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体

消费主体（精选7篇）

消费主体 篇1

摘要：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消费纠纷的年增加,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消费纠纷事件,因此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逐渐成为消费者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新手段。虽然立法上已将起诉主体加以明确,但也给予了一定的限制,而该限制正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关键词：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限制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带来经济交往的不断增加,由此引发的消费群体性纠纷也逐年增加。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确立,对于消费群体纠纷提起公益诉讼逐渐成为消费者维护其权益的新手段。那么何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谁又能提起该诉讼?

一、我国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

从司法实践来看,因侵害消费者权益以及消费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并非是近几年才兴起的,2012年的江苏某消协诉某火锅店案,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那么,什么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首先,要明确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是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一个分支而存在的。民事公益诉讼主要是指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国家专门机关对在民事、经济活动中违反民事、经济法律,导致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甚至是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行为依法提起民事诉讼,其目的是要求人民法院来通过审判形式来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①

而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其的组成部分,主要指的是在经营者存在侵害了或者即将侵害到不特定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的情况下,法律授权的特定的社会组织,为维护该类消费者社会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交由人民法院以审判形式处理此案件的诉讼行为。②

二、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

2013年,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施行,该法第47条对起诉的主体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作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唯一起诉主体才被立法所确定。

但是,该规定是否就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限制于消费者协会?虽然消费者协会作为起诉的主体确实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群体性消费纠纷数量的增加,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便受到了限制。

三、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限制

新民诉法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才能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新消法》中,也只明确了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才具有起诉主体的资格,这就导致了该领域“机关”与“其他组织”的缺失。

(一)“机关”缺失

《民事诉讼法》55条规定的是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才具有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资格,但却未对其中所谓的“机关”的类型详加列举。故在该类公益诉讼中,究竟哪些“机关”才可能享有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资格,在具体单行法律中就有了较为宽泛的理解。虽然我国对于“机关”的概念比较宽泛,类型也众多,但就公益诉讼起诉资格而言,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主体资格不仅是法学界所支持的,③而且也具有司法实践与理论基础。但是,《新消法》的47条中并未有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规定。因此,在该领域,检察机关是无该起诉主体资格。

(二)“其他组织”以及省级以下消协的缺失

由于新《消保法》只规定了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才具有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也就是说,在没有其他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法出台之前,只能由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才能提起该领域的公益诉讼。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处于农村或山区等偏远地区的消费者在其合法权利遭到侵害时,其只能向其所属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消费者协会或去北京寻求中国消费者协会,提起该公益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这也间接导致他们为了节约成本而选择忍气吞声,而不法经营商只会无所顾忌,恶性循环下,损害的只能是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

因此,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资格限定在省以上消费者协会,不仅使得该领域公益诉讼开展受到桎梏,④同时,若涉及特殊领域消费侵权纠纷,具有专业性的社会团体,比如说营养协会、律师协会等,则能够凭借专业特长充分维护受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从新《消保法》实施一年多的实践数据来看,省级以上消协提起的该类公益诉讼并不多见。因此,是否能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对于该类公益诉讼的相关起诉主体资格能否进一步予以明确,不仅关系到对法院受理、审判消费维权案件的指导,也有利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慧.论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J].法商论坛,2012(1).

[2]颜运秋.公益经济诉讼[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72.

[3]刘学在.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解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2).

[4]刘璐.消费公益诉讼的法律构造[J].法学,2013(7).

消费主体 篇2

现象：“80后”纷纷成为有车族

不经意间，“80后”成为了购车新势力，其强劲的汽车购买力逐渐显现。作为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被社会称为“80后”，目前这一群体大约有2亿多人。“80后”集中体现了中国独生子女的特点，如今，这群年龄在27岁以下的“80后”，很多已走上工作岗位，组成家庭并为人父母了。

小鱼刚结婚，本想着分期付款买辆车，可是父母说汽车买回来就要贬值，再分期付款很不值，于是亲情赞助了一辆。

因为考虑到全家人出游的需要，她对车的要求就一个“够大，装得下全家人，包括狗狗”。小鱼对车不大懂，选车时主要以“看着顺眼”为原则，从看车到买车不到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别克凯越两厢车开回家。

而另一位男性朋友米米非常中意越野车，因为“很酷”。自身积蓄和家里支持，终于花12万多买了一辆陆风X9，作了简单的外形改装后，“开出去很拉风”。小芳刚到广州工作一年，爸爸送给她一辆福克斯两厢作为礼物，今年过年她开车从武汉回广州。

身边“80后”的朋友纷纷买了车，有车一族的比例还在继续攀升。现在没有买车的也摩拳擦掌，纷纷打听有哪些新车型推荐。炒股的小宇打算赚一笔后马上买车，“在大城市有车出行很方便”。一位女性朋友最中意黄色的甲壳虫，每当看到马路上驶过的甲壳虫时，她都要目送很远才肯继续前行，并发誓“一定攒钱买一辆”。

调查：购车费用大部分来自家人

记者走访广州多家经销商处了解到，目前来买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很多家长陪着孩子来买车，一般家里已经有了一辆车，第二辆车是送给孩子的“礼物”。

消费主体 篇3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监管主体；权益保护

随着混业经营趋势与金融创新的步伐逐渐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界限慢慢的融合模糊，各个金融产品的复杂性、风险性也越来越明显了，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垄断、操控市场，过度的投机、散播谣言虚假信息等侵犯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在现在金融监管改革中，各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的监管盲区与冲突得到了改变，让金融消费者在市场中受到很好地保护。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的现状

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我国已经实现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监管与金融审慎监管的分类，但是监管主体设置的分离还没有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是由金融审慎监管机构内部形成的，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仍然属于合署型主体设置。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存在的问题

我国存在一定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律，一些机构也做到了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的职责，但是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要求和国际上相比较，在立法、监管模式等方面，我国都有很大的差距，还欠缺许多的经验与不足。

1.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缺位

在我国，金融消费者没有专门的立法，更没有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的制度。在消费者保护的立法中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主要用于实体的商品经济，没有对虚拟经济中的金融消费特点设计，知识对一般的商品消费服务中的消费者权利保护的专门法律。所以，在实践中，金融消费者都没能享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拥有的权利，也不能依据这个法制寻求救济。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缺少专门立法，使消费者应享有的知情权、隐私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都得不到相应的享受，对消费者的保护程度也非常的低。

2.缺乏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各質监部门和消费者协会，都要对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但是金融产品和服务与一般的服务相比较更加的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和监管技能，对金融机构没有监管职权。由于金融协会的宗旨决定了本身行业的利益才是工作的重心，不算完整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很难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3.缺乏金融消费者全力救济的途径

金融机构对工作认识不清晰，动力不足，没有建立完善的消费者投诉受理与处理机构，对消费者投诉的调查和处理应对等制度保障不到位，不能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一个有效的全力救济平台，对金融消费者起不到保护作用。

三、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设置

对于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设置中的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改变我国现在的保护监管主体制度，建立独立综合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

1.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的改变，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由于我国金融分页监管的完成，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建立独立综合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还缺少一定的基础。从实际情况来看，可以对比较分散的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进行分段的整合。在监管部门的基础上，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作为专门的协调机构，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统筹协调，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定期的交流。这样既可以满足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主体需求，又不会给目前的分业监管造成很大的冲击。

2.把金融消费者保护列入到监管目标。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是维护个人的利益，也是预防金融的风险与稳定的需求。金融监管包括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定、安全性，还包括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我国要汲取各国的丰富经验，建立新的金融管理体系，把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审慎监管作为监管目标，努力做到二者重叠，逐渐的确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与金融审慎管理相结合的监管体制。

3.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协调机制。监管协调机制是构建监管资源有效利用和提高效率的基础。当金融消费者保护在不同的机构监管下，要对监管部门更详细的划分。建立“一行三会”的协调机构，避免重复的监管，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好的使用权力的空间。

4.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规，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权利、金融机构、使用的权利与义务、权益保护范围、监管措施等，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提供一个有效的法律保障。

5.划分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界线。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的覆盖范围非常的广泛，在各个监管机构都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下，要建立一个清晰明了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构架，合理的划分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界线。

6.完善技能消费者教育制度。把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等组织都放到教育网络中，通过电视、网络等途径对消费者进行教育，使其对金融知识有个深入的了解，增强消费者的风险防范意识。

四、结束语

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中，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的资源配置建设，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部门的专业化，形成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职能的专业优势。为金融消费者建立一个保护平台，让消费者可以更好的使用自身的权利。改善我国的消费环境，推动我国金融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琳.对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主体问题探讨[D].西南财经大学，2013.[2]赵锋.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研究[J]. 金融发展研究，2013.[3]宋晨晨，叶蜀君.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主体设置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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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网络消费平台的供给主体培育 篇4

宁波的网络购物消费力很强，据淘宝网2010年5月发布的《2009～2010年度中国网购热门城市报告》，宁波的网络购物消费力排名第10[1]。然而，当前宁波的电子商务平台仍以Bto B为主，网络消费平台(包括Bto C和Cto C平台)供给不足。例如，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服装网络消费平台，如淘宝、易趣、拍拍、PPG、Vancl等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宁波则很少。对宁波企业而言，在产品出口下滑的情况下，积极利用网络消费平台，开展网络营销是开拓国内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如何培育网络消费平台供给主体，为宁波企业开展网络营销提供便利，已成为目前宁波电子商务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宁波网络消费平台建设的现状

1.形成了支撑网络消费平台发展的信息化网络基础

宁波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打造“数字宁波”，是国家城市信息化试点城市、电子商务试点城市、全国制造业信息化示范城市、中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优秀示范城市、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批准的国家信息化与电子政务知识及技能培训试点城市、国家有线数字电视试点城市、国家金卡工程试点城市、全国第一个实施电子支付的城市、中国人民银行国际银行卡联合标准(EMV)试点城市和多功能卡应用试点城市、国家金卡工程RFID应用试点城市。2009年，“世纪互联”在宁波落户。“世纪互联”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电信中立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该公司将在宁波投资10亿元，建设华东地区互联网数据中心，该项目可进一步完善宁波的互联网发展环境。

2.培育了一些本地网络消费平台

宁波已培育了一些本地网络消费平台，有代表性的是“82生活网”、“太平鸟Bto C平台”、“宁波114go”、“三江购物网”等Bto C平台。

“82生活网”创立于1999年底，是宁波首家实现在线提交、在线支付的专业电子商务Bto C网站，主要面对本地消费者开展大众快速消费品的网上购物、配送上门服务。“太平鸟Bto C平台”是2008年9月成立的太平鸟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太平鸟魔法风尚服饰有限公司建立的以服装网络购物为主要业务的新兴Bto C平台。“宁波114go”是浙江通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114”合作建立的，包括“114go吃乐汇”和“114go购乐汇”两个子品牌，是2009年7月开始运行的宁波同城网上购物平台。“三江购物网”是三江超市于2009年7月开通的网上购物网站，是宁波首家开展网购的超市。

3.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知名电子商务企业进驻宁波

宁波外向型经济发达，全市有中小企业10万多家，其中1万多家企业从事外贸业务。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较高，其中95%以上都在利用互联网开展业务。宁波外向型经济发达的优势吸引了众多大型电子商务企业来此地投资。阿里巴巴、慧聪网、中国制造网、网上广交会、环球资源和特佳易等，都陆续在宁波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建立了外贸电子商务基地，业务发展得都很快。

4.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

为了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开拓海内外市场中的积极作用，宁波市政府设立了电子商务试点专项资金，并出台了《电子商务试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专项资金的扶持对象及条件、补助标准、资金拨付、监督和绩效评价。扶持对象为在宁波市注册、经认定的电子商务试点企业。

依托宁波发达的产业集群经济，市政府提出了打造“中国行业网站总部基地”，于2009年2月出台了《宁波市行业网站技术孵化平台管理暂行办法》。该平台采用政府引导建立、市场化运作、企业自愿入驻、政府择优扶持的运作方式，提供发展行业网站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业务拓展服务和技术支持，并为符合条件的全市行业网站企业提供免费或优惠的相关服务。

宁波网络消费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1.网络消费平台供给不足

宁波已发展了一批立足于优势产业并逐渐走向全国的垂直化Bto B平台，例如，中塑在线、宁波模具网、中国海商网、中废网、亚洲文具网等。但是，与较快发展的Bto B平台相比，网络消费平台发展滞后，导致平台供给不足。一是缺少知名的Cto C平台;二是现有的Bto C平台主要是面向本地消费者，缺少面向国内外消费者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Bto C平台。

2.优势产业未建设和充分利用网络消费平台

以服装业为例。目前，国内主要的服装网络消费平台有(见下表)：

服装业是宁波一个重要的、与电子商务结合非常密切的产业。虽然服装企业众多，也拥有很多知名的服装品牌，但是利用网络消费平台的进展较慢，服装网络消费平台较少。从上表可看出，服装网络消费平台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

3.网络消费平台建设人才储备不足

网络消费平台建设需要大量的既懂信息技术、又懂商务和管理的复合型电子商务人才，而宁波这方面的人才储备不足，已成为制约网络消费平台建设的“瓶颈”。导致电子商务人才储备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不完善。虽然宁波许多高校都设立了电子商务专业，但是与其他较成熟的专业相比，由于这一专业设立的时间短、内容新、任务重，正处于探索和不断完善阶段，因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还存在着方向细分不足、课程体系缺乏有机集成、重理论轻实务、教师专业素养不高等问题。

宁波网络消费平台的供给主体分析

1.网络消费平台的培育重点

网络消费平台包括Bto C和Cto C。宁波应重点培育Bto C平台，主要因为：

(1) Cto C平台的行业进入门槛太高。

目前，Cto C领域已形成了“一强独大、四足鼎立”的市场格局，主要的Cto C平台包括“淘宝”、“易趣”、“拍拍”、“有啊”。下表对它们进行了比较。

(2) Bto C逐渐替代Cto C成为网购主流。

我国网购市场主要源于Cto C的兴盛。尽管目前网购市场仍是以“淘宝”为主的Cto C占绝对优势，但是Bto C的迅猛发展势头却被更多人看好。如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宋玲表示：“Bto C或将代替Cto C成为电子商务的主流。”此外，全球金融危机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模式。传统制造业如家电领域的创维、海信等，传统实体零售商如苏宁、国美，近两年纷纷自建网上商城，利用网络平台拓展市场。当前的Bto C电子商务，如IT、家电、服装、日用品、母婴用品等商品一应俱全，不仅销售领域覆盖了各个层面、经营领域不断向纵深发展，而且Bto C平台提供的商品在质量、品牌、售后服务等核心环节上，与Cto C平台相比拥有竞争优势。Cto C平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布局代表网购未来趋势的Bto C业务，如“淘宝”推出了“淘宝商城”、“百度”进军Bto C领域。

(3）宁波的经济特点为培育第三方Bto C平台奠定了基础。

宁波的经济特点———块状经济发达、企业数量众多，使其拥有了培育第三方Bto C平台的优势。宁波块状经济是在自发型和政府推动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实质就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2]，其中消费品产业包括服装、家电、文具、食品、小五金等。宁波企业中的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与大型企业相比，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计算机和网络基础设施薄弱、缺少资金、品牌影响力有限，并且缺少电子商务专业人才，无力自行开发Bto C平台。因此，大部分中小企业的首选是，通过第三方Bto C平台开展网上零售业务。由此形成的对第三方Bto C平台的需求，将促进第三方Bto C平台产生。第三方Bto C平台属于双边市场，需同时向企业和消费者两边用户提供具有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的服务，其盈利能力也取决于拥有的两边用户的数量[3][4]。宁波所拥有的优势产业和大量中小企业，确保了第三方Bto C平台具有充分的企业用户基础，这有利于第三方Bto C平台的盈利和快速发展。

2.网络消费平台的供给主体

Bto C电子商务模式可分为四种类型：生产商直销模式、完全电子零售模式、传统零售结合电子零售模式、第三方交易平台模式[5][6]。宁波网络消费平台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

(1）生产企业。

大型生产企业的规模较大，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丰富，完全有能力自建Bto C平台，典型代表如海尔网上商城。宁波的大型生产企业很多，消费品制造企业主要有雅戈尔、杉杉、罗蒙、维科、博洋、太平鸟等服装纺织生产企业，奥克斯、方太、帅康等家电生产企业，广博、贝发、彬彬、成路等文具生产企业。目前，多数企业开展Bto C电子商务的积极性并不高，未建立Bto C平台，企业网站只是作为宣传和产品展示的工具，没有在线交易功能。少数企业如太平鸟集团，通过成立一个子公司建立了Bto C平台。有些企业与第三方Bto C平台合作，开展网上销售，如雅戈尔与百纷网合作、博洋在淘宝商城开店。因此，宁波的大型生产企业作为Bto C平台供给主体，还需要进一步培育，政府应引导和鼓励更多的大型企业建立Bto C平台。

(2）零售企业。

宁波的主要零售企业包括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乐购、欧尚等大型外资超市，三江、加贝、新江厦、家家乐等本土超市，宁波第二百货、银泰、新世界、新华联、国美、苏宁等购物商场。在这些零售企业中，多数外资超市如沃尔玛、家乐福、欧尚已建立了Bto C平台，但网购业务还未覆盖宁波地区;本土超市只有三江超市建立了Bto C平台;在购物商场中，宁波第二百货利用淘宝商城开展Bto C业务，国美、苏宁已建立了Bto C平台，网购业务也覆盖了宁波地区。在宁波的零售企业中，应将本土超市作为培育Bto C平台供给主体的重点，通过电子商务提高它们的竞争力。

(3）电子商务企业。

主要是指第三方Bto C平台提供商。国内第三方Bto C平台的发展很快，已涌现出8848、淘宝网、搜易得、中商网、搜狐买卖街、新浪商城、163商城、263商城等，几乎每一家门户网站都已加入第三方Bto C交易平台提供商行列，竞争激烈。在宁波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中，Bto B平台数量较多、发展势头较好，但缺少知名的第三方Bto C平台。因此，电子商务企业应抓住Bto C电子商务的发展机遇，担负起建设Bto C平台的重任。

培育宁波网络消费平台供给主体的策略

培育宁波网络消费平台供给主体，需要企业与政府共同努力。企业是主体，而政府主要是制定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

1.企业策略

(1）传统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合作。

利用本地中小企业数量多的优势，采用政府引导、电子商务企业与需求企业合作的模式，培育网络消费平台供给主体。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传统企业迫切需要将核心业务与电子商务技术相结合，通过建立Bto C平台，开拓市场、降低成本。虽然传统企业的电子商务技术实力较弱，但是这也正是电子商务企业的优势所在。通过传统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的合作，可充分利用传统企业的品牌和市场优势、电子商务企业的技术优势，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加快Bto C平台建设。传统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合作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传统企业主导的合作模式，适合大型生产企业和有一定规模的零售企业。在这种模式中，传统企业提出Bto C电子商务需求，寻找实力较强的电子商务企业为其提供技术支持;电子商务企业根据其需求为其建立Bto C平台，传统企业为平台的拥有者。二是电子商务企业主导的合作模式，适合中小企业。在这种模式中，由传统企业提出Bto C电子商务需求，第三方电子商务企业根据其需求开发Bto C平台，并吸引大量的传统企业参与平台建设，在满足传统企业电子商务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第三方电子商务的发展。

(2）集群式发展。

(1) 培育网络消费平台供给主体，离不开软件产业的发展。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软件产业发展实践和成功经验看，集群式发展是软件产业的一种典型发展模式[7][8][9]。从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实践看，Bto B平台产业集群的发展较快，有代表性的是杭州的Bto B平台产业集群，包括阿里巴巴、网易、网盛科技、传化物流等电子商务产业。杭州之所以能迅速形成Bto B平台产业集群，就是得益于产业、市场、人才、文化等优势，其中传统产业集群是Bto B平台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公布的《2008中国百佳产业集群》，宁波共有5大产业集群榜上有名，包括塑料机械、模具、家用小电器和文具等产业集群。然而，宁波的产业集群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产业链不完善、产业发展缺乏上下游产业和相关产业的支持。宁波绝大多数产业集群产业链较短，集群企业的生产经营长期集中在单一产品制造环节上，上下游产业发展的本地化程度严重不足。这不仅导致产业集群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而且因缺乏下游产业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游产业的提升。因此，宁波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应考虑如何延长产业链，而电子商务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建设电子商务平台有助于宁波产业集群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将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有效地整合起来。传统产业集群与电子商务平台产业集群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前者能够支持后者的发展，而后者的发展能够提升前者的竞争力。其中，Bto B平台可使制造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下游批发商、零售商更好地整合，而Bto C平台可使制造企业与最终客户直接接触。从供应链角度看，通过Bto C平台整合客户资源更重要，可为企业带来更多的销售机会和客户信息。 (2) 形成和发展Bto C网络消费平台产业集群。根据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产业集群成功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六个方面：要素条件、需求状况、支持及相关产业、企业战略结构、竞争和机遇、政府的作用[10]。根据这一模型，笔者对宁波Bto C网络消费平台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提出建议：一是改善Bto C平台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建立起有效的高级要素和专门要素的创造机制。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软件产业集群发展看，高校、研发机构与企业相互衔接和紧密结合，能够促进科研成果迅速转化、培养专门人才，从而加快产业集群的发展。虽然宁波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并不少，许多高校都设置了电子商务专业，但是缺乏与企业的合作，研究过于重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因此，宁波应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高校教师和学生到企业参与实践项目，加大对电子商务专业的科研投入力度，特别是面向企业实际的科研项目。此外，还应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高素质的电子商务人才到宁波工作和创业。二是发挥宁波的传统消费产业集群优势，深入研究企业对Bto C的需求，抓住金融危机后发展Bto C平台的机遇。Bto C平台的发展建立在传统消费品生产企业的需求基础之上，电子商务企业应认识到目前Bto C的发展机遇，积极联系传统消费品生产企业，特别是众多的中小企业，帮助这些企业加强学习，尽快转变管理方式，提高对Bto C电子商务的认识;深入了解这些企业的需求，开发符合企业需求的Bto C平台，鼓励传统企业积极参与，通过一批企业的成功示范效应，带动整个传统消费品生产产业参与。三是依托宁波软件产业园区，加快Bto C平台企业的发展。宁波软件产业园区已集聚了大量的软件企业，包括电子商务企业，这些企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软件开发技术基础和经验，是建设Bto C平台的重要力量。政府应鼓励一些实力较强的软件企业向Bto C平台领域扩展，如规模较大的传统软件企业、Bto B平台企业。这些企业可通过直接建立Bto C平台，或向新的Bto C平台企业投资，间接参与Bto C平台建设。四是加强电子商务企业的国内外合作和交流。宁波建设Bto C平台较晚，需要加强与国内外知名Bto C平台企业相互交流、合作、资产重组和兼并，吸取成功企业的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创立Bto C平台品牌。五是政府应加快制定Bto C平台相关的产业发展、人才培养、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加大对传统大型企业自建Bto C平台、第三方Bto C平台的支持力度，逐渐形成Bto C平台产业集群。

2.政府策略

(1）鼓励企业建设或参与Bto C平台。

企业是建设Bto C平台的主体，也是交易主体。宁波的企业数量多，是建设Bto C平台的一个显著优势。政府应利用这一优势，鼓励企业积极建设或参与Bto C平台。一是支持有实力的大型企业自建Bto C平台，鼓励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和高校对这些企业多进行宣传和相关培训，提高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水平;二是支持电子商务软件企业建设第三方Bto C平台，并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参与。

(2）加大对建设Bto C平台的资金扶持。

随着国内Bto C平台不断增多，平台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宁波新建的Bto C平台必然面临着与已有Bto C平台的竞争，需投入大量的资金维持平台运作。为了加快Bto C平台的发展，政府应在其发展初期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还应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建立完善的Bto C平台的税收、财政、金融等资金扶持体系。为鼓励企业自建Bto C平台，政府可按企业Bto C平台建设投入的资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资助。对于第三方Bto C平台，应在其建设初期给予资助和税收优惠，并根据其发展业绩，选择一些技术和运作实力较强的企业，加大资金补助和税收优惠的力度，以促进这些平台尽快在国内产生影响力。发展第三方Bto C平台的关键在于其用户数量。为了帮助第三方Bto C平台扩大用户数量，政府应鼓励企业加入平台，并对加入平台开展电子商务的企业，给予资金奖励。

(3）加强电子商务人才培养。

目前，宁波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缺乏，对此政府应重视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的重点是高校，政府应加大对这一专业建设的投入。一是支持高校引进、培养电子商务专业教师。根据许多高校存在电子商务专业教师缺乏、教师专业素质不高等情况，政府应投入一定的资金，引进、培养一批专业教师。培养教师不仅仅是提高他们的学历，而应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科研条件和更优惠的激励政策，并鼓励他们以各种形式从事商务实践。二是支持高校建设电子商务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加强实验和实习两大环节的教学。目前，高校的电子商务专业课程仍以课堂教学为主，与课程所要求的实践性不符。因此，政府应支持高校建立电子商务实验室，并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建立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和实习的场所，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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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体 篇5

我国的消费率长期徘徊在60%上下, 2004年消费率仅为53.6%, 大大低于7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次贷危机后,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投资、出口不均衡增长带来的问题完全凸显出来, 如何启动中国内需, 特别是消费需求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2008年“欧元之父”蒙代尔建议中国政府发放1万亿元人民币的消费券, 若限期3个月内花费, 可最终拉动经济约1.33万亿元, 相当于单季度GDP的18%。自此以后, 中国一些地市开始先后尝试发放消费券刺激经济。2008年12月, 成都向全市城乡共计发放近3800万元人民币消费券。此后, 杭州市也给市民发放了1亿元人民币消费券。2009年, 南京、武汉、宁波等城市都开始发放消费券, 而且消费券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当前很多城市发放的消费券是政府行为, 也有些是企业行为。政府发放消费券属于政府补贴, 而企业发放消费券是一种促销手段。短期而言, 这两种消费券发行都可能够刺激消费, 但是发放消费券的主体不同, 其传导机制和效果可能会大相径庭。因此, 弄清不同发券主体消费券背后的理论依据以及消费券发挥作用的机制及其经济效果, 对当前正确认识和运用消费券有重要的意义。

二、基于发券主体的消费券经济学分析

1、发券主体为政府时消费券效果分析

凯恩斯思想启示我们在经济出现衰退时政府应该进行干预, 但是具体的干预形式就由政府综合考虑自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选择。在经济复苏时期, 当消费需求上升、收入增长时, 由于加速数原理投资以更大的幅度增加, 投资又通过乘数效应, 推动GDP增加。反之, 在中国面临世界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 政府希望启动消费需求, 达到阻止投资和经济的快速下滑的目标。因此, 政府选择消费券作为干预方式有其必然性, 而且不同形式的消费券对经济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是不同的, 具体分析如下。

(1) 政府发放能产生外部联动效应行业的商品消费券, 能够推动地方经济较快增长。例如杭州是个旅游城市, 旅游业又是外部联动效应非常大的行业, 因此杭州政府选择发行旅游券。旅游券不仅能够带动旅游行业消费, 还能推动当地酒店餐饮、房地产、交通运输等行业消费。此时, 政府发行的消费券传导路径大致为:政府有选择的转移性支出→某种行业商品价格相对下降, 居民实际收入增加→居民该商品消费意愿强→该行业商品消费增加→通过联动效应带动相关行业消费增加→GDP增加。从理论上, 这种类型消费券是推导内需效果比较好的一种, 消费券的消费乘数效应也是最大的。

(2) 政府发放教育培训券能一定程度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显现, 中国一方面企业招用工总量减少, 而另一方面产业转移和企业转型升级加快, 企业对员工技能素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对有高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增加。据调查, 广东省2009年1月份人力资源市场普工求人倍率为0.8, 处于供大于求;但技工求人倍率为1.1, 仍供不应求。发放就业培训券, 进行免费技能培训, 既能提高未就业者的技能, 增加其就业机会, 又能节约企业的一部分培训成本, 促进其扩大再生产。该类型消费券的传导路径为:政府发放教育培训券→劳动者技能提高, 企业培训成本下降→劳动者就业增加, 企业利润情况改善→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增加。由于该类型的消费券并非直接刺激消费, 而是从降低企业成本角度间接影响消费, 因此该类型消费券在短期内拉动内需的效果不会很明显。

(3) 针对某些特定人群发放的消费券, 其社会效应大于经济效应。2008年底, 成都向全市城乡低保户、农村五保户及重点优抚对象发放了近3800万元消费券, 尽管这批消费券的消费率达到100%, 但是正如钟茂初 (2009) 所说, 向少部分困难人群发放消费券, 由于总体数量不多, 不会起到较大作用。因此, 政府向某些特定人群发放的消费券, 其行动本质是一种向弱势群体的照顾性支出, 其社会意义更大。不过, 与直接给特定人群发现金补贴相比, 政府给他们发放实物消费券更能激励消费者进行消费。政府给某些特定人群发放的消费券, 其传导路径大致为: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增加→特定群体实际收入增加→该群体消费增加→GDP短期小幅度增加。

2、发券主体为企业时消费券效果分析

当消费券的发券主体是企业时, 企业个体发消费券或优惠券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企业让利和降价行为。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 其主要社会功能是生产商品出售给消费者, 并借以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在企业通过满足消费者需要以扩大销售、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竞争中, 企业追求能拥有并为竞争对手所不可比拟的一种优越条件和地位——企业竞争优势。企业竞争优势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低成本优势和差异性优势。企业发放消费券实质是行业间和行业内企业之间为保持和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一种竞争手段。

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降低商品的价格, 消费者之间的竞争提高商品的价格,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商品的价格。在当前全球经济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面临衰退的时刻, 企业发放消费券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可能有待商榷, 具体分析如下。

(1) 如果企业面对的消费群体不太注重商品的差异性时, 发放消费券的企业商品会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即发放消费券的企业商品对不发放消费券的企业商品的替代效应非常大。因为用途类似的不同企业商品对于不注重商品差异性的消费者而言是可以完全替代的。因此, 一个企业发放消费券, 必然会导致其他不愿失去市场的企业也发消费券, 从而形成一种变形的价格竞争, 其结果是企业利润会减少, 消费者效用增加。此时消费券的经济效应表现为财富从企业向消费者的转移。从长远来看, 企业追求低成本竞争优势的目标能够促使企业不断降低其生产成本, 从而降低其市场价格, 占领更大市场, 获得更多超额利润。因此, 短期企业发放消费券, 向消费者让利是企业的一种竞争策略, 这部分减少的利润在未来能够弥补, 但是当这种让利引爆企业之间的价格战时, 是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

(2) 如果企业面对的消费者更注重商品的差异性而不太关心其价格时, 发放消费券企业和不发放消费券企业商品之间替代关系不强, 其效果更多表现为消费者现在消费对未来消费的替代。因此, 生产该类产品的企业更多地追求其差异性优势, 这类企业发放消费券带来的经济效应表现为现在消费增加是以未来消费减少为代价。

(3) 如果企业面对的消费者既重视商品的差异性或特色又重视其市场价格时, 企业必须同时关注低成本优势和差异性优势, 发放消费券可能带来企业间或企业内商品的消费替代效应。众多企业同时发放消费券, 一方面可能导致企业间的价格竞争激烈, 另一方面也可能让消费者产生该商品价格可能继续下降的预期, 持有消费券的大部分消费者可能会选择等待。因此消费券的短期消费刺激效果可能并不明显。

三、建议和对策

消费券的发券主体不同, 其经济效果可能大相径庭, 一般而言, 消费券发放主体是企业时, 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不如政府作为主体时效果明显。而政府发放消费券时, 从理论角度分析又以能产生外部联动效应行业的商品消费券的经济效果最好。由此针对发放消费券建议如下。

1、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 合理选择发放的消费券类型

由于各地经济情况和产业结构差异大, 面对的主要问题也各不相同。在地方政府财力允许的情况下, 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地区政府可以发放旅游券, 并且要尽可能扩大旅游券的受益对象;经济基础好的地区政府可以考虑给普通市民发放健身券、体检券等, 给老年人发放家政券、护理券、养老券等,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地区政府可给未就业人员发放教育培训券, 提高其劳动技能, 增加就业竞争力。

2、政府在针对特定群体发放消费券时, 要合理设置发放和使用机制

美国曾经发放一种消费券只能用于购买食品等生活必需品, 而且这种消费券必须到指定的地点或超市特定的窗口内才能使用, 结果导致很多人碍于面子不愿意去领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因此, 国内在考虑发放消费券, 特别帮扶特定群体的消费券时, 也要考虑到此类问题。除此之外, 消费券领取是否方便、使用是否简便、消费券的发放成本等诸多问题都是必须考虑的。比如在消费券使用环节, 政府可与遍布城乡的超市、商店签下采购协议, 尽量方便居住分散的困难群众使用消费券。

3、政府发放教育培训券时, 要注意建立企业与培训机构的良好对接机制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 中国许多企业面临产业升级和转移的问题, 企业处境困难, 政府应该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为企业节约成本, 一方面向失业人员发放培训券, 免费为企业寻找和培训适合企业需要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 可向企业发放培训券, 由企业按自己的需要培训员工。尽管目前不少地区都把未就业人员技能培训列入了政府补贴范围, 但是这种职业技能培训能否真正发挥作用, 其关键还是能否建立企业与培训机构的良好对接机制。

4、规范企业发放消费券的行为

一方面多数企业发放消费券是一种变相的促销手段, 能否打动消费者, 关键取决于商品的价格是否合理。如老百姓大药房在天津、北京等地发放购药消费券颇受到消费者欢迎, 而重庆、武汉、北京等地开发商推出的购房券并没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另一方面企业发放消费券容易引爆企业间的价格竞争。低价格可能会暂时取得市场占有率, 但是长期的低价竞争必然导致企业财力空虚, 给企业经营会带来很大的风险性。因此, 地方政府必须对企业发放消费券的行为进行规范, 避免价格战。

总之, 当前发放的消费券只是导致收入的暂时性波动, 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收入预期和消费习惯。因此, 中国要启动内需还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不高、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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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体 篇6

根据2014 年新《消法》的制度设计,将来出现大规模消费侵权案件时,消费者协会能以原告的身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消费者协会是形式意义上、法律意义上的原告,受到不法侵害的消费者则是实质意义上、经济意义上的原告。消费者协会本质上是消费者的法定代理人,但无需消费者出资聘请律师,也不需要亲自出庭,只是需要证明自己受到了损害,并告知相关的个人信息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分享胜诉利益,实现零成本维权梦想。

中国《民诉法》修改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并损坏社会公共利益时,有资格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民诉法》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机关和组织能提起公益诉讼,在现行的司法环境下,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时很可能出现混乱状态。公益诉求不断出现,法院受理缺乏明确依据,这一矛盾会对法院工作形成一定的冲击。进一步明确主体资格,成为多方共识。

一、法律规定的机关

《消法》中关于公益诉讼原告的规定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但是从立法的层次上来看,虽然它同《民诉法》都属与法律这一位阶,但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程序还是存在差别。3《民诉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般法律,基于此,基本法律效力高于一般法律。4《民诉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作了概括性、指导性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特定领域专门立法,公益诉讼制度由单行法规定。现行《消法》的公益诉讼主体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不仅无法与《民诉法》的公益诉讼制度相衔接,更不能质疑法律规定的机关享有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民诉法》没有明确指出法律规定机关是哪个机关,但国家负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可以通过行政执法的方式,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加以制约,例如工商管理机关查处假冒伪劣商品。行政执法手段不能满足对消费者权益的完善保护的要求,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提起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通过判决制止经营者的不法行为。中国并没有设立专门行政机关保护消费者权益。《消法》第四章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明确了各级政府责任,负有落实消费维权工作的职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也应履行相应的职责。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例,经过多年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内部,专司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部门得以建立和发展,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办法相继出台并在不断完善中,行政执法职能更加明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消费者申诉,调解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争议,查处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因此工商部门有职责保护消费者权益,可以作为法律规定机关代表众多消费者对不法行为提起诉讼。

同时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是适合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在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具体制度进行安排时,可赋予检察机关原告资格。

首先,中国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有法律基础,1《民诉法》第14 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些可以看作是检察机关获得的参与公益诉讼的概括性授权。检察机关自产生以来,就负有监督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有效的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其次,检察机关拥有遍布全国的申诉控告网络,及时收集和受理侵害公共利益的案件具有自身优势,加之检察工作人员有常年的办案经验,工作能力强,可以正确把握和收集相关证据,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具有良好的诉讼主体资格优势。最后,有由检察机关提起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并不违背诉讼法理,还符合国际惯例。在德国,检察机关可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根据公益原则,在诉讼中享有广泛的参与权。在美国,联邦总检察长可因国家利益的需要,介入一切民事诉讼案件,对任何涉及国家利益的民事案件追究责任。法国的《新民事诉讼法典》也有类似规定。2

二、有关组织

按照民事诉讼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的规定,有关组织可以作为诉讼主体,“有关”的界定是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原则上应与其诉求存在一定关联。地方法院的司法实践支持这样的观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立案受理公益性案件时,应当着重审查“原告是否为法律明确规定的机关或同其所诉事项存在一定关联的组织”。

根据这一定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关组织,主要是《消法》第36 条规定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这些组织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为设立宗旨的社会组织。虽然法律规定在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组织的定性上没有什么差别,但实质上两种消费者组织在职能有巨大差异。根据现行《消法》第五章的规定,消费者协会虽然名义上的法律定位是社会组织,但事实上在中国是以“民办官助、民意官办、官民结合”形态出现。各级消费者协会是经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批准成立的,各级财政还会给予必要的经费,并不是某个人或某集团的行为。这些决定了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半官方性质,依法执行着部分行政性事务,而其他消费者组织则没有这样的职能。

有关组织真正介入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是解决公益性纠纷实现公益目的的重要条件之一。一些国家授权各种民间组织代表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这些社会团体在公众消费领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可以有效解决公益性消费纠纷人数众多,不可能全体人员参加诉讼的现实困境,也可以避免“搭便车”问题,司法强制有力地保障了这类社会团体的监督权。

由消费者协会等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是将有共同利益的多数消费者的诉权“信托”给消费者协会等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台湾地区的“消费者保护法”规定,当经营者有重大违法行为时,消费者保护官和消费者保护团体可以向法院诉讼请求停止或禁止。这种不作为之诉,能克服单个消费者力量薄弱的问题,由特定官员和团体行使诉权以平衡双方诉讼实力达到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在德国,关于团体诉讼的立法,强调对权利保护的预防,其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和通说认为团体行使诉权限于不作为之诉。团体行使法律特别授予的不作为请求权,以达到维护经济立法的自由经济或消费者利益的目的。不过消费者团体可以进一步利用“任意的代替诉讼原则”从个人处获得授权,并以自己的名义来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中国消费立法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消费者组织在进行公益诉讼的时候,也可以明确赋予其不作为之诉请求权,还可以基于成员授予的“诉讼实施权”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中国早在2003 年中国便出现了消费者协会支持起诉的公益性案件。2003 年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派出了法律顾问支持“童车伤人案”的儿童家长起诉厂家,并支付了相关诉讼费用,这是广东省首例由消费者组织支持起诉的公益诉讼案件。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在实践中已经走入法庭,进入公众视线。随着新法的实行,消费者协会的监督权获得司法强制保障,将更有力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功能上讲,消费者协会无疑是中国影响最大、体系最健全、发展最成熟的社会团体,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事业中起着中坚作用,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团体中带头人,对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保障社会健康运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消法》明确了部分消费者协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资格,可以加强这部分组织对经营者的监督,也使得消费者协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能有了司法保障。这一规定对于明确和细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具有进步性,但诉讼主体资格限定于中央和省级消费者协会,未与民事诉讼规定的“有关组织”相衔接,排除了其他级别的消费者协会,同时也排除了其他消费者组织。基层的消费者协会更贴近经济生活,其他消费者组织也是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宗旨,都与可诉事项具有天然的联系,依据《民诉法》的立法意图,它们不应该被排除在诉讼主体之外。

三、消费者个人

关于消费者个人能否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原告这一问题,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后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反对观点主要认为:现在中国公民文化水平不高且差距较大,公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缺乏法律素养,加上个人财力有限而公益诉讼难度大、成本高,所以消费者个人不适合提起公益诉讼。同时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机制援助消费者个人进行公益诉讼,放任个人不受限制的提起公益诉讼,容易造成滥诉,浪费司法资源,破坏司法秩序。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消费者个人的素质和经济能力上,但赋予消费者个人主体资格,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行使这一权利,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有能力行使这一权利,更不能以消费者群体中个人的客观条件而剥夺其享有主体资格的权利。这些理由都不能成为限制消费者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有力依据。

无论是《民诉法》,还是《消法》,都没有涉及消费者个人能否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原告的问题。现实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客观存在,一些带有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让人担忧,在公益诉讼上无所作为造成的社会损失将无法弥补。而消费者个人往往是经营者不法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作为最广泛的社会主体,对各种各样的侵权行为接触较多,是公共利益的最忠实的捍卫者和保护者,消费者个人当然拥有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消费者有权对不法行为人提起公益诉讼,保护消费者群体公共利益。

中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每个公民都有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力,普通消费者是中国公民,对消费者公共利益具有扩大了的诉的利益,应当被赋予诉权,这样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如果仅仅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上,容易造成对公益诉讼资源的垄断,造成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动力不足的情况。将原告资格赋予最广泛的社会主体,不仅可以增强动力,而且对于不法侵权者无疑是巨大的威慑。消费者作为经济关系的直接主体,能切身感受到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敏感发现公益侵权行为,事实上多数侵害消费者公益的行为往往最初是由消费者检举和揭露的。因此,消费者可以代表消费者群体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

尽管此次《民诉法》的修改没有明确消费者个人的主体资格,但实践中不乏消费者个人提起的具有公益性质的消费纠纷诉讼。2006 年上海市民邓维捷起诉中国四大商业银行收取ATM跨行查询费用0.3 元,这一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后来此种查询费用在2007 年停止收取。这个具体案件是消费者个人提起的诉讼,看似维护个人私益,但是公益性质明显,以起诉的方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最终迫使不合理收费取消,措施惠及所有消费者。实践中还有许多有类似作用的案例,例如朱燕翎起诉雀巢转基因食品案、李刚博士起诉全国牙防组案。他们的行为早已超出了私益保护范围,为民众谋福利得到广泛支持,是“战斗着的消费者”,无疑成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的重要力量。德国诉讼法学家H·盖茨曾说“:私人为了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不断增多,这种状况被大多比较法学者认为是今后民事诉讼最主要的发展,这一变化可能给民事诉讼的形式和特征带来巨大变化。”

消费主体 篇7

(一) 营业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功能下降。

对我国现有的税收体制而言, “营改增”试点全面推进意味着营业税这一地方主要税收收入将受很大影响, “营改增”对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 而增值税大部分上缴中央将进一步影响地方税收。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一举措, 必然会相对减少地方的税收收入, 增加地方税收征管的难度。因此, 对未来的地方财政而言, 必然迫切需要寻求一个新的可以替代传统营业税的主体税种。

(二) 地方缺乏有实际影响力的主体税种。

营业税作为地方税收来源的主体税种, 伴随着“营改增”推进, 营业税征税范围缩小并被增值税所替代, 其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功能日益下降, 会慢慢退出地方税收范围。而除了营业税之外, 个人所得税虽然也是政府税收收入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其主要作用于调节居民收入, 进行再分配, 缩小收入差距, 促进社会公平, 出于其自身的地区范围差异较大所具有的特殊性及作用意义考虑, 其不能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其次, 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一起受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政策调整, 由地方税转变为中央地方共享税, 其主要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归中央所属, 也使得此两大税种不能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则其余的所属地方税的都是一些零星分布的小税种, 其税收征管难度大, 成本高, 且也都是小额税种, 所以尽管看起来所属地方管理的税种很多, 但是对地方财力起决定性影响且长期稳定的税种却极为缺乏。

二、消费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可行性分析

在美国, 消费税和房产税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所以我国政府及社会各方力量在积极研究房产税的同时, 也在从消费税所具优势及其自身特性方面思考趁此次消费税改革的契机, 使其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可行性。

(一) 地方主体税种的特征。

目前, “成为地方主体财源的税种”已基本达成一个普遍共识, 即应具备以下特性:一是税基较宽, 税源丰富, 且具有增长潜力, 对增加地方税收规模影响较大;二是在收入和地区产业结构方面具有较强的调节性;三是在税收制度方面严密规范, 透明度高, 便于征管。

(二) 消费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优势。

消费税兼具增加财政收入和引导部分商品消费的功能, 改革从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转为在零售环节征收, 具有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优势条件。

1、消费税税源丰富。

我国现有的消费税是仅次于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第四大重要税种。与此同时, 我国现有的进出口增长以及居民消费欲望的不断增加, 进一步提升了消费税未来的征收规模和额度。截至2014年国内消费税实现收入8, 906.82亿元, 且不包括进口环节缴纳的消费税, 而且是以烟酒等14个应税消费品 (不包括新增的电池和涂料) 为征税对象征收的税收规模。如果对消费税进行改革, 将资源性产品和奢侈品消费税纳入, 那么税收规模将会大幅度提升。

2、消费税具有税收的双向调节作用。

将消费税收益归地方所有, 就会激励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 将投资转向与居民消费有关的行业和领域, 实现市场资源的更好配置, 以吸引更多的消费。除此之外, 就需求层面而言, 消费税的征收无疑可以调整居民的消费结构, 引导居民理性消费观念形成, 促使其消费方式科学合理转变。

3、消费税能够有效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营业税是中国第三大税种, 营业税原本全额归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在“营改增”全部完成之后便丧失这部分收入, 加之卖地收入逐渐减少, 以及债务和事权的问题, 这些都给地方财政带来极大的压力。将消费税建设为地方税, 税收收入调给地方, 可以对冲“营改增”造成的地方减收, 这些收入可以激发地方政府在教育、养老保险、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建设,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提高其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地方消费的积极性。

三、消费税建设为地方主体税种构想改革建议

消费税改革应坚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符合国家财政需要, 促进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 在此基础上,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 加强完善消费税立法。

税法是税收的法律表现形式, 是税收制度的核心, 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上。暂行条例的法律效力对于调整约束征纳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当前消费税改革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制定出台一部科学合理有效的《消费税税法》, 而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向则应该遵循有法必依的原则。

(二) 征收范围要做到有增有减。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 “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 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改革首先要取消一些基本生产资料和已经成为大众生活必需品的税种, 比如啤酒、酒精和轮胎等存在重复征税问题的生产资料;其次应将更多的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服务行业和消费产品纳入征收范围, 比如将化学燃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造纸、建材等行业以及高档娱乐场所、私人飞机、高档皮革制品等加入消费税应税品目, 通过实施“有增有减”的消费税政策调整措施, 进一步增强消费税引导生产和消费、促进节能减排、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三) 进行科学合理的税率设计。

消费税税率设计要根据应税商品的特点去调整, 具体来说就是根据消费品的生活必需程度、产品的替代性及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和能耗来设计税率。第一, 对于生活必需程度高的消费商品和服务实行高税率;对于生活必需程度低的实行低税率或者取消税率。第二, 对于可替代性弱的国家严格限制生产和消费的产品待以高税率。第三, 对于高污染、高能耗、对人体危害程度大的产品课以高税率, 例如鞭炮、焰火以及香烟等, 以起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引导理性消费的目的。在此, 也可以充分借鉴国外经验, 按照产品的不同消费档次和价位进行分门别类的消费税率的征收, 以此提升税额征收的差异性, 更为合理地引导消费者的理性消费, 同时也能够帮助生产者进行有序的创新研发, 避免传统单一的生产模式。

(四) 调整消费税由生产环节征收转到零售环节征收。

改变征收环节, 就是把原来在生产和批发环节的消费税推到零售环节, 零售环节征收类似于美国州级为主征收的销售税。这种做法优点是地方政府不会特别热衷于办企业, 而是被激励去优化辖区经营环境, 促成辖区购销两旺, 并同时增强消费者对所消费商品所负担税负的感知能力, 促使其理性消费。从未来我国的税种征收发展趋势而言, 消费税将在生产环节征收转为在零售环节征收, 并成为未来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

(五) 推行“价内税”为“价外税”的改革试点。

从价税关系来看, 目前大多OECD国家都采用“价外税”的计税方法, 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 将我国的消费税从商品价格中剥离出来, 可以采取试点改革的方式, 加强对专用发票的管理, 在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税款和价款, 让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时了解自己所承担的消费税款的多少, 引导其理性消费, 同时进一步增加对商家缴税的制约力度, 增强企业的纳税意识, 强化对税务机关的制约。通过试点推进, 总结在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及时改正, 然后逐步拓宽试点, 推向全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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