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本质

财政本质（精选3篇）

财政本质 篇1

摘要：本文在收集有关财政本质文献的基础上, 对当前财政本质成果进行了研究, 论述了有关财政本质的一些观点, 希望对财政本质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关键词：财政本质,财政,公共商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出现了众多研究财政的学者, 不同学者对于财政理论的认识也不相同。我国当前还不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依然处于经济的转型阶段, 财政体制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自身前进, 而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进行。

1 财政本质应如何界定

1.1 财政的本质

判断财政的本质, 首先要确定财政发展中的矛盾, 研究矛盾, 进一步研究财政的产生和发展, 最终总结出财政的本质, 依据历史和逻辑统一的研究办法。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提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是以商品为基础的, 利用劳动的二重性学说, 研究商品中存在的资本主义矛盾的萌芽, 利用研究矛盾, 融入研究当中被抽象的具体因素, 在理论层面上, 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体系是完整无缺的, 研究方法也是合理的, 因此, 在研究财政的本质问题时, 也要运用这种方法, 自影响财政发展的矛盾开始, 展现财政发展的运行过程, 最终总结出财政发展的本质。

1.2 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

(1)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私人产品的供给重合的时期

自从出现人类以来, 人就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应该是存在于社会当中的人, 因此, 原始人群就是最初的社会组织形式。关于公共产品的分配问题, 主要表现为当时人的一种本能行为, 也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与大自然作斗争, 在这一时刻, 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当中每一个成员的需要就是社会的共同需要, 社会的共同需要也反映了社会当中每一个个体的需要, 很明显, 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 则根本不可能分离社会需要与社会当中每一个个体的需要。之前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说法, 认为在出现剩余产品之前, 人类社会是没有公共需要的, 这种观点非常片面。这是由于人生活在社会当中, 当时根本不可能摆脱公共需要。虽然在当时,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岁月, 但依然没有出现剩余产品, 这说明, 当前的经济状况还不允许公共需要和个体需要的分离, 二者处于相统一的阶段, 但同时也应该承认二者是有区别的。

(2) 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第一次质变

在社会当中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后, 则加速了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第一次质变,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 取火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出现了人工取火, 随着弓箭的发明与应用, 导致出现了剩余产品, 表明生产力发展水平获得了提高。在这个时期, 由于经济的发展, 使公共需要与个体需要具备了分离的基础, 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是人类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初步体现。从此以后, 人类由于缺乏食物造成的死亡现象已经很少了, 发生这种变化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所以也可以看作是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上的第一次质变。

(3) 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第二次质变

因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才促进了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发生第二次质变, 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的, 充分表现了全部社会成员已经成为国家主人。

1.3 财政的本质是协调私人需要与公共需要矛盾的手段或方式

公共产品本身具有特殊性质, 表明在提供公共产品时, 不可能依靠私人或私人组织进行, 而只能通过社会公共组织予以提供。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社会没有剩余产品, 社会中的个体需要统一于公共需要的前提下, 这种社会公共组织存在的形式是国家,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生产力水平逐步获得了发展, 社会当中出现了剩余产品, 促进了个体需要与公共需要的分离, 社会公共组织也发生了一定形式的转化, 由氏族公社逐步转变为国家, 在出现了国家以后, 国家就代表着社会公共组织,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 国家也会最终走向灭亡, 所以社会公共组织的存在形式就又表现为非国家形式。

依据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 假如认为社会公共组织向社会提供产品的过程就是财政, 那么它的发展历程就是:无国家财政-有国家财政-无国家财政。当然, 假如认为社会公共组织的代表就是国家, 而其提供产品到社会的行为就是财政的话, 而将不存在国家的前提下, 社会公共组织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另外给予名称, 在理论层次上讲是可行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名称问题, 不会影响到我们关于财政问题的研究。这是由于不管我们如何界定财政的定义, 都要严格区分财政定义和财政本质的不同。在界定概念时, 只是以财政现象来研究财政, 只需要总结各种财政现象的共性, 而对财政的本质进行研究时, 就需要将其纳入到整个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去研究。

2 财政本质的研究

在充分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前提下, 各种市场经济国家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改革经验, 来自多个方面的不同信息严重冲击了国内财政学理论。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确定了建设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改革目标以后, 国内各个研究部门都将研究重点放在公共财政方面, 大力发展公共财政建设。与传统财政理论相比, 如国家分配论, 当前, 我国的公共财政论主要还是应用西方理论、混合西学, 造成了生搬硬套西方经济财政理论的现象, 没有注意到西方理论的哲学前提和中西方实际情况的不同, 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国情。中国还不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依然处于经济的转型阶段, 财政体制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自身前进, 而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进行。在中国改革中, 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改革、政府职能调整、公共部门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等多个方面的改革, 都要具备一定的理论指导, 要求这样的理论应该有着预见性、可操作性。中国当前还处于非典型、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 依然处于制度转型时期, 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文明古国。在这种情况下, 不考虑本国实际情况, 在改革中缺乏创新, 只依靠引进和借鉴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财政本质就不会在继承传统和借鉴西方中获得发展, 这些现象使中国财政学不能解释和指导当前中国的财政工作。

参考文献

[1]邓子基.学术前辈.首倡有功[J].财政研究, 2008 (06) .

[2]陈龙.从"社会集中分配论"的逻辑体系看未来财政研究的方向[J].财政研究, 2010 (09) .

财政本质 篇2

时至今日,财政理论的主流学派仍否认国有资本营运的独立性。他们认为,国家财政既是“管理型”的,又是“经营型”的,“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管理这两方面内容,仅是财政的两个组成部分,主体是一个,即‘以国家为主体’,本质是相同的,都反映一定的财政分配关系,只是两者有着不同的活动范围,因而不应完全独立起来看待,以免割裂财政的整体性”①。这样,“财政与国有资产管理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主体’与‘两翼’的关系(其中另一翼是税收),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财政体系”②。本文拟借助于对财政本质的认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国有资产管理在财政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一、从制度变迁看财政的本质

建国以来,我国财政理论在财政本质上的代表性认识,最主要的有如下流派:国家分配论、价值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分配论和再生产前提论等观点(贾康,)。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有人提出应将传统占主流地位的“国家分配论”发展成为“公共财政论”。他们认为,财政首先表现为一种分配活动,但就分配论分配显然是狭隘的,但是把财政定义为是国家(或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又失之过宽。因此财政除参与分配外,还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等经济活动起着重要作用。为此,财政概念一般可表述为: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王国清,)。

归纳目前中国财政理论界的基本格局,大体上可以说是“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等两三个较具影响力的非主流学派间的`学术论争。从财政本质的不同认识上,我们不难发现其最根本之处仍在于“利益”之争。为此,我们借助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此略加论述。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制度是构建人类相互行为的人为设定的约束。它的主要特征是:①制度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②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它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所组成。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它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

财政本质 篇3

一、从制度变迁看财政的本质

建国以来, 我国财政理论在财政本质上的代表性认识, 最主要的有国家分配论、价值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分配论和再生产前提论等流派的观点。财政除参与分配外, 还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 以及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等经济活动起着重要作用。为此, 财政概念一般可表述为: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 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 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归纳目前中国财政理论界的基本格局, 大体上可以说是“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等两三个较具影响力的非主流学派间的学术论争。从财政本质的不同认识上, 我们不难发现其最根本之处仍在于“利益”之争。为此, 我们借助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此略加论述。

诺斯认为,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或者更规范地说, 制度是构建人类相互行为的人为设定的约束。它的主要特征:制度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它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所组成。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 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 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 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 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 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实施机制是制度构成中的关键一环。离开了实施机制, 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制度变迁是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 它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 其替代、转换与交易活动存在着种种技术和社会的约束条件。对财政本质的不同认识代表了一种制度变迁的趋势, 从深层次上讲, 财政制度变迁的实质是财政活动中有关各种利益主体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

制度变迁顺利进行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这些改革对利益各方均有好处;二是即使对某一方面可能产生损害, 由于一方 (如中央政府) 承担了这一损失, 而不会引起利益冲突, 即所谓“帕累托改进”。这实际上难以办到, 于是就产生了矛盾, 需要予以协调。鉴于此, 财政本质问题的研究, 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好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关系问题, 另一方面要尽可能满足在力量上占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体 (国家) 的利益需求。为此, 当前学术界产生了围绕“国家分配论”的一些新学派, 如“社会集中分配论”, 这一观点的基本要点是:第一, 把财政的本质归于分配政策, 把财政分配政策归于经济基础;第二, 以“国家分配论”为主线, 兼收并蓄其他流派的合理内容, 使“国家分配论”获得“集大成”和“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坚实而科学的基础;第三, 将财政问题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理论经济学的宏大背景中, 作全方位的新思考, 在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再生产动态过程中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创新过程中把握财政, 进而实现“国家分配论”和财政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此外, 纵观近几年学术界对“公共财政”问题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为了避免上述制度变迁过程中“体制摩擦”背后的“利益摩擦”, 这些学者采用以“国家”为主体, 参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各种“分配活动”。

二、财政本质认识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影响

对财政本质问题的不同认识, 代表了对财政体系中不同的利益格局的各种看法。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焦点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否独立运行的问题。据上述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由财政本质所反映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作为一种制度, 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旧的制度的替代过程, 在这个进程中, 实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的约束条件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小于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代表着有关利益主体利益格局的调整。

赞成国有资产独立营运 (即坚持国有资产管理独立性) 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第一, 国有资产管理与国家财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经济范畴, 国家作为社会事务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和权力不应当都由国家财政来行使和兼任。第二, 国家财政无法统一国家双重身份的责任要求。政权的责任目标是社会效益, 财权的责任目标是经济效益, 两类目标性质不同, 无法同时并重、同时实现, 不能由同一部门 (如财政) 来统一。第三, 国家或政府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机构, 是政治权力的唯一行使者。由于政治权力是实现阶级经济利益的最强大、最有效的手段, 决定着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 必然具有强化运用政治权力的动机, 这使得政治权力经常表现出任意性扩张的倾向。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假如市场缺乏与政府的随意性扩张行为相抗衡的力量, 那必然会经常导致政府的非市场行为力量干预市场正常运行的后果, 从而使市场的有效运行机制受到削弱与破坏。比如会出现重财政税收收入, 轻国有资产保值补偿的现象, 各种形式的以税代利行为还会继续存在。

上述观点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十分正确的, 然而, 现实社会是纷繁复杂的, 尤其是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各方面的关系还未理顺, 政府职责分工尚不十分清晰, 国家在许多场合还不得不采用经济与行政手段并用的方式调节社会经济运行。这表明, 至少在现阶段, 强调“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活动”是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一致的, 它有助于各方面利益的协调以及减少各种成本 (改革成本和摩擦成本等) 。

根据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 现阶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构建应结合国情, 采取分步走的战略。即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采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模式 (简称“国资委”模式, 含有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财政”的思想) ;对于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仍可采用“一体两翼”模式 (即是一种以“国家分配论”思想为基础构建的模式) 。客观地说, 这两种模式作为原有体制变革的过渡形式, 在接近目标体制的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一体两翼”模式刚刚走出原有体制, “国资委”模式则更接近目标体制。而不同地区在实践中选择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式, 则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有资产的相对集中程度有关。如上海、深圳、武汉、厦门等地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而青岛市与山东省、厦门市与福建省在组建“国资委”问题上截然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其深层原因同样是经济体制水平和国有资产集中程度方面的差异。河北、辽宁、陕西等地区在筹建“国资委”的过程中, 虽得到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 但遇到的困难要比上海等地大得多, 也说明了这一问题。而目前强调“一体两翼”模式更适合本地区情况的省区,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有资产的集中程度上, 大都不如前述省市。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从我们整个国家来看, “一体两翼”模式将占很大的比重, 因此, 政府体制改革过程中撤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重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是符合我国实际的, 是与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