懒惰”等。从根本上来讲, 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一种韦伯意义上的“传统行动”, 在此基础上“利益最大化”和“避祸求安”的心态则一种生存理性。
1.农民利益与风险的权衡
在农业市场化、生产生活社会化等因素驱动下, 农民生计依赖很大程度促使农民经济行为的理性化和外向化。农民经济合作在不少学者看来是必然的, 而且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了回应。然而, 由于农民处于“商品小农”与“理性小农”之间, 还部分带有“生存小农”的特点 (徐勇, 邓大才, 2006) 。在此情境下的农民的求利欲望、积累动机是与风险之下的“担心”、“恐惧”相随的, 农业市场化导致农业成为“爱与怕的经济”。“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之上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有着很强的“安全高于利益的偏好”, 这种偏好在费孝通、黄宗智等人研究中均有所呈现。 (2)
据调查显示, 在农民农业生产过程中, 灾害、价格、销路、技术及品种都是风险来源, 这些风险一端关联着产品的产量与质量, 另一端关联着效益的实现。除了灾害外, 这些风险的来源都是乡村社会之外, 大多与市场密切相关。从市场中获取新品种、技术, 农民需要降低成本支出及新品种、技术的风险发生率, “利益”的实现与销路、价格密切相关, 影响着农业生产利益的实现与扩大。
2.趋利避害与农民合作组织存在、发展
在原子化的乡村农户与市场对接过程中, 农民处于不均衡的状态下, 超越农户血缘、亲属关系网之外的合作就成为必然。农民合作组织是连接市场与农户的中介, 对农民来讲, 降低成本、规避风险、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农民成立、参与合作组织的根本目的, 这也是农民合作组织存在、发展的基石。
农民加入合作组织之后, 农民的产业化所面临的风险就转化为组织风险, 但是农民的风险并没有消失而是相伴随的。因此, 在农民、组织及成员间要形成一套有效地风险应对机制, 并约束彼此在风险来临时的行为发生。与此同时, 合作组织成员及合作组织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 农民利益、合作组织利益都要有清晰的边界和分享机制, 必须“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无边界应用于实践, 造成单方或双方利益的受损。
3.风险转嫁与利益最大化
目前, 各地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在降低成本方面问题不大, 而在风险规避、利益最大化方面并没有很好的制度规范, 没有在农户、合作组织及市场间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因此, 在风险来临之际, 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民都要规避风险, 二者都有可能成为彼此风险转嫁对象。这样, 合作就无法继续。而在利益面前, 农民合作组织及其成员间该如何分配是合理的、有效的及能够被彼此所接受的, 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调研中, 我们经常发现, 一旦产品价格、销路转好, 除非合作组织价格高于市场主体, 农民就会将产品销售至其所在合作组织之外。如果农民在技术、品种等方面有更好的选择, 农民合作组织的处境也会很尴尬。这就是说, 农民合作组织必须在品种提供、技术服务、销路及价格等方面有优势才能吸引农民, 然而, 这样的现实需求对深受环境欠佳、资源缺乏、身份尴尬等因素制约下的农民合作组织来讲是不公平的。
农业产业化状况和其自身的身份地位、产品销售网络、品牌等因素, 甚至外在的社会认同度、金融支持及政策支持等因素都影响着农民合作组织“趋利避害”目的的实现, 威胁着农民的经济理性追求, 影响着“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之上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导致很多农民合作组织对外没有竞争力、对内没有吸引力。
二、制度构建:农民合作组织运行的保障
在农民合作组织运行过程中, 组织及成员的趋利避害行为及利益分享与风险分担机制、制度信任、组织认同都要良好的制度设计予以保障。良好的制度的意义在于清晰地界定行为边界、标准, 预见成员互动与资源交换的结果, “制度的关键功能是增进秩序”。 (3) 无论是政府、农民, 还是学者都认为制度是关键, 并为此构建了诸如产权制度、分配、治理结构及责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但从调研结果来看并非如此。有的合作组织制度非常简单, 有的农民合作组织制度停留在文本层面。内部约束力不强、制度成为摆设成是大部分农民合作组织制度的基本生态。
1.问题预见与制度设计
从目前农民合作组织形成的方式来看, 农民合作组织内部制度规范的构成有三种:第一, 内生性制度规范;第二是引入性制度规范;第三种就是混合性制度规范。内生性制度规范一般形成于农民自发的经济合作之中, 为了避免矛盾和产生摩擦, 合作参与者根据具体问题设立的, 体现了合作者主体意愿, 对化解合作中一般矛盾、维持简单的合作秩序, 以及保证合作者基本权益都具有实际意义。第二种制度规范多存在于外界力量如政府、企业促发农民合作组织之中, 以“拿来主义”心态进行简单的移植与复制替换;第三种混合了前两种制度规范, 一般存在于自发产生而后外界介入的农民合作组织之中。无论怎样, 由于起初对农民合作组织身份、结构、功能理解与认识不够深入, 参与者对风险规避、利益实现需求层次低, 相互间合作的频率和范围都很有限,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预见性, 所形成的规则内容简单明了, 导致制度适用性不强, 一旦风险来临或组织生态突变, 农民合作组织很难及时修正规则以应付突发变故。
2.共识、权利与制度构建
一个良好的组织秩序需要多元力量“共构”组织制度, 毕竟制度构建的完成反映了起码的共识及对利益结构的确认, 起着调节矛盾和规范行为的作用 (雷振文, 2008) 。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农民自己兴办的少, 外部力量介入多, 政府、龙头企业等诸多力量都会围绕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主导权”进行激烈较量和争夺, 将自己的意志输入到农民合作组织内部, “制度”是权力、资源之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争夺领域。另外, 我国农村合作组织法人权利没有被有效认可且各主体间产权划分不清晰, 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的归属没有明确的归属,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不明确, 组织内部成员的产权也不太清晰, 使得制度处于模棱两可的境遇, 导致组织本身及成员追逐利益和规避风险行为“无禁区”。与此同时, 成员更迭特别是经济精英的更迭, “共识”便会常处于“被破坏”与“重构”的变化之中, 而国家法律、政府政策供给的不足和社会认同度不高, 农民合作组织制度模式尚未成熟, 共识无法达成、权利无法得到确认, 这样, 制度的指向便一直处于动态之中, 成员制度信任的无法形成和组织认同的实现, 使得偏差行为的发生频率偏高和“纠偏”能力不强。
3.“形而上”的文本制度与现实中的非正式制度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 不能设想没有制度的组织, 制度是一个组织正式化的标志。在调研中发现所有的农民合作组织都有一套或繁或简的规章制度, 以证明该组织的有序化。其实, 这些制度只是形而上的文本, 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无论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指向秩序, 当正式制度无法发挥其作用时, 非正式制度就成为组织秩序的源泉。当一个非正式制度所构筑的组织秩序为良性时, 则是积极的, 如果是非良性的, 则可能带来负面效益, 不过这两种非正式制度都未引起学者与国家的足够关注。
三、信任转换:农民合作组织构建的关键环节
有些学者在论及农民合作组织现实遭遇时认为农民没有合作的传统, 甚至这种观点充斥于一些地方部门解释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不力的话语之中。 (4) 这种观点在社会学家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农民不仅有合作的传统, 而且互助合作种类繁多, 不过这种农民合作的范围也基本上限定在自然村庄内部, 主要基于村庄的历史传统。然而, 在贫困村产业扶贫乃至其他乡村社区类型的农业产业化推行过程中, 简单的乡村内部的农民间合作难以满足其市场化、规模化需求, 就需要组建跨越乡村、乡镇甚至县域之上的农民合作组织。农民与专业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受到血缘关系、人情面子及亲属关系等因素的制约是非常微弱的, 存在着信任转换的问题。
1.人际信任与农民合作组织化
在费孝通看来, 乡村社会关系及结构是以差序格局呈现出来的, “在差序格局中, 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 是私人关系的增加, 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因之, 我们传统社会的传统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5) 信任也是如此, 生活在乡土社会之中的农民对陌生人有着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和排斥心理。
一般情况下, 农民合作组织成立之时, 成员间彼此的信任是一种人际信任, 是因政府或者熟人的牵线或者成员间彼此熟悉, 这样政府或者牵线者就成为了信任担保。其实, 合作组织内部机构的负责人的选用也基于一种人际信任。在谈及这一问题时, 黔江某组织负责人说:“监事会一般喜欢退休的老领导、老书记, 它们一般是发挥余热, 不缺钱。” (6) “不缺钱”可谓点出了合作组织成员的一种担心:不会因为个人利益而损害组织的利益, 对老领导、老书记等一类人的信任源自对身份的信任。这就是说, 合作组织在成立伊始, 由于制度认同、组织认同尚未形成, 彼此间的信任依赖于人际信任。
2.制度信任与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
农民合作组织促使乡村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农业生产过程中合作组织的介入的转变引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它扩大了农民合作范围, 改变了熟人社会的交往习惯与规则, 将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农民生产共同体与生活共同体相分割, 实现更大范围上的资源交换与生产互助, 权利与义务、资源分配和信任等一切经济关系在此规章制度约束的框架下发生。与此相应, 信任模式必须由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变迁, 实现信任范围的扩大、信任达成的制度性和保障体系非人格化, 从而实现人的信任扩散化。
相对于非正式组织来讲, 超越血缘、亲属关系网和地缘之外的农民合作组织则属于正式组织, 成员间的信任则是一种制度信任, 且越是正式化、制度化程度越高、涉及区域越广的农民合作组织更是如此。在制度框架下, 个体间的互动交往趋于规范化和模式化, 而且可以理解、预期、算计和把握组织内部他人的活动, 消除了行动选择的迷茫和信任障碍。随着农民合作组织正规化、制度化和组织规模的扩大, 内部非正式组织也会出现, 彼此间的信任更多地来自于制度信任。毕竟制度信任能更好地减少现代社会中行为的不确定性, 降低信任的风险性, 从而促进普遍的社会交往, 扩大信任的范围, 使在任何个人、组织间建立广泛的信任成为可能。所以, 农民合作组织必须成功有效实现成员由人际转换为制度信任, 这是现实需要也是一种必然。
3.信任转换的现实障碍
对于农民合作组织来讲, 在制度制定起初, 应该以“参与式”构建组织制度, 从而增强初始成员的制度信任, 然而这在现实中的运用是不充分的。另外, 制度信任还依赖于“遵从法理的制度文化、优质基因的制度供给和良性运行的制度实践”。 (7) 而无论外界还是内部, 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文化、供给与运行都是不如人意, 这导致制度信任的基础比较缺乏。就农民合作组织本身, 由于政府法律及政策制度供给滞后, 制度规范性、合法性及合理性程度不高, 使得制度信任难以维系。就农民而言, 尽管外出务工农民在市场实现就业时, 制度信任就已经发挥作用, 但是目前留守农村人员多为老年人、儿童及妇女, 使得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信任存在的土壤缺乏足够的肥力基础。
同时, 农民对合作组织制度存在着一种“合情”的需求, 也就是说要合乎农民对道义及公正的理解与追求, 农民合作组织存在要“公道”, 维持一定的道义公平, 这种公平有时不太合乎市场效率原则, 但是农民对道义的追求甚至大于利益。这种道义在现实上却是影响着合作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信任, 不过, “道义”对农民合作组织这一经济组织来讲则是一种超越组织职能范畴之外的要求。
农民在生产方面的合作旨在实现各个农户间资源的有机结合、协作、配合的一致性及和谐性。农民参与农民合作组织是一种非强制的自愿互利合作行为, 这种关系有着博弈的特点:“一是行为的不确定性。如果农民信任对方, 就会采取合作行为;如果不信任对方, 就可能采取背叛行为。二是个体选择纯理性。农民在选择是否合作时, 是以利益得失为前提的, 其博弈过程采取风险占优。” (8) 一旦资源及资源收益、风险与风险成本分担不均都会引起合作组织成员的怨恨与背离。
四、组织认同:农民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组织认同”的界定一直存在着两种理论与实证的两种脉络。从理论上来讲, 认知、情感、评价和共同命运/行为是界定“组织认同”基本维度 (孙健敏、姜铠丰, 2009) 。根据万迪克 (Van Dick) 的实证研究结论, 成员对组织的认同应该是成员的自我分类/去人格化、关心组织福利的动机、成员间相互信任与依赖 (Van Dick, 2004) 。也就是说, 农民加入合作组织之后, 首先要认同于自我的组织身份, 并界定组织身份、群体边界完成群体分类, 使自我概念与组织认定发生连接, 进而对组织产生情感依赖, 并认可内外部赋予组织的价值内涵, 最终个体选择的行为与组织一致化。
1.身份界定与认同
公民意识是合作社组织得以成长和发展的“软环境” (赵泉民, 2010) 。农民间的互助与合作是农民意识自觉的结果, 农民的市场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独立人格等这些公民意识的具体体现都是农民合作组织所必须的。当下, 农民合作组织的形成有两种形式, 一是自发的, 二是政府推动的。前者形式中, 大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合作社之所以能够组织的起来, 主要依赖大户、懂技术的人才户, 这两类是主干。” (9) 而一般农户只是看到了某种资源的合作互助的必要性和好处, 并非一种意识的觉醒, 不过这种状况可能在发达地区稍微好些。其实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第二种类型越多, 这种类型纯粹是政府“唤醒”农民的结果, 是非自觉的。无论是两者或后者, 农民合作组织内部成员的权利意识、主动参与意识、规则契约意识、协商意识及公共精神等都是非常孱弱的。“其实组织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目前来说, 还在成长。这些现在肯定是存在的, 关键是如何维系组织的长期合作户, 如何增加你长期合作户的数量。” (10) “维系与增加”长期合作户依赖于成员间基于平等、民主协商、契约意识等之上的身份界定与认同及彼此间的良好互动, 这在根本上影响着农民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2.组织价值内涵的认同
如果农民合作组织对于农民来说是陌生的, 它的生存与发展是立足于一种契约意识, 传统农民的生产合作与社会交往是以血缘为纽带、以习俗道德为约束机制的。然而, 这不等于说农村没有契约行为, 农村的地契等各种东西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契约行为, 不过其背后的认同机制是以习俗、道德规范等为载体的, 因此农民的市场契约意识是比较单薄的。不可避免的是, 经济合作行为总是渗入在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之中, 组织的内部结构、成员间的互动形式与结果等都受着熟人社会关系的制约而非纯粹利益化。同时受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农民对“利”及纯粹利益行为有着一种道德上的偏见, 制约着农民对内外部赋予合作组织的价值内涵的认可。在利益最大化、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等层面, 政府、农民、学者等主体对纯粹经济组织的认知是复杂的、期望是多元的, 甚至被赋予村庄治理的作用与功能 (杨磊、刘建平, 2011) , 被赋予了太多的组织价值内涵, 更加重成员对组织价值理解的难度, 同时这对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缺乏的农民合作组织来说, 很可能处于“不能承受如此之重”的状态之下。
3.成员组织支持感与情感依赖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 个体与组织之间建立关系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个体愿意回报帮助过自己或有恩于自己的组织, 愿意的强弱依赖于组织支持感的强弱。组织支持感是组织成员对组织如何看待自己的贡献和关注他们的利益的一种知觉和看法 (张树连, 2011) 。其制约因素有两种:是否有支持, 二是如何看待。对于一个农民间的经济合作组织, 经济利益支持是情感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而组织内部资源、成员关系和领导人魅力、组织文化都影响着经济支持的实现。而当前, 农民合作组织在组织身份、市场地位及政策支持方面都处于弱势, 其组织资源不足与服务能力不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制约着成员情感归属的发生。
农民合作组织与其成员之间是一种松散关系, 只是农民与市场关系的桥梁与中介, 是一种选择性结果, 不是自然形成的 (王彦斌, 2007) 。农民合作组织具有可替代性和存在被抛弃的可能, 而且这种可能经常演变为真实的情况。成员的组织认同也是以理性为主导的, 但最终可以转化为情感依赖和行为选择的组织化。组织认同对于农民合作组织来讲, 具有重要的意义, 组织认同特别是普通成员的组织认同甚至可以弥补组织能力不足及资源匮乏等问题, “正是成员对组织的认同, 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赋予了组织强大的力量, 以保证众多成员协调行为, 完成组织目标。” (10) 因此, 培养成员的组织认同可以实现成员从农民到成员的身份转变及主人翁意识、责任感的培养, 有利于农民合作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的发挥, 维持良好的组织秩序, 促使农民合作组织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总而言之, 无论“多元因素混合共致观”、“组织外在环境观”还是“组织身份、资源、制度等内部因素观”都在告诉我们导致农民合作组织的因素之所在, 而这些因素制约着农民合作组织“趋利避害”目的的实现, 影响着组织制度的构建及组织认同的形成与延续, 引发成员的组织认同程度低, 最终引发农民合作组织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摘要：在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进程中, 农民合作组织被寄予厚望, 然而其现实运行因太多障碍而不尽人意。尽管不少学者从经济学、组织学等角度研究发现诸多因素影响了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 但没有揭示出这些因素作用的机理。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实证经验相结合的方式, 以利益、风险、制度信任与认同为分析框架, 认为有序的趋利避害机制、有效的制度保障、信任转换的完成及组织认同的形成是农民合作组织良性运行的内在核心要素, 并认为这些要素深受其他内外因素制约, 也是内外因素作用的中介。
关键词：农民合作组织,趋利避害,信任,认同,制度
注释
1 引自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所承担的《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 (武陵山区) 扶贫开发基线调查》访谈笔录, 2010年12月5日。
2 引自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所承担的《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 (武陵山区) 扶贫开发基线调查》访谈笔录, 2010年12月5日。
3 柯武刚, 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选择》, 商务印书馆, 2000年。
4 陈大斌:农民专业合作社要重视规范化建设, 《中国合作经济》, 2008年第4期。
5 费孝通:《乡土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
6 引自《连片开发扶贫模式对少数民族社区的影响及其政策建议》项目调研访谈笔录, 编号为CQQJ1107001。
7 杨建党:转型期制度信任资源的开发路径, 《深圳特区报》, 2011年8月16日。
8 陈 婧:农民专业合作博弈与动力机制研究, 《求实》, 2011年7月。
9 (10) 引自本人所参与的、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承担的《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 (武陵山区) 扶贫开发基线调查》访谈笔录, 2010年12月2日。
运行障碍性因素 篇5
(1)提高二、三次风温度，可以提高煤粉的燃烧速率，提高烧成带热力强度;从而提高出窑熟料温度，形成熟料煅烧系统有效热利用的良性循环。是提高热交换效率，节能降耗的前提。事实上，从热交换的角度考虑，在篦冷机内风量一定时，熟料和冷却风的热交换，应尽可能增加交换时间和交换面积。因此，采用厚料层操作是提高篦冷机换热效率的基础。第三代篦冷机热回收区的料层厚度一般要求控制在800mm左右。
但是，厚料层操作势必造成篦床阻力的升高，尤其是熟料结粒不好，细粉数量增加时，阻力篦板和物料的沿程阻力增加，冷却风机风压不足，气流就无法有效地穿透细料层，导致篦冷机高温段“红河”的产生。因此，第三代篦冷机对冷却风机风压的要求较高。必须保证在各种条件下都具备克服系统阻力的能力。
篦冷机各风室阻力可用下式计算：
式中：ΔP——各风室阻力，Pa;
γ——空气密度，kg/m3，取1.293 kg/m3;
g——重力加速度，m/s2，取9.8m/s2;
hi——各风室熟料层厚度，mm;
υn——通过篦板孔风速，m/s，在高温区≈40m/s;
υi——各风室冷风通过料层风速，m/s;
各风室风压设计选型：P=1.5ΔP
在此需强调指出，虽然根据设备选型计算，篦冷机一室风机风压在11kPa左右，就能够满足系统对风压的要求。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由于窑况波动、细粉料多，物料离析等因素的影响，高温段物料会经常发生吹不透的情况。导致入窑、炉的二、三次风供风不足。为扭转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很多企业都有意识的提高了进料口区的风压配置，将风压加大到12kPa以上，并收到良好的使用效果。因此，许多使用第三代篦冷机的企业都提出，对于三代机的配风原则应该趋向于“高风压，低风量”。某厂的高温段风机改造后风机匹配情况见表3。该厂篦冷机的改造方案，只对进口区冷却前端五排固定篦板的两台风机进行了改造。
由表3可见，为满足加厚篦冷机料层的需要，改造时，除了补充前端五排固定篦板冷却风量外，还重点考虑了风机压头的提高。风机改造后，总风量增加了10200m3/h;风压增加了约500Pa，达到了12kPa左右。在改造方案实施过程中，只购置了AFL9-38冷却风机一台，替换了原中间空气梁的57.06冷却风机。并将换下的57.06风机用作了57.07风机。全部改造费用仅约花费5万元。改造项目完成后，将篦床料层厚度由原来的600mm提高到800mm。入窑二次风温度提高了100℃以上，出篦冷机熟料可不见红料，温度降低到100～150℃，余热发电量增大了约500kW/h。改造前后系统热工参数变化情况见表4。
2.3.4其他部分的优化
(1)落料端固定床的优化。
常用的方法有：将固定床部分的篦板按“行”排列组合，形成几个独立的行单元。对篦板分组采用充气梁供风。特别是在考虑到落料的离析现象后，细料端的风机压力调高一些，以求得冷却效果一致;同时，增加“脉动流量”控制阀，在行的方向上，形成控制流。或者将篦板按“列”排列组合，采用多台参数不同的风机供风。同时按照不同列的排列位置，采用“脉动流量”控制阀分列供风;形成纵向控制流的工况。这种结构可以有效的产生急冷，并且控制“红河”的产生;
自从出现了篦板下面安装空气平衡阀的技术之后，有的企业将篦冷机高温落料端的篦板下面也安装了平衡阀。并将其组合成一个风室，由一台风机供风。依靠平衡阀保证每块篦板上的通风量是与熟料冷却效果匹配的。这种结构，一般只需一台风机。
(2)落料端后面篦床的优化。
对于高温落料端后面篦床的优化改造，目前意见各不相同。有些企业，把改造的重点放在了篦床结构上，讨论采用第三代充气梁还是第四代推动棒好的问题。当然，一个好的结构谁都喜欢。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结构对实现目标的作用，以及投资的多少，才是采用的依据。由于现在使用的第三代充气梁篦冷机，在全面考虑长度、宽度方向的料层阻力和料温分布规律后，能够比较合理的划分冷却区域。并能根据冷却工艺、产量、料层和温度分布，有针对性地配以可以调节的冷却风，因此，对一室以后活动篦床的优化改造，应以选择合理的篦板形式、恰当调整冷却风机的性能匹配，采用新型密封材料和技术，加强风室密封和风阀锁风为重点。当然，也并不排除采用第四代篦冷机的篦床结构，以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
(3)篦板制作与形式的优化。
随着制造技术的进步，推动式篦冷机已经开发出耐磨复合篦板;采用了激光技术加工篦板缝隙。现在篦冷机的篦板是铸造成形，篦板篦缝在2～3mm，尺寸再缩小就很难控制了。采用激光加工技术后，若篦缝能达到1mm左右，冷却效果将会更好。有的篦板采用环形喷咀，改善了气流的方向和分布;有的开发商还在开发带二次料层的篦床等其它结构形式的篦床，以改善冷却效果。充分展示了第三代篦冷机广阔的应用前景。
(4)熟料破碎改为辊式破碎机。
目前5000t/d熟料生产线第三代篦冷机的熟料破碎，已开发使用辊式破碎机，同锤式破碎机比较，辊式破碎机具有以下明显优势：
电耗低：辊式破碎机比锤式破碎节电约50%。
振动小：辊式破碎机转速低，因而振动较小，且不会类似锤式破碎机引起扬尘，并可取消原篦冷机尾部的链条链幕。
磨损小、工作寿命长：随着技术发展，耐磨材料的成功运用，辊子辊套具有良好的耐磨性、磨损小，其辊子的工作寿命是锤式破碎机锤头的4～5倍。
出料粒度控制均匀：辊子辊套的磨损小，辊缝误差变化极微。通过调整辊间距来调整出破碎机熟料的粒度，可方便控制熟料在一个比较均匀、集中的粒度范围内。
破碎能力强：较小熟料颗粒直接从辊缝中落下，其余熟料通过辊子借助摩擦力和重力的作用咬入破碎腔内，使其受到挤压和磨削作用达到破碎效果;辊式破碎机对直径比较大的熟料块具有出人意料的破碎效果，主要归因于辊子表面凸凹不平的辊齿，大块熟料被辊齿层层剥掉，而不同于锤式破碎机将其打碎，且辊齿套设计成统一规格，互换性强。
具有自动过载保护功能及不同模式的破碎组合：每个辊子可实现单独驱动，当破碎腔进入不可破碎的铁块或其它硬物时，辊子出现过载跳停并反转，试图努力破碎，若仍无法破碎时，只需人工前往取出铁块或其它硬物即可继续运转，此过载保护良好的保护了辊齿，减少了维修工作量，提高了使用寿命。
5000t/d熟料生产线，辊式破碎机一般配套4个辊子，综合国、内外如CP公司、天津院、海螺川崎等的熟料辊式破碎机，集中了几种不同模式组合如下(见图5):
(1) 前3个辊子按熟料的输送方向运行，最后一个辊子反向;
(2) 相邻两个辊子转向相反组成一个破碎单元;
(3) 前2辊子同向，后2辊子同向，但前2辊子与后2辊子反向。
2.4第三代篦冷机的操作控制
篦冷机优化改造之后，要达到更好的使用效果，正确合理的操作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篦冷机的操作中，最需要稳定的就是保证熟料的冷却效果和保证向窑内供风的风量。显示冷却效果的直接数据是窑头罩(二、三次风)和余风的温度，窑内供风量合理性的直接表示就是窑头罩的压力。这三个参数，直接表示了熟料冷却的质量、效率和向窑内供风的稳定性。篦冷机的操作，也都是围绕对这三个参数的合理控制而进行的。
(1)料层厚度的控制。
第三代篦冷机采用的是厚料层操作技术。料层厚，可以保证冷却风和高温熟料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热交换，获得较高的二次风温和三次风温。料层厚度的控制实际上是通过改变篦床速度的方法实现的。篦床速度控制得慢，则料层厚，熟料冷却速度慢;反之，篦床速度控制得快，则料层薄，熟料冷却速度快。
在生产操作控制时，要根据出窑熟料温度、结粒的变化情况，恰当调节料层厚度。当熟料的易烧性好，窑内煅烧温度高时，料层适当控制薄些，防止物料在高温区粘结成块。当出现飞砂料、低温煅烧料时，料层适当控制厚些，防止发生冷风短路现象。
(2)篦床速度的控制。
合理的篦床速度取决于熟料产量和料层厚度。产量高、料层厚时，篦床速度宜快，反之，产量低、料层薄时，篦床速度宜慢。如果篦床速度控制过快，则料层薄，会造成出篦冷机的熟料温度偏高，熟料的热回收利用率偏低;反之，如果篦床速度过慢，料层过厚时，冷却风穿透熟料的风量少，篦床上部熟料容易结块，也会造成出篦冷机的熟料温度偏高。
篦冷机分段控制速度时，一般用二室篦下风系统压力连锁控制一段篦床的速度，二段篦床速度为一段的1.1～1.2倍，三段篦床速度为二段的1.1～1.2倍。
活动篦板的运行速度实际上是由篦床的驱动机构控制的。生产操作控制，要考虑篦床的行程和频率两个参数。篦床的驱动机构行程如果调得过长，当篦板速度因为非正常生产原因必须加快时，容易发生撞缸事故。反之，行程如果调得过短，在保持相同料层厚度的前提下，必然要加快篦板速度，会加快液压缸和篦板的磨损，还容易发生压床事故。
(3)冷却风量的控制。
冷却风量的控制原则是：在熟料料层厚度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加大使用篦冷机高温区的风量，适当使用中温区的风量，尽可能少用低温区的风量。操作中可借助电视监控画面，判断高温区的冷却风量。观察高温区的熟料冷却状态。出高温区末端的熟料，其料层的上表面不能全黑，也不能红料过多。当绝大多数是浅黑色，极少数是暗红色时，说明冷却风量适宜。
风机压力是篦床上料层的厚度和均匀性的表现，它的变化与熟料颗粒大小及分布的均匀性有关。由于在零压区之前的空气，都需要通过窑头罩, 然后供窑内和分解炉内使用。为了保证煅烧的需要，高温区风机的风量要尽可能用足、用稳，不能经常调整风门的开度。在操作时，可以通过调整篦床速度来保证风机压力和风量的稳定。当必须要调小风门开度的时候，一定要相应的减小余风风机的风门开度。这样才能够保持窑内稳定的煅烧条件。
(4)篦下风系统压力的控制。
判断高温区料层厚度合理与否，可以通过观察监控画面并结合篦下风压力进行。中低温段的料层厚度只能通过篦下风系统压力间接判断。篦下风系统压力大，说明该段篦床上的料层厚度厚;反之就薄。
但应当注意，风室间密封不严会引起篦下风系统压力变化。这时，要消除漏风对压力的影响。
如果驱动电机的电流增加、液压油压力增加，则说明篦床熟料厚度增加，这时操作上要加快篦床速度。如果驱动电机的电流、液压油压力基本没有变化，则说明篦床熟料厚度没有变化，风压增大是物料中的细粉量增多造成的，这时操作上要增加该室的风量。
风机返风的原因与处理：
当某室篦下风系统的压力等于或超过风机额定风压时，风机鼓进的冷风不能穿透熟料而从进风口向外冒出，这种现象叫做返风。
发生返风现象时，鼓风机电流会降低很多，几乎接近空载。这时就要果断应对，及时处理。要根据事故性质确定处理方式。确定是减料慢窑还是止料停机。仔细检查室下积料是否过多、篦床料层是否过厚，防止因冷风吹不进而造成高温区的物料结块、篦板和大梁因过度受热而发生变形。如果是室下堆积的细粉过多，就要先处理堆积的细粉，并缩短下料弧形阀的放料时间间隔，保证室下不再有积料;如果是熟料料层过厚，就要加快篦床速度，使料层变薄，然后恢复正常操作。
(5)篦板温度的控制。
为了保证篦冷机的安全运行，多数篦冷机在高温区都设置了篦板温度控制系统。设有4～6个测温点，用于检测篦板温度，并通过DCS系统进行温度监控，设定80℃为超温报警值。
下列状况发生时会发生篦板温度超高，要及时处理：
当冷却风量不足，熟料不能得到充分冷却。或篦床运行速度过快，冷却风与熟料之间热交换时间短，熟料来不及充分冷却。这时，操作上就要据情况采取减少熟料产量、适当增加冷却风量。或减慢物料在篦床上行走速度的方法处理。
当大量垮落窑皮、或因操作不当等造成篦床上堆积了过厚的熟料，冷却风不能穿透厚料层，造成篦板温度超高时，操作上就要采取加快篦床行走速度方法处理，以尽快恢复至正常的料层厚度。
当发现熟料的KH、SM过高，造成熟料结粒过小，细粉量多，漏料量大时。就必须从源头调整。质量控制部门要及时调整配料方案，适当减小熟料率值，回转窑的中控操作，就要尽量提高煅烧温度，以改善熟料结粒状况。
(6)出篦冷机废气温度的控制。
控制的基本原则：尽量稳定出篦冷机的废气温度，保证窑头余热发电AQC锅炉正常工作。
造成篦冷机废气温度波动的原因很多，当发生下述情况时，要从操作方面纠正：
当窑内窜生料，或熟料结粒细小、粉料多时，因物料的流动性很强，与篦下进来的冷风不能充分地进行热交换。造成出篦冷机废气温度高。这时操作上就要大幅度减小一、二室的供风量，必要时停止篦床运动，防止粉料扬起干扰窑内火焰。同时要加强煅烧操作，防止因风量减少、二次风温降低，引发煤粉不完全燃烧的次生事故发生。
当窑头排风机抽风太大，会将窑、炉及煤磨用风强行抽走。导致通风系统工作紊乱，出篦冷机温度波动且降低。这时操作上就要及时降低窑头排风机的转速，减少抽风量。保证窑头罩压力能够处于微负压状态。
(7)出篦冷机熟料温度的控制。
第三代篦冷机出机熟料温度的设计值是65℃+环境温度，但实际生产中很少能达到这个标准，经常在150℃以上。达不到设计值的主要影响因素如前所作分析。但是，当属于操作和设备维护原因，造成出篦冷机熟料温度过高时，就需要现场处理。
当冷却风量不足时，操作上就要加大冷却风量。但如果冷却风门全部打开仍感觉冷却风量不足时，就要根据风机电流、篦下风压的大小，判断风量不足是否仅是因为料层太厚而造成，以采取对应措施。
窑头排风机风叶严重磨损，会引起风机性能变化。如果因头排风机风叶磨损，在操作上为控制窑头负压，人为地减小冷却风量。会造成回转窑系统抽风能力不足，并导致出篦冷机熟料温度升高。
系统漏风的影响：系统漏风会严重影响冷却效果。因此，要加强密封堵漏工作。风室之间，下料阀、篦床、篦板之间、与护板的结合处，都是查找的重点。
3第四代篦冷机的性能及应用
在第三代充气梁篦冷机得到广泛应用之后，目前水泥行业又开始推广使用一种更新了传统篦冷机理念的，熟料的冷却与输送装置功能分离的第四代篦冷机。
第四代篦冷机改变了传统的由活动篦板推料的概念。利用篦上往复运动的推动棒或步进式往复运动的篦床来输送熟料，使篦冷机输送熟料的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
3.1第四代篦冷机的分类
按熟料输送方式，可分为推料棒式和步进式两种。
(1)推料棒式篦冷机的篦床(见图6)。
(2)步进式篦冷机的篦床(见图7)。
3.2熟料的冷却与输送
第四代篦冷机在篦板面上一直有一层熟料垫层，保护了篦板表面，篦板只负责冷却，物料输送由传动机构完成。因此，熟料对篦板的磨蚀量小, 不容易被损坏。解决了篦板磨损、脱落和漏料的问题。篦板的温度较低，没有漏料;不但可以省去风室密封，省去锁风装置，而且篦下不需要设置拉链机。而原先使用的其它结构形式的篦冷机，由于篦板都直接与高温熟料接触，存在相对运动，就容易发生烧损和磨损。
3.3篦床的冷却供风
为实现对篦板的均匀供风，在篦床的冷却风分配上，目前国外大部分公司第四代篦冷机的供风，均设置多个独立的供风单元，篦板下面设置机械气流调节器，对冷却风实施自动控制。其控制范围可以准确到每一块篦板的面积。如KHD公司的风量自动控制阀、Smith公司的机械式流量控制阀，当然也有如CP公司不设控制阀而采用其它调节方式的。我国自行研发的第四代篦冷机的供风，也大都采用了机械流量控制阀的调节方式。
机械流量控制阀(MFR)的基本结构见图8。
MFR控制阀的工作原理：
当料层上不同部位的物料，因颗粒大小和料层厚度不均造成透过料层的气体量不匀时，机械流量控制阀可以根据阻力大小，自动调节阀板的角度，使料层上的熟料得以冷却。由于每一块篦板下面均设置机械流量控制阀，因此，冷风能够均匀地透过每一块篦板上的料层，从而确保整个篦床面上熟料冷却均匀。MFR调节阀是纯机械的，无需任何电气控制，升级后的MFR增加了耐磨保护板，扩大了阀的单元体，同时降低了阻力，安装维护也更简单。
由于第四代篦冷机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和每块篦板单独供风等改进措施，使原来第三代篦冷机中冷风通过粗颗粒熟料层的风速与通过细颗粒熟料层风速的比值由1.75降低为1。风量在全篦床上均匀分布，避免了红河现象的发生。
3.4第四代篦冷机的性能优势
第四代篦冷机无论是推料棒式还是步进式，都由三部分组成：熟料输送，熟料冷却及传动装置。按篦冷机的支撑方式，可分为辊轮式、四连杆机构式、线性轴承式三种。同第三代篦冷机比较，第四代篦冷机具有较高的冷却效率和热交换效率，性能优势明显：
(1)供风单体模块化。第四代篦冷机篦板的供风，实现了供风单体模块化，每一块篦板下面均设置机械流量控制阀。控制范围可以准确到每一块篦板的面积。因此，冷风能够均匀地透过每一块篦板上的料层, 从而确保整个篦床面上熟料冷却均匀。
(2)篦床供风精细化。第四代篦冷机大都以冷却风自动控制为特色，如史密斯公司采用的机械流量控制阀。对篦床供风精细，风量节省，单位熟料冷却风量降低至1.9Nm3/kg.cl以下，与三代机相比，系统风机的数量大为减少。
(3)热交换效率高效化。由于第四代篦冷机篦床供风精细，供风量精确到每块篦板。熟料冷却均匀，因此，热回收率高于第三代篦冷机，系统热交换效率可以达到75%，使熟料烧成热耗得到有效降低。
(4)消除了篦床漏料。由于第四代篦冷机特殊设计的篦板;在篦板面上一直铺有一层冷却好的熟料，篦板与熟料垫层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消除了篦床漏料。因此, 不必进行风室密封，可以省去锁风装置，篦下也不需要设置拉链机和粉尘收集清理装置。
(5)冷却与输送功能分离。以往推动式篦式冷却机都是在输送过程中进行对熟料的冷却，冷却与输送效果相互影响。而第四代篦冷机采取了冷却与输送装置功能分离的措施，两者互不干扰。熟料冷却均匀，输送效率高，在熟料输送过程中冷却效果能够得到进一步优化。
(6)系统能耗降低。由于用于熟料冷却的配套风机数量减少，匹配功率降低，篦下也不需要设置拉链机和粉尘收集清理装置等动力设备。并且设备重量比第三代轻。因此，系统运行电耗比第三代篦冷机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节约了用电成本。
(7)基建投资降低。由于第四代篦冷机省去了篦下拉链机，篦冷机的整机结构高度降低，可以降低烧成车间的总体高度，相应配套的土建基础工作量可以减少。同时，由于第四代篦冷机采取了模块化设计，安装速度可以加快。节约了安装时间和费用，可以较大幅度地节约基建投资。
(8)运行费用降低。由于第四代篦冷机设计的优化，解决了篦板磨损、脱落和漏料的问题。篦板的温度低，熟料对篦板的磨蚀量小。不容易被损坏。系统运行电耗低。维护维修成本低，因此，设备运转率得到较大提高。运行费用较第三代篦冷机降低。
3.5小结
篦冷机冷却效果的提高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正常运转的篦冷机，其产量、二、三次风温、废气温度、出料温度等各项性能指标都应该处于正常状态。在生产过程中，过分强调某一个指标，而忽视其它指标的做法是不科学的。由于第四代篦冷机全面创新了冷却机构和设计方式，为适应不同生产状况创造了良好条件，尤其是灵活的机械调整机构，较好的实现了气体的均布。能够全面实现较多的熟料冷却目标，由于第四代篦冷机具有模块化、无漏料、磨损少、列运动、输送效率高、热回收效率高、运转率高、重量轻等特点。因此，第四代篦冷机在使用性能上比第三代推动式篦冷机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