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法制化

行政问责法制化（共9篇）

行政问责法制化 篇1

一、行政问责制度基本成效和问题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各地在行政问责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初步的实践, 在行政问责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问责的条例、规定和办法。二是处理了一批违法失职的行政官员。尤其近年来, 行政问责的对象和适用范围更加广泛, 为数众多的行政官员因违法失职而被追究责任。三是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通过建立问责制度、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行政官员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意识, 提高了依法行政、履行职责的自觉性, 按照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 由于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 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 都还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概括起来,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对象不够全面、责任形式相对单一。

诚然, 随着大部制改革的展开, 新一轮的创建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和目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在全面进行, 从现实的情况看, 它着重是要解决三大基本性问题。第一, 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调整如何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第二, 政府的公共权力如何在阳光下运作;第三, 政府机构调整如何同加强新阶段的政府自身建设相结合。其根本目的, 就是改变政府机构及自身存在的一系列不合理的方面, 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实现和保证改革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必然要求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二、法制视角深化和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主要思路

1. 构建完整的行政问责体系。

行政问责包括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 从责任主体最终承担的责任形式来看, 责任体系有四个层面组成, 包括行政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道德责任是基础, 政治责任是良好形象, 行政责任是责任追究, 法律责任是最终保障, 它们是四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关系的方面。不同内容的行政问责效果的良好实现, 必须要通过相应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和不同的问责形式去完成, 而不同的问责形式如果相互配合和共同作用, 则可以大大提高行政问责的效果。

2. 强化异体问责。

目前我国实施的行政问责, 绝大多数都是在行政机关内部自上而下进行的, 行政问责的主体一般是内部的上级机关或领导即同体问责。在同体问责下, 由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的架构和内部具体的制度尚未健全及合理化, 甚至包容的成份大于惩戒, 一些监督问责的力量相互冲突, 并被抵销, 收效甚微。因此, 问责方式不应局限于同体问责, 应当加强异体问责的制度建设和实施力度。即人大、党委、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公众、媒体等, 同时, 还应建立独立的行政问责机构。

3. 规范行政问责的程序。

不仅在行政问责的实体上要进行立法, 同时, 在行政问责的程序上也要进行立法。一般来说, 公正的合法的行政问责程序包括:问责发起、责任调查认定 (认定的标准、方式) , 责任的处理, 申诉和复议等程序。问责发起应当是多元化的, 其问责的权威性要受到法律的保证;在责任问责和认定过程中, 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责任的处理追究方面, 应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在申诉和复议中, 要维护问责对象的合法权益, 给予其发表意见和申诉的机会, 为问责对象开辟救济渠道。

4. 加强责任道德建设。

首先, 要明确划分行政责任, 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科学界定政府职能, 真正使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 重新调整垂直部门, 把关于民生的行政部门划为地方, 把属于问责范畴的部门实行垂直领导。要合理划分党政之间、行政机关之间及政府部门间的职能。并根据科学的职能划分对各级机构的基本职能和各岗位的职责权限重新界定, 明确岗位规范、隶属关系、主要职责等;其次, 引入竞争机制, 调协一系列考核机制, 要把行政问责制与正确的政绩观要确立正确的从政之德、施政之德。结合起来, 确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 加强对行政首长行政公共权力的控制和监督。使其依法在规定的范围内, 按照规范的程序, 履行自己的职责和权限, 并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同时, 发挥审计机关效能, 推广绩效审计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这不仅有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 而且会大大改善政府的行政责任。要切实加强公务员的道德建设,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健全职业道德;要防止道德“滑坡”, 坚决防止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和极端主义表现等错误倾向, 只有这样, 才能发挥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5. 建立行政问责制度配套机制。

包括: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机制。信息公开是公民问责的必要条件。同时, 要加强信息报道的规范制度建设, 提高记者队伍的职业道德, 防止类似“封口费”事件、“华南虎事件”的再度发生。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在进行评判, 还应满足民众诉求, 针对不同岗位、不同级别的国家公务员制定政府机构进入“市场化”式的考核和评定;同时, 应当通过职业道德教育或其他途径, 从根本上改变公务员的思想观念, 建立并强力推进科学完备的公务员绩效考核评先和淘汰机制, 提高其廉洁从政、执政为民的意识。

6. 强化行政责任追究的力度。

要强化责任追究制度, 对发现的问题予以严肃处理, 追究有关部门或个人的责任;坚决改变那种有错不追究、追究不处分、处分不改进的情况, 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及时得到警示, 减少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发生。当前, 要重点抓好以下四个重点:第一, 强化对政令落实不力的责任追究。对不贯彻落实或者拒不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以及不正确执行上级机关作出的决策和部署, 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的, 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第二, 强化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责任追究。对不认真履行职责、不及时履行职责、拒不履行职责以及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 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 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行为, 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第三, 强化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行为的责任追究。加强对群众投诉的处理, 坚决纠正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损害群众利益, 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 对一些部门存在的执法不公、作风粗暴、办事推诿、吃拿卡要和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 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第四, 强化对预防和处置突发性公共事件不力的责任追究。漏报、瞒报、谎报或者防范、处理、救援不力的;对于未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防范、整治公共安全或者督促整改安全生产隐患不力, 致使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法制视角深化和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工作领域

1. 构建科学的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评估标准体系。

绩效考核和评估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运用多层次、多角度、多渠道的评价方法, 对领导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履行职责情况做出准确客观的评价, 才能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绩效考核和评估指出了评价标准的一般原则, 即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就要求我们:一是在标准体系的设置上, 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 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政府官员, 纠正过去经济发展中简单的“数字论”和“唯GDP崇拜”。二是在经济指标的设置上, 既要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短期绩效指标, 又要重视反映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指标, 使短期绩效指标服从长期绩效指标。三是在各类指标设置上, 注重绩效与公平相结合。政府利用资源的效率、效果方面的问题是绩效问题, 而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配等则是公平问题。由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对绩效与公平偏好各不相同, 因此, 在绩效考核指标设置上, 应保持独立性和相对合理性。

2. 设计公益诉讼制度和加强官员保障机制。

公益诉讼制度是问责制在行政诉讼制度方面的体现, 包括公民以纳税人的身份请求对于行政机关的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对于行政机关拒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行为提起诉讼等情形, 这些都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公民作为社会监督主体应该有权对于行政机关的违法失职行为提起诉讼, 鉴于公民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弱势地位, 公益诉讼制度亟待建立。同时, 也要建立相应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 防止公民因为监督政府行为及其工作人员而遭到公权力的打压和报复。行政问责制中, 官员最体面的承担责任的方式莫过于事后引咎辞职。实行行政问责制, 必须建立被问责干部的政治经济待遇等保障机制, 以免其后顾之忧, 特别是对于主动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 可以予以适当安排, 并建立相应的跟踪机制, 对进步较快、在新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的, 可根据工作需要重新予以提拔任用, 努力形成一种领导干部既“能上能下”又“能下能上”的良好政治局面。

3. 对中国行政问责法的立法建议。

问责官员不能只靠“风暴”, 而更需要法律制度上的不断完善。只有对行政问责进行全国统一的立法, 时机成熟时尽快制定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 才能摆脱现有的行政问责模式的惯性, 由权力型问责过渡到制度型问责, 进而使中国的行政问责制真正走向法治化和制度化, 有力地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和加快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包括: (1) 界定行政问责主体。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指“由谁问”。在当前我国, 行政问责的主体不仅应包括同体的问责主体即上级党组织或上级行政机关, 而且应包括异体的问责主体如人大、司法机关、政协和各民主党派、新闻媒体、民众等, 真正实现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2) 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行政问责的客体即问责的对象, 是指“向谁问”。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各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三大类, 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 即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的首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者。 (3) 规范行政问责事由。行政问责事由是指“问什么”。问责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 对政治领域、环境保护以及造成巨大反响的社会事件等都应纳入问责范畴。不仅要对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问责, 而且要对错误决策问责;不仅要对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问责, 而且要对故意拖延、推委扯皮等行政不作为问责;不仅对有了错、犯了法要依法追究, 甚至连能力不足、行为有损政府和官员形象等方面也要问责。总之, 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到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都属于行政问责范围。 (4) 完善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正当程序是任何一部健全的法律制度所必备的要素, 程序正义远比实体正义更为重要, 程序正义是区别法治与人治的重要特征。行政问责中“问”的过程包括质询、弹劾、罢免等方面的程序要求, 如问责主体回避的规定、质询答复时限的规定、罢免通过人数的规定、问责客体申辩程序的规定、听证和申请复议程序的规定等。 (5) 明确行政问责后果。行政问责的后果是指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公开道歉、公开谴责、通报批评、诫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引咎辞职、免职、撤职、责令辞职, 给予行政处分等。

总之, 行政问责制是一个系统的现代行政制度规范, 它既是一个实体规范, 也是一个程序规范, 需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

摘要：由于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 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 都还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要实现和保证改革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必然要求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行政问责制是一个系统的现代行政制度规范, 它既是一个实体规范, 也是一个程序规范。

关键词：法制,行政问责制,制度规范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理论与改革, 2004, (04) .

[2].雷水秀.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黑河学刊, 2007, (05) .

[3].史辉.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与采取的措施.南都学坛, 2006, (06) .

[4].王铭, 周勇.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与完善.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08, (03) .

行政问责法制化 篇2

◆关键词解释：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整肃吏治，优化国家公务员队伍，造就高素质行政人才长期以来，有些行政官员责任意识淡漠，不谋事、只谋官，只知享受权力，而不知自觉地去履行与权力并重的义务和责任。由此，便出现了“看摊子”、“守位子”，“功劳大家抢、过失人人推”，“宁愿不作为，也要保位子；宁愿不做事，也要保安全”的现象。这些现象在相当范围内存在着，有些地方还很严重。有些地方的制度规章虽说一订再订，但终因其职责不清或考核措施落实不好，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或纸上谈兵。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实现由以往的以人管人到以制度管人，从无序监督到有序监督，从内部监督到社会监督，从“权力主体”到“责任主体”。问责追究，有利于整肃吏治，谁用的干部谁管理，并负有连带责任；有利于日常管理，优化官员队伍，造就高素质的行政人才，防止权力滥用，将压力与动力、权力与责任、能力与效力有机地统一起来，任其职，就要负其责、尽其力、操其心。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打破传统为官之道，构建勤政、廉政、优政行政文化理念长时期以来，一些行政官员不仅存在严重的“官本位”的思想，同时也有着“无过便是功”的杂念，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从体制上体现了制度监督、纪律惩罚的作用，还有利于打破传统的行政官员队伍“能上不能下”的陈规陋习，建立一种更加直接有效的竞争淘汰机制，拓宽行政官员“能下”的渠道。实施行政问责制，就意味着当行政官员，不仅要勤政、廉政，而且还要优政。在坚持“能者上、庸者下”的同时，必须树立新的行政文化理念：为官必须做事，做事必须负责，权力责任对等，奖励处罚并重，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重。胡乱作为的、不肯作为、不愿作为的，同样也要接受问责。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塑造为民责任政府在一个强调法治、民主的现代国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尽其自己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督、宏观调控的职能，同时又要求所有参与政府管理的行政官员必须具有负责精神行使权力，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问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助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明确政府及其行政官员应承担的责任，从而提高其依法行政水平，实现政府及其行政官员职能职责的归位、定位和正位，塑造一个守法、守责、守信、守时的当代责任政府。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从源头上对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必要的约束和规定，防止和阻止其滥用、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同时，行政问责制还弥补了国家法律上的空白，不仅对行政官员的“乱作为”要问责，对“不作为”和“无作为”的也要问责，这样，势必能够促进行政官员工作作风的转变，提高责任政府的效率。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责任制度，加速行政国际化的进程实施行政问责制，是国际目前比较通用的做法。虽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其问责的具体规定和操作方法也都有所不同。但是，在掌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中有权必有责、违规违

法必追究的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加速行政国际化的进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责任制度。

行政问责法律制度浅析 篇3

1、概念界定

又被称为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主要是指特定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程序, 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 当他们应当承担相应职责和义务, 却没有很好地履行这些职责和义务的时候, 要求他们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

2、行政问责制度的意义

深入研究行政问责制, 不仅是研究行政问责这项措施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也需要研究加强行政问责对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积极影响。首先, 问责制的实施, 是对人民负责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次, 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促进政府官员的廉洁奉公, 恪尽职守;再者, 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所以, 加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健全, 显得更为重要。

二、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法律制度

在我国, 最早就行政问责问题进行立法并实施的地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政府于2002年7月1日, 推行“高官问责制”。2003年以来, 我国一些省市相继制订了一些行政问责方面的地方法规。但是, 迄今为止, 我国仍然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 我国行政问责在立法上表现为“法律缺失”。综合我国现行问责制度的实践情况以及我国政府及其公务员制度的特点, 建立健全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明确行政问责主体

首先, 加强人大问责, 将人大列入到行政问责主体, 是针对我国目前人大问责缺位而进行改进的措施。将人大列入到行政问责的主体, 明确其应当在何种范围的事故发生时立即进行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调查和问责, 强化人大应有的领导及监督职能, 及时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做到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第二, 加强公民问责, 将公民及社会团体列入行政问责主体, 是针对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公民缺位而进行改进的措施。我国法律中虽然强调公民拥有的权力, 但是公民对政府拥有一定的合法监督权力并没有在具体的法律法规中得到实践, 故急需建立公民问责的途径。

第三, 加强媒体问责, 将有一定话语权的媒体列入问责主体, 是针对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媒体问责缺位而进行改进的措施。从目前行政问责实践我们不难看出, 媒体有很大程度的影响, 其爆光的手段和程度对政府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压力, 但也应充分考虑该媒体所拥有的话语权力度和真实程度进行合法问责, 而不是模糊而缺乏法律依据进行干预。

2、明确行政问责客体

行政问责客体不明确, 会导致行政问责缺乏公平性, 问责客体也是行政问责所涉及的对象, 由于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 造成行政公职人员的责任归属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划定,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问责客体难以明确的不良影响。笔者认为:

首先, 问责客体应当确认为领导层面的公务人员。“行政问责中的‘责’大多是一种间接之责而不是直接责任, 是一种混合之‘责’, 即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混合体, 并且主要是政治责任。而一般事务类公务员是没有多大政治责任承担的。”

第二, 加强追究同级党委负责人责任。我国引咎辞职制度实施以来, 辞职主体多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或者是各级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负责人。但事实上, 按照公务员制度的规定, 各级党委负责人同样也是引咎辞职的主体之一, 而且在实际权力运行规则中, 同级党委的负责人往往是本辖区重大事项的实际决定者。

第三, 加强副职责任追究。在我国实行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 但在实践过程中只追究副职的责任制, 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负责制。同时我国在权责不分上还存在集体领导与个人责任界定不清、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责任界定不清。在实践过程中, 要明确决策责任由主持会议的行政首长负责;重大决策失误的集体辞职制度。

3、明确行政问责范围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所涉及的事项范围还比较窄, 集中在重大事故、造成恶劣影响事故、受害人数众多的事故中, 对于一般行政活动造成的不良影响没有采取一定的问责, 然而政府作为一个管理与服务的主体, 其在行政活动过程中的低效率、不公正也会对社会及公民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 所以在问责范围明确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 从安全事故领域扩展到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行政活动领域。由于安全事故的问责往往属于事后问责, 对于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日常行政权力的运行缺乏同步的监督, 所以为了避免其权力运行不当可能产生的直接事故, 可以对其日常行政活动的权力行使中出现的不足之处及时进行问责。

第二, 从经济领域事故扩大到其它领域的问责。经济损失直接可见, 造成的影响也可以用数据图标直观显现, 但是在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行政活动过程中也有许多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并非以经济损失表现, 例如对政府形象和公民对其公务人员信赖程度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应当加强对其它领域事故的问责。

第三, 从执行环节问责扩大到监督决策环节问责。我国各级政府决策失误、监督不力现象屡禁不止, 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监督和决策是我国行政管理中的“弱项”, 应当在行政问责法中得以体现, 对于事故的决策层面和监督层面的领导人员进行一定程度的问责。

4、加强问责过后的跟踪机制

我国行政问责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引咎辞职”, 那么对于相关公务人员辞去职位之后如何对事故进行弥补以及能否复位也应当做到有法可依。在行政问责法中, 应通过改革和完善人大的质询、审议、罢免、撤职、免职制度建立和规范政治责任问责的形式和程序。加强和完善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对政府官员的质询、决策审议和对失职、渎职官员的罢免、撤免制度是非常必要和非常迫切的。对于问责采取的各种方式, 应当在明确的法律条文中得以体现, 并规范其跟踪机制, 做到问责工作的全面完善。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实现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机制。但我国行政问责起步较晚, 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统一、明确、完整的行政问责法规的缺乏是导致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主体不明确、手段不统一、跟踪机制不完善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法律法规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从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客体、范围、事后跟踪机制入手, 建立健全相关法规, 使行政问责真正落到实处。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度,法律法规,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著:《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缺失及其重构》, 贵州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网, 2008年5月22日。

行政问责 篇4

2、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题，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近年来，我国公务员队伍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手和模范人物。其中曹德云与陈家顺同志将自己融入到老年人，下岗民工，困难家庭中去，全面了解群众所需、所急，切切实实的为群众办事的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是值得我们所学习的，他们坚持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基础，认真践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宗旨，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的工作作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称赞。

1、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题，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近年来，我国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一是群众观念不强，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漠然置之。二是事业心不强，在为群众解决问题时，互相推诿，相互扯皮，能拖就拖。三是责任心不强，部分基层干部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

2、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因素随之增加。2008年7月19日，云南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此次事件发生前，云南省政法委深入当地调研后认为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但是普洱市却忽视民意表达诉求，未能要分清矛盾性质，隐瞒上级不顾后果的采取强制手段传唤勐马镇5名犯罪嫌疑人，致使双方产生冲突，人员受到伤害。

行政问责层级内涵与价值探讨 篇5

行政问责层级概念由行政问责和层级两个方面构成, 其中, 行政问责是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机制, 是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环节;层级体现了政府的组织结构体系, 即层级制。因此, 要深入考察行政问责层级的内涵, 应当综合行政问责与层级制的内涵进行探讨。

(一) 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未承担法定行政义务等行为, 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问责, 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

具体而言, 行政问责的内涵主要包括:

1. 行政问责主体可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

同体问责是指行政系统内部的自身问责, 异体问责是指问责主体来自行政系统之外, 主要包括人大、政党、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社会团体等。行政问责主体有层级之分, 就我国当前启动的行政问责案例来看, 主要体现为同体问责,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层级节制的政府组织体系, 又主要体现为上问下责。

2. 行政问责客体指问责的对象, 主要包括各级行政机关及公务员。

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 问责客体主要是指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

3. 行政问责范围。

既包括重大事故的问责, 也包括尚处在萌芽状态或预警状态事故的问责;既包括决策失误的问责, 也包括行政能力不足和行政不作为地问责;既包括直接责任的问责, 也包括间接责任的问责。总之, 有多大权力, 就应承担多大责任。

4. 行政问责程序。

包括问责主体回避、质询答复时限、问责人员组成、罢免决议通过人数、问责客体申诉程序、听证程序、复议程序等等。

5. 行政问责责任体系, 即问责对象应承担哪些责任。

具体来说, 政府责任体系包括, 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与道德责任。前三种是客观责任, 后一种是主观责任。

6. 行政问责后果, 即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承担的责任。

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公开道歉、责令做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给予行政处分、责令辞职、免职、撤职、承担法律责任等。

(二) 层级制

层级制, 是指公共组织在纵向上按照等级划分为不同的上下节制的层级组织结构, 不同等级的职能目标和工作性质相同, 但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却随着等级降低而逐渐变小的组织类型。其特点是领导者与其下属之间是统一的直线关系, 指挥和命令从领导系统的最高层到最底层, 按照垂直方向自上而下贯彻执行, 从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层次的“金字塔”形的阶梯等级。层级制是政府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 主要表现为行政层级之间的层级节制。

行政层级也称政府层次, 是指行政机关及机构的纵向排列秩序, 其更多的是指不同级别政府机构的纵向设置。[1]

我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省———市———县———乡四级行政层级体制, 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 各地实际差异很大, 地方行政层级也不尽相同, 大体可以分为两级制、三级制、四级制三种类型。两级制只存在于直辖市的城区, 实行直辖市———市辖区两级制, 市辖区是基层地方政府;三级制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直辖市———县———乡 (镇) ;省 (自治区) ———设区的市———市辖区;省 (自治区) ———县 (自治县, 县级市) ———乡 (镇) ;省 (自治区) 一自治州一乡 (镇) ;四级制主要有两种情况:省 (自治区) ———设区的市———县 (自治县、郊区、县级市) ———乡 (民族乡、镇) ;省 (自治区) ———自治州———县 (自治县、县级市) ———乡 (民族乡、镇) 。

通过以上划分, 可以归纳出我国的行政单位主要包括:

(1) 省级行政单位。目前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 是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域。

(2) 地级行政单位。是介于省级和县级之间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域, 包括地区、自治州、行政区和盟。

(3) 市级行政单位。除中央直辖市外, 有省辖市 (地级市) 、地辖市 (县级市) 、省辖市辖市 (县级市) 等。

(4) 县级行政单位。是中国地方二级行政区域, 是地方政权的基础。县级行政单位包括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工农区、林区等。

(5) 县级以下基层行政单位。包括乡和镇, 是地方三级行政单位。

各层级政府国家权力结构设置呈现一体性, 主要表现为[2]: (如表所示)

除了政府行政层级划分之外, 政府公务员按照职责权限, 还存在级别划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领导职务的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

国家公务员的行政级别分为十五级, 其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是:

(1) 国务院总理:一级;

(2)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二至三级;

(3) 部级正职, 省级正职:三至四级;

(4) 部级副职, 省级副职:四至五级;

(5) 司级正职, 厅级正职, 巡视员:五至七级;

(6) 司级副职, 厅级副职, 助理巡视员:六至八级;

(7) 处级正职, 县级正职, 调研员:七至十级;

(8) 处级副职, 县级副职, 助理调研员:八至十一级;

(9) 科级正职, 乡级正职, 主任科员:九至十二级;

(10) 科级副职, 乡级副职, 副主任科员:九至十三级;

(11) 科员:九至十四级;

(12) 办事员:十至十五级。

政府行政层级与国家公务员级别, 是研究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层级的重要依据。

(三) 行政问责层级内涵

问责主体与问责客体是构成行政问责的两个关键要素, 行政问责层级主要指问责主体层级和问责客体层级。行政问责主体层级是指在行政问责过程中应由哪一级别的国家机关或领导人启动问责。在此, 应当区分“问责发起者”与“问责启动者”两个概念。“问责发起者”是指当行政机关或行政人员在其管辖的部门或工作范围内, 出现故意或过失,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 贻误行政工作, 或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时, 谁最先对行政机关的上述行为进行质疑, 提出批评, 并公之于众, 引起公众与相关部门重视。“问责启动者”是指实施问责的行为主体, 一般指行政机关、人大、政党等国家公共权力的享有者。本文所提出的行政问责主体层级是指问责启动者层级。行政问责客体层级是指, 在行政问责过程中应当由哪一级别的国家机关或行政人员承担责任。

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 行政问责层级是指, 在行政问责过程中, 由哪一级别的国家机关或领导启动问责, 应当问责到哪一级别的行政机关或行政人员。体现的是一种纵向问责关系, 主要表现为上级国家机关问责下级行政机关, 本级机关领导问责本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明确这些问题可以解决行政问责过程中层级不明、权责不分的问题, 对于行政问责的切实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二、行政问责层级相关概念辨析

行政问责层级研究涉及问责主体与问责客体的层级问题, 因此与行政首长问责、等级问责有一定联系, 但又存在根本不同。

(一) 行政首长问责

我国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所谓行政首长, 是指依法行使行政权、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行政机关的首长, 即行政第一人, 是唯一的享有最高职权的人, 往往指行政机关中的正职负责人。[3]

行政首长问责制, 即问责行政机关最高领导人的制度, 是行政问责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行政首长问责制, 是指行政首长出现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 不承担法定义务的行为时, 依法追究其责任的制度。

行政首长问责制有明确的问责对象, 在同级政府内, 由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各职能部门行政首长;在层级政府间, 由上级政府行政首长问责下级政府行政首长。由此可以看出, 行政首长问责仅是行政问责层级研究的一个方面, 但并非全部, 二者不能等同。

(二) 等级问责

“等级问责存在的基础是韦伯的理性科层制。”[4]在一个科层制组织内部, 依据等级结构划分组织的职位和职责, 每个等级的职责对应相应的权力, 高层职位者有权力要求低层职位人员完成工作任务, 并对此进行质询;低层职位人员有义务完成所分配的工作, 并承担失职带来的处罚。因此, 等级问责的主体和对象都是清晰的。

而行政问责层级研究中, 主体与客体都是不确定的, 需要通过研究, 确立一系列的标准来明确行政问责的主体和客体。行政问责层级与等级问责二者之间有质的不同。

三、行政问责层级研究价值探讨

当前, 在我国行政问责实践过程中, 层级不明、权责不分等现象明显,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问责的实施效果, 制约了责任政府的构建进程。行政问责层级研究是对行政问责进行扩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能够填补行政问责研究的理论空白, 增强行政问责的可操作性。

(一) 明确行政问责层级, 能够增强行政问责的可操作性

行政问责层级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空白点, 如果不能对问责层级进行很好地区分, 行政问责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纰漏和问题。构建行政问责层级制度, 明确行政问责标准, 当符合哪一标准时, 则问责到哪一级别的行政机关或行政人员, 这样, 可以增强行政问责的可操作性, 减少问责随意性, 增强问责公信力, 对行政问责的切实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二) 明确行政问责层级, 能够促进责任政府构建

当前,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就是要构建责任政府。行政问责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环节, 但是, 在行政问责实施的过程中, 尚存在各种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行政问责层级制度缺失, 问责不公与问责不明现象明显。明确行政问责层级, 可以在构建责任政府的过程中少出错, 少走弯路, 因此, 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 优化政府形象, 促进责任政府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 行政问责层级作为行政问责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对于解决当前问责实践中层级不明、权责不分等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能够促进行政问责效果的实现。随着各种问责问题不断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行政问责层级研究也必将不断推进。

摘要：当前我国对于行政问责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 主要是从行政问责的内涵、问责程序、问责制度等方面进行探讨, 而对于行政问责层级研究尚属空白。就当前我国公共行政而言, 明确行政问责层级, 有助于行政问责效果的实现。基于此, 本文提出行政问责层级的概念并对其研究价值进行探讨, 希望对行政问责的深入研究能够有所助益。

关键词：行政问责,层级制,行政问责层级

注释

1[1]李文涛.我国地方行政层级体制改革的探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9 (4) :4

2[2]周振超.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31

3[3]田志毅.行政首长问责制的原理与原则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5 (4) :5

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思考 篇6

“代表性、回应性、责任性已成为当代公共行政的重要价值”[1]。未来政府会是责任政府。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制度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2009年5月中央审议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这表明我国的行政问责正从“风暴形态”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法治化。我们只有充分认识行政问责制在实施中的难点和问题, 才能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 将行政问责纳入法制轨道, 促进问责的法治化。

一、行政问责制法治化的必要性

(一) 党风廉政建设和培育行政文化的需要

1. 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的需要

行政问责制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从源头上遏制腐败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行政问责制以制度来反腐败, 为营造良好的党风、政风, 能构建起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同时, 行政问责制提供了广泛的包括政府内部、公众、舆论等多方面的监督, 政府的行为因此变得更加公开透明。完善行政问责制, 促进行政问责法治化, 通过重塑政府形象和加强政府作风建设, 必将进一步增强官员的公仆意识, 拉近政府与群众的距离, 密切干群、党群关系, 营造良好的党风、政风。

2. 培育新型行政文化的需要

行政问责文化是人们对于行政问责制及其实践的态度、情感和思想的综合体, 是行政问责的灵魂, 它是行为主体的一种内化的心里感受, 而不是行政文件或者法律条文的硬性规定, 其核心是行为主体的行政价值取向, 指导着主体的人生实践活动[2]。行政问责制的法治化, 将能极大增强我国行政实践中责任重于泰山的价值取向, 形成与之相应的行政文化和行政生态, 从行政意识形态层面有力促进我国当前责任政府的建设。毋庸置疑,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将为我国行政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契机。

(二) 建立责任政府的需要

根据西方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关于代理人行为的信息不对称, 代理人在最大程度上增加自身效用的同时会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3]行政问责法治化, 使行政行为与监督行为有法可依。有利于监督政府履行职责, 提高责任意识, 减少失职现象的发生, 有利于切实改变“重权力、轻责任”的现象, 建设一个“权、责、利”相一致的政府。行政问责制正在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及其公务员完备的责任体系从而有利于建立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

(三) 优化公务员队伍的需要

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4]建立健全问责制, 并促进其法治化, 不仅对于决策错误、失职渎职等行为要追究责任, 对于行政不作为也要进行问责。行政问责法治化如果完善, 使得行政问责有法可依, 将有利于政府官员重树为官价值观, 树立“民本位”的政治道德和“无功便是过”的执政理念, 认真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 提高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 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随着问责制的制度化、透明化和经常化, 它势必会增强官员的责任心, 提高公务员素质, 优化公务员队伍, 重新树立起公务员队伍的良好形象。

二、当前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面临的问题

(一) 行政问责主体单一, 异体问责薄弱

1. 行政问责主体单一

问责主体, 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在法治化的角度来划分主要有两种主体:一是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和各级行政监察部门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二是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但从现代行政问责的一般原理和我国公共行政实践结果等方面显示, 单一的问责主体和其启动机制无法有效实现多类问责主体的问责效果。如果行政问责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 那么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 就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在实践中, 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 却并没有很好地发挥问责主体的作用。

2. 行政异体问责薄弱

异体问责则主要是由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党派、法院、舆论及公众等来实施问责[5]。我国当前的问责主要是同体问责, 这种问责主体具有直接有效的优点, 但由于同体问责的主体和被问责对象属于同一个行政系统, 往往有着各方面的利益纠葛, 因此在问责时会出现问责不力或有意包庇等流于形式的现象。而异体问责如人大的问责目前还是缺乏具体规范和操作程序以及其权力范围不明确, 本最应作为的问责的主体没有凸显其地位, 使得异体问责有效性不高。“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 因而有效的、真正的问责制, 必须充分发挥异体问责的作用, 特别是公民、法人、新闻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

(二) 问责主体难以界定, 追责标准模糊

1. 行政问责的对象不统一

问责的对象即涉及问谁的责任, 以及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问责对象责任划分不清具体表现在:一是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划分不清。发生责任问题时, 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比较好确定和追究, 而间接责任人是“谁”则难以确定。二是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划分不清。集体决定的事往往难以界定具体的个人责任。三是党委与行政一把手责任划分不清。现行体制, 行政一把手往往是党的副手, 受党的一把手领导, 当事故发生时, 只追究行政一把手责任, 明显有失公正。四是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的责任划分不清。一个地方发生问责的事故, 具体是问到哪一级, 难以明确。所以, 厘清“问谁”的问题, 是完善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前提。

2. 行政问责的标准不明确

问责的标准一般包括问责的范围、方式等具体内容。行政问责的范围是指行政问责对象的行为或方式受到责任追究的范围。一方面, 行政问责基本上局限于重大责任事故以及重大的影响社会民生的事件, 这种问责范围与责任政府中的“责任”比较, 是极不对称的, 既不利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 也不利于制约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与职责。另一方面, 问责的方式、手段。近年来, 一些公共事件的直接责任人, 由于有关部门的不尽责, 等事件“冷淡”后最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和追究, 使问责流于形式。这种现象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 也挑战了问责制的严肃性。这种现象的出现和问责手段方式的不落实有直接的关系。所以, 强化问责手段措施的落实, 依然是行政问责法治化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三) 行政问责法制不全, 程序尚需完善

1. 现行行政问责的相关法制不健全

行政问责制虽然在我国已经实施多年, 但至今尚未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制法。在涉及行政问责方面的全国性法律是2006年起实施的《公务员法》, 但它不是专门的规定行政问责制的法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虽专门设立了免职、辞职、降职一节, 但其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规范, 对于问责免职等内容没有明确的标准。2009年中央层面通过的首部问责性法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还不具体。我国仅有的专门行政问责的立法形式只是各个地方的地方性政府规章, 但它们属于地方性的政府规章, 法的效力不高, 适用范围不大。更重要的是, 这些规章规定的内容不统一, 在问责的事由范围、程序标准、惩处尺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这种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行政问责, 最终可能导致问责流于形式。所以, 行政问责法治化必须以实体法为依托, 强法立法保障, 使问责制度有法可依, 推进法制化的进程。

2. 行政问责的相关配套程序尚需完善

首先, 在问责启动主体方面, 目前还仅限于党政机关, 有时发生党委系统越俎代庖现象, 而很少会由人大或公众等其他主体来启动。其次, 在问责对象的汇报方面, 责任人究竟应该向上级或直接领导报告还是应面对更多的领导集体成员, 或是应在更大范围内公开报告还没有明确。第三, 缺乏救济制度。我国现在的行政救济无论是制度设计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 都还存在种种不足, 无法充分有效地保障这些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依靠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 做到整体推进。

三、推进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对策

(一) 强化异体问责, 使问责主体多元化

1. 完善主体结构, 增强行政问责执行力

行政问责如果由“同体”即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行政监察部门进行问责, 虽然问责效率较高, 但问责的力度和问责的公正性会受到影响;如果由“异体”即同级人大进行问责, 问责的公正性能够得到保障, 但是, 人大肩负着繁重的立法、监督等任务, 可能使问责流于形式。按照“向谁负责, 由谁问责”的原则, 在明确了问责对象范围后, 问责主体自然也就确定了。通过立法确定行政问责的主体构成、问责主体的职权与职责, 这样就可有效避免多头问责, 提高问责的效率。

2. 强化异体问责, 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一是应强化以人大问责为核心的异体问责, 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因为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是我国人民参政、议政、实施法律监督的主要机构, 也是实施问责制的最具权威的国家机构。二是要加强司法机关的问责。就要建立检察机关与党政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协调机制, 加大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力度, 将其它规范性文件这类抽象行政行为也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并且追究行政人员在行政诉讼败诉案件中的责任。三是要加强公众的问责。随着公众民主意识的增强, 社会公众成为异体问责的另一重要主体。要加强社会公众的问责, 保证其监督的有效性, 首先要保证政府信息的公开化, 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其次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最后要健全人民举报制度, 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 采取措施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监督的积极性。

(二) 划分权责界限, 明确主体客体范围

1. 划分权责界限, 厘定官员问责的标准

建构一种具有制度化、系统化的责任划分坐标体系, 可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对行政失范行为是否需要追究责任。对于行政失范行为, 不是所有的行为都要通过行政问责来追究行政责任, 要根据其行为做出合理处理;另一方面,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多层面的责任追究机制, 不能仅限于重大灾难或是伤亡事故的行政和法律责任追究, 更应涉及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其他领域的一些“延时”问题。因此, 在问责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看要追究什么责任。二是明确直接和间接责任人。一方面对于我国党政交叉任职情况普遍, 明确政府官员分工的同时, 应该公布党委负责人的分工, 并接受与政府官员同样的问责和追究。另一方面要明确正副职之间该问谁的责。行政机关虽然实行首长负责制, 但副职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是确定接受问责的行政机关或其行政人员应该追究何种行政责任。

2. 明确主体客体, 科学界定问责的范围

我国的“问责制”仍然是单一的“行政”问责, 行政机关充当了问责主体, 而居于权力问责环节链最高端的权力机关却出现“话语缺失”[6]。应立法落实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多项刚性监督问责手段的运用;同时加强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审查与质询, 有效避免政府工作报告的程序流于形式。我国行政机关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因而, 可以把行政问责的客体界定为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根据权责一致原则, 有多大权应负多大责。在实际工作过程中, 应防止两种现象:一是有权而无责现象。二是无权而有责现象。要彻底扭转此现象, 应加大行政较低层以及公众的评价在干部考核中的分量, 使行政较高层必须向较低层及公众负责。

(三) 完善法律法规, 健全程序制度建设

1. 统一立法, 保障问责制度的推行

“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7], 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目的就是更好地保护人权、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 应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 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 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 规定问责事由, 厘定问责标准, 规定问责程序, 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 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只有制定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这样才能摆脱现有问责模式的缺陷, 由人治型问责过渡到法治型问责。

2. 统筹兼顾, 健全相关的配套建设

(1) 规范行政问责的程序。为使问责制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规范问责程序, 需要规范与完善下列几个阶段: (1) 立案启动。可分依职权或依申请启动问责程序。 (2) 调查取证。应收集与责任行为的有无、责任结果的大小以及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相关的证据, 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3) 处理决定。借鉴“案卷排他制度”, 根据认定的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定, 选择与责任相适应的责任形式。 (4) 通知公告。明确送达问责决定的方式与途径, 并规定极限告知问责对象救济途径。 (5) 执行结果。按照管理权限, 落实惩戒内容。在为问责对象设计救济制度时, 要妥善处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 区别对待不同的责任形式。

(2) 加强行政信息透明化。虽然我国目前已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仍然存在着政府公布信息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情况。“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透明可以杜绝腐败滋生的温床, [8]因此在信息公开中除涉及到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 政府信息应当及时向社会和公民公开, 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并且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信息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这样, 公众通过所了解的信息可以及时发现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失职行为, 将政府切实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3) 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健全各级政府领导干部考评机制, 是问责落实的客观依据。建立以党委、组织人事部门为主, 吸收相关职能部门和群众代表参与的一个综合评判机构认真组织开展干部个人述职, 在此基础上, 实行群众评价、综合部门评价、纪检和组织人事部门评价、领导评价和实绩评价等多层次、多角度、多渠道的评价方法, 尤其是要建立和完善干部实绩由群众认证的制度, 接受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4) 建立问责救济制度。应建立对于引咎辞职官员的跟踪机制, 对其辞职后具体去向和工作表现应保持长期关注, 既不能因为一时过失而埋没人才, 也不可以让某些人借各种非正常手段曲线复职。因此, 建立被问责人员的保障和跟踪机制很重要, 在问责的同时要充分尊重相关主体与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充分听取可能受到处分的行政机关或公务员的意见, 赋予被问责官员申请复核、申诉和提请仲裁等救济权利。

只有实现行政问责的法治化, 才能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执行力, 使得政府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参考文献

[1]戴维·奥斯本, 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3.

[2]郭文远.行政问责实施现状的思考[J].今日南国, 2009, (2) .

[3]戈登·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M].李政军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69.

[4]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 [M].商务印书馆, 1993.154.

[5]孔杰.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10) .

[6]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123.

[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171.

刍议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完善 篇7

我国的行政问责法制建设起步较晚。但经过近几年行政问责实践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从中央到地方, 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 使我国的行政问责逐步摆脱了“有问责之事, 无问责之法”的尴尬境地。就目前的立法情况来看,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 法律文件中的问责规范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其中《公务员法》是我国目前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专门性规制的最高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该法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首次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行政问责制, 成为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实践的最重要法律依据。

(二) 地方专门问责法规

2003年8月湖南省长沙市制定了国内第一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 该《办法》规定8种情形应追究行政责任, 包括虚报浮夸或瞒报、迟报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损失等。之后, 天津、海南、浙江、成都、江苏、安徽、吉林、深圳、广州等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并全面实施行政问责制度。其中《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试行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是中国内地省级专门的行政问责方面的政府规章, 它们推进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制建设。

(三) 党内问责法规

可以说党内问责处于问责体系的前沿地位。具有代表意义的党内法规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其中《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是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专门问责规范, 是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规范性文件, 也是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二、行政问责制的立法不足

尽管行政问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 在法律规定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 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涉及行政问责方面的制度不少, 但就全国范围来讲, 中央目前没有一部专门的行政问责法规, 仅有一些追究责任的条款散见于各种相关的法规、规章和文件之中。我国专门的行政问责方面的立法形式只是地方性的行政规章。重庆、长沙、成都、南京等地相继出台了关于行政问责的专项规定, 开行政问责制度化建设之先河, 标志者中国开始为官员问责建立法制保障。但它们属于地方性的行政规章, 发生效力的层次不高, 适用范围不广, 缺乏必要的权威性。而且这些规定在问责的对象、范围、程序、责任形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 缺乏统一性。

(二) 行政问责的主体单一

按照问责主体的不同, 可将行政问责划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所谓同体问责, 指由同一机关系统内部, 由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问责, 而异体问责则是指由同系统之外的其他主体来启动问责程序, 例如人大常委会或者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问责。从我国现有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来看, 行政问责绝大多数时候是来自于行政系统内部的“同体问责”, 行政系统外部的“异体问责”则较为薄弱。这种“异体问责”缺失的状况对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的实现是十分不利的。

(三) 行政问责的客体模糊

行政问责客体是指行政问责对象, 即追究“谁”的行政责任。从我国已有的问责法律规定来看, 行政问责的对象比较模糊, 主要是针对一般的公务人员, 其他工作失职或者和重大事故有关的责任单位或领导干部则较少成为行政问责的客体。而且党政领导之间、正职副职之间、决策与执行者之间、执行命令的上下级之间对谁问责、问到哪一级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四) 行政问责的范围狭窄

不论是全国性规范文件, 还是各地方的规范性文件, 基本上都将问责事由限制在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的过错行为, 而且一般都需要客观上造成恶劣影响、造成严重危害结果。问责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大多局限在对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法、违纪案件的事后责任追究, 而忽略了对决策失误、用人不当以及工作效能低下的责任追究, 使行政问责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有限的作用, 而不能全方位地约束行政权力。

(五) 行政问责的程序不规范

一直以来, 我国一直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各地问责规范中问责程序规定尚不规范, 随意性较大, 具体表现在:第一, 问责启动程序不规范, 即没有规范在什么条件下运行问责机制。问责启动渠道多样, 但是对于每种渠道如控告、检举、质疑等方式的详细答复时限及答复程序没有具体限定。第二, 责任认定不规范, 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受到何种责任追究, 并没有明确规定。第三, 责任主体的救济程序不规范。目前这一点在我国立法方面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 被问责官员的抗辩申诉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其权力救济渠道失序。

三、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完善

(一) 健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

行政问责制立法位阶低, 相关的法规不统一, 且这些规定不够具体细化, 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差, 现行法律法规的种种缺陷使得行政问责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之效。为了使行政问责制成为一种长效机制, 使行政问责制从行政性问责切实转变到法律性问责, 应该尽快制定出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以法律的方式来使问责制法律化、制度化、真正使问责有制可守, 有章可循。各地再根据自己当地的实际情况使之细化具体, 从而在中央到地方形成统一、完整的责任追究法律体系, 为行政问责的运行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 明确行政问责主体

完全依赖行政系统的“同体问责”, 就会使行政问责缺乏监督与制约, 就会导致行政问责流于形式。真正民主的问责制应当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结合。因此, 在行政问责立法时, 一方面, 要完善行政系统内部的“同体问责”, 它包括行政机关上级及其领导、行政机关的下级及其领导、行政监察和审计机关等;另一方面, 还必须加强行政系统外部的“异体问责”, 它包括负有领导或监察责任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第三组织等等。立法在确定行政问责主体的同时还应当明确各个行政问责主体的权力, 分门别类地对各个行政问责主体的权力进行完善。

(三) 规范行政问责客体

根据责任行政的要求, 只要是担负着行政职责、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和人员, 不论其级别和职务高低、权力大小, 都应当毫不例外地成为行政问责的对象。因此, 行政问责的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首长和行政机关, 应当拓展到所有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和个人。具体来讲, 行政问责的对象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行政主体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二是行政公务人员;三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组织的有关人员。

(四) 拓宽行政问责范围

行政问责制应当是一种多层面的责任追究机制, 它不仅要对行政责任主体的违法、违纪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还要对他们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其他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它不仅要对行政责任主体已知的、显性的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还要对行政责任主体未知的、隐性的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总之, 有权力就有责任, 无论是行使权力的职务行为, 还是有损公务人员形象的个人行为, 都应纳入问责的范围。扩大行政问责的范围, 应该按照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 采用定性和定量、原则和具体相结合的办法, 尽可能做到既涵盖全面, 使之有普遍的适用性, 又体现一定的量化依据, 使之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五) 完善行政问责程序

行政问责立法要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以保证各问责主体的权利。第一, 完善行政问责启动程序。问责发起主体在法定权限内有权向问责启动主体即国家权力机关提供问责线索以申请问责。对于问责发起主体提供的问责信息, 问责启动主体有义务在法定权限内进行初步审查。第二, 划分责任标准。法律规范应规定一个明确的责任标准体系, 对公务员进行问责的时候就可以有据可依, 也会避免对于同类的问责案件产生不同的问责结果。被问责的公务员应该承担责任的轻重大小是与其行政行为失范的程度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公务员的行政行为产生的社会危害比较严重, 其承担的责任也就大;其行政行为产生的社会危害程度较小, 其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就小。第三, 完善责任主体的救济程序。责任主体的救济程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责任主体的申诉制度。对于被问责的官员, 我们要注重保护他们的权利, 给予其充分、平等陈述申辩的机会, 赋予其申请复核、申诉等救济权力, 为他们提供充分、多样的救济途径;二是问责官员的起复任用制度。为了维护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应该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 对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原因、条件和程等问题作出具体详实的规定。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律制度。虽然我国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行政问责的主体单一, 行政问责的客体模糊, 行政问责的范围狭窄, 行政问责的程序不规范等。针对现有的立法缺陷, 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立法, 健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 规范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和问责范围, 还要构建科学的问责程序, 真正实现依法问责。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立法,立法缺陷,完善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缺失及其重构[J].行政法学研究, 2005 (2) .

[2]张广军.论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完善[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3]邢浩颖.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构建[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4]陈党.问责法律制度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问责研究 篇8

关键词：政府,公共服务,行政问责

所谓的公共服务, 就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为社会大众提供的一种普遍性的服务,比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文化的提供等, 都属于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的收益对象不是某一个人,二是不特定数量的人,甚至是所有人,也正是因为如此,公共服务一般都由政府来完成。 这就给予了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权力,以及义务和责任。 本文就政府公共服务的具体职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实现时的行政问责模式进行阐述探讨。

1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

只有政府未完成基本的公共服务职能时, 政府公共服务问责机制才会出现,所以说,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研究是基础, 特别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欠缺。 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欠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1政府公共服务忽视监督程序

在今天,政府的职能可以说体现在方方面面,小到社区的基本设施,达到一个城市的治安维护,都有政府服务的身影,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公共服务在不断的增多,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重视了基本的服务,却忽视了服务监督,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政府为方便市民生活和娱乐,修建公园,但政府更多的是关注资金的投入,而对公园修建的过程的监督, 以及公园后期的应用的监督就相对较少,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公共服务的结果与最初的本意相背离,导致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无法实现。 所以说,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总,除了注重基本的服务环节之外,也应该关注后期的监督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价值。 总之,政府公共服务忽视监督程序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欠缺的一个体现, 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问责的基础。

1.2政府公共服务关于文化服务内容欠缺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是全面的,完整的,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基本得到满足,所以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可能就会更多一些,相应的,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也应该重视文化服务的内容。 但是目前,政府的公共服务内容的侧重点还是偏向于物质服务,关于文化的服务内容,与社会需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文化服务除了可以满足人们基本的精神需求之外,更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核心凝聚力的重要方式,所以说,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也应该给予文化服务一定的重视,保证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同时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平衡。 由此可见,政府公共服务关于文化服务内容的欠缺, 也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欠缺的体现,是政府公共服务行政问责的基础。

2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问责

完善行政问责机制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机关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的贯彻实施。 在政府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行政问责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效果的发挥,也有利于监督政府的公共服务行为。 2003年非典期间, 是我国政府问责机制建立的本质性进化时期,在此之后,我国的政府行政问责机制在不断的完善,到今天,关于政府职能的行政问责,已经有了全面发展,但是关于政府公共服务行政问责的机制,还有待于改进,上问下责、引咎辞职等方式仍然是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问责的主要方式, 这与日渐增多的政府职能欠缺相比,显然是不足的,针对当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欠缺,本文认为, 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问责,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首先,明确责任主体。 在政府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不同的服务内容,其服务主体是不同的,政府公共服务过程中,有提供服务的主体, 自然也应该有监督服务内容和服务程序的主体,这样,如果出现政府公共服务忽视监督程序的问题时,就可以准确的找到监督行为人,有它承担相应的责任。 所以说,明确责任主体,一方面可以更好的保护政府机构,防止问责机制的滥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准确的惩罚行为欠缺的主体,使责任承担更具意义。 由此可见,明确责任主体使政府公共服务行政问责的一个重要方式。

其次,丰富政府内部的职能分工体系。 上面所说的,政府公共服务关于文化服务内容欠缺,是今天社会环境下,政府职能欠缺的一个体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除了文化服务内容的欠缺之外,还可能出现其他服务内容的欠缺,针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丰富政府内部的只能分工体系,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求。 在政府行政问责的过程中,才能保证责任人的存在。

行政问责法制化 篇9

客观上, 我国的行政问责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发展的时间还是比较短, 一些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在研究空间上还存在很多空白点, 而行政问责层级就是其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力求从行政问责层级的划分标准入手, 分析行政问责层级的确定要素, 从而构建出一整套完备有机的划分标准体系, 促进行政问责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一) 行政问责层级

行政问责层级概念的产生, 离不开两个要素, 即行政问责和行政层级, 二者分别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构成了行政问责层级的内涵。行政问责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各级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承担的各种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 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的, 依据法定程序追究其责任, 使其承担否定性后果。行政层级是指静态的政府层级及公务员领导职务的层级划分。所以, 行政问责层级则是指当某一行政问责事件发生时, 在问责过程中, 以一定科学、合理的指标和标准作为问责的依据, 将应该承担的责任与某一层级的领导人员对应起来, 从而确定合理正当的问责客体。在这一过程中, 问责的依据即一定的问责指标和标准是责任与问责客体之间建立对等联系的桥梁, 标准的不同对应的问责层级也就不同。

(二) 行政问责层级的标准体系

根据上述对行政问责层级内涵的界定, 可以发现, 这个内涵的关键点就是在问责与层级间建立精准的对应关系, 但这种对应关系是建立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之上的, 也就是说, 二者的匹配离不开一定的规律, 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这种匹配规律, 才能真正找出那些能够决定行政问责层级的要素, 从而得出行政问责层级的划分标准体系。由于实践中行政问责本身的复杂性, 使得划分层级的标准要素并不是唯一的, 标准要素与层级之间的匹配规律也不是单一直线型的, 而有可能呈现出相对复杂的交叉合并关系, 也就是说, 每一个要素与层级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匹配规律, 而不同的要素结合起来与层级又呈现出与之不同甚至相反的另一种规律, 后者并不能被认为是前者简单地叠加而形成的, 而是在叠加过程中, 各要素之间进行了权重的衡量, 从而确定了新的匹配规律。所以, 从行政问责层级的标准产生方法的角度对其进行内涵界定的话, 那么行政问责层级的标准体系是指, 在行政问责过程中, 通过对行政问责各个相关要素与行政问责层级之间的匹配规律进行总结归纳, 所得出的那些真正影响或决定行政问责层级的要素, 即标准, 由这些标准通过一定的权重分配形式结合起来的整体就是行政问责层级的标准体系。

二、划分行政问责层级的相关要素分析

划分行政问责层级, 重点是要找到影响或决定问责对象层级的因素, 以及各个因素之间是以怎样的原则或方式结合到一起, 才能科学准确地判定行政问责该问到哪一层级。这里其实是需要一种演绎——归纳——演绎的一种逻辑推理过程, 因此, 需要从实践当中入手, 分析出行政问责层级与相关要素之间匹配的客观规律, 从而找到那些真正对行政问责层级有决定性影响的要素, 即行政问责层级的划分标准。本文仅对2003年至2009年之间的行政问责案例进行梳理。需要理清的关系主要有, 行政问责相关要素分别与问责层级之间的关系规律;行政问责相关要素结合起来与问责层级的关系规律。

(一) 问责层级

虽然之前对行政问责层级进行内涵界定时, 把行政问责层级概括为政府层级和公务员领导职务层级, 但为了使研究思路更加清晰, 实践中问责的对象也往往落实到作为人的个体的公务员领导, 所以这里主要把行政问责层级界定为公务员领导职务的级别。实践表明, 问责对象职务等级主要包括省部级正副职、厅市级党委正副职、厅市级行政正副职、县局级党委正副职、县局级行政正副职、科 (局) 级党委正副职、科 (局) 级行政正副职、人大法院检察院官员、国有企业负责人、党委部门、政府部门、其他。

(二) 问责原因

行政问责原因是直接指向问责对象的要素, 主要包括工作失职, 行政违规, 滥用职权, 贪污腐败, 违反职业规范, 决策失误, 用人失察, 及其他。问责原因是行政问责的依据和理由, 只有问责对象在客观上确实实施了以上这些行为, 才能对其进行问责, 客观上来说, 问责原因与问责对象之间的关系最为简单直接, 所以, 在确定行政问责对象的层级时, 所要考虑的直接因素就是问责的原因。

(三) 问责内容

问责内容也可以理解为行政问责事件的性质, 它和问责原因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件, 事故灾难事件, 公共卫生事件, 社会安全事件, 工作失职, 行政违规, 滥用职权, 贪污腐败, 违反职业规范, 决策失误, 用人失察, 及其他。那么把问责原因和问责内容结合起来看, 也可以把问责事件划分成特殊事件和常规事件, 特殊事件和常规事件中都存在工作失职, 行政违规, 滥用职权, 贪污腐败, 违反职业规范, 决策失误, 用人失察, 及其他问责原因, 在特殊事件的问责中, 对行政问责对象的层级确定就要加入对事件性质的考量。笔者认为, 在特殊情况下, 面对的问责事件往往是性质严重, 损失较大, 这种情况所对应的责任应相对较大, 所以, 层级的确定可能会相对较高。

(四) 问责事件的严重程度

问责事件的严重程度在这里指安全事故的严重程度, 包括轻微事故, 死亡0人, 重伤0人, 直接经济损失0元, 上报县级, 企业处理。一般事故, 死亡1至2人, 重伤1至9人 (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下同) , 直经损100万至900万, 上报市级, 县级处理。较大事故, 死亡3至9人, 重伤10至49人, 直经损1000万至5000万, 上报省级, 市级处理。重大事故, 死亡10至29人, 重伤50至99人, 直经损5000万至1亿, 上报国务院, 省级处理。特别重大事故, 死亡30人以上, 重伤100人以上, 直经损1亿以上, 上报国务院, 国务院处理。这些安全事故按行业划分, 可分为火灾事故严重程度分类, 船舶交通事故分级标准, 道路交通事故严重程度分类, 铁路行车事故分类, 以及建筑工程重大事故等级评定等。事故严重等级在这里只是确定了问责主体的层级, 但是问责主体层级的确立间接地确定了问责对象的层级, 及同级或以下。具体问责到哪一层级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行政问责层级划分标准的构建方法

在实践中, 问责层级的确定大致跟以上几个因素具有相关性, 但是其中的具体规律还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加以确认。在这里, 需要理清一个思路, 那就是, 根据现有的案例进行分析, 每一个单独的案例都是既定的, 其中各要素与问责层级之间的关系也已经确立, 也就是说, 这种既定的规律是一种各要素相互影响、结合统一之后产生的规律, 那么, 要想对这种整合性规律进行认识, 就要对其进行分解, 但分解这种规律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我们眼中, 这种整合性规律的结果是一种平面性的, 但实际上这种结果的合成过程是立体多元性的, 如果按照平面性进行分解, 在结果上会产生误差, 但考虑到立体分解在客观上是不具有操作性的, 在这里只能进行平面的分解, 从而最终获得一种比较接近的结论。

对以上相关要素所包含的各项参数与行政问责层级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统计, 每一个相关因素都可以做出一个表格, 以问责原因为例, 如表1。根据所搜集到的案例数据, 进行归纳与统计, 表格中空白的地方就是是纵横两个要素相遇的次数, 将这些数据填入表格后, 可能并不能马上得出各个要素与问责层级之间的对应关系, 可以利用一些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如SPSS, 用软件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应该能够反应出各要素与层级之间的亲疏关系, 但不能作为决定性结论, 而是作为参考进行对比分析。

在进行单项的要素分析后, 接下来就要将单个要素与整合要素之间进行对比分析。即将整合要素中的一个要素固定, 分别看其他的要素对行政问责层级的确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 仅仅是数据的分析已经不能够满足阐明规律的需要, 还应当进行定性的分析, 这就需要通过归纳的逻辑推理方式进行分析总结, 从而得出具有客观性的结论。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 对行政问责相关要素与问责层级之间的关系规律做出初步判断, 在这种规律的基础上, 分析哪些要素的决定性更强, 哪些的弱一些, 其实就是对各要素进行权重分析, 通过将各要素分配权重, 从而得出具有客观性的行政问责层级划分标准体系。整个分析过程到这里基本完成。当然, 笔者只是分析了如何对行政问责层级的划分标准进行构建的方法, 对相关要素的分析可能不尽完备。

摘要：本文力求从行政问责层级的划分标准入手, 确定行政问责层级划分标准的构建方法, 从而为行政问责层级标准的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行政问责层级,标准体系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 北京, 中国检查出版社, 2006

[2]周亚越:《行政问责制比较研究》, 北京, 中国检查出版社, 2008

[3]陈党:《问责法律制度研究》,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4]杨解军主编:《行政问责问题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李军鹏:《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