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分析逻辑（精选4篇）
战略分析逻辑 篇1
2016年5月13日,在由安徽马鞍山和县举行的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城市论坛暨和州新城产业推介会上,和县人民政府表示,此次携手华夏幸福基业公司,旨在共同打造产业新城,双方致力于将和县打造成长江经济新支点、南京最美卫星城。
此次与和县的合作,将继续采取PPP模式,为和县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提供一揽子的规划、建设、运营综合解决方案,共同打造“产业高度集聚、城市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产业新城。
这是华夏幸福最近一次与地方政府合作打造产业新城的举措。这样的发展模式,华夏幸福在经过若干年的实战积累之后,已可谓驾轻就熟,并朝着更为深层和广阔的生态链迈进。
一、产业生态系统的“滚雪球”演变
成立于1998年的华夏幸福基业,起初作为单纯的房地产开发商,与其他地产公司并无不同。但从2002年起,华夏幸福转型开始探索构建产业新城的可能性。于是,以注册地河北固安县为大本营,开始与地方政府紧密协作,探索并实现产业新城的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之路,即华夏幸福所倡导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当年6月,固安工业园区奠基成立,开启产业新城事业领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工业产业园区在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的同时,也使得产业园区的功能得不到进一步拓展,使得产城融合的推进效果不理想,造成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分离。
华夏幸福试图要解决的,正是这种高速增长中产城无序脱节的问题,而且要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经营模式。因此,从固安开始,华夏幸福便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即PPP模式,在产业新城的每个环节开发深入,以达到“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合作共赢”的理想效果。
可以说,华夏幸福的探索赶上了诸多政策与国家战略的红利。例如2003年开始房地产市场的兴旺,土地开发政策的宽松,一线城市的限购,之后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产业外溢与承接,再加上原来固安县经济发展与财政的不足,给了华夏幸福在固安实践拓展中巨大空间。
这就好比“滚雪球”般,华夏幸福从单纯的房地产销售开始,将产业新城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不断地卷入:在以PPP模式为核心的经营逻辑下,从前期融资到园区设计,从土地开发到基础设施建设,到招商与人才引进再到产业服务,从配套设施到物业管理等,华夏幸福以全产业链的形态去运营产业新城。环环相扣中,产业新城形成了自我增强循环,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
不止如此,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环境下,华夏幸福还通过与太库科技创新孵化体系的战略合作,对苏州火炬孵化的资本并购等方式,将产业链延伸到创新创业的前端,使得产业新城的产业升级形成不断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实现增值的可能性与持续性。
一座产业新城,人是所有要素的核心。因此,与从政府到各类合作伙伴达成共识并增强信赖黏性就显得极为重要,并以此增强产品纵深、拓展产业广度。也只有这样,产业新城集聚和整合人口、产业、物流、资金和信息等各种要素的目的才能实现。华夏幸福在这个生态系统中,逐渐走出了一条普适的道路。
二、区域战略跟进下的产城布局正逐渐延伸
作为产业新城一揽子供应商,华夏幸福在国家区域战略版图中的布局也显得有条不紊。
据资料显示,在北方,华夏幸福项目以固安为核心,围绕京津冀密集展开,形成产业新城集群发展的势头,并在秦皇岛和沈阳两处进行相对独立的产城实验。在南方,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密集分布区域,并在四川眉山市下属两县新晋拓展。
从宏观来看,华夏幸福的项目布局与中央推动的区域发展战略可谓不谋而合。在产业新城发轫的京津冀,先是在三地交界附近的固安、大厂和香河推动产业园区和新城的融合探索,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被中央提上日程后开始加速布局。从2014年5月与房山区签约后,短短两年时间,就已在京津冀地区布局了17个产业形态各异的产城项目,以京津冀为核心区的项目布局全面开花。
在京津冀之外,华夏幸福在2012年初就与沈阳市苏家屯区签约,建设沈水生态科技创新城,成为进军东北的第一足迹。2015年6月,沈阳市铁西区又与华夏幸福签署合作协议,建设中德装备制造产业园,探索推进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合作试验。同时,这也是响应中央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号召的重要平台。
长江经济带方面,早在2013年4月,即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级战略一年前,华夏幸福就接受浙江嘉善县的授权,负责委托区域的开发建设管理工作,以建设嘉善产业新城。此后,伴随着长江经济带正式成为国家级战略,嘉善高铁新城也正式开工奠基,成为华夏幸福在长江经济带大战略中布下的首颗棋子。
2015年起,在完善京津冀核心区布局的同时,华夏幸福加速了在长三角城市群的项目扩张。截至目前,已经有七个产业新城项目落地江浙沪皖四地,分布长江南北。最近一例是今年年初签约的安徽六安舒城县杭埠新城。
在谋划长三角的同时,长江上游的成渝都市圈也成为华夏幸福的选址对象,并先后在眉山市下属的仁寿县和彭山县完成项目签约。值得一提的是,安徽舒城和四川彭山均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渝主持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后几日内先后拿下,决心可见一斑。
2015年年度财报显示,在全面布局长三角城市群的第一年,华夏幸福在此的营业收入就一举超越了沈阳区域,并达到了后者的两倍多,占比近8%。一方面说明长三角都市群的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长三角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下,产业新城的拓展有更高的起点,以此提供不同层次的经验。
在跨国的“一带一路”布局下,华夏幸福在2016年底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印度尼西亚签署备忘录,2016年初又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产业新城模式首次推广至海外。通过在海外投资建设运营产业新城,构建中外产能合作的良好平台,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效载体,华夏幸福在加速自身国际化的同时,也在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中观的角度看,华夏幸福在国内的20多例产业新城项目的布局有着许多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许多项目分布在省与省交界处附近,例如京津冀的房山、怀来、滦平项目,长三角的金山枫泾、浙江嘉善、来安江北项目;绝大多数处在铁路公路交通干线附近,或干脆就叫高铁新城,例如嘉善;在大中型城市的郊区和辐射圈内布局是常态,例如南京附近的来安江北、溧水、和县,成都附近眉山的两个项目;有好几处布局是双子星式的,即两个项目相隔很近,以达成互动的效果,例如北戴河新区与昌黎,金山枫泾与嘉善,沈阳的两个项目等。
但是,这些特点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相反,各种特点的交汇与重叠构成了每一个产业新城得以在此的基本逻辑:交通通达是作为产业新城存在发展的基本条件,在省界附近分布是为了打破行政壁垒、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大中型城市郊区和辐射圈布局是为了拓展城市空间或优化城市群布局,而双子星式的设计则是基于双方各自的产业特色达到优势互补,实现1+1>2。
从这些因素出发,华夏幸福打造的每一座产业新城都是上述几种因素各种结合方式的产物。虽然这些产业新城间彼此形态各异,资源禀赋不同,但都服务于一个大主题,即“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三、国际化是战略布局的方向之一
在宏观经济深刻调整、区域经济板块间互动加深、全球要素流动更加频繁的今天,华夏幸福如何拓展自己的产业新城版图,紧扣时代脉搏甚至引领时代思路,值得关注与考察。
在国际化的“一带一路”层面,除了对落地不久的印尼和印度两国项目的推进外,在沿线亚非各国甚至拉美布棋,是未来拓展国际化空间的必由之路。事实上,已经有相关国家表达了合作的意向。例如在2015年,法国驻华大使、东盟部分国家驻华大使就先后组团到访固安参观考察。2016年7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法国期间,华夏幸福就与法国可持续城市企业联盟,就持续城市发展及相关领域展开战略合作签署了协议。2016年4月底,华夏幸福又与中国法国工商会签约,共同构建中法产能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这是“引进来”,同样,未来的“走出去”,既可以以现有合作资源为基础在合作国当地拓展,也可直接与目标国洽谈推进,以推动产业新城全球化。
在国内区域战略布局方面,除了继续深耕京津冀外,华夏幸福在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巨大,目前的布局在长三角地区和成都附近,中间大片区域仍待挖掘。
根据长江经济带“五大城市群、三个重点”的沿江布局,华夏幸福未来的项目或可侧重于以武汉为首的中部城市群内,和围绕重庆郊县和成渝两地间中小城市的范围;黔中和滇中两大区域性城市群,则是远期可考虑对象。
除此之外,依托现有4大自由贸易区、17个国家级新区,华夏幸福都可以择机投资进入,由此一来,华夏幸福在国内的布局版图将在现有东北沈阳市基础上覆盖东北三省全境,沿海尚未布局的省份,如山东、福建、广东等也将基本填补。而依托国家级新区在东中西各板块较为均衡的散布,华夏幸福在未来的项目布局中也将更趋平衡,逐步实现与国家区域战略点、线、面全方位的结合。
战略分析逻辑 篇2
2015年03月04日14:15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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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这一战略思想具有历史、现实、未来三大逻辑。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所谓历史逻辑就是始终尊重历史发展的方向，始终沿着历史进步的逻辑前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是立足于深厚历史土壤之中的，有客观历史基础。这一思想没有割断历史，更没有否定历史，而是以历史为前提和基础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小康的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的思想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为基础的，是对这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从“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等理论创新中走过来的，更是从农村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改革等实践创新中走过来的。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有着强大的现实逻辑。所谓现实逻辑就是始终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实际问题。“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就是攻坚克难的思想，就是敢于和善于啃硬骨头的思想。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突出的执法司法问题，解决立法工作中较为突出的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解决比较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解决仍然存在的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解决较为突出的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等。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彻底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在纪念国庆65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有着未来逻辑。所谓未来逻辑就是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从时代变革的大趋势中把握走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展现了未来五年中国的宏伟景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是面向未来的事业，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可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深深影响中国未来的宏伟战略，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是确保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未来工程，从严治党永远没有休止符。
战略原则:动态环境下的行动逻辑 篇3
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以创造价值是战略关注的焦点,因此如何制定与执行战略就成为企业领导者的一项关键责任。当前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多集中在如何制定战略上,而鲜有学者关注战略执行(Varadarajan and Jayachandran, 1999; Sashittal,Hemant and Tankersley, 1997),在评价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也常常简化或省略执行,并认为只要企业输入正确的战略就自然会产出预期的结果(Dess and Davis, 1984; Miller and Dess, 1993)。另一方面,在美国大约有企业失败的原因有70%的可归结为战略没有被有效执行(《财富》,1999),更多的事实表明,即使在同样的环境中,采取同样战略的企业也不一定拥有同样的绩效结果[1]。因此学术界和企业界逐渐转变视角以试图说明战略的失败不是因为战略本身,而是战略执行的问题(Bonoma et al.,1988;Walker et al., 1987),有效的战略执行不仅可以保证一个合适的战略成功 而且还可以挽救一个不合适的战略或者减少它对企业造成的损害[2]。
由于战略管理是对变化的管理和通过变化进行管理,核心在于环境变化和组织适应问题(Ansoff,1979;Hofer& Schendel,1978),而过去几十年来,企业逐渐面临一个变化迅速且难以预测的动态环境。因此,如何帮助企业提高战略执行能力,以应对动态环境就变得十分重要,也成为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1 战略执行文献回顾
战略执行在研究中被认为是企业制定战略后,利用适当的组织变量来适应和支持战略,然后产生绩效(徐岚等,2007),具体是指在日常经营的动态过程中融入实施企业战略所要求的各项管理任务[3]。当前对战略执行的研究较为分散,学者们分别从战略执行的速度(eg:Atuahene,Janet,2004)、驱动因素(eg:Colgate,Danaher,2000)、效率(eg:Homburg et al.,2004;Menon et al.,1996)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战略执行的要素观和过程观两类。
战略执行的要素观方面。国外学者如Bourgeois&Brodwin(1984)在总结先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战略执行的5C模型,即指挥(Commander)、变革(Change)、协作(Collaborative)、文化(Cultural)、成长(Crescive),以系统地指导企业执行战略[4]。Pettigrew ( 1985)、Pettigrew et al. ( 1992 )将战略执行分为战略内容、战略背景(环境、组织结构等)、战略流程(运营、控制等)和战略结果。Kaplan and Norton(1996)指出战略执行由澄清远景、沟通衔接、拟定计划和反馈学习四大要素构成[5]。Bossidy and Charan(2002)强调在建立一套人尽其才的制度和文化外,必须构建起战略执行的三个核心流程——战略流程、人员流程和运营流程,这三项核心流程应彼此紧密联结而非各唱反调。
国内学者如薛云奎等(2005)认为战略执行由共识、协同与控制三个要素构成,并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共识、协同与控制都分别对战略执行的效果有显著影响, 但三者相比较, 协同与控制的作用相对突出, 共识对于目前中国企业战略执行有效性的贡献相对有限。徐万里等(2008)将战略执行分为战略、制度和文化三大维度及10项影响因素。杨丽和孙国辉(2009)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认为执行者、沟通、执行策略、共识、承诺、组织结构、管理系统、战略制定、不同组织层面及战略层次间的关系对战略执行非常重要。
战略执行的过程观方面。国外学者如Pryor et al.(1998)基于整合的视角,开发了战略执行的5P模型,即目标(Purpose)、原则(Principles)、流程(Processes)、人员(People)、绩效(Performance),其中,战略(目标)驱动结构(原则是内部结构,流程在外部结构),结构驱动员工行为(人员),行为产生相应结果(绩效),值得指出的是原则被视为指导组织怎样开展和运作业务的理念、假定和态度[6]。Ittner and Lareker (2001)认为战略执行由六个子过程构成,即识别和确立提升股东价值的具体内部目标、选择企业战略和组织设计、识别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因素、拟定行动方案和选择具体的业绩指标、评估行动计划的执行效果和测评整个组织与管理者的经营业绩、修正组织的内部战略目标与经营计划及控制系统[7]。Pearce and Robinson (2003) 对战略执行过程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战略细化、战略调整与战略控制。
国内学者如薛云奎等(2005)认为战略执行由战略制定、战略澄清、战略沟通、目标分解、计划拟定、资源分配、战略行动、业绩反馈、奖惩激励及学习调整等十大相互关联的步骤构成。
综上所述,当前的研究要么从战略执行过程着眼,要么从战略执行的关键要素着眼。在静态环境中,由于环境的机遇和威胁出现和消失的速度较慢,因此企业可以靠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严格执行与反馈控制来保证战略与环境的匹配,如Kaplan,R.S. and D.P.Norton( 1990)开发的平衡计分卡就是一个如何将战略转化为行动,将战略指标化的战略执行工具,如Anagnostopoulos and Elmasides(2010)以希腊制造企业为例,应用Kaplan&Norton(2008)开发调整的战略平衡计分卡和战略地图两个工具,研究了怎样使得战略能够清晰地与所有的业务单位及其员工沟通,最终将战略分为4个基本主题、28个目标、36个考核点和9大控制手段[8]。这在动态环境下显得过于复杂,如果企业缺乏清晰明确的行动指导将使得企业各成员各自为战从而陷入战略失控的境地,并难以抓住或避免快速出现并消失的机会或威胁。
实际上,从微观上来看,战略执行可以理解为一系列战略行为的过程,战略行为更多地表现了企业为了达成具体战略目标所采取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反映了两方面因素,一是所配置的是什么样的资源,二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配置资源[1]。而通过文献研究可知,当前的研究缺乏对战略执行过程中的直接指导,即如何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优先做?做到什么程度?
组织中的生活充满着必须适合各种行动指令的许多事件[9],事件和指令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了组织研究的首要问题[10]。而在组织实践中,组织主体受到规则的影响甚至支配,这些战略过程中形成的规章制度、惯例、行为规范等实际上成为组织主体的行动逻辑,推动战略的执行和修正,然而这些规章制度、惯例、行为规范等以正式或非正式途径来指导战略行动或组织一般活动。面对混乱动态的环境,管理人员尤其是那些不是制定战略的管理人员,需要“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正如德鲁克(1985)所说:“你问我怎么能在这样(越南丛林战)混乱的情况下还能使命令得以贯彻……我的职责就是使他们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责成现场的人自己做出决定。”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战略中引入能让管理人员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对动态环境作有效响应的概念——战略原则。
2 动态环境下的行动逻辑:战略原则
2.1 动态环境及其特点
动态环境是相对静态环境来讲的,过去几十年来,技术进步导致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经济全球化则消除了真实意义上的区域市场,管制放松则使得竞争变得日益普遍化,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消费者需求变化迅速、产能过剩,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动态环境。动态环境体现在四个方面:变化速度加快、复杂性增大、更具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性(Burns & Stalker, 1961; Lawrence & Lorsch, 1967; March & Olsen, 1976; D’Aveni, 1994; Eisenhardt &Tabrizi, 1995)。
首先是变化速度加快。随着科技创新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如在一些高科技行业或互联网行业,产品更新的速度以季度、月度来算,企业的竞争互动速度明显加快,不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来破坏和削弱对手的优势。变化速度加快使得企业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出现的速度也大为加快,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和企业绩效,如CISCO公司CEO钱伯斯曾说:“现在已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
其次是复杂性增大。环境的复杂性是指影响企业的环境因素多、不相似且差异性大,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和主导需求的差异性变大;市场制度、规则的不完善、地区发展差异使得企业要处理的制度环境复杂化;企业的相关利益者组成的复杂化;互联网出现后造成的信息的过剩与泛滥,使得企业的注意力分散等。复杂性增加了企业发现和把握机会的难度。
第三是模糊性。模糊性指影响环境的各大要素难以清晰的辨别,如技术的快速变革使得行业边界变得模糊,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当前正在发生的我国电信网、互联网和广电网的融合,模糊性增加了区分机会和威胁的难度。
最后是不可预测性。虽然已经有“剩余不确定性”(Hugh Courtney,1997)等先进的分析方法来预测环境,但由于影响环境的变量增多、变量之间互动、关联复杂等原因,使得环境难以准确预测,从而使得环境中的机会流变得无序与动荡,以至于缺少匹配模式[11]。
2.2 战略原则及应用框架
战略管理一直都强调企业战略必须匹配环境中的机会与威胁(Andrews,1987;Miles &Snow,1972;Mintzberg,1973;Porter,1985;Quinn,1980; Horer& Schendel,1978),但是动态环境下机会和威胁是转瞬即逝的(Teece,2007),为了对变化快速的环境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企业至少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12]:第一,迅速感知环境的变化,及带来的机会和威胁;第二,迅速对环境变化采取应对措施;第三,迅速调集资源来执行措施。
战略混沌理论指出为应对不确定性而形成战略指导方针和决策规则的重要性[12],事实上,一些成功的企业在做战略决策的时候往往只依据几条简单的原则,如CISCO公司的并购原则:目标企业员工不得超过75人,其中75%以上为工程师。这跟军事战争中的战略原则有极大的类似性,如土地革命时期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共同点表现在:容易为各级员工理解,并能够迅速评价环境和抓住机会。
综上所述,所谓企业战略原则(Strategic Principle)就是精炼的、指导企业战略行动的决策标准。战略原则是行动导向,为员工提供清晰的指导,以使其做出一致的选择和快速行动,如通用电气著名的战略原则——在公司参与竞争的每个行业中要么做到数一数二,要么退出,前半句是说明战略要挑战的目标,后半句则规定企业边界,使各级员工对自己的决策毫无疑问。综合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后,我们发现战略原则可以分为四类——方法原则、边界原则、次序原则和定时原则,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在文献[13]的基础上,作者进行整理
方法原则保证了企业的组织性,以便抓住机会;边界原则规定了企业行动的边界,即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尤其在动态环境下,创新变得非常重要,什么不能做就显得十分关键,如Steve·Jobs宣布苹果不开发PDA以集中资源开发IPOD,从而能够对机会进行分类和把握,而这需要企业有强有力的惩罚而非奖励[14];次序原则能在资源配置中设立优先权,从而抓住机会,如英特尔没有“按照产品边际收入进行布置”这一生产原则,公司可能继续把大量能力应用在传统的中央存储业务上,而不会抓住垄断新兴的高利润的中央处理器市场的机会(Eisenhardt& Sull,2001);定时原则设置了关键战略过程的节奏,帮助企业与突然出现的机会同步,协调各部门和各种资源去捕捉机会。
可见,战略原则本质上反映了企业战略要解决的问题——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如何做与何时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资源如何分配,并且更具行动指导意义。在环境相对静态的时,战略原则并不是必需的,而当企业面临动态环境时,尤其是遇到下面四种情况,战略原则则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分散化、快速增长、技术变革和机构混乱[15]。
分散化在各种类型企业中都普遍存在,如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因此需要一种适当的机制来保证企业采取一致的战略行动,这时战略原则能帮助管理者赋予各战略经营单位制定独特战略的同时保持组织的一致性;快速增长的企业往往面临前所未有的棘手问题,一个清晰而准确的战略原则能帮助管理者与公司的战略保持一致,如西南航空公司的战略原则——以与汽车运输相媲美的价格满足消费者的短途飞行需求,该战略原则帮助管理者撤出丹佛的航班服务,从而使得公司始终保持独特;技术变革的加快使得企业必须对突然且无法预料的情况做出即时的反应,如果缺乏战略原则的指导,企业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资源来抓机会和避开威胁;组织混乱带来企业发展方向不清晰,如领导权的更迭,新领导层可能带来新的战略,但不一定是新的战略原则,从而使得各级员工能够持续关注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不分散注意力。总之,在动态环境中,清晰简练的战略原则能够直接指导企业各级员工运用有限的注意力,快速判断因环境变化而迅速出现的机会和威胁,并基于其资源和能力进行筛选,通过迅速调集资源把握机会,从而提升企业速度和环境适应能力。
战略原则的作用机理如下图所示:
3 制定与变革战略原则
在实践中,战略原则主要来源于三大方面:宗旨、经验和战略。首先宗旨中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规定了战略原则的边界,且是战略原则的来源之一,如易趣提出“平等”这一价值观,创始人和CEO则将“平等”演化为两个方法原则:买者和卖者的数量必须平衡,交易必须尽可能地透明。其次战略原则来源于经验,包括对环境的理解、对竞争互动规律的把握等,如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就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最后,战略原则来源于战略,从这个角度来讲,战略原则是战略的简化与精炼,要表达出战略所指引的方向,如沃尔玛公司的战略原则——天天平价。而在具体制定过程中,企业要专注于关键过程,这个关键战略过程应把企业置于机会流动最快和最多的地方,并且描述一些引导这些过程的简单规则(Eisenhardt& Sull,2001)。这个关键战略过程包括产品创新、合作、进入新市场、吸引与留住客户等。
最后要评价制定的战略原则,而这主要有四大标准:(1)能在较长时期内评价和抓住迅速出现和消失的机会,这是战略原则的根本作用;(2)应当推动竞争性资源需求之间的平衡(Gadiesh&Gilbert,2001);(3)拥有合适的数量。过多的战略原则会阻止管理者发现机会和迅速行动,过少的战略原则会增加灵活性但缺乏效率,因此在聚焦机会过程中,为了提高效率应当拥有更多的战略原则,而当机会越来越模糊时,为了提高灵活性而减少战略原则是有效的。(4)行动指导能力强。这需要战略原则清晰明确,如果太模糊,则不能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同时要精炼易记,因为战略原则是用来联系预期决策和无法预料的机遇的,精炼易记能够让企业各级员工建立对战略的一致性理解,从而使得企业上下行动协调一致。
严格遵守战略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一致性的战略原则能够帮助企业从各种机会中进行选择,通过挖掘最有吸引力的机会从而获取短期优势(Eisenhardt& Sull,2001)。然而世界上没有永远适用的战略原则,而应当在每次重新检验战略时加以回顾和改进,但当企业的市场机遇和经济基础在立法或者全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影响下发生重大变化时,就有必要变革战略原则(Gadiesh&Gilbert,2001)。
4 结语
在快速、复杂、模糊和不可预测的动态环境下,机会和威胁迅速出现和消失,因此企业战略难以如静态环境下那样深思熟虑和严格精细,而必须谋求对复杂多变环境的快速而灵活的反应,并保持简洁性以使企业实现一致行动。战略原则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规定了企业各级员工在特定的范围内自由行动,并对机会做出迅速回应的同时保持战略焦点,而如何将战略原则进一步深化则成为动态环境下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方向。
摘要：尽管战略执行已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关注,但对此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难以有效指导企业战略的执行,尤其在面临快速出现和消失的机会和威胁的动态环境下,而战略原则作为指导战略行动的准绳和法则在企业战略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设定合理的战略原则不仅简化战略从而促使企业行动协调一致,还可以帮助企业主动筛选信息、超越混沌、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进而持续创造竞争优势。
战略分析逻辑 篇4
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总方略
——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 措，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重要保 障。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统一体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言简意赅、精辟深刻，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蕴含着重大战略意义，相互之间密切联系、有机统一，具 有紧密的内在逻辑，是一个整体战略部署的有序展开，共同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推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一定要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不动摇，紧紧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个战略举措不放松，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重大战略目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居于引领地位。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总书记指出：“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国家的发 展水平就会迈上一个大台阶，我们所有奋斗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必 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建设改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着 眼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弊端，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活力、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着眼促进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法治 化制度化规范化，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源泉和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完成执政使命的迫切要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
要深刻认识“四个全面”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其作为具有内在理论和实践逻辑关系的统一体来把握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 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 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