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药耐药菌(共7篇)
多药耐药菌 篇1
近年来,随着抗菌药物与免疫抑制剂的广泛使用,创伤性诊疗方法的增多,多药耐药菌株(MDROs)的检出不断增多并日趋严重,引起越来越多人们的广泛关注[1],为了更好的控制和减少多药耐药菌在医院的传播,加强广大医务人员对多药耐药菌的重视,给临床多药耐药菌感染的治疗与控制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依据,该研究对2014年1月—2015年1月该实验室检出的多药耐药菌检测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来源
2014年1月-2015年1月一年来门诊及住院患者各种临床标本3638例,共分离出多药耐药菌215例,剔除同一患者相同部位的重复菌株。
1.2 菌株鉴定与药敏检测
标本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2]采用常规方法进行分离培养,采用合肥恒星科技有限公司HX-21进行菌种鉴定及药敏测定分析。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ATCC25922,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5923,铜绿假单胞菌ATCC27853。
1.3 调查方法
由微生物室人员、医院感染办专职人员对每天检出的多药耐药菌株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统计分析。
1.4 诊断标准
依据卫生部2010年11月17日卫生部颁发的《多药耐药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试行)》,药敏结果显示对临床使用的三类或三类以上抗菌药物同时呈现耐药的细菌即判断为多药耐药菌。
1.5 数据分析
采用合肥恒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HX-21细菌鉴定分析系统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病原菌分布
2014年1月—2015年1月共有标本3638例,检出多药耐药菌215株,检出率5.9%,其中排名前四位的是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大肠埃希菌、产ESBLs肺炎克雷伯菌、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MDRAB)、产ESBLs产酸克雷伯菌,分别占47.9%、15.5%、10.7%、10.3%,见表1。
2.2 标本来源与分布
妇科阴道分泌物标本与呼吸道的痰液标本检出多药耐药菌最多,分别占44.2%和41.4%,其次为尿液与组织液标本,分别占7.4%、4.7%,见表2。
2.3 科室分布及构成比
215株多药耐药菌株主要分布在妇产科和儿科,分别占45.1%、29.3%具体见表3。
2.4 主要革兰阴性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产ESBLs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产酸克雷伯菌、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对氨苄西林耐药性均为100%,对头孢唑啉耐药性也均>94%,产ESBLs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哌酮、头孢噻肟耐药性也均>90%,三种产ESBLs菌对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坦、头孢哌酮/舒巴坦均有较强的敏感性,多药耐药的鲍氏不动杆菌对阿米卡星、米诺环素有较强敏感性,具体见表4。
3 讨论
多药耐药菌(MDROs)主要是指临床使用的≥三类抗菌药物同时呈现耐药的细菌[3]。近年来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使得MDROs的检出不断增加并日益严重,由于MDROs引起的感染呈现复杂性、难治性等特点,已成为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4]。
该研究结果显示,2014年1月一2015年1月医院从临床标本中共分离出MDROs 215株,主要以革兰氏阴性杆菌为主,以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氏不动杆菌、产酸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常见,尤以产ESBLs大肠埃希菌为突出,占检出的47.9%,与吴志坚等[5]报道的基本一致,其中菌株主要分离自阴道分泌物和痰液,分别占44.2%和41.4%,科室分布也以妇产科、儿科、呼吸内科为主,究其原因,女性阴道与人的呼吸道与外界想通,当身体抵抗力下降时,容易发生机会感染,加上不合理用药、反复使用各类抗生素,很容易发生多药耐药菌感染,进一步增加了治疗的难度。而多药耐药的鲍氏不动杆菌检出位居第三位,除了社区感染的原因外,与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引起的医院感染有很大关系[6,7],因此应该根据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完善MDROs的检测、加强重点环节管理、加强医务人员手卫生,严格落实隔离措施,严格无菌操作,加强清洁与消毒工作等一系列预防控制措施[8]。
该研究中,革兰氏阴性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显示耐药情况比较严峻,产ESBLs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产酸克雷伯菌、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对氨苄西林耐药性均为100%,对头孢唑啉耐药性也均>94%,产ESBLs大肠埃希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哌酮、头孢噻肟耐药率也均>90%,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亚胺培南有较高的敏感性。产ESBLs肺炎克雷伯菌、产ESBLs产酸克雷伯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呋辛、头孢哌酮、头孢噻肟、氨曲南耐药率均>60%,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亚胺培南100%完全敏感。而多药耐药鲍氏不动杆菌对哌拉西林、头孢呋辛、头孢噻肟、头孢他定、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呋喃妥因耐药率均>60%,只有阿米卡星比较敏感,与郑颖等[9]报道的基本一致。整体来看,MDROs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单环内酰胺类、磺胺类耐药性较高,对β-内酰胺酶/β-内酰胺酶酶抑制剂、碳青霉烯类、氨基糖苷类的阿米卡星有较高的敏感性。因此,对于MDROs的治疗一方面应该尽可能的选取敏感药物进行治疗,杜绝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降低耐药菌株的产生,另一方面联合或轮替使用抗菌药物,加快新药的临床应用,对于MDROs的治疗也有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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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药耐药菌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13年1月-2014年7月医院感染专职人员每天通过LIS系统,结合经微生物室人员筛查并发送的MDROs检验报告单,剔除重复菌株。
1.2 标本采集系菌分离鉴定及药敏试验
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操作。
1.3 监测方法
我院制作MDROs目标性监测表,包括MDROs监测报告与控制落实情况。针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ESBLs、鲍氏不动杆菌(ABA)等多药耐药菌实施目标性监测。每天由微生物室根据细菌检测情况填写,院感办收到表后到临床科室指导、督促控制措施落实。
1.4 MDROs判定标准
指对临床使用的≥3类抗感染药物同时耐药的病原菌[3]。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WHONET软件统计分析数据,数据录入EXCEL表格进行统计。
2 结果
2.1 MDROs标本来源分布
共分离出病原菌759株,其中多药耐药菌株137株占18.05%,主要来自痰31.39%,其次是分泌物、血、尿,分别占24.09%、20.44%、17.52%。见表1。
2.2 MDROs分布
137株MDROs检出前3位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分别占44.53%、16.06%、10.95%。见表2。
2.3 科室分布
137株MDROs主要来源ICU占14.60%,其次神经外科占11.68%,神经内科占10.22%。见表3。
2.4 干预措施
单间安置率33.58%(46/137),隔离标识使用率66.42%(91/137),手卫生依从性45.99%(63/137),无菌操作98.54%(135/137)。
2.5 治疗转归
137例患者中,治愈53例(38.69%),好转6例(4.38%),未愈68例(49.64%),自动出院9例(6.57%),死亡1例(0.73%)。
3 讨论
MDROs已逐渐成为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得到了医务人员的广泛重视,给MDROs临床治疗及护理工作、医院感染控制工作均带来了极大的困难[4]。因此,加强MDROs医院感染管理尤为重要。
本次MDROs监测标本来源结果显示,痰标本占首位,血、尿标本送检率较低,应加强血、尿标本的采集。产ESBLs大肠埃希菌主要分离自尿标本。原因如下:(1)可能与患者手术及导尿管置入与维护方面有关[5]。(2)进行主动监测筛查,患者在入院时已是MDROs感染或定植者。(3)与大量使用第3代头孢菌素而诱导细菌产生ESBLs有关[6]。(4)与治疗用药病原微生物送检增高有关,送检率逐年提高。从科室分布来看,MDROs感染患者在ICU、神经、神经内科多见。
MDROs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为主,其次是泌尿道,提示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是进行监测与感染预防控制的重点部位[7,8]。在MDROs中产ESBLs大肠埃希菌和MRSA两项合计占MDROs总数的60.59%,应作为多药耐药菌监测的重点菌株。MRSA主要分离自痰标本,是ICU主要病原菌。
在对MDROs患者进行目标性监测的同时,注重感染病例的监测,及时发现MDROs感染的危险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控制措施。在MDROs感染病例监测与控制过程,单间隔离率只有33.58%,66.42%实施床边隔离,是患者居多的原因,因此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不高,只有45.99%。临床医护人员基本做到隔离标识使用与无菌操作。但未愈率仍很高,临床控制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9,10]。
总之,MDROs患者目标性监测要提高医护人员对MDROs的认识,掌握MDROs感染的防护、手卫生、消毒隔离、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等预防与控制方法。专职人员加强预防与控制MDROs感染措施的督查,及时发现MDROs定植者,早期诊断感染患者,采取一系列有效的干预措施提高治愈率及控制MDROs在院内传播。
摘要:目的 通过对临床科室多药耐药菌(MDROs)目标性监测,了解MDROs分布,评价干预效果,为临床有效控制MDROs感染提供依据。方法 2013年1月-2014年7月对137例MDROs感染病例进行目标性监测与实施干预,每天通过LIS系统监测全院MDROs,并到科室督查实施。结果 分离出病原菌759株,其中多药耐药菌株137株,占18.05%;主要来自痰,占31.39%;大肠埃希菌居第1位,占44.53%;ICU是MDROs主要来源;单间安置率33.58%,隔离标识使用率66.42%,手卫生依从性45.99%,无菌操作98.54%;137例患者中,治愈53例(38.69%),好转6例(4.38%),未愈68例(49.64%),自动出院9例(6.57%),死亡1例(0.73%)。结论 在MDROs预防控制中,重点关注ICU及大肠埃希菌感染预防控制工作,MDROs未愈率较高,治疗效果差,临床控制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多药耐药菌,医院感染,目标性监测,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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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药耐药菌 篇3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细胞
C57BL/6N小鼠及Lewis肺癌细胞(中科院上海生物研究所提供)。
1.2 主要试剂与仪器
基因重组人IL-2(美国PEPRO TECH公司);CD3单抗、基因重组人IL-1、基因重组人IFN-γ(北京邦定生物医学公司);RPMI 1640培养液和新生牛血清(美国Hyclone公司);淋巴细胞分离液(天津灏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RT-PCR试剂盒(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出品);mdr1和β-actin(上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DEPC、Trizol(Sigma产品)。LipofectamineTM2000(Life and Technologies,MD,USA),鼠抗人P-gp单克隆抗体(Neomarker公司)。OLYMPUS光学显微镜(日本),紫外分光光度计(日本),PCR仪(Pharmacia公司),BIO-RAD680型酶标仪(美国)。
1.3 方法
1.3.1 CIK细胞的制备及细胞培养
见文献[3]。
1.3.2 基因转染
实验分三组,A:CIK细胞(未转染组);B:CIK细胞(转染组);C:CIK细胞(转染空载体组)。质粒pHamdr由伦敦大学医学院Tavassoli博士惠赠,mdr1基因全长cDNA 4 400bp,来自人类多药耐药KB细胞系。具体步骤按Lipofectamine TM 2000试剂说明书上操作。转染前1 d细胞计数接种于96孔板,每孔1.0×105个细胞,待培养板中细胞密度达到80%融合时,分组转染,转染后于37℃、5%CO2饱和湿度的CO2孵箱中孵育,4 h后更换完全培养基。
1.3.3 RT-PCR检测mdr1基因表达[4]
应用Trizol提取转染前及转染后CIK细胞总RNA,RT-PCR试剂盒检测mdr1基因表达水平。
1.3.4 MTT检测CIK细胞对顺铂敏感性的变化
收集转染前后的CIK细胞,以1×104个/孔接种于96孔板,每组设置5种不同药物浓度,每孔加入100、200、300、400、500μg/L顺铂,同时设置未经处理的细胞作为对照及用完全培养液的空白组,每组设3个复孔。培养48 h后每孔加入20μl MTT(5 mg/ml),37℃孵育4 h后弃上清,每孔加200μl DMSO,振荡10 min,用酶标仪在570 nm波长处读取吸光度(A)值。计算半数抑制浓度(IC50)[5],比较转染前后CIK细胞的耐药性。
1.3.5 Western blot检测转染前后CIK细胞中P-gp蛋白表达的变化[6]
分别提取转染前后的CIK细胞总蛋白,以β-actin为内参,Western blot检测转染前后细胞中P-gp蛋白表达。测定蛋白浓度后,取样进行SDS-PAGE电泳,转至硝酸纤维素膜,室温封闭1 h,含0.05%Tween-20的TBS缓冲液(TB-ST)洗3次;鼠抗人P-gp抗体(1∶1 000)4℃孵育过夜,TBST洗3次,二抗(羊抗鼠,1∶5 000)37℃温育1 h,ECL增强化学发光显色系统显色。
1.3.6 细胞毒活性的检测
以转染前后的CIK细胞为效应细胞,Lewis肺癌细胞为靶细胞,于96孔培养板各孔以不同效靶比(20∶1、15∶1、10∶1)分别加入效应细胞和靶细胞。同时设置单独效应细胞组和单独靶细胞组,另外同时设立空白对照组,每组设5个复孔、37℃、5%CO2孵箱中培养4 h,MTT显色法检测两组中CIK细胞的杀瘤活性[7]。杀伤率(%)=[1-(A靶细胞-A效应细胞)/A靶细胞]×100%。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SPSS 10.0软件进行t检验和分析相关直线。以P<0.05为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RT-PCR检测转染后CIK细胞mdr1基因的表达
转染后CIK细胞具有mdr1基因的转录产物mRNA的表达,转染前的CIK细胞及转染空载体的CIK细胞无明显mdr1基因表达。
2.2 转染后CIK细胞耐药性的改变
MTT实验结果表明,转染mdr1基因后的CIK细胞对顺铂的耐药性明显提高,转染后CIK细胞对顺铂的IC50分别是转染前CIK细胞的46.5、30.9、52.5倍。结果表明,转染后CIK细胞与转染前CIK细胞对顺铂的IC50相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见表1。
2.3 转染前后CIK细胞中P-gp蛋白表达的变化
在转染mdr1基因后CIK细胞中,P-gp的表达较转染前的CIK细胞及阴性对照组CIK细胞明显增加,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图1。
2.4 细胞毒活性检测结果分析
转染前后CIK细胞对Lewis肺癌细胞的杀伤活性在不同效靶比时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2。
3 讨论
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已成为治疗肿瘤的辅助手段之一,尤其在消除微小残留病变和骨髓净化等方面已取得较好疗效。CIK细胞是一类非MHC限制性的广谱的免疫活性细胞,其主要效应细胞为CD3+CD56+细胞,在培养过程中,在多种细胞因子或单克隆抗体的协同作用下,人体外周血中PBMC大量扩增,并长期保持活跃的生长趋势(持续2~3周)。一些非活性细胞在多种细胞因子的共同刺激下,激活为有细胞毒作用的CIK细胞[8]。
在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中,CIK细胞具有增殖速度快、杀瘤活性高、杀瘤谱广等独特的优势。CIK细胞以CD3+CD56+T细胞为主要效应细胞,同时没有T淋巴细胞杀伤时的MHC限制性,故对于多种肿瘤细胞系以及新鲜肿瘤组织均表现出强大的杀伤活性[9]。
在临床疾病缓解期应用CIK细胞的目的是消除微小残留病,减少或防止复发。但是一些病例在CIK输注后即短期复发,需要化疗药物控制疾病,由于CIK细胞对化疗药物敏感,故输注的CIK细胞极易被化疗药物杀灭。如果能将mdr1基因转入CIK细胞使其产生多药耐药性,延长CIK细胞的寿命,则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Nagaraj等[10]将包含人IL-2基因片段的重组质粒用电穿孔法导入CIK细胞,并与树突状细胞(DC)共同孵育后治疗胰腺癌,体外检测发现转染后CIK
细胞在增殖率和细胞杀伤活性上均高于未转染细胞。
Finke等[11]应用腺病毒增强的CD3受体介导的基因转染方法将IL-7基因成功转入CIK细胞,本研究将mdr1基因转入CIK细胞观察转基因后的CIK细胞是否能够产生多药耐药性,同时观察是否能够保持原有的肿瘤杀伤活性,这将有可能使临床应用化疗的同时进行CIK细胞治疗。本研究利用基因转染的方法成功地将mdr1基因转入CIK细胞,转染后的CIK细胞mdr1基因表达阳性,同时P-gp表达量增加,并表现出对顺铂的耐药性,转染前后CIK细胞对Lewis肺癌细胞的杀伤活性在不同效靶比时无显著性差异(P>0.05),表明转染后
多药耐药菌 篇4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物与试剂
乳岩宁方由柴胡、法半夏、黄芩、太子参、甘草、生龙骨、生牡蛎、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中药组成;RPMI-1640培养液 (美国GIBCO公司) , 阿霉素 (ADM, 意大利法玛西亚普强公司, 批号20060101) , MTT试剂 (Sigma公司) , 胎牛血清 (美国GIBCO公司) ;ERCC1单抗 (美国LAB VISION公司, 1∶50浓缩液) , 羊抗鼠辣根过氧化物酶二抗 (Sigma公司) 。
1.2 细胞株
乳腺癌敏感细胞株MCF-7及其耐药细胞株MCF-7/Adr均购自北京伯乐生命科学发展有限公司。
1.3 仪器
台式离心机 (Sigma公司) , 超净工作台 (苏净集团安泰公司) , CO2培养箱 (美国SHELLAB公司) , 电子天平 (梅特勒-托利多公司) 。
1.4 方法
1.4.1 乳岩宁方水煎剂的制备
按料液比1∶10的比例水煎煮1.5 h后, 再按料液比1∶5比例水煎煮1 h, 收集2次水煎液, 过滤, 弃去药渣, 将滤液减压浓缩至2.5 g/m L (1 m L相当于生药2.5 g) 。取适量药液用无菌水将乳岩宁配制成25 mg/m L的浓度, 3 000r/min离心30 min, 取上液, 用0.22μm孔径的微孔滤膜过滤除菌, 4℃冰箱保存备用。
1.4.2 细胞培养
MCF-7细胞接种于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 置37℃、5%二氧化碳、饱和湿度的培养箱中培养, 每2~3 d进行换液传代培养。MCF-7/Adr细胞接种于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 在培养体系中加入质量浓度为1 mg/L的ADM维持其耐药性, 培养条件同MCF-7细胞, 实验前两周用不含ADM的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培养。
1.4.3 MTT法检测细胞药敏性
体外药敏试验采用常规MTT法, 分别取对数生长期的MCF-7细胞和MCF-7/Adr细胞离心弃上清, 用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调整细胞数为2×108/m L, 将细胞悬液接种于96孔培养板中, 200μL/孔。以MCF-7/Adr加乳岩宁方水煎液 (质量浓度分别为2.5、5、10、20及40μg/m L) 为实验组, 用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代替乳岩宁方水煎剂为对照组, 以MCF-7加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作为阴性对照。各组均设3个平行实验。置37℃, 5%二氧化碳饱和湿度培养箱中培养72 h后, 加入MTT 20μL (5 g/L) , 继续培养4 h, 离心弃上清液, 每孔加入DMSO 200μL, 避光置震荡器上震荡5min, 用酶标仪测定490 nm波长的吸光度 (A) 。按照公式计算抑制率 (inhibit rate) 。抑制率= (1-实验组平均A/对照组平均A) ×100%。确定抑制率≤5%的药物浓度为乳岩宁提取液的非细胞毒性浓度。
1.4.4 药物耐药性逆转
取对数生长期的MCF-7/Adr细胞离心弃上清液, 用含10%小牛血清的RPMI 1640培养基调整细胞数为2×108/m L, 将细胞悬液接种于96孔培养板中, 200μL/孔。加入5种浓度倍增的ADM (1.5、3、6、12及24 mg/L) 。实验分组: (1) MCF-7/Adr组; (2) MCF-7/Adr+非细胞毒性浓度的乳岩宁方水煎剂; (3) MCF-7/Adr+维拉帕米 (VPL) (10 mg/L) 。按照2.3项MTT法分别计算MCF-7、MCF-7/Adr细胞的ADM IC50, 并求出逆转倍数。计算公式为:逆转倍数=不加乳岩宁的IC50/加乳岩宁的IC50。
1.4.5 蛋白印迹法检测ERCC1
取对数生长期的MCF-7和MCF-7/Adr细胞分别离心弃上清, 用含10%小牛血清的RPMI 1640培养液调整细胞数为2×108/m L。将1 cm2玻片放入6孔板中, 第1孔设为阴性对照 (加入稀释成2×108/m L的MCF-7细胞悬液0.5 m L) , 其余5孔均加入稀释成2×108/m L的MCF-7/Adr细胞细胞悬液0.5 m L, 第2孔设为空白对照 (未加乳岩宁方水煎剂) , 其余4孔在MCF-7/Adr贴壁后加入非细胞毒性浓度的乳岩宁方水煎剂工作液 (100μL/孔) , 各组均设3个平行实验。置37℃、5%二氧化碳、饱和湿度培养箱中分别培养48、72及96 h, 分别检测乳腺癌细胞株MCF-7和MCF-7/Adr中的ERCC1的表达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本实验所得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包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乳岩宁水煎剂对MCF-7细胞和MCF-7/Adr细胞的细胞毒性
乳岩宁水煎剂对MCF-7细胞和MCF-7/Adr细胞均有抑制作用, 随着浓度增加而增加, 呈剂量依赖性。乳岩宁水煎剂对MCF-7细胞的非细胞毒性剂量 (抑制率≤5%) 为6.25μg/m L, 低细胞毒性剂量 (抑制率10%~15%) 为12.5μg/m L, 本实验采用非细胞毒性剂量的乳岩宁水煎剂为最佳逆转浓度。乳岩宁方水煎剂对MCF-7和MCF-7/Adr细胞的IC50分别为89.6μg/m L和92.3μg/m L, 两者差异没有显著性, 提示MCF-7/Adr细胞对乳岩宁方水煎剂不具有耐药性。
2.2 乳岩宁方水煎剂对MCF-7/Adr细胞耐药性的逆转作用
单用ADM作用于MCF-7/Adr和MCF-7细胞的IC50分别为 (8.75±0.39) μg/m L和 (0.41±0.11) μg/m L, 其耐药倍数为21倍。乳岩宁方水煎剂对MCF-7/Adr细胞的逆转倍数见附表。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 (6.25μg/m L) 后, 其IC50平均为4.14μg/m L, 较单用ADM组有显著性差异 (P<0.05) , 逆转倍数 (RF) 为2.11倍, 而加入10μg/m L VPL后的IC50平均为2.05μg/m L, 与单用ADM和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 (P<0.05) 。
2.3 乳岩宁方水煎剂对MCF-7/Adr细胞中ER-CC1表达水平的影响
由附图可知, ERCC1在MCF-7/Adr细胞中的表达水平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升高, 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后, 其表达水平与未用乳岩宁方水煎剂时相比均呈下降趋势, 差异有显著性 (P<0.05) , 表明乳岩宁水煎剂对下调ERCC1的表达作用明显。
注:1) 与ADM组相比, P<0.05;2) 与ADM+乳岩宁水煎剂组相比, P<0.05
1、a分别表示未加乳岩宁方水煎剂0 h和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0 h时ERCC1表达水平;2、3、4分别表示MCF-7/Adr未加乳岩宁方水煎剂在48、72及96 h时ERCC1表达水平;b、c、d分别表示MCF-7/Adr加入乳岩宁方水煎剂在48、72及96 h时ERCC1表达水平
3 讨论
乳腺癌化疗耐药是影响患者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 对于临床进行新辅助化疗后无缓解或治疗后复发的患者往往只有换药再化疗, 且容易发生多药耐药;另外还有直接接受手术的患者, 由于无法对其化疗效果进行评价, 其耐药的发生机制便无从知晓[5,6]。因此, 探索乳腺癌的耐药逆转机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医文献对乳腺癌早有记载, 被称为“乳石痈”、“乳疳”、“乳岩”等, 后世称此病为乳岩沿用至今。根据“乳岩”的病因病机特点, 现代中医学提出治疗乳腺癌宜采用扶正固本为主、驱邪抗癌为辅、注重调理肝脾的治疗原则。乳岩宁方剂是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基础上加减化裁而来, 方中用柴胡为君, 以通表里之邪而除胸满, 以太子参、半枝莲为臣辅之;加生龙骨、生牡蛎, 收敛神气而镇惊为佐, 重镇安神, 以治烦躁惊狂;而白花蛇舌草入心、肝、脾三经, 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活血止痛的功能, 辅助治疗恶性肿瘤[7]。
以往的研究表明, 乳岩宁方具有一定的抑瘤作用, 可能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来实现, 乳岩宁还能提高裸鼠的脾指数[8], 而乳岩宁血清联合阿霉素可以下调HER-2及p53的表达[9]。关于乳岩宁方水煎剂对乳腺癌细胞MCF-7/Adr多药耐药性的逆转作用的研究未见报道。本实验通过细胞药敏试验发现, 乳岩宁方水煎剂能明显抑制MCF-7和MCF-7/Adr细胞的生长, 并且IC50接近, 提示乳岩宁方水煎剂是有效的抗肿瘤药, 且MCF-7/Adr细胞对其不具有耐药性;乳岩宁方水煎剂无论对MCF-7还是对MCF-7/Adr细胞均有一定的细胞毒性作用, 这种细胞毒性作用呈剂量依赖性, 采用非细胞毒性浓度的乳岩宁水煎剂进行体外研究, 发现乳岩宁水煎剂能部分逆转MCF-7/Adr细胞对阿霉素的耐药性, 其逆转倍数为2.11倍。结果表明乳岩宁方水煎剂能部分逆转MCF-7/Adr细胞对ADM的耐药性, 提高MCF-7/Adr细胞对ADM的敏感性, 初步证明了乳岩宁方水煎剂是一种治疗乳腺癌的方剂, 同时又是一种耐药逆转剂。
多药耐药菌 篇5
1多药耐药的研究现状
多药耐药 (MDR) 是指肿瘤细胞对作用于它的药物产生耐药的同时, 也对不同种类和结构的其他未作用于它的药物产生耐药性。肿瘤的MDR现象产生的途径较多, 有其复杂的分子学基础, 其中研究较多的几种机制为:药物摄入减少或者药物外排增加;药物作用的靶分子改变;药物灭活酶表达增加;药物代谢障碍;DNA修复机制障碍或DNA多聚酶活性改变等[1,2,3,4]。在MDR的形成中, 这些耐药机制可能单独或联合起作用。随着MDR研究的不断深入[5,6], 针对不同的耐药机制, 已经发现一系列逆转剂, 而相对理想的MDR逆转剂通常具备以下特点:安全, 对正常组织毒性小;在体内及肿瘤细胞能达到体外有效浓度;本身具有一定的抗肿瘤活性;稳定且体内半衰期较长;其代谢物也有效。所以, 加大对逆转剂的研究, 不仅可以深入了解MDR现象, 也为肿瘤的临床治疗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2国内外对化疗药物MDR的机制研究及应用
2.1 MDR现象的临床研究
国外大量随机研究表明[7], 膀胱内灌注化疗药物可使浅表性膀胱癌术后近期复发率下降15%~20%, 远期复发率下降6%左右。临床膀胱灌注多采用单种药物, 不能达到理想效果, 而三药联合应用鲜有报道。复发的存在除了因膀胱肿瘤的多中心生长、手术导致的肿瘤细胞脱落种植以及残余病灶等因素外[8], 可能与肿瘤的MDR有关, 因此MDR成为近年来肿瘤临床和基础研究中的热点。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化疗仍存在许多问题, 其中MDR是化疗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多种因素可引起MDR, 其中人们研究最多、最广的是P2糖蛋白 (P2gp) 机制,
体外研究证实, 人膀胱癌细胞系经阿霉素 (ADM) 等化疗药物诱导后可以产生对多种无关抗细胞毒性药物的交叉耐药性[9], 已有研究表明化疗后复发肿瘤MDR21 mRNA表达有明显增强。这提示化疗药物诱导的MDR与膀胱癌术后复发有关, 是膀胱内灌注化疗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李晓飞等[10]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41例, 膀胱癌的P2gp表达情况, 总体阳性率63.41%。25例初发肿瘤的P2gp表达阳性率48% (12/25) , 而化疗后复发肿瘤的P2gp表达阳性率高达87.5% (14/16) 。复发肿瘤的P2gp表达阳性率显著高于初发肿瘤, 这提示可能由于接触抗癌药物后MDR21基因扩增及P2gp过度表达, 致使化疗失败, 肿瘤复发[11,12]。MDR21高表达可导致肿瘤对多种药物发生耐受, 但不是对所有药物都耐受[13];MDR21基因表达主要可造成肿瘤对几种亲脂性药物产生程度不同的耐受, 其中对生物碱类高度耐受, 对蒽环类中度耐受, 对依托泊苷 (Vp216) 等低度耐受, 对烷化剂或抗代谢类药物不耐受, 故在MDR21阳性表达的患者化疗方案中, 临床医师应注重对顺铂 (DDP) 、52Fu和氮芥的应用对阴性和低表达患者可选用生物碱类、蒽环类和Vp216类;而对阳性患者可同时增用MDR21逆转剂、增敏剂等, 以增加临床化疗效果。
2.2 目前临床药物治疗抗耐药性的用药途径及前景
多药耐药菌 篇6
关键词:PND,乳腺癌,多药耐药,逆转作用
乳腺癌多药耐药机制的产生十分复杂, 是影响临床治疗效果及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 已开发或正在研发的肿瘤耐药逆转剂多数由于毒性大, 在人体内难以达到体外有效逆转浓度[1,2], 寻找高效、低毒的新一代肿瘤耐药逆转剂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途径, 通过研究笔者发现肿瘤细胞和疟原虫耐药极其相似, 而抗疟药物咯萘啶 (PND) 具有逆转肿瘤多药耐药的作用特点[3], 为此, 本研究选择2014年1月-2015年1月在本院收治的64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旨在探讨PND对乳腺癌多药耐药的逆转作用, 现整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5年1月本院收治的64例乳腺癌患者,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32例, 均为女性。观察组年龄29~68岁, 平均 (52.5±6.4) 岁;乳腺癌类型:单纯癌16例,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10例, 腺癌6例。对照组年龄31~69岁, 平均 (51.8±5.7) 岁;乳腺癌类型:单纯癌14例,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12例, 腺癌6例, 两组患者年龄、病情等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单纯接受化疗治疗, 观察组给予口服PND配合化疗进行治疗, PND剂量为第1天3片/次, 共2次, 以后3片/次, 1次/d, 直至化疗结束。观察两组临床疗效, 比较两组患者免疫指标变化情况及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1.3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仅2例治疗后病情进展, 临床治疗总控制率为93.75%;对照组6例病情进展, 总控制率为81.25%,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两组治疗前后免疫指标变化
对照组治疗后CD3+、CD4+、CD4+/CD8+及NK值均较治疗前有所下降, 而观察组均有所提高, 观察组CD3+、CD4+、CD4+/CD8+及NK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2.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患者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及社会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3。
例 (%)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分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乳腺癌已成为深圳女性的第一杀手, 且呈年轻化趋势, 化疗是肿瘤治疗的三大手段之一[4,5], 在乳腺癌的治疗中起重要作用, 然而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是乳腺癌化疗失败的最主要原因[6,7]。肿瘤细胞的多药耐药成为肿瘤治疗的一大难题, 亦是现阶段临床肿瘤研究的一大热点。至今尚无肿瘤耐药逆转剂, PDN在我国对疟疾的治疗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有研究表明, 肿瘤多药耐药机制与疟疾对氯喹的耐药机制具有高度相关性, 从而推断咯萘啶对肿瘤的多药耐药逆转可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且有相关药理试验也证实了这一推断[8]。本研究旨在探讨PDN对乳腺癌的逆转作用。结果显示, 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控制率为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躯体、角色、情绪功能等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 , 表明PDN可有效提高乳腺癌总控制率, 改善患者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两组患者治疗前CD3+、CD4+、CD4+/CD8+及NK均不同程度低于正常值。治疗后观察组各指标均有所提高, 对照组均进一步下降, 提示PND可有效提高乳腺癌患者的免疫功能。
综上所述, PND对乳腺癌多药耐药逆转作用显著, 对改善患者免疫功能,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在今后的临床工作当中, 应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 改善临床治疗效果, 提高临床治疗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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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药耐药菌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我院自2008年3月至2011年7月收治的721例耐多药结核感染患者进行分析, 男427例, 女294例, 年龄19~76岁, 平均 (54.9±2.4) 岁, 病程4个月~13年, 平均 (4.9±0.6) 年。
1.2 检查方法
1.2.1 标本采集
采集痰液标本前嘱患者用温开水漱口, 去除口腔内大部分细菌, 然后用力自深部将痰液咳入无菌瓶内送检。
1.2.2 方法
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Bact-3D全自动微生物培养仪进行细菌培养。将痰标本经相应处理后接种于培养瓶中放入生物梅里埃Bact-3D微生物培养仪进行细菌培养, 观察记录菌落情况。然后采用K-B药敏纸片扩散进行耐药性检测。
2 结果 (表1)
经过对耐多药结核感染患者的病原菌检测, 共获得病原菌659株 (38例为双重感染) , 以革兰阴性菌感染为主, 共检出革兰阴性菌403株 (61.2%) , 革兰阳性菌97株 (14.7%) , 真菌159株 (24.1%) 。革兰阴性菌中以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感染最多, 革兰阳性菌中以葡萄球菌感染最多, 真菌以白色念珠菌感染最多。
对青霉素、苯唑西林、头孢他啶、庆大霉素、红霉素、环丙沙星、万古霉素、阿米卡星等抗生素进行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 革兰阴性菌对青霉素、苯唑西林、红霉素的耐药性高, 占83.2%, 对阿米卡星、环丙沙星、头孢他啶较为敏感;革兰阳性菌对青霉素、克林霉素耐药率高, 占84.4%, 对万古霉素较敏感。
3 讨论
近年来, 随着结核病人的不断增多, 高耐药和耐多药株菌的不断扩散, 已成为全球结核病控制的重要问题。我国是耐多药结核病流行比较严重的国家, 特别是耐多药结核患者结核药物治疗失败, 传染性延长, 使其发生合并感染的机率大大增加。因此, 分析合并感染的病原菌种类、检测患者感染和耐药情况, 指导临床正确合理用药, 减少临床耐药性和感染性的发生。
从本组资料结果中显示, 引起耐多药结核感染的致病菌以革兰阴性菌比例最高, 占61.2%, 革兰阳性菌与真菌感染机率为14.7%和24.1%, 与临床有关报道的结果相近[2~3]。主要原因是由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对多种抗结核药物产生耐药, 免疫力低下, 为一些病原菌创造了致病菌生长条件, 在体内容易发生感染[4]。在耐药性检测中, 由于抗生素在临床上的大量使用和不规则滥用, 导致耐药株菌不断增加, 耐药性不断升高。因此, 对病原菌进行耐药检测分析, 提高药敏性, 为临床合理用药, 提高治愈率提供有效依据。经本组病例药敏检验结果显示, 革兰阴性菌对阿米卡星、环丙沙星、头孢他啶较为敏感;革兰阳性菌对万古霉素较敏感。
摘要:目的 了解耐多药肺结核合并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和耐药情况, 指导临床正确治疗和用药。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721例患者进行痰细菌培养, 并对阳性标本中的659株细菌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结果 感染以革兰阴性菌为主, 共检出革兰阴性菌403株 (61.2%) , 革兰阳性菌97株 (14.7%) , 真菌159株 (24.1%) 。革兰阴性菌对阿米卡星、环丙沙星、头孢他啶较为敏感;革兰阳性菌对万古霉素较敏感。结论 加强耐多药结核患者病原菌感染和细菌耐药性监测, 为临床提供更全面的资料, 指导患者合理用药, 减少感染和耐药性的发生。
关键词:耐多药肺结核,感染,病原菌种类,耐药性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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