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治理

正确治理（共3篇）

正确治理 篇1

在人们普遍担忧再次爆发危机的今天,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历史机遇再次出现在面前,能否不再让这一机遇与人类社会安全发展擦肩而过,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信用全球化已经把世界经济连接为一个整体,债务全球化将世界经济置于一个永远无法偿还的巨大债务规模基础之上,世界经济在随时可能爆发信用危机的状态下艰难前行,人类社会面临一个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用什么方式可以合理利用信用资源,阻止全球信用危机对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破坏。

西方发达国家超越自身偿债能力的过度负债导致了2008年第一次全球信用危机,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利用所掌控的国际评级话语权给予自己最高信用等级,向全世界标榜他们没有债务偿债风险,结果是这种错误评级导致的信用灾难由整个人类社会承担。

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是全球债务高速增长的推手,西方错误评级还在继续主导世界信用资源流向那些负债总额远远超过财富创造能力的经济体,这种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前景在哪里?

经历了2008年全球信用危机灾难的人类社会对这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现实在警示人们,必须摒弃传统思维,从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经济治理问题。

信用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治理被不断提上议程。但由于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问题不清晰,所以世界经济治理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史无前例地持续八年时间采用大规模增加债务构建消费能力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做法,不仅没有带给人类美好的期待,反而将世界经济置于完全无法偿还的巨大债务规模基础之上,增加了再次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世界经济治理背离了信用经济发展规律,未将正确评级纳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

信用评级通过分配信用资源影响世界经济

评级对世界经济的作用是由信用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信用经济的显著特征是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流动性已高度债务化,人类的经济活动完全建立在债权债务关系构成的信用资本基础上,高度依赖举债形成消费能力满足生产增长的需要,因此,债权债务关系作为生产发展的信用资源状况决定着生产的兴衰。

那么,债权人与债务人建立借贷关系的前提条件是对债务人偿还能力的判断,而如此专业的问题只能由独立第三方评级回答,评级作为构建信用关系的媒介就天然具有了分配信用资源的职能。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信用经济逻辑,信用生产→信用消费→信用资源→信用评级。评级通过构建信用关系分配信用资源影响消费和生产,评级成为信用经济的真正主宰。

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是信用经济,是一种建立在债权债务关系基础上的经济,是由信用关系状态所决定的经济,因此信用经济治理主要是如何通过构建信用关系合理分配信用资源,运用负债形成的流动性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为此,就必须使用评级这个专门评判债务人信用风险的工具。

以上分析揭示出,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是信用经济的两对矛盾,生产需要不断进行信用扩张来消费其产品,因此,生产与信用是顺周期力量;评级的责任是向债权人提供债务人安全负债的数量边界,因此,信用与评级是逆周期力量,这两对矛盾正是世界经济的内在运动规律。

西方评级一直在扮演世界经济治理角色

西方评级主导世界经济治理是通过三种方式体现的:一是其直接评级;二是其评级思想被广泛使用;三是其评级已充分制度化。西方评级通过控制世界所有经济体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通行证,操控着全球信用资源分配。

一直以来,西方评级就是信用无度扩张的直接推手,对此的判断标准是,债务增长与财富创造能力增长的关系。2008年比1998年,美国的国家总债务增长了122.0%,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1.9%,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由269.7%增长为369.7%;欧元区国家的总债务增长了111.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98.2%,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由271.1%增长为289.0%;全球债务增长了114.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1.7%,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由228.4%增长为242.4%。2008年世界经济的债务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为242.4%,2015年这一比例为286%。

这几组数据所揭示出的是,世界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债务大幅增长基础上的,如果剔除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虚拟成份,债务与财富创造的偏离度会更大,而且这一分析是以国内生产总值可以用于偿还债务为假设条件的,事实上是不可能把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偿债的。超过财富创造能力的过度负债使债务增速极大地超越财富创造能力增速,证明了西方评级没有把世界信用资源引入有财富创造能力的经济体,导致信用资源占有与财富创造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最终以危机的方式对这种不合理的比例关系进行调整。

2008年后,西方评级主导世界经济治理的状态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它依然在扮演推动全球债务过度增长的顺周期力量角色,结果是国际债务规模峰值比危机前增加了40.4%,同期的世界经济增速却比危机前降低了40.3%。

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西方评级没有能力担当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所要求的阻止债务无度扩张的逆周期力量责任,不仅导致现代世界经济治理的评级真正缺位,而且使评级成为掩盖信用风险的工具和世界经济治理的破坏力量。

没有正确评级参与治理,世界经济就没有希望

世界经济治理的根本问题是,顺周期力量过于强大,逆周期力量完全缺失,彻底背离了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对立统一的信用经济发展规律。顺周期力量强大不仅体现在生产对信用扩张的内生动力,而且表现为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的信用扩张推手作用;逆周期力量缺失则是现存国际评级体系完全没有承担阻止信用无度扩张的世界评级责任能力。

什么是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是生产与消费这一对立统一关系的运动过程,若消费能力形成由当期创造的物质财富转变为依赖借贷消费未来可能创造的物质财富或虚拟信用关系时,世界经济就表现为生产与信用的运动过程,而由债权债务关系构建起来的信用端与生产端的平衡与否则决定着世界经济的状态。

因此,建立在信用关系全球化基础上的世界经济治理任务是管理好需求侧的信用关系,阻止过度负债导致的生产与信用这一世界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衡,让信用关系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

从根本上说,对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治理就是用何种方式管理世界信用关系。对信用关系的管理就是要揭示出债务人的安全负债数量边界,信用评级是这一职责的天然担当者。如果不能构建起能够揭示信用风险的国际评级体系,就没有阻止信用泛滥的有效工具,就会加剧生产与信用的失衡状态,世界经济就必然以债务危机的方式寻找生产与信用的平衡。在这样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下,有效治理的希望在哪里?

说到底,世界经济面临的信用危机是缺失正确评级的世界经济治理危机。

将正确评级纳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最为重要的是变革思维方式

如何才能将正确评级纳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最为重要的是运用体现信用经济发展规律的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两对矛盾对立统一认识方法,深刻总结世界经济治理的经验与教训,正确认识西方评级的错误与危害,构建世界经济治理新思维,真正解决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问题。

世界经济治理就是,运用正确的评级,合理分配信用资源,激励财富创造,实现债务规模与财富创造比例关系的平衡,防止世界经济的这一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根本办法就是管理好债权人与债务人构建起来的信用关系;而管理信用关系的抓手就是正确评级。

那么,如何区分正确与错误评级呢?评级就是算账,算清楚有多少可用偿债来源支撑偿还债务。因为财富创造能力是偿债来源的基石,评级的标准就应该是,预测偿债来源与财富创造能力的偏离程度,偏离越大,风险越大。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正确判别和选择评级。

有了在信用经济发展规律指导下的世界经济治理方式的思维变革,就奠定了将正确评级纳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思想基础,就有条件把世界经济治理的着眼点放在构建一个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能够承担世界评级责任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上来。

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评级体系,构建国际评级新秩序已成为2008年危机后人类社会的主流思潮,这本应是重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一个历史拐点,但由于传统思维的根深蒂固和信用经济思维方式的缺失,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并没有顺应历史需要提到世界经济治理议程,使世界经济至今尚未走出八年前的那场危机,而面临着新一轮全球信用危机的威胁。

今天,在人们普遍担忧再次爆发危机的同时,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历史机遇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能否不再让这一机遇与人类社会安全发展擦肩而过,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正确治理 篇2

----治理医药商业贿赂活动心得

根据卫生院治理商业贿赂涉精神，在开展治理医药商业贿赂活动中，我认真学习了治理医药商业贿赂《学习资料》、观看了影片。这些活动，对我来说从思想灵魂深处触动很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发展迅猛，形势喜人。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医药商业贿赂也随之蔓延，这一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碍了公平竞争，影响了国家资源优化配置，加大了企业成本，败坏了社会风气，滋生了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已成为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一大毒瘤。

何谓医药商业贿赂？医药商业贿赂是指在商业活动中违反公平竞争原则，采取给予、收受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等手段，以提供或获取交易机会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的行为。医药商业贿赂其危害极大，它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市场秩序，妨碍了公平竞争和资源配置，影响投资环境；它无疑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造成公有财产被侵吞；它为假冒伪劣商品行了方便之门，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发了突发公共事件和其他社会问题；它同时败坏 了社会风气，腐蚀党员、干部和企业从业人员，成为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的温床。如原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吴某、原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某、原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主任朱某等贿案就是典型的商业贿赂。

为何医药商业贿赂越演越烈、治理困难呢？究其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立法有缺陷或法规不健全，一些投机者钻政策的空子；二是司法追究不严，使行贿者屡屡得手，而且得到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三是商业贿赂具有隐蔽性，一些受贿者抱有侥幸心理，长此下去，胆量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四是一些企业、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五是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市场秩序紊乱。

医药医药商业贿赂涉及面广，且越演越烈，它如一个毒瘤滋生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如何治理？第一要加强反医药商业贿赂教育宣传，增强抵御商业贿赂意识和防范能力。第二，要加强反医药商业贿赂监督管理，建立治理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和监管措施。第三，要加强治理医药商业贿赂打击力度，发现一起抓一起，从严治理一起，绝不手软，采取黑名单，并公示社会。第四，要从源头抓起，治理和防范医药商业贿赂，对于政府部门行政审批、采购、金融机构贷款、保险、工程招投标等方面增加透明度和监督力度。

正确治理 篇3

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

农村群体性事件, 是指由农村区域内 (村、乡、县) 社会矛盾引发, 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参与, 有一定组织和目的, 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 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甚至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强度对峙状态的事件。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诸多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 从根本上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根据有关资料及笔者对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跟踪调研,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有:

1.规模由小趋大。20世纪80年代之前, 农村几乎没有群体性事件, 然而, 近年群体性事件激增, 规模上出现新变化:由几人、十几人或几十人参与的小规模群体事件仍是主体, 但由上百人到几百人参与的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 并开始出现由上千人到几千人参与的大规模和由上万人或更多人参与的超大规模的事件, 这对于县级区域的稳定造成的冲击很大。据笔者对中原某县的调查, 2006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5人以上占4%, 10人以上占10%, 20人以上占45%, 上百人的占41%。

2.类型由“纠纷型”趋向“抗争型”。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 农村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纠纷型”事件。如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因争夺资源或宗族矛盾的群体性械斗等。但是, 自 80年代中期始, 农民之间纠纷型群体性械斗事件急剧下降, 而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则日益增多。近年来, 以农民为参与主体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大都是因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来自公共权力机关及其人员的侵犯甚至剥夺引起的集体维权行为。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色彩日益显著化。

3.组织性由弱变强。过去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因某一具体诱因导致聚众闹事、围攻、哄抢或械斗, 一般没有明显的组织领导者, 也缺乏具体统一的行动计划和目标。而目前的群体性事件, 一般在事前或事中有较为紧密的组织领导, 具有明显的策划特征。这些群体性事件的领导和组织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自发群体行为为主的农民自我集体行动。这类行动的组织者一般是事件当事人, 这些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特征主要是: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不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 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 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另一类是通过正式组织及其领导出现的农民集体行动。这类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是正式组织的成员, 他们强调并坚持以合法的组织途径解决问题, 国家的法律、党的政策是这些事件整个行动的基本根据或行动规范, 具有“遵纪守法”的性质。

4.诱发因素由单一趋向多元。过去, 农村群体性事件因山林权属纠纷或宗族、房族矛盾诱发居多。而现在, 主要的是村民选举、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环境污染、资源开发、工程建设等因素诱发见多。特别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已成为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诱因。农村环境冲突在中国并非新的现象。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 进入80年代逐渐增加, 到了90年代则呈现出剧烈爆发的态势。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根据恩格斯的“合力理论”, 任何事情的形成、发展、变化都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群体性事件也是有多种诱因。

1.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不实是直接原因

社会情绪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因素。目前农村社会对立情绪的形成有很复杂的原因, 但主要是基层干部自身的问题较多, 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作风、政策水平不高等。表现在:一是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有的村干部虽然生活在农村, 工作在农村, 却很少到群众中去, 对群众想什么, 做什么, 有什么困难, 根本胸中无数。所以做出的决策很难符合大多群众的意愿, 很难得到大多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有的村干部对待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理不睬, 不做沟通解释工作, 而是简单地生硬地对待群众, 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而且使干群间产生了隔阂, 有的村干部在推行有关政策规定时, 不是耐心地做教育引导工作, 而是靠行政命令压服, 造成群众不买帐。有的村干部摆不正位置, 总以救世主自居, 认为没有自己就没有群众的幸福生活, 不能主动地去联系群众, 造成干群关系疏远。二是不讲民主, 不接受群众监督。有的村干部民主意识差, 在班子内部不听取成员意见, 个人说了算, 本该由集体讨论商定的事。却个人主观臆断, 盲目决策。在决定大事要事时, 不执行民主决策程序, 要么不与群众商量, 要么减少环节, 降低要求, 要么不反映事实的真相, 不深入调研论证, 使决策缺少群众基础, 缺乏科学依据, 最终给集体造成损失。有的村干部不向群众公开村务, 重点建设工程不招投标, 造成群众反感和猜疑。三是管理混乱, 有章不循, 有法不依。有的村干部管理能力差, 不能为群众当家理财, 不能管好职责范围内的人和事。有的干部工作随意性强。做事没章法, 口袋政策多, 口头协议多, 有的即使有协议也不完善, 权利义务不明确, 造成村务管理混乱。如鱼池承包、土地租赁、财务管理等问题都有漏洞, 使少数人随意侵占集体资产, 造成干部与群众之间, 群众与群众之间, 村与村之间纠纷不断。有的村干部不敢抓, 不敢管, 控制能力差, 对违反法律规定的人和事迁就纵容, 造成多数群众不满意, 留下许多隐患。四是忽视思想政治工作, 不抓精神文明建设。有的村干部只顾经济工作, 不问党务和精神文明建设, 导致一些村民民主法制意识淡薄, 思想观念混乱, 造成不安定隐患。总之, 民主管理不规范使农民民主权利丧失, 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话语权, 无法共享共有社区资源。利益的失衡和长期积压的矛盾冲突无法通过制度化途径在村庄和社区内部得到化解, 就很可能通过群体性事件爆发出来。

2.农村利益冲突加剧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目前农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占用土地补偿费用和村企矛盾问题。首先是占用土地补偿费用问题。近年来城市迅速向郊区农村扩展, 开发区、工业园区逐步扩大, 新建、扩建道路迅猛增加, 占用大量的农村土地。尽管各级党政机关和村级组织采取了一系列补偿措施, 但是涉及大量的占地补偿费用问题仍然特别突出。由于目前国家缺乏统一的土地补偿标准, 各地对占地费用的补偿标准、补偿期限以及补偿费用管理缺乏严格、具体的规定, 经常出现占地补偿资金不能完全及时到位, 补偿标准差距较大, 导致被补偿农民互相攀比;或是农民对村里的大量补偿款的使用和管理不满意。这些都极易导致农民与乡镇政府和村组织发生纠纷和冲突。同时《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地30年不变, 而大多数村庄的机动地早已用光, 失地农民失去收入和生存的来源, 从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其次是村企矛盾问题。由于用水、用电、地面塌陷、环境污染等原因导致这些工矿企业与周边村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十分突出, 由于历史原因, 村民靠矿吃矿靠厂吃厂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总是要求厂矿在赔偿损失之外免费提供用水、用电。而厂矿一方经过经济转轨, 思想观念却有了巨大的变化, 认为任何赔偿应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来执行, 不愿支付超出规定的赔偿要求。结果往往导致村企矛盾突出, 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

3.信息沟通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是重要原因

社会转型中产生矛盾冲突是必然和正常的, 关键是农民能否通过制度化渠道来反映意愿和化解矛盾。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和增多, 就是由于农民合理利益受到损害、各种矛盾长期积聚, 又缺乏制度化表达或对正式表达缺乏信心而采取的极端行为。信息沟通和政治参与渠道不畅主要表现在“三难”:一是村民自治选举难。村级换届选举中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基层并不少见, 情况也比较复杂, 选举不公正、宗族势力介入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据调查, 目前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现象在某些村时有发生, 但选举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对村民选举中的贿选问题都是只有原则性的规定, 在现实中很难认定和操作;有的村由于某些干部的贿选和不正当干预村民选举, 村民无法实行有序的民主参与和正常的村民自治, 有的村在宗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操纵下选举, 导致选举结果不合民意民愿, 自然就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告状难。向司法机关起诉, 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后防线, 是依法处理矛盾冲突的重要办法。然而, 农民在权益受到侵害时, 告状很难, 尤其是民告官更难。正是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 农民在合法的渠道内解决不了问题, 一部分农民就寻找不合法的渠道, 采取过激方式给政府施压, 要求政府解决问题。三是农民反映问题难。村民个人或群体直接向村委会和党支部、乡镇政府或更高一级党政机关反映干部存在的问题, 提出要求或批评, 是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之一, 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可是一些政府机关和组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严重, 使农民难以接触, 有的甚至打击反映问题的农民。

4.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原因

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群体性事件, 已是当前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问题。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群体性事件一般多采取间接插手的方式。他们或是策略支持, 经济资助;或是寻找借口, 法律援助;或是恶意炒作, 造谣惑众;或是征集签名, 施加压力;或煽动闹事, 扩大事态;或是鼓励抗争, 长期对抗。2005 年, 在广东省发生的汕尾“红海湾事件”、南海“三山村事件”、番禺“大石村事件”, 就是典型例子。南海“三山村事件”、番禺“大石村事件”, 本是个别的普通群众纠纷事件, 但随着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和境外敌对分子, 包括国内一些所谓民间维权人士的插手, 通过境内外媒体的大肆炒作, 使事件不断复杂化, 最终演变为具有政治目的、影响海内外的事件。汕尾“红海湾事件”发生后, 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也造谣, 称数千名武警至少枪杀 20名村民。一些人组织发动网上签名活动, 向党和政府施压。诸如此类的造谣煽动活动, 成为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和放大器。

5.群众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 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 法制观念淡薄, 这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因素

实施村民自治以来, 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 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 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 法制观念淡薄, 对于如何利用法律、法规来合理解决政策处理问题或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意识不够。他们认为一般搞搞没关系, 政府拿他们不得, 以致于有的人走上了犯罪道路还不知道。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磨擦或纠纷时, 一些群众错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 能较快解决问题, 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

三、正确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新思维

针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 我们必须大胆解放思想, 转换思维, 用创新性举措正确治理, 为和谐平安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础。

1.更新观念、转变思维是正确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前提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 并非中国独有, 也决非仅限于当代。历史上自原始社会开始就有了群体性冲突, 之后一直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走到今天, 将来也还会继续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 群体性冲突表面上反映的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 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不平等地位, 冲突最基础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 然后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 最后是社会群体关系上的冲突。冲突产生于矛盾, 矛盾引起冲突。当前我国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转型期农村地区各种矛盾交织的反映, 从本质上讲, 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 是弱势群体的农民利益诉求的集中表现。几乎所有的群体性事件的起因都包含合理成分, 他们采取的上访、集会、示威、游行等形式, 虽然是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冲击, 但这些也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在群体性事件中农民无非是在行使这一权利。某种意义上来说, 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意味着社会在趋于常态, 以及权利时代和法治社会正在来临。所以, 我们要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首先必须更新观念, 学习接受法治的观念, 逐渐适应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此外, 根据辨证唯物观,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群体性事件有其消极性的一面, 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比如, 可以有助于农民群体群际关系的整合, 巩固农民群体内的凝聚力和整合度, 也可以以压力的形式迫使领导者反思, 从而不断改进思维方式, 提高执政能力, 促进矛盾的解决, 推进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对待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科学态度, 也是正确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是正确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基础

从工作实践看, 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 法制宣传教育手段发挥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 法制宣传教育手段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它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 而且有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 减少出现反复的后遗症。运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来治理群体性事件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又一体现。它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 虽然形式上“软”, 但比起动用警力来效果要好。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不仅规范着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 也调节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而且较其他规范更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和强制性。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 将法律知识寓教于宣传教育之中, 可以依照法律找出每个参与者行为的合法性和违法性, 发现每个参与者的合理要求和无理要求, 合法、合理的要求应予尽力解决;违法、无理的要求通过对照法律一目了然, 使群众口服心服。同时运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解决群体性事件时也可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知识, 树立起依法行政的风尚, 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其二, 法制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的具体化, 可以通过法制宣传教育, 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 提高党政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人民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利能力。从当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看, 一些源于少数党政机关和职能部门个别工作人员处理问题不当或不能依法办事, 而一些群众的法制观念也不强, 一旦发生矛盾, 就很容易引发群体冲突。所以, 法制宣传教育是治本之策。通过法制宣传教育, 既可以增强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又可以提高广大群众法律意识, 还可以使广大群众明白依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有了这三条, 就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再具体而言, 通过法制宣传教育, 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告诉群众, 把公民的权利义务告诉群众, 把即将办的事情告诉群众, 说服群众认清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 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不因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损害整体利益, 从而不断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 提高了群众分清是非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3.完善控制体系是关键

(1) 完善预警机制, 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建立多层次覆盖整个社会面的情报信息网络系统, 把信息触角伸向各个角落, 力争做到信息队伍多元化, 信息来源多样化, 上下联系一体化, 分析信息专业化, 综合反馈网络化。及时、准确掌握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动态;二是建立完备的预测系统, 对社会稳定形势状态和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情势进行宏观和微观预测, 为决策机关制定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以便有的放矢地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 驾驭社会治安局势;三是健全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防范重心下移;四是健全矛盾纠纷调处制度, 完善矛盾纠纷调处防范网络; (2) 健全以社会自组织为主体的消融机制, 真正使社会自组织成为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应大力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特别是要积极发展非政府组织。首先, 要建立健全代表各类弱势群体利益的农会与农民工协会, 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 发挥凝聚群体利益的作用。其次, 发展各类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中介组织。中国中介组织具有“官民二重性”, 不仅可以凭借其处于一线、贴近民众的优势成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 让弱势群体有自己的声音, 而且能够依靠其与政府机构的特殊关系表达和实现弱势群体的利益, 并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利, 充分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社会功能; (3) 建立超前联动排查调处矛盾的机制。一是主动出击, 准确排查。就是排查工作要主动开展, 并深入到基层面对面地与群众零距离接触, 了解社情民意和群众的疾苦, 切实掌握影响基层稳定的各种问题、动态、信息和苗头。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早发现, 早掌握, 及时化解。二是对原来交办没有解决的问题加上新出现的突出问题, 定期再进行交办查办, 使这项工作经常化。三是在处理矛盾时要妥善彻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作用, 把各种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 防止矛盾激化。四是及时做好基层调处工作。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 要针对不同的特点, 认真剖析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妥善加以解决。 (4) 建立矛盾发生时的合力化解机制, 建立起统一领导、部门协调, 统筹兼顾、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合力加以解决。当前可考虑建立综治工作中心, 及时解决疑难矛盾纠纷。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在镇乡、街道整合综治、公安、司法行政 (调解) 、信访、劳动等部门的职能, 建立综治工作中心, 按照主体不变、职能整合、联动运作、化解矛盾、方便人民、维护稳定的要求, 理顺和完善以综治牵头协调, 信访接待归类, 司法依法调解, 部门各负其责, 归口处理的联访、联调、联动运作机制,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分析和预测纠纷形势和特点, 及时向党委政府和上级报告重大社情和难点、热点问题, 受理重大复杂疑难纠纷, 组织实施调解。并组织处理辖区群众来信来访, 努力预防和控制集体上访、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和重复上访等重大信访事件的发生, 维护本辖区的稳定。在组建联调联动服务中心过程中, 党委政府要在人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不能只流于发一个文件的形式, 要切实解决专门办场所和工作人员, 以真正发挥其作用; (5) 是建立矛盾调处中的督查、督办工作机制。

4.改革和发展是根本

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根本原因, 是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不相适应。这既有体制转轨的影响, 又有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能满足社会成员多方面需要的因素。因此, 各种控制机制的发展也许能够在短时期内遏制这样的事件的发生, 但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历史经验表明, 最有效的办法是社会政治改革, 通过新制度的建设来容纳和消化群体性事件。要通过改革, 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始终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是正确处理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途径。当前最关键的举措是健全基层民主管理体制, 完善基层自治功能, 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当前需要建立四个机制:一是知情机制。一方面, 群众能够了解真实情况。集体资产是联系村民的重要纽带, 村民非常关注集体资产的使用状况, 要将村镇规划和建设项目、土地征用及补偿、宅基地和山地流转、债权债务、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等及时在公开栏公开;另一方面, 村干部要对村情具有敏感度, 要收集社情民意, 变村民的“上访”为干部的“下访”, 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 及早发现, 及早解决。二是决策机制。村民参与决策是村民参与谈判和规划自己未来的利益整合过程。要在村务管理中建立民主议事协商制度、民主听证和票决制。对重大事项如财务收支、工程项目资金筹集、招投标方案、上级下拨的补助经费、年度工作计划等, 在决策前必须进行公示并组织民主听证, 提请全体村民公开票决, 真正体现“自治”理念。三是参与机制。村民个人或群体直接向村委会和党支部、乡镇政府或更高一级党政机关反映情况, 提出建议、意见, 这是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之一。国际经验表明, 参与机制能够为穷人和受社会排斥的阶层提供表达意见的权利。民主是社会有序参与的重要保证, 应努力提高村民的参政意识与参政水平, 提高农村的自我组织程度和自我管理能力。四是监督机制。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中党支部是领导核心, 村委会是管理和决策的执行机构, 村民代表会议是决策机构。对村委会事务的监督, 要发挥党组织作用, 形成群众监督、村委会自我监督、上级组织监督的完整体制。机制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基层自治组织的完善。村委会是社会的自治组织, 维护社会公益, 提供公共服务, 表达公众利益,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起着沟通作用, 离群众最近, 是政府调控农村社会的重要“触角”。如果村委会的功能和机制发挥得好, 在农民中培养了归宿感和认同感, 一旦群众有矛盾纠纷, 通过村委会就能得到及时化解, 不能解决的及时上报以获得政府帮助, 将社会矛盾通过制度化渠道消灭在萌芽状态,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将得到有效控制。这四大机制的建立也就有效地保证了弱势农民的权利均衡、利益沟通和利益表达, 为消除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注]该文系作者主持的河南省2008年社科规划项目前期成果。

摘要：近年来, 我国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呈现阶段性多发态势, 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制约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构建最突出的问题。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构建和谐平安新农村, 就必须抓住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出现的新情况, 采取教育、控制、改革和发展三位一体的创新性举措进行正确治理。

关键词：农村群体性事件,正确治理,和谐新农村

参考文献

[1]董清民.群体冲突及其预警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 2005.

[2]胡关禄, 林雄业.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