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CSR（共11篇）
企业社会责任CSR 篇1
近日, 备受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2012 (CSR Asia Summit 2012) 在北京隆重召开, 富士施乐作为赞助商参加了此次峰会。会上, 富士施乐CSR部门经理渡边女士就富士施乐贯穿于整个价值链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成功经验发表了演讲, 获得与会代表的高度认可。
渡边介绍了富士施乐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贯穿于整体价值链的企业社会责任。富士施乐始终坚持将节能减排的环保理念贯穿至从产品的研发、零部件采购、生产过程、客户使用环境, 一直到使用后的回收和资源再利用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同时, 富士施乐亦制定了到2020年相比2005年减少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30%, 以及减少客户现场年碳排放7百万吨的目标。
此外, 富士施乐还积极参与捐资助学、救助灾区、社区建设等方面的CSR活动。一直以来, 富士施乐始终将社会责任视为与企业经营同等重要, 努力将CSR与富士施乐业务和管理融为一体。
企业社会责任CSR 篇2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来证明我国服装纺织企业所面临的CSR压力，以及在CSR压力下的处境。研究还表明，一些企业已处于CSR决策的临界点。
[关键词]
CSR
服装纺织企业
标准
一、背景
服装纺织产业不仅是我国传统的支柱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也是在国际竞争中优势明显的一个产业。在我国，服装纺织产业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竞争最充分且与终端消费者最为接近的产业之一。我国服装纺织产业曾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与推动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在全球市场快速融合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服装纺织企业面临发展瓶颈。伴随成本要素的提高以及CSR意识兴起于全球，作为世界服装纺织产业链的重要环节，我国服装纺织企业上行空间饱受压力。从全球视角看，CSR或已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服装纺织业发展的一个矛盾焦点。如果对快速上升的CSR要求缺少回应，势必压缩企业发展的战略空间。从这一点看，CSR或已成为制约我国服装纺织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一体化经济引发的CSR问题给业内企业带来成本压力，而低成本的优势恰恰是我们过去所依赖的战略基础。对我国服装纺织企业而言，在兼顾传统优势的同时来加强CSR建设似充满矛盾。特别是伴随企业规模的变化与产业布局的进一步调整，以及以不同规模为主体的产业集群的崛起，等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们的CSR建设。本文，通过调查服装纺织企业CSR现状、存在的问题、对CSR的认知以及取得的成绩，来分析我国服装纺织企业CSR结构性状况，从而为企业以柔性方式参与未来竞争提供决策依据。
二、调查概述
三、结果及分析
1.受访者(企业中高层管理者)自然情况及对CSR认知情况分析
受访者对CSR熟知情况如下：在200份有效问卷中，只有13名（6.5%)受访者对CSR一无所知。熟知CSR理念对CSR背景知识有全面了解的受访者有17人(8.5%）。一般性了解CSR但对细节缺乏认知的受访者占46%。总体看，93.5%的受访者对CSR有所了解或一般了解。调查还发现，只有17.5%的受访者参加过CSR研讨会与培训班，82.5%的受访者没有参加过基于CSR方面的任何培训。这或许是为什么大部分管理者都能对CSR有所了解但却无法熟知的原因，其原因也许在于，这些受访者缺少参加研讨与培训的机会。
受访者对CSR标准与作用的熟悉情况如下：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能做到熟悉一个CSR准则，大部分管理者可熟悉至少两个准则，对CSR准则一无所知的管理者不多。在受访者熟悉的准则中，被熟知频率最多的是ISO14000，其次是CSC9000T，排在第三位的是SA8000，这三项准则被熟悉的程度非常高。在三个准则中，ISO14000与CSC9000T属于独立第三方国际准则，CSC9000T是中国自己的CSR准则。
受访者对上述准则在企业中能发挥的作用认知如下：大多数受访者对CSR准则发挥的作用表示认可，并对“CSR准则能提高企业形象和声誉”及“CSR准则可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关系”表示认同，且认同比例较高，所占比例分别为83.5%与71.5%。这表明，大多数受访者认可CSR准则在提升企业形象、声誉及改善同利益相关者关系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调研中还发现，对“CSR标准可在企业生产与管理效率提升、员工稳定和归属感提高方面发挥作用”表示认可的受访者有69%。这表明大多数受访者对CSR标准在维护生产效率与员工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认可。但受访者对“CSR可帮助企业成功进入国际市场”的认可度不高（13.5%）。也就是说，受访者并不认可CSR对企业成功进入国际市场有显著的帮助效果。受访者也提出，虽然他们在CSR建设做出过努力，但来自国际贸易摩擦与保护方面的阻碍依然限制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发展。
在对受访者基于CSR相关知识了解程度的调查中发现，受访者对“不断增多的国际贸易可减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民在生活水平的差异”以及“为减少气候改变人们需减少对能源的消耗”这样两个选项表示认可，其认可比例分别为54%与74.5%。可以看出，受访者对发展全球自由贸易以及加强全球环境保护表示认可。在“为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平等相处企业应考虑雇佣更多的异国工作人员”这个问题上，40.5%的受访者表示出不置可否的态度。这表明，企业管理层对接受异国工作人员的态度不明朗。实际上有47%的受访者并不认同通过雇佣更多的异国工作人员来解决文化沟通问题。可以看出，企业在是否雇佣更多的异国工作作者这个问题有巨大分歧。
有两个选项受访者的反对最为强烈。一个是，“为了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愿意为进口产品与服务支付更高的费用”；另一个选项是，“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我们愿意接受他们在环境与社会领域中推行的较低的经营标准”。对这两项表示认同的受访者比例是42%和37.5%。这表明，企业管理人员不愿为弱势国家或弱势群体采取有损环境与社会的行为。作为同样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服装纺织企业不会因自身是发展中国家而采取降低标准的行为，这一点得到肯定。
2.受访企业自然情况及对受访企业对CSR认知情况分析
调查发现，将产品卖往国外企业占较高比例，48.5%的企业其海外业务比重超过了50%。海外业务比重介于10%～50%的企业占26.5%，有15.5%的企业无海外订单。其中产品售往国家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中国（26%）、西欧（14.8%）和北美（13.7%，土耳其与俄罗斯除外），亚洲与东欧随后，分别为11%与8%。土耳其占比例最少，只有0.8%。中美洲和印度这两个地区和国家不在中国服装与纺织企业的出口目标之内。
在确定200份有效问卷中，有70%（138家）企业拥有书面的道德准则与标准。这表明，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思考CSR问题。
在对道德标准所包含的知识点的调查中，除上述7个知识点外，还提及“除上述7个知识点外是否知道其他知识点？”这一问题。但得到的回答并不理想，有超过60%的企业明确提出，他们除上述7个点外对其他并不了解。从这一点看，受访企业只对腐败、个人权利、价值创造、透明、环境与工作条件以及贡献社区这样的常规问题保持关注。可以看出，一些企业的道德标准在内容上依然有局限性。
四、结论
本调查，可得到如下结论：
1.服装纺织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对CSR有所了解，但对相关细节缺少认知。中高层管理者至少熟知一个CSR准则，熟知最多的三个准则是ISO14000、CSC9000T与SA8000。
2.在对CSR标准与作用的认知方面，中高层管理者比较熟悉，认可CSR准则对提高企业形象及声誉的作用，对CSR在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关系所发挥的作用较为认可，认同CSR可增强员工稳定性与归属感，但对CSR可帮助企业成功进入国际市场认可不高。
3.中国服装纺织企业不会因自身是发展中国家而采取降低标准的行为。在业内，有超过70%的企业有道德标准，大多提及腐败、个人权利、价值创造、透明、环境与工作条件以及贡献社区等常规问题，但道德标准在内容上依然有局限性。
4.服装纺织企业面临明显的CSR压力，并处进入与否的临界点，而且这值得做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企业社会责任CSR 篇3
然而，这种责任也不仅仅是传统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如今，国外很多企业非常在意国内的企业是否有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甚至找第三方去审核。一些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还针对中国的劳工问题，制定了专门的‘工厂守则’，要求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遵守。” CRECEA（中国）顾问吴晓红表示，许多跨国公司都把推行社会责任作为衡量中国合作伙伴的标准之一，“国外的购买者十分在意，自己买的产品是否是从‘血汗工厂’出来的。”
市场的作用比人为推动更大。2002年以来，借助世界市场的推动，企业的社会责任早已成为热门用语，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将CSR战略当做战略目标，CSR也成为衡量企业对社会全面贡献的一项标尺。
尤其是2008年，雪灾、地震、奶粉事件等连续的灾难，将众多企业放在了社会的“显微镜”下。在大众情绪跌宕起伏的“喧闹”时期，谁能经得起这样的审视？
“显微镜”下的骚动
从9月下旬起，三聚氰胺的陆续检出使中国奶粉业集体蒙羞，蒙牛、伊利、光明等继三鹿后，引发了国人对其无比的愤慨和鄙视。
几个月前，这些大打民族牌的“民族企业”还风风光光地在各个慈善晚会上大秀其企业社会责任（CSR），今天却打破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底线。
“慈善、捐款、做好事不留名，显然只是CSR的一种表象。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公民所要履行的基本社会责任。”不少业内人士再次反思，CSR最核心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
4个月前的5月15日，王石的一句“不要因慈善成为负担”，使万科深陷“捐献门”。互联网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条贴子谩骂这位“地产教父”，万科形象一落千丈。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之下，万科不得不以50倍的代价，挽救这场企业公共形象的空前危机。
虽然这并非是中国企业第一次遭遇CSR信任危机，然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8.2级地震却是由此开始。
CSR“地震”
“今天你捐了吗？捐多少？”这是地震发生后的流行语。电视上捐献名单的滚动播出，网络BBS上的各种榜单，手机短信的实时快报。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和一张非常时期的榜单能为企业赢来美誉，也可以让企业被抓住把柄。
在地震发生后，火速捐献巨款的企业，顿时美誉四起。神舟电脑公司董事长吴海军“要求没有向灾区捐款的神舟员工离职”的批示，在网上传为佳话; 生产王老吉饮料的香港加多宝集团在第一时间捐出1亿元善款，使人高呼“要捐就捐一个亿（义），要喝就喝王老吉”。
而那些捐赠较少和反应较慢的企业，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5月14日，一篇名为《面对中国地震 跨国公司在干什么》的文章出现在网上，批评法国奢侈品巨头在地震灾难面前沉默。次日，各大论坛中开始流传着一份“在中国只赚钱、不捐款”的外资企业捐款名单，包括肯德基、摩托罗拉、三星、诺基亚、可口可乐等众多跨国公司。随即，网络上展开了一场对知名外资企业的大讨伐。外企被扣上了“铁公鸡”的大帽子受到质疑，网友们竞相喊出“是中国人就要支持国货”，一股你死我活、同仇敌忾的气势。“封杀”、“抵制”、“道德审判”不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企业。
“地震发生当天，我们的CSR部门与各个部门的相关人员都忙开了锅，每天都有雷打不动的几场电话会议，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给予了反应，但仍然上了‘铁公鸡榜’。”某知名IT企业CSR负责人无奈地对记者说，只因为他们在第一时间没有打进红十字基金会的电话，而是选择了其他基金会，没有以最快的速度被媒体公布，就差点被“封杀”。
6月，谷歌等11家企业被指控捐款或部分捐款未到位，对此，谷歌回应，捐献中的200万美元只用于灾后的学校重建工作，而且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第三方组织，并且清楚了解资金的使用方式。
而除去对企业“非黑即白”的评论外，公众之间的口水战也不间断。在BBS中，为外企辩白的网友，被称为“卖国贼”。
“近年来，中国公民对CSR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得到的不约而同的结论。当然，“越来越强烈”并不等于“趋于理性”。“大部分人依然是把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慈善捐助，并将额度看做惟一标准。” CRECEA（中国）顾问吴晓红表示。
这无疑会使本就起步较晚的中国企业和CSR环境，陷入了歧径。
“压力CSR”
今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央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表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表率，以人为本、创建和谐企业的表率，努力成为国家经济的栋梁和全社会企业的榜样。”
然而，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事情，如果还是政府工作的延伸部分，或许从表面看十分有效，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挫伤企业的积极性，因为，没有人会喜欢“压力CSR”。
这种“压力”从赈灾中可见一斑。
“捐多捐少没有关系，你捐的是爱心。”我们个人在捐赠时对此耳熟能详。但每落到企业身上时，捐赠数额就会备受挑剔，对全球性企业尤其苛刻。“捐赠排行榜”和“中外灾难的捐赠额对比表”，会造成捐赠者的攀比心态，并给企业捐赠施加压力。
事实上，很多全球性企业在捐赠上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并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一般我们在当日或第二天捐赠的捐赠额在100万元～300万元之间，两三天后再陆续追加。”一位跨国企业员工告诉记者，因为捐款额的多少中国区无法自行决定，必须获得全球总部和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董事会多数成员同意批准后才能实施，因为“钱是股东的。”经过这样的程序，要在第一时间捐出巨款几乎是不可能的。
据调查显示，在汶川地震后48小时之内参与捐赠的企业占18.3%，一周之内的约67.4%，并有许多企业进行二次或多次捐赠。截至7月21日，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共582.11亿元，其中1/4来自企业。
“有人认为跨国公司的捐款数额表现出其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并以此抵制跨国公司，这是很偏激的。”该跨国企业员工表示，以中国市场为出发点，把企业的慈善行为同经济利益挂钩，并非真正出于公共道德去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是因为大部分人曲解了CSR的含义，在中国，大家普遍把企业对外的责任看得比较重要，只注意外部形象和声誉，这带来的影响比较直观。而对企业内部的问题却没有提到足够的认识上。”吴晓红认为，CSR不等于企业形象，不等于市场的一个战略，而要从企业内部做起，以内养外。
“诱惑”与“困惑”
在北京朝阳门旁的一个写字楼里，记者见到了企业社会责任亚洲（CSR Asia）中国区总监何智权。这位香港人每个月有两周会从香港飞来北京办公，而且越来越频繁。除了日常工作，他还要出席各种CSR研讨会、参与有关政府合作项目和接受媒体采访。
“这几年，我们亲眼见到很多企业对CSR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尤其是最近一两年，越来越多的企业直接来找我们做项目、做研究和策略，有跨国公司，也有很多本土企业。”何智权还记得当年CSR Asia刚刚在北京设立办公室的时候，只有一位员工，几乎没有企业主动找上门。
事实上，当一个特定的术语有了缩写，就说明它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接受。对中国企业来说，CSR既是一种“诱惑”，又是一种“困惑”。一方面，许多企业已经将企业社会责任当做推动企业发展、进入国际市场的杠杆。另一方面，无论是社会还是企业，对CSR的理解都存在着很大的误区。有些企业简单地认为CSR就是做做慈善，搞搞宣传; 有些企业将CSR看做一种作秀的手段; 还有些小企业认为CSR是大企业的事，给员工发工资就是自己的责任。
“就像任何一个先进的理念开始传播时一样，目前关于CSR的最主要的误区就是认为CSR重在务虚而非务实。”中外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秘书长何志毅如是说。
困惑一:
CSR是慈善吗？
慈善是否等于企业社会责任？这是困绕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老问题。
据统计，90%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都有过捐赠行为。2007年，中国慈善市场资金总额约865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全国GDP总量的0.35%。其中，中国公众和企业的慈善捐赠（款物）总额，已达到223.16亿元，而来自境外的捐赠（款物）总额也达到了86.09亿元。
“超过80%的人提到CSR首先会想到慈善。”企业社会责任专家、华侨大学工商学院副院长张向前表示，很多企业认为进行了一两次慈善活动就足够了，没有考虑到与公司的长远目标相结合; 大部分企业也缺乏制度化的社会慈善计划; 还有不少企业认为进行公益活动会减少他们的利润。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呢？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着眼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用户角度，企业能给用户创造什么价值，是否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 第二个方面是从企业自身角度，企业是否遵纪守法，是否创新求发展、依法纳税，同时是否对自己的员工关怀、负责; 第三个方面是从社会的角度，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注公益、保护环境。
事实上，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普遍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令企业自身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方法，然后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合作，得到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中，三条底线的平衡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亚洲（CSR Asia）中国区总监何智权这样概括。他认为，在共赢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做很多比慈善捐款更有意义的贡献。
因此，慈善只是企业社会责任中很小的一部分，真正的企业CSR工作应该是对品牌建设的长程投资，具有一致性和长期性。慈善活动则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困惑二:
CSR是奢侈品吗？
很多企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奢侈品，是有钱人的游戏，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许多企业都望而却步。
“其实很多企业，不论是跨国企业还是本土企业，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只是他们不知道这叫做‘企业社会责任’，或者他们没有系统地去做。”何智权表示，CSR Asia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帮客户做一个全面评估，根据其自身环境和竞争压力，选择最合适的方式。
因此，对于IT企业，善尽社会责任，除了向客户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对产品低能耗、更环保的回收利用和对服务模式的创新，是当前应从履行CSR过程中挖掘的。
傅蕾是诺基亚中国公司的第一位CSR总监，在她上任前，总裁给她下达的任务就是如何使公司核心业务与CSR战略能够有更加紧密的联系。绿色制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为了将原有的领先环境绩效策略和“绿色”理念更广泛地植入到供应商和消费者头脑中，2005年，诺基亚与中国移动、摩托罗拉共同发起了“绿箱子环保计划——废弃手机及配件回收联合行动”，在全国40个城市设置千余个绿箱子开展手机及配件回收行动。
“一部手机从生到死，诺基亚要求从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和回收各个环节都要结合环保。我们还在公司内部成立了环境大使俱乐部，俱乐部成员定期到社区、希望小学去宣传环保知识，这些效果和种几棵树的环保是不一样的。”傅蕾说。
与诺基亚相似的是英特尔。
在英特尔上海浦东封装测试工厂，有这样一个由工厂的电器师、机械工程师、化学工程师和财务分析人员组成的专家节能小组（EC），它是工厂庞大运营节能体系的CPU，负责协调和评估整个工厂的节能工作。每年年初，节能专家小组都要和各部门的负责人沟通，从生产能耗、资金、人力等方面做一个综合评估，确定全年要开展的多个节能项目。通过减轻系统负荷、加强控制制冷系统、降低生产设备的能耗以及优化设备运作等措施，工厂在运营能耗节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其中水平衡项目一个月就节约了9100立方米的水资源。
“自英特尔创始之初，就确立在一切日常业务活动中贯穿环保目标，无论是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工厂的构建与运营，还是资源的管理到废弃物的处理。” 英特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事务总监杨钟仁介绍，在上海和成都封装测试工厂，英特尔都引入了国际化的EHS（环境、健康、安全）管理规范，包括水处理、气体排放和生产安全等。“EHS在英特尔全球发展战略中，甚至与财务业绩的地位同等重要。”
杨钟仁透露，在上海工厂，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率达到66%; 在成都工厂，则首次实现采用跨省运输的办法将化学废物运到天津进行处理; 而在刚刚投资的大连Fab 68工厂，超纯水（Ultrapure Water）系统将采用一种先进的技术，使回收并再利用生产流程中所使用的约 95% 的水。
“对那些为了好名声或屈从外界的压力而做CSR的企业来说，CSR肯定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你可能对它高投入。”联想集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总监马健荣表示，CSR是企业在发展进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每个企业应该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当CSR理念与企业发展阶段、目标、发展战略和业务特性相结合时，CSR不仅不是一个奢侈品，反而代表了企业发展的软实力。
困惑三:
CSR是公关吗？
“企业社会责任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在一片“作秀”声中，联想集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总监马健荣的这句话，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合作伙伴，通过设计火炬，联想的名字已经被全球知晓，祥云也成为一种民族标志。但是，不为多数人所知的是，联想通过“奥运千县行”，让千千万万身处边远山区的中国百姓，真正认识并贴近了奥运。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企业将CSR作为搞政府关系的一种手段和推广品牌的方式。
“这也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之所以有很多企业在地震捐款的速度方面竞赛，是因为社会对这个问题没有想清楚，认为捐钱多就代表企业责任感强。”何智权表示，在国外，很多企业认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是消费者，而在中国，最重要的变成了政府，这是导致许多企业拿捐款作秀的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CSR能够提升企业形象，但CSR并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用简单的对立或者是简单的相辅相成来诠释。“宣传”与“作秀”有一步之遥，稍不注意，企业便很有可能落个“作秀”的骂名，而这种“平衡”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到底该不该宣传”的争论，是索尼公司里，中日员工僵持不下的讨论话题。日本低调与静默的文化，使索尼公司一直认为CSR既是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义务，不需要什么宣传，只要老老实实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但是在中国，如果不说反而会被误解。
“承担社会责任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回馈能够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可，只有回馈了社会，企业才能够更好地发展。”傅蕾这样告诉记者，环保就是诺基亚对社会回馈的一个关注点，“品牌是靠我们的产品和运营来达到知名度，而不是靠做CSR。”
英特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事务总监杨钟仁则认为，没有必要去猜测企业做CSR的动机是什么，最关键的是看他们的表现，是否能落到实处。如果一个公司为了政府关系的话而去做这个事情，从长远来说会很难维持下去。只要能够持之以恒继续下去，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将CSR基因融入企业
“CSR是企业的DNA。”在记者的采访中，这句话反复被提及。优秀企业往往将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经营发展，作为公司理念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贯彻于公司行为的每一个环节中。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还处在初级阶段，认可CSR，但对如何将CSR与企业的战略和实际运营相结合，则缺乏系统的认识。此时，大型企业的标杆作用凸显出来。
小团队做大事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有独立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仍是少数，更多的是由公共事业部掌控，有些企业将CSR的工作直接交给公关公司完成。有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通常也只有两三个人，甚至有的企业只有一个“总监”。
“虽然建立CSR部门，意味着重新建立整个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但CSR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做的工作纷繁复杂。” 中外企业社会责任联盟秘书长何志毅认为，企业通过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来协调全公司的力量和资源、推动CSR工作，是有必要的。
作为诺基亚中国的CSR总监，傅蕾每天最多的工作就是沟通。严格地讲，傅蕾的团队只有3个人，但她真正领导的还有散落在各个部门的CSR“虚拟”团队，使CSR体系在中国真正落地。这其中包括诺基亚内部的志愿者，除了全球性的组织“关爱之手”外，还有在中国独创的“诺基亚环境大使俱乐部”，已经有会员1000多人。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志愿者组织，形成跨部门的CSR力量，与公司一万多中国员工相比，毕竟我们做CSR的人很少。我们希望通过志愿者组织和各部门间的合作，形成一个整合的力量，每个人都是CSR的推进者。”傅蕾如是说。
目前，这种志愿者组织在大型企业中十分普遍，鼓励员工通过社区服务组建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做环保和公益。这样的形式能够将企业的CSR理念切实贯彻到员工中，而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而已。
除了教育和环境，社区合作是英特尔CSR的重要内容之一。2008 年，英特尔员工和部门共发起实施了 100 项社区计划。截至 8 月，中国区的6000 多名英特尔员工在 2008 年一共贡献了超过 4 万小时的志愿服务，员工参与率高达 70%。“预计到 2008 年底，志愿服务时间可以达到 6 万小时，员工参与率75%。”杨钟仁介绍，针对每一小时的志愿服务，英特尔基金会都将相应捐赠 4 美元给合格的学校和非政府组织。
长远规划，
分步实施
在地震的救助中，我们发现，对中国企业而言，汶川地震带来的最大考验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划性。譬如很多企业认为只要捐赠或赞助了财物就完成了公益活动，对于财物的去向、使用和管理情况并不了解。
因此，CSR战略实施需要的是计划性，而非一腔热情。何志毅认为，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管理模式的转变，将其融入企业战略，融入企业日常运营和企业文化，长远规划并分步实施，CSR效果才会显现。
“灾区重建不仅需要努力与各界力量团结协作，还应该体现作为一个IT公司能够起的独特作用。”IBM大中华区公众事业合作部总经理郭维德介绍，地震发生后，IBM立刻向成都市公安局移交了为“5.12寻亲信息查询网”提供关键支撑作用的萨哈娜赈灾系统，6月3日，“5.12寻亲信息查询网”开通。这个平台是目前受灾地区惟一的官方寻亲网站。截至日前，该网站的查询量达到51695次。而萨哈娜赈灾系统所管理的人口数据达到19.8条。
除了灾后寻亲，萨哈娜赈灾系统的人口管理模块还将帮助政府在灾后重建的进程中管理流散人口。通过管理成都及其所属的20个区、县、市的流散人口的关键信息系统，能够有效管理灾民信息，特别是异地安置人员的人口信息。
然而，大多数本土企业还仍处于只顾眼下利益，缺乏可持续的CSR计划，即兴举办一两次慈善活动，并以营销效果论CSR好坏的阶段。这不仅束缚了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同样也成为中国CSR建设的“顽疾”。
2006年，腾讯就将“公益”提到了公司战略的高度。2007年5月，腾讯基金会正式成立，每年从腾讯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做社会公益，通过公益网络平台，结合腾讯的网络优势，从而引来更多网友的关注。
“我们的批准号是005，是第五家设立国家级基金会的国内企业，也是互联网企业中的第一家。”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介绍，基金会已经进行了基础教育项目、高等教育项目、环保项目等。
2007年，联想集团启动了公益创投计划，并首批斥资300万元支持15～20家公益组织。虽然与不少大企业动辄千万元的公益捐赠相比，联想首批投入的300万元相对较少，但联想在短期内计划并不像国外公益创投资金一样回收资金，几乎相当于捐赠。马健荣表示，联想引入公益创投模式就是希望公益不是简单的捐款，而是通过公益创投的机制让钱发挥出更大的效应，并保证长期持续下去。
做有中国特色的CSR
初春的清晨，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埠头乡枫林小学响起了孩子们的阵阵欢笑。师生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观看“索尼探梦”科技馆的“探梦实验室”表演，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讲解员们为革命老区的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科普实验课。
以青少年科普为目的的“索尼探梦科技馆”自2000年成立以来，已经累计接待了70万参观者。为了让贫困边远地区的孩子能够同样感受到科技的神奇和奥秘，从2008年4月1日起，北京“索尼探梦”科技馆将门票的所有收入用于“索尼探梦科普下乡”。
“总有些地方的小孩子来不了北京，不能到城里享受科技馆的乐趣，那我们就把实验的设备带出去。”索尼中国对外事务部总监邹春义表示。索尼集团在整个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为了下一代”的理念，这个理念到了中国，主要关注教育和环保。
与国外发展近40年相比，无论是政策法规，还是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抑或公民社会的建设，中国的CSR实在太青涩。作为舶来品，CSR不可避免地烙上国际印记，但要在中国成长，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游戏法则”。
跨国公司在战略思维、本土化程度等上有很大差异，这就造成了有的做得名利双收，有的坚持默默无闻。无论哪一种，都有自己的理由。也许CSR确实并不是只有一条正确之路，但是，本土化最为重要。
科教兴国作为我国的治国之本、重中之重，使IT企业将本土化的焦点都不约而同地放在了中国的教育问题上。
“教育是创新的基石。”英特尔公司董事局主席克瑞格•贝瑞特的观点代表了英特尔助力教育的出发点。通过积极与中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紧密合作，英特尔成功地推出并实施了多项教育计划，覆盖面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提供科技设备到开展教师培训等; 不论在课堂还是社区，在城市还是乡村。
“英特尔意识到，未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以至于英特尔从1994年开始支持中国教育事业。”杨钟仁表示，英特尔对教育的持续投入和支持是与中国共同成长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英特尔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
迄今为止，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在中国已经累计培训中小学教师达100万名，这相当于中国教师总数的10%; 有上亿名中小学生因此受益。中国成为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在全球40多个国家开展以来首个达到百万名培训教师的国家。至2011年，该项目在中国培训的教师总数将达到170万名。
幼儿教育、早期智力开发，很少有人能将“幼儿园”与IBM公司结合起来。而精心设计的电脑和趣味性软件，都是IBM为学龄前儿童悉心打造的。截至2007年8月，第七期IBM KidSmart“小小探索者”项目共向全国103家学前教育机构捐赠了310套儿童电脑学习中心，总价值人民币620万元。IBM今年首次与特教机构合作，让更多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能从“小小探索者”项目中受益。
“IBM在全球围绕CSR领域设计的合作项目共13个，中国是IBM全球惟一一个全部执行了这些项目的国家。”郭维德告诉记者，通过调动IBM公司在技术、人才等资源上的优势，设计了这批企业社会责任的合作项目，特别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做一些对中国教育发展和对中国经济有特殊意义的项目。
链接
ＣＳＲ的起源和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发动了“反血汗工厂运动”。因利用“血汗工厂”制度生产产品的美国服装制造商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被新闻媒体曝光后，为挽救其公众形象，制定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在劳工和人权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的压力下，许多知名品牌公司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之后，跨国公司“自我约束”的“内部生产守则”又逐步转变为“社会约束”的“外部生产守则”。
1999年2月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世界经济论坛时，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倡议企业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契约”，并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
企业社会责任CSR 篇4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是企业组织发展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扩大的影响所促成的, 也是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在社会变革中不断调整的必然结果。差不多在现代科学管理理论诞生之时 (1911年, 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发表为标志) , 1923年, 英国学者奥利佛·谢尔登 (Oliver Sheldon) 在其所著的《管理哲学》一书中, 首次明确阐述了“管理的社会责任”, 提出正在发展中的工业管理“承担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业的责任, 因为它控制着工业”, 他特别强调管理对作为工业中的工人的责任, 认为管理效率不应该只是依据科学方面的标准, 也包括公共福利方面的标准。当然, 这一时期, 围绕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在美国甚至法律还禁止企业的慈善活动, 只认可企业家个人的捐款行为。直到1935年, 美国国会修订《联邦收入法》, 增加了一个“5%”的条款, 即允许公司从纯收入中提取这个数目捐献给慈善组织。这是法律对企业社会责任认可的开端。而今天, 世界各国的法律不仅鼓励企业在劳工保护、消费者权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行为, 而且普遍都增加了对无视社会责任或侵害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企业“失德”行为的惩处力度。
作为规范的管理理论, CSR诞生于1950年代, 到1970年代, 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 如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劳工权益受到重视、社会贫富悬殊加大等, 对企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 企业经营模式发生重要转变, 许多企业发生的“败德”或丑闻成为引爆CSR运动的关节点, 一个社会责任形象不良的公司越来越难以赢得市场的认同。在社会层面上, CSR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社会行动, 在企业内部, 社会责任行动日益成为管理的一项任务。这就意味着CSR理论从内涵到形式都在不断变革, CSR理论日益多元化, 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理论从林”状态。
到1970年代, 威廉姆·弗雷德里克 (William C.Frederick) 通过观察和总结, 发现了一种CSR理论上由企业的义务在于改善社会的哲学伦理观转向企业对社会压力做出主动回应行动的社会回应观转变的趋向, 他把社会义务观称之为CSR1, 把社会回应观称之为CSR2。沿着这一思路, 可以把后来不同时期相继提出的社会绩效观称为CSR3, 社会营销观称为CSR4, 社会创新观称为CSR5。从CSR1到CSR5, 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演进中五个典型的阶段, 反映出CSR实践模式的不断变革的趋势。
一般认为, 1953年, 被卡罗尔称为“CSR之父”的博文 (Howard R.Bowen) 是第一个明确定义社会责任的人, 他把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的一种义务, 即商人要依据社会的目标和价值来制定政策、作出决策或者采取某些行动”。这以概念强调, 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是增进社会福利或促进社会进步, 即企业为了实现社会目标的纯粹价值付出。在这一方向上, 同样知名的戴维斯 (K.Davis) 提出了一个企业“责任铁律”——公司的社会责任必须与他们的社会权力相称, 强调现代社会中企业权力与义务的同一性, 如果企业回避社会责任, 也就意味着失去社会所赋予的经营权力。这种严格的“社会义务论”凸显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基础和经济绩效、法律责任之外的社会义务和社会目标, 确立出当今各种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价值基点, 尽管这一社会责任观有一定的纯粹化和理想化的问题。
企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又日益成为现代组织社会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1970年代以后, 一方面是社会对企业所产生日益强烈的“期望提升革命”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 , 一方面是企业“败德”、丑闻现象的时常发生, 企业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加上竞争压力催生出社会回应理论。阿克曼 (Robert W.Ackerman) 、卡罗尔 (A.Carroll) , 赛斯 (S.Prakash Sethi) 等学者, 共同构建了回应型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基础。社会回应观强调企业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做出及时和适当的反应, 特别重视公司在积极回应社会要求或社会期待中的具体行动, 并将公司的社会责任行动融入到企业的管理政策与实践之中, 这就将CSR转换成了可操作性的企业与社会关系管理。随着社会对企业责任“期待”的持续增加, 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也越来越大, 企业以此寻求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或赢得市场竞争力。但是, 这一观点回避了公司理应担负的道德上的“社会责任”, 没有明确社会回应能否带来“社会改善”的重要问题, 实际上偏离了社会价值这一CSR最基础性的问题。
针对社会义务观、社会回应观在实践中面临的难题, 著名的CSR理论专家卡罗尔综合构建出一个包括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回应策略和社会议管理题的社会绩效框架, 开拓出CSR理论认知和实践探索的新方向。卡罗尔的社会绩效观吸收了社会义务观、社会回应观的合理内核, 同时把社会议题管理纳入其中, 强调企业履行社会义务或实现社会目标中的实际行动, 特别是行动结果, 力求从质量、数量、效率和效果等多个侧面来评估企业社会责任状况, 为之提供可操作、可计量、可比较的客观标准, 被认为是CSR的主导性概念模型。但社会绩效观也广受质疑, 主要是企业的社会绩效, 尤其是财务绩效是一个难以衡量、充满不确定的问题。
四、CSR4:企业社会营销观 (corporate social marketing)
有“营销之父”称号的菲利普·科特勒 (Philip Kotler) 从社会营销出发, 创造性提出了“社会责任营销” (CSM) 的新概念, 这实际上是对当时许多企业正在实施的CSR实践的概念提升。CSM有意识地把社会问题、社会目标作为战略问题来对待, 从各种潜在的社会公益事业或社会关注点中选择那些适合企业价值观并有效支撑公司经营目标的主要领域, 制定切实可行和可持续的CSM战略规划, 通过现金捐助、拨款、付费广告、技术性知识、员工志愿者、分销渠道利用等各种形式, 由公司独立或联合其他公司与非营利组织而开展“企业的社会活动”, 如科特勒总结出来的“公益事业宣传、公益事业关联营销、企业的社会营销、企业的慈善活动、对社会负责的商业实践”等。如麦当劳开展的每售出一个巨无霸汉堡就定向为儿童福利事业捐款1美元的营销方式, 就达到了产品促销、品牌提升和社会责任共赢的效果, 属于典型的CSM行动。借此还可以充分激发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的想象力。如今, 这种有效激发创新实践想象力的CSR模式已经成为国内外公司最常用的社会责任实践方式之一。当然, 如何使社会营销真正有益于社会公益价值的实现是这一责任观面临的最大挑战, 如前所述, CSR的本质在于公司主动或自愿地践行对“社会之善” (social good) 的道义责任, 而不能只是企业谋取利益或赚取“眼球”的营销方式或变相广告。
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 CSR逐渐成为共识, 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参与社会责任行动。与此同时, 社会责任与企业永续经营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如何实现责任与经营的双赢, 如何让CSR成为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源泉, 成为CSR理论的重心。这就是当代CSR从“赚钱行善”向“行善赚钱”的战略性转变。在CSR勃兴的1970年代, 德鲁克率先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责任观——企业社会创新观 (1973年, 《管理:使命、任务、实务》) , 这一观点强调要把满足与创造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企业创新的方向, 也就是要把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紧密结合起来, 把“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 看作是企业创造利润的机遇”。后来, 他更直白地将这一观点阐释为“行善赚钱”——“把社会需要和社会问题转化为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1999年, 知名管理学家坎特 (Rosabeth Moss Kanter) 通过对部分领先企业创新实践的案例分析, 也发现了一种从CSR转向CSI的新趋势, 一方面企业把社区需求作为开发新想法、展示企业技术、发现和服务新市场、解决长期存在的企业问题的机会, 另一方面传统企业慈善那种“扔钱走人” (即捐款捐物) 的方式开始为企业与政府、非营利部门等社会部门建立伙伴关系的新方式所替代, 企业在深度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过程中, 同时达到“通过行善来赚钱”的企业目的。总之, 社会创新观强调企业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组织、财务和知识、人才等优势来创新性地回应社会问题或社会需求, 并使之与企业核心业务、创新或可持续性结合起来, 实现企业与社会的价值共创共享。这种企业社会创新观, 把社会责任所面向的社会问题解决或社会需求满徐与企业经营所面向的创新直接整合起来, 着眼于企业与社会责任的双重可持续性, 为正在发展中的战略性社会责任 (SCSR) 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实践形式, 代表着一个“从社会责任中获取利润”新阶段的到来。如今,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慈善性质的社会责任模式转变为企业与社会价值共创共享的社会创新模式, 致力于实现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总之, 从CSR1到CSR5的观念演进反映着企业与社会之间共生共创共享互动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核心理念的变迁, 显示出CSR从被动选择到自觉行动、从社会义务到经营战略的发展趋势, 表明如同企业管理一样,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模式也需要持续变革与创新。CSR不仅日益成为企业经营与发展的基本战略, 而且越来越成为当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英]谢尔登.管理哲学[M].商务印书馆, 2013:72.
CSR企业公民 篇5
2008年7月8日，用上海神力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动机组装的１８辆氢燃料电池轿车在同济大学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举行发车仪式，驶进奥运会场。
驶往北京奥运会场的氢燃料电池轿车——帕萨特领驭共有20辆。这２０辆车是2008北京奥运“绿色车队”中的重要成员，由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汽集团等提供动力系统，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负责制造，其中１８辆车的发动机是由上海神力科技有限公司研制提供的。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大教授、上海神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里清博士说，神力公司的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之所以能被同济大学、大众公司的专家选中用来组装作为北京奥运会的“绿色”汽车，主要是技术上经过反复改进达到了国际领先的实际应用的水平。神力公司１９９８年开始研制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动机，是科技部、上海市政府重点支持的高科技企业，已申请中美专利３３０多项，轿车用和城市客车用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的主要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前，公司累计已生产氢燃料电池轿车发动机２４台，客车发动机１４台，分别装在同济大学“超越一号”、“超越三号”等轿车上和清华大学“清能一号”等城市客车上。其中“清能一号”客车自２００５年８月以来已累计运行４.５万公里，运行２０００小时，是世界上运行时间最长的氢燃料汽车发动机。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清洁能源汽车“必比登”挑战赛上，神力公司的“神力一号”客车获得了３个A的佳绩，其中一个是代表最高水平的“最佳综合设计”大奖。
两岸携手深入灾区 捐助生态卫生间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引起海峡两岸企业与人民的急切关心，大陆企业踊跃捐款，台湾企业也不只捐款超过20亿人民币，近日更有数家有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台湾企业，赞助中华环保基金会的“生态卫生项目”，深入灾区解决灾民最切身的卫生问题。中国人寿(台湾)公关部协理陈慧文与微星科技副总经理陈俊丞，并于日前亲赴北京了解项目最新状况，并得到中华环保基金会的感谢及表扬。
这项难得的两岸企业与环保公益部门携手抗震救灾工作，起源于中华环保基金会对于生态维生的长年研究与实务经验。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基金会人员回顾了1995年神户大地震，因缺水及下水道受损而无法使用水冲式厕所，使得旱厕在日本迅速发展的历史经验，因此，迅速展开了“生态卫生项目”的筹备工作。这个兼具实用性与永续性的项目，除了得到国内媒体与民众的响应之外，也跨海得到了台湾企业界进一步的支持。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周桂玲在感谢仪式中，高度赞许了台湾企业的用心及热情。中国人寿(台湾)公关部协理陈慧文表示，台湾企业界除了捐款之外，还希望能够深入灾区，持续关心灾民生活，此次能够透过中华环保基金会坚强的理论与实务基础，提供给灾民最直接的生活协助，是台湾企业参与大陆救灾工作的创新模式。微星科技副总经理陈俊丞也高度肯定此项目的绿色环保精神，盼望社会各界能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找到永续家园的契机。
创新环保技术助伊顿赢得CALSTART 2008 蓝天奖
多元化的工业产品制造商伊顿公司近日宣布荣获由美国环保组织CALSTART颁发的2008 蓝天奖 （Blue Sky），以表彰伊顿在运输领域所创造出的可持续创新和先进技术。蓝天奖评选每年举行一次，旨在对净化空气、节能以及清洁运输产业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企业给予认可。
CALSTART是一个由全球150多家公司和组织联合参与支持的机构。致力于扩大和支持高科技运输行业的发展，包括净化空气、增加就业、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促进能源效率等。更多信息，请登陆网站 www.calstart.org。
“伊顿的混合动力系统为公司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商用车可替代能源发展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很高兴能从CALSTART获此殊荣。”伊顿公司销售与市场高级副总裁Jeff Krokowiak表示，“作为一家动力管理公司，伊顿专注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帮助他们更为高效和负责地使用动力。我们在混合动力方面的创新是伊顿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贯穿于伊顿所有的业务，包括电气、液压、航空航天、卡车和汽车。”
伊顿是全球唯一一家生产油电混合系统和液压混合系统的制造商，后者包括液压启动辅助（HLA）并联混合系统。这个宽广的技术范围不仅是促进伊顿荣膺蓝天奖的巨大推动力，对于客户来说这又是个关键优势，为他们物色最能满足业务和市场需求的产品提供了良好的选择。
使用伊顿混合动力车的客户包括联邦快递、UPS、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瓶装饮料公司和广州金一汽公司。此外，伊顿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正作为一套生产方案应用于北美的彼得比尔特、肯沃思、万国和福莱纳汽车品牌。借助于混合系统的应用和行车模式，可节约30%到60%的燃料，同时同比有效降低有害气体和颗粒的排放。
碧桂园员工募集善款逾249万元
2008年6月25日下午，碧桂园集团员工抗震救灾募捐款捐赠仪式在顺德碧桂园举行。据悉，截至6月10日，碧桂园内部员工募集抗震救灾善款逾249万元，此笔善款捐给由广东青少年基金会设立的“希望工程杨惠妍汶川地震孤儿救助基金”。
“5.12”四川大地震之后，有许多孩子不幸成为孤儿，他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和成长牵动着国人的心，也牵动着数万碧桂园人的心。碧桂园集团执行董事杨惠妍小姐以个人名义捐资1000万元设立“希望工程杨惠妍汶川地震孤儿救助基金”，并派专员前往灾区一线走访调查，收集信息以建立科学、持久的捐助方案，并于6月上旬将帐篷、玩具、纪念册等救灾物资送抵灾区。
“为了用好这笔善款，我们在集团范围内广泛征集员工的意见，经过多次的开会讨论，最终决定，根据集团大部分员工的意见，将这笔钱捐给‘希望工程杨惠妍汶川地震孤儿救助基金 ，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持久的救助方案更好地帮助更多的灾区孤儿。”集团负责人表示，“在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碧桂园集团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参与到抗震救灾的行列，碧桂园相信，爱可以传递，希望可以传递，让我们用爱重建美好家园。”
2008西湖论剑
——拜耳环境特使为环保支招
2008年7月11日，以“绿色奥运，节能减排”为主题的第六届“拜耳青年环境特使”评选活动经过在北京、上海、杭州、重庆四地高校为期三个月的征选后，评选出20位环境特使，前往杭州进行为期5天的生态营环保考察活动。通过参观杭州污水处理厂、拜耳作物科学杭州生产基地、西溪湿地、杭州市垃圾填埋场以及安吉环境教育基地，来自不同地区的环境特使们了解了杭州的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情况，同时结合这次考察和学习，也进一步加深了对环保事业的理解和增强了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他们纷纷为校园、社区支招，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环保提案。
据悉，“拜耳青年环境特使”评选活动是拜耳公司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签署的青年教育和环境保护合作协议中的核心项目之一，致力于为世界各地的青年人建立起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环境问题的国际交流平台。每年都会有来自泰国、新加坡、韩国、印度、巴西、委内瑞拉等十多个国家的年轻人加入环境特使这个行列。继2003年登陆中国以来，“拜耳青年环境特使”项目已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合肥、南京、济南、重庆等众多城市中展开，已有100多所高校超过600多名的大学生参与了该项活动。（韩妮）
提升民间组织能力 贡献中国环境保护
——福特汽车华北地区民间环保组织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
2008年7月16－17日，福特汽车在太原市为来自华北地区五省一市的40多位民间环保组织（NGO）代表举办了能力建设培训，同时开展了华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推广活动。此次活动由“福特汽车环保奖”组委会与山西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等共同举办，是继2006年“福特汽车环保奖”启动环保组织能力建设培训以来全国第八次区域性推广活动。山西省环保局刘四龙副局长出席启动仪式并做重要讲话，山西省环境保护宣教中心李景平主任和华北地区环保民间组织代表及其他嘉宾60余人出席了启动仪式。
“福特汽车环保奖”自2000年在国内举办以来，已经成为国内企业环保奖项最具规模和历史最悠久的项目。同时通过这一平台，福特汽车还在不断创新参与、帮助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形式。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许国祯表示，福特汽车环保奖组委会在全国陆续开展区域环保NGO的能力建设培训，就是要在提供资金之外，更加关注民间环保组织在实际发展中的真正需求，帮助他们突破经费短缺、专业人才不足、资源协调困难等障碍，实现环保NGO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地发展，而这些环保NGO发展得好，将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做出更大贡献。
企业社会责任CSR 篇6
关于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话题, 一直以来被许多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学者所争论。Milton Friedman是反对派的代表, 他认为“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 即为企业增加利润” (Friedman, 1970, p.32) 。而Freeman则提出了著名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支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言论, 他指出:企业应当承担多种社会责任而非只关注股东的利益, 应当关注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战略管理能力 (Freeman, 1984) 。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在21世纪初又被再一次地强调。许多失败的企业治理案例, 例如安然公司、帕玛拉特公司, 导致了一连串臭名昭著的商业财务问题和公司破产, 使得企业社会责任被重新提出和思考。另一方面, 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和大气变暖, 也带来一系列的压力要求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 加快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 (Silberhorn and Warren2007;Idowu and Papasolomou, 2007) 。
如今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已经越来越重要, 它包含了许多公众期望商业社群所做到的基本问题, 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社会挑战也要求企业尽快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将企业与社会联系在了一起, 在企业文化中注重强调企业社会责任, 无疑会对企业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发展最早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福利国家的代表, 英国称得上是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最为先进的国家。企业和政府共同驱动了英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 他们互相影响和加强, 进而形成了英式社会福利体系。英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被认为是全面发展的和成熟的级别,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职责和整体战略也被详细清楚地规划。成熟的战略、高水平的协作和利益相关者整合机制, 使得英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值得各国学习和参考。
本文将就英国银行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进行探究和分析, 通过分析比较英国三大银行2008年和2010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或称可持续发展报告) , 进而得出英国银行业执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来进行比较和分析。内容分析法是根据预定范畴以及系统的和可复制的方法, 寻求将所分析的文件和文本量化 (Bryman and Bell, 2007 p.304) 。内容分析法根据所分析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关键词, 分析其变化规律, 寻求推理出具有规律性的、归纳总结性的结论。从1970年代的社会会计著作中, 内容分析法开始被广泛运用来分析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近年来, 内容分析法被更多的用于调查和鉴定会计披露情况, 财务会计研究, 以及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分析法通过分析企业的公文, 进一步学习和接近了公司文化及其价值理念。
本文选用的三家英国银行依据的是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前三甲的英国商业银行, 他们是汇丰银行HSBC Holdings (HSBC) , 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ing Group (Lloyds) , 和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 Plc (RBS) 。这三家银行在伦敦证交所上市, 并属于富时100指数的金融机构。需要指出的是, 这三家英国银行并不仅仅从事商业银行的服务, 同时作为金融机构从事零售、批发、财富管理和保险等业务, 为了避免复杂化, 整个集团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将作为本文的重点分析对象。之所以选择英国的大型上市银行作为分析对象, 有以下原因:第一, 大型银行更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且在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更多高质量的信息, 以提升其良好形象并树立竞争优势 (Zhang and Wu, 2010) 。另外, 大公司也倾向于在其官方网站和责任报告中公布更多信息。第二, 根据材料表明, 公司的资源影响着其慈善活动的强度和广度, 大公司更愿意进行捐助活动 (Silberhorn and Warren, 2007) 。因此, 以大型银行作为研究对象, 能更加客观和全面地反映英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水平和现状。
本文将选取以上三家银行2010和2008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分析对象, 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对比和分析他们各自的表现。
一、英国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了哪些社会问题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是以网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非政府组织 (NGO: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 , 它率先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框架体系, 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GRI的报告框架体系寻求更好地披露主流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治理绩效。本文将以GRI所发布的G3指南中的社会层面绩效指标 (soci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来分析三家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社会层面绩效指标包括四点:劳工措施及合理工作, 人权绩效指标, 产品责任绩效指标, 社会绩效指标。其中, 劳工措施及合理工作和人权绩效指标可以被看作是企业关注于对雇员 (employee) 的责任;产品责任绩效指标可以归类为对产品和客户 (customer) 的服务;社会绩效指标指对社会 (society) 的贡献。
通过阅读和分析CSR报告后, 在对顾客 (customer) 的服务方面, 英国银行更多地提及他们支持企业和其他类型的客户战胜金融危机和财政困难。这一特点可以与英国的经济背景相联系, 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英国金融市场造成了猛烈的冲击, 大型银行通过支持濒临危机的企业渡过财政困难可以进一步建立与客户之间的良好信任关系。
在对待雇员 (employee) 问题方面, 英国银行具有较完善的业绩表现, 这三家银行都统一地致力于提高员工投入度和敬业度, 并且定期进行员工调查问卷以及时收到员工的反馈信息。三家银行都提及员工的多样性 (diversity) , 这种多样性来自于员工的性别、年龄、种族、信仰、性向和残疾人多样性, 尊重所有员工。另外, 英国十分强调对员工贡献的认可, 并且给员工以回报, 这是一种很好的员工激励机制, 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此外, 英国银行注重对职工的培训和发展, 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安全和幸福指数。投资于职工的职业发展道路并加强对职工的培训, 不仅仅使得员工受益, 在长期范围内, 也会使企业受益, 达到双赢的效果。
对社会 (society) 的贡献方面, 英国银行持续从事对社会和社区的投资, 并支持他们的员工参加志愿者项目和慈善活动。例如汇丰银行帮助生活条件较差的弱势儿童创造他们未来的美好生活, 劳埃德银行作为2012伦敦奥运会的官方合作伙伴, 成立了自己的专项基金以针对2012奥运会进行慈善的给予和赞助。苏格兰皇家银行参与到社区投资, 帮助缺乏资金支持的小型企业和年轻的企业家来建立他们的事业。
二、英国银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社会问题的动机探索
根据Garriga&Mele (2004) 和Idowu&Papasolomou (2007) , 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经济原因, 政治原因, 来自利益相关方的压力, 道德原因, 以及企业商誉。
本部分的分析是基于三家银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一些文字性描述。例如:以下内容被视作是经济原因, 因为文中指出提高对员工的责任心同时也是为了达到财务目标, 即保证可持续的高业绩水平;汇丰的人才战略注重提高雇员的能力和承诺职责, 以保证可持续发展的高业绩水平 (HSBC Holding plc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0, p.8) 。
通过分析得出的结果列示在表1, 英国银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社会问题的主要动力和原因有:经济原因, 政治原因, 利益相关者压力, 公司声誉, 企业文化, 和取得竞争优势。所有的这些原因又可以进一步归一于是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满足利益相关方 (stakeholder) 的需求。首先, 建立先进的和被广泛认可的企业文化可以创造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良好的商誉和企业形象可以吸引新客户, 留存老客户;企业的竞争优势提高了企业的社会影响, 相对于其他同行业者, 企业就更具竞争力, 并且利用此加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其次, 从政治原因和道德原因来讲, 企业更多的实践和报告了对于社会社区方面的职责。最后, 从经济原因角度来讲, 保证企业的财务绩效是另一种满足股东利益的方式。所有这些方面, 即员工、客户、社会社区、股东, 都是利益相关方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英国银行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和信息披露的最终动力可以归纳为是为了满足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于是, 利益相关者压力就被视为是整体的驱动因素。通过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更多的信息, 企业可以以这种方式更光明有效的同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交流, 各自获得所需信息, 达到共同的战略目标。
摘要：文章通过分析比较英国三大银行:汇丰银行, 劳埃德银行, 和苏格兰皇家银行2008年和2010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或称可持续发展报告) , 进而得出英国银行业执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情况, 发现英国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了哪些社会问题, 探索英国银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社会问题的动机。
企业社会责任CSR 篇7
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持续性发展, 而且关系到经济进步及社会安定。目前, 中国CSR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韩国CSR发展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对中国CSR发展具有借鉴意义。近年来, 韩国企业对CSR活动逐年加大投入 (1)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政府职能的减少和财阀企业作用的扩张, 促使社会各界也进一步关注对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2000年后,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 国内外竞争日趋激烈, 企业更加注重有利于赢取信任和增强竞争力的CSR活动, 三星、现代等韩国大型企业也逐步加大对CSR活动的投入, 并取得了国际市场一定的认可 (2) 。近年CSR相关研究多采用定量分析对CSR活动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进行分析, 从而为企业追求社会责任的正当性 (Legitimacy) 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Yoon和Cho, 2007) 。然而, 大部分观点是对CSR现象进行片段性、定量性的论述, 缺少纵向历史梳理及其与横向系统分析的结合, 缺少社会结构性方面考虑, 导致研究成果缺乏指导性和操作性。CSR创造的经济、社会价值是在企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 那么从企业发展进程角度研究CSR便必不可少。本文认为, 通过韩国财阀企业的CSR发展过程进行分析, 可以把握CSR如何逐步完善、如何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的本质, 这关系到财阀企业能否持续在韩国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因此, 本文以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韩国的经济发展为背景, 以财阀与政府、市民社会的关系演变对CSR活动的影响为焦点, 对财阀CSR活动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 探求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CSR的本质, 并将其作为企业成长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来看待。借鉴韩国CSR发展过程研究, 依据中国国情、企业所处环境, 探索中国CSR发展进程, 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韩国财阀企业与CSR相关理论框架研究
(一) 韩国财阀企业研究 财阀相关研究观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从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开始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期的多数研究是以政府和财阀之间的关系为着力点 (Moon, 1998;Lee, 1997) , 高度评价了财阀在推动战后韩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作用 (Kong, 1995;Moon, 1996) , 充分肯定了财阀企业发展过程当中政府的角色 (Sa和Johns, 1981;Kim, 1998)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后, 不少财阀企业倒闭使韩国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财阀企业成长过程中不仅存在政商勾结、不公平交易现象和问题引发社会对财阀批评呼声渐高 (Kim D和Kim G, 1999) 。此时财阀相关研究甚至出现否定财阀存在必要性的财阀解体论、财阀无用论等 (Jung, 1998) 。通过政府主导结构改革以后, 少数财阀企业仍在韩国经济中保持举足轻重的地位, 且财阀企业海外市场拓展也为韩国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使得对于财阀研究观点发生巨大转变;从先前否定财阀对韩国经济有绝对影响力的作用, 到重新考虑其存在价值, 并促进其健康发展, 研究内容则转向对相关问题的提炼和解决方法的探索;财阀与政府、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如何构建合作关系则成为了讨论的重点 (An, 2001) 。尤其是为解决财阀企业的劳资双方的对立而形成的严重社会问题, 旨在重建财阀和劳动者之间关系成为重点研究课题 (Lee, 2005;Kim, 2007) 。截至目前, 在单纯以财阀和政府、或财阀和劳动者的关系为焦点的研究中, 关于财阀CSR问题持续性和总括性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
(二)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伴随着19世纪欧洲工业化浪潮的掀起应运而生, 并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后, 与资本主义改革同时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 以美国为主导开始对其进行专业地探讨。1924年, Sheldo提出“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 1953年Bowen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 向有关政策靠拢、作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1971年Wallich和Mc Gowan的研究揭示出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同时实现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可能性, 对后续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开展具有重要影响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1) 。2004年Maignan和Ferrell对前人对“CSR”的定义和阐释根据观点不同分为四种:企业的社会职责观、对利益相关方职责观、伦理驱动观、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过程观, 其中, 随着90年代后期的经济全球化和企业集团化, Ackerman在1975年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过程观被广泛认可 (Wood, 1991) 。他主张:企业应通过分析企业所处环境与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诉求, 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新经营策略模式与企业内部相关系统。20世纪90年代Burke和Logsdon (1996) 提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SCSR) 的概念。他们认为, 传统的CSR行为对利益相关者而言是有价值的, 但对企业而言却是非战略性的;只有当CSR的履行能够产生商业利益, 特别是为企业的核心业务提供支持, 并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时, 它才是战略性的。Husted和Allen (2007) 对传统CSR、传统企业战略和SCSR进行了比较分析, 认为SCSR相较于传统CSR最大的不同在于具有战略价值, 而SCSR相较于传统企业战略最大的不同在于SCSR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把社会问题纳入企业战略范畴, 并从社会问题中寻找市场价值, 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 进而实现价值创新。Jamali (2007) 将SCSR界定为具有战略价值的自愿性责任, 并认为SCSR的核心是通过履行CSR来获得商业利益、及通过做好事来获取好处 (王水嫩等, 2011) 。SCSR观点成为跨国企业进行自觉遵守CSR活动相关国际规则的重要依据。OECD“跨国企业指南”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为经济、社会及环境等方面的发展作贡献”;“联合国全球契约”提出履行CSR的10项原则要求:企业应该在其影响范围内支持人权、劳动标准、环境、防止腐败等国际公认的规范并努力进行实践。但是由于OECD跨国企业指南、联合国全球契约等CSR活动的国际公约或文书在法律并不具有明确的原则性标准, 针对跨国企业依据什么在国际社会开展CSR活动的问题时, SCSR活动的开展可提高全球竞争力这一观点就成为跨国企业自觉强化CSR相关原则的重要依据。
(三) 韩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在1996年韩国全国经济联盟会制定《企业伦理宪章》, 及2000年开始发布《企业与企业财团社会公益活动报告》 (3) 后, CSR这一概念被市民社会、工会、政府等广泛关注 (Shin, 2009) , 在学界成为重要研究议题。以韩国企业为对象进行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1) CSR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消费者心中的企业品牌形象有正面作用 (Huh等, 2007) ;Yoon和Suh (2003) 进行了韩国国内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与企业广告对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影响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出社会公益活动比企业广告对企业形象产生的影响更大, 尤其是通过以企业形象为媒介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则影响力将变得更大; (2) CSR的践行对企业经济效益有很大影响 (Kim和Ryun, 2006) ;Bae (2007) 以韩国国内对社会公益活动投入金额最多的前十位韩国企业为对象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经济型社会公益活动会对产品购买需求及外部认知产生正面影响, 而企业的社会文化支援型责任活动则会使消费者对企业信誉产生一定的正面评价; (3) 在企业面临道德危机时, 对于其CSR的认知可以有效防止企业声誉和品牌形象受损 (Kim M和Kim S, 2009) 。此外, Huh (2009) 认为企业内部的法律责任与伦理性经营责任的履行, 对企业外部的供应商、投资人、顾客、地区社会都会产生影响, 而从结果上会给企业带来成本优势、差异优势, 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韩国CSR研究为CSR活动的开展奠定了研究基础, 然而, 由于没有充分考虑企业发展与政府政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因素之间的社会结构性关系, 以致无法对企业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产权过度集中、不正当竞争、官商勾结及市场垄断行为等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背景做出合理解释。
三、韩国财阀中心经济体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一) 工业化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 (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 战后的韩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援助, 此时的“企业经营”可理解为“赚取外汇”, 企业家们并未致力于建立健全高效企业运营机制, 而是利用人脉关系从政府处获取企业经营所需资源, 普遍缺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与行动。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进程, 政府大力支持国家经济支柱企业的发展, 少数企业发展壮大成为财阀。作为回应, 韩国企业通过扩大出口、增加就业, 承担相应的纳税等责任, 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与产业结构的高度发展。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 韩国财阀企业迅速壮大也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使得社会对财阀企业伦理意识产生质疑。首先, 财阀企业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 财阀依托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政策, 并雇佣低廉劳动力发展壮大, 70年代后半期的重化工业阶段, 劳动力低廉状态并未改变。其次, 财阀企业垄断引发的消费者权益问题日渐增多。进入70年代受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冲击, 财阀为缓解经营困难, 采取垄断销售渠道、虚标价格、不良商品以高价转向内销等措施, 损害了国内消费者利益。此外, 工作环境恶劣, 环境污染严重等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 也频遭民众诟病。政府为扶持企业与经济发展, 不惜以牺牲民众、社会、环境利益等为代价, 纵容企业逃避对政府以外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行为。财阀企业一味追求发展, 依赖政府的优惠政策进行多元化经营, 垄断了国内大部分市场, 社会对企业垄断及其成长方式的不满, 促使财阀企业开始考虑CSR。
(二) 市场自由化政策的导入及“文民政府 (4) ”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 (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 1980年后, 市场自由化政策的逐渐导入, 使得财阀在国内经济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民众社会意识提高, 消费者或劳动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逐步完善, 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诉求也日益强烈, 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空间缩小, 代价提高。财阀为保持国内市场地位, 开展了以设立财团、捐赠为主的CSR活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 主要财阀在被谴责且要求还还富于民的背景下, 开始着手设立财团。1960年代前仅有7家财团, 到70年代有19家, 进入80年代后, 新设20家, 此时, 韩国30家大财阀基本上都拥有各自的财团。财团模式有利于民众享受社会福利与财阀企业的家族财产继承等两者的共赢:80年代后设立的财团多集中在奖学金或学术研究领域, 满足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由于财团是利用财阀创始人财富设立, 并作为一种资金运作的手段, 还实现了将财阀创始人对财阀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自然地过渡给继承人 (Lee, 2004) 。此外, 1980年代韩国财阀企业的捐助金额远远高于其他国家。长期信用银行 (1991) “韩国企业直接捐款”调查表明, 上市企业的年平均捐款金额可达到1.8亿韩元 (约合103万RMB) (5) , 占税前利润的3.14%, 远高于同期美国的1%。捐助金额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要求而非企业自愿。政府以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为条件 (6) , 要求大企业进行国防献金、政治献金等捐款行为 (Lee, 1988) 。1980年代的财界为迎合政府维护体制稳定的资金需求, 换取对自身既得利益的保护, 便以贿赂和不正当政治资金形式进行捐款活动 (Gun等, 1995) , 支持军事政权下的中央集权制的运行。民众认为财阀企业所谓的捐赠活动是在表面上虚伪地回报社会 (7) , 甚至财阀也对捐款效果持怀疑态度, 尽管其期待形象有所改善 (8) 。韩国大型企业的这种毫无战略眼光的CSR活动, 造成社会对财阀的进一步不信任, 也产生了对财阀企业在经营合理化、技术开发、优秀人才培养、稳定就业机会等方面应得评价的低估。1993年, “文民政府”开始对过往军事政府和财阀进行批判, 使得市民社会对财阀长期以来的不满得以宣泄。因政企勾结使韩宝集团等大型企业相继倒闭、偷工减料造成的韩国三丰百货大楼倒塌事件、南海岸漏油事故等与社会及环境有关问题接连发生, 使得韩国财阀企业的正统性遭到质疑。这些促使财阀等企业对CSR体系进行完善, 但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使得新体系在开始不久就被暂时搁置了。财阀企业开展以财团设立和捐款为主要方式的CSR活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受限于结构矛盾、政治文化等因素, 使得此时的CSR活动还处在缺少计划、不成体系的初级阶段。
(三) 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 (20世纪90年代之后) 亚洲金融危机后, 政府及市民社会加强对财阀企业的监督, 同时, 2000年经济形势好转, 韩国财阀积极开展CSR活动, 并在企业内部构建CSR体系, 使得CSR活动具持续性和战略性。首先, 企业CSR相关制度的建立自2002年开始迅速发展。如图 (1) 所示, 2002年到2009年企业内部设有CSR相关职能负责人和相应职能部门设置的占比迅速上升67.7%。CSR预算制度导入率也上升60.7%。大多企业通过建立相关机制, 从由非专职部门负责的不定期性CSR开展转为专职部门负责的长期性和系统性的活动。CSR活动基本方针、相关委员会的设置、职能负责人的专业培训、内部监督等相关制度的导入率也从2002年开始增长, 且大多财阀企业的CSR相关委员会是直接由CEO主管 (全国经济联合会, 2008) 。其次, 2002年之后, 自主项目运营模式迅速成为捐款之外的又一重要的社会责任活动形式。如图 (2) 所示, 2000年前95%以上的CSR活动是捐款, 其它相关项目不到5%, 不过该比例在2002年激增到21%, 2008年增到47%。2009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 企业业绩在上半年发展受阻, 新的CSR自主运营项目启动率很低, 虽构成比例有所减少, 但整体看来仍呈增长趋势。韩国企业捐赠对象也呈现出了多样性。1998年财阀自设财团的受捐数额占捐款总额的55.8%, 2000年以来虽增减有所反复但总体呈下降趋势, 2005年后明显减少, 2009年减少到了22%。与此相反, 捐给市民团体及NGO等的比例相应增加, 2009年进一步增长到了36.1%。给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及其它相关组织的捐款比例也有所增加 (韩国全国经济联合会, 2000-2010) 。再次, 具有社会公益活动促进制度及鼓励企业员工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的企业迅速增多。鼓励企业员工参与公益活动的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响应民众要求, 改善企业对外形象。二是提高员工忠诚度和荣誉感, 提高企业效益。如图 (3) 所示, 鼓励员工参与社会公益相关制度主要有三类:社会公益活动休假制度、社会公益活动表彰制度、社会公益活动志愿者申报制度。制度导入情况以2002年为拐点, 之后便迅速增长。2009年各企业平均参与公益活动数 (2, 050项) 与人均参与公益活动时间 (10小时) 均超过2004年的3倍 (韩国全国经济联合会, 2005-2010) 。此外, 2005年以后, 企业积极拓展国际CSR渠道, 并开展国际CSR活动。2006年至2008年间, 有四成多曾通过和跨国公司总部联合或由海外当地法人独立开展国际CSR活动。全国经济联合会 (2009) “韩国企业积极推进国际CSR活动的目的”调查中, 有55%企业开展了国际CSR活动, 其中有61%企业开展过与企业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CSR活动, 而尚未开展国际CSR活动的企业中有53%的企业表示今后将通过与当地法人合作进行国际CSR活动。国际CSR活动主要目的是“作为本土化的战略步骤”和“提高跨国企业的社会地位”两项 (占65.3%) 。可见, 近年来韩国企业不断推进的国际CSR活动是企业国际化进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资料来源:韩国全国经济联合会2000-2010年度的《企业与企业财团社会公益报告》注:参与调查企业数 (1998年148家、2002年193家、2002年202家、2005年208家、2006年202家、2007年208家、2008年193家、2008年208家)
资料来源:韩国全国经济联合会2000-2010年度的《企业与企业财团社会公益报告》。注:本调查中的CSR支出额包括 (1) 与免税可否无关的, 仅以奉献社会为目的的捐款、 (2) 包括税法广告宣传活动在内, 企业也将其作为社会公益活动的自主项目支出的总计。
资料来源:韩国全国经济联合会2000-2010年度的《企业与企业财团社会公益报告》。注:参与调查企业数 (1998年148家、2002年193家、2002年202家、2005年208家、2006年195家、2007年208家、2008年193家、2008年210家)
四、结论及启示
(一) 结论 韩国CSR发展进程各阶段的特征: (1) 工业化时期 (1960年代~1970年代) 是韩国CSR发展的萌芽期。政府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 开始推行工业化政策, 一切以企业发展为优先。财阀企业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而追求规模化发展, 而将廉价劳动力作为企业发展的手段。在“只要生产便能销售出去”的卖方市场环境中, 作为企业生存根本的消费者却处于被动地位。企业CSR意识淡漠, 企业对于政府以外的利益相关方, 包括消费者、劳动者、市民社会等本应作为保护主体的权利, 均被完全排除在外。民众对企业的寡头垄断及其成长方式的批评日益提升的环境下, 财阀为中心的CSR意识开始萌发。 (2) 市场自由化政策的导入及“文民政府”时期 (1980年代~1990年代) 是韩国CSR发展的成长期。市场自由化政策的实施和市民社会意识的提高促使财阀企业提出回馈社会的口号, 并开始进行设立财团、社会捐助等为主的CSR活动。但此时的CSR活动与其说是为了消除社会对当时财阀不透明经营方式的疑虑, 倒不如说是财阀为避免社会指责, 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文民政府”时期, CSR活动在民众对长期军事政权压迫、财阀垄断型成长方式和对官商沆瀣一气不满爆发等动荡的背景下逐渐成长起来, 并形成CSR体系, 但紧随其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 使得刚刚如火如荼的CSR体系被暂时搁置。 (3) 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时期 (1990年代之后) 是韩国CSR发展的成熟期。政府主导的财阀改革没有改变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结构。随着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 政府及市民社会加强了对财阀企业的监督, 为保持国内市场地位及提升国际化竞争力, 财阀企业通过完善企业内部CSR体系、增加自主项目运营模式、鼓励员工参与CSR活动、拓展海外渠道等举措, 开展长期化、体系化、国际化的CSR活动。该时期CSR活动已走向成熟, SCSR也成为财阀企业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总之, 韩国财阀企业积极推动CSR活动与其在国内的“不劳亦获”现象、依托于政府的发展方式、主要利益相关方的批评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目标密切相关。通过研究韩国财阀CSR发展过程, 发现韩国财阀CSR需在韩国财阀中心经济体制的特征下, 开展具有战略高度的CSR研究。即韩国财阀CSR涉及到企业本身与政府、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 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中自身定位的结构性问题。因此, 需从企业所处市场环境及其与利益相关方关系出发, 结合企业成长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 对CSR问题本质进行综合探讨, 最终达到实质性改善。
(二) 启示 韩国CSR发展过程对于促进我国开展CSR具有借鉴意义。 (1) 政府需依照中国国情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发挥政府角色, 搭建企业与社会的桥梁, 促进中国CSR的发展。中国政府需搭建和完善政府-企业-社会的互利体系。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各阶段扮演着不同角色, 并影响到韩国财阀CSR发展:工业化时期, 政府支持财阀企业快速发展, 默许财阀在CSR中的不作为;市民社会成熟期, 政府在财阀和劳动者发生劳资纠纷时, 优先保护财阀, 引发财阀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连锁效应产生的对财阀的不信任使得财阀CSR被低估;经济改革和全球化时期, 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限, 使得主导角色由政府转向企业。财阀企业为修复对立关系而开展的CSR活动, 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存在经济中心主义现象, 是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之一, 反映出政府-企业-社会之间关系有较大改善空间。目前中国政府正进行角色转换, 转换过程中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互利体系, 为中国企业提供有效CSR环境是政府应重点关注内容之一。此外, 中国CSR发展现状亟需政府功能发挥。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政府对内实行经济保护政策, 控制外企进入, 形成了财阀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2000年后, 韩国经济联合会响应政府、市民社会对财阀承担CSR的诉求, 发布了《企业及企业财团社会公益报告》, 该报告明确了CSR概念, 推动了财阀为中心的CSR活动。在短短数年内, 大多企业建立了CSR活动体系, 使得CSR活动迅速发展, 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举措之一。随着中国于2004年加入WTO, CSR伴随中国企业而快速发展。但由于政府角色缺位, 国企、民企、外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且占有资源不平衡, 市场和社会意识不成熟等因素, 使得CSR整体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谭深、刘开明, 2003) , 其中最大原因是政府角色缺位 (9) 。中国政府需依据具体国情和发展要求进行相应支持。 (2) 企业需重视建立健全CSR体系, 甚至上升至战略层面。韩国财阀CSR经历了从漠视到重视, 从被动到主动, 从单项到体系, 从国内到国际, 从短视到战略的发展过程。近年来, 中国CSR发展迅速, 但仍处于初级阶段, 企业责任实践领先于责任管理, 市场责任高于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领先于民营企业 (黄群慧等, 2013) 。中国CSR发展任重道远。基于本文的韩国财阀CSR发展经验可供中国企业借鉴, 主要内容有:第一, 构建企业内部CSR机制。设立CSR职能、部门、甚至相关委员会, 并由企业负责人直接对接, 协调CSR活动, 建立CSR相关制度, 确保CSR活动的长期化与有效性;第二, 探索适合企业战略的运作模式和推广策略。企业开发自主CSR运营项目和模式, 制定系统性的企业CSR推广策略, 拓展国内外CSR活动渠道等, 适时推行战略性CSR;第三, 建立鼓励机制, 鼓励企业员工参与CSR活动。员工积极参与CSR活动创造的CSR效益能提升员工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影响企业效益和企业评价;第四, 重视CSR信息公开。CSR活动方针、行为规范、执行计划和预算等信息公开, 可以提升企业透明度, 加强利益相关方对企业CSR活动的信任和支持;第五, 企业在拓展海外事业过程中, 重视建立健全CSR履行机制或从战略高度CSR。海外CSR活动作为企业国际化战略举措之一, 利于弥补本国政府在海外市场中的有限支持作用, 利于维护被投资国政府或市民的友好关系, 利于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可结合内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阶段, 建立适配的CSR履行机制, 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增强国家竞争优势。今后有待于分析总结韩国财阀CSR发展案例。近年来, 三星、现代、SK等大型企业积极开展的一些CSR活动被视为CSR活动典型案例 (黄群慧等, 2013) 。通过CSR案例分析, 提炼总结战略高度的CSR模式, 为中国企业提供借鉴。此外, 本文系统分析了韩国财阀CSR发展过程及特征, 但尚未梳理中国CSR发展。下一步将结合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维度, 分析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探讨中国CSR发展历程和现状, 分析CSR发展中政府和企业角色, 从而探索中国CSR战略方向, 为国家制定CSR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黄群慧等:《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 (2013)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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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中的CSR研究 篇8
1 CSR概念的内涵
1923年，英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 (Sheld on) 最早提出“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的概念，主要侧重于道德伦理层面。直到1953年，被誉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博文 (H.R.Bowen) 在其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中，给出了商人社会责任的最初定义，正式提出了社会责任的观点，即“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来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或采取某些行动”。从此，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成为了一个新的领域。
此后，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都对C S R进行了不同的表述，但其内涵和外延基本一致，即企业不仅要“利己”，承担“经济责任”，追求股东的经济利益，更要“利他”，勇于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因为失去了良好有序的社会环境，经济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的发展和效益也就无从谈起。
C S R强调的是企业的道德义务，即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劳动者、消费者等)及社会环境所应承担的责任与承诺。企业承担相应社会责任，有利于为市场经济建立诚实守信的交易环境、知法守法的法制氛围、节约爱护的环保意识和热心帮助的关爱意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而达到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使整个社会保持“和谐”的发展态势，而企业最终也能够长久获利。
2 和谐社会中加强CSR建设的重要意义
2.1 CSR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社会整体的和谐有赖于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和谐。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支柱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和细胞，它承担着创造社会财富、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重要责任。CSR是企业与人和社会及环境共同受益、和谐发展的平衡意识与理智行为。
党的十六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再次对科学发展观作了全面的阐述，其核心和重点都是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环境，正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将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准。
2.2 CSR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高效途径
企业是市场主体，伴随市场竞争产生;企业是社会成员，伴随社会进步发展。企业是否能够在激烈的经济实力竞争和社会形象竞争中不断提升竞争力，是快速发展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对CSR的关注成为现代企业竞争的新潮流。国际社会越来越看重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已成为对一流企业高标准、严要求的公认指标之一。目前，大多数欧美跨国公司已实施社会责任政策，采用独立的方法监督供应商的劳工问题，特别是一些大的零售商和品牌公司。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处于全球资本和产业链的末端，自然成为CSR的重要实施区域。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和国际接轨，提高国际竞争力。
2.3 CSR是企业提高经济绩效的保障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总是和利润减少相联系，从长远看，CSR与企业经济效益是均衡的。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或者是引导顾客向着有益消费结构变化的行为，会使企业因顾客的青睐而获得丰厚的利润。
近些年来大量的实践证明，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盈利有积极、肯定的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促进其竞争力的增强和效益的提高。企业加大对经济、社会、环境和人权方面的关注不仅可以为其业务运作和企业声誉带来好处，还可以造福于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而社会的发展同样也会提高企业成功的可能性。企业只有通过与其他组织、地方团体、社会和政府部门进行密切合作来提高企业的诚信水平，才能提高其核心竞争力，而这种核心竞争力又是其在激烈竞争中取胜的重要因素。即使从纯粹实用的角度看，“社会责任”的承担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也是很大的，包括减少运作成本、提高企业声誉、提高销售额和客户回头率、提高生产力及技术创新能力、更容易招募到优秀员工和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加企业新的盈利点。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是企业的依托，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企业只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更多地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关注社会整体利益、推出有利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举措，才能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3 构建和谐社会，加强CSR建设的几点措施
政府应引导企业强化社会责任，提高企业自律行为。一方面，加大对CSR的宣传，努力构建并完善企业社会道德规范，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中来，营造推进CSR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加强对CSR的监督，促进落实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制订明确的计划，确定专门的政府主管部门，并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作为考核和衡量政府公共管理绩效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水平总体上处于比较初级的水平，我们应该借鉴跨国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帮助国内企业迅速提升社会责任管理水平，让企业懂得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不能忽视社会责任，使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水平尽快与国际接轨。在全社会营造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氛围的同时，还应该加强法制建设，使CSR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中。强化CSR实际上是强化企业的守法行为，使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劳动保护法、生产安全法和环境保护法，在遵守国家各项法律的前提下创造利润，为社会做贡献。
就企业自身来说，企业应主动将自身发展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此，首先要正确理解CSR的内涵，当前，对CSR的认识，需要澄清以下几个问题：一是CSR与企业办社会不同。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承担了本来应该由社会承担的职能。而CSR则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主动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环境和社会的责任;二是CSR是否加大了企业的成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对企业品牌信誉、社会形象的投资，这将是企业一笔可观的无形资产，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激发员工提高工作效率和创新精神。企业社会责任把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可以给企业带来长远的利益;三是CSR与慈善事业不同。CSR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能将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企业捐赠或企业所做的公益事业。如果一个企业只是对社会公益事业有过捐赠，但是却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的其他基本方面也不是好的企业。
通过立法完善CSR法律体系。随着2006年1月1日我国新《公司法》的实施，企业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争议终于宣告结束。新《公司法》第5条规定：“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第5条首次在法律中明确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主体地位，意味着对传统企业的角色或目标定位的突破，无疑是我国CSR法制化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但在实际中，如何运用新《公司法》使企业有效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尚有许多难点。
因此，将新《公司法》第5条的立法精神具体化，赋予其确切的、可操作的内容，通过一系列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构建和完善CSR法律体系，从而使CSR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和落实。此外，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大胆吸收和借鉴外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成果和经验，从执法和司法等多个方面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机制和监督机制，从而不断建立和完善CSR法律体系。
摘要：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是维系社会公平正义和良好秩序的道德基础。企业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重要创造者, 其经营活动不仅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而且也是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 企业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 还应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这对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至关重要。
关键词：和谐社会,CSR,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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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苗苗.论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的强化及对我国企业的启示[D].东北财经大学, 2007.
医药企业CSR公关之道 篇9
伴随着药品分类管理、重拳整治“一药多名”、打击商业贿赂、降低药品价格, 以及今年新医改政策, 媒体环境和舆论议程将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注视着当下医药环境和医药企业的变化。而Web2.0的新媒介语境中, 媒介主客体趋同, 传播权力的去中心化, 私媒介崛起, 媒介交互性增强等一系列事实和趋势, 都导致媒介环境的复杂和多元化。
危机往往由医药企业显在或者潜在的存在于产品层面上的过失或者责任, 而经由Web2.0新媒介语境, 迅速上升为品牌或者企业层面上的重大信任危机。其中信息传播的迅速, 渠道的多元, 以及所夹杂的各色立场和价值观, 异常严肃地考验着一个医药企业的公关意识和传播管理的战略。
从当下“三鹿毒奶粉”, “强生门事件”等一系列涉及公共利益和安全问题所折射出来的品牌信任危机, 当下新的媒介势力, 以及在传播过程中对于生命个体价值的重新定义、归位和尊重, 都将给以医药企业的CSR传播以深刻的启示, 彰显在当下的传播环境和语境中, 医药企业的C S R传播所要面对和解决的传播核心和议题设置。
对于长期致力于提供捍卫人类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产品的医药企业, C S R是企业的名片, 标志着医药企业战略视角的高度, 助力社会公益的良好意图, 以及倡导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因。通过持续提供优质而高效的医药产品、持续展示长期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品牌形象, 将会构筑出更多的平台去加强与消费者的长期关系。每一个CSR项目的实施与执行, 都将是帮助企业树立或巩固品牌远景的一步, 进而为企业的产品和品牌赢得公众积极的尊重和意识认同, 以及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掌握主动。
正如爱德曼亚太区主席范德伦所言, 当一个品牌超越其自身功能利益而以“公民”行动参与到社会和社区活动中去的时候, “做好事”就可以转化为企业及其品牌“健康发展”的原动力, 并能与消费者建立起更强烈的情感联系。比起其他行业, 医药企业因其产品或者服务关乎生命这一人类最根本的命题, 以及医药产品信息的广告限制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 “更强烈的情感联系”更为关键, 也是受众选择医药企业或者品牌服务内在的衡量标准。
更公众利益化的价值取向, 更广泛的品牌认同度, 更灵活的危机应对意识, Web2.0传播视野中医药企业的CSR公关传播之道, 可以从如下方面来进行建构。
>战略决定视角
医药企业C S R公关的真正目的就是调整企业的决策以顺应公众对于健康和个体生命价值的需求和期望, 同时引导公众的需求和期望使其与企业的方向一致。而要达到这一目标, 在Web2.0传播环境里, 在战略层面上, 将公关营销纳入企业发展战略, 视为企业战略传播的一部分。同时针对Web2.0信息生产和消费环境的特质, 医药企业C S R从注意力时代向整合力时代转变。
很多医药企业, 尤其是国内的医药企业, 没有真正把公关纳入到战略传播管理的高度来看。其表现行为是:当某网民针对某医药企业CSR项目提出异议, 发布在某个BBS上, 而该异议或者问题迅速在网络蔓延, 其传播过程中, 信息在不断的被附加上更多的负面判断。危机凸现, 此刻医药企业才会临时想到公关营销和传播管理。医药企业只有将CSR公关战略化, 才有Web2.0传播视角的高度化和整合化。
另一方面, 医药企业C S R公关战略化, 意味着医药企业应该把CSR公关理念的确定, 以及C S R公关项目的传播和实施, 视为企业的良知。它担负着监测社会舆论和社会需求变化, 倾听来自于不同层面和传播途径的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声音, 实施良好的对内对外的整合沟通渠道和平台, 它们就是企业的早期预警雷达和反应内外部公众舆论声音的晴雨表。而这一切, 在Web2.0的传播环境中, 对于企业相关利益群体需求和信息的定时检测, 有效预防和及时疏通, 更具可操作性。Web2.0即是以人为本, 在实施医药企业CSR中, 妥善而有效的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和协调, 以达成认同的一致性。以人为传播的桥梁和纽带, 医药企业CSR公关将会得到极大的巩固和强化。
在W e b 2.0传播环境中, 医药企业CSR公关战略化在这一点上, 诺华具有深刻的典范作用。在诺华, 人力资源管理和社会责任公关传播被视为一个整体, 即诺华所解读的“企业公民”。企业公民是诺华全球CEO的十大战略之一, 同时该战略会分到各级高管的业绩目标之中, 定期被予以评估。诺华的企业责任和远景, 就是关怀和治愈。要对患者关怀, 首先要让所有诺华人了解“关怀和治愈”的意义。他们设置网上的培训系统和全球的免费热线投诉, 如果有人看到他们做了什么行为是不符合企业公民和社会道德, 就可以在该热线上投诉。他们还设置奖励系统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实现程度相挂钩, 以决定年底的奖金可以拿多少。在诺华, 医药企业CSR首先是确保员工的合规, 以及建立共同的价值观, 而这将会成为诺华对内对外辐射的极具整合力和战略高度的声音, 而每一个员工将成为一个一个传播的引擎, 将诺华的文化和价值观输送出去或者彼此输送, 然后才是对社会和环境的公益行为和影响。它真正实现了将CSR公关传播的高度战略化, 以及将人力资源规划, 企业竞争力以及未来远景融合在了一起。为此在几年的可持续性发展指数调查和“最佳雇主”评选中, 诺华都是达到这个指数的第一名和当之无愧的最佳雇主。
>透明见证诚信
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的医药企业, 必然是一个倡导透明沟通的企业。
医药行业政策的变迁, 以及新医改对于医药营销的冲击, 导致在不远的将来, 营销战略的创新和营销媒介的选择,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医药企业的营销效率。整合传统营销优势并结合新媒体营销手段, 必将成为医改背景下药企的营销利器。在另外一个视角里, 在新的营销媒介和语境中, 个人的话语权和传播权, 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个人不再是在对抗医药企业官僚形象和霸权形象的较量中孤立无援的个体, 也不再是在传统医药企业和医院主导一切的信息不对称中的个体, 网络上的“李森黑名单”打响了网络医药反腐第一枪。
即便是在信息高度发达, 个人传播力空前爆炸的今天, 当前医药行业灰色操作依然是社会反映较为强烈、群众较为敏感的热点、难点问题。而这些问题一旦在某个网络上点燃, 就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蔓延, 直接威胁着一个医药企业的生命线。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药品价格昂贵, 有可能是药厂到药商之间的高额回扣, 为权药交易的“灰色利益链”营造发展的温床;部分药厂以学术研讨会、专家会议的名义邀请医生、专家、政府部门人员, 但常常穿插吃喝游玩的安排;药监局新药审批过程中, 有个别人可能利用职权, 为某些药厂谋取不正当利益;接受馈赠、以医谋利现象仍有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 医药企业CSR公关传播理所应当的视医药行业合规化, 以及推动医药机制透明化传播为企业社会责任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它也是每一个医药企业在行业竞争中, 树立企业形象, 有责任并愿意以身作则, 积极协助政府推动行业的健康、合规发展, 赢得未来竞争制高点的武器。
医药企业C S R公关推动透明化传播进程, 对外它应该:
1.将企业在内部对透明化项目推广所做出的努力, 打造成企业的竞争优势, 同时寻找合适的传播渠道对外有效传播。
2.推广企业透明化管理和传播项目, 获得医院等相关机构的理解和支持, 为以后CSR项目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3.对政府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维护企业的政府关系, 借助有效的媒体传播, 营造良好的政府环境和舆论口碑。
4.获得上下游以及其他合作企业对于这一项目的认可, 共同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在医药企业内部, 医药企业CSR公关的工作是:将透明化管理项目纳入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和日常传播管理内容, 例如合规工作手册, 合规流程的网站系统等, 从而建立内部成员对于其理解和支持, 以及内部对这一精神内涵的认同感。
>创新网络口碑
“中国的网络上有着大量BBS和博客, 它们传载着消费者自发的与品牌、产品和服务相关的讨论以及多媒体信息。”CIC公司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费嘉明指出:“通过网络口碑, 企业不仅可以了解他们的消费群体, 并有机会参与他们所在的网络社区, 为之作出贡献。”
Web2.0网络时代所催生出来的社会交流模式正迅速地改变医药公司的信息传递模式。在Web2.0的传播视野里, 中国的利益相关群体正在经历重要的交流模式变革——由“垂直”模式转变为“水平”的对等交流。通过为网民间对话提供网上平台 (博客、BBS等等) , 网络口碑正在推进“水平”模式的交流, 网民间的对话涉及品牌、产品、企业责任和危机管理等广泛内容。有数据显示:策略咨询、舆情监测、网络新闻、网络专题、在线活动、论坛传播、博客营销、圈子营销、SEO (搜索引擎优化) 等成为当前最普遍的网络公关服务内容。
在此背景下, 医药企业的CSR公关不再是高高在上地闭目塞听, 而是开始倾听民意, 尊重民意, 并且开始重视反映民意的主要网络载体——网站、博客与BBS等, 并且广泛而持续地展开网络公关, 这显然是正确的选择。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尤其是当医药企业遭遇信任危机时, 医药企业的C S R传播既可以坚如磐石, 亦可危如累卵, 一切取决于对网络渠道和信息表达的深刻洞见, 以及对网络平台和渠道的创新性运用。
创新网络口碑, 以融合公共利益洞察和品牌远景洞察于一体的沟通思想为传播核心, 有效整合同一个声音, 传递医药企业健康、安全而务实的形象。针对不同的传播渠道平台和受众人群特质, 在同一个声音下创新性编译平台内容和传播形式, 既能够满足细分利益群体的不同需求, 又能够统一品牌内涵和形象。同时针对媒介渠道本身, 有效发掘目标传播群体的聚合网络, 监测其信息的内容和流量, 处理和发表对公共议题的评论。
医药企业的C S R公关传播者还需要对医药企业的政策和活动持续关注并进行监督, 以确保其符合企业承诺以及公众期望。如果发现企业未能履行承诺或符合公众预期, 企业传播负责人就有责任推动新项目和新政策。
企业社会责任理应是医药企业一切公共关系传播的母题, 医药企业的CSR传播以涉及生命尊严和道德伦理的宏观命题, 展现一个企业致力于通过经济贡献和有益环境和社会的产品, 以及通过社会各界的坦诚交流来实现回馈社会的目标和良知为传播核心, 以构筑有效的政府关系资源和树立“企业责任公民”的媒体舆论导向为传播环境, 以对内明确企业文化和行为规范和对外建立透明度和信任度为传播沟通内容, 以春风化雨的传播形式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建立与公众互信的纽带。
在Web2.0的传播视野里, 战略决定视角, 决定了医药公司CSR公关传播的高度, 意在于构筑符合企业发展远景和人类健康需求的发展战略;透明见证诚信, 决定了医药公司CSR公关的深度, 意在于彰显企业推动变革, 拥抱透明、公正、公平和理性的价值取向;创新网络口碑, 决定了医药公司CSR公关的多元化维度, 意在于将以上的两点在更开放和多元化的媒介传播渠道以创新的方式精准落地, 付诸实施。
企业社会责任CSR 篇10
很多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倡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促进企业的竞争优势。但这些研究成果与管理者们看到的多样化现实并不一致:有的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提升了竞争优势,但有的并没有多大变化;还有的企业不但没有增强竞争优势,反而绩效不断下滑。
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企业竞争优势仅仅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要使企业社会责任转化为竞争优势,可能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遵循特定的路径,或形成独特的社会责任模式,这样才对企业更具实践意义。浙江的KT电器有限公司(下称KT公司)在这方面的初步探索,具有典型意义。
KT公司将社会责任纳入管理,提升竞争优势
民营企业KT公司是浙江省温州市一家专业电器制造商,迄今已有15年的历史。早期的KT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考虑不多,这一点与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情况类似。
随着KT公司逐渐转变为一家以出口为主的外销型企业,国外客户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所提要求越来越多。当国外客户要求企业实施SA8000之类的社会责任认证时,公司感到意外和不解,很难接受,担心承担这些责任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直到对方不惜以撤销订单相威胁,公司才接受了客户的要求。
在严格的验厂制度的督促下,按照国外客户的要求,KT公司主要在员工权益保护、工会组织建设及运转、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善等几方面做了改进和提升。
企业刚开始实施以上措施时抵触情绪很强。因为这些工作不仅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而且还要涉及到很多管理变革和制度变革,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行。但随着各项措施的逐步落实,企业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主要表现在:
(1)稳定了员工队伍。KT公司实行开放宽松的用工政策,打消了员工的顾虑。几年下来,KT公司的员工队伍实现了动态的平衡,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
(2)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工资协商制度保证了员工最根本的利益,社会保险提高了员工的生存安全感,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的改善提高了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大大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3)增加了员工对企业的理解。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的实施,大幅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员工贯彻改革措施的自觉性越来越高,对企业改革的承受力越来越强,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整体素质显著改善;
(4)激发了员工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帮助企业解决了很多难题。面对国外客户的要求提高,公司员工主动要求免费加班进行技术攻关,同时积极配合公司的管理变革和制度变革,不仅成功消化掉了成本增量,而且还把成本降到了原来产品以下。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5)增强了员工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员工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发展。员工为自己是公司的一员而感到骄傲。他们常常在不经意间为自己的企业作了宣传,改善了企业形象,吸引了更多的订单。
KT公司积极对员工承担社会责任的做法不仅满足了国外客户的要求,而且还大幅提高了企业绩效,这是企业事前没有想到的。难怪该公司董事长深有感触地说,承担社会责任看来是符合现代企业的管理规律的。
KT公司在注重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逐渐地也将对供应商的责任管理纳入到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同时,KT公司还开展了许多以教育、修路等为主的社会慈善和帮扶活动。
KT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声誉,改善了企业形象,为企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商机,稳稳地走在了同行业的前列。在KT公司的示范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同行企业也加入到履行社会责任的道路上来。
市场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终极因素
根据KT公司的社会责任实践,我们可以提炼出如上图图所示的社会责任行为模式。这种模式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我国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初期,完全依靠管理者的思想觉悟和自发行为可能效果不明显,但最终会对市场作出响应。
KT公司最初也不想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担心浪费资源、带来麻烦、干扰现有工作秩序。最后迫于国外客户撤销订单的威胁和严格的查厂监督,才被迫实施。但实施后的结果完全转变了他们的态度,不但由排斥转为接受,而且主动扩大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这恰恰是社会所期望的。
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了中国企业不可回避、必须面对现实问题。如果说关税和苛刻的技术条件是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壁垒,那么企业社会责任则深入到了社会精神层面。中国企业要想在国内站稳脚跟并走向世界,必须要有宏大的气魄来积极接纳企业社会责任这种全球性的价值观。
其次,必须把实施社会责任行为与提升企业经营管理结合起来,使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对企业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否则,企业很难把这一计划坚持下去。通常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不会自动提升企业绩效。在企业实施社会责任活动的初期,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关系一般会得到改善。企业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把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尽快与企业管理变革实现对接,推动企业整体素质提升,提高企业绩效。KT公司实施了社会责任计划后,成本支出大幅增加。但由于此时员工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士气高昂,愿意为企业做贡献。公司抓住这一时机出台了许多改革措施,使企业整体素质上了一个大台阶。不但有效降低了成本,而且增强了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第三,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绩效可以产生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有了效仿对象,担心承担社会责任活动会降低企业绩效的企业会因此打消顾虑,渴望提高绩效的企业更坚信能从承担社会责任上找到突破口。KT公司生产环保产品后,很多同行企业看到它没有赔钱反而赚钱,纷纷效仿。政府部门应抓住这类典型企业大力宣传,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第四,由于世界各国发展水平不同,中国企业在世界各地实施这种价值观时会有策略上的考虑,会结合当地的传统和现实。但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应主动设法把社会责任带来的挑战变成机遇,把压力变为竞争力。尽管KT公司这类本土企业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世界优秀公司相比,其做法显得更加短期化、机会导向。要想建立起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长效机制,同时保持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必须把社会责任的理念全面纳入企业管理体系:融入企业的文化与战略,落实在企业的战略执行体系与日常的业务流程中。
第五,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民企加速管理模式的现代化改进。在调研中发现,对KT公司这类民营企业来说,在企业成功实施了社会责任活动后,对大力宣传可能心存顾虑。例如KT公司参加慈善活动和帮扶活动,很多时候是秘密进行的,这与我们日常的想象大相径庭。
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个人和组织得知KT公司的活动后以为有油水可捞,便蜂拥而至,拉赞助、搞募捐、压摊派、求帮扶等等,公司不胜其烦,疲于应付;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高层的家族成员或亲戚知道后牢骚满腹,抱怨说公司帮了与自己不相干的人还不如帮自己的亲戚,公司领导也不胜其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公司只好在做这类事情的时候不事张扬。结果,企业的善举得不到应有的弘扬。这需要民营企业加速管理模式的现代化步伐,避免传统的家族式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
企业社会责任CSR 篇11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社会发展、商业社会中组织演化、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可持续发展和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企业必须同时做好促经济、遵法度、重伦理、行公益等四个方面, 即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完整实施, 才能保证企业在长期的发展中持续的获取更多的利润, 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社会企业》 (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 2001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欧洲大部分的企业领袖相信, 适度地把企业社会责任整合到企业的经营中, 可以改善企业的绩效。那么,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究竟有何影响呢?本文着重就CSR对公司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做一个框架分析, 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内涵
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理念的提出和关注始于20世纪初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其作为诸多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 内涵非常丰富, 这里仅举例说明。
Johnson, H.L. (1971) 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四层含义:通过遵守社会规范来追求社会经济目标;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来为其增加利润, 使长期利益最大化;企业追求多个目标效用最大化, 而非单一的利润最大化;确保企业不比其他企业差。
CED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1) 在“商业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报告中明确:商业企业承担三种社会责任, 即最基本责任——经济功能的高效运行, 变革社会价值并用相应的价值观运行经济, 改善社会环境。
Archie B.Carroll (1979) 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特定的社会对企业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 (慈善) 的期望, 是社会寄希望于企业履行之义务。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 即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之和。
事实上, “天-地-人”巨系统及其子系统, 均是和谐统一的演化系统, 其本质特性就是“系统、循环、统筹、协调” (参见图1) 。企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 其本质是在企业和社会、环境、资源之间树立人本和“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保证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此而言, 除了履行上述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等基本责任外, 企业在深刻揭示“天-地-人”巨系统及其子系统的科学本质, 形成和倡导科学本质价值理念, 掌握四大系统的平衡技术和能力;把握“和谐社会”的实质, 形成和倡导人本理念, 积极承担“人本”责任, 掌握服务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需求的技术和能力;积极投身“和谐社会”建设实践, 实现“和谐社会”理想目标等方面, 必须履行相应的CSR, 形成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素养”, 包括企业发展的科学本质的理念和素养 (HQK) 、人本理念和素养 (HQH) 、和谐的能力及行为素养 (HQA) , 即, 深刻把握和有效处理好人与自然和人类社会内部各事物的本质关系, 使事物和谐发展。
总之, 就系统而言,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时空概念, 包括广义的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的总和;狭义的对社会的责任, 包括法律、价值导向、社会环境、行为规范、伦理道德、慈善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就责任对象而言, 包括对企业本身及其利益相关者 (见驱动力相关内容) 、政府、非政府团体、社区和社区群众及子孙后代的责任。
2 CSR履行的利益驱动机制分析
从根本上讲, 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是相关主体利益平衡及保障的需要, 而相关者的利益驱动机制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从而最终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共同发展。
利益相关者的内涵是随社会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 企业的竞争进入了利益共享的合作竞争时代, 企业间的相互渗透, 使得企业通过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将追求的目标从单纯的企业自身价值最大化向社会的利益共享转变。同时, 传统的以股东利益为核心的公司也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 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也将不再单独为企业的内部资源所有者享有 (D.Lavie, 2006) 基于网络资源“租”的来源揭示了“利益”来源这一重要机制 (另文详述) 。在这种情况下, 强调外部资源所有者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确定和促使作用, 会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Ansoff, H.I. (1965) 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Freeman, R.E. (1984) 则认为利益相关者包括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 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所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今天, 人们同时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看作利益相关者。因此, 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均纳入利益相关者的范畴。我们统称“企业、员工、客户、投资者、供应商、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子孙后代及其利益关系”为“企业与其社会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链”。
完整的利益相关者主体包括经济、社会、环境 (含资源) 三个系统的整体和局部利益者及其辩证关系, 各系统内部在区域和层次上的利益平衡关系, 经济系统中的个体-组织或团体-政府-社区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 社会发展中在时间上的代际利益平衡关系。其机制就是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及系统间的耦合 (参见图1) 。系统间及其内部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价值流”的交换性、“三位一体”性和动态平衡性就是利益主体相互影响和评价分析的基本途径, 也是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企业发展影响的基本途径。
3 CSR对企业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的影响分析
今天的企业社会责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包含了广义社会责任的全部内涵, 其合理履行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兰德公司经过长期研究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品、制度层、核心三个层面。按照这一逻辑, 准确地讲应主要体现在核心 (价值理念、战略资源、核心能力) 层、行为规范层和形象识别层。关于后两者, 企业CIS系统进行了详细阐述。
按照兰德公司的解释, 核心层包括以企业理念和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内外一致的企业形象、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及创新能力、差异化个性化的企业特色、稳健的财务、拥有卓越的远见和长远的全球化发展目标。
企业文化, 是指企业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共同理想、信念、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总和, 也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创造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的总和。CSR本身就是企业文化核心价值理念体系的重要内容。其理念的确立和实施, 就是实践企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的本质 (见“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内涵”一节论述) 的过程, 即是在企业和社会、环境、资源之间树立人本和“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过程。企业社会责任实施过程中, 通过保证社会、环境、资源经济三位一体的合理发展, 逐步形成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体系, 从而影响并促使企业文化不断完善, 进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
图2展现了CSR体系框架及其对企业整体发展的影响框架。这一框架也进一步表明, CSR履行特别有利于发展形成核心价值理念体系, 形成和谐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 提高企业社会资本的整合能力和企业平衡能力,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4 CSR对企业战略性资源和核心能力的影响分析
资源论 (RBV) 认为, 企业资源的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完全替代性 (Barney, J.B., 1991) 或资源异质性、竞争性限制 (the ex post limits to competition;the ex ante limits to competition) 、不完全资源迁移性 (Peteraf, M.A, 1993) , 抑或网络环境下的社会网络资源 (D.Lavie, 2006) , 都能为企业带来经济租, 是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源泉。图3揭示了这一竞争力的来源。
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只有具有上述特性的企业战略性的资源才具有这种潜力。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无疑会对作为企业战略资源的社会网络资源、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环境资源、知识资源、品牌信誉, 和作为资源的企业核心能力 (如企业家能力和素质、组织能力、技术能力、创新能力、战略能力、生产能力、管理能力、营销能力、员工能力及素质、发展能力、关系能力、环境能力等) 形成重要影响。如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在满足各方利益主体利益的同时, 也获得了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不可或缺的战略性无形资源等 (参见图4) , 同时, 或进一步可以通过资源整合, 获取强大的竞争优势 (参见图5) 。
总之, 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作为战略资源的客体弱关系网络资源和主体核心资源的优化配置或整合形成 (参见图6) 。
事实上, 实践也大致如此。如, 英美资源集团 (Anglo American) 是一家世界前五百强的资源类公司, 2001年开始对华进行稀缺资源如Cu-Ni-PGE的勘探开发。本着“One Anglo, One Community”的原则, 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维护、社区开发、劳动就业、教育培训、慈善福利等方面做出很大的努力, 获得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包括中国政府及所在省市县各级政府和社区群众较广泛支持, 从而获取了明显的竞争优势。
CSR履行将进一步影响企业发展, 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引用文中的一句话作为共勉:企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 其本质是在企业和社会、环境、资源之间树立人本和“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保证企业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从现代广义企业社会责任 (CSR) 的本质内涵入手, 分析了CSR履行的利益驱动机制、CSR对企业核心层面的影响机制, 包括对企业核心价值理念体系形成、对企业战略性资源和核心能力的影响分析。CSR包括广义的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的时空总和, 其履行的利益驱动机制是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及系统间的耦合,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将强化资源整合和资源增值机制, 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 其本质是在企业和社会、环境、资源之间树立人本和“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保证企业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CRS) ,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机制,企业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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