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

城市治理（精选12篇）

城市治理 篇1

近年来,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景观水这个以前让我们觉得新鲜的事物, 已经慢慢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但是一些景观水的水质已开始发生变化, 个别地方的湖水正在变黑发臭, 某些湖泊还出现了观赏鱼大量死亡的现象;一些小区或公园的景观水及一些景观河道由于水质恶化, 而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 经常遭到居民们的联名投诉, 这样的结果与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初衷背道而驰。

景观水容易变质的原因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景观水, 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型:小型的天然湖泊, 如杭州的西湖和扬州的瘦西湖等;人造湖泊, 如各大中城市公园内的湖泊;与房地产开发相配套的人造景观湖;各种景观用的河道。

导致以上几种景观水水质恶化的原因, 总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

水源条件差

一般景观水的水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自来水、河水以及地下水。近年来, 我国加大了对江河整治的力度, 但由于河道受污染时间长且污染物成份复杂, 因此目前我国几个主要水系的水质情况还不能达到景观水的水质要求。以上海为例, 上海地处长江下游, 上游大量富营养物质积聚在这一地区, 形成上海水源中所含的氮、磷、碳和钾等元素偏高, 这就很适宜于兰绿藻的生长。在一般情况下, 在夏季上海以自来水为水源的景观水七天就会变质, 加上经常还有酸雨和降尘, 使得上海景观水的质量先天就很差。

面污染源多

景观水的周围往往种植草坪、花卉和树木, 水中也常常饲养一些水禽、鱼虾之类的动物, 供人们观赏。由于雨水冲刷和浇灌水的渗透, 会将植物中的各种氮、磷、碳、钾等营养物和肥料、农药以及树叶、枯草等“绿化废物”大量汇集到地势最低的景观水中, 这些面源污染, 使得水质进一步恶化。另外, 动物的代谢物质也会加速蓝绿藻的生长, 使湖底呈厌氧状态, 反过来又会使鱼虾因缺氧而死亡, 腐烂的水生动物其蛋白质分解又使水质变臭, 处于恶性循环状态。

而对于某些景观河道, 由于周边居民和工厂的环保意识不强, 经常会将一些生活或工业污水排入河道, 这样的行为将给河道带来毁灭性破坏, 必须加以制止。

人为破坏

人们的不文明行为, 也是导致水质恶化的原因之一。例如:公园内一些钓鱼的游客, 为了使鱼上钩, 往往会预先投入大量的“鱼窝”, 以期吸引鱼群上钩。这种富含蛋白质的, 过量的“鱼窝”沉淀在湖底, 又形成了水质恶化的污染源。再如, 有些公园管理人员通过卖给游客鱼饵来达到创收的目的。好奇的游客就毫无节制地以投鱼饵来取乐, 造成的后果是, 鱼儿因撑食而死, 多余的饵料和死鱼一起成为水质的污染源。此外, 在一些小区内, 我们经常能看见一些清洁工为了方便, 直接用景观水洗拖把或是冲洗地面上的污迹, 用完后再直接将水倒回人工湖, 这种行为也会严重地污染景观水。

另外, 某些环保公司的“野蛮”施工也将导致水质恶化。在上海的一个小区, 居民们一觉醒来发现本来还是好好的人工湖一夜间变红了, 而且水中的各种鱼类都已全部“阵亡”。后来经调查发现, 导致这起事故的原因是, 承担人工湖保养工作的某环保公司为了图方便将本该全池喷洒的药剂, 一次性倒入了人工湖, 这使得药水成为了毒药, 这些毒药从局部扩散到全池, 最终导致了这幕好水变死水、活鱼变死鱼的悲剧发生。

设计不合理

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公园或小区中, 由于设计的不科学, 人工湖中经常会出现死角, 而死角中的水由于缺乏流动, 往往最容易恶化。各种污染物将会沉积在死角处, 并慢慢地污染整个人工湖, 这使得死角成为人工湖的一个内部污染源, 因此, 在一个人工湖中如果死角越多, 水质恶化得越快。

地下水污染

随着工农业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污染物 (如氮、磷、重金属离子等等) 渗入了地下, 污染了地下水。如今我国地下水的污染已经相当普遍而严重, 而大部分的景观水又是与地下水相通的, 因此导致景观水的变质也是显而易见的。

蓝绿藻入侵

蓝绿藻是景观水的头号公敌。由于蓝绿藻的孢子也可通过空气传播, 因此它们可以落户于任何有水的地方。这种藻类繁殖速度极快, 基本上每20分钟就可繁殖一代, 而且藻类的繁殖生长要消耗大量的溶解氧, 这样将会影响到各种水生动植物的正常生长, 严重时, 还会造成生水动植物因缺氧而死亡。大部分鱼类吃了这种藻类都不能消化。更坏的是, 这种藻类死亡后, 它所含的蛋白质很容易分解, 并能产生有毒物质, 当这些毒质浓度过大时, 不但能毒死鱼类, 就连家畜饮了这种水也会被毒死。但这种藻类真正的可怕之处是, 它们可以从空气中获得繁殖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 并提高这些营养物在水体中的含量, 从而促进藻类的疯长, 因此即使在没有任何外来营养物进入水体的情况下, 它们会疯长。

以防为主防治并举

俗话说的好:“七分预防, 三分治疗”, 这个道理在景观水中同样适用。如果设计合理并能控制住污染源, 这将大大降低治理的难度及成本。对于控制污染源, 我们有如下建议:

选择好的水源, 如果水源的水质不能达标, 则应对水源进行适当的处理后, 方可引入人工湖内;如有条件, 可在湖泊边设计排水沟, 以防止绿化污水流入人工湖;定期打捞漂浮在人工湖上的树叶、枯草等杂物, 以防止它们向水中释放营养物质;控制饲料的投加量, 并要加强管理, 以防止各种清洁污水流入人工湖;对于景观河道, 应加强对河道周边污水的管理及监督, 防止生活污水或工业污水流入河道。

即使有了很好的预防措施, 必要的治理还是不可缺少的。毕竟还是会有部分污染物进入水体, 而且蓝绿藻从空气中获取营养物的能力是任何预防措施都无法阻止的。要保持好的水质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严格点说, 是目前世界性的难题。

城市治理 篇2

超大城市如何治理?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分析北京发展管理中矛盾问题的根源，一针见血指出：北京的问题，深层次上是功能太多带来的。一座城市再大，也不能什么都搞，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核心问题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紧紧抓住“牛鼻子”的同时，还要看到，城市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人，“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今天城市治理的依归。

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治理”，伴随着“疏整促”专项行动的进程，陈年违建拆除了，“开墙打洞”封上了，游商散摊清理了，取而代之的是便民综合体、养老照料中心、公园绿地。空中“蜘网”入地了，标准车位划好了，公共设施完备了，物业缺口补齐了，老旧小区不再是“脏乱差”的代名词。“咱家胡同更有韵味儿了”“好像住进了新小区似的”，居民们发自内心的感慨，是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最直接的显现，是对城市治理成效最大的肯定。

知之愈明，行之愈笃。“疏整促”专项行动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对“精治、共治、法治”这套组合拳的深入理解和实践。对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来说，背街小巷最能体现精细化治理水平，城市治理要向街巷胡同延伸，就是要既管好主干道、大街区，又治理好每个社区、每条小街小巷小胡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管，“精治”的实现离不开“共治”的支撑，要推动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走好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标定治理重点、凝聚治理共识;同时，随着城市治理对象日趋多元、利益诉求多样，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更加需要建章立制、依法行事，才能化解社会矛盾，有效打开局面。

破题闯关，是不断克服本领恐慌、摆脱路径依赖的探索革新。精细化治理既需要治理目光向下，善于发现问题，更要管得了、管得好。为夯实治理链条的“最后一公里”，北京近些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未诉先办”等调动相关部门“集体会诊”现实难题，到深化以“赋权、下沉、增效”为重点的街道乡镇改革，思路一以贯之，就是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到哪里，党的基层组织就建设到哪里。补齐“治理缺环”，激活“责任盲区”，以党组织引领各种力量“跟着干”，最大程度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效能。种种实践阐释着城市精细化治理大课题，由此形成的“北京经验”更为我们未来_更多课题、探索超大城市治理体系提供了启示。

寻找城市治理新榜样 篇3

城市治理需要有新思维。

过去37年中，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上升到7.5亿，城市数量从193个增长到653个，城市发展可谓波澜壮阔。但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人口膨胀、房价急升、城市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城市病”现象困扰着各地城市的发展。

因此，2015年底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套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备受瞩目。而这次会议提出的顶层设计令人耳目一新，亦为未来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

“城市治理”的概念首次出现在顶层设计之中，会议明确指出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这显然是有的放矢。之前城市化快速发展中，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开发新城新区，尤以“大广场”、“大社区”最令人诟病，“千城一面”的现象也使地方城市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因之，会议着重指出“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切实做好城市工作。”

除了理念，还有措施。会议从“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系统、清晰地阐释了城市未来建设“以人为本”的思路。

其中，多次指出要尊重市民意见，扩大公众参与环节，比如在规划方面指出要“邀请市民共同参与”，比如在治理方面，更鲜明地提出“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会议更多次阐释了城市文化：“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

据预测，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45%左右，这意味着年均1600多万人从农村走向城市，这对未来城市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城市治理能力能否得到显著提升，直接关系到未来五年全面小康能否如期实现。会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

城市治理 篇4

武汉城市圈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首要目标包含生态、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要求这三方面在全国要做出典范。但是,“8+1”城市圈结构中所包含的地方政府中,位于城市圈中心的武汉市无论是在人口、经济、工业门类和基础设施上都是“一树独大”,显示出极大的不对称性。就行政环境来看,除了文化不存在太大差异外,其他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落差。目前,湖北省政府专门成立城市圈战略规划办公室来协调各方利益,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长远来看,这种行政协调问题很多,一方面是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落实起来也相当困难;另一方面“硬的基础设施”容易实施,“软服务”难以协调。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行政协调方式也不符合全球化的现实。因此,本文着力探讨政府、第三方组织、私人部门和个体所形成的政策网络治理在武汉城市圈的实践问题。

一、网络治理的特征

网络治理,通常也称之为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它来源于三个基本假设。第一,现代治理绝大多数都是非官僚制的形式,由公共权威单一主体制定的政策往往带有强制性,常常导致政策的失败。治理通常包含公共与私人部门间、不同的公共部门间的合作与相互依赖。第二,由于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是变化的,因此政策过程要分开来对待。某些政策领域中利益集团的互动比其它政策领域更强烈时,政策的制定过程将更加复杂。第三,政府仍然对治理负主体责任,但并非全部责任。在决策制定前,政策选择要由大量牵涉到自身利益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行动者之间通过商议来形成[1]。

根据以上假设,并结合目前网络治理已经形成的观点,公共政策网络治理具有5个鲜明的特征。首先,网络治理有着多元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官僚体制的政府机构,同时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它是“行动者的集合,每个行动者在指定的政策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并且有能力决定政策的成功或失败”[2]。其次,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非政府组织作为网络治理主体之一,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参与主体往往因合作事务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换言之,不是所有的公共事务都具有相同数量的参与主体。根据以上定义,rhodes再依网络组织间整合的强弱、成员互动稳定性及成员排他性共分5类政策网络: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专业网络(Professional Networks)、政府间网络(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s)、生产者网络(Producer Networks)及议题网络(Issur Networks)[3]。政策社群的成员数目相当有限,他们的互动关系也非常稳定。相反,议题网络的参与者数目庞大,成员开放且不固定,互动频率与强度也不稳定。第四,参与主体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相互依赖的关系。B觟rzel(1997)指出,政策网络是大量的非层级的、相互依赖的行动者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他们分享政策的共同利益,通过资源交换实现利益共享,彼此都承认合作是达成共同目标的最好方式[4]。最后,网络治理关注过程而非结果(Heclo,1978)[5]。政策网络一般被视为是利益表达的中介机制,反映了政府政策体系功能分化,以及需要利益团体和专业社群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之务实考量。因此,网络治理本身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运作过程,只不过它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权力关系呈现水平化的特点。

二、武汉城市圈网络治理体系的构建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政策网络主要是指大量的行动主体间所形成的人际网络、非正式制度网络和正式制度网络,它颠覆了“官僚制”的传统观点,打破了权力自上而下的藩篱,它更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参与和协商的过程。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6]。这种多主体、平等参与、强调协商的过程恰恰是目前武汉城市圈治理所需要的,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治理目标是多元的,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如果单由政府决策,信息限制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即使决策正确,执行起来阻力很大,因此多元利益表达机制是必要的;第二,从政策内容上看,治理事务跨越行政区划,层级控制不再起作用,各行政区划主体不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是平等合作关系;第三,从权力关系上看,由于关系是平等的,命令和控制不再起作用,因为沟通和自愿协调是唯一选择。

依据网络治理的本质,我们设计了三项构建武汉城市圈治理的原则:

一是主体多元化的原则。政府机关受制于资源和信息的限制,在政策制定中必然依赖于私人企业和第三方组织;公民社会的崛起表现在公民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各方团体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传统自上而下的权力动作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民主发展的要求。因此,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所有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各方面的公共权力主体,也包括私人机构和公民个人等权利主体。从组织合法性的角度来看,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都可能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因此,区域公共治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私人企业、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和个人。然而,政府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起着“元治理”的作用。

二是平等协商的原则。在区域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所有治理主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同的治理主体的区别只是分工与职责的不同。黄显中、曾栋梁两位学者就明确指出,各利益相关者应在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下,在社会政治层面各自以平行主体身份,就某项共同关切的公共事物或公共利益彼此对话协商,以期达成共识的平等对话与合作[7]。平等协商是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理论的主旨,它代表着治理时代权力分化之后的结果。总之,各治理主体在互信、互利、相互依存的基础上进行持续不断的协调谈判,参与合作,求同存异,化解冲突与矛盾,实现共同治理。

三是相互依赖的原则。一些学者认为因为政府失灵,所以需要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市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有自身的缺陷,市场同样存在着失灵;在市场与政府之间还存在一个“灰色地带”,这就需要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而在区域公共治理中,公民社会因为其独特的优越性,其重要作用显得尤为显著。一方面,在区域公共治理中,区域政府之间的作用容易受到限制;市场具有一定的非组织性。另一方面,公共社会可以借助各种跨区域的组织来进行协调合作,实现共同治理。

三、武汉城市圈网络治理主体构成

根据上述网络治理体系的构建原则,结合武汉城市圈的实际,武汉城市圈参与主体构成囊括了区域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包含政府、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

第一,武汉城市圈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也是公共事务的主要责任者。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和公民利益的代理人,政府毫无疑问在政策的规划、组织和执行中起着重要作用。传统理论认为城市圈区域政府在区域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元治理”作用。然而,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的“多中心秩序”思想认为治理是多元主体以增进公共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合作体系。这要求打破政府的“元治理”地位,并不强调治理的“元作用”,而是在各自的领域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

具体来讲,武汉城市圈中的9个地方政府及其所包含的职能部门是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如前所述,跨越行政区的公共事务,政府必须出面协调。例如,武汉市和孝感市都想在天河机场附近建立“临空经济区”,这是由于地方利益而出现的冲突,最终也只能由两市政府才能协调解决。然而,政府的角色因治理事务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涉及到私人经济的事务,政府应该间接参与。比如,据我们调研所知,武汉市化工企业向黄冈市迁移,两市政府就没有直接干预,更多地是表现出协调者的角色。

第二,私人企业是代表市场力量的参与者。我们常常以企业作为市场的代言人。企业通常被认为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企业比其他主体更乐意参与区域公共治理,原因不在于企业的公共服务精神或公共治理责任,而在于企业以实现其利润目标,参与区域治理可望在税收和政策方面获得一定的优惠。此外,企业通过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使自己能够在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降低运营成本。企业对区域治理的参与主要通过共同生产和游说影响决策这两种方式[8]。

武汉城市圈中的各种企业,不论其所有权归属如何,都可参与到区域治理事务中来。城市圈各企业参与治理往往取决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作为私人产品生产者,某些公共政策会涉及到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要求参与决策。比如,武汉城市圈多年前就提出电信一体化,即城市圈内各政府之间同区号同资费,但这个政策一直没有落实,究其原因各电信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对于这种政策,如果政府直接采取行政命令,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作为政府的替代者和竞争者,私人企业参与可以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效率,改善资源配置。例如,私人企业高度参与武汉城市圈内的自来水和公共汽车等大量公用事业的改革。

第三,作为社会权力代表公民和第三部门。俞可平(2006)认为“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9]公民是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直接承担者,同时也是公共政策服务的对象。由于单个公民力量的限制,公民往往形成利益集团,推动了第三部门在社会中的兴起。公民与第三部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决策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两方面。此外,他们还承担着监督政府和市场的责任。武汉城市圈内的各种行业协会、自愿者组织、社区组织等非营利组织大量存在,它们参与城市圈内公共事务的足迹随处可见。涉及到产业结构转移和调整的政策,城市圈内各工业协会广泛参与,共同协调,以实现城市圈的整体目标。例如,城市圈内9个城市科协定期举行会议,商讨科技产业布局。涉及到两个行政区划结合部的公共产品,各非营利组织广泛参与;武汉市郊的行政村与周边城市的行政村,由于生源减少,彼此各村都兴建一所学校,成本巨大,容易造成设施浪费,因此很多民营学校参与进来,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空缺的补充。

四、武汉城市圈网络治理结构

公共政策网络治理在结构上既不同于传统垂直的层级管理,也不同于市场协调治理,它是一种基于自愿参与的水平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摒弃了精英主义(Elitism)和法人主义(Corporatism)的治理方式。前者强调政治事务中精英的能力,造成了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最为关键的是,它强调自上而下权力的运作,忽略其他利益集团表达偏好的途径。而后者在治理结构中虽然加入了少数利益集团的参与,但更多侧重经济事务的规划,功利主义倾向过于严重。最为重要的是它忽视了基层民众的声音。网络治理属于典型的社会中心治理方式,强调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与自我治理。这种模式主张多元主义(Pluralism)模式,多元主义者认为团体是政治过程的中心,政策是不同团队相互竞争的结果,而透过不同团体之间的竞争,能有效制衡国家机关的行为。此外,多元主义者也认为权力是分配在各团体之间,但并不是所有团体都有同等的影响力与参与机会,团体的影响力视其拥有的资源、组织大小、动员程度及合法性而定,而国家机关则是扮演中心的角色,开放所有管道让各利益团体竞争。因此,多元主义模式特别适合于城市圈区域治理体系。

虽然武汉城市圈治理中强调政府机构、市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多方利益的表达和互相协调,但根据多元主义理论,这种多元主体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各治理主体在权力结构中有着同等重要性和参与机会,网络治理与层级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弹性治理。因此,我们认为武汉城市圈政策网络体系应区别对待不同政策领域中的治理主体和权力分配,不能采取大一统的策略,具体如下:

第一,城市圈中涉及到区域规划等政策时,参与主体不能太多且以政府机关为主。政策规划是对未来发展的指导方针,涉及到长远的利益,普通民众并不关心。区域规划中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信息,其他组织并不具备。区域规划要求统一,过多的参与主体容易造成方案的分歧和决策的困难。因此,区域规划应该以公共组织为主体,基础设施规划由9个政府机关及其相关部门根据专业知识的需要组织专家进行,产业规划除了以上主体之外还应该邀请相关行业协会和骨干龙头企业负责人参与。

第二,涉及到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应该吸纳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参与决策。公共产品由于私人不愿意或无法提供,因而会导致市场失灵。但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仍然面临着政府失灵。根据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ilc Management)的精神,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公共产品的决策与提供是一种较好的模式。因此,武汉城市圈中涉及到公共产品,特别是准公共产品的政策,应该邀请私人组织和第三方组织的参与。比如,武汉城市圈电信政策中的信号覆盖、圈内收费等政策可以采取这种措施。这种模式中决策的主体仍应以政府为主,其他组织为辅。

第三,涉及到私人产品供给的产业政策应该以第三方群体和私人企业为主要决策者,政府为辅。产业政策更多的牵涉到私人企业和第三方组织等具体生产主体的利益,对于这方面的事务,可以采取公共政策中的“利益集团”模式进行决策。具体来说,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起着制定游戏规则和裁判的角色,其他利益集团通过相互的斗争、商讨和妥协等互动策略,最终会达到一种利益均衡,政府再将这种均衡的利益制定成政策。比如,城市圈中的银行业务的通存通兑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第四,偏重于民生的政策应该全部主体参与。因为这部分政策主要关系到公民的利益,因此公民是主要的决策参与者。但是,社会政策服务的传递既可以是政府,又可以是私人企业和第三方组织,因此这两种生产单元也应该参与决策。此外,从责任来分析,政府在民生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于是,这就形成了四种主体共同参与决策的机制,应该听取民众的意见,综合和反馈他们的意见,由下而上形成政策。

五、结论

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既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中部崛起的中坚力量。但是,城市圈内各地方政府机构又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有各自的管辖范围,同时也形成了版图利益的冲突。城市圈内各地方的目标与整体目标之间存在着调和的困难。这种困难通过更高一级的政府来协调,行政成本巨大,而且改变不了根本的利益诉求。此外,城市圈整体的目标涉及到广泛的政策领域,政府的行政干预似乎也难以平衡它们的利益。更为关键的是,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要求权力分配的变革,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方式不再符合社会的潮流。面对这种难题,大量实践证实政策网络治理理论可以指引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网络治理并不排斥目前的公共政策领域,它更注重政策参与主体、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模式,主张各主体的平等参与,提倡政策的弹性设计,重视利益的协商、互动和沟通等政策过程,反对行政权威的强制控制。我们认为此理论切合武汉城市圈的实际情况,具备尝试的条件。

摘要：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既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中部崛起的中坚力量。但是,城市圈内各地方政府机构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形成了版图利益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通过更高一级的政府来协调,行政成本巨大,而且改变不了根本的利益诉求。此外,城市圈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社会自组织机制的发展要求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分配格局。面对这种难题,经过国外大量实践证实的政策网络治理理论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本文在对政策网络治理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针对区域规划、公共产品供给、私人产品供给和民生等不同的政策领域,提出了政府机关为中心、政府引导下的私人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参与、第三方和私人企业为主政府为辅和全部主体参与四种治理模式。

关键词：城市圈,政策网络,公私伙伴关系,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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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国际社会科学,1992,(2).

[7]黄显中,曾栋梁.公共协商视阈中的公共治理运作机制研究.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9,(3).

[8]吴光芸,李建华.论区域公共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与合作[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3).

城市治理 篇5

一、××区目前在城管方面的主要做法

1、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理顺城市管理工作体制，实现重心下移。理顺城管工作体制对加强和改进城市管理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区委、区政府领导对此项工作一直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提出了“条块结合、合理分工、分清责任、区别对待、统一执法”的指导思想。2005年初，区城管执法分局按照“强化属地执法、健全管理机制”的指导原则，在曲江、文峰街道开展城管执法大队派驻街道试点工作。今年，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又在汶河、东关两个街道推广了这种做法。目前，区内的四个街办均有城管执法大队派驻，形成了“分局、大队、中队”三级执法网络，通过城管执法大队派驻街道，不仅健全了城管执法的基层网络，而且实现重心下移，属地管理的目标，使街道城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延伸和拓展，街道在城市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体现，主观能动性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对辖区内出现的问题形成有效的互动，初步形成了“条为块服务，块为条分忧”的局面。

2、逐步健全基层网络，城管工作逐步向社区延伸，强化关口前移。在城市管理工作中，通过健全组织网络，自上而下，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体系，使工作不断向基层延伸，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实行城市精细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最终目标。按照城市管理“全覆盖、经常化、高水平”的要求，构建城市管理网络，不断延伸触角，努力实现全覆盖。市、区、街道三级城管人员配备相对合理，而作为承担大量基础性城市管理任务的社区，由于没有专职人员和经费，城管工作不能保持延续性和长效性。对此，结合近期实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加大了对社区城市管理工作的投入，给社区配备了专门的电脑接入数字化城市管理网络，明确社区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所有的权利和相应承担的工

作任务，并通过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案件办理及回复率，量化考核各社区的工作落实情况，努力形成“权责一致、保障到位”的新社区城管体制，新机制的实行已经切实增强了社区工作人员城市管理的意识和责任心，提高了问题的处置率。

3、加大保障力度，逐步加大城管经费和人员投入，增强管理和执法能力。随着城市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城市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城市管理任务不断加重，区政府逐年加大了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投入，政府拨款逐年增加。2002年拨款532.6万元，2003年拨款611.7万元，2004年拨款789.7万元，2005年拨款978万元,h 上述费用含环卫经费和专项经费。今年，还专门投资120万元，用于建设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在全区的4个街道和29个社区设立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网络。在人员上，也尽可能的创造条件配齐城管执法人员和协管（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员，通过市、区两级政府逐年努力，区城管执法分局的人员已从最初的正式执法人员50人，协管员30人，逐步发展为正式执法人员88人，协管员120人，结合城管执法大队派驻街道，各街道也按照1:1比例相应配备了协管员，目前，各街道的城管队伍都有30人左右。

二、存在的问题

1、城市管理网络不够完善。目前，“三级管理”中街道一级作为政府派出机构，在城市管理中发挥的管理作用还不够充分，尽管各街道都有城管卫生科，但由于人员编制及经费落实不足，城管卫生科尚未发挥显著的第三级管理作用，社区也没有城市管理专职工作人员和处置力量。

2、城管工作经费缺口大。2006年，区城管执法分局预算共需经费约584万元，其中仅正式人员的人头经费就需330万元，而实际预算拨款359万元，相差225万元。环卫经费缺口更大，2002年经财政局、审计局审计，当年缺口526万元，2003年缺口288万元，2004年缺口205万元，2005年缺口180万元，2006年预计缺口200万元。街道、社区的城市管理工作经费至今也未落实。

3、城管处置力量不够。数字化城市管理，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问题不仅要求处置，还要求处置及时和彻底。目前，××区各乡镇、街道、社区以及专业部门的处置力量都明显不足，其中包括处置队伍、专业装备，车辆等。

4、环卫装备和环卫设施差。一是垃圾运输车辆少，车况差，按规定要配备40辆，而目前仅有26辆，而到明年4月就有10辆车要报废。二是垃圾运输中转站少，按规定要有60座，而目前仅有11座。三是厕所陈旧，全区有230多座直管公厕，占市区公厕量的80%以上，绝大部分年代久、老化，老百姓怨声载道，急需翻修。

5、社区城管工作薄弱。首先没有专职城管人员，其次缺少专业经费，这样基本上形成了“晴天靠风吹、雨天靠水冲、突击靠人工”的现象，尤其表现在小街巷的保洁上。

6、社会参与程度不高。目前的城市管理已呈现“大城管”格局，单单依靠政府部门难以彻底实现全面的城市管理，而由于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原因，群众对城市管理的认识和参与程度、以及市民素质不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不强，企业参与城市管理积极性不高，还没有完全引入竞争机制。

三、对策与建议

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立足实际，更新理念，大胆探索，勇破难题，加快实现城市长效管理，提升管理效能，不断优化区域环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管理日益显示出其民本、规范、服务、效率的特征，城市管理工作必须从全新的角度、更高的起点，来审视、反思和完善。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1、坚持城市长效管理的四项原则：

（1）以人为本——“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城市管理必须满足居民的精神、物质需求，使居民对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感到满意。坚持堵疏结合，注重人情化关怀、人性化操作，扶助困难群体，缓解社会矛盾和管理压力。强化城市管理的社会宣传，对居民进行持续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努力提高城市人口素质，增强市民环境意识，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

（2）依法管理——城市必须依靠法规来治理，才能井然有序，保障长治久安。要不断完善城管方面的法律法规，注重法制教育，加强执法管理，并使两者环环相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公正。

（3）综合治理——突破经验式管理、问题式管理、突击式管理的单一管理模式，结合目前实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建立起综合管理模式。

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教育等多种手段，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法制手段为主转换，从单一手段向诸种手段共同作用转换。（4）公众参与——公众与各种非政府组织是城市管理的基本细胞，只有社会组织与公众广泛而自觉参与，城市管理机制才能从被动外推转化为内生参与，从而实现城市管理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性。

2、构建城市管理的六大工作机制：

（1）综合协调机制。一是加强城管执法部门与卫生、公安、工商、环保等相关专业主管部门的协作。二是完善区与街道、社区层面既联系又独立的运行机制。继续深化城管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改进城管执法大队派驻街道制度，从制度层面支持和强化街道城市管理工作的责任和权力；加强对街道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形成“块块负责、条条保障，条块结合、区街联动”的城市管理工作格局。（2）责任包干机制。明晰管理职责，进一步理顺街道办事处和专业管理部门的职责，解决管理中的职能交叉和边缘性问题，避免出现管理空隙。根据责任和权利相一致，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原则，加大对街道、社区城市管理工作的投入。按“谁许可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管理，对一项事务涉及多个部门的，按“谁为主谁负责”原则予以界定，切实履行好城市管理职责，发挥保障作用，实现“条块结合”。细分责任范围，以路为线，纵横成网，建立四级管理责任区。一级为街道，二级为社区片，三级为责任块，四级为责任点，点面相间，条块结合，格网成面，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实行错层管理、网格管理，推行环境承包制，做到责任主体具体化、工作标准清晰化。（3）快速反应机制。城市管理具有动态性、反复性的特点，现在实行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就是要提升管理效率，我们必须增强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具体管理活动中，把握阶段性、及时性、经常性三个环节，使辖区始终处于严格的监管之下，对重点地区和违规易发地段在管理时间上保持连续性。在城区主次干道两侧、窗口地段和公共场所实行严格的定人、定时、定岗、定责“四定”管理，强化“门前四包”责任制，随时纠正违规行为。在管理技术上，加快推进城市管理信息化、数字化，促进城市管理工作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科技型、精准型转变。

（4）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是提高城管作业水平的外在驱动力。要坚持政府管制与社会参与互补原则，突出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在深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改革中，着力在环卫工作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培育和发展城市维护作业市场，达到管理和作业的分离，通过政府公开招标，企业竞标管理，以此促进管理的标准化，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绩效。（5）考核激励机制。建立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是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实施长效管理的重要保障。一要强化目标考核，按照“责任目标化、目标数字化”的要求，将考核从定性型向定量型转变，建立数字化的量化考核体系，采取多种手段和形式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考核，实行职能部门与街道之间的双向考核，将考核与日常考核结合起来，对城市管理的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二要严格奖惩措施，把激励机制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无论是日常管理，还是阶段性工作，都要有考核、有奖惩，以考核为依据，通过物质、精神等多种手段进行奖惩，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激发活力。

（6）投入保障机制。一是经费保障，在城市管理过程中，确保必要的城市管理经费开支，逐步加大投入，逐步改善装备，提高管理和执法能力。二是建设保障。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对城市管理的基础性作用，增强规划的前瞻性、预见性，管理前移，规划建设与管理要加强沟通与反馈，克服建设“后遗症”现象，做到标本兼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老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优化农贸市场、公厕等配套设施，为城市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平台。三是队伍保障。科学核定城管执法队员、协管员人数，充实管理力量，保证管理需要。强化城管队伍的专业化培训，严格管理，建设一支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反应快速的城管执法队伍。

3、健全管理机制，强化属地职能的几个具体建议：

（1）确保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正常经费。除区政府每年财政拨款外，市政府对××区要实行倾斜政策，真正做到工作重心下移，与其配套的一些政策也要相应下移。

（2）适当增加乡镇、街道城市管理专职工作人员，以4-5人为宜，同时在各社区明确一名副主任专事城市管理工作。

（3）同时与城市信息化管理相配套，适当增加区级处置力量。加大对环卫工作及环卫工人先进事迹宣传力度，以逐步提高其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提高环卫工人待遇。当前应尽快解决体改后环卫工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问题（经调查一测算，一次性交纳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为667.2万元和759.33万元）。

（4）不断加大对××环卫设施和装备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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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城管，但我觉得单从职业而言，城管本身，我是很愿意接受的。长远来说，占道经营，非法经营，本身对社会治安也造成隐患。我家楼下经常堵得我车都开不出去，头疼死„„老百姓小本经营，该如何规范，是政府应该着手解决的，城管不过是旅行职责——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匪类乱来„„

建议书

0城管 发表于0秒前 城管,建议书,小贩,部门,卫生 作文网

建议书广州市的城管部门：广州是个大都市。而今年又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所以注意卫生是很重要的。而偏偏一些无牌小贩却在街边乱摆卖。为了全力配合城管部门和有关机关工作，我建议广大市民应该积极开展“远离街边小贩”的活动。为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城管应加大对“乱摆卖”等现象的打击力度。

常勇是解放区城管局二大队队长，面对关系民生、繁重而艰辛的城管工作，他不叫苦、不喊累、不畏难，辛勤工作，乐于奉献，他经常对自己说：“我是一名普通的城管队员，但我要做一名出色的城市卫士。”

人文关怀促和谐

城管执法面对的多是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如果执法方式不当，有可能得不到群众理解，甚至出现暴力抗法事件。因此，常勇积极推行亲情执法，以换位思考的理念构筑了一片和谐的城管天地。

为充分调动商户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常勇发动城管队员结合各责任路段管理情况，用亲切生动的语言写出《致沿街经营商户的一封信》，深入浅出地说明“三种经营”等违章经营行为造成的危害以及创建卫生城市和宜居城市给广大商户带来的好处，引导经营商户积极配合城管工作。他还鼓励队员们与商户谈心、交朋友，主

动给商户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帮助商户解决实际困难，并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营造了良好的城市管理氛围。辖区经营商户开始逐步养成自觉遵章经营的良好习惯，商户参与城市管理和“创卫”工作的积极性也明显提高，市容市貌开始从源头发生转变。

温情服务当公仆

城管工作需要严格执法，但必须尊重商户人格，讲究执法艺术。常勇深知城管执法对象多为困难群体，每一个影响市容、堵塞交通的商贩背后都有一个贫困的家庭和艰辛的故事。所以，他经常教导队员们说：“虽然治理‘三种经营’是为了大多数市民的利益，但一定不能忘记，我们还要服务那些最需要照顾的困难群体。”因此，他带领队员始终坚持“三先三后”原则，即先宣传、后处理；先通知、后限改；先主动、后强制，文明执法，温情服务。在执法管理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况，他先后帮助家庭确实困难的12个商贩分别联系了菜场和瓜果蔬菜定点街市，安排他们免费进场经营，既妥善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又做好了市容管理工作。

甘于奉献老黄牛

许多认识常勇的人发现，自打今年年初以来，原本胖乎乎的他一下子瘦了几公斤。这是因为，在常勇默默勤劳工作的背后，还有许多常人难以承受的家庭负担。今年年初，常勇的母亲被确诊身患癌症，之后做了3次手术，还经常去郑州化疗。3月份，常勇的父亲又被诊断为胰腺炎。再后来，常勇已有身孕的妻子一天天行动不便起来，正是需要人照料的时候。千斤重担全压在了常勇一个人身上。然而，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常勇舍小家顾大家，他把父母安排在同一家医院治疗，白天按时上街治理“三种经营”，晚上再到父母床前精心侍候，给妻子送去安慰。领导和同事知道他的情况后都劝他请假休息，可他只是在母亲做关键性手术时请了半天假，之后再没有因为家里的事而耽误过一天工作。

海门城管执法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与人民群众沟通，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在学习调研阶段，我局开展了城管进校园活动，旨在加强对海门市区学校周边流动摊点的打击及车辆秩序的管理，创造一个卫生秩序、安宁整洁的社区和校园生活、学习环境；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和校园学习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和城市形象。让市民和学生参加城管的执法实践活动，培养全体市民的城市文明意识和公德意识，通过进校园的大手拉小手活动，带动全市人民共同关注学习实践活动期间城市管理工作。

此次海门城管局通过“城管进学校”活动的开展，“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从而全面提升城管宣传工作，逐步建立城管宣传教育社会化制度。

活动主要通过宣传版面巡展，采取制作漫画图片展板；制作城管宣传展板、宣传画页、便民手册等发放；执法人员进学校、进课堂，深入浅出地讲解城管法律法规知识；通过学生向家长和市民发放城市管理资料等方式，宣传城管职责职能；城市管理法规知识及处罚依据、标准；城市环境卫生常识；典型案例介绍；城管办事程序、服务承诺；与学生密切相关的城市管理工作情况等。

活动开始后，海门城管局将选拔优秀执法队员到中小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每个星期组织执法队员深入到每一个中小学校，讲一次城管法规教育课，将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选择有针对性的典型案例，对学生做好讲解，配合学校开展城管知识竞赛、演讲比赛、作文比赛等活动；分批组织学生上街清洁城市公共设施，清扫白色垃圾，体会城市管理工作的艰辛；在学校组织发动“城管志愿者”，佩戴“城管小袖章”随执法队员参与城市管理；学校、城管联手治理学校周边流动摊贩和车辆停放秩序等。

为充分调动学校师生积极参与“城管进学校”活动的积极性，树立城管宣传先进学校和学生，有关方面将对学校和学生评比，颁发“城管教育示范学校”牌和“优秀小城管”奖状。

通过“城管进学校”活动，拓宽了与市民的沟通渠道，增强了青少年和市民对城市管理的责任感，提升了城市管理社会化程度。同时，借“学校”这个突破口，通过生动而贴近生活的宣传和社会化的服务方式，增进了市民对城市管理工作地理解、支持和配合，营造了“人

人参与、齐抓共管、大家受益”的社会氛围。(海门市城管局

本报讯（记者肖持刚）经营物品摆放不许超出门线、人行道停车不得占压盲道、移伐树木必须得到园林部门许可、遇到噪音扰民可打12342城管特服热线举报„„这些连一些大人都未必完全熟悉的城管法律知识，如今五味什字小学的同学们却人人熟记在心，并正在变成“小手拉大手，同走文明路”的良好行为。

治理城市顽疾核心在“人” 篇6

近日，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不约而同集中整治城市“顽疾”—上海夜查群租房，北京暗访“黑摩的”，广州投入百亿整治“城中村”。（人民日报）

快评：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城市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爆发性发展时代。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城市规模急速扩张，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群体。当我们惊讶于当年的城郊如今成为高楼林立的、繁华的内城，感慨今天的高速公路、地铁快轨改变了城市的时空概念，亦不得不面对由此而带来的诸多新问题—道路要拓宽、旧城要改造，不免要有拆迁矛盾；人口急剧增长，房价、房租居高不下，自然出现群租现象；公交虽在发展，城市延伸更快，“黑车”现象便四处蔓延……

“整顿”易，“治理”难。人的需求千差万别，不同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我们没有什么现成的模式可以复制。中国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密度与外来人口的超高比例，都堪称世界之最，放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会是巨大的治理难题，足以让任何一个市长大汗淋漓、如履薄冰。

但是，社会治理仍然有章可循。我们探索的现代治理模式，其核心只有一个“人”，试图适应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也都是围绕“人”展开，即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平衡人群的不同利益，服务民众的发展渴望。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时，强调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核心是人”的深层含义，是“把社会管理寓于为群众服务之中”，最大程度地满足民众和社会需求，最大程度地让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来。

城市治理 篇7

社会治理创新,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又一场深刻变革, 也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 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 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发生深刻变动, 社会管理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必然抉择。社区是社会的根基,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 加快社区治理创新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珠三角是经济发达地区, 社会治理走在全国前列, 是社会治理的排头兵。结合珠三角城市社区治理实践, 总结创新经验, 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发展规律, 以推进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研究。

一、从“单位制”的解体看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 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国在2012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也随之紧跟。虽然30 多年来, 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下了不少力, 如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 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村民直选村干部等等, 但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变化显得较为滞后。

改革开放以前, 由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志, 全民都被禁锢在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单位制”体制内, 人们的生活是和单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单位分宿舍, 单位管职工的生老病死, 单位管教育, 单位管后勒, 单位管员工的一切。在一个单位内, 父辈相识, 子辈也在一起工作, 甚至三代同在一个国营企业工作也经常可见, 人们之间没有隐私可言, 单位既关心群众生活, 也管经济、管教育、管医疗……, 就是没有法人地位, 是政府的附属物, 买部电话, 买台汽车, 都要政府审批。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渐解体, 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单位”开始分化解体, 像原子核裂变一样, 爆裂分散, 又重新聚集。以前既管理经济又“一末带十杂、烧火代引伢”地管理所有社会事务的“单位”, 突然从社会剥离出来, 有了独立的法人地位, 这是从痛苦的转型中的裂变。这种痛苦不仅仅反映在单位, 也反映到单位的人:“失业、下岗、创业、致富……”从单位挣脱出来。走向社会, 社会服务和公共事务逐步市场化与社区化, 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下沉到社区, 社区治理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这一变化过程中, 势必给政府提出了职能转变的艰难课题, 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从“旧传统”到“现代化”,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让渡权力, 实现善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这是中共在新时期面临新问题、新风险情况下, 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 也必然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有序推进的着力点。

二、从“居改社”后的角色两难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单位制”彻底解体, “社区制”逐步形成。“单位制”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事事有人管。“社区制”虽已成形, 但社区像花园, 人们来自四面八方, 需求多样, 诉求各异, 社区应该怎样治理, 却是崭新的课题。

社区是社会的根基,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1995 年开始, 民政部探索社区治理之路拉开帷幕, 却十几年难登大雅之堂, 一直没有大的进展, 原居民委员会合并了, 改成社区居委会, 换汤没换药, 居委会原班人马进入了社区居委会, 有了“正科级”的待遇。早期的社区居委会被赋予了很多行政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 成了政府的“嘴”和“腿”, 行政化倾向严重, 无暇履行法律赋予的组织居民实施社区自治的责任。随后发生的“议行分设”改革创制了社区工作站, 对社区居委会负责, 成为社区各项事务的治理主体, 但因保留了社区的旧有秩序和运行模式, 当然也重新陷入了自上而下的制度压力和自下而上的居民诉求之间的困局当中[1]。可见, 社区居委会面临着角色两难, 一方面, 作为国家政权的辅助组织, 有着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方式, 它必须接受政府任务;另一方面, 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有着独立自主的活动空间和功能领域, 它要致力于解决居民问题。

关于业主委员会和业主维权运动这一社会矛盾问题的凸现, 使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 社区自治组织成为了热词, 并对其寄予了厚望, 普遍认为其对于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居委会在这场运动中遭遇现实困境, “责任无限大, 权力无限小”, 在庞杂事务、角色两难中不可避免地效率低下, 其公信力与权威受到很大冲击。在广东, 大多珠三角城市业主维权事件频发, 越来越多的业主为了自身利益和社区发展行动起来, 行动方式也更多地从个别趋向联合, 这真实反映了社区自治, 昭示出社区治理的未来方向。

“社区”该怎么治理?广州、深圳、佛山、肇庆在政府的引导下都创造了不同的各有特色的治理模式。广州的养老模式、党建经验、深圳的社区工作站模式、顺德的街道不同特色的治理、南海的信息化治理、肇庆的“居家”养老模式的探索……社区志愿者的涌现, 社区工作者的培养, 社区警务室的建立, 社区扶贫工作的开展, 社区幼儿园、社区文化室, 社区文艺宣传队, 社区司法所, 社区心理辅导室、社区残疾人帮扶……一项项如雨后春笋在社区纷纷涌现。新的多元治理的结构也现出雏形。但是, 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依然严峻:社区治理的顶层设计思路?政府对社区治理的指导问题?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作用?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社区治理的结构、模式研究?如何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道路?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从理论到实践认真探索, 以促进社区治理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N个珠三角城市社区治理比较

广东珠江角是经济发达地区, 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地, 较早启动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理论及实践成果不少, 为国家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中, 广州南沙区[2]、深圳罗湖区[2]、佛山南海区[2]、珠海香洲区[3]等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在探索社区治理道路上各有特色, 亮点纷呈:

广州市南沙区围绕“协同善治、打造城乡社区服务一体化格局”的主题, 实验探索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要素、质量体系、技术平台一体化的制度机制, 形成推进城乡社区一体化建设的路径和方法[2]。深圳市罗湖区围绕“深化社区居民自治”的主题, 实验探索社区居民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和制度机制, 形成深化社区居民自治的方法和途径[2]。该区“‘活化赋权’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创新经验获评“2014 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成为全国唯一一家连续两年获奖的单位。罗湖区政府适度让权社区, 活化社区居委会, 以社区居民议事会为决策机制, 引导居民组织化地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强力推动社区治理法治化改革, 强化社区居委会资源配置, 为社区居委会释放自治空间[4]。佛山市南海区围绕“政府主导推动、三社发展互动、志愿团体互动, 创新城乡社区治理服务新机制”的主题, 实验探索城乡社区人才发展体系、治理运行体系、服务发展体系建设的模式和方法, 形成社区建设体系标准[2]。珠海市香洲区运用法治思维厘清政府与社区权责边界, 构建新型社区治理结构, 探索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互动模式[3]。

综观上述几个典型社区治理实践, 我们大致厘出了社区治理的创新思路与经验, 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一是一元管理向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变革。广州南沙区通过村 (居) 社区“一站一中心” (公共服务站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建设, 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村 (居) 委会、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治理的合作互动关系[5];深圳罗湖区党政社群社区共治的构建[6];佛山南海区以“政经分离”为突破口, 以社区服务为着力点, 深入开展“三社联动”实践探索工作[7], 政府走向与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相结合的多元化治理, 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对政府的管理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同时也将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8];珠海香洲区正积极创建“社区+ 社工+ 社会组织+ 高校社团+社会力量”的“五社”联动模式[9], 同样体现了多元共治, 形成合力, 共同承担社区治理责任的创新思路。

二是自上而下到良性互动的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广州南沙区为理顺镇 (街) 管理体制机制推行 “一队三中心” (即综合执法队、政务服务中心、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和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的建设, 并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立了由香港、新加坡资深社工介入的合作、管理、督导、评估机制[5];深圳罗湖区实施社区第一书记制度, 成立社区居民议事会,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佛山南海区实行“选聘分离”、推动“政社分开”, 建立社区参理事会议事的协商机制[7];珠海香洲区搭建“社区议事”协商体系, 并将借鉴澳门经验打造民主协商议事规则、区—镇街—社区三级联动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和“熟人社区”[10]。

三是推动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各社区通过制度建设、机制创新、构建平台、拓宽渠道等方式, 以提升社区自治活力。深圳罗湖区重视培养社区自治带头人, 推广应用借鉴罗伯特议事规则制定的“社区议事规则”[11], 建设“居民之家”和“议事广场”[12], 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常态化;佛山南海区建成社区参理事会249个, 社区重大事项、重要决策必须经社区参理事会议事协商, 引导成立“街坊会”“邻里中心”等社区社会组织661 个, 开展自助互助服务。

四是完善社区服务, 推进服务改革创新。各社区服务逐步向多元化、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基本实现社区服务全覆盖, 并能结合当地实际推进服务创新。如广州南沙区注重社区服务品牌建设, 如东涌镇“新候鸟计划”、珠江街“家长导航”、南沙街“农村医务社工”、龙穴街“幸福传递工程”等[5];深圳建立社区基金会, 全面实施“民生微实事”项目, 提升民众“获得感”, 社区每年可申请200 万“民生微实事”经费用于社区群众关注度高、受益面广, 贴近居民、贴近生活, 群众热切希望解决的惠民项目[13]。

五是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珠三角城市社会组织总量逐年增加, 截至2014 年底, 广州、深圳、佛山社会组织各有5841、8241、4700 家, 同比增长率各为10.4%、17.8%、11.8%[14,15,16]。佛山现有3000 多名持证社工, 2014 年报考社工师的人数为8129 人, 是2013 年的4 倍, 报考人数为全省之冠[16]。各社区通过建设孵化培育基地[5,7,17,18], 给予开办补助、以奖代补形式对优秀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项目给予资金补助、举办社区服务洽谈会[7], 打造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10]等等, 社会组织从无到有迅速发展 (见表1) , 社会服务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不断提升, 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投身社会服务等方面对社区治理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思考

珠三角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经过几年的探索, 成果斐然,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区治理经验。但由于各种原因, 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也反映出许多亟待解决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多元共治模式构建后, 如何厘清各治理主体工作职责、促进达成主体间合作协同以实现善治?在双向互动的治理机制中如何理解矛盾同一性, 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动力不足、活力缺乏的深层次原因?社区服务的反馈与评估机制创新问题?社区社会组织迅速增长景象过后如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国家城镇化的深入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社区人口的增加, 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变得非常有意义, 急待推进。当前,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正经历深刻变革, 种种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需要从社区治理的实质、核心、关键及其发展规律去把握。

第一, 坚持人民群众利益的宗旨是社区治理的实质。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有居民、党组织、政府机构、居委会、社会组织等, 各主体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功能定位, 因而必然产生主体间的博弈, 但矛盾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 并为同一性所制约, 各主体处于社区治理矛盾统一体中, 具体共同利益, 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社会契约论认为, 政府的权利来自于人们权利的让渡, 因而政府有义务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强调这是政府的义务和职能。在我国,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 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 政府利益与群众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 社区治理的实质在于维护与实现人民利益, 尊重群众意向, 由社区全体成员共享发展成果, 唯有此才能凝聚居民力量, 达到“善治”, 以推动社会进步。

第二, 居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 于1887年出版的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中首先提出“社区”的概念, 他认为“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的人群组合, 其核心涵义是参与, 让居民作为发展主体有效地介入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实施、管理、监督和利益分享的全过程[19]。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比较普遍的现实问题是居民参与不足, 有文化、观念、制度、社会等多方面原因, 他们从“百姓- 居民- 公民”的变化发展的这一过程中, 需要文化环境与法治化根基的支撑。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旧有的社会生活结构被打破, “街坊”、“邻里”关系被“火柴盒”式的楼房建筑所隔阂, 情感纽带日渐淡化, 他们在日益复杂矛盾凸现的社会面前茫然无措, 最终选择沉默、隐身、甚至冷漠。今年2 月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 提出建立街区制, 体现了开放的发展理念, 封闭的小区和大院“开门”将有利于促进社区治理创新与发展。再者, 由于我国民主制度与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 使居民的诉求表达逐渐弱化, 表现为参与动力不足、活力缺乏。因而培育居民的参与自觉自信应是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完善法治则是应有之义。

第三, 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深化改革创新是社区治理的关键。社区去行政化问题是社区治理模式改革的内容, 是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实现社区居民民主自治的一种手段, 但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这一基本主体,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宏观指导作用。目前, 许多城市社区治理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形成了一些地方经验, 有待于上升为理论, 为社区治理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基础。同时, 城市社区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性和长远性工程, 要有“顶层设计”的战略性布局,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实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治理。

第四, 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握社区治理的发展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社区治理中最大最重要的实际就是居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切实解决居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当下社区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 既要坚持尊重差异、和而不同原则, 又要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既不能无原则的妥协, 也不可以简单粗暴地处理, 治理需要智慧与艺术。再者, 每一个社区的形成必定有其历史逻辑, 社区治理创新必须对当地 (本土) 的人文风俗地理环境等作全面的历史考察, 结合实际走出各具发展特色的治理道路。此外, 社区建设与发展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要注意稳步推进社区治理, 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不能急于求成, 实现协同平衡发展。

五、结语

社会治理在中国虽然拉开了序幕, 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但是在这方面研究的帷幕也才刚刚拉开, 甚至有些滞后。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治理模式。加快推进社区治理研究, 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在实践上实现创新, 真正把社会治理创新推向前进,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 是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摘要：社会治理创新,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又一场深刻变革, 也是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这场变革中政府职能的转换、社区治理主体的构建、社会组织的发展、治理新模式的探索都至关重要,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之路, 这是本文的主旨。

城市交通拥堵治理对策 篇8

一、城市的交通拥堵治理理论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究有较多的治理模式和理论,较为系统的两大理论分别是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以新城市主义、城市空间多中心发展为核心的城市规划理论。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从社会层面要满足市民出行的可达性与公平性;经济上要考虑交通运行的效率、资源节约、成本控制,减少交通环境污染。多中心城市空间理论认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将出现多中心的发展趋势;多中心化的城市空间能减少市民的长距离出行频率,平衡就业与人口居住,分散交通瓶颈,减缓交通拥堵压力。

新城市主义主张采用紧凑型的混合用地模式,这种模式更依赖公共交通,以利于节约城市的土地资源。土地的高密度使用即在社区内提供商业等公共设施,减少出行;便捷的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设施便于选择公交、自行车或步行,减少交通拥堵。

二、城市交通拥堵的治理策略

发展城市交通是为了方便人们的出行,提供多样化的可达性。而交通拥堵延长了市民出行时间,与城市交通发展目的相背离。每个城市都应该重视交通拥堵的解决,结合城市不同的发展状况,探索合理的治理对策。

1.整合行政部门,破除政策障碍

目前,我国城市交通主要由交通部门负责管理,可通过将城市交通目标的实现与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管理的规划和税收政策相关联,打破行政管辖界限,实行地域和组织的统一,实现交通圈整体的规划。当城市有意促进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时,可由交通管理部门设立专门机构研究本市的交通发展问题,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找出症结,并联系实际制定出可行的改进方案。随后提请相关部门讨论决定,形成一套综合性的交通改善措施,通过审批后公开颁布,并要求各相关方坚决落实。

2.制定城市交通发展的整体战略

交通拥堵不少源于土地利用与空间布局的不合理,以及激励购买小汽车政策这两方面。因此,解决城市拥堵需要联系整体规划与经济政策。同时,拥堵治理要放在城市交通发展整体框架下来解决。我国城市交通规划的制定,要从长远考虑,注重城市交通与城市总体规划的互动,促进城市更健康有序的发展。

3.组合多种策略,采取综合对策

实现城市交通目标有多种策略,我国城市交通应注重以下3种核心策略组合。

(1)控制机动车辆的保有与使用,提高小汽车的使用成本与使用门槛。可提高小汽车使用与购买的征税;可限制城市机动车的使用与注册;适时实行道路拥堵收费。

(2)改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倡导鼓励市民公交出行。

城市垃圾治理措施新探 篇9

1 “三大”技术的弊端

“三大”技术的最大缺点是把有经济价值的垃圾当作“废物”销毁, 不能实现垃圾处理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目标, 不能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是一种投资大、占地多、运转费用高的浪费财源和资源的处理方法。

1.1 垃圾焚烧发电法

此法虽然处理量大, 但是垃圾的低位热值低, 含水量高, 需要掺配煤炭或喷烧油 (气) 助燃, 这样就增大了焚烧成本。垃圾焚烧发电只能做到一次性“再生”, 无法实现多次循环利用, 即使可以产生热能, 但排放的烟气中要带走30%以上的热量损失。焚烧过程中还有大量的粉尘和二恶英气体产生, 二恶英是一种对人体极其有害、且难处理的物质, 这样无形中又将垃圾污染转变成了大气污染。

垃圾发电厂污染物排放量大, 治理技术复杂, 在日常运营中用在消除烟尘和净化废气等的费用相当大。因此, 如果没有政府的优惠政策和各种经济补偿, 垃圾发电就难以实现产业化。

1.2 垃圾填埋法

垃圾填埋法弊端:①垃圾填埋虽然可以回收沼气, 但只是做到了一次性“再生”, 无法实现垃圾的多次循环利用。②沼气对大气造成污染。沼气目前被联合国列为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6种限排气体之一, 它的危害程度比二氧化碳气体大21倍。③填埋垃圾造成二次污染。垃圾埋在地下进行生化反应时, 产生的有毒有害废气和渗滤液等污染物, 被称作“二次污染”, 必须另投巨资建设处理设施。据专家评估, 由于现代城市垃圾所含物种复杂, 埋在地下, 生物降解速率缓慢, 需要130~150 a才能降解殆尽, 以致于土壤遭破坏, 地下水质被污染, 难以净化修复。④垃圾填埋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

1.3 垃圾堆肥法

垃圾堆肥仍是只能做到垃圾一次性利用的浪费资源的处理办法。它的缺点是发酵周期长, 占地面积大, 卫生条件差, 肥料养分低, 生产成本高, 内含有害残留物, 长期使用会造成土壤板结, 污染地下水质, 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后遗症。

综上所述, 国际通用的传统技术中, 不但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独自实现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目的;相反地却产生了新的危害, 必须再耗巨资进行治理。故认为用来治理城市垃圾的“三大”技术, 并非城市垃圾的最佳治理措施。

2 改进措施

2.1 垃圾与城市污水混合处理

垃圾单独填埋处理, 产生的渗沥液污染严重, 需要进行净化处理, 治理技术难度大, 投资运转费用高。如果与城市污水混合处理, 不仅能消除渗沥液渗入地下, 保护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 保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同时, 还能减少垃圾的治理费用。渗沥液中所含成分与城市污水相近, 主要不同点是渗沥液含有较高的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氨氮浓度, 较低的磷含量。当渗沥液单独处理时, 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用以保证生化处理所需要的适当的C∶N∶P比例, 因而使处理流程较为复杂。合并处理时, 由于城市污水量较大, 对渗沥液可起到缓冲、稀释作用, 同时, 还可补充磷等营养物质, 达到渗沥液与城市污水共同处理的目的。

2.2 建立城市垃圾工业园区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可将城市垃圾处理转化成为有用资源。当地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垃圾的产生量, 成立垃圾综合利用加工区。以垃圾循环利用为纽带, 按照将上一个企业的产品作为下一个企业的原料, 随同排出的废渣、废水和废气等废物, 共同进行综合处理, 使点点滴滴、片片块块的垃圾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利用的原则, 合理地运用市场经济规律, 将辖区内的垃圾引进来, 再通过不同产业链的整合变成产品, 真正实现垃圾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

3 效益分析

3.1 经济效益

城市垃圾物种多样, 化学成分丰富, 物理性能优良, 若经适当处理, 就能转化为多种有用资源, 制成各种质量精良的轻工、化工、能源和环保等新产品。据北京市环保基金会统计, 北京市年产垃圾中有废塑料36.2万 t, 而1 t废塑料可生产0.37~0.73 t汽、柴油, 每回收1 t饮料瓶塑料可获利润8 000元;有废纸38.8万 t, 每回收1 t废纸, 可造好纸0.85 t, 节省木材3 m3, 节省碱300 kg, 比生产等量好纸减少污染74%;有废玻璃15万 t, 利用碎玻璃再生产玻璃, 可节能10%~30%, 减少空气污染20%, 减少采矿废弃的矿渣80%;有废电池2.37亿支, 利用废电池可回收镉、镍、锰、锌等宝贵的重金属, 同时可减少重金属对环境的污染及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有废金属3.5万t, 每回收1 t废钢铁, 可炼好钢0.9 t, 可减少75%的空气污染、97%的水污染和固体废物, 比用矿石炼钢节约冶炼费47%;有废食品草木121.3万 t, 每回收1 t这类垃圾, 可生产0.6 t有机肥, 也可生产垃圾燃料, 作为发电、供热的燃料。

初步核算, 每吨垃圾经综合处理后纯利润为300元左右, 这不仅促生出垃圾处理自给自足、资源长盛不衰、产品销路永畅的阳光产业, 也消除了污染、保护了环境, 更能省去治理费用, 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据不完全统计, 现在全国新建或改建的以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金属、废家电、废建材以及其他工业废水、废渣和废气等为原料, 并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利用加工车间或工厂6万多个, 年创产值500亿元以上。

3.2 社会效益

(1) 促进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 我国城市垃圾综合利用工作发展迅速, 处理量不断增加, 以致出现有的城市垃圾 (原料) 供不应求, 需从外地采购或从国外进口的状况。另外, 在垃圾资源利益的驱动下, 一些原本回收利用“油水”小、技术难度大、无人问津的项目, 如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等, 相继攻关成功, 并取得国家专利。因此, 积极开展城市垃圾综合利用, 变废为宝, 是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垃圾零排放、推进大自然进入良性循环境界的良策。

(2) 改善生态环境。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而言, 城市垃圾是一种污染源;从资源的角度而言, 城市垃圾则是地球唯一在增长的资源。利用垃圾中的有机质产生的高效有机复合肥, 能有效增加地力、改良土壤, 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而且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无公害的绿色有机食品。做好城市垃圾的综合利用, 既美化了城市环境、改善市容市貌, 又减轻了因生活垃圾无序化堆放而带来的水、气和生态环境污染, 还减少了因垃圾中所携带的致病菌对公众身体危害的机会, 同时还能有效缓解生活垃圾对环境污染的压力, 利国利民。

参考文献

[1]俞建德.垃圾资源生态化处理浅探[N].中国环境报, 2003-08-05.

[2]欧阳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与处理方式比较研究[J].再生资源研究, 2007 (4) :33-36.

[3]张荣辉.国内外垃圾渗沥液处理方式与技术分析[C]//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排水委员会第四届第一次年会.2001.

“城市病”的症结与治理 篇10

一、城市病的表现

所谓“城市病”, 是对城市问题的一种形象说法。也就是说城市同人一样也会生病。它是存在于城市发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和矛盾, 这种矛盾只有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才会凸显出来。如今,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 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根据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6-2010 中国城市价值报告》, 六大城市病正给中国城市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 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安全形势严峻等将是

“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 “城市中国”如何健康前行显得极为重要。城市化在让人类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 也使人类受到“城市病”的困扰, 全球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更加重了“城市病”的流行, 使人类深受其害。目前世界城市人口的2/3以上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他们中的贫困人口约有15 亿, 至少有6 亿人没有足够的住房, 11 亿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仅因饮水不洁每年就造成1000 万人死亡。

二、城市病的症结

(一) 城市病的罪魁祸首是“丁字形”城市化

我们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建设存在着误区。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 基本上是在走其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有关城市化, 人口流动的国际经验是:城市化率低于50%, 以从农村进入城市为主;超过50%, 以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为主;超过70%, 人口流动以从城区进入郊区为主。在城市化建设的初期,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由于小城市没有足够吸引力, 基本上是以进入大城市为主, 这是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一个先天不足。而当城市化率接近50%的时候, 甚至在超过50%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口流动都将“以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为主”, 这样一来, 大城市建设又要在城市化中唱主角。

所以, 从城市化建设之初到现在, 我们的城市化建设都基本上以大城市为主, 对小城市、郊区、周边农村的建设, 哪怕是进行一些还账式、补偿式的, 都被认为是逆城市化之举;城市化建设不仅把优势的公共资源集中到大城市, 就是大城市自身, 也对小城市、郊区, 以及周边农村形成掏空效应。农村大量人口流向城市, 一方面给城市的承载力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另一方面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在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 教育程度较高, 能力较强的农村精英流向了城市, 造成农村人才匮乏, 甚至连合格的劳动力都短缺的现象。知识、技能的缺乏必将制约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的实施。

于是, 城市化建设就成一个“丁字形”结构:大城市很大, 而小城市、郊区, 以及周边农村很小;大城市人满为患,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而小城市、郊区, 以及周边农村因为没有优质的公共资源, 又无法分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丁字形”城市化结构造成的后果, 一方面是城市资源被大城市吸走, 下端的人享受不到城市化的好处, 另一方面是大城市出现城市病, 上端的人感觉不到城市化带来的幸福。

(二) 资源过度集中是“城市病”症结

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 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 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这就造成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 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 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 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人们不断涌向大城市。尤其是那些渴望发展的高校毕业生, 即使没有户口、编制, 即使房贵路堵, 也要往前冲。因为只有一线城市集中了全国几乎所有优势资源———才是最有可能孵化年轻人梦想的所在。与个人事业发展相比, 与作为这座城市的居民所享有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相比, 交通堵不堵、房价高不高, 这些生活成本恐怕并不是最重要的, 也并不能削减大家对大城市的涌入热情。即便前一阵“逃离北上广”叫得很响, 涌入一线城市, 却依旧是年轻人的主流选择。

(三) 空间结构规划发展不合理

空间结构规划发展不合理, 是造成“大城市病”的直接原因。空间结构, 是决定城市发展潜力和发展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自身内部的空间结构, 二是对象城市所处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从城市自身内部空间结构来看, 合理的空间结构不仅可以改善环境, 还可以扩大城市容量, 有利于人口、经济增长。从对象城市所处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来看, 如果一个地区的城市体系发育比较成熟, 大、中、小不同阶层等级和空间网络分布结构比较合理, 各城市相互依存, 各司其职, 彼此之间的福利差异比较小, 就不易产生“大城市病”。相反, 如果城市体系发育不成熟, 核心城市“一城独大”, 优势明显, 而其他城市条件落后, 对核心城市形不成反“磁力中心”, 这样就难免加剧核心城市的“大城市病”。当年上海市民“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套房”的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三、城市病的治理

(一) 确立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理念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词。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首先, 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就不要偏差, 要清楚城市是为谁而建, 为什么目的而建的。我们的城市发展是否就是为了经济增长为了GDP?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 一个是经济功能, 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 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GDP, 怎么赚钱怎么做。在一味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 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公共绿地越来越少, 房子越建越多。我国有很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 为了招商引资, 不惜一切代价。这样作, 人们是否还有幸福可言?城市的发展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美好, 如果由于城市化而导致居民的生活痛苦指数增加, 或者由于发展汽车工业而导致居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 为购买住房付出更多的代价, 那么, 这样的城市化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在我国, 进入21 世纪, 人们开始认识到人是城市的主题和核心, 城市发展的最高也是最终目标, 应该是安全、健康、方便、舒适等多个方面综合提供优良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成为培养人、塑造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美好家园。

(二) 制定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许多城市都在爆发短视的、透支子孙资源的、杀鸡取卵的野蛮开发冲动, 以牺牲人的生命健康和长远利益为代价, 换来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进入现代社会, 自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改造的那天起, 城市开发始终没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一直是在一个低级的水平上重复和模仿, 这也导致了城市越庞大, 越是疾病缠身。坚持科学发展观, 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是城市发展的思想和灵魂。

1.要注重集约和环保,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 没有发展, 一座城市就缺乏可持续的基础。发展又必须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环境、生态, 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 中国香港陆地总面积1104 平方公里, 采取紧凑型、高密度发展模式, 在过去100 多年的开发建设中, 只占用了24%的土地, 而66%的土地被森林、湿地和郊野公园索保护, 还有10%是水体。根据香港的规划, 到2030 年只需要增加2%的建设用地就能满足发展需要, 未来发展的空间巨大。中国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 依照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 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建设决不能走城市蔓延的路子, 应采取更加紧凑的模式, 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

2.要注重文化传承, 充分展示城市特色与历史。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是浅薄的。历史反映了一座城市的特色, 更是她的宝贵财富。好的城市建设不仅要展示她的存在, 而且要能够让人走进并回味她的历史。法国与中国一样拥有非常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从法国每年接待超过7000 万的游客这一比法国总人口超过1000 万的事实来看, 历史文化遗产在法国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

3.完善城市化布局与形态, 发挥中小城市的作用。治理“城市病”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而应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从源头上减少“城市病”的发病率。中国人口众多, 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发展的道路。中国城镇化应该是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即以大城市为依托, 以中小城市为重点, 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政府财政要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投入, 通过对中小城市和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城市建设的加快, 努力实现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均衡发展, 而不是唯北京等大城市论。

参考文献

[1]向春玲.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及其治理[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14 (4)

[2]陆铭.重思“城市病”[J].中国经济报告, 2013 (2)

城市河流生态治理措施分析 篇11

关键词：城市河流；生态治理；措施

城市中的河流比一般的河流与人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许多城市也都是沿着河流建设的，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城市河流的改造也从没有停止过，比如疏浚河道、修建水坝等，这些认为的建设改造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河流水文环境稳定性的破坏，对于城市的整体生态系统以及能量流完整性等方面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一、城市河流生态治理的理念

城市河流生态治理是在城市河道陆域线内，在满足防洪、排涝及引水等河道功能的同时挖掘城市历史文化、人文气息，运用水利工程学、生态工程学等技术，通过人工干预构建完整、稳定河流水生态系统的建设活动[1]。在长久的城市河流生态治理过程中必须坚持四个方面的治理理念，第一个方面就是安全，安全是治理的基础条件，城市中对于河流生态的治理往往是为了增强其多种功能的发挥，但是生态能力的提升应该是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之下的，对于城市河流的生态以及景观灯功能进行综合的考量，提高河流的各方面的安全性能。第二个方面是自然，这是河流治理的主要目的，在治理中应该坚持自然修复为主要手段，人为的治理干预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使得城市河流的发展能够符合当地的环境类型。第三个方面是亲水性，这是河流治理的最终效果，在治理中需要结合人、动植物对亲水的需求，结合实际设置亲水设施以及适合动植物生活的环境。第四个方面是文化，这是治理的内在涵义，城市河流在治理中应该与该城市的文化特色相统一，河流生态体系也应与城市风格相一致，达到传承城市文明的效果。

二、城市河流生态治理过程中的问题

1、渠道被挤占、填埋，过水断面面积减小

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革，使得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土地、水文等城市资源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甚至达到了过分利用的程度，比如城市中的河流出现的侵占河道或者填埋河流等状况，有的地方为了配合城市建设，还会将河流改道截流等，这些行为使得城市河流出现了水面变窄，城市水域面积缩小的问题，这也造成了城市河流的天然的环境调节功能退化，很多河流被侵占建成了水泥路，当遇到降水的时候，排水能力非常差，这也增加了内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当河流出现污染的问题时，人们也往往采取填埋等方式治理，这进一步破坏了城市河流生态的平衡，治理方法的不当使得城市水文环境逐渐恶化，比如河流水位的升高、灾情治理难度越来越大等，这些与人们堵塞河道、无度的索取等行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2、河道的渠化、硬化破坏了城市景观、生态系统和水环境

传统的城市河流整治仅考虑河流的防洪、排涝、排污等功能，而没有考虑河流的生态景观效益，为了保证泄洪和防止冲刷，河道工程中大量地使用混凝土、浆砌块石等硬质材料砌筑河床，致使河流被完全人工化、渠道化[2]。混凝土以及其他材料的修筑使得河床呈现出硬质化的特点，这样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使得河流防冲刷、防腐蚀的能力增强了，但是从生态学的意义上来看，这种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河流中水质的恶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长此以往城市河流整体景观就会遭到破坏，河流中的动植物成长环境也会被破坏掉，生活以及工业废水的无节制排放，使得河流污染加重，破坏了城市的生态平衡性，这也是对回归自然的需求的损害。

三、城市河流生态治理措施分析

1、保护城市水域面积，建立滨水环境

在进行城市规划时，要对城市水的出路有很好的考虑和安排，尽可能地保留城市内原有的河流、湖泊、洼地及排水通道，不得任意将其填埋和淤塞[3]。当前的城市普遍存在排水、防洪的问题，遇到大量的降雨就会造成严重的道路积水，影响城市交通以及其他功能的发挥，因此在城市河流治理中需要重点对其进行疏通和保护，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可以增加人工湖或者运河的挖掘，这样能够有效的提升城市的防洪排水能力，也是对城市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在河道的断面规划方面应该采取复式断面的治理方法，有助于洪水的及时排放。另外，城市河流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它的建设和治理应该与人们的城市生活相互融合，提高对城市滨水空间规划设计的重视，有利于达到人与水的和谐，在滨水环境的构建中需要结合城市景观进行具体规划，达到以水造景、融水景入城市景观的效果，充分考虑城市河流沿岸居民与游人的活动需求、环境感受。

2、建设城市生态河堤

城市河流的生态化治理应该满足生物对生存条件的需求，尽量不适用混凝土等材料将河道与水进行隔离，这样会影响水土之间的循环效应，所以在河堤修筑的时候应该进行科学配置，对城市河流周围的地形进行自然的运用，使阳光、水、动植物、微生物、堤体之间建立起协调配合的河流生态发展体系。另外，生态河堤还能够起到加强水体自净以及调节水量的作用，生态河堤对于种植于水中的柳树、芦苇等水生植物加以利用，不仅可以从水中吸收无机盐类的营养成分，而且它的根系也是微生物以生物膜形式附着的介质，对河流水质的净化非常有利，生态河堤中的植被有储存水分的能力，在河流的丰水期，可以在堤中储水，在枯水期，水分就会反渗入河道或者蒸发，能够达到滞洪补枯、调节气候的效果。

结束语：

城市河流的生态治理属于环境生态治理的一部分，在对城市河流进行治理开发的过程中，需要明确治理的主要思路以及坚持的治理原则，对城市河流水体的利用、防洪、景观等功能进行综合性的考虑，形成人与水之间的和谐共处，也使人们的居住水平得到提升，并且城市的经济以及社會的发展与环境生态的保护之间也能够达到协调的关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参考文献：

[1]江红梅.城市河流综合治理与生态建设理论及方法探索[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6.

[2]王玲，刘建林，雒望余，朱记伟.城市河流生态治理模式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01：54-57.

[3]杨玲，邓卓智，周志华.北京市城市河流生态治理小结及建议[J].水利规划与设计，2014，08：6-9+56.

当前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 篇12

1 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观念滞后, 使社区治理难以得到广泛的支持

从管理层面看, 一些街道干部和居委会干部对社区的认识有“误区”, 把街道等同于社区, 认为街道就是社区, 社区就是街道, 不能准确区分街道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行政职能和社区作为社会基层的整合功能, 从而在社区治理工作中出现错位和越位的现象。从群众基础看, 由于受传统生活方式习惯的影响, 使一部分群众对社区治理的要求还不能充分认识, 对社区治理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参与、不配合, 使社区工作出现管理难的现象。

1.2 社区经费短缺, 社区治理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

从民政等相关部门的调查资料看, 经费不足是当前困扰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收费到财政拨款的制度不完善, 社区的管理部门还存在经费截流的现象。由于经费不足, 多数社区居委会依靠创收弥补资金缺口, 致使许多居委会将办公及活动房用于经营出租, 严重影响了社区的发展。同时, 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 社区工作人员工资低、待遇低, 影响了社区工作人员积极性, 使社区出现了“社区治理工作与日俱增, 样样事务都要管, 件件小事都要抓, 但事与愿违, 普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

1.3 管理体制欠完善, 运行机制不协调

(1) 街道机构、专业管理机构、社会产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等各自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在体制上还没有真正完善, 街道机构发挥社区综合协调管理功能缺乏具体的对象和基础。

(2) 由于目前确实存在的政出多门, 遇到问题相互推诿的现象, 使社区治理体制不顺, 界定不清, 有些部门兼有管理服务、执法监督、具体作业等多项职能, 有些部门受利益趋动, 对无效益的问题该管而不管, 对有效益的问题不该管而争着管, 多主体最终导致无主体, 使社区治理的具体任务无法真正落到实处。

1.4 管理队伍不健全, 协调能力差

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社区建设的水平和质量。近几年伴随着社区建设的开展, 各地通过采取原居委会干部留下一部分, 区、街道干部下派一部分, 在社区居民、军队转业干部、下岗职工、大学毕业生中选聘一部分的方法, 扩大了社区工作者的选择范围, 从而使社区工作者的政治、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和年龄等方面与以前的居委会干部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距离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 发挥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功能的要求来看, 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偏低, 影响了社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2 加强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

2.1 坚持属地管理, 加强对社区治理的领导

条块管理即属地管理, 是以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为主的基本辖区管理, 是综合管理居民社区的基础。加强居委会, 特别是街道办事处在社区治理中的主角地位, 是社区治理的基石。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派出机构, 居委会作为社区的长期管理者, 熟悉情况, 管理经验丰富, 是社区各项管理工作的基础。

当前社区治理体制与新时期居民社区治理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 改革势在必行。一是要对现有的居委会实行重组, 将目前的两三个居委会合并为一个“大居委会”, 精简人员, 提高待遇, 扩大管理范围, 放大其功能, 调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二是对居委会、物业管理、社区服务实行“三位一体”, 这样有利于实行规模管理;有利于社区整体规划和建设;有利于增强街道、居委会的监督和检查;有利于完善街道、居委会的服务功能, 把社区人口就业、入学、入托、养老、物业管理、社区服务体系纳入社区治理, 既减轻社区治理给政府带来的经济负担, 又方便群众, 增加收入。通过改革, 巩固其主角地位, 使社区治理走上以业养业的良性循环轨道。

2.2 提前介入, 超前管理

城市居民新小区的规划应当纳入城市管理的范畴, 各新小区建成后必须成立业主委员会。在小区规划实施前, 建设单位须向新建小区的属地政府申报, 并建立正常的申报制度, 由属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参与对小区建设的住宅楼房、基础设施公用设施按规划设计要求进行监督检查, 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供规划等部门参考, 使小区规划更加完善。小区建设方案经规划部门批准后, 工程建设单位要按属地管理的原则, 与属地政府指定的小区管理部门签订责任合同, 明确交接标准、时间、要求等, 严格按照责任合同来建设小区的各项基础配套设施。属地政府也应尽快完成新建小区管理机构的建立和管理人员的配备, 联系有关服务业务, 提前介入, 超前管理。

2.3 探索建立新的财政机制, 提供资金保证

(1) 完善财政投入体制。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和调整: (1) 各级政府建立社区建设专项资金, 列入当年财政预算, 并根据经济增长比例逐步增加; (2) 实行税收增量比例返还制度。即以街道为单位, 以目前提供的税收为基数, 按每年新增税收的一定比例由市、区财政返还给街道办事处专项用于社区建设。 (3) 将绿化、环卫、治安、人口普查等条条部门的专项收费或工作量较大的临时性突击任务, 一律实行“费随事转”, 以减轻社居委负担。

(2) 建立社会多元投入机制。在发挥政府主渠道的同时, 制定优惠政策, 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 建立政府主导、财政投入、驻区单位支持、社会赞助的多渠道的社区建设投入保障机制。可采取社区内单位、门店、住户各出一点的办法, 多渠道筹集资金, 抓好社区建设。对那些可以用于经营开发的基础设施, 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 可以按照“谁投资, 谁负责, 谁受益”的原则, 吸纳社会资金, 允许国外、国内各类机构和个人投资建设、经营社区基础设施, 进一步盘活城市公共无形资产。

2.4 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 以适应社区建设新形势的迫切需要

(1) 加强对社区治理人员的多方位的培训。面对社区建设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各地还要重视加强对社区治理干部的政治、业务培训, 引导他们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不断学习新知识, 接受新事务,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城市社区的实践中创出新的路子、新的经验。

(2) 改善社区治理人员的结构, 提高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专业化水平。可采取面向社会公开选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等办法, 注重从大中专毕业生和下岗失业人员中选用优秀人才, 加强社区工作。

参考文献

[1]田宇.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江淮社会工作协会, 2005, 11.

[2]张波.市政管理学基础[M].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4,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