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学论文（精选3篇）
京派文学论文 篇1
摘要：京派作家圈子中, 亦师亦友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周作人之于俞平伯、废名, 沈从文之于萧乾等均谊在师友之间。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使得他们可以享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气候, 使文学个性的追求渗透着几分人间情义, 在办报办刊的学艺切磋中, 在一种若隐若现的精神情怀的关照中发挥了风格导向、心得传授、情感沟通、精神激励和行动协调的多种效应。从而使得众多的京派文人间的读诗会、约稿会、聚餐会, 也多少带点古代文人雅聚的味道, 也滋润着他们的群体追求, 冯至与京派人物的交往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的。
关键词：京派作家,文学
一、冯至与周作人、废名的交往。
冯至在留德前, 与周作人、废名交往比较密集。周作人与废名有师生之谊, 废名于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两年后转人英国文学系, 1927年7月,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合并, 周作人被辞退, 废名也因此退学一年多, 衣食无着, 给周作人写信后, 周作人对他的住宿、就业多有关照, 而且几乎为他出的每部书作序, 这种关系是非同一般的。废名逐渐成为深受周作人影响的京派作家的一员, 也就顺理成章, 说明这也是有着深刻的人事和精神因缘的。按照冯至夫人姚可崑初见冯至的回忆, “从1929年初杨晦主编《华北日报副刊》, 同时又利用‘副刊’的篇幅办三个周刊, ……吃饭时同桌的除了那个青年外, 还常有陈炜谟、废名等人。”这是冯至与废名留给姚可崑的第一印象, 按照留下的文字看, 冯至曾经写《西郊遇雨记──寄给废名》, 文中有这样的语句“每逢下午, 我在城里望着云彩从西北升了上来, 我便想起住在西北方山坡上的你。我想你住在那乱石堆积, 前代遗留的壁垒的残墟中间, 独自一人织纺着你那梦中的花毡……风雨来时, 你一定要后悔我没有在你那里住下, 并且从你的小窗向着东南翘望吧, 在山风山雨一片烟水的苍茫里, 思念着路上的我的你的心情不定多么优美呢”。在冯至写给废名的信件中, 言语中竟然迸发出如此强烈的友谊火花, 可见两者关系之亲密不一般。即使在临近解放时期的北平, 冯思纯回忆:“父亲经常来往的还有朱光潜、游国恩、杨晦、袁家骅、徐祖正、杨振声这些老朋友。沈从文先生也常来聊天, 有时他生病, 还让他夫人代他来看看。冯至先生来得不多, 但我知道父亲常去他那儿。”
《骆驼草》创办后, 负责编辑和发稿校对的是废名和冯至。《骆驼草》以旁观的态度面对社会现实, 其所呈现的纯文艺的倾向以及作为学院派刊物的那份矜持对后来的《水星》、《文学杂志》都或多或少的有一定影响。冯至参与创办《骆驼草》的过程, 使他与京派文人群的部分成员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八道湾周作人的“苦雨斋”, 时常举行以《骆驼草》撰稿者为主的“骆驼同人”聚会, 1930年11月3日, 《骆驼草》停刊, 仅出26期, 周作人凭其渊博的学识、文学创作实绩和文坛影响力, 尤其是作为他的入室弟子废名的精神偶像, 使其成为《骆驼草》实质上的核心。冯至与周作人的关系, 应该是相当紧密的, 这还可以从冯至凄切哀惋的纪念周若子散文《若子死了》中可见一斑。周若子 (1915-1929) , 原名蒙, 是周作人的次女, 也是冯至在孔德学校时最喜爱的学生。作为冯至精神膜拜对象的周作人曾经送给冯至一本《罗丹传》, 精神文化的往来,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冯至一个阶段的文学创作观以及言行抉择。
二、冯至与梁宗岱、朱光潜、沈从文的交往。
冯至与梁宗岱的交往是建立在相识、相知的基础上的。梁宗岱是诗人、翻译家和文艺理论家, 其诗论结集《诗与真》、《诗与真二集》, 作为五四以来最重要的论诗著作之一, 其重要性在于对诗歌创作实践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冯至在1987年写过一篇《海德贝格记事》, 阐述了与梁宗岱的交往。梁宗岱在1931年3月21日给徐志摩的信中也提到冯至, 说冯至是“极诚恳极真挚的忠于艺术的同志”。梁宗岱于1931年在海德贝格度过了这里最美好的季节, 他在这里写完了给徐志摩的一封长信《论诗》, 冯至对梁宗岱的写作是赞誉有加的, 冯至这样回忆:“他在写作过程中, 遇到某些问题曾和我商讨, ……我很惭愧, 我对于诗不像他那样考虑得深远。”冯至回国后, 作为不善交际的人, 他与梁宗岱却保持着联系, 姚可崑回忆:“1935年, 冯至回到北京。当时, 沉钟已停刊, 沉钟社的朋友星散各地, 冯至和文艺界实际上失去了联系, 自己也没有写作的愿望。偶尔与朱光潜, 梁宗岱等人晤面。”抗战时期, 即使梁宗岱在重庆, 冯至仍与他有书信联系, 冯至在《记梁宗岱》中说:“1941年, 我把我写的几首十四行诗寄给他。他回信仍然是那样坦率, ……他论诗的文章写得很深刻, 很认真, 我从中得到不少的教益和启发。”可以说, 冯至与梁宗岱是文坛好友, 更是诤友。
冯至与朱光潜的交往在史料上多有记载, 主要体现在基于共同爱好而参加的小型聚会。早在1933年 (民国二十二年) , 朱光潜在北平慈慧殿三号发起、组织了一个“读诗会”, 每月一至二次, 参加者有俞平伯、杨振声、梁宗岱、冯至、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 读诗会直接促成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诗特刊”出版, 对京派人文氛围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沉钟》停刊后, 朱光潜也是冯至的主要交流对象。1937年朱光潜筹办《文学杂志》, 向冯至征稿, 冯至首寄去四首怀念亡友梁遇春的诗发表于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39年冯至为了想去乐山武汉大学教书, 给朱光潜去过电报。由此可见, 朱光潜还曾经是冯至较信任的知己。抗战胜利后, 1946年下半年, 大批的学人回到北平。许多教授包括冯至就住在当时的中老胡同宿舍, 姚可崑说, “中老胡同宿舍里住的教授中, 与我们熟识的贺麟、闻家驷、沈从文都是西南联大的同事, 朱光潜是从武汉大学来的, 陈占元是从广东来的。其中有的我们后来成为通家之好”。姚可崑认为, “成为通家之好的就有朱光潜一家, 如今同住中老胡同宿舍, 很快就成为朋友。我和他的夫人奚今吾也时有往来”。1987年, 邹士方、王德胜二人合著过一本《朱光潜宗白华论》, 书的“附录”里有一篇《冯至谈朱光潜》,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冯先生说, 朱先生不大谈论别人, 也很少讲他自己。解放前他的思想比较右倾, 那时我对他有些意见, 谈话时对他有所暗示。但我认为我们彼此的意思不能相强, 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交往。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是受世界观支配的, 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的人思想虽然右, 但在作学问和道德修养方面只要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就有可取之处。解放后朱先生通过不断的学习, 努力改造, 进步很大, 给旧知识分子、也给年轻人做出了好的榜样。”这也算冯至对朱光潜的为人为文以及两人交往的一个侧面评价。
冯至与沈从文远在二十年代相识, 但并不熟悉。在昆明时, 虽常见面, 也没有做过深谈。据姚可崑回忆:“我记不清是在1943年冬呢, 还是1944年春, 杨振声建议, 彼此熟识的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 互通声息, 也许是由于地点适中吧, 选定敬节堂巷的我们的家……大家聚会在一起, 漫谈文艺问题以及一些掌故”1946年下半年以后, 冯至与沈从文由于居住地理环境的接近, 其交往程度已非一般朋友所能及, 姚可崑回忆:“到了中老胡同宿舍, 朝夕相处, 二人谈文艺, 谈小摊上买来的古董, 谈民间艺术, 他谈话声音很低, 却津津有味。……也许实在忙不过来, 他把编辑《大公报·星期文艺》的工作让给冯至, 冯至从1947年4月6日的第二十六期编到1948年9月第一百期。
1946年 (民国三十五年) 12月, 《文学杂志》准备复刊, 重组五人编委会, 成员为杨振声、朱光潜、沈从文、冯至、姚可崑。朱光潜仍任主编。
由此可见, 冯至与梁宗岱、朱光潜、沈从文交情颇深, 而且我们看到, 在冯至与京派代表人物之间, 特别是在冯至与朱光潜、沈从文之间, 文学杂志起码曾经是交流沟通、加强友谊的一座桥梁。
参考文献
[1]、姚可崑.我与冯至.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1年
[2]、刊载于1929年7月17日《华北日报副刊》, 第114号 (《冯至全集》第三卷)
[3]、冯思纯.回忆父亲废名先生.湖北文史, 2003年02期
[4]、梁宗岱.论诗.梁宗岱文集 (Ⅱ)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京派文学论文 篇2
摘要：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京派作家，远离政治生活的喧嚣，投身于自然恬淡的田园乡土生活之中，以和谐宁静质朴的艺术风格书写出大量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美好的乡村女子。在这里，本人以沈从文和废名作品为例对这些乡村少女的美好性情做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乡村女性自然淳朴
京派作家对人性美的赞歌体现在乡村世界的女性身上，这些女性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没有现代社会中那种高度紧张的和谐环境里，这里的一切是从从容容，波光澈影中处处流淌的是人情、亲情、民风，她们具有至善至美的人性。
沈从文的《边城》、《三三》、《萧萧》，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堪称是乡土风情作品中的杰作，表达的是一幅与都市文明截然相反的自然图景，生长在古老土地上的女性，她们的人性被充分浪漫化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子有着水一样的美好性情，是一种以自然、纯净、健康、自在为生命元素的充满灵性的存在形态。像自小生长在溪边单纯而又任性的三三;单纯、自然、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翠翠:谨慎心细、热烈大胆、像姐姐一样的阿黑;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这一群少女天真无邪、纯朴善良的性格是那样相似，这群大自然女性没有明显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她们那份对爱的执著无不体现出一种美，一种向善的美。她们平凡多样的人生历程中，都一样洋溢着生命的热情、自然和庄严。在这个充满生命活力、人性美、和谐宁静的世界里。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那种朴素动人的人性美，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最为完美的体现，她们不正是沈从文审美理想的化身吗?纵览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她们都洋溢着青春美，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她们的追求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无杂质无异味。
废名小说描写的多是所见人生中乡村儿女翁岖平常之事，读者看到的是竹林、河柳、桃园、菱荡，看到的是柔情的儿女、贤淑的妇人，没有战事硝烟，没有大喜大悲，一概是平静如水的平凡人家的平凡事，到处是一派温馨、祥和、静谧的田园风光，正如周作人所说:“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废名笔下的乡村女性都是宗法制农村中带有几分古民风采的人物，或温饱自乐，或爱己及人，或安贫乐道，或勤俭度日，心境超脱和谐，是未被恶浊的社会所异化、与大自然融洽无间的人物。《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有一种农村少女的自然素朴之美，这位十二、三岁小姑娘，有着:“月色一般”清静，“栖在竹林的雀子”一般淑静，她的纯美会让买菜的青年学生掏出铜子时自惭形秽;《桥》中细竹姑娘的聪明伶俐，灵巧洒脱。她们都是大自然中的精灵，透露出一股股的清新和纯美。
京派作家生活在世俗的社会里，但他们笔下的乡村世界没有等级观念，没有宗法制度，塑造的女性与自然同在，具有动人的人性美。自然女性的人性美在京派作家的许多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她们或活泼，或温婉，或灵动，都体现出一份和自然相和谐的恬淡气质和脱离脂粉味道的淳朴之美。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2-1984年版。
2，《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3，《京派文学的世界》，许道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京派文学论文 篇3
那么, 究竟京派文学、京派思想所推崇的“超然”、“旁观”是什么意思?不妨先从沈从文上世纪80年代对电影《边城》剧本的修改谈起。
那是沈从文晚年, 他的小说《边城》将被搬上银幕, 剧组将电影剧本给他审阅。他写了很长的意见。比如说, 剧本里有一句话:远处竹林里的黄鸟、杜鹃婉转叫声如何如何, 沈从文批到:“杜鹃不作婉转, 和野莺不同, 黄鸟鸣声间隔更久, 在静极情境中, 好久才‘舟勾咯哒’叫一声”;再比如说, 剧本里写到端午节, 翠翠和大黄狗准备在河边看赛龙舟的一段:“清水倒映着翠翠和黄狗, 她沉思地望着清澈的长流水”, 沈从文批到:“五月节一般是下龙船水的时候, 河水作豆绿色”;接下来剧本写“明净的水流里, 长长的水草缓缓地左右舞动着, 一只小虾倒退着身子游动着”, 沈批“这是秋天小溪里才能见到的, 大河端午的时候不会有”;剧本接着写龙舟赛开始时茶峒镇上处处放下门板, 倒锁店门, 沈批:“这不会有, 家中都会留有老妇人, 此时店铺生意还极好, 特别是炮仗店和点心铺, 不会关门歇业”;剧本写龙舟赛即将开始, “轰地一声, 人群一齐涌向河边”, 沈批:“人群早就沿河站满了”。《边城》关于二佬水上捉鸭子的一段, 剧本中写道“翠翠才来到河边, 只听得啾啾的雄鸭叫”, 沈批:“鸭子单独一只在水上漂, 不会叫出声的”。特别是关于狗, 沈从文对那种乡下的狗也是了如指掌。剧本中写“黄狗必然生气了, 不等翠翠吩咐, 就冲过去汪汪地叫起来”, 沈批到“一般乡下的狗离开家就非常老实, 不会如此”;剧本写在船总顺顺家, “黄狗抢头名窜了进去”, 沈批“照狗的习惯, 一离开家乡, 特别是进了城就老实得多, 不敢离开人自由行动”;甚至包括家里来了人, 剧本写“黄狗来到门口, 奇怪地往里瞅, 突然汪汪地叫了几声, 显然一开始它不认识”, 沈批到“这也不合, 狗是经嗅觉辨别生熟人的”。[1]
从这个侧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感到——对于沈从文来说, 这样一篇小说难道是他在大城市里呆腻了就想想山野中的另一种气息那样简单吗?不, 他所描绘的那个世界, 早就和他的生命、血肉、体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化为了一体, 所以随手一个细节他就知道对不对。这不是吊书袋子, 而是他对那样的生活, 那里的人、事实在是太熟悉了, 太投入了。在京派作家看来, 只有人与生活之间达到了如此血肉相联的程度, 才能创造出成功的文学, 而不是一看到点什么就大喊大叫, 一有风吹草动就大惊小怪。有此也可以看出京派的旁观、超然、优雅, 并不是与生活本身隔绝。
正是因为沈从文与那个世界早已血肉相通不分彼此, 他才能够发现剧本中那些几乎无处不在的错误, 而这也正反映出许多人, 包括我们自己, 虽然也号称了解生活, 似乎也就在生活, 但是对于自己的生活却并没有真正的实在的把握。京派作家、文艺理论家从表面上看, 对社会人生具有一种超然的旁观姿态, 但是实际上, 他们只是对那种时髦的、流行的、显赫的、主流的时尚、旗帜、理论抱着旁观态度, 因为他们觉得那些看起来很能吸引眼球的东西往往是隔着真实的生活的。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 京派作家的个人感情生活也是比较严肃的、执着的, 一般只有一个终身伴侣, 基本上没有什么绯闻, 这一点也和海派文艺家们, 以及左翼革命作家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到底应该肯定什么, /否定什么?/进入了九十年代, 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 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2]——这是冯至晚年的一首诗, 生前未曾公开发表。从这首诗中, 我们更可以领略京派作家对自己的生活的那种深入的体验。这位“改造好”的知识分子, 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 始终有一个强大的“我”, 似乎在用一种旁观的态度看待着这个人的所为。而同时, 如果没有深厚的体验, 也无法对生活作出如此有穿透力的概括。所以说, 同样是在生活, 有的人对生活的体验就是深透, 有的人尽管表面上经历了许多丰富的场面, 但是他缺乏体验, 他缺乏心灵的投入, 所以就会感到空虚, 就会觉得无聊, 或者沉浸在那些表面的光鲜、名利、地位中而沾沾自得。
正如沈从文所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 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 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 结实、对称, 形体虽小而不纤巧, 是我理想的建筑, 这庙供奉的是‘人性'”[3]。也许有人要将凭着这句话认为, 京派所追求的大概是出世的逍遥, 远离人间的喧嚣。但是我在这里要问, 为什么不能有把崇楼杰阁建在坚实的地基上的人呢?在这里, 崇楼杰阁所暗示的, 正是那种在时代风云中显赫一时的种种流行的理论、旗帜、价值、原则。但是这一切在沈从文看来, 在旁观的京派文艺家看来, 都是可笑的, 一时的, 是与真实的生活相隔离的。而人性, 一个多么光辉的字眼, 如果要造庙供奉的话, 也该是在辉煌的宫殿里, 但如果真是如此, 那人性也将成为流行、瞩目的中心, 或者僵化, 被一些人所利用统治别人, 或者成为万众观瞻的对象, 在热闹中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和价值, 就好像如今许多人都到丽江, 看那里的东巴文字, 但是又有多少人是真正理解其独特文化呢?这样一种商业喧嚣的热闹对东巴文化究竟是保护还是破坏呢?所以永恒的人性只能供奉在一座偏远的山地小庙, 那里并不热闹, 只有把它放在那样一个需要人们经过跋涉才能到达的山地上, 它才真正可以成为人在探询生命的过程中自我发现、自我赞美的对象。因此, 京派对人生对文学所带有的旁观味道, 不能片面理解, 这是对中心、主流、热闹、流行的旁观, 却并不是对生活本身的旁观。相反, 京派文人总是强调要真正回到生活中。这里的回不是简单想回就回了, 不是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就回了, 而是指从浮华的、僵死的、模式化的生活表象中沉潜下去, 从深处把握自己的生命。所以沈从文说自己的《边城》, 目的不是在带人们去桃源旅行, 而在于表现一种人生的生活方式。而其中对“乡土”的推崇, 其根本原因乃是因为乡土生活体现了那样一种真正的生活的踏实, 而并非是对乡土“味”的单纯迷恋——想想看, 土地上的劳作确实是无法欺骗作假包装的, 一份耕耘就是一份收获。京派文学将文学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 认真去做, 反对各种流行的、商业的、虚浮的因素对文学的破坏和腐蚀。而做人也要和做文一样, 踏踏实实, 反对现代都市文明所带来的种种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堕落。因此这种重乡土、轻都市的所谓“向后看”并不是倒退, 它和为礼教所束缚, 不愿意接受现代文明有根本的区别, 更显现出现代性的复杂和开放。
看看相亲节目上女嘉宾将理想男人划分为“经济适用男”、“奋斗男”、“潮男”这样几个貌似很“生活”的类型;再看看男嘉宾对“你认为最浪漫的事是什么”的千篇一律的回答——不是数星星, 就是牵手变老之类, 我不信他们真正体会了生活。在这样一个标签化的时代, 我们需要京派的营养——但这样的营养绝不是供我们逃避、营造一方小天地, 而是要我们以自己的切实的生活, 默默地耕耘、默默地改变人生大世界。
摘要：京派文学对生活的“超然”、“旁观”姿态并非意味着回避现实、超然世外。它要超越的是各种时髦、流行的旗帜、潮流, 而超越的目的则是为了穿越表面的浮华, 把握真实生活深处的内核。它并非对都市与现代生活的否认, 而是一种矫正的力量, 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和把握当下的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京派,超然,旁观,乡土
参考文献
[1]参见沈从文:《对〈边城〉电影文学剧本的改评》, 《沈从文全集》第8卷,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冯至:《自述》, 《杂文月刊 (上半月版) 》, 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