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档案论文

犯罪档案论文（共8篇）

犯罪档案论文 篇1

档案这种重要的历史记录,历来是《刑法》保护的重点。我国《刑法》329条规定了两个档案犯罪。其一为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二为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擅自出卖、转让国家所有的档案,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然而在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对于档案犯罪的对象和主体等问题却存在大量争论,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简单的讨论,以求教于兰台同仁。

一、档案犯罪的概念

目前,有关档案犯罪的概念的探讨比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档案犯罪并非是一个法律概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涉及档案犯罪的案例较少,故对此问题的关注也不够。就现有的有关档案犯罪的定义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认为档案犯罪是指“涉及档案和档案管理的犯罪”[1];认为档案犯罪是指“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禁止性规范,抢夺、窃取、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等应受刑罚处罚的违法行为”[2]。

这两种定义都值得商榷,为了弄清档案犯罪的概念,我们还得从犯罪的概念着手。我国新《刑法》第13条明确规定了犯罪的基本概念。这一概念对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外延作了概括的规定,《刑法》分则又将严重社会危害的内容分为10章,区别情况,作了具体规定,而档案犯罪正是《刑法》分则第六章中规定的罪名之一。《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揭示出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而档案犯罪作为《刑法》分则中的具体罪名,作为犯罪的种概念,理应与总则中作为属概念的犯罪的概念所揭示的本质和特征相一致。因此,笔者认为,所谓档案犯罪,是指有社会危害性的,依照法律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侵害国家对档案管理秩序的行为。

二、档案犯罪的特征

1. 档案犯罪的对象。

档案犯罪的对象主要是国有档案。所谓国有档案是指归国家所有的档案。具体来说也就是由国家机关、国有公司及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其他组织保管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的档案。非国有档案也可以成为档案犯罪的对象。非国有档案成为《刑法》中档案犯罪的对象主要限于以下两类情形,一类是指各种会计档案。根据1998年实施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会计档案不再限于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所有,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社会组织也可以建立会计档案。隐匿、故意销毁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会计档案,情节严重,也可构成犯罪。另一类是指国家保管的非国有档案。我国《档案法》第16条规定:对于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必要时可以收购或者征购,档案所有者也可以向国家档案馆寄存或者出卖。这些由国家代为保管的非国有档案,是否可以成为档案犯罪的对象呢?有观点认为,这种档案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给国家,因此不能以“国有档案”论处。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并非正确。根据《刑法》第91条第3款的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寄存于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虽然其所有权并没有转移给国家,但是由于在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之下,应当视为国有档案。

档案犯罪的对象是否仅限于各种国有档案和非国有档案的原件,这些档案的复制件是否可以成为档案犯罪的对象呢?对此,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争议。有观点认为,“国有档案”仅指国有档案的原件,而不包括复制件。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其欠妥之处。档案是一种以不同的物质载体形式呈现的历史记录,档案复制件同样是对档案信息的再现。《刑法》对档案犯罪的规定显然不仅仅要保护档案物质载体本身,而且还必须保护这种载体所包含的内在信息。档案复制件必须与原件一样受到《刑法》的同等保护。事实上,我国《档案法》第17条第3款明确规定:“档案复制件的交换、转让和出卖,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档案法实施办法》第18条第3款规定:“各级各类档案馆以及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为了收集、交换中国散失在国外的档案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以及适应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推广等的需要,经国家档案局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职权审查批准,可以向国内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赠送、交换、出卖档案的复制件。”可见,档案管理部门也认识到复制件与原件具有同样的保护价值,因此无论是档案原件还是复制件的交换、转让、出卖、携带、运输、赠送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控制。档案复制件与原件一样,都可以成为档案犯罪的对象。

2. 档案犯罪的主体。

不同的档案犯罪在主体上也有区别。在所有的档案犯罪中,只有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可以由单位构成,而其他四种档案犯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单位不能构成此罪。但是在实践中,的确可能存在单位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的行为,对此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在理论上有一定争议。有观点认为,单位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时,既不能处罚单位,又不能处罚其直接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对于单位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的行为,虽然不能直接追究单位本身的刑事责任,但是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以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论处。这是因为,虽然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不能将其认定为单位犯罪,单位实施此罪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中负有责任的自然人可被放纵。再者,单位实施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的行为与自然人实施的同样行为相比,对国家档案的管理秩序甚至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因此,对于单位所实施的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的犯罪,如果情节严重必须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一般说来,学界对于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及故意损毁文物罪、过失损毁文物罪、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主体不存在争论。除了后两种犯罪必须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外,其他犯罪都是一般主体。但是,对于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以及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是否是特殊主体则存在争论。有观点认为,这些犯罪的主体应为特殊主体,因为在事实上只有会计档案或国有档案的管理人员才有可能成为本罪主体。只有这些档案的管理人(包括合法使用或持有的人员)才能合法地接触相关档案,即只有他们才具有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的前提条件。如果行为人以非法手段取得会计档案加以隐匿、销毁,或者采用盗窃、抢夺等非法方法获得国有档案后再出卖、转让,则可能成为其他犯罪了(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3]。在笔者看来,这两个犯罪的主体仍是一般主体,不能将其理解为特殊主体。因为《刑法》并没有将这两个犯罪规定为特殊主体,虽然在实践中这些犯罪主要是由档案管理人员才能构成,但不能否定在实践中的确存在以非法手段获得会计档案然后隐匿、销毁以及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国有档案然后出卖、转让的情况。这些行为同样对档案的正常管理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如果对它们置之不理,显然不符合法治精神,因为这种行为与特殊主体所实施的擅自转让、出卖行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行为人对档案的控制是否合法并不影响这两个犯罪主体的认定。

3. 档案犯罪的主观方面。

对于多数档案犯罪的主观心态,学界的观点基本一致。目前,比较有争议的是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的主观心态。有观点认为,这一犯罪的主观心态是故意;有观点则认为,这一犯罪的主观心态仅限于直接故意,即明知是国有档案而进行抢夺、窃取。对于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的主观心态,笔者认为应以直接故意为限,即行为人明知是国有档案而进行抢夺或者窃取。虽然一般意义上讲,国有档案属于《刑法》规定的公私财物的范畴,但是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由于犯罪对象的特殊而由《刑法》将其独立于普通的抢夺罪和盗窃罪之外,因而抢夺罪、盗窃罪与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具有法条竞合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明知是国有档案而进行抢夺或者盗窃的,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以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以非法占有普通财物为目的而实施抢夺或者盗窃行为,在所抢夺或者窃取到手的财物中即使有国有档案,也不能认定为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而应以抢夺罪或者盗窃罪论处。

4. 档案犯罪的客体。

对于档案犯罪的客体,有学者提出“档案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的档案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对国有档案的所有权。档案犯罪的对象仅限于国家所有的档案。”[1]这种观点同样是基于将档案犯罪的范围局限为《刑法》第329条所规定的两种罪名,这种认识前面已经分析过是很片面的,笔者认为档案犯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是指国家对档案的管理秩序及档案的所有权。首先,任何一种档案犯罪都是对国家档案管理秩序的破坏,因此档案犯罪的主要客体是国家对档案的管理秩序;其次,由于我国档案要么属于国家所有,要么属于集体所有或个人所有,因此任何一种档案犯罪的行为在侵犯国家对档案的管理秩序的同时也必然会侵犯档案的所有权,包括国家档案所有权、集体档案所有权及个人档案所有权。因此,档案犯罪的客体应包括上述复杂客体。

5. 档案犯罪的客观方面。

档案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侵害国家档案管理秩序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档案犯罪客观方面可总结为以下行为: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档案管理人员不备公然夺取国有档案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或多次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二是违反《档案法》的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国有档案的行为;三是故意或过失损毁国家所有的、属珍贵文物的档案的行为;四是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倒卖属于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范畴的档案的行为;五是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将属于国家珍贵文物范畴的档案卖给或赠送给外国人的行为;六是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或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行为;七是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过失泄露档案中所记载的国家秘密或非法将档案中所记载的国家秘密提供给境外的组织、机构的行为;八是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行为。

三、档案犯罪的处罚

根据《刑法》第329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犯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立法者考虑到档案犯罪的法定刑较低,如果实施档案犯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又构成其他罪的,为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刑法》第329条第3款又作了“犯以上二罪的同时又构成本法规定的其他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使得对档案犯罪的处罚更加严密、科学。

摘要：本文通过对档案犯罪的概念、基本特征进行分析，指出档案犯罪是指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依照法律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侵害国家对档案管理秩序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指明档案犯罪的基本特征以及对档案犯罪的处罚。

关键词：档案犯罪,概念,特征,处罚

参考文献

[1]崔爱鹏，李淑娟．浅论档案犯罪[J]．档案管理，1996(6)：4

[2]李建立．浅析档案犯罪的概念、特征和犯罪构成[J]．档案管理，2000(2)：17．

[3]孟伟．关于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的几个问题[J]．山东档案，2004(6)．

犯罪档案论文 篇2

（查询联）编号：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检察院：

银川市兴庆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招标单位 甲方）将于 2014年 1月 24在 宁夏（省）银川市（市）金凤区（县）的 宁夏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宁夏圣方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进行 银川市兴庆区农业综合开发通贵乡、通西通贵高标准农电师范工程（四标段）工作（项目全称）。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规定》及《银川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及不良行为处置办法》。现向你院申请查询行贿档案。特此申请！

犯罪档案论文 篇3

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推行之初也颇受冷遇，如查询系统刚启动的2009年，该院总共才接受查询23批次。针对这种现状，该院认为要充分发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功能，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形成预防合力，才能达到优势互补、社会联防的目的。为此，他们着眼建立查询工作对外协调机制，进一步拓展查询领域，促进建立健全市场廉洁准入制。

一是多方主体参与，强化协作配合。2010年4月，该院与崇川区住房和建设环境保护局、市水利局、市招标办、城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等多个部门和主管单位共同商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实施意见，围绕重大建设项目招投标、市场主体监管等方面，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作为上述部门开展业务活动或工作管理的必经程序。同年5月，又与区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和行业加强沟通和联系，明确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作为政府采购和国企采购的重要环节，加强了对商业贿赂的防控和治理。

二是查询领域适当拓展，强化监督检查。按照高检院的统一部署，该院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范围由原来的建筑、教育、金融、医药卫生、政府采购五大领域拓展到所有政府参与的招投标领域，并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把关，将是否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列入年度考核范围，与业务目标同部署、同考核、同落实，确保在招投标活动中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查询结果处置明晰，强化跟踪落实。他们与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协调沟通，依照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規定，对经检察机关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给予取消准入资格等必要处置，促进执法执纪和行业监管部门密切配合。由于协调机制完善，联系渠道畅通，辖区建设招标方（招标代理机构）、投标单位主动向检察院申请查询，使得行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和减少。

档案犯罪若干重要问题探析 篇4

一、档案犯罪的对象范围问题

根据我国《 档案法》 的规定,档案可以划分为国家所有的档案、 集体所有的档案和个人所有的档案。 但是,目前纳入《 刑法》 保护范围的档案仅仅是“ 国家所有的档案”,即国有档案。 从我国《 刑法》 第329条规定的两个罪名即盗窃 、抢夺国有档案罪和擅自出卖 、转让国有档案罪来看,档案犯罪的对象是“ 国有档案”。但是,对于那些原本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档案,基于某种原因而由国家代为保管的非国有档案,可否成为档案犯罪的对象呢?

我国《 档案法》 第16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对于保管条件恶劣或者其他原因被认为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毁和不安全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采取代为保管等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的措施,档案所有者也可以向国家档案馆寄存。 对于这些由国家持有的非国有档案,能否成为档案犯罪的对象呢? 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其理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根据我国 《 刑法》 第91条第2款的规定 “, 在国家机关 、国有公司 、企业 、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 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 以公共财产论”。该款虽然只是规定了国有单位持有的私人财产以国有财产论, 那么,根据当然解释的原理,国有单位持有的集体所有的财产更应该以国有财产论。同样道理,国有单位持有的集体所有的档案、个人所有的档案也应当以国有档案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二,在《 刑法》中,就作为犯罪对象的财物来说,不论由所有者亲自掌控还是由他人代为掌控,均受《 刑法》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 刑法》上的 “ 持有”视同“ 所有 ”。 实际上 ,《 刑法》 中的“ 所有 ”与民法中的“ 所有权”,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刑法》中的“ 所有”,只是相当于民法“ 所有权”中的“ 占有”( 也可以称为“ 持有”),实质上是指主体对财物事实上的管理、控制和支配[1]317。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 刑法》 处于保障法的地位,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而言,《 刑法》既具有从属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独立性的一面。因此,对于同一法律概念,从《 刑法》的功能与目的出发,既可以作出与其他部门法相同的理解,也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 就“ 所有”这一概念来说,我国《 刑法》 一般将其理解为占有或持有[2]104。 对此,张明楷教授明确地将国有档案界定为由国有单位 “ 管理”的档案 “, 由国家档案部门 、国家机关 、国有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管理的档案”即为国有档案[3]807。 在这里,张明楷教授显然把国有单位“ 管理”的档案视为国家“ 所有”的档案。 我们知道, 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 刑法》 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而不论其侵害的法益主体是否是法益的所有权人,也在所不问。因此,档案犯罪中所谓的“ 国家所有的档案”,其实是指国家持有的档案,既包括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国有档案,也包括所有权不属于国家但由国家代为保管的非国有档案。

当然,为了彻底解决此类争议,也为了体现《 刑法》 的平等保护原则,笔者建议,凡是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无论是国家所有的档案,还是集体或个人所有的档案,都应当纳入《 刑法》 的保护范围。根据我国《 档案法》第2条的规定,所谓档案,就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 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因此,只要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都应当一视同仁地予以平等保护,而不应当依据所有权归属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厚此薄彼,以体现《 刑法》 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有鉴于此,笔者建议,今后在修改档案犯罪的立法时,应当把档案犯罪的对象由“ 国有档案”直接改为“ 档案”,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解释分歧,平等地保护国有档案和非国有档案。

二、抢劫档案的行为定性问题

关于档案犯罪的实行行为,我国《 刑法》 第329条只规定了抢夺、窃取国有档案以及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的行为,而没有规定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 由于《 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关于抢劫国有档案的定性问题,在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不同观点。一是无罪说。此说认为,罪刑法定是我国《 刑法》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的基本要求是“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既然《 刑法》 没有明文规定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构成犯罪,就应当认定为无罪[4]353。 但是,此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机械、狭隘的理解,是不可取的。因为罪刑法定原则中的“ 法定”,不仅指《 刑法》 的字面规定,也包括《 刑法》 的逻辑涵括。 既然立法者把抢夺国有档案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立法者就不可能认为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否则不仅背离了普通民众的法感情,而且也不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观念。 因此“, 作为解释者,心中应当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唯此,才能实现《 刑法》 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3]1。 二是抢夺国有档案罪说。 此说认为,由于《 刑法》本身没有对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如何处罚作出明确规定, 而抢夺行为又可以表现为暴力方式,因而根据“ 举轻以明重”的《 刑法》解释原则,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应以抢夺国有档案罪论处[5]259。 但是,此说也不科学。首先,抢劫罪与抢夺罪虽然都有一个“ 抢”字,但抢劫是使用暴力以及足以压制他人使他人不敢反抗的方式强取财物,而抢夺则是不依靠暴力的强制,它是乘人不备夺取,依靠的是突然性、快速性与敏捷性,基本属于巧取的犯罪,不像抢劫是豪夺的方式。其次,即使采取举轻以明重的原理进行当然解释时,也不得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所谓当然解释,就是《 刑法》 规定虽未明示某一事项,但依据形式逻辑、规范目的以及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将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3]25。 当然解释只适用于对同一性质的行为,对于不同性质的行为,是不可能进行当然解释的,否则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前述可知,《 刑法》对抢劫罪与抢夺罪分别作了规定,它们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抢夺行为并不能包含抢劫行为, 将“ 抢劫行为解释为抢夺行为,超出《 刑法》 的本来含义,有损于《 刑法》的安定性”[6]10。 因此,不能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认定为抢夺国有档案罪。

抢劫罪被规定在《 刑法》分则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中,属于财产型犯罪,而国有档案也是一种公共财产,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完全可能成为抢劫罪的犯罪对象。 抢劫罪是一种暴力性犯罪,极易造成被害人的人身伤亡,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立法者在规定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时,没有提出“ 数额较大”的要求。因此,即使档案的物质性价值并不大,如果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劫取的,也应当以抢劫罪论处。立法者之所以在规定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的时候,没有同时规定抢劫国有档案罪,并不是立法者的疏忽, 而是立法者认为没必要单独规定抢劫档案罪,以普通抢劫罪定罪量刑足以打击这类犯罪,能够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根据我国《 刑法》 第263条的规定,抢劫罪有两个法定刑幅度,一个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两个法定刑幅度,能够与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的法定刑很好地衔接起来,做到罚当其罪。 根据我国《 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的规定,携带凶器抢夺国有档案的,应当直接以抢劫罪论处; 犯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三、档案犯罪的罪数形态问题

犯罪档案论文 篇5

一是多渠道强化宣传推广，提升查询工作知晓度。今年6月以来，该院预防科联合院举报中心以“举报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深入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区工商局、区国土资源局、白关镇人民政府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走访送法，通过举办法律咨询、开展知识讲座、授课、联席会议等方式，广泛宣传职务犯罪预防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对个人和单位的重要性，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和企事业单位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同时，以检察机关微博、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客户端及互联网门户网站为平台，向社会公布查询行贿档案所需材料、流程等，打通了企业查询办事“最后一公里”。该院通过在本地各大企业开展职务犯罪预防活动，详细介绍查询运用等实务问题，湖南省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主动前来要求网上注册开展行贿档案查询工作。

二是创新“互联网+”查询模式，提供方面快捷服务。2015年以来，该院积极构建“互联网+检察”工作模式，依托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组织研发的湖南省检察机关行贿档案查询网上服务系统，实现了行贿档案查询由传统的上门申请办理向网上申请办理的转变。自网上查询系统上线投入使用以来，该院通过互联网受理查询并反馈结果50余次，为查询企业特别是在外地进行招投标的企业提供了便利、节约了时间。同时，该院预防科还推出了顺丰快递直邮查询结果服务，满足了部分企业网络申请同时需要查询结果原件的要求。

三是强化结果跟踪预防，切实提高查询功效。一方面，将行贿档案查询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年查询结果进行汇总分析，以查询中发现有行贿记录的企业为典型，举一反三进行警示宣传，加强对相关单位的廉政教育，引导其建立廉政风险防控长效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定期分析贿赂犯罪的特点、规律和态势，形成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专项报告，促进相关行业和领域完善职务犯罪预防机制，有效遏制行贿行为，切实提高查询功效。（文/盛姣）

犯罪档案论文 篇6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档案封存制度是当前我国少年刑事审判制度的探索。作为广州市最早进行试点的基层法院，黄埔区法院与公安、检察、司法、教育等相关部门联合签署发布了《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档案封存实施办法（试行）》。试点工作从5月1日起正式施行，小刘和小陈的个案是试点工作的首例。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庭副庭长李琳表示，广州市两级法院将在今年9月对该项制度的实施进行检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在全市法院推行。

2008年3月，还在上中学的小刘、小陈和另外5名在校同学持刀威胁、殴打他人致轻微伤，并抢走被害人一台价值800多元的手机和1 2 元现金。黄埔区法院以抢劫罪分别判处小刘、小陈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000元。在缓刑期间，小刘和小陈都得以升学，入读广州市某高级技工学校。

不久前，缓刑考验期已满，担心回归社会受到就业歧视的小刘、小陈，向法院申请了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档案封存。在14日的听证会上，小刘、小陈和他们的监护人阐述了申请理由和事实依据，来自公安、检察、司法、教育、街道和社区等部门的代表听取并发表意见。随后，法院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档案封存评审委员会结合听证代表的意见，对小刘、小陈的申请进行评审，最终作出同意封存犯罪前科档案的决定。

犯罪档案论文 篇7

关键词：行贿犯罪档案,功能属性,联网情况,分析思考

近几年, 职务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在某些行业领域呈多发、易发态势。贿赂犯罪不仅在职务犯罪总量中占据了很大比例, 而且总体呈逐年攀升趋势, 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对贿赂犯罪进行重点防治。2002年2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施全国联网, 这是防治贿赂犯罪的重要举措, 它促进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 拓展了档案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服务的多维空间。

一行贿犯罪档案实施全国联网的背景及功能作用

据了解, 在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配合、协助下, 目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发展迅速, 得到广泛运用。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查询63万次, 被处置单位533家, 个人887人。有关部门和单位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处置, 这些处置主要包括:取消投标资格、中标资格、降低资质等级、扣减信誉分、一定时期内限制准入、吊销资质证书、营业执照, 以及中止业务等等。通过查办行贿犯罪案件, 形成的重要档案信息为行贿犯罪档案实施全国联网打下了基础。目前, 来自各个部门及个人对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需求越来越多, 社会申请查询数量持续攀升, 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受理查询数量增幅巨大。此外, 越来越多的投标单位和个人从被动查询档案信息转变为主动到检察机关进行查询, 以“自证清白”, 从而推动了惩治和预防贿赂犯罪机制制度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和行贿犯罪档案实施全国联网工作的开展。

二行贿犯罪档案实施全国联网的积极作用

1. 起到了良好的警示和预防作用

警示潜在的行贿人, 如果一旦行贿就可能进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库受到准入限制和其他处理, 就必然要增大经济成本, 付出巨大代价。届时, 有行贿犯罪记录者将被列入“黑名单”无处遁逃, 从而减少了潜在行贿的“风险”。此外, 经过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筛选, 将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与个人进行有效隔阻, 在行贿可能较大的单位和个人与可能受贿的单位之间架起防护网, 预防行贿犯罪发生。

2. 有利于克服预防贿赂犯罪的地域限制

在全国联网尚未实现的情况下, 产生了一些实际问题, 如异地查询成本大影响工作效率, 还有一些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企业为了规避查询专门到一些无法有效开展异地查询的地方开展业务, 有的贪官为躲避追查携巨款外逃、洗钱等。实施全国联网后, 克服了预防贿赂犯罪的地域限制, 方便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查询。

3. 促进市场监管和行业管理

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作为政府采购和招标审查的必经关口, 将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拒之门外, 提高行业准入的门槛, 大大降低了工程建设、医疗卫生、政府采购等领域官商勾结, 钱权交易的几率, 从中教育经营者要适应市场经济体系和现代社会管理要求, 自觉抵制行贿, 合法经营, 公平竞争, 诚信守法, 做社会的合格公民, 从而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4. 扩大档案学研究范围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信息数据库和统一的查询信息平台的运行, 使档案学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角度上看档案, 与更多的领域发生了联系, 扩大了档案学研究范围, 有利于进一步探讨档案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 提升信息资源在社会运转中的功能, 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信息资源的共享。

三行贿犯罪档案的特点与管理模式

1. 行贿犯罪档案的基本内涵

行贿犯罪档案是指检察机关基于法律监督职能和档案的属性, 在开展惩治和预防贿赂犯罪机制制度建设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活动中, 围绕着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信息查询和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 把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经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信息和单位、个人背景信息, 以及一些行贿行为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电子文件等信息集中整合起来, 直接形成了对国家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行贿犯罪档案, 以此作为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基础。目前行贿犯罪档案库含有工程建设、金融、医疗卫生、教育、政府采购等领域档案。行贿犯罪档案中也录入了一部分行贿行为信息, 即客观上实施的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行为信息, 主要包括法院裁决认定的受贿罪相对应的行贿行为事实和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中认定的行贿行为事实。由于这部分档案信息更加敏感、复杂, 涉及更多方面的问题, 仅接受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部门的查询, 还不能全面公开接受社会单位和个人的查询,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在做试点工作, 待时机成熟之时才可具体运用。

2. 行贿犯罪档案的查询

目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并没有对申请查询者的条件作明确限制, 社会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进行申请查询。如果要查询档案信息, 需提交查询申请、明确查询事由和查询内容、并提交介绍信、企业营业执照、个人身份证件以及被查询单位的准确名称、被查询个人的姓名等材料, 才能顺利进行查询。查询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直接到人民检察院查询, 二是电话预约。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话预约查询, 人民检察院受理电话预约查询后, 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查并查询。人民检察院所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服务均为免费服务。

3. 行贿犯罪档案的管理与利用

按规定在相关行业和领域内, 如招投标、贷款和政府采购等关键环节, 有关部门和建设单位必须向检察机关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作为监管工作的必经程序之一, 并将处置的结果反馈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主动对应用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如果通过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发现某单位和个人有行贿犯罪记录, 行政监察部门、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和业主单位会根据不同的情况, 依法、依规作出处置。检察机关只提供查询服务, 对经查询有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不予处置, 也不作干预。对被查询单位行贿犯罪档案的利用, 最早主要根据单位名称, 现在逐渐推行单位查询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准, 以单位名称为辅的方式, 不再完全根据单位名称来查询, 以保证被查询单位的唯一性, 便于进行甄别, 只要公司没有注销, 就无法通过改名的方式逃避查询。现实中也确有一些被列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公司, 采取重新注册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行贿事实。为此, 人民检察院除了采取上述方式外, 还将与工商、税务等部门联系和配合, 及时了解企业或个人的背景信息, 关注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申请注册公司、公司名称变更、法人代表变更等情况, 防止其借机规避查询, “洗白”犯罪记录。

四行贿犯罪档案全国联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全国联网运行, 其查考和利用价值正逐步显现出来, 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施全国联网工作处于刚起步建设阶段, 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有待今后的健全与完善。首先, 行贿犯罪档案数据库中资料缺乏。目前, 录入行贿犯罪档案数据库的是以法院判决内容为主的信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行贿档案录入的范围局限于经法院判决的个人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行贿犯罪案件等档案, 虽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合法性”, 避免了矛盾, 但也使得该机制落入了对法院判决的简单重复, 没有充分发挥检察院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资源优势, 影响了查询功效的发挥, 从而导致行贿犯罪档案库中的资料少。其次, 有的法律专家认为, 虽然目前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法律法规对竞标企业资质查询做出了要求, 但对招标部门将检察机关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作为必须环节, 仅见于一些地区的规章制度中, 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为此, 相关法律专家呼吁应尽快立法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列为中标的必要条件。

五优化行贿犯罪档案网站建设的思考

行贿犯罪档案实施全国联网服务, 是一项具有社会性的有广泛影响的服务, 肩负着社会民众期盼的重任。如何切实有效地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服务民生出发, 优化网站建设, 值得我们加以思考。

1. 建设贴近大众的特色资源

行贿犯罪档案所拥有的资源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正是这种鲜明的独特性, 成了行贿犯罪档案网站建设的重要依托和基础。因此, 网站建设应立足于行贿犯罪档案的特色, 体现本网站建设的价值, 建设贴近普通大众的特色资源, 整合一批紧扣民生与当前社会时弊的基础信息资源库。诸如中央关于打击和预防行贿犯罪的有关政策、文件, 行贿犯罪案例教育, 通报检察机关在反腐倡廉特别是反对职务犯罪、商业贿赂方面的信息数据库群。与此同时, 行贿犯罪档案网站还要做到两个及时:一是及时对政府、检察机关有关这方面文件进行全文扫描, 尤其是公众很难接触到的“红头文件”, 供公民在网上免费查阅;二是加大行贿犯罪档案的开放力度, 及时解密、降密重要档案, 公开非保密的行贿犯罪档案, 让普通百姓全面了解党和政府、检察机关的政策方针及反对职务犯罪, 尤其是贿赂犯罪的进展情况, 从中受到教育, 更加拥护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

2. 建立行贿犯罪档案管理法规标准

目前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不具有强制性, 不需要获得法律授权, 功能上更接近于检察建议。因而检察机关对外披露行贿信息, 只能采用被动的形式, 只有在相关单位或个人主动提出查询要求的时候才能查询, 也不能自行处置, 否则就有违法、越权之嫌。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的有效实施, 靠全社会、全体职能部门的共同配合, 因此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工程建设、金融、医疗卫生、教育、政府采购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应提高查询的约束力, 实行有条件强制查询制度。建立起全国联网的行贿犯罪档案体系后, 也应尽快出台一部统一完整的行贿犯罪档案管理法律法规, 为行贿犯罪档案的全国联网管理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 除了有法律保障依据外, 还要建立和健全行贿犯罪档案管理的标准体系, 统一档案的格式, 规范档案的记载内容, 使行贿犯罪档案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标准化;还要制定出案卷质量标准、分类标准、著录标准等立卷标准, 制定出档案保管、交接、利用等规定。将行贿犯罪档案管理标准贯穿于整个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销毁全过程, 达到行贿犯罪档案从形成到最后销毁等一系列工作都有章可循。

3. 构建行贿犯罪档案网站群

以最高人民检察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全国网站为龙头, 分层次整合档案信息资源, 建立档案门户网站, 实现中央、各省、市、网站网页的有效链接, 提高网站信息发布水平, 为用户实现便利的跨索创造条件。也就是说, 使用者不论身在何处, 都能方便地找到所需要的档案信息。

4. 建立信息沟通机制, 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一要广泛互联各种相关信息。对于和行贿犯罪档案资源相关的信息, 网站也应提供相关的链接, 使网站更贴近用户的需求。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跨境、跨国商业贿赂犯罪, 携带公款外逃人员等日益突出, 这就要求注重与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在这方面的联系合作, 建立经常性的信息沟通和情报共享机制, 研究商业贿赂新动向, 建立舆情信息互相收集制度共享反贿赂经验, 及时通报反贿赂情况, 充实行贿犯罪档案信息;二要充分利用各行业主管 (监管) 部门和行业组织形成的主体信用档案, 有效整合各类信用信息资源, 建立综合性数据库, 形成信息共享机制。

5. 提高查询工作的认知度和资源的易用性

通过发放宣传册、查询申请指南等方式, 提高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对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认识, 从而推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社会认知度, 促进该项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在此基础上努力提高行贿犯罪档案信息资源的易用性, 包括提高检索工具的易用性, 使网站能满足不同类型、不同需求、不同层次的用户需求, 及时推出必要的检索工具和服务, 降低检索工具的利用难度, 使用户更方便、快捷地找到所需的信息, 从服务中提高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社会认知度。

参考文献

[1]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全国联网.去年全国共受理查询六十三万次五百三十三家单位被处置, 2012.2.17

[2]最高检对行贿档案全国联网单位和个人免费查询[N].北京晨报, 2012.2.17

[3]宋伟.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剑指工程与政府采购腐败[N].人民日报, 2012.2.22

犯罪档案论文 篇8

1 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竞技体育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1.1 竞技体育贿赂。随着我国体育市场化、职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体育圈的贿赂问题也从幕后走向前台。

1.2 竞技体育赌博。竞技体育赌博是以体育比赛结果作为评判输赢标准的一种赌博方式。《中国足球内幕》中写道：“据国家体彩部门统计，每年流往境外的赌金高达1500亿，而民间机构认为，高达5万亿。”

1.3 竞技体育伤害。常见的体育伤害事件一般有：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运动员与观众之间；球迷与球迷之间；而队员或教练员与裁判之间发生伤害事件，近年来有抬头之势。与竞技体育内部伤害事件相比，在高额利益驱使下给竞技体育带来的伤害事件，更应引起高度重视。《中国足球内幕》中写道：“有人被枪指着头，有人被砍倒在街头，有人被绑架，所有暴力行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威胁球员或教练员配合，完成盘口要求的比分。”

1.4 其他行为。使用兴奋剂是当今竞技体育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发展，体育能够带来高额回报，导致使用兴奋剂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另外，运动员改年龄问题，也被外界经常诟病。

2 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竞技体育犯罪成因分析

2.1 法制体系不健全。体育领域快速职业化，使体育事业和体育市场得到蓬勃发展。然而相关法规体系却没有跟上。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到现在已经18年过去了，除了2010年删除其中的第四十七条，再无其他修改。近年来，中国体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相应的法律、法规却止步不前，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2.2 过度政治化。追求短期成绩，用体育成绩补充政绩，捞取政治回报。使各级政府部门、体育部门不惜一切“财力、物力、人力”想尽一切办法拿金牌。政府官员或体育管理部门各显神通，贿赂官员，贿赂裁判，收买运动员、教练员。

2.3 商业化扭曲人生观、价值观。随着我国体育职业化、商业化推进，一部分运动员成了有钱人、成为明星，他们开豪车、住豪宅，生活在鲜花掌声和镁光灯下，使一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在面对各种诱惑时迷失方向，失去原则，丧失人格底线，铤而走险。

2.4 法律意识淡薄。法律意识淡薄与文化底蕴有很大关系。著名犯罪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确信犯罪并非源于其他特殊原因（心理的或生理的），而是源于它所从属的文化结构本身。”中国竞技体育运动员培养，主要走竞技体校路线，更注重运动员竞技水平的提高，文化知识的学习无法也很难得到重视。

3 预防和惩处对策研究

3.1 完善自治模式。我国体育组织因授权获得了垄断性权力，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体育行政管理体制自身存在弊端，政企不分。监督管理者又是组织者。中国足协已经开始大胆尝试管办分离模式，为我国竞技体育、职业体育管理体制探索新的路子。

3.2 完善法治压缩犯罪空间。体育法制不健全，立法滞后。虽然我国《体育法》中也有明确条款规定，但《体育法》是一部行政法，对在竞技体育中的一些违法行为，很难起到有效的打击作用。《刑法》虽不断修订完善，但对在竞技体育中，利用体育领域内部信息，利用职务之便，对“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在体育领域中界定模糊，使处理竞技体育领域的犯罪中难有标准。著名律师郝劲松总结道：“现在的问题是量刑幅度范围太大，完善法制是必由之路，且迫在眉睫。”

3.3 健全司法介入机制，提高犯罪成本。司法介入困难，成为惩治竞技体育中犯罪活动的绊脚石。各体育协会、俱乐部，运作不公开、不透明，有意无意地排斥社会外力监督，使司法介入缺乏有效途径。

3.4 转变培养机制，加强人文修养。加强体育领域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加大在体育界普法宣传力度，是我国由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体育人今后需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