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耐药性（精选8篇）
多耐药性 篇1
膀胱癌是泌尿生殖系统中最常见的肿瘤, 目前以手术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是膀胱癌的主要治疗方法。任何保留膀胱的膀胱癌手术均存在复发可能, 需要术后使用化疗药物进行膀胱灌注预防其复发, 现对膀胱肿瘤治疗的研究现状与展望综述如下。
1多药耐药的研究现状
多药耐药 (MDR) 是指肿瘤细胞对作用于它的药物产生耐药的同时, 也对不同种类和结构的其他未作用于它的药物产生耐药性。肿瘤的MDR现象产生的途径较多, 有其复杂的分子学基础, 其中研究较多的几种机制为:药物摄入减少或者药物外排增加;药物作用的靶分子改变;药物灭活酶表达增加;药物代谢障碍;DNA修复机制障碍或DNA多聚酶活性改变等[1,2,3,4]。在MDR的形成中, 这些耐药机制可能单独或联合起作用。随着MDR研究的不断深入[5,6], 针对不同的耐药机制, 已经发现一系列逆转剂, 而相对理想的MDR逆转剂通常具备以下特点:安全, 对正常组织毒性小;在体内及肿瘤细胞能达到体外有效浓度;本身具有一定的抗肿瘤活性;稳定且体内半衰期较长;其代谢物也有效。所以, 加大对逆转剂的研究, 不仅可以深入了解MDR现象, 也为肿瘤的临床治疗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2国内外对化疗药物MDR的机制研究及应用
2.1 MDR现象的临床研究
国外大量随机研究表明[7], 膀胱内灌注化疗药物可使浅表性膀胱癌术后近期复发率下降15%～20%, 远期复发率下降6%左右。临床膀胱灌注多采用单种药物, 不能达到理想效果, 而三药联合应用鲜有报道。复发的存在除了因膀胱肿瘤的多中心生长、手术导致的肿瘤细胞脱落种植以及残余病灶等因素外[8], 可能与肿瘤的MDR有关, 因此MDR成为近年来肿瘤临床和基础研究中的热点。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化疗仍存在许多问题, 其中MDR是化疗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多种因素可引起MDR, 其中人们研究最多、最广的是P2糖蛋白 (P2gp) 机制,
体外研究证实, 人膀胱癌细胞系经阿霉素 (ADM) 等化疗药物诱导后可以产生对多种无关抗细胞毒性药物的交叉耐药性[9], 已有研究表明化疗后复发肿瘤MDR21 mRNA表达有明显增强。这提示化疗药物诱导的MDR与膀胱癌术后复发有关, 是膀胱内灌注化疗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李晓飞等[10]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41例, 膀胱癌的P2gp表达情况, 总体阳性率63.41%。25例初发肿瘤的P2gp表达阳性率48% (12/25) , 而化疗后复发肿瘤的P2gp表达阳性率高达87.5% (14/16) 。复发肿瘤的P2gp表达阳性率显著高于初发肿瘤, 这提示可能由于接触抗癌药物后MDR21基因扩增及P2gp过度表达, 致使化疗失败, 肿瘤复发[11,12]。MDR21高表达可导致肿瘤对多种药物发生耐受, 但不是对所有药物都耐受[13];MDR21基因表达主要可造成肿瘤对几种亲脂性药物产生程度不同的耐受, 其中对生物碱类高度耐受, 对蒽环类中度耐受, 对依托泊苷 (Vp216) 等低度耐受, 对烷化剂或抗代谢类药物不耐受, 故在MDR21阳性表达的患者化疗方案中, 临床医师应注重对顺铂 (DDP) 、52Fu和氮芥的应用对阴性和低表达患者可选用生物碱类、蒽环类和Vp216类;而对阳性患者可同时增用MDR21逆转剂、增敏剂等, 以增加临床化疗效果。
2.2 目前临床药物治疗抗耐药性的用药途径及前景
引起膀胱肿瘤产生耐药性的因素和机制是多方面的, ADM、长春新碱能诱导MDR21、P2gp的表达, 丝裂霉素C、DDP等烷化剂亦能通过其他途径产生耐药性[14];使用钙离子阻断剂能逆转P2gp等介导的MDR。化疗药物间联合应用或与细胞因子如干扰素等同时使用能增强疗效。因此, 膀胱肿瘤术后制定化疗方案时, 应结合患者实际情况, 制定个体化方案, 治疗过程中, 除常规随访检查外, 对复发患者, 应积极寻找复发原因, 既考虑P2gp因素, 又要顾及MDR21所致的因素, 及时更改治疗方案, 以便取得更好疗效。
多耐药性 篇2
防控多重耐药菌感染多部门协作方案 监测、控制多重耐药菌是医院感染控制管理的重点，但防控工作需要多部门协作，有数据显示：多重耐药菌的产生，30%～40%是通过医院工作人员的手进 行传播，20%～25%是抗菌药物的选择压力，20%～25%是社区获得性病原菌，20% 来源不明。因此，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控制，需要临床医护人员、药剂科、检验 科及医院感染管理科人员共同协作完成。根据“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及实施细 则”4.19.5.2：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多重耐药菌管理机制要求，特制订本院防控 多重耐药菌感染多部门协作方案。
一、定期召开联席会，加强院感部与医务部、护理部、检验科、药剂科及临 床科室的联系，避免院感部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缺乏合作意识。
1.每季度由院感部负责组织召开一次多学科多重耐药菌管理联席会议，可在 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会议上安排，会议由分管副院长主持。
2.会议主要议题是将已制定的“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及流 程执行情况加以落实，使制度具有可操作性；讨论并解决相关部门在多重耐药菌 感染监测、防控具体工作环节中的困难。
二、通过联席会议提高临床科室的执行力，以期达到由于多部门对细菌耐药 的联合干预，取得成效。
三、明确分工及职责： 1.临床科室：
（1）加强医务人员手卫生。严格执行《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医务人员在 直接接触患者前后、进行无菌技术操作和侵入性操作前，接触患者使用的物品或 处理其分泌物、排泄物后，必须洗手或使用速干手消毒剂进行手消毒。
（2）在标准预防的基础上，严格实施隔离措施，预防多重耐药菌传播。尽 量选择单间隔离，也可以将同类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或定植患者安置在同一房 间。隔离房间、床头和病历夹上应当有隔离标识（蓝色），提高医务人员的警惕 性。
（3）与患者直接接触的相关医疗器械、器具及物品如听诊器、血压计、体 温表等要专人专用，并及时消毒处理。轮椅、担架、床旁心电图机等不能专人专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防控多重耐药菌感染多部门协作方案 用的医疗器械、器具及物品要在每次使用后擦拭消毒。
（4）医务人员对患者实施诊疗护理操作时，应当将高度疑似或确诊多重耐 药菌感染患者或定植患者安排在最后进行。
（5）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和标准操作规程，避免污染，有效预防多重耐 药菌感染。
（6）加强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或定植患者诊疗环境的清洁、消毒工作。（7）严格执行抗菌药物临床使用的基本原则，切实落实抗菌药物的分级管 理，严格执行围术期抗菌药物预防性使用的相关规定，避免因抗菌药物使用不当 导致细菌耐药的发生。
（8）患者隔离期间要定期监测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直至临床感染症状好 转或治愈方可解除隔离。
（9）各科室院感管理小组每月对存在问题或缺陷进行分析讨论，制定整改 措施，有落实情况记录，体现持续改进。
2.药剂科：
（1）有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管理组织与制度；有分级管理制度及具体措施。（2）定期向临床医师提供最新的抗菌药物敏感性总结报告和趋势分析，正 确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高抗菌药物处方水平。
（3）有临床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的微生物送检率统计分析（细菌室协 助完成）。
（4）有临床治疗性使用抗菌药物种类与微生物检测种类统计分析（细 菌室协助完成）。
（5）各种形式的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及分级使用相关知识培训和考核，记录 详实。
（6）每季度公布各科室使用抗菌药物情况，并有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 考核机制。
（7）有围手术期抗菌药物的预防性使用规定并落实；有 I 类手术预防性抗 菌药物使用规范。
（8）每季度对各科室抗菌药物使用中存在问题或缺陷进行分析讨论，对落 实情况体现持续改进。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防控多重耐药菌感染多部门协作方案
3.检验科：
（1）发现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和定植患者后，应当在第一时间报告相关临 床科室（并有记录），以便采取有效的治疗和感染控制措施。
（2）有细菌耐药监测机制和预警机制，每季度向全院公布一次临床常见分 离细菌菌株及其药敏情况，包括全院和重点部门多重耐药菌的检出变化情况和感 染趋势。
（3）每季度公布新生儿科、ICU、呼吸科、儿科、血液科等重点科室前五位 医院感染病原微生物名称和耐药率。每季度有细菌耐药监测变化趋势图和抗菌药 物敏感性报告。
（4）每季度对各科室微生物送检情况及细菌耐药检测中存在问题或缺陷进 行分析讨论，对落实情况体现持续改进。
4.医院感染管理科：
（1）每天到细菌室获取准确的各科室患者耐药菌感染情况（应用院感软件 后将适时监控），并每天随机到科室督查耐药菌感染控制制度落实情况。
（2）对存在问题及时指出甚至处罚，对改进情况进行跟踪、督查，落实，体现持续改进。
多耐药性 篇3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来源
2014年1月-2015年1月一年来门诊及住院患者各种临床标本3638例,共分离出多药耐药菌215例,剔除同一患者相同部位的重复菌株。
1.2 菌株鉴定与药敏检测
标本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2]采用常规方法进行分离培养,采用合肥恒星科技有限公司HX-21进行菌种鉴定及药敏测定分析。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ATCC25922,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5923,铜绿假单胞菌ATCC27853。
1.3 调查方法
由微生物室人员、医院感染办专职人员对每天检出的多药耐药菌株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统计分析。
1.4 诊断标准
依据卫生部2010年11月17日卫生部颁发的《多药耐药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试行)》,药敏结果显示对临床使用的三类或三类以上抗菌药物同时呈现耐药的细菌即判断为多药耐药菌。
1.5 数据分析
采用合肥恒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HX-21细菌鉴定分析系统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病原菌分布
2014年1月—2015年1月共有标本3638例,检出多药耐药菌215株,检出率5.9%,其中排名前四位的是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大肠埃希菌、产ESBLs肺炎克雷伯菌、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MDRAB)、产ESBLs产酸克雷伯菌,分别占47.9%、15.5%、10.7%、10.3%,见表1。
2.2 标本来源与分布
妇科阴道分泌物标本与呼吸道的痰液标本检出多药耐药菌最多,分别占44.2%和41.4%,其次为尿液与组织液标本,分别占7.4%、4.7%,见表2。
2.3 科室分布及构成比
215株多药耐药菌株主要分布在妇产科和儿科,分别占45.1%、29.3%具体见表3。
2.4 主要革兰阴性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产ESBLs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产酸克雷伯菌、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对氨苄西林耐药性均为100%,对头孢唑啉耐药性也均>94%,产ESBLs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哌酮、头孢噻肟耐药性也均>90%,三种产ESBLs菌对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坦、头孢哌酮/舒巴坦均有较强的敏感性,多药耐药的鲍氏不动杆菌对阿米卡星、米诺环素有较强敏感性,具体见表4。
3 讨论
多药耐药菌(MDROs)主要是指临床使用的≥三类抗菌药物同时呈现耐药的细菌[3]。近年来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使得MDROs的检出不断增加并日益严重,由于MDROs引起的感染呈现复杂性、难治性等特点,已成为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4]。
该研究结果显示,2014年1月一2015年1月医院从临床标本中共分离出MDROs 215株,主要以革兰氏阴性杆菌为主,以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氏不动杆菌、产酸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常见,尤以产ESBLs大肠埃希菌为突出,占检出的47.9%,与吴志坚等[5]报道的基本一致,其中菌株主要分离自阴道分泌物和痰液,分别占44.2%和41.4%,科室分布也以妇产科、儿科、呼吸内科为主,究其原因,女性阴道与人的呼吸道与外界想通,当身体抵抗力下降时,容易发生机会感染,加上不合理用药、反复使用各类抗生素,很容易发生多药耐药菌感染,进一步增加了治疗的难度。而多药耐药的鲍氏不动杆菌检出位居第三位,除了社区感染的原因外,与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引起的医院感染有很大关系[6,7],因此应该根据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完善MDROs的检测、加强重点环节管理、加强医务人员手卫生,严格落实隔离措施,严格无菌操作,加强清洁与消毒工作等一系列预防控制措施[8]。
该研究中,革兰氏阴性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显示耐药情况比较严峻,产ESBLs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产酸克雷伯菌、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对氨苄西林耐药性均为100%,对头孢唑啉耐药性也均>94%,产ESBLs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哌酮、头孢噻肟耐药率也均>90%,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亚胺培南有较高的敏感性。产ESBLs肺炎克雷伯菌、产ESBLs产酸克雷伯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呋辛、头孢哌酮、头孢噻肟、氨曲南耐药率均>60%,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亚胺培南100%完全敏感。而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呋辛、头孢噻肟、头孢他定、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呋喃妥因耐药率均>60%,只有阿米卡星比较敏感,与郑颖等[9]报道的基本一致。整体来看,MDROs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单环内酰胺类、磺胺类耐药性较高,对β-内酰胺酶/β-内酰胺酶酶抑制剂、碳青霉烯类、氨基糖苷类的阿米卡星有较高的敏感性。因此,对于MDROs的治疗一方面应该尽可能的选取敏感药物进行治疗,杜绝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降低耐药菌株的产生,另一方面联合或轮替使用抗菌药物,加快新药的临床应用,对于MDROs的治疗也有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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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多药性研究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08年—2011年在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糖尿病患者, 药物统计为本院病案室提供的电子病历档案统计为依据, 进入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案管理系统, 以2型糖尿病作为第一诊断患者为统计对象, 将2型糖尿病患者分为成人 (18岁～64岁) 糖尿病组和老年 (≥65岁) 糖尿病组, 老年糖尿病患者129例, 成人糖尿病患者193例。老年糖尿病组又分为三个亚组, 药物计算为出院前第1天使用的药物数量, 其中基质液体不作为药物数量统计例如氯化钠、葡萄糖等, 自服非处方药物不作为药物数量统计;病种数以出院诊断为统计依据;同时包括患者一般情况, 目前的诊断 (以ICD-10为标准) , 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等情况。同时合用5种以上药物为多药性。
1.2 统计学处理
由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统计教研究室采用SAS软件完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2 结果
2.1 成人和老年糖尿病患者多药性比较 (见表1)
2.2 不同年龄段老年糖尿病患者之间的多药性比较 (见表2)
3 讨论
多药性可以有多种含义, 最常用定义根据药物多少判断, 一般药物认为同时合用5种或4种以上药物为多药性。也有人认为比临床需要使用更多的药物, 或使用过多不必要的药物, 后者有时很难界定, 例如使用同一类型药物两种以上。多药性、老年人本身生理和病理因素加在一起导致老年容易产生毒副反应和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多药性导致老年患者服药时间、剂量和方法掌握困难, 老年患者的依存性差、重复治疗等。同时使老年患者的住院次数和死亡率增加。另外, 多药性增加了老年患者经济负担。
国外报道老年多药性统计数据内容较多, 涉及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时间长短、职业 (白领或蓝领) 、收入高低、婚姻状况、生活在社区和医疗服务机构等[1,2,3,4,5,6]。国内多药性报道仅限于耐多药性结核杆菌的报道, 未查到疾病多药性的报道, 只在老年病学教科书进行描述[7]。
本研究利用现代电子病历管理系统, 对老年患者多药性和多病性进行研究, 选择常见病和多发病为对象进行分析。老年糖尿病患者常常合并多种疾病和并发症, 住院患者进行检查和治疗, 选择比较合适的治疗方案后, 对其多药性和多病性进行统计, 本研究选择出院前1 d为依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病案管理系统得出数据可靠, 误差较小。本研究提示不仅老年糖尿病患者存在多药性, 而成人患者也普遍存在多药性 (74.0%) , 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住院糖尿病患者多药性普遍存在, 老年患者尤为突出。老年糖尿病患者各年龄段间无统计学意义。同时研究提示糖尿病患者存在多病性。因此, 糖尿病患者的多药性和多病性是普遍存在的临床问题。简化治疗方案, 尽量使药物使用的数量、剂量减少, 使其达到比较合理的程度, 避免重复用药, 尽可能使用单一药物治疗多种疾病, 减少药物使用频次, 使用缓释剂型, 定期回顾治疗方案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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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耐药性 篇5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物与试剂
乳岩宁方由柴胡、法半夏、黄芩、太子参、甘草、生龙骨、生牡蛎、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中药组成;RPMI-1640培养液 (美国GIBCO公司) , 阿霉素 (ADM, 意大利法玛西亚普强公司, 批号20060101) , MTT试剂 (Sigma公司) , 胎牛血清 (美国GIBCO公司) ;ERCC1单抗 (美国LAB VISION公司, 1∶50浓缩液) , 羊抗鼠辣根过氧化物酶二抗 (Sigma公司) 。
1.2 细胞株
乳腺癌敏感细胞株MCF-7及其耐药细胞株MCF-7/Adr均购自北京伯乐生命科学发展有限公司。
1.3 仪器
台式离心机 (Sigma公司) , 超净工作台 (苏净集团安泰公司) , CO2培养箱 (美国SHELLAB公司) , 电子天平 (梅特勒-托利多公司) 。
1.4 方法
1.4.1 乳岩宁方水煎剂的制备
按料液比1∶10的比例水煎煮1.5 h后, 再按料液比1∶5比例水煎煮1 h, 收集2次水煎液, 过滤, 弃去药渣, 将滤液减压浓缩至2.5 g/m L (1 m L相当于生药2.5 g) 。取适量药液用无菌水将乳岩宁配制成25 mg/m L的浓度, 3 000r/min离心30 min, 取上液, 用0.22μm孔径的微孔滤膜过滤除菌, 4℃冰箱保存备用。
1.4.2 细胞培养
MCF-7细胞接种于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 置37℃、5%二氧化碳、饱和湿度的培养箱中培养, 每2~3 d进行换液传代培养。MCF-7/Adr细胞接种于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 在培养体系中加入质量浓度为1 mg/L的ADM维持其耐药性, 培养条件同MCF-7细胞, 实验前两周用不含ADM的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培养。
1.4.3 MTT法检测细胞药敏性
体外药敏试验采用常规MTT法, 分别取对数生长期的MCF-7细胞和MCF-7/Adr细胞离心弃上清, 用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调整细胞数为2×108/m L, 将细胞悬液接种于96孔培养板中, 200μL/孔。以MCF-7/Adr加乳岩宁方水煎液 (质量浓度分别为2.5、5、10、20及40μg/m L) 为实验组, 用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代替乳岩宁方水煎剂为对照组, 以MCF-7加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作为阴性对照。各组均设3个平行实验。置37℃, 5%二氧化碳饱和湿度培养箱中培养72 h后, 加入MTT 20μL (5 g/L) , 继续培养4 h, 离心弃上清液, 每孔加入DMSO 200μL, 避光置震荡器上震荡5min, 用酶标仪测定490 nm波长的吸光度 (A) 。按照公式计算抑制率 (inhibit rate) 。抑制率= (1-实验组平均A/对照组平均A) ×100%。确定抑制率≤5%的药物浓度为乳岩宁提取液的非细胞毒性浓度。
1.4.4 药物耐药性逆转
取对数生长期的MCF-7/Adr细胞离心弃上清液, 用含10%小牛血清的RPMI 1640培养基调整细胞数为2×108/m L, 将细胞悬液接种于96孔培养板中, 200μL/孔。加入5种浓度倍增的ADM (1.5、3、6、12及24 mg/L) 。实验分组: (1) MCF-7/Adr组; (2) MCF-7/Adr+非细胞毒性浓度的乳岩宁方水煎剂; (3) MCF-7/Adr+维拉帕米 (VPL) (10 mg/L) 。按照2.3项MTT法分别计算MCF-7、MCF-7/Adr细胞的ADM IC50, 并求出逆转倍数。计算公式为:逆转倍数=不加乳岩宁的IC50/加乳岩宁的IC50。
1.4.5 蛋白印迹法检测ERCC1
取对数生长期的MCF-7和MCF-7/Adr细胞分别离心弃上清, 用含10%小牛血清的RPMI 1640培养液调整细胞数为2×108/m L。将1 cm2玻片放入6孔板中, 第1孔设为阴性对照 (加入稀释成2×108/m L的MCF-7细胞悬液0.5 m L) , 其余5孔均加入稀释成2×108/m L的MCF-7/Adr细胞细胞悬液0.5 m L, 第2孔设为空白对照 (未加乳岩宁方水煎剂) , 其余4孔在MCF-7/Adr贴壁后加入非细胞毒性浓度的乳岩宁方水煎剂工作液 (100μL/孔) , 各组均设3个平行实验。置37℃、5%二氧化碳、饱和湿度培养箱中分别培养48、72及96 h, 分别检测乳腺癌细胞株MCF-7和MCF-7/Adr中的ERCC1的表达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本实验所得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包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乳岩宁水煎剂对MCF-7细胞和MCF-7/Adr细胞的细胞毒性
乳岩宁水煎剂对MCF-7细胞和MCF-7/Adr细胞均有抑制作用, 随着浓度增加而增加, 呈剂量依赖性。乳岩宁水煎剂对MCF-7细胞的非细胞毒性剂量 (抑制率≤5%) 为6.25μg/m L, 低细胞毒性剂量 (抑制率10%~15%) 为12.5μg/m L, 本实验采用非细胞毒性剂量的乳岩宁水煎剂为最佳逆转浓度。乳岩宁方水煎剂对MCF-7和MCF-7/Adr细胞的IC50分别为89.6μg/m L和92.3μg/m L, 两者差异没有显著性, 提示MCF-7/Adr细胞对乳岩宁方水煎剂不具有耐药性。
2.2 乳岩宁方水煎剂对MCF-7/Adr细胞耐药性的逆转作用
单用ADM作用于MCF-7/Adr和MCF-7细胞的IC50分别为 (8.75±0.39) μg/m L和 (0.41±0.11) μg/m L, 其耐药倍数为21倍。乳岩宁方水煎剂对MCF-7/Adr细胞的逆转倍数见附表。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 (6.25μg/m L) 后, 其IC50平均为4.14μg/m L, 较单用ADM组有显著性差异 (P<0.05) , 逆转倍数 (RF) 为2.11倍, 而加入10μg/m L VPL后的IC50平均为2.05μg/m L, 与单用ADM和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 (P<0.05) 。
2.3 乳岩宁方水煎剂对MCF-7/Adr细胞中ER-CC1表达水平的影响
由附图可知, ERCC1在MCF-7/Adr细胞中的表达水平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升高, 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后, 其表达水平与未用乳岩宁方水煎剂时相比均呈下降趋势, 差异有显著性 (P<0.05) , 表明乳岩宁水煎剂对下调ERCC1的表达作用明显。
注:1) 与ADM组相比, P<0.05;2) 与ADM+乳岩宁水煎剂组相比, P<0.05
1、a分别表示未加乳岩宁方水煎剂0 h和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0 h时ERCC1表达水平;2、3、4分别表示MCF-7/Adr未加乳岩宁方水煎剂在48、72及96 h时ERCC1表达水平;b、c、d分别表示MCF-7/Adr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在48、72及96 h时ERCC1表达水平
3 讨论
乳腺癌化疗耐药是影响患者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 对于临床进行新辅助化疗后无缓解或治疗后复发的患者往往只有换药再化疗, 且容易发生多药耐药;另外还有直接接受手术的患者, 由于无法对其化疗效果进行评价, 其耐药的发生机制便无从知晓[5,6]。因此, 探索乳腺癌的耐药逆转机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医文献对乳腺癌早有记载, 被称为“乳石痈”、“乳疳”、“乳岩”等, 后世称此病为乳岩沿用至今。根据“乳岩”的病因病机特点, 现代中医学提出治疗乳腺癌宜采用扶正固本为主、驱邪抗癌为辅、注重调理肝脾的治疗原则。乳岩宁方剂是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基础上加减化裁而来, 方中用柴胡为君, 以通表里之邪而除胸满, 以太子参、半枝莲为臣辅之;加生龙骨、生牡蛎, 收敛神气而镇惊为佐, 重镇安神, 以治烦躁惊狂;而白花蛇舌草入心、肝、脾三经, 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活血止痛的功能, 辅助治疗恶性肿瘤[7]。
以往的研究表明, 乳岩宁方具有一定的抑瘤作用, 可能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来实现, 乳岩宁还能提高裸鼠的脾指数[8], 而乳岩宁血清联合阿霉素可以下调HER-2及p53的表达[9]。关于乳岩宁方水煎剂对乳腺癌细胞MCF-7/Adr多药耐药性的逆转作用的研究未见报道。本实验通过细胞药敏试验发现, 乳岩宁方水煎剂能明显抑制MCF-7和MCF-7/Adr细胞的生长, 并且IC50接近, 提示乳岩宁方水煎剂是有效的抗肿瘤药, 且MCF-7/Adr细胞对其不具有耐药性;乳岩宁方水煎剂无论对MCF-7还是对MCF-7/Adr细胞均有一定的细胞毒性作用, 这种细胞毒性作用呈剂量依赖性, 采用非细胞毒性浓度的乳岩宁水煎剂进行体外研究, 发现乳岩宁水煎剂能部分逆转MCF-7/Adr细胞对阿霉素的耐药性, 其逆转倍数为2.11倍。结果表明乳岩宁方水煎剂能部分逆转MCF-7/Adr细胞对ADM的耐药性, 提高MCF-7/Adr细胞对ADM的敏感性, 初步证明了乳岩宁方水煎剂是一种治疗乳腺癌的方剂, 同时又是一种耐药逆转剂。
多耐药性 篇6
关键词：PND,乳腺癌,多药耐药,逆转作用
乳腺癌多药耐药机制的产生十分复杂, 是影响临床治疗效果及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 已开发或正在研发的肿瘤耐药逆转剂多数由于毒性大, 在人体内难以达到体外有效逆转浓度[1,2], 寻找高效、低毒的新一代肿瘤耐药逆转剂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途径, 通过研究笔者发现肿瘤细胞和疟原虫耐药极其相似, 而抗疟药物咯萘啶 (PND) 具有逆转肿瘤多药耐药的作用特点[3], 为此, 本研究选择2014年1月-2015年1月在本院收治的64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旨在探讨PND对乳腺癌多药耐药的逆转作用, 现整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5年1月本院收治的64例乳腺癌患者,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32例, 均为女性。观察组年龄29~68岁, 平均 (52.5±6.4) 岁;乳腺癌类型:单纯癌16例,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10例, 腺癌6例。对照组年龄31~69岁, 平均 (51.8±5.7) 岁;乳腺癌类型:单纯癌14例,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12例, 腺癌6例, 两组患者年龄、病情等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单纯接受化疗治疗, 观察组给予口服PND配合化疗进行治疗, PND剂量为第1天3片/次, 共2次, 以后3片/次, 1次/d, 直至化疗结束。观察两组临床疗效, 比较两组患者免疫指标变化情况及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1.3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仅2例治疗后病情进展, 临床治疗总控制率为93.75%;对照组6例病情进展, 总控制率为81.25%,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两组治疗前后免疫指标变化
对照组治疗后CD3+、CD4+、CD4+/CD8+及NK值均较治疗前有所下降, 而观察组均有所提高, 观察组CD3+、CD4+、CD4+/CD8+及NK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2.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患者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及社会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3。
例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分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乳腺癌已成为深圳女性的第一杀手, 且呈年轻化趋势, 化疗是肿瘤治疗的三大手段之一[4,5], 在乳腺癌的治疗中起重要作用, 然而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是乳腺癌化疗失败的最主要原因[6,7]。肿瘤细胞的多药耐药成为肿瘤治疗的一大难题, 亦是现阶段临床肿瘤研究的一大热点。至今尚无肿瘤耐药逆转剂, PDN在我国对疟疾的治疗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有研究表明, 肿瘤多药耐药机制与疟疾对氯喹的耐药机制具有高度相关性, 从而推断咯萘啶对肿瘤的多药耐药逆转可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且有相关药理试验也证实了这一推断[8]。本研究旨在探讨PDN对乳腺癌的逆转作用。结果显示, 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控制率为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躯体、角色、情绪功能等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 , 表明PDN可有效提高乳腺癌总控制率, 改善患者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两组患者治疗前CD3+、CD4+、CD4+/CD8+及NK均不同程度低于正常值。治疗后观察组各指标均有所提高, 对照组均进一步下降, 提示PND可有效提高乳腺癌患者的免疫功能。
综上所述, PND对乳腺癌多药耐药逆转作用显著, 对改善患者免疫功能,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在今后的临床工作当中, 应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 改善临床治疗效果, 提高临床治疗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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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耐药性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3月~2013年5月在本院接受住院治疗的多耐药肺结核患者58例作为研究对象, 均符合WHO相关诊断标准, 痰涂片结核杆菌均显示为阳性, 且排除合并糖尿病、恶性肿瘤、精神疾病患者及孕妇、哺乳期妇女, 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所有入组患者分为接受单纯化疗的对照组患者, 接受胸腺五肽辅助治疗的观察组患者, 各29例。观察组患者中男性18例, 女性11例, 年龄37~69岁, 平均 (43.3±11.5) 岁;对照组患者中男性19例, 女性10例, 年龄35~67岁, 平均 (42.1±10.3) 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化疗, 3Pa TZE/9Pa TZ, Pa (对氨基水杨酸异烟肼片) 0.5 g, 2次/d;T (丙硫异烟胺) 0.3 g, 2次/d;Z (吡嗪酰胺) 0.75 g, 2次/d;E (乙胺丁醇) 0.75 g, 1次/d。观察组患者在常规化疗方案基础上, 加入胸腺五肽辅助治疗, 具体如下:1 mg/次, 隔日1次肌注, 且在化疗开始的前6个月应用。
1.3 观察指标
1.3.1 肺功能
接受不同治疗方案后, 观察患者的肺功能情况, 包括第1秒用力呼气量 (FEV1) 、用力肺活量 (FVC) 、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用力肺活量百分比 (FEV1/FVC) , 各指标均以实测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进行分析。
1.3.2 免疫功能
接受不同治疗方案后, 抽取外周静脉血4 m L, 采用ELISA法检测患者的免疫功能水平, 具体包括IL-2、IL-4、Ig A、Ig G和Ig M等指标。1.3.3痰菌转阴率接受治疗后2、6和12个月, 对两组患者进行痰抗酸杆菌涂片检测, 观察治疗前涂阳患者的痰菌转阴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 , 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检验标准α=0.05。
2 结果
2.1 肺功能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0.05) ,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FEV1、FVC和FEV1/FVC值均高于对照组患者 (均P<0.05) , 见表1。
2.2 免疫功能
接受胸腺五肽辅助治疗后的观察组患者各项免疫功能指标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均P<0.05) , 见表2。
2.3 痰菌转阴率
注:覮与对照组比较, P<0.05
注:覮与对照组比较, P<0.05
观察组患者接受胸腺五肽辅助治疗后各个时间点的痰菌转阴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P<0.05) , 见表3。
注:覮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多耐药肺结核是指临床中对不同时包括异烟肼、利福平在内的一种以上的一线抗结核药物耐药的结核病, 该病目前在全球的病例数呈大幅上升趋势。多耐药肺结核的治疗及控制已经成为我国甚至全球的结核病治疗难点及重点, 目前尚无特效新药问世, 无法适应该病的耐药谱的更替。因此, 在传统化疗方案治疗效果不佳的前提下, 寻求全新的药物配伍治疗方案是目前治疗该病的新方向[3]。
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对肺结核患者的冲击作用, 已经成为肺结核患者治疗失败或者复发的主要原因, 增强患者免疫功能以抵御化疗药物的副作用, 发挥其正面作用可能成为改变治疗结局的有效方式[4]。结核病属于Ⅳ型变态反应, 主要免疫保护机制为细胞免疫, 正常人的免疫功能可以控制结核杆菌繁殖及活动, 但是当患者免疫功能降低时无法聚集病菌形成肉芽肿, 最终导致病菌持续扩散、病情加重。胸腺五肽是免疫增强剂, 从新生小牛胸腺组织中提取而成, 可以有效刺激T淋巴细胞产生及释放淋巴因子, 活化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 与化疗药物配伍使用可能产生协同作用[5]。
目前在常规化疗方案基础之上加入免疫增强剂成为治疗多耐药肺结核患者的治疗新趋势, 国内外学者均对其展开了积极的临床研究。HOLLOWAY[6]在分析了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免疫功能发现, 其各项细胞免疫指标值均低于正常水平, 在接受化疗后免疫功能进一步降低, 可见化疗对于患者的冲击作用, 也证实其为导致患者病情迁延加重的重要因素之一;PINHEIRO[7]对接受胸腺肽治疗的肺结核患者的痰菌转阴时间及复发情况进行了研究, 分析适用胸腺肽的患者其平均痰菌转阴时间短于常规化疗组, 且治疗后复发率相对较低。国内学者对于胸腺肽在肺结核患者中的应用也展开了积极的研究, 韩文革[8]认为胸腺肽具有提高肺结核患者免疫力及治疗有效率的作用, 但是目前国内对于胸腺五肽配伍常规化疗的详细临床研究仍缺乏, 这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这一配伍方案的后续临床应用。
本次研究中笔者重点分析了胸腺五肽辅助治疗多耐药肺结核患者的临床疗效, 主要从患者的肺功能、免疫功能、痰菌涂片转阴率三方面展开研究。多重耐药肺结核患者病程长、细菌对肺组织的侵蚀损害较大, 再加上长时间的大剂量化疗药物使用, 均导致其肺功能的降低, 甚至可并发其他肺脏疾病。多重耐药肺结核患者的治疗效果, 从总体上看最初可表现为患者的肺功能改变, 也是最简单直观的检测指标之一。从上文中已经得出的数据结果中可以看出, 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FEV1、FVC和FEV1/FVC等指标值均较治疗前好转, 且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 可见在常规化疗方案之外加入免疫增强剂胸腺五肽有助于整体治疗的有效性, 帮助患者改善肺功能, 也是结核治疗有效的一个宏观现象。
免疫功能的增强可直接促使肺泡细胞分泌更多IL-1和IL-6等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 吞噬入侵细菌使之聚集成肉芽肿, 并对结核杆菌进行杀灭。观察组患者在使用免疫增强剂胸腺五肽后, 本研究对其免疫功能进行了检测, 从结果中看观察组患者的IL-2、IL-4、Ig A、Ig G和Ig M等水平均显著上升, 这也是患者最终治疗效果增强的内在原因。痰涂片是判定患者感染情况的金标准, 本次研究中患者治疗前痰涂片均为阳性, 故测定其治疗后的痰涂片阴性情况即可得出治疗的有效率。从结果中看观察组患者的痰涂片转阴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可见胸腺五肽联合常规化疗这一治疗方案相对于传统单纯化疗的高效性。
综上所述, 本研究认为胸腺五肽辅助治疗可以优化多耐药肺结核患者的肺功能、增强免疫功能、促进痰菌转阴, 值得在日后临床实践中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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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耐药性 篇8
资料与方法
2013年1月1日-12月30日收治患者100 例作为对照组, 年龄23~45 岁, 平均 (30.5±7.5) 岁;住院时间6~20 d, 平均 (10.5±2.5) d。2014年1月1日-12月3日收治患者100 例作为试验组, 年龄20~50岁, 平均 (29.9±7.2) 岁;住院时间5~20 d, 平均 (10.4±2.5) d。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方法:对照组住院期间实施常规消化内科管理措施, 而试验组患者在采取组合干预方法, 具体包括:医师开具隔离医嘱, 护理人员在患者病历上粘贴隔离标牌, 并应用隔离床头卡。为患者安排单间病房, 并嘱患者注意个人卫生, 在患者床旁安放手消毒液。合理配置各种消毒剂, 并将器具分开使用。
疗效评价标准:组合干预措施实施前后, 两组患者耐药菌患者隔离例数、标本送检例数及手卫生合格率例数[3]。
统计学处理:对所有数据应用SPSS19.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经过研究发现, 干预前消化内科耐药菌患者隔离率、标本送检率、手卫生合格率分别为42.00% 、 23.00% 、63.00%, 而干预后消化内科耐药菌患者隔离率、标本送检率、手卫生合格率分别为55.00%、60.00%、88.00%, 干预前后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干预前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株数47株, 检出率16.61%, 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的检出株数40 株, 检出率17.75%;而干预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出株数32株, 检出率12.69%, 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的检出株数32株, 检出率12.69%, 干预前后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讨论
近年来, 我国多药耐药菌的感染发生率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极大降低了临床疗效, 因此, 越来越多的医务工作者重视对多药耐药菌的感染控制[4]。我院为了有效降低多药耐药菌的感染, 在消化内科实施组合干预措施, 结果显示, 干预前消化内科耐药菌患者隔离率、标本送检率、 手卫生合格率分别为42.00%、23.00%、63.00%, 而干预后消化内科耐药菌患者隔离率、标本送检率、 手卫生合格率分别为55.00% 、60.00%、88.00%, 干预前后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这说明组合干预措施在增加医务人员对控制措施熟知度的同时, 监督患者及医务工作者认真落实多药耐药菌感染措施的执行, 增加考核指标的合格率[5]。组合干预技术对促进医务人员的依从性和较强的执行力具有重要作用, 有助于减少病房内多药耐药菌的产生。组合干预技术以循证医学为依据, 将一系列治疗和护理措施应用于临床疾病, 其目的是最大程度上提高治疗效果和质量[6]。在临床应用的过程中, 对科室工作人员实施科学的预防干预和控制措施是形成医务人员好的依从性和切实执行的重点。此次研究显示, 督促医务人员切实落实各种措施, 疗效显著。提高医务人员的手卫生依从率是实施组合干预的重点, 作为一项主动的预防方法, 组合干预能够很好地减少消化内科各种感染的发生, 和以往的被动预防和控制相比, 目标性和针对性更强, 有助于病房对多药耐药菌感染实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有效预防各种致病菌在医院内的传播和流行, 增加患者的相对安全性, 减少各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7]。而且此次研究显示, 干预后病房内细菌的分布和构成比例出现了显著的改变, 以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的改变最为显著, 干预前后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这说明在后期的工作中, 必须提高科室工作人员对多药耐药菌情况的认识, 减少临床对抗生素的依赖, 注重对手卫生的控制, 以减少细菌的生成。
总之, 在消化内科实施组合干预并建立各种考察指标的组合干预措施, 有利于降低科室的多药耐药菌的感染水平, 提高临床的治疗效果, 值得推广使用。
摘要：目的:探讨组合干预在消化内科多药耐药菌感染预防控制中的价值和意义。方法:2014年1月1日在消化内科实施组合干预, 对2013年及2014年消化内科多药耐药菌感染情况进回顾行性分析。结果:干预后耐药菌患者隔离率、标本送检率、手卫生合格率明显高于干预前, 而耐药菌检出率明显低于干预前 (P<0.05) 。结论:组合干预在消化内科有助于及时掌握科室的多药耐药菌感染的现状并采取合理有效的预防措施, 降低各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关键词：多药耐药菌感染,组合干预,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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