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立法研究

2024-11-01

中国图书馆立法研究（通用7篇）

中国图书馆立法研究篇1

摘要：本文结合我国图书馆现行法规的历史和现状, 说明了图书馆在法规方面存在的问题, 阐明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必要性, 并指出图书馆立法应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图书馆,立法,必要性,原则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是国家教科文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 图书馆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与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相比, 图书馆的制度建设进展缓慢, 导致出现硬件设备一流, 软件服务三流;专业人员因为待遇不高而流失, 服务意识和效率低下;事业发展时起时落, 兴衰全系于地方财政和领导的偏好等现象。究其缘由, 没有法律的保护, 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一、我国现行图书馆法规存在的问题

1、管理体制不健全

由于没有统领全局的图书馆法,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管理长期呈现条块分割状, 这种管理体制必然会导致图书馆的各种规程和条例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 无法真正促进图书馆事业的规范化发展。特别是在图书馆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的今天,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网络的建设、信息资源的共享等一系列新问题将接踵而至, 旧的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

2、严重依赖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 由于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 不少地方没有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通盘考虑, 经费得不到保证, 政府领导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够, 由于缺乏物质保障使得图书馆事业明显滞后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图书馆文献保障能力弱, 现代化程度低, 难以满足随社会发展而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

3、数字化带来的新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社会的信息化及信息的社会化进程不断加快, 给传统的图书馆工作造成强大的冲击。这种变化既给我们带来机遇也给我们带来挑战, 我们应当清醒看到, 数字化、网络化仅仅给图书馆充分发挥职能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而新技术的发展还会给我们带来诸如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运营、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服务的有偿性和无偿性等政策和法律问题。

二、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必要性

1、通过立法保障图书馆经费来源

目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 现行的图书馆财政制度基本上是政府计划、财政拨款。我国的图书馆法应明确规定将图书馆经费列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 把国民经济收人中的适当比例用于图书馆事业, 确立图书馆经费随财政收人的增长而增长的原则。

2、通过立法加强对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宏观调控

多年来, 馆际协作也未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 许多协调成果终因缺乏法律约束而成为一纸空文。个别图书馆只有靠不断追求自身资源的投入才能提高对信息需求的保障能力, 最终导致单个图书馆占用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 而图书馆整体社会功能却得不到相应提高, 社会资源的无形浪费也是惊人的。因此只有采取立法措施, 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及其特有的强制性保证图书馆的统一管理以及图书经费的合理使用,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

3、通过立法保障图书馆与读者双方的合法权益

图书馆与读者的关系历来是图书馆界探讨的重点之一。二者相互既是权利的主体, 又是义务的主体。就图书馆法律关系主体中的借阅权利来说, 读者在享受借阅图书权利时也应尽保护好图书资源的义务。如果读者在行使借阅图书权利的同时, 采用不正当方式滥用借阅权利, 出现故意或过失损毁图书资源的行为, 就会造成对其他读者借阅权利的侵害。另一方面, 应对读者的借阅权、咨询权、文献保障权、批评建议权及检举监督权等做出明确规定。

4、立法也是适应图书馆事业发展国际化的需要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和协调。图书馆立法要与国际惯例、国际法相适应和相衔接, 沿用某些国际通行的标准、规则, 图书馆法中的各项规定必须与国际公约上我国所承担的义务相一致。这样, 才能使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更加规范化、合理化和国际化。

三、图书馆立法应遵循的原则

1、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图书馆法的制定必须符合我国国情, 必须以《宪法》为主要依据, 严格遵循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全面掌握我国图书馆法制建设的现状, 对本领域内全部现行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整理、补充和修改。

2、坚持公益性和无偿性原则

图书馆法属于文化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建设与国家的公益事业发展密切相关, 因此必须以公益性和无偿性作为根本原则, 满足公民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并贯穿于整个立法之中。

3、必须考虑与国际接轨的原则

在进行图书馆立法的过程中, 必须重视和研究国际间图书馆的合作条约、协定;情报交流的具体法律规则;网络信息资源使用的法律依据等。同时, 还要重视分析研究并合理借鉴国外的图书馆法律, 对其中体现图书馆法制建设的共同规律和一般要求, 大胆地选择, 从而加快我国图书立法的步伐。

综上所述, 图书馆立法是保障、指导、协调图书馆建设和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都期待着图书馆事业早一天走上法治的轨道, 逐步向规范化、制度化、现代化迈进。

参考文献

[1]陈静宇:《我国图书馆亟需立法》, 《图书馆建设》, 1996 (2) 。

[2]刘其新:《知识工程启动与图书馆立法》,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8 (6) 。

[3]国爱民:《浅论我国图书馆立法》,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OO3年。

[4]郑舜钦:《现阶段我国图书馆立法的若干看法》, 《图书馆论坛》, 2003 (2) 。

中国图书馆立法与著作权法的协调篇2

经过多年的发展, 我国图书馆立法事业有了不小的进步。早在1909年, 我国第一部图书馆法规—学部奏折《图书馆章程十九条》出台, 之后的国民政府也颁布了几部关于图书馆的法规。但是这些规定较为粗糙, 而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这些法规也不可能起到类似于美国的《图书馆权利宣言》和日本的《图书馆自由宣言》这类文件的作用, 也没有为后来的图书馆立法打开局面, 当然, 对于这种立法的探索还是值得肯定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 各有关部门颁布了诸多形式的规制图书馆活动的法律文件, 例如, 1950年, 国务院颁布了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法令;1955年, 文化部颁布了《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1957年, 国务院颁布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1980年, 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1987年, 两部一委联合发出《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意见》等。这些文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图书馆工作的进行, 但是, 以这些形式出现的文件大多不具有法律上的执行力, 所以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执行效果并不明显。而笔者以为, 在我国图书馆立法发展的初期, 法律制定者就将着眼点放到了图书馆的管理和运行上了, 相比于美国和日本的做法, 这样的做法虽然实用, 但是缺乏相应的基础, 从根本上会使人们对图书馆事业的认知不甚明了, 美国和日本以宣言的形式规定了图书馆的自由, 一方面是确定了图书馆的地位, 在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将图书馆这个只是汇聚和传播的神圣殿堂的地位固定, 这对于图书馆的立法和管理, 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 我国各个省市也开始制定图书馆方面的法律与法规, 例如1987年的《上海市区县图书馆管理办法》 (本篇法规已被1997年的《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废止) , 2008年的《乌鲁木齐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以及2009年的《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等, 这些法规都是针对不同地区的状况制定的, 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与美国的实践类似。值得思考的是, 这些管理办法都是针对公共图书馆本身的管理, 这当然十分重要, 但是, 其他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值得注意, 比如知识产权问题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另外这些法律文件的执行力也相对较差, 在现实中是否能有效的实施, 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二、现阶段我国图书馆立法的有利条件

一是“‘依法治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 标志着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都要依法进行, 任何人, 任何组织都要依法办事, 而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这样一个国家政策的指导下, 图书馆立法事实上是对“依法治国”的具体实施,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中央的重视与支持, 乃是我们抓紧制定国家图书馆法的绝好机会”。

二是无论是清朝末年的对于图书馆立法的探索, 还是在建国之后我国中央和地方相关部门制定的相关法律文件, 虽然在内容上和性质上都存在诸多问题, 但是, 在另一方面, 这些立法的存在恰好是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基础。

三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我国对于版权保护的力度有所加大, 版权保护也日渐的走入正轨。作为与图书馆立法联系最为密切的版权保护问题, 在之前的立法中并没有重点提及, 但是,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尤其是数字图书馆的出现, 著作权的保护已经极为必要, 结合当前国内形势, 将著作权这一重要内容纳入到图书馆立法之中已经很有实现的可能性。并且, 笔者以为, 图书馆立法不仅要与我国现有的著作权法协调, 更重要的是对于著作权的保护, 可能会成为中国图书馆立法的突破口, 成为中国图书馆基本法制定的最重要的推动因素。

三、图书馆立法与著作权法的相互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直接与图书馆相关的规定只有一条, 其第22条第8款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 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除此之外, 其他规定虽然都适用于图书馆的日常工作, 但是没有细节性的规定。尤其是在对于作者权利的保护问题上, 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并不完善。之前的研究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 一般从两个角度切入, 一是图书馆本身, 在购买、编排目录和备份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侵犯著作权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 一般的图书馆管理规范就可以加以调整了, 当然, 在未来的图书馆立法中还要更加完善。在另一方面, 研究者探讨了如果图书馆的读者对于著作权侵犯将如何处理的问题, 早期的研究者认为在借阅、阅览的过程中加强对《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宣传工作, 并加强与读者的交流, 教育读者遵守《著作权法》, 自己不发生侵权行为, 鼓励读者在阅读和鉴赏中发现侵犯著作权行为向图书馆或有关部门反映。这样的做法有助于读者对于著作权的保护, 但是并不会起到十分实质性的作用, 尤其是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和复印成本的急速降低, 这样宣传式的做法所能起到的作用会越来越小。所以建议在图书馆立法中, 规定特别的机制对于读书馆读者侵犯著作权的问题加以解决, 比如在大型公共图书馆设立免费复印设备, 禁止图书带出图书馆只可以在阅览室借阅, 并允许复印图书的部分章节。这是欧洲公共图书馆的一般做法, 笔者以为, 现阶段在我国诸多城市可以实现, 当然, 这种设想不仅是法律可以解决的, 还需要图书馆设备的增加。

总之, 图书馆立法与著作权法进行协调, 其首要原则是遵守我国著作权法的各项规定, 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于图书馆著作权法的细节性的规定, 在某种程度上细化我国著作权法, 并促进其有效的执行, 以著作权为起点, 会更加有效的促进我国图书馆的立法。

参考文献

[1]袁庆东.“图书馆自由”概念之内涵—以日本《图书馆宣言》为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7 (7) .

公共图书馆立法研究篇3

虽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我国的立法工作步伐相当迅速, 一大批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也为促进国家《图书馆法》的尽快制定和颁布, 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但从1993年文化部拟定立法计划以来, 我们呼唤了近20年的《图书馆法》迄今仍然还没有出台的迹象, 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疑虑与困惑, 引发出我们对于这一表象的分析与思考。

1 制约我国图书馆法建设的原因分析

那么究竟是那些因素制约、影响了图书馆法的立法进程了呢?一言以蔽之, 主要是图书馆整体工作在我国政治、经济活动中,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目所起到的作用, 尚难以引起政府、国民、社会的足够重视而造成的。另外, 我国目前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型、交替时期, 各种政治、经济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 监督、制约机制尚未真正形成, 跨系统、跨行业的利益协调工作, 仍旧还有很大的困难和矛盾, 这些都是影响、制约图书馆立法进程的重要原因, 概括起来说, 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1 思想观念上的制约因素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对立法建设有着重要影响的部门或领导, 对图书馆工作在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难以认同, 对图书馆立法意义认识不足。甚至在我们图书馆界也有人认为, 在国情国力尚欠缺的情况下, 强行或硬性立法, 即便是国家大法, 也可能形同虚设, 成为一纸空文, 特别是很难从经费上为图书馆事业提供坚实的保障!甚至还有人认为, 图书馆作为一项具体的事业, 没有必要从国家法律的角度进行规定。

1.2 政治体制上的制约因素

1.2.1 在我国政治生活中, 有一些破坏或影响法制进程的消极面存在。

如把行政计划置于法律等同地位, 并起代理、顶替法律的作用。这种政治体制反映在法律上就会使法律制度带有明显的命令性、随意性和不严肃性。

1.2.2 图书馆经费的直接来源是政府财政, 若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图书馆的经费, 其实质就是建立一种对政府的法定约束机制。

而从我国目前的立法实践看, 立法主体多为政府的主管部门, 换言之, 立法主体本身就是当事人。政府主管部门在立法中既要让图书馆界满意, 又不会对政府的工作有太大的制约, 这显然增加了立法的难度。

1.2.3 立法是政府的事, 由于研究或推进图书馆立法的个体, 缺

少与图书馆事业主体的利益关系, 其立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必然相对薄弱, 这也是制约图书馆法出台的另一因素。

1.3 经济发展上的制约因素

1.3.1 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产物, 因而法制建设不能不受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与影响。

虽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有了快速、明显的提高, 图书馆事业经费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从图书馆发展需要和立法所能提供的经费保障来说, 尚有一定的缺口和差距, 特别是与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 更是难以相提并论;

1.3.2 图书馆立法本身也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它除了庞大

的人力、物力资源外, 也同样还需要在协作协调、网络建设、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投入巨额资金。就目前还有很多市、县图书馆经费非常紧张的状况看, 国家或地方财政也很难毫无顾忌地为此而慷慨解囊吧?

1.3.3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促进了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而经

济的快速增长也引发或激化了各类社会矛盾, 因而国家为了保证经济秩序稳定、合理、规范运作, 必然首先抓紧经济和与经济有着紧密联系的, 相关行业的立法工作, 这也就相对制约了, 包括图书馆法在内的其他部门或行业立法的总体进展。虽然近年来的立法步伐相当快, 立法的水平与质量也在逐年提高。但是, 百业待兴, 百废待举, 各项事业都迫切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和经济的支持加以协调, 所以总体立法任务更加紧张、艰巨, 经济压力更是巨大、沉重, 作为一项行业分支立法的图书馆法, 也必然受制于到这种总体发展相对迟滞的影响。

2 推进图书馆立法进程的几点建议

2.1 加紧地方性法规的建设工作

在国家图书馆法尚未出台之前, 各省、市的政府部门, 完全可以结合地方实际情况, 不必等、靠、要地, 制订出地区图书馆法, 来规范、管理、推进当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这方面, 上海和深圳已为我们摸索出了一切实可行的道路。如1996年,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管办法》。1997年, 深圳市人大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 (试行) 。而这两个市图书馆在全国第二次评估定级活动中, 也双双被评定为一级馆。从两个地区图书馆事业稳步、快速发展的实践来看, 加快地方性法规的制定, 不仅可以促进本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同时也能为国家图书馆立法的建设提供动力和经验。

2.2 加紧图书馆立法的宣传工作

尽管中国图书馆法还未正式出台, 但是立法宣传必须走在前面。现阶段我们的宣传还仅仅只是行业内的行为, 仅仅是通过图书馆界的报刊、杂志来进行鼓动, 这样立法的宣传强度小, 范围窄, 影响弱。所以, 要想推进图书馆立法进程, 就必须突破行业界限, 如在全国性的重要媒体上, 采取多种形式, 大张旗鼓的宣传立法意义, 营造立法氛围。同时还要与全国人大、政府财政、法制等部门、各专业主管机关、尤其要向主要决策层进行宣传, 提高有关领导的图书馆意识和立法观念, 加强联系, 密切协作, 充分做好立法舆论的宣传筹备工作, 这是加快图书馆立法进程的关键环节。

2.3 加紧图书馆立法的组织工作

成立跨系统统筹图书馆事业的国家领导机构, 是推进图书馆立法进程的先决条件。由它来研究如何协调、组织全国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和自动化系统的总体布局与建设;如何确定图书馆竞争和获取利益等科学有效的原则和机制, 如何尽快解决图书馆总体建设中的一系列难题;如何研究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方针政策、法规和规划并提出建议, 尤其是在当前已基本具备了图书馆立法条件的情况下, 更需要这种强有力的组织, 来保障浩大繁琐的立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是推动我国图书馆立法进程的首要任务。

综上所述, 外因还是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的, 只要我们广大图书馆工作者主动、勤奋、创造性的拼搏努力, 以震撼人心的工作成绩和效果, 赢得政府的重视、关注及全社会的呼吁、支持, 一部崭新的国家图书馆大法, 不久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摘要：根据我国图书馆立法建设的现状, 从宏观上分析、思考了制约我国图书馆立法进程的各种因素, 并针对有关原因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图书馆立法进程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图书馆,立法,分析思考

参考文献

[1]周东飞.浅析图书馆立法的现实意义、基础定位及立法模式[J].图书情报工作, 2006, 43-45.

[2]冷一江.中国图书馆法缺失原因探析[J].图书情报知识, 2004, (6) :86-88.

我国图书馆立法问题研究篇4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早就强调“每个国家都应该建立图书馆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已经制定了270多部法律, 但图书馆法一直未面世, 图书馆立法势在必行, 就我国图书馆立法问题展开论述。

1 我国图书馆立法的重要性

联合国科教文化组织早在其文件中曾专门指出:“为了提供永久性和不断发展的国家图书馆事业, 全面管理和协调只有靠立法才能获得”。

图书馆立法是保障、指导、协调图书馆建设和促进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根本上协调和优化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及其动作机制, 它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摆脱困境, 走出低谷, 走向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 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融入国际图书馆事业的必由之路。实现我国图书馆立法, 已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唐晓薇在其《新环境下加快图书馆立法和法治建设的思考》中阐述到:“只有图书馆立法才能体现图书馆的社会功能, 并赋予图书馆发挥这些功能的条件;立法是国家对图书馆进行统一控制的手段, 也是图书馆全而合作并形成一个完善的国家图书馆系统的必要步骤。只有通过立法才能建立和完善一个永久的、不断进步的国家图书馆服务系统”[1]。

李友仁在其《我国图书馆立法问题研究》中阐述到:图书馆法是保证图书馆事业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关键所在;图书馆法是图书馆经费的根本保障;图书馆法是解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图书馆发展缓慢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共享只能通过图书馆立法来解决。

2 我国现代当代图书馆立法的实践

文化部于1955年颁发《关于加强与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 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对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及业务工作流程作了规定。同年文化部抄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工会图书馆工作的规程》。1956年高教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 (草案) 》。1957年图书馆颁布《全国图书协调方案》。1981年教育部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 (1987年国家教委修订后改为《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1982年文化部颁布了《省 (自治区、市) 图书馆工作条例》。1987年中国科学院颁发《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暂行条例》等。1993年全国性法规《图书馆法》。2001年4月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和社会文化图书馆司联合在天津召开了“图书馆法”专家座谈会, 以这为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的制定工作已宣告正式启动。2003年3月《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 (试行) 》正式颁布。2004年12月国务院已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 (送审稿) 批转至各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2005年11月文化部官员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届学术研究委员会成立人会上通报了一度停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立法进程重新启动的消息。

3 图书馆法的概念及图书馆立法的内容

图书馆法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或认可的有关保护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发展的法律, 是关于调整图书馆系统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是调整国家与图书馆、图书馆与读者、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 起着规范和管理图书馆的各项活动, 协调图书馆内部及与其他社会关系的作用。

根据对国外图书馆法的内容研究, 我国图书馆立法应该涵盖以下内容:a.关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原则、目的的规定;b.关于图书馆性质、地位、任务和社会职能的规定;c.关于图书馆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d.关于用户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e.关于图书馆的经费和建筑与设备的规定;f.关于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数字化资源建设的规定;g.关于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h.关于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业务技术规范与服务标准管理体制的规定;i.关于政府在图书馆建设应该承担职责的规定;j.关于各类型图书馆发展与布局的规定;k.关于图书馆社会监督、法律职责的规定;l.关于著作权合理使用问题的规定;m.关于图书馆评估、评价方面的规定;n.关于图书馆服务的理念和原则的规定。

4 我国图书馆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4.1 国家宪法指导原则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是制定一切法律的基础和依据, 也是制定图书馆法的基础和准则。图书馆法必须始终以宪法为指导, 严格遵守宪法所规定的有关条文及其所反映的基本精神进行工作。

4.2 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我国图书馆立法的过程中, 虽然能够借鉴国外图书馆立法中的做法, 但必须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实际情况出发, 必须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 符合中国国情, , 突出中国特色。

4.3 要遵循协调性原则

图书馆法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 在不违背宪法的条件下, 一定要做到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统一, 协调好图书馆事业与其他事业的关系, 协调好图书馆自身内部的关系。

4.4 公益性和无偿性原则

图书馆是以保证公民的文化权利为宗旨的, 所保存的信息是社会共同的财富, 理应全社会共享, 图书馆无偿地传递信息, 传播知识是历史的选择。公益性和无偿性原则是图书馆立法应坚持的根本原则。

4.5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图书馆立法既要重视社会效益, 又要重视经济效益, 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结束语

图书馆法是图书馆开展一切工作的法律保障和依据, 图书馆立法是保证中国图书馆事业获得持续、长久发展的必由之路。要为我国图书馆立法而努力, 尽早制订出我国的图书馆法, 确保图书馆事业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图书馆立法应该充分发挥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 国家、政府在图书馆立法处于主导地位;充分发挥法律人士和图书馆专家、学者的主体作用, 法律人士和专家、学者对图书馆法研究比较深入;充分反映并发挥图书馆实际工作者和用户的建言机制, 图书馆实际工作者和用户是图书馆事业的主体及服务对象;充分发挥社会的监督机制, 发挥社会监督, 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

摘要：论述了图书馆立法的重要性、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实践、图书馆立法的内容、图书馆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图书馆法,图书馆立法,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唐晓薇.新环境下加快图书馆立法和法治建设的思考[J].情报探索, 2007, (5) :25-27.

[1]姚家祥.论发展农村社会保障的国家职责[J].经济众说, 2006 (11) :21-22.

[2]刘朝霞.对当前我国图书馆立法问题的再思考[J].现代情报, 2004 (4) :6-7.

[3]尹雪梅.根据法学理论谈谈我国的图书馆法[J].四川图书馆学报, 2001 (6) :19-23.

[4]王可, 蒋玲, 徐睿.我国图书馆立法回顾与思考[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7 (4) :221-222.

对中国旅游立法模式的研究篇5

旅游立法是中国“依法治国”法制建设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旅游立法旨在促进现代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旅游立法的建设应以市场经济为基础, 体现社会契约关系, 构建以民主、平等、商谈、参与为目标的公民社会, 在强调公民权利实现与保障的同时, 要致力于促进旅游者的健康生活, 并向社会、文化、精神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中国旅游业牵涉到多部门, 旅游行政部门缺乏“硬手段”措施, 各地方保护主义观念强, 缺乏必要的旅游相关法律, 导致旅游投诉处理程序复杂, 难度大;随着中国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需要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 建立旅游立法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中国入世以来, 要求中国旅游立法应具国际化, 制定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和国际惯例相一致的法律制度, 建立完整旅游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一、旅游立法的宗旨

所谓立法宗旨是指制定该部法律的根本目的, 它是贯穿整部法的灵魂, 并对其具体适用起着最高的指导作用。在中国, 旅游是中国公民的一项特殊权益的表现, 从宪法的角度讲, 它是公民休息权的具体体现。“旅游者是一切旅游现象、旅游实践活动的中心和本源。”“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接触到的社会个体和群体是因旅游者才被赋予‘旅游意义’的。”可见, 中国旅游法应该是一部服务性大法, 其宗旨是以旅游参与人的各项活动为目的, 法律应从旅游参与者的角度去考虑各项法律规范制度的安排。

二、立法模式

(一) 建立覆盖全面、关系明晰、体系完备的旅游产业基本法———《旅游基本法》

《旅游基本法》是一部规定国家发展旅游业方向性、基本原则性以及规范旅游活动中各项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指导性法律。目前, 世界上已经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颁布《旅游法》作为本国发展旅游业的基本大法。它们对国家旅游业市场的监管提供了基本法则和执法准绳。对推动地方旅游事业的发展, 明晰相关旅游法规体系的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拓展旅游法源基础。中国对旅游基本法的起草及研究工作已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时间, 为构建旅游基本法的法源基础已经具备, 宪法作为中国旅游立法最根本的法律基础外, 现有的《刑法》、《民法通则》、《经济法》、《出入境管理法》、《环境保护法》等奠定了中国旅游立法重要法源基础。整合这些法源基础, 找到现有相关法律中与旅游业的契合点, 重新制定出公定力、执行力、权威力、有操作性的旅游基本法。

2.立法模式构想。确定合适的立法模式是中国旅游法的制定的关键, 可以借鉴别国旅游业立法的经验, 结合中国的国情, 建设中国旅游业合理的立法模式, 中国应当在宪法的指导之下进行旅游基本法的建设, 在旅游基本法的指导之下, 进行旅游单项立法和部门规章制度的制定。对现存的部分法律进行内容的修订与补充。

3.确立旅游基本法法律地位。要确立旅游基本法法律地位, 应明确四个方面的法律问题:一是旅游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二是旅游活动中各项权利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三是旅游行政管理组织机构职能;四是旅游行业协会性质以及旅游监管体系的运行。只要理顺这样的问题内容, 旅游基本法将作为调整旅游法律关系的法典, 对旅游活动起到法律规范的作用。

旅游基本法应该被誉为中国旅游法律体系中的“宪法”, 各项旅游法律法规中的“母法”, 在各级、各类旅游立法中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与依据。旅游基本法也是国家干预各项旅游活动的宏观调控法, 它以纵向旅游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 应属于中国经济法法律范畴。

(二) 完善旅游单行法

中国现行的旅旅游单行法主要是涉及旅行社、导游、出入境和旅客运输的损害赔偿方面, 大多数法规不是专门为旅游业而颁布的, 不能解决旅游活动中法律纠纷。为保障旅游业的发展我们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基本法》的指导之下, 以现有的《旅行礼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等法规为基准, 加快制定与旅游活动相关的单行法、实施细则。

1.制定《旅游社法》。《旅行社法》的主体是旅行社、旅游者、旅行社的员工、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调整的是旅行社之间, 旅游社和内部员工之间, 旅行社和旅游者之间, 以及旅行社和旅游主管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

2.制定《饭店法》。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 我们已经无法面对繁荣的饭店业带来的各种的纠纷和管理问题, 颁布《饭店法》是保证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举措。如日本就专门颁布了《国际观光饭店整备法》对饭店的设立经营管理做了相关的规定。中国的《绿色旅游饭店》、《旅游涉外饭店星级划分及评定》可成为中国《饭店法》制定的基础。

3.制定《导游法》。因中国旅游市场的现实情况, 导游只有达到较高的专业水平和高尚的道德水准才能在旅游活动中发挥真正的主导作用。要更好规范导游的行为, 就需要保障导游的权利。《导游人员管理条例》为中国《导游法》出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补充、修改其他相关的法律

法律的修改与补充, 是指立法主体对现行法实施改动, 使其呈现新面貌的专门性活动。法的补充则是在原来法的规定不变的情况下, 在法条中添加新内容, 使法更能完善地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旅游业是一个复杂的行业, 旅游业实际存在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把握, 仅仅依靠一部基本法和几个单行法是难以调整众多的旅游法律关系。

1.在《合同法》中单独列出旅游合同:中国在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分则部分规定了十五种合同, 但没有列出旅游合同。随着人们旅游活动的日益增强, 旅游合同已经越来越成为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在近几年的旅游纠纷中, 有很大一部分纠纷产生于旅游合同中, 如旅游合同中所提供的旅游产品, 包括交通、住宿、餐饮等繁多内容。而旅游产品具有无形性、不可储存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等特点, 使得旅游合同在履行时不确定的因素太多, 并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这使得旅游者与旅行社之间容易发生纠纷。所以, 应当根据旅游活动的性质、特点, 在法律中单列出旅游合同, 并对合同的成立、变更、解除等活动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 有利于规范旅游行为, 维护旅游市场的秩序。

2.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晰规范旅游企业的竞争行为。中国旅游活动, 一直存在“零团费”现象, 扰乱整个旅游市场良好秩序。要能有效制止旅游市场零团费的问题, 维护好旅游市场公平竞争的良好秩序, 很大程度, 只有取决于法律硬性手段。笔者认为可以修订中国1999年颁布的《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中规定的低价销售商品的行为, 行为可以延伸到服务类产品, 对旅游服务中的低价倾销进行法律上明晰的认定, 并规定相应有效的处罚手段。

3.制定中国《旅游者权益保护法》, 将旅游活动纠纷中容易争议的几项权利进行规定。如旅游适留权、旅游知情权、旅游监督权、索赔权、组团权、人格与民族习俗受尊重权等, 进行法律上的界定;制定《风景名胜区法》, 成立有独立的行政管理和综合执法能力的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明确违反规划进行资源开发的法律责任理, 较好地解决风景名胜区的“软规划”问题, 理顺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体制;对“旅游精神赔偿”作出法律上的界定。

(四) 注重地方旅游立法

现阶段, 中国各地方注重旅游立法程度较高。截至2003年, 中国已有29个省、自治区、颁布了地方旅游法规, 这反映了各地旅游业发展的势头较好, 同时也体现了各地方运用法律手段保障旅游业发展的认同程度较高, 这为中国旅游法制建设作了很好的铺垫。

(五) 建立健全旅游行业协会体系

目前中国已初步建立起旅游行业协会体系, 但旅游行业协会发挥职能不到位, 对旅游行业发展未能起到“领头羊”作用。随着中国旅游行业管理体制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渐进转变, 旅游行业协会将逐渐取代政府部分监管职能, 它灵活多变, 善于集中良好行业资源, 对旅游行业市场势必起到各方面的协调作用。因此, 应该确立旅游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六) 注重加强国际间的旅游法律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中国旅游业作为国际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挑战与竞争。旅游业问题不再是个别国家问题, 而是国际问题。我们共同面临着棘手的问题, 就是现行旅游相关法律与国际服务贸易组织如何相适应。同时, 由于旅游本身就是一项跨地区、跨国际的行为, 它涉及到全人类活动、地球环境、世界资源、能源开发、国际安全等世界性的问题。因此, 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 共享良好的旅游资源与平台, 使中国的旅游法制建设与国际接轨, 以增强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竞争力。

摘要：旅游立法是中国“依法治国”法制建设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旅游立法的必要性、立法目的与宗旨、立法模式的构想入手, 提出建立《旅游基本法》、完善旅游单行法、补充与修改其他相关的法律、注重地方旅游立法、加强国际间的法律交流和合作、健全旅游行业协会体系。为探索与研究如何完善中国旅游立法、健全旅游法制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旅游基本法,旅游单行法,地方立法,行业协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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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钧雅.中国地方性综合旅游法规立法体例比较研究[J].旅避学刊, 2005, (3) :58-62.

[4]张嵩, 宋会勇.试论旅游合同立法[J].法学, 1998, (4) .

中国图书馆立法研究篇6

由于中国是在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时期内逐步建立起相关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的, 因而我国的这些关于防灾减灾的法律是在不同的组织体系和部门的领导之下起草制订的, 导致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却又严重缺乏系统性、整体性, 容易造成执行法律法规过程中的相互推诿和各自为政。有的法律表述不够清晰、歧义较大, 不同法律之间具有重复乃至相互矛盾的地方, 和世界上其他先进国家相比, 我国在防灾减灾方面的立法尚有待进一步提高, 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

一、美、日防灾减灾的立法考察

世界上如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在防灾减灾立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的经验, 可为我们国家的相关立法提供借鉴和参考。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对于减灾、防灾的综合化、立体化和网络化的管理格局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这些国家从中央政府直至基层政府均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防灾、减灾相关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日常工作, 一般在各级政府组建了专业的救援队伍, 政府对这支队伍进行军事化或者半军事化管理, 并建立了高效和严格细致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细则、程序, 防灾减灾工作一般由在政府设置的专门机构负责日常工作的开展, 与此同时建立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协作机制体制, 并对相关部门的职责任务进行了明确。发达国家高度重视防灾减灾工作的预防工作, 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民众的教育, 提高民众防灾减灾的意识, 建立全民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良好氛围。注重建立应急预案并加强平时的演练工作, 提升专业队伍防灾减灾工作实战能力和水平, 一旦有灾害事故发生,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将损失降低到最小。注重对防灾减灾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工作, 对于相关防灾减灾事项一般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便于操作执行。美国官员防灾减灾的法律有近100项, 日本也有50多部, 美国和日本的防灾减灾法律比较完善和健全。

(一) 日本的防灾减灾立法

日本的防灾减灾法律规范体系是以1961年公布实施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为根本的一个巨大的法律体系。《灾害对策基本法》是日本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防灾减灾方面的法律, 是日本制订其他相关防灾减灾法律法规的法律依据。作为防灾减灾方面的基本法, 日本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使原先日本本来比较散乱的法律第一次得到系统化、体系化, 这部法律使日本当时已经出台颁布的相关法律得到了有机地结合。该基本法的规定了日本民众特别是政府对于防灾减灾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规定了日本防灾减灾的组织机构和职责任务, 规定了制订防灾减灾规划制订的程序、要求, 规定了灾害产生后关于应急预案的启动程序及其专门组织机构和相关协作部门的职责, 规定了灾害发生后日本政府财政支持的相关措施。在这个基本法的基础上, 日本对于其他的抚恤金发放、灾害救助、受灾者生活重建等方面的完整的法律规范, 以及地震特别措施法等, 这些法律以《灾害对策基本法》为主体、其他相关领域立法为补充,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防灾减灾法律体系, 为日本整个国家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根本的法律和制度保证。

和美国一样, 日本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也是非常完善的。在日本, 发生灾害的时候, 日本都道府县会委托该国红十字会进行相关物资准备和医务人员的派遣等工作, 在红十字会派出自己机构医务人员的同时, 红十字会还负责对相关的医疗机构进行整合, 便于充分发挥医疗救护的作用, 形成救护合理机制。在红十字会开展相关工作的时候积极保持和其他国家红十字会的联系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的联系, 并接受国际援助、捐助等。

(二) 美、日防灾减灾的立法借鉴

在防灾减灾立法方面, 我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美、日等发达国家在防灾减灾立法上的成功经验, 理应作为人类同灾害作斗争的宝贵财富, 各个国家有打破地域, 乃至意识形态的限制, 在防灾减灾中互通有无, 相互借鉴, 共同为人类的美好明天而努力改进防御灾害的能力与措施。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在防灾减灾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具有普世价值的, 体现了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 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法律制度一经日本和美国颁布实施之后, 以比较快的速度被其他国家进行立法上的借鉴, 比如, 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吸收借鉴的有灾后重建基金的设立、灾后金融服务恢复方面的特殊政策、针对企业的赈灾捐款可以抵扣一定的纳税额等制度。在目前, 美国、日本通过实施之后被证明是有效的法律制度, 我国即使在目前尚没有这些法律制度, 但在国内也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讨论, 通过讨论, 结果是希望我国也尽快出台相应法律制度, 如NGO参与救灾法等。

2008年我国“5.12”汶川大地震给我国国民带来了严重的损伤, 在地震发生之后, 我国在充分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受灾后防灾减灾的一些有效经验, 及时启动了全民救援的救灾抗灾机制, 并且及时实施了企业捐款可以抵扣一定纳税额的制度、筹集重建基金等一系列的救灾措施, 取得了明显成效, 对灾后恢复重建和及时抗灾减灾发挥了一定借鉴作用。当时的救灾减灾抗灾工作中, 我国允许非政府组织参与救灾工作, 同时也允许美国和俄罗斯派出飞机参与地震救灾, 这些做法是对于相关国家立法而做出的, 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在减灾方面的一些法律, 我国当时以比较快的速度及时建立了针对汶川大地震进行的救灾制度, 为我国有效、有序开展汶川大地震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防灾减灾方面相关法律的制订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系统性、综合性极强的系统工程, 并不是一朝一夕能达成的, 所谓其是综合性、系统性较强的立法工程, 也就是说防灾减灾的立法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 需要出台多部法律, 当然, 我们出台的这些多部法律中可以有类似于日本的《灾害对策基本法》这样的基本法为主体法律, 在此基础上制订其他相关的法律, 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因此, 防灾减灾立法并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 也不是通过制订某部法律就能够实现的, 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不断的探索才能完成。针对我国的目前实际情况而言, 我们亟待制订出台灾后国家以及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救灾方面的职权、义务方面的法律, 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义务进行法律上的明文规定, 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影响救灾的政府及其部门进行责任追究。在借鉴国外如美国、日本的法律制度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不加消化地进行接纳, 毕竟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国情和美国、日本有巨大差别, 我们所制订出台的法律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进行, 并且要使我们所制订的防震减灾相关法律具有一定的制度基础, 便于法律被制订出来之后的顺利实施。在学习美国、日本方面法律制度方面来说, 我们要学习的是那些比较成熟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有效地基础立法, 对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修改乃至制订出台新法。

二、我国防灾减灾立法的主要原则

防灾减灾立法需要有相应的原则作引导。除了要遵守一般的立法原则之外, 防灾减灾立法还有着自己特有的原则, 可以简要概括为:第一, 国家干预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原则;第二,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原则;第三, 比例原则;第四, 便捷、高效的原则等。

(一) 国家干预和公众参与相结合原则

此项原则是我国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必然要求, 公众参与和国家干预并不是矛盾的, 而是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 我们在开展防灾减灾立法的时候首先必须坚持国家干预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在防灾减灾中的国家干预措施也就是国家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的需求而依法对相关资源的活动进行直接的管理或者进行强行征收, 因此, 国家干预是确保防灾减灾工作高效进行的重要保证。在防灾减灾过程中, 国家可以制订财政收税等手段进行强行的干预, 以提高公众促防灾减灾工作地积极性、主动性。

(二)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在防灾减灾立法的过程中, 不仅要坚持国家干预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原则, 还同时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在“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这三者之中,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预防为主”, 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对相关的可能的灾害进行事先的预防, 防止生态环境遭受破坏, 从而从根本上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对于已经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 我们要坚持“防治结合”的原则, 对生态环境及其他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进行综合治理。

(三) 比例原则

在防灾减灾立法体系中的比例原则是一项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原则, 是最能体现防灾减灾特点的原则之一。在防灾减灾立法中的比例原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必要性原则。即防灾减灾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应该是必要的, 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其二, 适当性原则。在防灾减灾过程中, 尽管时间紧迫, 但也要注意采取措施要基于防灾减灾的目的, 至少有益于目的的实现。其三, 利益损害最小原则, 又称为狭义比例原则。也就是在防灾减灾过程中, 既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的生硬规定, 置公共利益、人权、个人利益于不顾, 也不要畏首畏尾, 贻误战机, 而是要做出一个利益的权衡, 标准就是利益最小侵害。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应不断对这种利益权衡的标准进行探讨, 并逐步予以明确, 更便于操作。

(四) 便捷、高效的原则

所谓“便捷、高效”的原则, 是由灾害的突发性和后果的及其严重性所决定的, 灾害是无情的, 许多灾害来势汹涌, 如果不采取便捷、高效的措施开展防灾减灾工作, 措施的效益就会大打折扣。因此, 在灾害发生之后或者发现具有灾害的隐患之后, 政府应当及时采取便捷、高效的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对危险进行排除, 对发生的危害进行尽可能的降低。便捷、高效的原则要求:第一, 必须确保执法相关程序的快捷性, 既要有章可循也不能他繁琐导致浪费宝贵的时间;第二, 实行特殊时期的集权, 使各种权力集中起来, 确保权力行使的高效;第三, 给执行任务的负责组织机构或者相关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因为如果过分注重向上级请示汇报必然浪费宝贵的时间资源, 措施救灾减灾的良机;第四, 应当明确紧急权力的追认制度, 这是基于自由裁量权而言的, 对于重大事项的决策如果没有得到事后的追认, 须适当对行使权力的人进行责任追究。

三、我国防灾减灾立法的改进与完善

针对我国防灾减灾工作的薄弱环节及结合我国对于防治灾害发生方面的一些客观实际的具体要求, 我们应当充分借鉴日本、美国等国外先进国家在防灾减灾立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切实完善我国防灾减灾立法工作。

(一) 加大立法体系的理论研究力度

上文已经说到, 防灾减灾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综合性的工程, 其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需要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完善的过程, 因此, 我们对此不能盲目进行, 不能仅仅从立法的速度上来评价防灾减灾立法工作的成效, 必须切实加大防灾减灾立法体系的理论研究力度, 因为理论是可以用来指导实践的, 良好的、正确的理论可以为实践的成功提供重要保障, 而如果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防灾减灾立法只能给我国的立法工作和防灾减灾工作带来损害。对此, 我们应注意的问题是:相关立法要高度重视防灾减灾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 建立在此领域的基本制度, 在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实现防灾减灾立法体系的健全、完善;必须紧密结合我国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实际, 体现系统化要求, 全面建立法律位阶不同、效力等级不同、具有不同适用范围的协调一致、完整严密、可操作性强的法律体系。

(二) 成立统一的防灾减灾行政管理部门

目前, 世界上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以统一的防灾减灾组织机构对全国的防灾减灾工作负责统一协调指挥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比较有效的做法, 我们对此应当加以借鉴, 在各级政府部门设置专门的行政部门对防灾减灾工作进行总体协调和进行统一的管理, 这样才能防止各部门职责不明、行动不力、相互推诿等现象的发生, 从而大大提高防灾减灾工作效率。目前, 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还在持续进行, 机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在防灾减灾方面还非常有必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工作力度, 对分散在民政、水利、地震、环境保护等行政部门的防灾减灾职责集中起来, 在中央政府的层面上成立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负责全国的防灾减灾工作的组织协调, 该委员会直接对国务院总理负责, 各级人民政府相应的防灾减灾委员会, 开展辖区内的防灾减灾工作, 直接对本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在规定由防灾减灾委员会负责防灾减灾相关组织协调工作和指挥工作的同时, 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 做到“政府主导、相关部门积极配合”的协作氛围, 使防灾减灾工作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同步进行、协调进行, 建立完整齐备、高效运作、协调配合的综合管理网络。

(三) 完善防灾减灾过程的法律监督机制

法律监督是推动法律制度得以贯彻落实的最有效的力量, 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也是灾害防治立法体系的一部分。根据上述成立统一防灾减灾行政管理部门的设想, 如果我们在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防灾减灾工作委员会, 防灾减灾工作委员会直接对行政首长负责, 在防灾减灾工作中以政府为主导, 这个委员会必然是权利高度集中的工作机构, 其权利高度集中是防灾减灾工作高效、快捷进行的要求所决定的。行政权利的高度集中有可能在防灾减灾工作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因此必须完善对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长效监督制约机制, 确保防灾减灾工作依法、有序进行;与此同时, 权利的高度集中非常容易滋生腐败问题, 要切实加强对防灾减灾工作的法律监督, 对于违法行为进行及时惩处。即使在现行体制下, 我国贪污、挪用救灾物资款项的案件时有发生,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大灾害的抗灾过程中, 仍然有害群之马贪污、挪用救灾物资和款项, 对此司法机关进行了严厉的惩处。因此, 我们要以防患于未然的态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救灾物资和款项使用的审计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 对于贪污、挪用救灾物资和款项的犯罪人员从重、从快进行判处, 以儆效尤。

综上所述, 我国的防灾减灾立法除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之外, 更多的还是要挖掘自己制度的优越性, 针对防灾减灾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进行实地考察与分析, 研究与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 并在以后的防灾减灾过程中不断予以完善。灾情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每一次灾害的呈现都不会雷同, 带给人们的损害也不会相同。但是, 法律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以不变应万变”, 不管灾情如何变化, 我们都应做到有章可循, 有条不紊。在防灾减灾立法过程中, 必须要全面认识法律的功能及其局限性:也就是法律制度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演化为局限性。法律制度往往会在变化多端的灾情面前显出其滞后性、顽固性, 防灾减灾过程中许多有效的解决办法往往会与现有的法律制度出现碰撞。当然, 这也是推动防灾减灾立法演进的一大动力。正因为灾情的变化莫测、难以预料等特征, 防灾减灾的立法变化速度之快, 稳定性之差, 解决问题的效果之差强人意等特征成为一大立法的难点与急需攻克点。美、日等发达国家关于防灾减灾的立法的情况, 可以为我国防灾减灾立法的研究提供多方面的参照, 但考虑到防灾减灾立法任务的艰巨性与紧迫性, 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对发达国家防灾减灾法律条文的文字本身感兴趣, 更多的还是应该从制度背后的根源以及其应对灾情的策略与技巧着手, 力争使我们在防灾减灾过程中做到未雨绸缪, 以人为本, 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摘要：防灾减灾作为一项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重要工作, 既需要通过立法来明确主管部门、协助部门、民众等各自的职责权限, 也需要通过立法对切实有效的方法、制度予以法定化, 从而赋予其法律效力。防灾减灾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责任与义务, 各国防灾减灾的经验与制度都是在互相借鉴与结合自我发展基础上的结晶, 堪称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对发达国家在防灾减灾立法方面的考察, 将为我国防灾减灾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一个参照, 也提供一份可以借鉴的资料。

中国图书馆立法研究篇7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构想,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于是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立法时代。3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09年8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改涉及59部法律的141个条文。这些修改与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集中废止8部法律的规定一起,被誉为中国集中清理法律的第一次“包裹立法”。这次对我国近70部法律的“集中修改”,特别是对59部法律中的字词修改,标志着中国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与“粗放型”立法时代全然不同的“精密型”修法时代。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1),司法语言建设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部分正日趋完善;中国的法学教育已由“理论型人才”的培养转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法律语言学已被教育部批准为法学的二级学科;新型的法学人才已经上岗。

一个学科的产生、发展,一定是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中萌生、成长的。30多年来,中国的法律语言研究正是沿着中国社会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轨迹,在社会需求的推动下不断深入。

一立法时代的法律语言研究

(一)多元化交叉学科的“耕耘”与“收获”

20世纪80年代初,一方面立法数量激增,我国许多法律法规从无到有;另一方面国家迫切需要一支规模宏大、训练有素的法律工作者队伍。政法院校开设的“现代汉语”课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春江水暧鸭先知”,政法院校教语言课的教师们首先感悟到时代使命的挑战,相继开设“司法文书”“法律语言基础知识”“法庭演讲与辩论”等课程,开始了在法学和语言学交叉园地上的耕耘。他们在法律语言教学和科研实践中积累总结经验,收获了成果。早期(2000年之前)的代表作(包括论文、专著和教材,按时间顺序)主要有:《关于法律语体的几个问题》(潘庆云,1983)、《应该建立法律语言学》(陈炯,1985)、《法律文书的语言运用》(宁致远、刘永章,1988)、《法律语言艺术》(潘庆云,1989)、《法律语言———立法和司法的艺术》(刘素贞,1990)、《法律语言概论》(华尔赓等,1995)、《法律语言与言语研究》(姜剑云,1996)、《法律语用教程》(彭京宜,1996)、《法律语言学教程》(王洁,1997)、《法律语言学概论》(陈炯,1998)、《法律语言学初探》(李振宇,1998)、《法律语言研究》(王洁,1999)。编著者都是积累了一定教学经验、具备一定的法律语言交叉学科研究能力、热爱法律语言学学科建设的高校教师。这些成果从多元化交叉学科的不同视角初步构建了中国早期法律语言学的学科体系,揭示了法律语言的运用规律;这些成果来自于教学和法律实践,用于教学和法律实践,使学生把所学的法律知识转化为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为培养复合型法学人才做出了贡献;这些成果至今仍能为修法时代的立法语言精密修辞和司法语言规范化服务。

20世纪以后,法律语言研究新人新作不断涌现:《法律语言的文化解析》(彭京宜,2001)、《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吴伟平,2002)、《法律语言学》(刘红婴,2003)、《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廖美珍,2003)、《法律语言学研究》(刘蔚民,2003)、《法律语言学》(杜金榜,2004)、《中国法律语言鉴衡》(潘庆云,2004)、《立法语言学导论》(陈炯,2005)、《法律·语言·语言的多样性》(王洁、苏金智、图里,2006)、《法律语言学》(孙懿华,2006)、《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例》(王东海,2007)、《判词语体论》(刘素贞,2009),显示出法律语言研究成果之丰硕。

新人新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已有突破和创新,他们是一支有博士学位或者是指导法律语言学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队伍,是当前建设法律语言学、培养法律语言人才的主力军;而老一代中的陈炯(可惜已英年早逝)、潘庆云、刘素贞、孙懿华仍笔耕不缀,他们的新作更具法律语言研究的学术功底,在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例如孙懿华(1995)在《法律语言概论》“立法语言表达技巧”一节中,研究了规范性语言表述特征及规律。时隔11年,在专著《法律语言学》(2006)中,她对这一内容又做了细化和完善,具体阐释了这种特殊句式遣词造句的语言规律。

《法律语言学》(刘红婴,2003),该书在研究方法、内容挖掘、理念创新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仅就“立法表述中的特定语句模式”一章来说,对“的”字短语、但书、“或者”句、“对于”句、“是”字句、“以下”句等语句模式在立法语言中的功能、用法、法理逻辑根源等分别进行了具体的阐述。这些具体的研究成果能直接为今天的修法服务。

陈炯(2005)《立法语言学导论》“立法语言属于立法技术范畴”一节中阐述:“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技术,是指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技术。”又引潘庆云的观点:“对立法技术的考察,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同时进行。宏观层面即法律体系中各单项法律之间和谐一致,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整体,重要法律和部门法之间形成科学的分类组合和统一形式。微观层面即考虑某项法律乃至这项法律的每一个条文的科学严密性和完整性的统一。”这些结论可以作为今天修法的依据。

杜金榜的《法律语言学》是我国第一部由法律语言研究的博士论文成书的著作,研究视野开阔,研究内容有新意。

《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例》(王东海,2007)是训诂学、词汇语义学、术语学与法律语言学相结合的交叉研究。该书第一次对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的面貌进行全面描写尝试,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创新之处颇多,使传统法律词语的个案考证式研究转入到系统描写的层面。该书的研究方法是法律语言研究现代化、科学化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

这些成果无疑都是构建法律语言学理论框架和研究内容的重要元素,也是今天具体操作修法时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

《法律语言的文化解析》(彭京宜,2001)是众多法律语言著述中唯一从法律语言与法文化的视角来讨论许多热点问题的著作,显示了作者把法律语言与法文化打通讨论问题的研究深度和研究能力。

多元化交叉学科的法律语言耕耘成果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者们“以语言学理论体系为路径,揭示法律语言的词汇特点,词法特点,句法特点;以观察问题的层次(法律语言与法文化的视角)为路径……展现研究者登高望远的视野和辛勤耕耘的深度;以法律制度的路径,从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两个基本范畴切入,探讨立法语言的总体特点、句法结构和程式化特点,分析司法文书、司法谈话、司法演讲及法庭辩论的特点和方法等。这就使法律语言作为新兴学科一亮相便显现出自己清晰的面廓和容貌”(彭京宜,2001)。

多元化交叉学科的耕耘,虽然角度不同,但法律与语言关系的法哲学逻辑起点相同,归宿相同,基本观点有共识:法律语言作为法律的载体,它是表述法律内容的语言。法律语言和法律之间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法律内容决定其语言形式,一定的语言形式为一定的法律内容服务,从这个法律逻辑起点出发,我们认识到:法律语言学是研究法律语言的科学,它揭示(展示)出为表述法律内容服务的法律语言形式是怎样一套使法律走上经得起无懈可击的推敲和稳定轨道的话语体系。将这个话语体系“写”出来的人,是立法者;将这个话语体系实施兑现的人,是司法者;研究这个话语体系生成规律的人,是法律语言的研究者(钱冠连,2006)。从立法到法律的实施,法律语言以书面语体和口语语体的语言形式在法律语境中运行。立法语言属于立法技术范围;司法语言属于诉讼活动的语境范围。法律语言研究的对象是系统而又具体的法律语言语料,小到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字、一个词;大到句子、语段、语篇。

法律语言学具有法学和语言学交融的学科性质,它的学科构成在理论方法上具有法学和语言学的双重理论方法基础;法律内容对语言表述的要求或限制形成了法律语言的运用规律;语言在进入法律语境时会发生某种变体,也会约定俗成地形成某些特有规律;法律语言是一个既相对稳定又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动态的开放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中的词汇,尤其是法律专业词汇术语体系,会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变化。

这些研究都体现了法律与语言、内容与形式的名实融合关系,既要对法律语言的话语体系做本体的静态研究,又要对法律语言应用做动态的变异研究,既可以借助法律语言语料库,用统计量化、排查聚类等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对法律语言的话语体系进行有目标的“体检”和梳理,也可以从语法、语义、语用的角度,用分析描写的方法对某一具体的法律语言语料做具体研究。

(二)“粗放型”立法语言的状况与法治进程

“粗放型”立法满足了改革开放的社会需求,但也带来了这一时期我国立法语言的瑕疵,甚至是大毛病(硬伤),这应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经路段。于是国家相关部门才有了“精密型”修法的对应策略出台。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语言的学科任务摆在了眼前。

《中国当前立法语言失范化之评析》(刘大生,2001)一文指出,中国立法语言不规范的种类有:动宾搭配不当,标点符号错误,逻辑不通,存在歧义,风格不当等。值得赞许的是,文章指出:“立法语言失范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轻视对立法语言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建议在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开设法律语言课,研究生阶段设立法律语言专业方向。就我所知,2010年8月,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法律语言方向的硕士毕业生已考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高级金融律师事务所等单位。既懂法律又懂法律语言学的新型人民法官、律师已经上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1998年开始招法律语言学方向硕士生,2002年杜金榜教授开始招博士生。

因涉及法义性质的关键词使用不当,或因法律内容的修改和完善带来语言表述的修辞斟酌,首先由法学家论证完成,是这一时期立法语言状况的另外一种表现。

从1980年到2010年的法律语言发展过程中,贯串着一条主线:从注重数量到提高质量。这自然会涉及到对某部法律某一条款的内容做补充完善的修改,同时带来对修改内容表述如何修辞的斟酌。以“诉讼法”为例,彭真曾亲自拟定逮捕条件。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刑事诉讼法立法、修法的全过程,他回顾了逮捕条件30年的历史变迁(2):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1997年将“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改为“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1998年对于“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明确为同时具备三种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查证属实。

这个过程法学家们感悟到的是:“每一次修改逮捕条件,都意味着我们对于强制措施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更进一步”;这也说明了立法语言由粗到细、由失范到规范的过程。我国立法语言的变迁和新旧法律词语的更替,是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产生的,而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语言都有它自己的时代印记。

从“法制”到“法治”,法学家李步云(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为之论证了二十年。从“法制”到“法治”仅仅是一字之差,却是治国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精密修法”要求立法学家提高立法语言水准,在试拟稿的程序阶段消除立法语言瑕疵。立法语言水平标示着中国法治文明建设的进步程度。

(三)“失范”司法语言现象与法治文明建设

从刑事诉讼法条文中的法律专业术语“人犯”到拘留所墙上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是立法语言失范延伸到司法语言失范的例子之一;审判语言失范的一个著名例子是,一起盗窃案中,被告不交代作案时间,办案人员到其家中向被告妻子询问取证,证明被告凌晨2点到4点不在家。再开庭审理时,被告仍不供认作案时间,法官一拍桌子高声叫道:“把他老婆带上来!”旁听群众哄堂大笑。类似水平的讯问语言中,预审员翘着二郎腿说:“你说!说呀,不说照样让你吃花生米(枪子)!”这是法官审判语言和预审员讯问语言失范现象的例子,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时间印记。从“把他老婆带上来”到“传证人到庭”,从“吃花生米”到讯问过程全程录像监控措施的执行,司法语言规范化走过了一个漫长路程。

《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廖美珍,2003),作者做了大量的法庭语料统计和量化分析。这些语料采集自中国司法改革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审判法庭,但仅就法庭调查阶段法官打断被告人话语的状况说明:“中国的法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庭审的实体调查,而不是履行仲裁人的职责。在民事审判中,打断行为基本上属于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打断则主要属于法官和公诉人。这一点表明,法庭互动是不规范的。”(廖美珍,2003)。中国的司法改革要落到实处,司法人员的法治文明素质要提高,司法理念要转变。虽然司法改革已经进入“无罪推断”的法定程序,但司法人员的司法理念、司法习惯仍然在“有罪推断”和“无罪推断”之间徘徊。

《将“狗急跳墙”扫出法律文书》(贺卫方,2002)指出了法律文书语言的失范。法学家的呼吁是针对司法改革进程中法律文书中存在的不规范的语言现象发出的:不能用情绪化的不文明的法律文书用语形容犯罪嫌疑人,“丧心病狂”“心狠手辣”“狗急跳墙”之类的有损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和法律地位的语言要统统去掉。“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要靠人来执行。这就需要法律人拥有一种独立的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用法律的方法、法律的思维、法律的语言来履行职责的能力和职业道德习惯。(3)

二“修法时代”的法律语言研究

(一)“精确型”修法的语言“找补”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既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标志着法治发展进入新阶段”(韩大元,2010)。法学界从修法的角度给这个新阶段提出一个说法:“精密型”修法时代的第一步。法律语言研究终于提到国家日程上来了!“找补”是个轻巧的口语词,然而对59部法律的语言表述梳理却是个大工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小技”不修,“大法”不通,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部“国家机器”,它的每一个部件和螺丝钉都不能有问题才能有效运转。“找补”工程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如法与法的衔接表述问题、语法语义语用问题、概括与具体问题、歧义问题、语体色彩问题、标点符号问题等等。

以“对、对于”一组近义词在《刑法》中的使用现状的梳理为例,1997年版《刑法》条文共451条,56689个字,其中“对”使用224次,“对于”使用25次,通过梳理我们建议:

1. 一般情况下,立法语言选择用“对”不用“对于”;

2. 删除“对”后,并不影响法意表达的可以不用“对”;

3. 不该用“对”的地方(比如该用“给”“向”)用了“对”,产生了语法错误,应该清理。

4.《刑法》中25次使用“对于”的句子,都可以改用“对”(并不影响法意表达)。

全国人大法工委自成立“立法语言专家咨询委员会”以来,除了领导小组专家为国家每次出台的法律草案审阅语言文字使用规范化的问题,还积极组织专家研讨立法语言规范化的相关问题,为完成“立法技术规范化标准”项目做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2010年初列出了需要专家辨析的近义词词语有25个项目,每个项目由2~3位专家完成。“立法技术规范化标准”的具体内容在此不便引用,但规定非常具体,已经可以操作了。这个项目出台后,我国立法语言规范化将有具体的国家标准。

(二)司法改革与司法语言建设

2010年6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检察机关文明用语规则》,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后,我国司法语言建设进程中的又一大进步。与进入修法时代的立法语言研究相比,司法语言失范的语言现象从形式上看被清除得更快些,规定也很具体。比如《检察机关文明用语规则》第五条:“检察机关文明用语以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为基本载体,同时尊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聋哑人语言以及地方方言”;第六条:“检察机关文明用语包括检察业务和综合工作中涉及的接待、询问、讯问、出庭、宣传和群众工作等执法和工作用语。”并在第七至十三条中分别就上述分项用语做了具体规定。

在高法、高检出台的这些法规背后,我们能感悟到我国法治文明建设的进步,国家要求司法人员使用司法语言时,要遵循宪法和法律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和人文关怀。这些规则确实带来了我国司法语言的新面貌:法律文书中的“狗急跳墙”之类用语早就被清除,“人犯”一词在法条中一用17年,一旦被提出,像文虱一样被掐死拿掉。“说理”已成为改革司法文书使用词汇的高频词。在2010年6月3日北京东城法院审理的一起晚辈合谋“算计”房产、姥姥起诉反获支持的案件中,法院提倡遵守社会道德。判决书中引用了《孝经》:

我国早有百善孝为先的古语,“孝”有孝顺、善待父母之意,古代以尽心奉养和绝对服从父母为孝,儒家经典《孝经》把孝誉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由此可见,“孝”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是天经地义、人之美德,在现代的社会应该更加提倡。结合本案,陆老太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张女士作为陆老太的女儿,理当孝顺父母,从陆老太处购买房产后,不给付房款,且在法院判决后拒不执行,违反法律规定,也违背社会道德。(4)

司法语言建设的方方面面,都给研究和关注司法语言的人这样一种启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需要文化支持,尤其是法文化的支持;中国传统法文化源远流长,从来没有中断过。“德育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都是非常注重法、理、情三者一致的。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国的调解语言时,尤其会感悟到中国的调解语言中包涵着这种植根于中国法文化沃土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也应注意不把传统法文化中的糟粕带到今天的法治社会,比如“刑讯逼供”这种司法语言的恶习流毒,有时仍会侵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肌体,这是研究司法语言必须给予关注的。

在法庭审判环节,语言证据的分析认证在审判程序上仍然缺失;从与世界接轨的视野来判断,这既是中国法庭审判程序的缺失,也是中国法庭审判语言规范化的缺失。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语言研究中心与郑州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召开了中国首届言词证据分析认证及司法运用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宝生教授到会做了相关报告,现在他的博士后邹玉华教授正在做这个课题的攻关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吴伟平博士的《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一书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权威。就我所知,刘蔚民教授关于语言证据的研究正在深入进行,而且已有这方面颇具影响的文章发表。

(三)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与精品教材编写

法律语言学的学科建设、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精品教材的编写、理论联系实际的专项课题研究及其成果的转化等等逐渐形成了本学科相互支撑互为发展的关联整体。就中国的法学教育而言,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有不同。不少法学家撰文指出:法学专业的在校学生虽然学习了比较系统的法学知识,但作为法律职业人所需要的独立思考和语言运用能力却存在着缺憾。因此,应该对法学专业的学生加强法律实践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加强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这是法学家们的反思,也意味着语言学和法学联姻与世界接轨的契机。

世界各国法学教育的共性是:法学教育基本上是职业教育,科学知识和人文素质融入职业教育过程之中;法学教育由大学专业学生和职业培训及实习两至三部分组成,在后一两个阶段重在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训练;法律实务界承担职业培训及指导实习任务,因此也是法学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些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法学院课堂教育的五个“中心”是:以教科书为中心;以案例分析为中心;以师生互动为中心;以本土制度诠释为中心;以实用主义为中心。

中国法律职业基本技能培训的基本内容是:

为了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需要根据上述内容立项编写一本适应当今社会需要的法律语言精品教材。项目研究的主要思路是:从法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切入来设计教材体例和内容。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分别按其客观规律进行设计。立法语言部分要加强对立法语言本体规范化、现代化的研究,修法语言技术、修法梳理的内容和方法等内容要纳入教材;司法语言按司法程序可以分为司法语言总论、法庭语言、司法文书语言等多项内容。项目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主要是对法律语言的使用现状做深入艰苦的实际调查研究,用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得出具有一定科学依据和实用价值的成果,能为培养复合型法学人才和培训司法人员服务。

三法律语言研究的未来发展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为新的起点,中国的法律语言研究必然要服务于新的社会需求,这使法律语言学科面临新的学科任务。总的说来,立法语言精密化的修改工程任务比较重,法律内容方面所做的调整带来文字上或繁或简或修辞上的改动,可以由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来完成。法律语言学的研究者们应该用现代化科学化的手段,首先对以宪法为核心、以七部大法为构架的法律体系主干分别一一梳理。也只有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利用计算机语料库的方法建立立法语言语料库,进行有目标的排查检索,才能对法律文本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偏误进行修正;或者就法律语言的某些规律做统计量化研究,对某一特定法律内容的特定语言表述形式得出科学的结论,使其在立法语言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固定下来,使整个立法语言体系的稳定规范有据可依。

香港城市大学的邹嘉彦、冼景炬(5)、王培光较早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在法律语言研究方面取得许多优秀成果。如《香港中文判决书的语言问题》(王培光、冼景炬)、《香港法庭翻译研究》(冼景炬、程乐)。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语言研究中心近年来致力于法律语言的定量化与实证研究。中心建立了三亿多字的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语料库,以法律常用词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提取了大量常用词构成的固定表达句式,在此基础上着手编纂《法律常用词词典》,这为立法技术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

当今的法律语言研究队伍中涌现许多新的优秀人才,并有知名的法学家加入,他们具备相当的研究能力,也有研究生人才资源,可以以课题组的团队形式进行法律语言的科学研究。

显然,社会的需求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学科任务是学科发展的生命。“需求”和“任务”已经指明了法律语言的研究方向,一支由老、中、青三代形成的法律语言研究队伍,正以现代化、科学化的研究方法,追赶并实现着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最终目标,为实现中国社会的法治文明作出贡献。

摘要：本文以“立法时代”与“修法时代”为界,从立法语言、司法语言、法律语言教学与新型法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回顾30年来中国大陆法律语言研究走过的路程,并展望其未来发展。

关键词：立法时代,修法时代,法律语言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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