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人的启示

对现代人的启示（精选12篇）

对现代人的启示 篇1

摘要：晋商在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 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且较为成熟完善的商业文化。因此, 立足当今变幻莫测、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 通过探索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晋商文化, 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 来开阔我们的视野, 活跃我们的思路, 为现代企业更加有效地开展市场营销活动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晋商文化,现代营销,启示

晋商是明清时期我国商帮的重要代表, 有着500年的商业辉煌史。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 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经营范围十分广泛, “上至绸缎, 下至葱蒜”。在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 晋商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且较为成熟完善的商业文化, 诸如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开拓进取的创业观和同舟共济的团队观等等。明清晋商的经营谋略和经营作风, 对于现代营销活动, 仍然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并能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顾客至上的营销观念

顾客至上, 是企业成功的基石。晋商在营销活动中能够根据顾客的要求, 积极组织货源, 严把质量关, 以优质热忱的服务, 满足顾客的需求, 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和支持, 充分体现了“顾客至上”的营销观念。蒙古地区是晋商经营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 晋商大盛魁商号针对牧民喜欢用结实耐穿的斜纹布制衣, 于是便大量组织此类货源;蒙民不善算数, 他们就把衣料和绸缎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 任蒙人选购等。当时蒙古地区普遍缺医少药, 不少旅蒙晋商都初懂医术, 边做生意边治疗小病, 通过义务医病, 与顾客建立起充分的信任, 致使有的顾客数十年不变。

在今天进行营销活动, “顾客至上”的观念同样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顾客是企业生存之本, 财富之源。只有将“顾客至上”的理念贯穿于营销中去, 企业才能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并获得顾客的忠诚, 进而在顾客的支持下从优秀走向卓越。

二、诚信为本的营销道德

晋商始终把“讲求诚信、先义后利”的理念贯穿其经营与管理之中, 诚信义利已经成为明清晋商的金字招牌, 并内化为其经商的精神之魂。如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有复盛公商号, 因其经营时不图非分之利, 不缺斤短两, 在当地信誉卓著, 人们都愿意购买“复”字号货物。曾有一次, 复盛油坊一位伙计在销售的食用油中掺假, 被掌柜发现后, 立即停止销售, 以维护商号信誉。马克思说:“信用, 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 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任何一个商人, 即使从自己的利益考虑, 也必须培养和保持良好的信誉, 以此来取信于人。晋商的代表人物之一、“复”字商号掌门人乔致庸, 对经商的理解即是首先重信誉, 其次讲仁义, 最后才是商利。晋商太谷广誉远药店以生产“龟龄集”、“定坤丹”名扬海内外, 其长盛不衰的一个内在原因, 就是配药时精购原料, 人参一定用高丽参或老山参, 鹿茸一定要用黄毛茸、青茸。品质有保证, 药效自然可靠, 信誉便著于市场。正是在经营中严把质量关, 晋商才凭借“诚信”招牌赢得了顾客的青睐。”近代维新名士梁启超有“晋商笃守信用”的评价, 这说明, “诚信”已经成为当时晋商的一大特征。

营销是一个互信互利的过程, 晋商在做生意中深谙此道。他们主动与顾客建立相互信任的道义关系、情感关系, 尽量淡化主客双方的买卖关系, 结成了互相信赖的朋友关系。讲信用、守诺言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信用是现代社会的基础, 是经济运行的平台。当今一些企业在营销活动中, 出现坑蒙拐骗、假冒伪劣, 甚至在产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物质, 导致市场信誉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商道酬信, 奸猾可能获一时之利, 却很难获一世之功。但凡成功之商, 都是坚守“诚召天下客, 义纳八方财”、“经营信为本, 买卖礼当先”, 在观念上塑造“童叟无欺, 诚信为本”的经营形象。因此, 在现代市场营销中企业必须遵循以“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道德。

三、开拓进取的营销精神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 自然环境较差, 不少山西人不得不背井离乡, 踏上万里行贾之路。他们贩茶于福建、湖南等地, 销售于大漠之北, 千山万水, 夏则头顶烈日, 冬则餐饮冰雪, 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 铸就了晋商勤俭吃苦、坚韧不拔的品质。那些经商于新疆、蒙古、俄国、日本等地的山西商人, 需要克服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障碍, 没有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立足于商界的。此外, 晋商还采取“人弃我取, 人无我有”的策略, 把外省商人不曾经营或不受重视的货物, 不论大小, 不论贵贱, 不论远近, 只要有利可图就择机及时贩运, 把商品运销于四方。像晋商这样舞台广大, 负货远征千万里, 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畏艰险的进取精神。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当代企业家应该以晋商为榜样, 摈弃“小富即安”、“宁当鸡头, 不当凤尾”的狭隘观念;在进行营销活动时, 更要继承晋商开拓进取、勤俭吃苦的优良传统, 形成一种不怕艰苦、不畏风险的创业精神。展开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放眼世界, 勇敢地“走出去”, 开拓市场, 开辟舞台, 开发资源, 立足全国, 瞄准全球化, 主动地融入世界商业大潮。

四、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

营销营销, 无论是营还是销, 最终的目的还是利润。在商言商, 晋商的营销是朴素的, 他们做生意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薄利多销, 产销结合, 并以其热情周到的服务, 赢得广大客户的欢迎。在薄利营销策略下, 利润成为唯一的核心, 也成为非常清晰的核心。在薄利原则的指引下, 无论是对供应商还是消费者, 商号经营者都不会因刻意坚持利润底线而引起与对方的紧张僵持状态。商号对供应商实行充分信任的政策, 在价格上也不斤斤计较。近年来, 随着对晋商历史文化的逐步了解, 人们才真正明白了为什么称山西人为“九毛九”, 它并非贬义, 而是赞扬山西人会经商、讲诚信, 义大于利。凡是可以挣一元钱时只挣“九毛九”, 永远让利于人。在现代大型超市里, 特别是美国, 有很多货签标价就是“九毛九、九块九等”, 而我国很多商品的标价也是这样, 似与此同理。

当然, 晋商以其涉猎行业之广泛、地域之广阔, 显然不可能有也不会有均衡和统一的利润, 其所谓薄利, 一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也有相应的变化。目前, 探索晋商薄利营销的意义和价值, 便是领会和把握其真髓并将之有效地结合到自己的营销实践中去。

五、重视知识的营销手段

做生意, 要讲信息。在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经济特征的明清时期, 晋商得以发展壮大的主要秘诀之一, 在于其勇于打破市场封闭、信息不畅通的封建经济状态, 高度重视和灵活运用市场信息, 建立起完善的营销网络。晋商的经营品种包罗万象, 经营地域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牵涉机构上及朝廷, 下达工农生产基地。晋商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收集和沟通的优势, 开创了类似于现代连锁经营模式的联号制和分号制, 使晋商的各种商铺、票号遍及国内各个角落。明清晋商强大的网络状营销体系, 让各大商铺可利用其发达的商业网点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 及时做出货源的调剂, 并迅速组织经营。在商业总号和分号之间, 一般是五天一信、三日一函, 互通情报, 这种经济情报对晋商寻求商机和商业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现代营销也要像晋商那样, 掌握市场和竞争对手的情况。

数学、地理、交通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明清山西商人很注意这方面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明代蒲州大商张四教, 16岁即离乡经商, 头脑灵活, 常有出人意料的妙招, 其兄张四维说他“尤精《九章算术》”;晋商还编著了《贸易须知》等商业书籍, 总结培养学徒和坐贾经商等经验。不难看出, 晋商在营销活动中非常重视知识的应用。现代营销当然更要重视知识和新技术手段的应用, 以期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综上, 在缺少明确的经济运行规则的背景下, 晋商的成功并不在于简单的成本质量的竞争, 而在于建立了一套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社会实际, 并能体现经济伦理道德准则的经营文化。市场营销既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种文化,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它带有很深的的西方民族文化的烙印, 要使其植根于中国大地上, 必然要在现代各种成功的营销策略中融入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我们可以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为我所用, 为现代营销竞争服务。面对当今变幻莫测、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 我们可能无法从晋商文化中寻找到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 但我们却可以从晋商长期实践和经验积累所提炼出来的商业文化中汲取丰富的养料, 来开阔我们的视野, 活跃我们的思路, 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 更加有效地开展现代市场营销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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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人的启示 篇2

记得1992年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大操场被租用于派发股票认购证。班上的很多同学被雇通宵排队，派出所出动了所有民警在现场维护秩序。我的老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望着操场上疯狂的场面，叹息地说：“《子夜》里那个老板就是因为股票跳楼而死的„„” 《子夜》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百年孤独》相媲美的杰作。当年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最近，茅盾先生的这部代表作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子夜》。我这几天观看了该剧，得以重温那段中华民族资本家艰苦挣扎的悲惨历史。

故事发生在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当时的中国社会矛盾复杂，政治局面黑暗、动荡、政府腐败、军阀武装混战，帝国主义侵略的企图已显端倪。在这样一个时代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有着过人胆略和智谋的中华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吴荪甫，从日本回到上海雄心勃勃地要发展他的民族工业王国，实现他成为“中国机械工业时代英雄”的梦想。然而一踏上黄浦江岸就遇上了刺杀督军林昆的暴动事件，混乱中将随身带回来的20多万银票丢失了，又因在寻找银票时，无意中看见了刺杀督军的激进分子绑架林昆之女林佩瑶而被一同绑架，由此与林佩瑶建立了患难之情。而丢失的银票无意被正处财务危机的赵伯韬获得，解了赵的危机。空有一腔热血的吴荪甫失魂落魄地回到老家双桥镇，又被守旧的吴父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一心想侵吞吴家财产的女婿胡炳文，设计陷害荪甫，被荪甫反治结果落马而亡。不明真相的姐姐吴芙芳却认定吴荪甫害死了自己的丈夫，要荪甫偿命。吴荪甫只能再次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创业，机缘巧合又遇到了卖馄饨的林佩瑶，结识了当赵伯韬助手的杜竹斋，爱情和事业都有了进展。当杜竹斋将荪甫引见给赵伯韬时，赵却小人之心地怀疑荪甫是追20万银票，有不良动机而来。一无所知的荪甫却真诚地为赵出谋划策，当赵伯韬终于不再为20万银票担忧时，却发现吴荪甫的才干将是他今后的隐患，就设计害吴荪甫。千钧一发之际杜竹斋无意中却救了吴荪甫，败北的赵伯韬只得隐退。八年后，已成气候的吴荪甫将老父亲接到上海，守旧一辈子的吴父无法承受上海的光怪陆离而死去，喜事变成了丧事。事业上吴荪甫面对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在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围剿中，命运把他推向了决斗场。他既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有着不可调和的生死矛盾，同时又和农民、工人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他又不得不投入到官僚资本的怀抱，妄图借战争来控制公债市场。但由于资本有限也由于民族资本家自身的弱点，软弱、恐慌而又独断专行的吴荪甫，在公债市场困难重重情况下，为了转嫁危机，他把矛头对准了工人，减少工人工资，开除工人，延长劳动时间，在工人反抗和罢工中他又收买利用工贼瓦解工人队伍并且勾结军警镇压工人。但这一切都避免不了他在公债和工厂两条展现上节节败退的悲剧。最后吴荪甫和赵伯韬当面摊牌当面交锋，赵伯韬以贷款给危机中的“益中公司”作为“和解”的条件，而暗地里正在一步步地进行着吞并“益中公司”的计划。当吴荪甫发现赵伯韬的阴谋后毫不屈服，决定孤注一掷，做最后的决斗。决斗的结果是吴荪甫和赵伯韬在公债市场上都全面崩溃，而曾经的好友杜竹斋却异峰突起。妻子林佩瑶终于忍受不了现实的残酷而跳海自杀。

“跃进”号事件对现代航运的启示 篇3

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像当年周总理指挥调查“跃进”号沉没事件一样，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把事故复原，找到真凭实据。只有从“一切结论都在调查研究之后”的逻辑思维出发，才能找到一切事故的原委。

建设航运强国，航运软实力显得尤为重要，而航运安全文化又是航运软实力建设的重头戏。我们要认真吸取“跃进”号沉没事件教训，真正树立“安全第一”理念，做到横向边，纵向到底，渗透船舶每个部门、每个人、每个角落，落实到位。船长和航运公司领导要把船舶安全当作第一要务，并建立船舶和公司安全质量目标管理体系，使货物运输真正做到“安全、优质、经济、及时”。

“跃进”号沉没后，政府主管部门制定涉及航行安全的“十不开航”、“五不拖航”、“十二条安全航行注意事项”等制度；同时，积极引进国际先进航海技术和设备，对创建海运强国有现实指导意义。例如，在导航设备方面，上世纪60年代的雷达和DF——70年代的劳兰——90年代美国GPS、ARPAR雷达、VTS——21世纪的AIS、VTS扩大、VDR、电子海图和中国北斗导航系统等。在海运通讯方面，六七十年代的VHF，中频电报，A、B站——八九十年代的GMDSS、C站——21世纪初叶的卫星通讯等。通过引进、吸收、融会、创新而组成的中国导航安全体系，在北斗系列导航卫星发射后，突破了美国GPS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保证我国航运和军用航行安全的同时，开拓了大地测绘市场。

从上世纪末，我国引进世界先进航标系统外，还根据1972年国际避碰规则要求，在中国海上交通要道和船舶密集水域设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隔航道，大大提高中国沿海和内河通航安全。

抓安全，要从提高人们的安全素质抓起。据有关统计资料，80%的海上事故是人为造成的，“跃进”号沉没，归根结底，也是由于航运管理部门和航海人员疏忽所造成的。首先从航海院校教育理念抓起。由于航运和航海是海上运输一对孪生兄弟，都是应用科学，都是中国数千年、国际数百年经验的积累和提升。数十年来，由于世界经济贸易飞速发展，航运服务业也得到长足进步，尤其是导航设备、机舱自动化得到快速发展，知识老化加快，要求海员不断更新知识，提高技能。只有贯彻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变院校“黑板上开船”局面，站在航海科学的前沿，向实践学习，向一切行家里手学习，才能跟上海运发展和航海安全发展步伐。同时，强化150万船员在职培训，不断更新和补充新知识，适应航海科技和航海文化发展的需要。

对传统日常管理进行梳理，用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建章立制；对航运安全和航海安全进行全过程质量管控；用PDCA小循环来确保航运安全大循环，每循环一次，总结提高一次，堵住航运人为疏忽的漏洞。用科学统计分析方法，将全面质量管理手段上升到航运企业安全管理标准化管理——IMS体系文件，来规范船舶安全各环节，并动员航运企业所有成员参与，在参与中提高船舶安全系数，在参与中提高员工素质，确保船舶航行安全。

抓安全必须要建立约束机制，首要的是做好立法和建制工作。“跃进”号沉没后，中国制定“海商法”并在上世纪末作了修订，还相继出台“劳动法”、“合同法”、“公司法”、“港口法”等相关法律，用法律来规范各方的安全责任和义务，协调各方关系。近年来，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推出与航运和航海安全密切相关的标准航运合同（上海格式），提升我国在国际航运上话语权和定位权，从法制上又创新“诉调对接”和“调节为主”的新模式，得到国际海事组织和航运界的公认。

潮汕民居对现代住宅的启示 篇4

早期的潮汕地区地处海隅, 地僻人稀, 一直被认为是蛮荒之地, 自西晋开始人口才逐步密集起来。当时由于社会政治动荡不稳, 百姓为了躲避战乱, 出现了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北方人口南迁的浪潮。据文献资料, 潮汕人主要是来自中原的河南、山西一带的汉人, 他们一般按照籍贯聚集, 以家族的形式集体迁徙, 辗转进入福建而后迁入潮州。为了能在蛮荒之地生存下来, 他们采取了共同生活的方式, 从而使得潮汕民居具有聚族而居的特点。

潮汕民居讲究风水, 整体布局延续了中原建筑文化中中轴对称的格局, 十分重视等级秩序在民居中的表现。此外, 民居还结合当地现状, 因地制宜地做了调整和变通, 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2 特征分析

2.1 基本平面形式

2.1.1 爬狮——三合院形式

爬狮又称“下山虎”, 属于三合院的形式, 在潮汕农村中较为普遍。此平面正门位于中间, 东西两边各有一侧门, 称为“龙虎门”。由于道路、风向等原因, 通常只开“龙虎门”。通过正门经天井到达厅堂, 天井两侧为厨房和贮藏室, 厅堂两侧为卧房, 见图1。

2.1.2 四点金——四合院形式

“四点金”属于四合院的形式, 旧时只有富贵人家才能建造, 适合人口较多的住户。“四点金”平面是在“爬狮”的基础上加了前座, 中央形成了内部小庭院的形式。前座中间为正门, 两侧为卧房, 其他部分基本与“爬狮”的平面形式一致, 如图2所示。

2.2 功能特征分析

2.2.1 防水功能

潮汕地区全年雨水充沛, 防水对民居建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天井对于解决民居内部防水、排水的问题做了处理。另外, 为了防止雨水直接顺着坡屋面流入屋内, 民居的屋檐一般伸出厅、房前方数尺, 檐口通常用瓷片封住, 避免屋檐被雨水腐蚀。

2.2.2 防火功能

“四马拖车”“百鸟朝凤”等大型的潮汕民居基本上都是在“爬狮”和“四点金”的基础上组合而成的。宅院一般对称布局, 多单元以巷道为纽带纵、横向组合。巷道常为1 m～2 m, 称作“火巷”“冷巷”。火巷具有划分防火分区的作用, 不仅能够隔离相邻单元之间的火势蔓延, 而且方便人员快速疏散。

建筑外墙为坚固的灰砂土夯墙, 一般很厚实, 有保温隔热的作用。山墙一般做成人字形, 且略高于屋面。当发生火灾时, 厚实封闭的山墙可以有效的防止火势的蔓延, 达到防火的目的。

2.2.3 通风采光功能

大型民居内一般门厅低于中厅, 中厅低于后厅, 厢房和下房比主房要低, 整座民居前后屋檐高差变化, 呈现出屋顶后高前低的势态。民居内的前座不会挡住后座, 有利于前后通风, 不仅体现了老幼尊卑的等级秩序, 而且适应了当地炎热的气候。

2.3 工艺特征分析

潮汕民居外部看似素雅, 内部却色彩斑斓, 体现出潮汕居民低调而热情的性格特征。民居装饰重点表现在门、窗、山墙等处, 体现了潮汕人对门面气派的重视。在装饰工艺上, 不仅木雕、石雕工艺绝伦, 美轮美奂;而且还有灰塑、嵌瓷等艺术精品的独创, 技艺首屈一指。这些装饰工艺一般以戏曲故事、海上生活为题材, 把不同时空的事情组合在一个画面上, 将民间生活的行为百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如图3所示) 。

3 对现代住宅的启示

3.1 注重地域性

潮汕地区闷热潮湿, 全年主导风向为东南风。为了适应这种亚热带季风气候, 潮汕民居特别讲究通风和隔热, 比如利用天井、冷巷、前后屋檐之间的高差疏导气流, 使整个民居通风透气;为了防止雨水流进屋内, 民居的屋顶一般向外倾斜30°以上, 形成倾斜的坡屋面, 有利于雨水集中, 而天井地面标高一般低于周围厅房檐廊的标高, 避免进入厅堂;潮汕地区日照强度较大, 民居建筑除了外墙面十分厚实外, 屋顶一般铺盖两层以上的瓦片进行隔热。

3.2 节约用地

现代技术的进步, 虽高层建筑成为可能, 但人口也飞速增长, 解决住房的问题十分迫切, 因此节约用地的思路在现代住宅建设中应该提倡。在充分考虑居民心理舒适度的前提下, 住宅规划要注重高层、多层合理搭配, 尽量做到节约土地。

3.3 就地取材

潮汕地区木材丰富, 民居建筑主要采用木结构, 不仅有利于大量使用, 而且节约了运输费用和时间。潮汕近海, 储有丰富的花岗岩, 为了防止海风腐蚀, 花岗石也逐步代替木材应用在民居的梁柱、门框、台阶等部位, 起到类似榫卯的构架横向连接的作用, 不仅与木材保持了统一性, 而且使民居建筑更加结实。此外, 就连民居装饰的各种工艺也采用本地材料, 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比如:石雕、灰塑就是利用海边的贝壳烧制而成的贝灰为主要材料, 不仅色泽亮丽, 而且能抵御海风侵蚀。

3.4 重视环境绿化

潮汕民居建筑十分重视环境绿化, 比如天井、栏杆角落等处都搁置了各种盆栽, 甚至在庭院内部种植了各种花草树木, 比如:榕树、鸡蛋花、白兰等岭南特色的树种。环境绿化不仅关系到生活舒适度, 而且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随着生活水平和归返自然的迫切需求, 现代住宅的建设中也应重视环境绿化, 将垂直绿化、庭院绿化等各种绿化形式灵活组织成有机系统, 使得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高度融合, 创造更加优美的居住空间。

3.5 体现文化内涵

潮汕人十分重视风水, 宗族观念很强, 这些都在当地的民居建筑中有所体现。比如:五行山墙就受到舆论的影响, 一般有“金、木、水、土、火”五种形式, 具体采用哪种, 则是根据五行相生的原理, 取决于宅主的生辰八字。虽然其中包含了迷信的成分, 但是五行山墙被广泛地运用, 形成了潮汕民居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而民居建筑内天井四周的沟槽也是为了把蓄积的雨水排入地下, 同时形成风水上“四水归堂”的好兆头。

具有文化内涵的住宅才会有家的感觉, 才能使居民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如今住宅工业化, 采用装配工艺, 建造速度虽快, 但文化内涵却很空乏。住宅作为人们起居生活的主要场所, 有必要在各部分的细节处理上体现当地的文化内涵, 甚至是宅主的文化修养。

摘要：通过介绍潮汕民居的相关文献资料, 对潮汕地区民居的建筑布局、功能特征和装饰文化进行了分析, 从中探讨民居建筑对现代住宅的启示, 以求为住宅建设积累经验, 从而创造优美的居住空间。

关键词：民居,民居特色,现代住宅,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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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绘画对幼儿绘画教学的启示 篇5

在异彩纷呈的现代绘画作品中,人们往往会看到有一些作品的表现形式及风格与幼儿绘画有颇多相似之处.一些现代的`画家纷纷从孩子的绘画中吸取灵感.从绘画内容、形式、审美心理等方面对现代绘画与幼儿绘画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从中获得启示并指导于幼儿绘画教学实践.

作 者：吕敏萍 吕耀坚 作者单位：吕敏萍(缙云县壶镇幼儿园,浙江・丽水,321404)

吕耀坚(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浙江・杭州,310012)

对现代人的启示 篇6

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 年) 是十九世纪美国伟大的超验主义哲学家。为了实践他的超验主义哲学，梭罗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畔自建木屋，靠采集野菜、野果，自种豆类而维持生活长达两年之久。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和思考使他得以完成他的经典之作《瓦尔登湖》。该书记录了作者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在田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历程，是当代美国拥有读者最多的散文经典，一部“一百五十年常销不衰的绿色心灵圣经”。

《瓦尔登湖》由18篇文章组成，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自然以及他建造木屋、耕种土地、招待朋友等生活情况。书中讴歌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生活，倡导个人主义、自力更生和物质节俭。他试图将身体的物质需要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便在读书、思考、观察自然与自我当中获得最大的精神财富和自由。他也呼吁人们过最简朴的生活，以便节约时间和精力来“过深层次的生活，吮吸出生活的精髓”。

以《瓦尔登湖》的第二篇文章“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为例。

全文第一部分描述了梭罗对于家园的总体态度和一般寻求。梭罗在想象中买下了无数农场，他用商业语言描述了购买农场的过程，但金钱交换实际上并未发生，发生的只是精神财富的增加。他没有买下农场，但保留了景色；就像诗人一样，用韵律这一隐形的篱笆，圈住了农场，得到了田园的精华。他用日常生活的语言，发掘出了深层的含义。第二部分则具体描述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家园，以及这一家园与大自然的融合。他所建造的木屋只能遮雨，不能挡风。但在他看来，穿堂而过的风声恰恰是大地音乐的天国乐章，是未被打断的传世纪的诗篇。他与鸟为邻，但并非像一般人一样，将鸟关在笼子里；恰恰相反，他将“关自己的笼子”放在离鸟近的地方。

瓦尔登湖畔的生活经历，使梭罗发现了人生的至高真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是一种最美好的形态。“我刚才几乎已经和万物的本体化为一体,这一生中我还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我恐怕我的思想是不会再回来的了。”梭罗用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了接近自然,回归自然,获得最高的精神体验的可行性。对梭罗来说,人与自然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人不仅倘佯于山水之间,不仅是自然的观察者,人与自然还可以融为一体,成为整个自然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梭罗热爱自然、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观点,正与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吻合。像庄子一样,梭罗也有着强烈的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意识。他说:“我更愿将人看成是自然界的栖息者,或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愿意把他看成社会的一分子。这表明梭罗将人与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平等看待成自然界中的一分子,是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我与万物化一”的另一种表达。

梭罗崇尚节俭，同时认为精神上的富足才是真正的财富。但梭罗所推崇的简朴生活的观念，并非号召人们返璞归真、摒弃现代文明，而是希望人们能从物质追求的羁绊中挣脱出来，追求精神上的富足。他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是对现代人的一种提醒——我们不应该忘记亲近自然的乐趣；同时也是对现代人的一种警告——那些仅仅追求物质富足的人将会失去人生中最有价值的经历，即亲近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享受自然带来的乐趣。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反对他所处时代的高度物质主义。他在瓦爾登湖的经历是为了验证他可以多大程度上远离商业社会的虚伪、复杂以及不必要的物质需求。如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制造了几乎随心所欲的舒适。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水泥路面光洁少尘，空调带来冬暖夏凉，各种汽车方便出行，网络的便利使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购物、交友、谈生意。试问，多少现代人可以摒弃这些物质需求，像梭罗一样，去追寻心灵的一片净土？

科技进步带给了我们安逸舒适的生活，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文明对自然造成的破坏：臭氧空洞、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水土流失、沙漠化、噪声污染、地下水不断下沉… 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我们给自己埋下了生态陷阱。如果我们少一些索取，少一些贪婪和欲求，与自然和谐相处，又怎会遭受这些戏剧性的嘲弄与惩罚。

梭罗的《瓦尔登湖》经久不衰，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正如英国著名文学家乔治·艾略特所称:“《瓦尔登湖》是一本超凡入圣的好书,严重的污染使人们丧失了田园的宁静,所以梭罗的著作便被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了。”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如果你仍为瓦尔登湖的宁静与深远所感动、所震感，那么就多一些宁静的追求吧，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片净土。

参考文献:

[1] 陶洁主编.美国文学选读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亨利·梭罗. 瓦尔登湖[M].徐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Thoreau H. D.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Volume V)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6.

[4]梭罗. 瓦尔登湖[M].杨家盛译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

对现代人的启示 篇7

人类的精神世界注定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 他如果漂浮于天空, 定会满怀诗情地回望大地;生存于大地, 又会举目将梦想的方向指向天堂。这大概就是法国诗人兰波“生活在别处”的含义所在。而现实是: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众生皆在功名利禄的江河中挣扎。这固然是居于社会的人类求得生存必备的准则, 但“物极必反”的恒定信条亦会反作用于人类。在这种逐物与求心的矛盾中, 脆弱的人类终究易倾向一边, 而庄子却实现了二者的平衡。一方面, 在他看来, 自然界的山林皋壤可以使人“欣欣然而乐”, 甚至在人间的污泥浊水中也可以象乌龟一样“曳尾于塗中”, 获得游世的自在逍遥。另一方面又应看到对此在世界的沉溺必然导致自己最终为物所役, 具象的羁绊会隔阻精神的高飞远举。在这种背景下, 一种人生的大自在、大幸福、大自由的获得, 不在于对尘世的沉溺而在于疏离, 不在于对现存世界的迷恋而在于超越。所以肉体上的居尘与精神的出尘, 回望着此在又眺望着彼岸, 就成为庄子这位哲学家典型的人生姿态。

庄子这一人生姿态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 且这一原因跨越了两千多年, 不但先秦时期的圣哲先贤仰望着他, 就是当下众生同样召唤着精神“逍遥游”的人生范式。这种跨越时空的同构关系使庄子哲学有着亘久不衰的生命力。在战国时期, 他抗议“人为物役”, 要求“不拘于物”, 要求恢复和回到人的“本性”。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 他同样是治愈当代干瘪而荒枯心灵的“灵药”。需辨明的是, 笔者并不否认庄子所构设的社会理想具有空幻性, 如他在《庄子·盗跖》中言:“当是时也, 山无蹊隧, 泽无舟梁……同与禽兽居, 旅与万物并……民居不知所为, 行不知所之, 含哺而熙, 鼓腹而游。卧则居居, 起则于于, 民知其母, 不知其父, 与麋鹿共处, 耕而食, 织而衣, 无有相害之心, 此至德之隆也。”[1]笔者重点论述的是庄子居于尘世, 精神远游, 追求本真情怀的理想生命范式对现代为物质所异化的个体人生的启迪意义及心灵明示。诚如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古代、近代、现代》中所说:“从整体来说, 历史并不回到过去, 物质文明不是消灭而是愈来愈发达, 技术对生活的干预和在生活中的地位, 也如此。尽管这种进步的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历史本来就是在这种文明与道德、进步与剥削、物质与精神、欢乐与苦难的二律背反和严重冲突中进行。具有悲剧的矛盾性;这是发展的现实和不可阻挡的必然。”[2]他进一步解释道:“庄子 (以及后世一些批判文明的进步思想家们) 的意义, 并不在于这种‘回到自然去’的非现实的空喊和正面主张, 而在于它们揭露了阶级社会的黑暗, 描述了现实的苦难, 倾诉了人间的不平, 展示了强者的卑劣。”[3]庄子在这种文明批判中更为重要的独特处, 在于他第一次突出了个体的存在。他关心的不是伦理、政治问题, 而是个体存在的身 (生命) 心 (精神) 问题, 这才是庄子思想的实质。庄子尽管避弃现世——一个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利信念驱使下个体使本真的自我适应社会性的此处存在, 但并不否定生命而是对生命抱着珍爱的态度, 以审美的眼光令人生充斥着感性的光辉。快意逍遥, 忘记名利, 追求自然, 这种过滤掉社会性的赤子情怀恰与自然遥相呼应, 既可补充、加深儒家而与道家一致, 也是活在当下的人们挣脱物欲的枷锁, 放飞心灵, 为精神的荒漠培植一片汪洋的绿色, 为异化的人生注入诗情画意的契机。

二、澄明的心灵, 理想的人格

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学, 儒家要求人通过高尚的行为达成整个社会的和谐,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冲动, 将道德理想主义具体化为个人生活的禁欲主义。道家作为一种自然哲学, 与儒家关注区域的狭隘和哲学人格的内敛相比, 它的目光指向天道自然, 它要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境界中实现人与世界的和谐共荣。这种哲学明显更具开放性, 更能启人心智, 开人胸襟。如果说诗与艺术的本质是自由, 其最高境界是审美的自由境界, 那么道家哲学明显更接近艺术的真谛, 更能在艺术家和诗人中找到知音。事实也是如此。人们一般认为, 儒家文化据于中国文化的表层结构, 是主外的;道家则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 是主内的。它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中国历史上, 真正唯美的艺术和美学精神的诞生大抵脱不了道家哲学, 尤其是庄子的影响。正如陈鼓应所言:“庄子思想把人的生命安放到较广大的天地里去寻找意义, 使人的精神与外界宇宙无限地、自由地相联系、相结合;将人的的精神从现实世界中提升到一种高度的艺术境界。从这个角度看, 庄子思想之扩大人的思想视野, 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是其他各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庄子的思想, 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而且对美学史、文学艺术史的影响之大, 也非其他诸子所能望其项背。”[4]

庄子哲学是美学, 这似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陶东风在《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一书中的论断颇值得深思, 他于书中云:“从严格的学科形态的角度说, 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严格学科形态意义上的美学须拥有一系列属本学科的概念范畴体系和逻辑体系, 而庄子哲学恰好不具备这种体系性。”[5]诚然, 当我们从审美是一种人生境界这一本体论角度谈美学时, 才能说庄子哲学是美学。而庄子哲学对于中国美学及艺术的影响, 最主要的在于铸造了文人士大夫以至普通百姓的人格、心态和人生观念。从积极的方面说, 庄子哲学具有超越性、批判性的一面, 培养了古代文人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与统治阶级的不合作态度, 为文人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留守一片心灵的净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装载在心, 怀着超迈的心灵跋涉于乡野, 即使心存魏阙, 仍旧以一颗固守清贫与任真的果敢之心抵住了仕途的念想, 既而像庄子一样让心灵远游, 风行水上。如果我们说向往自然、追求澄明淡定的心灵注定要被逐出主流的历史之外, 如果说帝王将相、王公大臣的器重是一名知识者青史留名的必要保证, 那么, 坚守并努力实践着理想人格的庄子则就会毫无立 (下转第4页) (上接第59页) 足的空间。可对于洞察人生真谛的庄子而言, 他宁可像乌龟一样在污泥浊水中打滚, 也不愿在权力的束缚下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历史跨越千年, 庄子所缔造的“理想人格”在这个喧嚣的尘世正慢慢走近每个人的心灵。

作为人生彻悟者的庄子不是虚无主义者、悲观主义者或享乐主义者, 而是一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漫游者。由于有这种超越性的精神作保证, 他在生与死、自然与社会之间穿梭游走, 在蝶梦中体验着形变的自由, 在濠梁之下的游鱼那里体验到逍遥之乐。他有时从乡野愚夫身上磨砺自己的智慧, 如《逍遥游》中关于“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宋人有善为不龟手”的议论;有时又在和辩友的的扯皮中展示言语的机锋;他爱智慧也爱生活, 爱自然也爱人生。他从不愿意陷入哲学的独断, 而是随时准备揭示任何一种哲学观念的合理性和片面性。在戳穿了许多戴着真理面具的谎言之后, 他最终找到了那不可证伪的自然之道, 但这种游于道境的哲学又注定对人世不会产生直接的功用。这就像他笔下的朱泙漫, “学屠龙于支利益, 单千金之家, 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6] (《庄子·列御寇》) 但庄子也并不为此感到焦虑和苦恼, 他认为无用正是大用——“今子有大树, 患其无用, 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 彷徨乎无为之侧, 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斧斤, 物无害者, 无所可用, 安所困苦哉!”[7] (《庄子·逍遥游》) 庄子本人和他哲学, 正是引人在无限的阐释和解读中感悟到了别样的精神愉悦, 但到底最终成佛成魔, 则全靠每个人心灵的妙运。

摘要：当下繁富的物质、迅捷的科技自是人类力量的明示, 但拘囿其中的现代人亦不少, 他们看似握住了华贵的物质, 却遗忘了心灵的处所。精神的荒漠、异化的人生违背了人类的初衷。回望两千多年前的庄子, 以浇灌贫瘠的精神领地, 进而守望精神的伊甸园, 拂拭心灵的尘土, 摒弃由物质上的“巨人”和精神上的“矮子”构筑的畸形人生, 开辟一条朝着“理想人格”进发的精神旅途, 这在当下以至将来都是一个永恒不绝的主题。

关键词：荒漠,异化,心灵,理想人格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778

[2][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古代、近代、现代[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71

[4]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4

[5]陶东风.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89

柔道现代化对武术现代化的启示 篇8

柔道的现代化对我国武术现代化有哪些启示, 哪些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该文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论述。

1 柔道的现代化

1.1 武道

武道包括柔道、空手道、合气道、弓道、剑道、马术、长刀、枪术、棒术、忍术等, 作为日本传统文化存在。柔道作为武道的一部分, 其前身是日本柔术, 江户末年, 日本柔术已有179个流派。

1.2 柔道的创立

柔术到柔道, 是嘉纳治五郎对近百种柔术研究的基础上, 提炼而成的柔术体系。他在创立柔道的过程中, 始终强调对人的教育作用, 将柔道作为一种教育途径, 实现对人德智体全面发展和修身养性的目的, 使柔道逐步发展成了适合青少年发展身心的一项活动。柔术作为日本的传统格斗技, 在嘉纳治五郎的改造下实现了所谓“道”的转变。

明治十五年, 嘉纳治五郎在东京一座名叫永昌寺的书院内建立了讲道馆嘉纳塾, 他认为自己新的柔术体系与原来的柔术大不相同, 绝不是单纯的教授武术, 真正目的在于“道”, “术”的练习只是其“道”的应用、体会和感悟的过程。这也正是嘉纳治五郎将柔术更名为柔道的原因。虽然最初的学生只有9名, 但依然成了日本讲道馆柔道的创业地, 并命名“讲道馆”。

1.3 柔道在日本国内的普及

嘉纳治五郎改造柔术的行为一度遭到传统柔术家的反对, 1885年的日本警视厅比武大会上讲道馆柔道力压群雄一举夺魁。其合理的技术体系, 在日本得到广泛认可, 很快便控制了日本柔术界。讲道馆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学生逐年增加, 日本各地的讲道馆分场陆续建成, 到1889年, 其门徒总数已经超过1500名[1]。

1895年, 日本成立“大日本武德会”大力宣传和推广柔道, 并最先制定了统一的柔道比赛规则。1911年, 日本政府批准将柔道列为初中体育课的选修科目;1918年, 日本文部省要求在有条件的小学对5年级以上的男生开设柔道课;1926年, 柔道已成为中小学的必修课、大专男生的选修课, 学校均有柔道练武场, 并有专职的柔道教练负责学校的柔道教学和训练。学校柔道课的开设让日本国民从少年时就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培养和训练, 能够强健体魄、培养各种意志品质。此外, 在军队、警察、企业、社团甚至到政府机关均开始推广和普及柔道, 柔道逐渐成了一项引人入胜的体育运动, 各种形式和级别的比赛在日本广泛开展, 到1933年, 讲道馆柔道登记在册的门徒已达7万人以上[2]。

1.4 柔道走向世界

柔道在日本普及之后, 身居日本的外国人也开始学习柔道, 并将柔道带回各自的国家。此外, 嘉纳治五郎作为亚洲第一位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一生出访12次, 其中9次到达欧洲, 3次到达中国, 每到一处都举行柔道讲习会, 并亲自登场讲演、示范。经过他不断地努力, 二战前, 柔道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均已相当普及, 随着柔道在全世界普及, 运动水平不断提高, 比赛成了各国柔道爱好者的交流平台, 1934年欧洲柔道界已开始要求日本柔道加入奥运会。

二战后, 1948年, 日本举行了第一次全日本柔道比赛, 柔道很快被日本国民唤醒, 1949年, 日本柔道联盟会和欧洲柔道联合会相继成立, 这对日本柔道的复兴和世界柔道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1951年, 国际柔道联盟成立, 1956年, 东京举办第一届世界柔道比赛, 开启了世界柔道比赛的赛程。1964年,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 柔道被列为正式奥运会比赛项目。

正式加入奥运会是对这个由传统文化改造而成的体育运动最权威的认可。从此, 柔道从日本传统文化中脱离出来, 成了全人类共有的一项竞技运动。与欧美的竞技运动共同作为供人类消遣娱乐的体育活动, 意味着柔道成功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到体育的改造, 完成了现代化, 从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 现在统称的柔道是由日本讲道馆柔道发展而来, 但它在世界人眼中已不是嘉纳治五郎用来传“道”的讲道馆柔道, 而成为一种供人们消遣娱乐的彻头彻尾的体育运动。这也是日本讲道馆柔道真正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2 对武术现代化的启示

2.1 传统文化发展和体育发展不能混为一谈

嘉纳治五郎清晰的认识到世界接受柔道, 是由于它的竞赛性和娱乐性, 并不是对日本传统文化感兴趣。因此, 他在宣传和改造柔道的过程中没有一味的强调传承日本文化, 而是大胆摒弃民族特征, 按照西方体育的方式统一了柔道的比赛规则。柔道的现代化将传统文化和体育合理地区分开, 既将讲道馆柔道作为传统文化保留下来, 又发展了体育, 二者相互联系但却各自独立发展。

柔道现代化表明传统文化发展和体育发展的目的、本质截然不同, 而武术目前既想保留我国传统文化又想发展体育的想法是不可行的, 将二者混为一谈势必会阻碍武术的现代化。

2.2 作为体育的武术要满足锻炼身体或消遣娱乐的需要

体育是锻炼身体和消遣娱乐的身体活动的总称, 传统文化要发展成体育, 首先要将自身打造成具备体育性质的运动。嘉纳治五郎也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 在准确把握体育的本质的基础上, 按照体育的方式对讲道馆柔道做进一步规范和统一, 将讲道馆柔道打造成彻头彻尾的竞技运动。

柔道现代化表明传统文化要走向体育, 首先要将自身改造成可供人类锻炼身体或消遣娱乐的体育运动。武术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 要成为体育, 同样要先将自己改造成具备体育性质的体育活动, 要能够满足人类锻炼身体或消遣娱乐的需要。

2.3 作为传统文化的武术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讲道馆柔道作为一种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 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道馆和练习形式, 其中仍然强调嘉纳治五郎传“道”的精神。对于这种传统文化形式, 日本人将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 没有强调它要普及, 也没有要求它要适应时代的步伐。

作为传统文化, 其使命就是维系日本文化。武术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 其使命就是维系中国文化, 也应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 这个过程不需要改造, 不需要现代化, 原封不动的保留其原貌才成更好的履行这一使命。

参考文献

[1]泉敬史, 何英莺.武道[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2]郑旭旭, 袁镇澜.从术至道[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3]王其慧, 李宁.中外体育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7.

[4]邓正龙, 赵岷.教育体系下日本柔道的现代改革历程——兼论嘉纳治五郎的重要贡献[J].体育学刊, 2013, 20 (2) :115-118.

[5]翁信辉.日本柔道现代化改革指导思想与方法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现代化改革的启示[J].体育科学研究, 2003, 7 (2) :73-77.

没骨法对现代水墨的启示 篇9

一、没骨法发展概述及特点

“没骨法”是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不用墨笔, 直以彩色图之”之法。其最早产生应该是在六朝的时候, 以张僧繇在健康所绘的一乘寺, 采用红、青、绿直接烘染而成的凹凸法, 使得其产生“远望眼晕如凹凸, 就视乃平。”1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徐熙作花卉“不用墨笔, 直以彩色图之, 谓没骨图”。苏辙也说:“徐熙画花, 落笔纵横, 其子崇嗣变格, 以五色染就, 不见笔迹, 谓之‘没骨’”。后南田对此法进行研究探索, 开创了“没骨写生花卉”一派——常州画派。在进入近代, 居巢、居廉以“撞”的方式, 提出中国画的“折衷中西、融汇古今”, 让“没骨法”在新的时期以全新的图示展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中国水墨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相碰, 给传统中国水墨画注入一股新的清流, 经过二十余年的冲洗、改造, “没骨法”在现代水墨画中逐渐呈现实验的形式, 从而也出现了大量的打破传统格局的实验作品, 呈现中国画作品现代性的更多的可能。

传统的没骨法是界于工笔和写意之间的画法, 可以在熟宣纸上画, 也可以在生宣纸上画。比起一般写意而来, 它又有很多的不同:严谨、精确。运用撞水、撞粉、撞色等方法, 有利于画面的变化、丰富、滋润, 以及制造斑驳的艺术效果。写意中不乏精到之处, 精到中又充满点染的天然。

然而, 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笔触的大小变化不大, 多用中小型笔, 画幅一般也不太大。从现实的作品看来, 没骨法的绘画作品, 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幅作品, 表现大厚重的画面容易走向单薄幅, 更容易让面变得有气无力, 骨法来的更加的结实。也正如何水法所说:“画要有清气, 笔笔要清新, 要‘写’出来, 而不是‘涂’成功的, 如冰糖莲子羹, 甜而不腻”2。没骨法在不断地发展中, 也逐渐的在避免这样的一些缺点, 把材料语言的探索纳入到水墨中来, 从而使得没骨法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现代水墨对传统“没骨法”的继承

面对越来越迅猛的城市化进程, 水墨的语言种种实验和个人化的选择都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古人画花卉, 多为“托物言志”或曰赋予所绘之物以一定的人格寓言。所谓“花之于牡丹芍药, 禽之于鸾风孔翠, 必使之高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骛, 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 鹰之击搏, 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 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 展张于图绘以与起人之意者, 率能多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3。

然而, 随着时代的变迁, 那种“经典式”的审美方式, 也逐渐的走出了元代文人画传统的自我表现性的笔墨。我们经常听到“笔墨等于零”“笔墨当随时代”这样的话, 在改革开放以来, 古老的水墨与“现代性”相遇了, 传统笔墨无法充分地表达现代人对世界的认知。当代实验水墨的“现代性”, 作为一种新的形式也逐渐地被大众所接受。

在传统的没骨法中, 其技法包括泼墨法, 破墨法, 冲水法, 冲墨法, 晕墨法, 宿墨法, 积墨法等等, 在现代水墨的制作过程中, 又逐渐地产生了很多新的技法, 如:撒盐法, 压印法, 拓印等等, 他们在现代水墨的制作过程中, 把墨法 (颜色) 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 主要体现在墨法 (颜色) 的肌理效果上, 在不断的尝试中, 把技法上的创新逐渐走向极端。如张大千用淡墨勾画部分结构, 并留有一定余地, 然后用墨彩大面积地泼, 使画面上出现大面积的黑白对比、墨彩对比。其效果强烈, 大有巧夺天工之感。郎绍君在《读田黎明的绘画艺术》一文中说, 田黎明的绘画从没骨法来, 只不过是引进了光的因素, 光的引进是对传统的没骨法进行丰富和发展。

在这样的一些尝试中, 诸如将点逐渐的放大。就像在传统水墨中的“米点”, 只是在这些点的制作过程中, 很多艺术家逐渐的放弃了用笔来表现, 而采用刷子喷洒, 或者直接用喷枪制作作品, 体现“点”本来的一种形态。如梁铨的《现代水墨作品》、王天德的《水墨餐桌》, 他们把宿墨和点的形态发挥到极致, 真正的使得水墨本身的无意识变成艺术中的有意识。然而, 当我们看见张羽的《灵光系列》以及《指印》, 则更加颠覆了传统绘画中笔墨的表现性。他可以用任何的工具来代替画面制作过程的笔。从而采用更多的方法来变现他所要表达的象征性的形象, 比如撒盐, 或者综合材料, 使得他的画面中充满他所要表达的一种混沌。

随着这些方法的变化, 以及一些西方理论的深入 (包括现代绘画思潮) , 现代水墨在其本身的发展历程中, 把水墨本身作为一种承载观念和意义的中性媒介。这样的一种形式已经回到绘画本身的问题——水墨本身的美 (正如文人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从宋末开始到元代, 已经回到了绘画本身的问题——笔墨本来所具有的美) 。现代水墨在发展的过程中, 继承了传统没骨法的一些绘画形式以及方法, 使得这样的一种绘画技法, 在现代各种思潮中, 开放出其独特的花朵。当我们把这样的一种表现手法, 从形态上整理、拓展、融合, 以及把他们所关注的角度、文化、形式语言, 带回到传统中去检验, 必然会使得我们能够完成水墨转换, 构成新的艺术规范。

参考文献

[2].何水法《抱华楼谈艺录》.

唐代佛教雕塑对现代环境的启示 篇10

中国的宗教主要为儒、道、释, 其中佛教雕塑是中国古代雕塑的重要题材, 佛教雕塑要在中国这块完全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必须适应本地的人文环境, 符合本地人民传统风俗习惯, 才能受到中国普通大众的接纳发展更广阔的空间。

一、佛教雕塑的发展

根据《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八《大唐西域记》 (1) 卷五的记载, 原始佛教时代, 跋耆国优填王以梅檀木雕塑一尊五尺的佛陀形象, 这是佛教雕塑佛像的开始。

佛陀入灭百年后, 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受佛法感召, 以佛法治国, 在全国各地兴建佛教建筑, 出现了很多佛教雕塑艺术品。贵霜王朝时期, 迦腻色迦王笃信佛法, 效法阿育王在犍陀罗地区大量兴建寺院、雕琢佛像, 犍陀罗地区长期与希腊文化相互影响, 雕刻作品呈现浓厚的希腊风格。佛教传入后, 中国的雕塑艺术与佛教艺术结合, 丰富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宝库, 有寺院的雕梁画栋、塑像、石窟的佛教雕塑以及各种佛教雕刻艺术品。

东汉末年, 笮融建造佛寺, 其中一尊金铜佛像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佛教雕塑, 东晋时礼佛之风渐甚, 雕塑专以佛像为主。南北朝之后, 随着佛教的普及, 中国雕塑风格受其影响, 从题材到风格与造像手法都发生改变, 进入新阶段, 因此佛教的塑像、石刻与石雕成为本时期的主题。

从雕塑风格的转变可以看出,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愈来越多的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我国佛教三大教派的汉传佛教已初步成型。北魏昙曜五窟的造像特征尚有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面相方圆、两肩宽厚、长目高鼻, 衣着或质感厚重, 或轻薄贴体。到了隋唐时期, 雕塑作品已完全表现出中国风格的造像特征, 人物造型面相饱满, 体态丰腴, 颀长优雅, 内心情感刻画准确, 具有民族化, 生活化, 世俗化的特征。是艺术最辉煌灿烂的时代。

由于武后大力提倡崇尚佛教, 致使唐代佛教文化与其雕塑艺术达到高峰。唐玄宗时的佛教雕塑艺术达到顶峰, 这时的造像充满世俗的活力, 雕塑艺术雄健奔放, 充分体现出时代气息。

自五代以来, 雕塑艺术内容、衣饰虽唐风犹存, 但其活力、气势与个性特征逐渐消磨。元明时代的雕塑艺术则每况愈下、日渐式微。

纵观佛教发展的代表时期发现佛教艺术的内涵有了较大变化。从雕塑中的佛陀形象来看, 从南北朝时期的威严庄重到隋唐时期的和蔼慈祥、关怀人世。佛教越来越多的走进大众, 深入人心。

二、唐代佛教雕塑与环境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龙门峡谷东西两崖的峭壁间。和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成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石窟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 历经400余年才建成。唐代是龙门石窟开凿最盛期, 唐窟占石窟的60%以上。其中奉先寺是最具代表性的。

佛教石窟开凿地点的选择与佛教徒修禅有直接的联系, 修行者在幽静山林, 水边崖际之处感受佛法, 给礼佛者造成感情的触动。龙门石窟的选址, 既符合佛教徒修禅的特定环境要求, 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山水馆选址理念的体现。

1. 洛阳是古时重要的都城

洛阳地处中原, 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古时多个朝代的都城、重要政治、文化中心。《史记》中, 称洛阳为“此天下之中, 四方入贡道里均”。鉴于洛阳优越的历史及人文地理环境,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 成为龙门石窟开凿的主要原因。

2. 龙门特殊的地理位置

龙门在东汉时期就是洛阳的把关之一,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与都城洛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3. 山水胜景的独特魅力

龙门因其山水胜景, 被誉为洛阳“八景”之首。北魏以来, 这里松柏苍翠, 寺院林立。山脚泉水汩汩, 伊水碧波荡漾, 行船往来, 穿梭其中。美不胜收。

4. 符合传统“风水”的选址原则

古代中国村落宅第及墓葬选址, 均依照“风水”观进行。佛教传入中国, 也逐渐融入中原本土文化, 龙门石窟的选址达到了既“得水”, 又“藏风”的最佳环境选择。

5. 地址构造及石质的雕刻成因

龙门峡谷地质构造属于寒武纪中世石灰岩、石质细腻坚硬, 雕塑创作更显精致细腻。龙门石窟佛造像的造型语言特征, 表明了当时佛教艺术传入中原, 成为融入本土文化更为适宜的形象载体。这种特征, 也更适合当时中原地区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心理需求。

6. 顺其自然的窟龛排列

龙门石窟的开凿和布局只有少数重要洞窟经过规划布置, 大多没有统一部署, 以天然溶洞为依托进行雕凿。这种方式体现了“顺其自然”的传统文化理念。龙门石窟初始的雕凿, 基本依随山体变化进行。这种理念及形式一直到隋唐时期石窟造像不断增加, 龙门石窟逐渐形成随山体形式而大小排列不等, 前后空间错落的布局特征。

这样对龙门石窟及其环境的关系作初步的了解, 龙门石窟体现出与自然环境相统一的布局的特征, 也是传统“风水”原则的完美体现。

四、佛教雕塑对现代环境的启示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 艺术品作为美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重视。雕塑因其独有的艺术形式, 对环境强大的感染力与多样的空间结构更是环境装饰与美化的点睛。

唐代雕塑重视形象的旋律及运动感, 显示事物内在之真, 表现出强大生命力和不凡气势, 反映的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时代。现代环境也是一样, 只有融入人们的思想生活, 才能创造出富有生气的环境。当代社会中, 雕塑是公共艺术的一种形态, 环境作为母体, 必须吸收雕塑的优秀传统和历史才能是体现出不同文化存在的意义, 才体现出个性的价值。

五、佛教雕塑在现代环境中的应用

佛教雕塑与普通雕塑相比, 多了很深远的宗教意味与文化氛围, 特定的场合以佛教雕塑为装饰更加营造所需要的意境与氛围。好的雕塑作品应是与环境相协调的, 其中包括:

1. 适度的比例关系:

雕塑的尺度与体量对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 是表达作品内涵的关键所在, 根据雕塑题材的不同, 纪念性雕塑与主体性雕塑体量相对庞大, 装饰性雕塑相对小巧。另外佛教雕塑的所处环境通常是宗教园林亦或是禅意空间, 宗教建筑中佛教雕塑可大, 以烘托佛教庄严肃穆的神圣氛围。而某些园林或是室内空间可以用小型雕塑画龙点睛。

2. 形式结构的设计:

雕塑作品与环境有一定的对照与呼应, 通过自身的形式与结构来进行与周围空间的交流。而空间环境依托雕塑聚焦。雕塑在空间中起着凝聚于联系的作用, 所以雕塑作品的形式结构应该与环境结合统一考虑设计。

3. 材质的选择:

现代工业不断进步, 雕塑可选用的材质日趋多样, 雕塑的题材与环境性质的不同也决定不同的雕塑需要不同的材质。纪念性园林与宗教园林以质感强烈的石材表达其永恒宏伟的主题;游赏型园林或室内空间以自然清雅的木材烘托悠远静谧的氛围。

唐代雕塑艺术重视形象的旋律及运动感, 显示事物内在之真, 表现出强大生命力和不凡气势, 反映的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时代。而现代环境也是一样, 只有融入人们的思想生活, 才能创造出富有生气的环境。当代社会中, 环境作为雕塑的母体, 必须吸收雕塑的优秀传统和历史才能是体现出不同文化存在的意义, 才体现出个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汝信郎天咏李诤, 全彩中国中国雕塑艺术史[M]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2年

[2]薄松年, 中国美术史教程[M]中国美术出版社, 2002年

对现代人的启示 篇11

摘要：中国“贵和”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及体现其精深的辩证色彩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即使在现代社会，“贵和”思想仍然彰显其历久弥新的魅力，同样给予现代教育以深刻的启示：一要树立“和而不同”与对话的教育理念；二要倡导合作学习的学习方式；三要更加重视生态环境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关键词：贵和；现代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40-0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09)01-0048-03

中国“贵和”文化构建了我们民族独特的思维特性及行为方式，时至今日，重新审视“贵和”传统，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它正在或已经为整个现代世界的和谐与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精神滋养。无庸讳言，“贵和”传统同样给现代教育提供了精神之源和深厚的哲学理论根基，给予现代教育以丰厚的启示与“灵感”。

一、“贵和”的传统意蕴分析

(一)“贵和”意识的产生与展现

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有了“和”字。“和”最初是一个美学概念，表示味觉、听觉、视觉适度感，即饮食调和、声音相和。后来“和”被提升到了伦理及政治高度，即把“和”从饮食、音乐扩展到人伦，从个体生命的“和悦”感受扩展为追求社会群体成员和谐地生存的关系与状态，即“协和万邦”、“遐迩一体”的理想境界。由此我们可以探求出“和”的最根本的内涵：一是指和谐，即事物或要素之间的一种协调平衡状态；二是指合作，即人际之间相互配合的意识与行为。

中国传统“贵和”意识也可谓源远流长。原始人类起初面对强大的自然力时，他们首先认识到自然界的强大是因为其万物能够保持和谐的状态，于是他们面对人与自然的矛盾时，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只有人与人之间的齐心合力才能使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得到更好的解决。从西周开始，人们在深刻地体会了“和”的功用与价值以后，“贵和”意识逐渐地从经验形态走向了理论形态，“和”被赋予了明确的价值判断，即认为“和”是宇宙创生的根本推动力和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手段和目的，由此便确立了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此后，围绕着和谐之道，秦汉以后的思想家、政治家对“和”的思想进行了更为广泛的阐释和实践，这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尽管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的血与火的淬炼，但“贵和”传统却深深的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特性之中，并在国人日常的人生实践和生活交际中得以广泛地显现。

(二)贵和文化的精髓：“和而不同”

中国的“贵和”传统的最可贵最精深之处还在于它的辩证性的思维，它所强调的群体的和谐意识是“和而不同”，也就是说它在考虑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时并不抹杀个体的价值和独立的人格，也并不完全否定个性。

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了“和”与“同”这对范畴，并从哲学的高度区分了“和”与“同”的本质差别：“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是异质要素的有机结合，是事物生存发展的条件和方式，是动态的，有利于充分发挥不同事物结合的整体功能；同是同质要素的简单叠加，由于没有差异就没有矛盾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当然也就不能产生新事物。

此后，孔子把“和同”问题泛化到一般的社会伦理范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把“和而不同”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一种君子与小人相区别的品性。孔子“贵和”的含义是既要讲合作，重和谐，贵秩序，又要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在保证彼此人格的独特性之基础上去能动地实现彼此的互补协调，而不是随声附和亦步亦趋的苟同，沦为权威主义的附庸而降格为“小人”。

二、“贵和”传统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教育领域也应该悉心承领“贵和”文化思想对我们的深刻启示，无论在教育理念、学生学习方式以及教育的内容等方面都应从“贵和”传统中汲取醇厚的营养和灵感，通过改变当下的教育来创造未来。

(一)教育理念：和而不同与对话

现代教育在西方主——客两分思维方式的“诱导”下，表现出了控制与服从的对立或盲从的关系，教师以一种机械的、僵化的方式去从事教育工作也使得各种人际关系疏离、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学校有力地增强了这种疏离和异化：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专家将教师和学生降格为“物”加以“遥控”，以此确证自己的主体性；而教师为了弥补自己缺失的主体性，则通过控制学生与家长来确证自己的主体性；而学生在这样的教育氛围熏染下既没有张扬自己主体性的意识也没有这种能力，背离了本真的教育的归旨。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控制兴趣”的浸淫使教育仿佛进入了“无人之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的对话和交往成为天方夜潭而隐遁，所谓的主体性只是一种虚假、畸形的“个人占有性主体性”，最终教育的“成品”只能是孱弱的人性和冷漠的人格。

在“贵和”文化的指引下，教育领域应该摒除“控制兴趣”，张扬“和而不同”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 ty)理念，强调主体之间的对话和理解，这种对话与交往观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手段，而更应作为一种精神和理念来构建一种新型的教育交往形态。教育行政部门、教育专家、教师、学生及其家长都应充分认识到“主体间性”的真正内涵而形成一种集体意向性，着意于通过对话在张扬自己的主体性的同时充分尊重他人的主体性，在相互的“自我实现”中提升“主体间性”的品质。“教育共同体”内的人们持续审慎地对话与协商，断绝“控制兴趣”和“权力兴趣”的滋生，通过对话使各自所建构的意义世界能够共融。

对话式教育不是为了消除差异，而恰恰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寻求真理。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整个教学过程充溢着民主、自由、和谐的气氛，最终培养出的是富于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本真的人，实现了教育的终极目的。

(二)学生学习方式：合作学习

现代应试教育的弊端就在于它忽视了学生之间的合作互动所产生的积极的影响力，学生之间合作意识与能力的阙如则必然导致教育更多地沾染上了过于浓厚的竞争色彩。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缺乏合作意识以及合作技能，而且过度地紧张和焦虑，由于没有合作氛围的滋润和合作技能的培养，学生所形成的只是一种被扭曲了的、狭隘的竞争意识和与之相应的偏激的利己行为。

中国古代先哲早已理智的认识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合作学习正是张扬了“和而不同”的理念，消解了传统“成人中心观”所带来的只重认知的恶性竞争的弊端，追求的是“不求人人成功。但求人人进步”的理想境界。合作学习以教学过程为载体，以学生小组之间的良性互动、相互交流、相互尊重来达成教学目标，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人员分配促成学生的个体与群体性的协调发展，

组内合作、组间竞争的模式使得竞争与合作相得益彰。学习由个人主义的孤军奋战转化为小组内部的合作，由个人之间的恶性竞争转化为小组之间的为了趣味和快乐而进行的良性竞争。在合作学习中学生既树立了牢固的合作意识又学会了必要的合作技能，同时在保持自我的个性的基础上树立了良性的竞争意识。面对传统教育的弊端和未来贵和的全球化社会的要求，合作学习理应成为教学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合作教学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认可并彰显其魅力。

(三)教育内容：生态环境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贵和”文化对教育的最现实的、最直接的启示或许在于教育内容的扩展与深化，毕竟我们的学生更多的是通过学习特定的教育内容来实现个人的成长。教育作为面向未来的事业，我们必须在教育内容上作好充分的准备，在教育内容上彰显“贵和”文化的价值与魅力，更加重视生态环境教育、国际理解教育以及多元文化教育。

1.生态环境教育

中国传统的“贵和”文化即弘扬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由此中国古代似乎少了些因破坏生态环境而遭致的惩罚与报复。进入近现代以后，由于盲目承袭了西方的自然观和西方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国人的观念发生了一种蜕变，从而人对自然的关系发生了一次簪越，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谐了。而我们的学校毋宁说是助长了这种观念的催生与传播。因为当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征服自然时，教育则必须尽力传授为征服自然服务的所谓的先进的科学的知识，竭力灌输一种扭曲的生态观并相应的教会了学生破坏自然的“本领”。这是一种失败的甚至是堕落的教育，因为这种教育是在教我们的学生冠冕堂皇的犯罪。

当我们聆听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深刻意蕴，我们坚信生态环境教育在学校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转变环境道德观念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走向和谐、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教育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力量。生态环境教育应该被看作是每个公民成长的整体的和本质的部分。只要有可能就应在所有的教育层次方面得到加强。在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就强调指出，教育是组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道德意识、价值、态度、技能和行为的关键，因此教育就需要重新定向，方向之一就是实现教育的“绿化”或“生态化”，使对环境或生态的考虑、对可持续发展新环境道德的传播成为教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和要素，即承担起环境教育的历史使命。”

我们相信，学校的教育价值观由于秉持了“天人合一”的深厚的思想底蕴，必然能成功地进行生态环境教育，使学生树立自然生态价值观，改变他们与自然界相处的方式。教授给他们环境保护的技能，以此为基础将学生的价值观、态度、信念转化为有效的负责任的行为，从而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环境教育的目标，最终成就一种高贵的“新的人性”，达致“贵和”文化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人类将在和谐美好的自然的大家园中更幸福的生活与享受!

2.国际理解教育

现代教育承袭了西方的二元论思维，可以说，我们的教育就是建立在排斥、对立、竞争至上的二元论的理论基础上的，而一旦教育制度变成具有挑衅性的民族中心主义时。它就会使全世界的和平处于危险的境地。当整个世界笼罩在征服主义与竞争至上的阴影下时，学校也必须追随这种世界潮流，不管是欣然的还是无奈的，学校必须向学生灌输二元对立的思维，灌输一种“贬抑他者”的唯我意识和一种偏狭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们的意识中，“他者”或许是与自己全然无关的异类，或许就是自己征服的对象。于是他们或是冷漠、浅薄或是激进、征服，和平与理解的种子在他们的意识中永远不可能生根、更不会成长。

我们应该觉醒。这种教育的严重偏执和畸形给学生个人和整个世界带来了阴影与灾难。阻止冲突和偏狭，教育始终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们的教育必须从现在开始为未来的全球化世界作好充分的准备，国际理解教育势在必行，这是消除战争的伦理和心理基础。通过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拓宽国际视野，增进相互了解、相互宽容和相互合作，提高国际理解的水平，使他们在对本民族主体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了解别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的产生、发展和现状；学习与其他国家人民交往的技能、行为规范和建立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学习正确分析和预见别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对本国发展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竞争与合作、生态环境、多元文化共存、和平与发展等方面的国际问题；培养善良、无私、公正、民主、聪颖、热爱和平、关心人类的共同发展的情操；担负起“全球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可以乐观地相信：“和平共处可以学会，解决冲突的技巧、技能可以传授，和平和宽容的价值观念可以鼓励，合作的可行模式可以重复，为和平、发展、冲突的解决以及调解的教育，已不再作为外围的学科或一种奢侈而出现。”

3.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的前提是对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认同，它更多的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要求我们的学生不仅意识到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同时要拓宽视野，扩大眼界，意识到其他人类文化的尊严和价值，对其持开放、尊重的态度，在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与欣赏别的文化上去取得一种平衡，练就他们跨文化理解的能力，培养他们多元文化的适应力和运作力，即不仅要知道“不同”的客观存在，而且要能在“不同”的基础上去实现“和”，最终实现一种“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存共融的理想局面，这可谓是教育对人类作出的一个巨大贡献。多元文化教育不仅是抵御暴力的方式，而且是丰富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富有活力的源泉，“在教育目标中将‘多元共存，平等发展的观念作为人的发展的素质要求。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力；在教育过程中平等的对待不同的文化个体，尊重不同个体的文化习俗，提供便利的学习条件，采取多样化教育；在教育内容中让不同文化携带者的生活得到公正的反映，并加强文化间的交流与整合”。

知识经济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篇12

一、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

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各种形式的知识在人们社会经济活动中正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已提出“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知识已成为真正首要的资本与财富”;世界银行副行长瑞斯查德认为“知识是比原材料、劳动力、资本、汇率更重要的经济因素。”与依靠土地、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经济使得现有资源能够科学、合理、高效地综合利用,尤其是一些频临枯竭的自然资源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利用,使人类社会与自然可持续地协调发展。知识在现代社会经济价值的创造中所起到的作用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总量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知识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和最强劲的推动力。

二、知识经济下企业面临的挑战

(一)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变化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不再是“土地、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的生产要素,推动企业发展的新的主要驱动力是不断更新发展的知识。企业的竞争优势也不再体现在对传统生产资料的占有上,而体现为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创新应用。一项新知识、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可以建立一个优秀的企业,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打造一个全新的行业。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知识的创新、积累已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些传统企业,即使拥有了大量的传统资源,如果不进行知识的创新、积累,最终必将因知识陈旧、管理落后而使企业走向衰落。

(二)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市场经济和科技信息的全球化必将使企业竞争更加激烈。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竞争已不完全是资源和规模优势的竞争,技术优势的竞争更加日趋激烈。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企业的生产成本越来越低、质量越来越好、创新产品层出不穷,随着知识到技术的转化越来越快,企业和产品的生命周期却越来越短。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因循守旧,不重视知识的创新发展,即使你是行业巨头也终会被创新的技术所颠覆。曾经的胶卷冲印业的巨头柯达和手机业的霸主诺基亚如今已被主流时代消费者所淘汰,这正是对现代企业最好的警示———变则生,不变则亡。企业只有不断地进行创新才能够有实力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三)人才观念的变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一种最主要的基本生产要素,而拥有掌握知识的载体———人才对企业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人才掌握的知识、技术和创新能力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本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企业的竞争关键就是人才的竞争。知识经济改变了企业在对待人才的传统观念,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也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现在发达的全球信息化和网络通讯也使人才在就业方面具有更多选择,具有前所未有的宽松自由的择业环境,同时人才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知识型的人才对企业提供的发展平台也有更多的要求,知识型的人才与传统意义的企业员工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知识,因此,他们需要更加灵活自由、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平台,而不是像传统企业员工那样在固定的位置重复性地工作。传统的企业对人才的管理总是试图加强监督和控制,而这种方式在知识经济中无法激发创新,最终将导致企业丧失竞争力。企业如何搭建新时期的企业文化、吸引优秀人才并保持人才队伍的长期稳定性,已经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

三、企业如何立足于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已来到我们身边,世界经济正经历着一场新的变革。传统的企业经营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要想在知识经济时代立足,就必须要加强知识经济意识,认识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研究和探索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新机制。

(一)转变思维观念,重视知识资源

传统企业的管理思想认为企业财富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原材料和资本的结合,很少考虑知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表现为企业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只注重对人、财、物的管理,而忽视了对知识、技术、知识产权、企业文化等知识要素的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重点必然从物质资本管理向知识资本管理转变,知识资源必将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企业各级管理者必须要从旧的思维观念中转变过来,重视企业知识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积累,加大对知识资源的资本投入,建立知识管理体系,打造有利于知识创造和共享的企业文化,以适应新时期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

(二)加速创新体系建立,提高企业科技实力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企业在进行管理活动时应把知识的开发、应用和技术的创新放在首要地位。企业发展靠创造产品,产品创造靠科技创新,现代企业要想保持快速的发展,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已成为决胜于市场的关键。传统企业的创新观念仅仅是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等,而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创新有了更高的要求,新时期的企业创新是知识的创新,知识的创新是企业技术创新、提高科技实力的最根本来源,是企业获取财富的永久创造力。知识经济时代的优秀企业需要建立一种具有新的创新理念的创新体系,以知识作为战略资源,不断提高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将知识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同时又能创造出新的知识资源,促进知识技术的不断开发应用。

(三)构建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人才系统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管理重点必然是对知识的应用管理,而知识的有效应用管理就要靠知识的载体———人才来实现。企业必须要从传统时期以“财、物”为重心的管理思想,向知识经济时代以“人才”为核心的思想观念转变,企业员工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而逐渐转变成知识型的劳动者。从业务管理、科技开发、新技术应用乃至经营决策,企业需要的都将是“知识型劳动者”。知识型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需要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利于人才不断成长的体制,充分发挥人才的创新价值。知识经济时代无论是从知识的重要性还是从知识的创新来看,企业都需要构建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人才系统,使学习、应用、创新成为员工工作的主要内容,新时期的企业团队必然是一种学习创造型的团队。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