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药耐药蛋白（共7篇）
多药耐药蛋白 篇1
癫痫是一种神经系统的常见病,但仍有1/3的患者对药物治疗无效而成为难治性癫痫(intractable epilepsy,IE,RE)。然而人们对IE的形成机制尚不清楚,耐药蛋白可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多药耐药相关蛋白1(MRP1)和主穹窿蛋白(MVP)均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分别由MRP和LRP基因编码,两者均位于16号染色体上,MRP定位于16p13.1,LRP定位于16p11.2,相距大约27cM.本课题利用海人酸致痫大鼠模型,观察海马中MRP1和MVP的表达,以及两者之间是否有相关性,以探讨其与癫痫耐药性的关系及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分组
健康80只Wistar大鼠,体重250～300g,雌雄不限,由佳木斯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随机分为对照组24只、KA组28只、TMP治疗组28只,每个小组再分1d、3d、7d 3个时间点。
1.2 主要试剂
海人酸(美国Sigma 公司),MRP1抗体、MVP 抗体(北京博奥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二抗试剂盒(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 海人酸癫痫模型建立及大鼠惊厥分级
将大鼠麻醉后固定于立体定位仪上,头颅正中切开皮肤,暴露前囟。在头架上,将进样器针尖抵住前囟位置读出X、Y、Z的原始值视为原点,参照大鼠脑立体定位图谱[1]所确定的目标即右侧海马CA3区:X-4.5mm,Y+4.5mm,Z硬膜下4mm,将微量进样器抽取KA1μL(将KA 用注射用水配制10mg/5mL,即2μg/μL),调整XY坐标,显露硬膜,再调整Z轴使进样器针头平稳深入至硬膜下4mm,半分钟内缓慢注入KA,留针3～5min,再缓慢提起进样器针尖。对照组以NS代替KA,余同模型组。癫痫发作按Racine[2]分级:Ⅰ级,面部肌肉痉挛表现为咀嚼运动;Ⅱ级,颈部肌肉痉挛表现为点头运动;Ⅲ级,一侧前肢阵挛;Ⅳ级,站立性伴双前肢阵挛;Ⅴ级,在Ⅳ级基础上身体向后倒下。
1.4 脑标本制备及免疫组化法检测MRP1和MVP的表达
用10%水合氯醛(360mg/kg)麻醉后,暴露心脏,迅速经左心室灌注NS及4%多聚甲醛,然后断头、取脑、固定、石蜡包埋,4μm常规切片。做HE及免疫组化染色,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每张切片对应部位抽取5个视野,计算平均阳性细胞数。
1.5 统计学处理
各组实验数据以均数±标准差undefined表示,SPSS17.0统计软件对组间比较进行t检验,检验标准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大鼠癫痫诱发情况
KA组大鼠注射KA后约半小时即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癫痫发作,最初表现为眨眼、动须、动耳、咀嚼、对牙(I级)及节律性点头、翘尾(Ⅱ级);继之出现对侧前肢阵挛(Ⅲ级);混合出现双侧前肢阵挛(Ⅳ级);四肢抽搐、跌倒和失平衡(V级)。
2.2 各组大鼠MRP1和MVP免疫组化检测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KA组的MRP1和MVP的表达明显增高(P<0.01);KA组的MRP1和MVP随时间点逐渐升高,7d末达高峰,组内各时间点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MRP1免疫阳性细胞主要位于海马CA3区其次为CA1区的血管内皮细胞及部分神经胶质细胞,MVP切片在皮质和海马中均可见到MVP阳性细胞,主要位于小胶质细胞,在微血管内皮细胞以及血管周围的星形胶质细胞中也有表达。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1;KA组内各个时间点比较**P<0.05。
2.3 MRP1和MVP蛋白在KA模型海马组织中表达关系
在KA模型海马组织中MRP1和MVP的表达呈正相关(r=0.986,P<0.01)。
3 讨论
最近MRP1和MVP与癫痫耐药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各家报道不一,目前正处于探索阶段。尤其这两种蛋白在同一组织表达的比较研究还很少见到。本实验通过研究MRP1和MVP是否在IE模型中出现异常表达,及其表达上的关系,以此探讨在IE的发病机制中可能的作用。MRP1属于ATP结合盒转运蛋白超家族,是依赖于ATP的药物外排泵。同时 MRP1是谷胱甘肽-S-共轭物转运泵,转运共轭的阴离子,可能包含两个结合位点,允许与药物-GSH复合物的直接结合,或者与GSH及底物相继结合。有人提出,其中一个结合位点与GSH亲和力较低;另一个正好相反。所以存在两种转运机制:带阴离子的底物被直接转运;带阳离子或中性电荷的分子必须借助于GSH,即共运输途径。MRP1不但定位于细胞膜,而且存在于内质网、高尔基滤泡处,提示MRP1还可在细胞内隔离药物,使药物不能与靶位点结合,从而间接导致耐药。MVP是穹窿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它能与进入细胞质中的药物形成囊泡,并通过胞吐作用排出细胞,致靶点药物有效浓度降低而产生耐药。其耐药可能机制有两种:(1)阻止以细胞核为靶点的药物进入细胞核,即LRP具有中间塞子的作用,阻止药物进人细胞核内,或者把已经进人核内的药物通过转运载体再重新运到细胞核外。(2)将细胞浆中的药物转运至运输囊泡,从而使药物呈房室性分布,并通过胞吐机制将其排到细胞外,降低细胞内的药物浓度,最终产生耐药。本实验结果显示:MRPI对照组大鼠海马内仅有少量阳性细胞,主要为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KA组大鼠海马内MRPI阳性细胞显著增多,MVP在对照组中有弱表达,KA组较对照组明显增高,且主要表达在小胶质细胞中。MVP在难治性颞叶性癫痫患者脑组织中的血管内皮细胞中广泛表达,在其病变部位的神经元MVP表达上调。关于MRP1和MVP的表达部位尚无定论,人类和大鼠中表达部位的差异是否有种属差异引起尚无相关实验证明。本研究还发现KA组内MRP1和MVP的表达均比对照组明显增高,长病程组MRP1和MVP表达较短病程组显著增强,短病程组表达较对照组显著增强,提示MRP1和MVP在IE早期形成中起作用,在后期并近一步增强;并指出这5种蛋白共同参与了IE的耐药性[3]。有实验证明,MRP1和MVP的过度表达与耐药程度呈正相关,且二者表达有相似之处,并且本实验统计学上亦证明二者有显著的相关性;但亦有言论说虽然二者基因定位于16号染色体短臂上,位距27cm,估计二者有某种相关性,但两者极少同时扩增,故二者在难治性癫痫中的表达是否相关如何相关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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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药耐药蛋白 篇2
1 P-gp
P-gp最先在MDR肿瘤细胞中被发现的。在人类基因组中, MDR基因含有两个亚单位即多药耐药基因Ⅰ (MDR1) 和多药耐药基因Ⅱ (MDR2) , 均位于7q21.1, 二者有高度同源性, 但只有MDR1产生耐药表型。P-gp由MDR1表达调控[3], 属于ATP依赖型转运蛋白家族 (该家族至少有50种蛋白质) , 具有1280个氨基酸, 相对分子质量170 000～180 000。
1.1 P-gp的结构
目前研究表明, P-gp属于ABC族转运因子, 是一种跨膜糖白, 氨基端与羧基两端氨基酸序列对称。同源性达78%;每部分各有6个α-螺旋横跨细胞膜和1个胞内ATP结合点, 有8个N-糖基化位点, 较集中于P-gp的氨基端。而在细胞膜内侧, P-gp的两个结构域各含有一个ATP结合位点。疏水区由6个跨膜区构成, 跨膜结构域形成药物的结合位点及药物转运通道, 而ATP结合结构域具有ATP水解酶的活性。突变分析表明, 2个ATP结合位点任一编码序列的突变均使其丧失药物转运功能, 提示分子中2个ATP结合位点的完整性对维持P-gp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4]。
1.2 P-gp介导耐药的特点
P-gp是一种能量依赖性蛋白分布具有组织特异性。P-gp在正常人组织中有区域特异性表达[5], 主要位于肾上腺皮质、胰腺、肝、肾、胎盘滋养层、脑脊液屏障等具有分泌、排泄功能的器官, 通过减少组织对有害物质的吸收等, 起到保护一些重要组织和器官的生理功能。在一些特定的细胞如胆管内皮细胞、小肠和结肠上皮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和前列腺细胞等也有高表达, 这些细胞均与机体的解毒及排出代谢物有关。同时, 在一些被广泛认可的抗药性肿瘤, 如肾癌和前列腺癌等肿瘤细胞胞膜上含有大量P-gp, 即使无药物诱导, 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MDR。这就是肿瘤一开始对化疗不敏感的原因。肿瘤细胞中P-gp表达受药物诱导。当肿瘤细胞受到化疗药物的细胞毒作用时, 作为一种保护性机制能特异性地使P-gp表达增高。
1.3 P-gp介导MDR逆转机制
药物膜泵假说是目前公认的P-gp介导的耐药机制, 有3种模式: (1) 药物扩散进入细胞后, 与P-gp结合, ATP水解提供能量, 将药物从胞内排出, 导致细胞内药物浓度不断下降, 其细胞毒作用因而减弱至丧失。但有些药物 (如长春新碱) 与靶器官的结合力强而且有选择性, 很难解释药物会先同P-gp结合。 (2) 许多亲脂性抗癌药物穿过细胞膜所需的时间较长, 在脂质双分子层之间便足以与P-gp相结合, 导致药物未进入细胞内就被排出, 发挥所谓“疏水真空泵”的作用, 目前已发现存在此种耐药细胞系。 (3) P-gp同样也存在于胞质内膜上, 使进入细胞内的药物先被泵入胞质内膜腔, 再排出细胞外。近年研究表明:P-gp除了药物外排功能外, 还能特异地抑制半胱氨酸天冬氨酸酶 (caspase) 依赖的肿瘤细胞凋亡, 延迟凋亡级联反应[6,7,8];P-gp同时亦是一种钙离子和氯离子通道, 具有MDR细胞线粒体跨膜电位降低, 这种降低并非线粒体数目减少或Be1-XL蛋白表达降低, 而与P-gp的过度表达有关[9]。以上发现为肿瘤耐药与凋亡耐受之间在分子水平建立了有机的联系[6]。
2 P-gp的逆转策略
P-gp的逆转策略主要包括: (1) 使用P-gp逆转剂, 如S9788、XR9576, 它们主要通过特异性或竞争性地与P-gp结合来达到逆转目的; (2) 免疫治疗, 即利用特异性抗体封闭P-gp功能; (3) 基因治疗, 包括单链抗体技术、反义核酸技术、核酶技术和小分子干扰RNA (siRNA) 技术等, 在DNA或RNA水平阻断MDR1的作用[10]。
2.1 P-gp抑制剂
P-gp是一种依赖ATP的转运系统, 理论上抑制P-gp的化合物可阻止细胞毒性药物泵出胞外, 增加胞内浓度。能与化疗药物竞争耐药蛋白分子上的结合位点, 完全或部分逆转MDR的一类小分子物质称为P-gp的抑制剂。许多抑制P-gp的药物已被研究证实, 包括钙通道阻滞剂、激素、蛋白激酶C (PKC) 抑制剂、免疫抑制剂、抗生素、表面活性剂等。通过对P-gp作用机制及构效关系的研究, 新的P-gp抑制剂被不断推出, 迄今已发展到第3代。
2.1.1 第1代P-gp抑制剂[11]:
主要有钙通道阻滞剂、钙调素抑制剂及免疫抑制剂环孢霉素A类似物, 如维拉帕米、奎尼丁、免疫抑制剂环胞素A及其衍生物PSC833。研究表明, 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在MDR基因的翻译上抑制P-gp的合成及活动, 提高化疗效果。Mickisch等[12]报道, 维拉帕米的一些衍生物具有钙离子通道阻滞作用很小, 而具有较高的逆转能力的特性。因而有希望用于临床。无免疫抑制作用的环孢霉素A在体内能够逆转MDR1基因的表达, 能显著改变抗肿瘤药物的药代动力学过程, 使血药浓度的水平提高、减慢药物的体内代谢[13]。第1代P-gp抑制剂在体内的活性十分有限, 不良反应多, 如维拉帕米导致房室传导阻滞, 环胞素A的免疫抑制和肾毒性, 限制了其临床运用。
2.1.2 第2代P-gp抑制剂[14]:
降低第1代药物的原始活性和不良反应, 增加对P-gp的亲和力, 包括维拉帕米右旋体、环胞素D的衍生物、三氮杂苯氨基哌哔嗪衍生物S-788、吖啶酮咪唑羧酰GF120918和LY335979和奎宁衍生物MS-209等。伐司朴达是环孢素D的衍生物, 它对P-gp的抑制作用是环孢素A的10～20倍。体内研究发现, 伐司朴达与剂量为25mg/L的多柔比星合用可中等程度地延长多柔比星的半衰期和血浆清除率, 且不增加多柔比星的不良反应[15]。Bates等[16]用伐司朴达与长春碱合用治疗肾癌患者, 在取得有效逆转MDR的情况下, 患者对长春碱的最大耐受剂量要减少为单独应用时的47%。Ⅰ期临床试验表明, 伐司朴达可使紫杉醇的体内半衰期延长49%, 主要不良反应是紫杉醇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且是剂量依赖性的, 对多柔比星则无药代动力学影响[17]。Kalra等[18]在对5种新的抗雌激素衍生物的逆转耐药效果的研究中发现, 雌激素完全拮抗剂ICⅡ64的逆转效果更好, 它使阿霉素和长春新碱对MDR细胞人乳腺癌MDR细胞株 (MCF-7/adr) 的毒性分别增加25和35倍, ICⅡ64能完全逆转转染了MDR1基因的肺癌细胞Sl/1.1对长春新碱的耐药, 阻断P-gp对长春新碱的泵出。抗孕酮化合物米非司酮 (RU486) 是孕酮化合物的衍生物, 在低浓度 (1μmol/L) 时就可有效抑制小鼠P-gp的泵出功能, 增加化疗药物蓄积。对人的P-gp也有同样的效果。然而, 第2代P-gp抑制剂存在明显的缺陷性, 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1) CYP3A4在化疗药物的代谢中具有重要作用, 部分第2代P-gp抑制剂是CYP3A4的底物, 能够抑制该酶的活性, 导致经该酶代谢的细胞毒药物体内代谢受抑制, 使用药物者体内细胞毒药物浓度升高而产生毒性反应。因这些药物间相互作用相当复杂, 临床上难以确定安全的给药剂量, 从而限制了第2代P-gp抑制剂作为逆转剂的应用。 (2) 在抑制P-gp的同时, 一些第2代P-gp抑制剂也与其他转运蛋白的底物结合, 特别是ABC转运家族的一些位于肝、肾及胃肠道的可清除异物的蛋白, 两者的结合导致其保护正常组织细胞免受细胞毒药物损害的作用下降。
2.1.3 第3代P-gp抑制剂[19]:
通过构效关系和组合化学技术来弥补第2代P-gp抑制剂的不足, 可特异性抑制P-gp的功能, 在有效浓度内不影响其他细胞膜转运蛋白的功能, 从而对细胞的功能影响达到最低。阮继武等[20]设计并合成了几个新的多芳基取代咪唑类化合物, 并选择了2种肿瘤耐药细胞株KBV和MCF-7/adr, 采用四甲基偶氮唑蓝地色法 (MTT) 测定了其对由P-gp介导的MDR的逆转效果。结果表明, 化合物Ⅱ和Ⅲ具有很好的体外逆转MDR活性。Tariquidar[21]是最具有发展前景的第3代P-gp抑制剂之一, 它本身不是P-gp的底物, tariquidar与P-gp的结合是特异性的、非竞争性的, 它可结合在P-gp的ATP结合位点上, 通过抑制ATP酶活性起作用。tariquidar与P-gp的亲和力非常高 (Kd=5.1nmol/L) 。tariquidar抑制P-gp的能力和时间明显超过第1代和第2代P-gp抑制剂。体外实验表明, 在共培养的细胞中, 当tariquidar从培养基中移出后, 细胞中的P-gp的转运功能被阻断22h, 阻断时间是环孢素A的22倍。一项临床试验表明, 联合tariquidar使多柔比星、紫杉醇、长春瑞滨的半抑制浓度 (IC50) 由2.57, 27.4和15.5mmol/L分别降至1.67, 20.6和9.5mmol/L, 且分别减少了70%的肿瘤细胞对多柔比星、22%的肿瘤细胞对紫杉醇、35%的肿瘤细胞对长春新碱的耐药性, 证实了tariquidar在实体肿瘤患者中可提高肿瘤细胞对多柔比星、紫杉醇、长春新碱的敏感性, 减少细胞毒药物的使用剂量。第3代P-gp抑制剂不影响CYP3A4的代谢, 已经证实第3代P-gp抑制剂在体内与细胞毒药物合用时不影响细胞毒药物的代谢, 具有P-gp特异性, 对其他ABC家族转运蛋白无抑制作用, 可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2.2 抑制P-gp的新方法
P-gp特异性单克隆抗体不仅可用于监测P-gp在肿瘤细胞表面的表达, 而且经识别、结合肿瘤细胞表面P-gp后, 经免疫清除, 引起肿瘤细胞凋亡, 可用于逆转MDR[22]。但是, 正常组织尤其是胃肠道中也表达大量P-gp[23], 因此, P-gp单抗必然引起许多不良反应。磷脂, 如磷脂酰乙醇胺 (PE) 、磷脂酰胆碱 (PC) , 也是P-gp底物, 若将抗肿瘤药物 (如表阿霉素) 包装于脂质体, 可利用磷脂竞争结合P-gp的作用, 提高化疗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增强其化疗效果, 同时减少不良反应[24]。P-gp通过与ERM蛋白结合以后, 与肌动蛋白联合, 使P-gp在膜上一定位点聚集, 产生并维持发挥泵功能必需的极化状态, 因此, ERM蛋白在P-gp介导的MDR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 ERM反义寡核苷酸抑制ERM蛋白表达的同时, 也阻止了抗肿瘤药物的外排。因此, 抑制P-gp与肌动蛋白相联合不失为抑制P-gp的又一种方法[25]。许多抗肿瘤药物通过促进肿瘤细胞凋亡而起作用, 但是, 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的药物, 如顺铂可迅速增加P-gp表达, 继而抑制Bax基因, 抑制细胞凋亡关键酶caspase 23、caspase 29活力, 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凋亡[26]。阿霉素耐药的人肿瘤细胞也有类似情况[27]。这也是P-gp介导MDR的一个方面。但是, 表达P-gp的肿瘤细胞对不依赖caspase途径的凋亡仍然敏感, 如六甲基二乙酰胺 (HMBA) 能促进细胞色素C从线粒体释放, 不经caspase 23活化caspase 29降低Bcl22水平, 时间、剂量依赖性地促进表达或不表达P-gp的肿瘤细胞凋亡[6]。虽然, HMBA因服用剂量大, 不良反应高而应用价值有限。过表达的P-gp还可经过活化ERK1/2 MAPK及PI-3K 2条通路抑制细胞凋亡, 因此, 使用ERK1/2 MAPK抑制剂PD098059及PI-3K通路抑制剂LY294002均能非常显著地增加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 (如对紫杉醇的细胞毒性分别增加20～88倍及10倍[28]。此外, 对于穿孔素介导的细胞凋亡, P-gp也无保护作用[29]。
2.3 中草药逆转P-gp介导的MDR
近年来由于中药资源丰富, 作用靶点多, 可针对MDR机制复杂的特点, 有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开发逆转P-gp介导的MDR的中药。宋玉成等[30]研究盐酸千金藤素对艾氏腹水痛耐药细胞株EAC/ADR多药耐药性的逆转作用及其核因子KB (NF-KB) 的关系, 探讨其作用机制。结果盐酸千金藤素体外能逆转EAC/ADR细胞的耐药性, 逆转倍数为13倍;体内能延长荷瘤小鼠的生存时间, 生命延长率为75.37%;并能降低EAC/ADR细胞的持续性活性及化疗药物对其的激活。张炎等[31]观察姜黄素对多药耐受P-gp介导的膀胱癌细胞MDR的逆转。用MTT法观察MDR的逆转,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内罗丹明-123浓度。结果表明姜黄素加阿霉素组与阿霉素组对敏感株的细胞毒作用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05) ;耐药株对姜黄素加阿霉素组的敏感性是阿霉素组的4倍 (P<0.05) , 姜黄素明显抑制了细胞内罗丹明-123的外排 (P<0.05) 。姜黄素可有效逆转P-gp介导的MDR。黄酮类作为P-gp诱导的MDR的诱导剂被深入研究。根据黄酮类结构的基础, 几个分子已被认为是P-gp的抑制剂。因此, 黄酮类化合物与P-gp结合, 能够调节药物转运和ATP水解活动。
3小结
多药耐药蛋白 篇3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来源
2014年1月-2015年1月一年来门诊及住院患者各种临床标本3638例,共分离出多药耐药菌215例,剔除同一患者相同部位的重复菌株。
1.2 菌株鉴定与药敏检测
标本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2]采用常规方法进行分离培养,采用合肥恒星科技有限公司HX-21进行菌种鉴定及药敏测定分析。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ATCC25922,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5923,铜绿假单胞菌ATCC27853。
1.3 调查方法
由微生物室人员、医院感染办专职人员对每天检出的多药耐药菌株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统计分析。
1.4 诊断标准
依据卫生部2010年11月17日卫生部颁发的《多药耐药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试行)》,药敏结果显示对临床使用的三类或三类以上抗菌药物同时呈现耐药的细菌即判断为多药耐药菌。
1.5 数据分析
采用合肥恒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HX-21细菌鉴定分析系统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病原菌分布
2014年1月—2015年1月共有标本3638例,检出多药耐药菌215株,检出率5.9%,其中排名前四位的是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大肠埃希菌、产ESBLs肺炎克雷伯菌、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MDRAB)、产ESBLs产酸克雷伯菌,分别占47.9%、15.5%、10.7%、10.3%,见表1。
2.2 标本来源与分布
妇科阴道分泌物标本与呼吸道的痰液标本检出多药耐药菌最多,分别占44.2%和41.4%,其次为尿液与组织液标本,分别占7.4%、4.7%,见表2。
2.3 科室分布及构成比
215株多药耐药菌株主要分布在妇产科和儿科,分别占45.1%、29.3%具体见表3。
2.4 主要革兰阴性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产ESBLs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产酸克雷伯菌、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对氨苄西林耐药性均为100%,对头孢唑啉耐药性也均>94%,产ESBLs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哌酮、头孢噻肟耐药性也均>90%,三种产ESBLs菌对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坦、头孢哌酮/舒巴坦均有较强的敏感性,多药耐药的鲍氏不动杆菌对阿米卡星、米诺环素有较强敏感性,具体见表4。
3 讨论
多药耐药菌(MDROs)主要是指临床使用的≥三类抗菌药物同时呈现耐药的细菌[3]。近年来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使得MDROs的检出不断增加并日益严重,由于MDROs引起的感染呈现复杂性、难治性等特点,已成为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4]。
该研究结果显示,2014年1月一2015年1月医院从临床标本中共分离出MDROs 215株,主要以革兰氏阴性杆菌为主,以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氏不动杆菌、产酸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常见,尤以产ESBLs大肠埃希菌为突出,占检出的47.9%,与吴志坚等[5]报道的基本一致,其中菌株主要分离自阴道分泌物和痰液,分别占44.2%和41.4%,科室分布也以妇产科、儿科、呼吸内科为主,究其原因,女性阴道与人的呼吸道与外界想通,当身体抵抗力下降时,容易发生机会感染,加上不合理用药、反复使用各类抗生素,很容易发生多药耐药菌感染,进一步增加了治疗的难度。而多药耐药的鲍氏不动杆菌检出位居第三位,除了社区感染的原因外,与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引起的医院感染有很大关系[6,7],因此应该根据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完善MDROs的检测、加强重点环节管理、加强医务人员手卫生,严格落实隔离措施,严格无菌操作,加强清洁与消毒工作等一系列预防控制措施[8]。
该研究中,革兰氏阴性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显示耐药情况比较严峻,产ESBLs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产酸克雷伯菌、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对氨苄西林耐药性均为100%,对头孢唑啉耐药性也均>94%,产ESBLs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哌酮、头孢噻肟耐药率也均>90%,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亚胺培南有较高的敏感性。产ESBLs肺炎克雷伯菌、产ESBLs产酸克雷伯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呋辛、头孢哌酮、头孢噻肟、氨曲南耐药率均>60%,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亚胺培南100%完全敏感。而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呋辛、头孢噻肟、头孢他定、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呋喃妥因耐药率均>60%,只有阿米卡星比较敏感,与郑颖等[9]报道的基本一致。整体来看,MDROs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单环内酰胺类、磺胺类耐药性较高,对β-内酰胺酶/β-内酰胺酶酶抑制剂、碳青霉烯类、氨基糖苷类的阿米卡星有较高的敏感性。因此,对于MDROs的治疗一方面应该尽可能的选取敏感药物进行治疗,杜绝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降低耐药菌株的产生,另一方面联合或轮替使用抗菌药物,加快新药的临床应用,对于MDROs的治疗也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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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药耐药蛋白 篇4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物与试剂
乳岩宁方由柴胡、法半夏、黄芩、太子参、甘草、生龙骨、生牡蛎、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中药组成;RPMI-1640培养液 (美国GIBCO公司) , 阿霉素 (ADM, 意大利法玛西亚普强公司, 批号20060101) , MTT试剂 (Sigma公司) , 胎牛血清 (美国GIBCO公司) ;ERCC1单抗 (美国LAB VISION公司, 1∶50浓缩液) , 羊抗鼠辣根过氧化物酶二抗 (Sigma公司) 。
1.2 细胞株
乳腺癌敏感细胞株MCF-7及其耐药细胞株MCF-7/Adr均购自北京伯乐生命科学发展有限公司。
1.3 仪器
台式离心机 (Sigma公司) , 超净工作台 (苏净集团安泰公司) , CO2培养箱 (美国SHELLAB公司) , 电子天平 (梅特勒-托利多公司) 。
1.4 方法
1.4.1 乳岩宁方水煎剂的制备
按料液比1∶10的比例水煎煮1.5 h后, 再按料液比1∶5比例水煎煮1 h, 收集2次水煎液, 过滤, 弃去药渣, 将滤液减压浓缩至2.5 g/m L (1 m L相当于生药2.5 g) 。取适量药液用无菌水将乳岩宁配制成25 mg/m L的浓度, 3 000r/min离心30 min, 取上液, 用0.22μm孔径的微孔滤膜过滤除菌, 4℃冰箱保存备用。
1.4.2 细胞培养
MCF-7细胞接种于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 置37℃、5%二氧化碳、饱和湿度的培养箱中培养, 每2~3 d进行换液传代培养。MCF-7/Adr细胞接种于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 在培养体系中加入质量浓度为1 mg/L的ADM维持其耐药性, 培养条件同MCF-7细胞, 实验前两周用不含ADM的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培养。
1.4.3 MTT法检测细胞药敏性
体外药敏试验采用常规MTT法, 分别取对数生长期的MCF-7细胞和MCF-7/Adr细胞离心弃上清, 用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调整细胞数为2×108/m L, 将细胞悬液接种于96孔培养板中, 200μL/孔。以MCF-7/Adr加乳岩宁方水煎液 (质量浓度分别为2.5、5、10、20及40μg/m L) 为实验组, 用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代替乳岩宁方水煎剂为对照组, 以MCF-7加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作为阴性对照。各组均设3个平行实验。置37℃, 5%二氧化碳饱和湿度培养箱中培养72 h后, 加入MTT 20μL (5 g/L) , 继续培养4 h, 离心弃上清液, 每孔加入DMSO 200μL, 避光置震荡器上震荡5min, 用酶标仪测定490 nm波长的吸光度 (A) 。按照公式计算抑制率 (inhibit rate) 。抑制率= (1-实验组平均A/对照组平均A) ×100%。确定抑制率≤5%的药物浓度为乳岩宁提取液的非细胞毒性浓度。
1.4.4 药物耐药性逆转
取对数生长期的MCF-7/Adr细胞离心弃上清液, 用含10%小牛血清的RPMI 1640培养基调整细胞数为2×108/m L, 将细胞悬液接种于96孔培养板中, 200μL/孔。加入5种浓度倍增的ADM (1.5、3、6、12及24 mg/L) 。实验分组: (1) MCF-7/Adr组; (2) MCF-7/Adr+非细胞毒性浓度的乳岩宁方水煎剂; (3) MCF-7/Adr+维拉帕米 (VPL) (10 mg/L) 。按照2.3项MTT法分别计算MCF-7、MCF-7/Adr细胞的ADM IC50, 并求出逆转倍数。计算公式为:逆转倍数=不加乳岩宁的IC50/加乳岩宁的IC50。
1.4.5 蛋白印迹法检测ERCC1
取对数生长期的MCF-7和MCF-7/Adr细胞分别离心弃上清, 用含10%小牛血清的RPMI 1640培养液调整细胞数为2×108/m L。将1 cm2玻片放入6孔板中, 第1孔设为阴性对照 (加入稀释成2×108/m L的MCF-7细胞悬液0.5 m L) , 其余5孔均加入稀释成2×108/m L的MCF-7/Adr细胞细胞悬液0.5 m L, 第2孔设为空白对照 (未加乳岩宁方水煎剂) , 其余4孔在MCF-7/Adr贴壁后加入非细胞毒性浓度的乳岩宁方水煎剂工作液 (100μL/孔) , 各组均设3个平行实验。置37℃、5%二氧化碳、饱和湿度培养箱中分别培养48、72及96 h, 分别检测乳腺癌细胞株MCF-7和MCF-7/Adr中的ERCC1的表达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本实验所得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包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乳岩宁水煎剂对MCF-7细胞和MCF-7/Adr细胞的细胞毒性
乳岩宁水煎剂对MCF-7细胞和MCF-7/Adr细胞均有抑制作用, 随着浓度增加而增加, 呈剂量依赖性。乳岩宁水煎剂对MCF-7细胞的非细胞毒性剂量 (抑制率≤5%) 为6.25μg/m L, 低细胞毒性剂量 (抑制率10%~15%) 为12.5μg/m L, 本实验采用非细胞毒性剂量的乳岩宁水煎剂为最佳逆转浓度。乳岩宁方水煎剂对MCF-7和MCF-7/Adr细胞的IC50分别为89.6μg/m L和92.3μg/m L, 两者差异没有显著性, 提示MCF-7/Adr细胞对乳岩宁方水煎剂不具有耐药性。
2.2 乳岩宁方水煎剂对MCF-7/Adr细胞耐药性的逆转作用
单用ADM作用于MCF-7/Adr和MCF-7细胞的IC50分别为 (8.75±0.39) μg/m L和 (0.41±0.11) μg/m L, 其耐药倍数为21倍。乳岩宁方水煎剂对MCF-7/Adr细胞的逆转倍数见附表。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 (6.25μg/m L) 后, 其IC50平均为4.14μg/m L, 较单用ADM组有显著性差异 (P<0.05) , 逆转倍数 (RF) 为2.11倍, 而加入10μg/m L VPL后的IC50平均为2.05μg/m L, 与单用ADM和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 (P<0.05) 。
2.3 乳岩宁方水煎剂对MCF-7/Adr细胞中ER-CC1表达水平的影响
由附图可知, ERCC1在MCF-7/Adr细胞中的表达水平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升高, 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后, 其表达水平与未用乳岩宁方水煎剂时相比均呈下降趋势, 差异有显著性 (P<0.05) , 表明乳岩宁水煎剂对下调ERCC1的表达作用明显。
注:1) 与ADM组相比, P<0.05;2) 与ADM+乳岩宁水煎剂组相比, P<0.05
1、a分别表示未加乳岩宁方水煎剂0 h和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0 h时ERCC1表达水平;2、3、4分别表示MCF-7/Adr未加乳岩宁方水煎剂在48、72及96 h时ERCC1表达水平;b、c、d分别表示MCF-7/Adr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在48、72及96 h时ERCC1表达水平
3 讨论
乳腺癌化疗耐药是影响患者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 对于临床进行新辅助化疗后无缓解或治疗后复发的患者往往只有换药再化疗, 且容易发生多药耐药;另外还有直接接受手术的患者, 由于无法对其化疗效果进行评价, 其耐药的发生机制便无从知晓[5,6]。因此, 探索乳腺癌的耐药逆转机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医文献对乳腺癌早有记载, 被称为“乳石痈”、“乳疳”、“乳岩”等, 后世称此病为乳岩沿用至今。根据“乳岩”的病因病机特点, 现代中医学提出治疗乳腺癌宜采用扶正固本为主、驱邪抗癌为辅、注重调理肝脾的治疗原则。乳岩宁方剂是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基础上加减化裁而来, 方中用柴胡为君, 以通表里之邪而除胸满, 以太子参、半枝莲为臣辅之;加生龙骨、生牡蛎, 收敛神气而镇惊为佐, 重镇安神, 以治烦躁惊狂;而白花蛇舌草入心、肝、脾三经, 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活血止痛的功能, 辅助治疗恶性肿瘤[7]。
以往的研究表明, 乳岩宁方具有一定的抑瘤作用, 可能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来实现, 乳岩宁还能提高裸鼠的脾指数[8], 而乳岩宁血清联合阿霉素可以下调HER-2及p53的表达[9]。关于乳岩宁方水煎剂对乳腺癌细胞MCF-7/Adr多药耐药性的逆转作用的研究未见报道。本实验通过细胞药敏试验发现, 乳岩宁方水煎剂能明显抑制MCF-7和MCF-7/Adr细胞的生长, 并且IC50接近, 提示乳岩宁方水煎剂是有效的抗肿瘤药, 且MCF-7/Adr细胞对其不具有耐药性;乳岩宁方水煎剂无论对MCF-7还是对MCF-7/Adr细胞均有一定的细胞毒性作用, 这种细胞毒性作用呈剂量依赖性, 采用非细胞毒性浓度的乳岩宁水煎剂进行体外研究, 发现乳岩宁水煎剂能部分逆转MCF-7/Adr细胞对阿霉素的耐药性, 其逆转倍数为2.11倍。结果表明乳岩宁方水煎剂能部分逆转MCF-7/Adr细胞对ADM的耐药性, 提高MCF-7/Adr细胞对ADM的敏感性, 初步证明了乳岩宁方水煎剂是一种治疗乳腺癌的方剂, 同时又是一种耐药逆转剂。
多药耐药蛋白 篇5
1多药耐药的研究现状
多药耐药 (MDR) 是指肿瘤细胞对作用于它的药物产生耐药的同时, 也对不同种类和结构的其他未作用于它的药物产生耐药性。肿瘤的MDR现象产生的途径较多, 有其复杂的分子学基础, 其中研究较多的几种机制为:药物摄入减少或者药物外排增加;药物作用的靶分子改变;药物灭活酶表达增加;药物代谢障碍;DNA修复机制障碍或DNA多聚酶活性改变等[1,2,3,4]。在MDR的形成中, 这些耐药机制可能单独或联合起作用。随着MDR研究的不断深入[5,6], 针对不同的耐药机制, 已经发现一系列逆转剂, 而相对理想的MDR逆转剂通常具备以下特点:安全, 对正常组织毒性小;在体内及肿瘤细胞能达到体外有效浓度;本身具有一定的抗肿瘤活性;稳定且体内半衰期较长;其代谢物也有效。所以, 加大对逆转剂的研究, 不仅可以深入了解MDR现象, 也为肿瘤的临床治疗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2国内外对化疗药物MDR的机制研究及应用
2.1 MDR现象的临床研究
国外大量随机研究表明[7], 膀胱内灌注化疗药物可使浅表性膀胱癌术后近期复发率下降15%～20%, 远期复发率下降6%左右。临床膀胱灌注多采用单种药物, 不能达到理想效果, 而三药联合应用鲜有报道。复发的存在除了因膀胱肿瘤的多中心生长、手术导致的肿瘤细胞脱落种植以及残余病灶等因素外[8], 可能与肿瘤的MDR有关, 因此MDR成为近年来肿瘤临床和基础研究中的热点。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化疗仍存在许多问题, 其中MDR是化疗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多种因素可引起MDR, 其中人们研究最多、最广的是P2糖蛋白 (P2gp) 机制,
体外研究证实, 人膀胱癌细胞系经阿霉素 (ADM) 等化疗药物诱导后可以产生对多种无关抗细胞毒性药物的交叉耐药性[9], 已有研究表明化疗后复发肿瘤MDR21 mRNA表达有明显增强。这提示化疗药物诱导的MDR与膀胱癌术后复发有关, 是膀胱内灌注化疗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李晓飞等[10]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41例, 膀胱癌的P2gp表达情况, 总体阳性率63.41%。25例初发肿瘤的P2gp表达阳性率48% (12/25) , 而化疗后复发肿瘤的P2gp表达阳性率高达87.5% (14/16) 。复发肿瘤的P2gp表达阳性率显著高于初发肿瘤, 这提示可能由于接触抗癌药物后MDR21基因扩增及P2gp过度表达, 致使化疗失败, 肿瘤复发[11,12]。MDR21高表达可导致肿瘤对多种药物发生耐受, 但不是对所有药物都耐受[13];MDR21基因表达主要可造成肿瘤对几种亲脂性药物产生程度不同的耐受, 其中对生物碱类高度耐受, 对蒽环类中度耐受, 对依托泊苷 (Vp216) 等低度耐受, 对烷化剂或抗代谢类药物不耐受, 故在MDR21阳性表达的患者化疗方案中, 临床医师应注重对顺铂 (DDP) 、52Fu和氮芥的应用对阴性和低表达患者可选用生物碱类、蒽环类和Vp216类;而对阳性患者可同时增用MDR21逆转剂、增敏剂等, 以增加临床化疗效果。
2.2 目前临床药物治疗抗耐药性的用药途径及前景
多药耐药蛋白 篇6
关键词：PND,乳腺癌,多药耐药,逆转作用
乳腺癌多药耐药机制的产生十分复杂, 是影响临床治疗效果及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 已开发或正在研发的肿瘤耐药逆转剂多数由于毒性大, 在人体内难以达到体外有效逆转浓度[1,2], 寻找高效、低毒的新一代肿瘤耐药逆转剂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途径, 通过研究笔者发现肿瘤细胞和疟原虫耐药极其相似, 而抗疟药物咯萘啶 (PND) 具有逆转肿瘤多药耐药的作用特点[3], 为此, 本研究选择2014年1月-2015年1月在本院收治的64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旨在探讨PND对乳腺癌多药耐药的逆转作用, 现整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5年1月本院收治的64例乳腺癌患者,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32例, 均为女性。观察组年龄29~68岁, 平均 (52.5±6.4) 岁;乳腺癌类型:单纯癌16例,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10例, 腺癌6例。对照组年龄31~69岁, 平均 (51.8±5.7) 岁;乳腺癌类型:单纯癌14例,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12例, 腺癌6例, 两组患者年龄、病情等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单纯接受化疗治疗, 观察组给予口服PND配合化疗进行治疗, PND剂量为第1天3片/次, 共2次, 以后3片/次, 1次/d, 直至化疗结束。观察两组临床疗效, 比较两组患者免疫指标变化情况及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1.3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仅2例治疗后病情进展, 临床治疗总控制率为93.75%;对照组6例病情进展, 总控制率为81.25%,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两组治疗前后免疫指标变化
对照组治疗后CD3+、CD4+、CD4+/CD8+及NK值均较治疗前有所下降, 而观察组均有所提高, 观察组CD3+、CD4+、CD4+/CD8+及NK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2.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患者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及社会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3。
例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分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乳腺癌已成为深圳女性的第一杀手, 且呈年轻化趋势, 化疗是肿瘤治疗的三大手段之一[4,5], 在乳腺癌的治疗中起重要作用, 然而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是乳腺癌化疗失败的最主要原因[6,7]。肿瘤细胞的多药耐药成为肿瘤治疗的一大难题, 亦是现阶段临床肿瘤研究的一大热点。至今尚无肿瘤耐药逆转剂, PDN在我国对疟疾的治疗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有研究表明, 肿瘤多药耐药机制与疟疾对氯喹的耐药机制具有高度相关性, 从而推断咯萘啶对肿瘤的多药耐药逆转可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且有相关药理试验也证实了这一推断[8]。本研究旨在探讨PDN对乳腺癌的逆转作用。结果显示, 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控制率为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躯体、角色、情绪功能等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 , 表明PDN可有效提高乳腺癌总控制率, 改善患者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两组患者治疗前CD3+、CD4+、CD4+/CD8+及NK均不同程度低于正常值。治疗后观察组各指标均有所提高, 对照组均进一步下降, 提示PND可有效提高乳腺癌患者的免疫功能。
综上所述, PND对乳腺癌多药耐药逆转作用显著, 对改善患者免疫功能,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在今后的临床工作当中, 应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 改善临床治疗效果, 提高临床治疗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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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药耐药蛋白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13年1月-2014年7月医院感染专职人员每天通过LIS系统，结合经微生物室人员筛查并发送的MDROs检验报告单，剔除重复菌株。
1.2 标本采集系菌分离鉴定及药敏试验
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操作。
1.3 监测方法
我院制作MDROs目标性监测表，包括MDROs监测报告与控制落实情况。针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ESBLs、鲍氏不动杆菌(ABA)等多药耐药菌实施目标性监测。每天由微生物室根据细菌检测情况填写，院感办收到表后到临床科室指导、督促控制措施落实。
1.4 MDROs判定标准
指对临床使用的≥3类抗感染药物同时耐药的病原菌[3]。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WHONET软件统计分析数据，数据录入EXCEL表格进行统计。
2 结果
2.1 MDROs标本来源分布
共分离出病原菌759株，其中多药耐药菌株137株占18.05%，主要来自痰31.39%，其次是分泌物、血、尿，分别占24.09%、20.44%、17.52%。见表1。
2.2 MDROs分布
137株MDROs检出前3位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分别占44.53%、16.06%、10.95%。见表2。
2.3 科室分布
137株MDROs主要来源ICU占14.60%，其次神经外科占11.68%，神经内科占10.22%。见表3。
2.4 干预措施
单间安置率33.58%(46/137)，隔离标识使用率66.42%(91/137)，手卫生依从性45.99%(63/137)，无菌操作98.54%(135/137)。
2.5 治疗转归
137例患者中，治愈53例(38.69%)，好转6例(4.38%)，未愈68例(49.64%)，自动出院9例(6.57%)，死亡1例(0.73%)。
3 讨论
MDROs已逐渐成为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得到了医务人员的广泛重视，给MDROs临床治疗及护理工作、医院感染控制工作均带来了极大的困难[4]。因此，加强MDROs医院感染管理尤为重要。
本次MDROs监测标本来源结果显示，痰标本占首位，血、尿标本送检率较低，应加强血、尿标本的采集。产ESBLs大肠埃希菌主要分离自尿标本。原因如下:(1)可能与患者手术及导尿管置入与维护方面有关[5]。(2)进行主动监测筛查，患者在入院时已是MDROs感染或定植者。(3)与大量使用第3代头孢菌素而诱导细菌产生ESBLs有关[6]。(4)与治疗用药病原微生物送检增高有关，送检率逐年提高。从科室分布来看，MDROs感染患者在ICU、神经、神经内科多见。
MDROs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为主，其次是泌尿道，提示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是进行监测与感染预防控制的重点部位[7,8]。在MDROs中产ESBLs大肠埃希菌和MRSA两项合计占MDROs总数的60.59%，应作为多药耐药菌监测的重点菌株。MRSA主要分离自痰标本，是ICU主要病原菌。
在对MDROs患者进行目标性监测的同时，注重感染病例的监测，及时发现MDROs感染的危险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控制措施。在MDROs感染病例监测与控制过程，单间隔离率只有33.58%,66.42%实施床边隔离，是患者居多的原因，因此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不高，只有45.99%。临床医护人员基本做到隔离标识使用与无菌操作。但未愈率仍很高，临床控制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9,10]。
总之，MDROs患者目标性监测要提高医护人员对MDROs的认识，掌握MDROs感染的防护、手卫生、消毒隔离、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等预防与控制方法。专职人员加强预防与控制MDROs感染措施的督查，及时发现MDROs定植者，早期诊断感染患者，采取一系列有效的干预措施提高治愈率及控制MDROs在院内传播。
摘要：目的 通过对临床科室多药耐药菌(MDROs)目标性监测,了解MDROs分布,评价干预效果,为临床有效控制MDROs感染提供依据。方法 2013年1月-2014年7月对137例MDROs感染病例进行目标性监测与实施干预,每天通过LIS系统监测全院MDROs,并到科室督查实施。结果 分离出病原菌759株,其中多药耐药菌株137株,占18.05%;主要来自痰,占31.39%;大肠埃希菌居第1位,占44.53%;ICU是MDROs主要来源;单间安置率33.58%,隔离标识使用率66.42%,手卫生依从性45.99%,无菌操作98.54%;137例患者中,治愈53例(38.69%),好转6例(4.38%),未愈68例(49.64%),自动出院9例(6.57%),死亡1例(0.73%)。结论 在MDROs预防控制中,重点关注ICU及大肠埃希菌感染预防控制工作,MDROs未愈率较高,治疗效果差,临床控制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多药耐药菌,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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