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与推动（共8篇）
影响与推动 篇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 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看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特别是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论述又尤为民族工作领域人士所关注。
《决定》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部分开首即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 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其后, 《决定》又对如何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和发展基层民主分别做了阐述。但是, 《决定》在具体论及我国的政治制度改革时唯独对民族区域自治不着笔墨, 有人以此怀疑中央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坚持发生了动摇。笔者认为, 这显然不足为凭。因为近些年来, 以胡锦涛和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有关民族工作的正式论述中, 从来没有忽略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强调, 所谓“民族区域自治, 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 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 如此明确的表态绝非戏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凝聚了全党智慧的纲领性文件, 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全面深化改革。中央为文件起草确定的一个原则是不涉及改革的内容不写, 因此, 它并非面面俱到, 而是有详有略、重点突出。比如涉及经济的篇幅占了全部文件内容的1/3强, 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 内容广泛。而同为经济领域的西部大开发在其中并没有得到论述, 并不是因为西部大开发不再重要, 而是因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定位已经明确, 不属于深化改革的范围。显然, 《决定》未专门论及民族区域自治的理由, 也要从这一点来寻觅。
当前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策落实不到位, 各界对此几乎已达成共识。民族区域自治的最大优越性是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己民族和地区的特点, 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当地发展。对此, 政策本身, 包括有关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 但我们的民族自治地方却未能充分运用这一政策优势。当前, 民族自治地方绝大多数都制定并出台了自治条例, 但大多内容雷同, 真正能够按照当地特点制定政策的并不多。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国家机关和各地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 发现存在的问题颇多, 包括:配套资金减免规定落实不到位;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小、不规范;资源开发补偿规定不落实;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补偿不到位;国务院相关部门规章配套不到位, 5个自治区的自治条例一直没有出台, 直接影响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若干规定的深入贯彻实施;政府部门在工作中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考虑不够, 造成一些新的问题等。这次检查虽然已经过去多年, 但迄今为止, 上述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所以, 不论是民族自治地方本身还是其他地方和国家机关, 对于民族区域自治, 主要问题是对政策的坚持不够、落实不到位。在此前提下谈“进一步贯彻落实”的问题必然陷入空谈。没有第一步, 就迈不开第二步。
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同时, 我们的理论研究也颇显不够。一方面, 有的研究或明或暗地试图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另一方面, 很多研究只停留在“坚持”和“完善”这类空泛的口号之下, 而没有触及与此相关的深层次问题。比如, 如何确定民族区域自治中的自治主体、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关系以及自治权力和地方政府权力的区别和联系等等, 这些问题即牵涉到复杂的理论问题, 也与现实的民族工作密切相关。
所以从目前来看, 不论是政策实践还是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 都没有为民族区域自治实现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必需的前提, 恐怕这正是《决定》将其束之高阁的最终原因。
中国民族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维护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和政策形式, 但不是唯一形式。所以, 尽管《决定》在如何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上没有作出说明, 但在《决定》为其他三种民主政治形式提出的改革措施当中, 我们仍然可以在维护各民族平等权益等方面找到多重依据。因为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还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原本就是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为实现人民最广泛的民主权利而设立和行使的。维护各民族的平等权益、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原本就包含在人民民主权利的本义之中, 更何况《决定》在论及民主政治改革时, 也有关于民族政策的直接说明, 如要求“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 《决定》在为其他领域制定的改革措施中也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全面贯彻落实提供了契机。如前述所提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检查中发现、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的配套资金减免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问题, 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补偿问题等, 几乎都在《决定》中作出了明确要求。
比如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和资金配套的问题, 《决定》提出:“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 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 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
又比如关于资源开发补偿和生态补偿问题, 《决定》明确规定:“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 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 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范围, 调整严重污染和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耕地用途, 有序实现耕地、河湖休养生息。建立有效调节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 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 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 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限于发展基础和自然条件, 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到各种因素制约, 长期摆脱不了财政短缺的困扰, 而一些建设项目的开发又难以应付必需的资金配套。《决定》对此有了明确的规定, 民族地区成为重点增加转移支付的对象, 一些配套资金也将逐步取消。这将大大减轻民族地区的负担。同理, 民族地区有着巨大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 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然而由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以往在发展中不但已有的优势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反而在生态环境、市场收益等方面不断受到损害。而《决定》提出的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将使利益的天平大大向民族地区倾斜。所以, 虽然《决定》没有讲到民族区域自治的贯彻问题, 但在这些地方已用更切实的改革措施将《民族区域自治法》付诸实践了。
我们可以看到, 《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原来所提的“基础性”改成了“决定性”, 标志着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市场调节。直观上讲, 这种变化不利于在竞争格局中处于弱势的民族地区, 但从民族地区已有的优势和《决定》所展现的改革措施来看, 又未必不是好事。中国曾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努力了几十年, 而当真正打开这扇大门时又倍感压力、忧心忡忡, 唯恐承受不了竞争而自毁长城。但加入世贸组织十多年的实践证明, 我们之前显然是过虑了。将民族地区面临的改革环境与当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境况相比不一定合适, 但至少有一定的相似性。市场决定的环境很无情, 但也会很公平, 它是一种压力, 更是一种动力。就此而言, 《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打造的政策环境将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又一次机遇, 也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得到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机遇。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及民主政治改革时, 要求“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文章就此提出观点, 着重探讨了该文件对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影响与推动作用。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影响与推动
影响与推动 篇2
公共能量场对公共政策的推动及影响樊清／文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作为公共行政领域一种具有批判和建构意义的先锋派理论，正如罗伯特邓哈特所言“它不仅包括对现代主义的批评，还包括了至少是对社会思考的未来暗示”。他在解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同时，也建构了自身的理论，这与公共行政实践活动中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问题是一致的，因而丰富了人们对公共行政的认识，为民主行政开拓新道路，并对各国公共行政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对我国这样一个与西方不同的转型社会，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对中国的行政改革的理论指导意义显然不是全方位的。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政府主导的行政体制，因而官僚制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是不可能完全被替代。但克服官僚制的种种弊端，完善现有行政体制，多方探索民主行政之路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趋势，对此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话语提供了新思路。福克斯(C．J．Fox)和米勒(H．T．Miller)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这部具有震憾力的著作，“关注更多的是政策而不是合法性”，关注“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对官僚制做内在的批判后，我们将对常常看做是能量场内的官僚制的实践形式重新定位。”正如查尔斯T古德塞尔所言“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中，就目前来看，它代表了最高水平。”“这种理论具有建设性，并且在提高公共行政的民主化和公共政策质量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后现代公共行政语境下
的公共能量场
公共能量场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核心概念。在传统行政学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现象学所替代，“本体论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官僚制不在是主导论题。我们寻找一种考察公共行政的新方法。这种新方法的前提是一系列不确定的现象学要素的集合，我们称之为公共能量场。”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公共能量场是物理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复合概念。物理学中的场论思想认为宇宙空间除了粒子以外有力线。充满了磁力线的空间应叫磁场。力以场为中介，像波一般传递。场是作用于情景的力的复合。能量指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能量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希腊的原子论者留基波河、德谟克利特和布莱尼茨激进的单子多元论。公共能量场中“公共”一词挪用和混合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他和私人领域相对立。”“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普遍的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公共领域获得了政治功能”。哈贝马靳的公共领域实际描述公共治理的理想状态，但他也认为“由一个蓄意被告知的公共舆论所构成的公共领域可能被学者、既得利益者、受话者、参与者重新获得并被那些现在从事公共部门组织的人大大加强了。”“为了满足民主舆论和意见形成意义上的这些功能，（公共组织的）内部结构必须首先依据公众性的原则来建立。”公共事务是这样一种有着自己的意向性或目的的能量场。公共领域的自我治理需要能量。福克斯与米勒认为这一概念是现代物理学的场理论和现象学的方法相互修正的结果。“把场的概念与能量概念合为一体意味着一种时空的广延性，能量在其中潜在地能动地表现着。”
正如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一样，公共能量场不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它包含着情景、语境及临时性。“能量场描述一个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现象学的在场或目前。所谓现象学的在场／目前，并非指钟表或日历上的某个特殊时刻或时段。目前作为一种扩展的在场是在此情景中谋划未来的积淀性行为的集合。能量场是由人在不断变化的当下谋划时的意图、情感、目的和动机构成的”。“这个公共能量场中有足够的目标和意图，每个目标和意图就犹如一个太阳黑子，它可以从任何的和所有的点上燃烧起来，燃烧产生的能量以波的形式向外传导。进而作为一个整体影响到整个领域，也影响到其他潜在的火焰点，社会对话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就是在不同目标和意图的相互影响、激变与碰撞中形成的。”“能量场的概念把人们的注意力直接引向语境，即真实、生动的事件，把人们的引向建构理解过程的社会互动。”
既然将社会结构扎根于变化着的绵延性与坚固性的重复实践中将为已经富有成果的解释图式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天地。公共能量场的概念，不仅在理论上为这种解释图式提供了栖息地，而且在实践上也为公共话语的实现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恰当的时空维度。即具有制度化特征的重复性实践的竞技场。“把能量场作为一个场所，在那里民主的、多元论的话语形态在回答‘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的问题时可以收集然后增加或减少其他的流通动向。
福克斯和米勒则采用后现代解构主义方法对现有公共行政模式即官僚制以及其替代模式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建立在真实、真诚对话基础上的话语理论。他认为社会对话和公共政策的形成中，没有任何一种目标或意图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优势。“组织本身对能量场没有专利权，”“没有自上而下的官僚命令以及对政策实施的控制可能的解释通道。”在话语中，参与对话的双方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是平等的.，同时又是对抗的、相互辩驳的，要保证话语的正当性必须遵守规则。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提出了三种政策对话形式：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一些人的对话。只有一些人的对话才为民主话语提供了极强的可能性。因为，一些人的对话中的参与不是一时的讨论，而是持续了一段时间。“话语理论设想了一个所有人的民主，但是只有那些投身于公共事务的人会参与它。所有人，包括公共行政人员，只要接受了授权给他们的真实参与和代表的责任，就可以用他们的参与来加强民主”。公共行政人员的作用就是去帮助建立和维护这种可靠的话语，营造公共能量场。
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职责新定位：营造公共能量场
探索民主行政是不仅是理论探索也是各国行政改革的不懈追求，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和有力保障。政府行政要体现民意。因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要把政府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满意作为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这就需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国家和政府决策的实施要以民意为准绳。然而，理论上的民主政治在实践上有诸多的困难。在现实中，“作为政治活动的民主行动与作为管理活动的权力控制，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是难以相容的，出于控制的需要，管理只有在集权条件下才会更有效；出于民意表达和实现的目标，政治过程则更需要民主。这样一来，政府就处在两难之间。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为实现民主和控制的协调、实现民主行政的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公共能量场就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现形式。“把能量场作为一种场所，在那里民主的、多元论的话语形态在回答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的问题时可以收集然后增加或减少其他流通动向。”
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是公共政策。在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看来，制定和修订公共政策的场所就是一个公共能量场。公共能量场是表演社会话语的场所，福克斯和米勒的话语理论强调能量场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政策形成过程中，公共行政主体表现的意向性，也越来越变成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回到事物本身那个具体场合，回到需求本身。保证公共能量场的话语是针对特定事件、特定语境下的行为，强调普遍的参与以及实质性的贡献。这种基于公共能量场的民主行政，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以所有成员最大限度的参与为起点，以成员利益共赢为落脚点，以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切实维护公共行政的平等性和公正性，而决不能让公共对话被社会上的少数人或个别利益集团所垄断，沦为他们意志的“传声筒”。不能仅仅考虑效率，更不能从单纯追求政府自身效率的角度出发。在公众与政府对话的过程中，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通过制度建设、资金投入和引入大众传媒来搭建公共对话的平台，形成一个有效的公共能量场，以保证全体公众都有权平等参与公共对话。在这里，通过社会责任的共负，让民间力量释放出来，整合民间不同领域的力量，形成国家建设的协作网络，形成理性的民主协商的“话语”和普遍的意愿，使公共政策最大程度地反映民意。公共能量场可能成为实现行政民主的现实场所和有力保障。
在社区等较小共同体内，建立公共能量场进行民主协商对话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主张。福克斯和米勒认为首先在社区中发展民主要比直接地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强力推行民主更加可取。“在比较小的团体、邻居和社区仍有可能达成某种一致和共识。（他们把这种趋势称为“新部落制的发展）。”各个共同体在对话、商谈中形成共识，这种“共识”是共同体采取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因为后现代社会对他性、差异的承认与合法化．使“仟何特殊的辩护对有效性都有同等的诉求权。”“现实的社会建构的独特性，普遍的元叙事的消亡，不同的看问题的方式和存在方式值得尊重，“界定为现实的东西是自我指涉且空洞无物的东西时，那召唤和允许生长的东西是先前被压制的亚文化的不同世界观。共享文化的弱化要求社群参与，“现代主义的普遍语言不起作用，宏观文化日趋没落，社区话语发展。”社区话语的发展回到需求和可体验的情境和真实的话语，回到每个公民的公共需求。这种参与式的直接民主可以在社区共同体的自组织内实现对话沟通，以补充代议制间接民主的局限陛。在公共能量场对话过程的决策，“所有的参加者都必须具有：(1)均等的机会来选择并实行言说行为；(2)承担对话角色的有效均等机会去提出话语并使之永恒化，去提出问题，制造问题，给出对陈述、说明、解释和判断赞成或反对的理由；(3)相同的机会去表达态度、感受、目的等，以及去命令，去反对，允许或禁止等等。”“他要求对话的参与者本质上是平等的，”“彼此间自由的对话时必需的”以确保把那些违背基本的真实话语规则的人限制在对话之外。在这个民主行政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即由国家主义取向转为共同体取向。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这种主张与我国发展基层民主推进社会自治，与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格局是一致的。要实现政治体系的民主和社会自治的基层民主并重，需要增强社会自治功能，使公民承担部分公共管理和服务。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无论是在国家范围内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在社区共同体内公共管理问题的决策中，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主张都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都需要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职责的新定位：帮助建立和维护可靠的话语，营造公共能量场，具体来讲需要：
首先，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要自觉地认识到，保证公众都有权平等参与公共对话，提供了一个抒发自己意见进行生动的社会对话的平台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职责是以“真诚的态度，创造平等的基于协商对话的公共能量场。“行政官员在联系各方面之间，形成开诚布公会话为基础。增进公共对话。”正如新公共服务理论所阐释的，公务员日益重要的角色就是要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其角色从控制转变为议程安排，使相关各方坐到一起，为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进行协商、提供便利。公共官员将要扮演的角色是“调停者、中介人或者裁判员。”“政府的作用在于，与私营与非营利组织一起，为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需要做中介、协商以及解决冲突的新技巧。”最终形成构建政府与市民平等对话、沟通协商与互动合作的公共管理新模式。
其次，公共能量场实现场所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可以存在于共同体的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等，“政策网络、功能交叉的社会团体，公民代表的特别工作组等这些新生的话语形式也会发展成为有足够稳定性的重复性社会实践。”在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事务协商以及区域性公共管理问题的解决中得到体现。
再次，公共能量场要运行良好，需要基础性条件的配合。如加大媒体对公共决策的传播力度和透明度，加强电子政务的建设，实现信息快速、高效、公开的传递，形成开放的行政环境和自由的网络结构的公共能量场，在这里公民话语的表达渠道得以拓宽，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观点和声音都会得到听取。政府放弃“独白式对话”是
形成公共能量场的前提
“公共行政是现代性的样本。”现代公共行政是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后现代公共行政是对官僚制的批判和解构，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实际上就是一个缺乏沟通的话语霸权体系。要求政府放弃官僚制下自说自话的“话语独白式”的交流，让位于公共能量场中切合语境的生动的对话。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依赖语言，语言建构世界而非反映世界。以语言为基础的知识总要受制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环境。后现代社会语言和符号充满了异变，语吉充满荒谬。语言表达已开始扭曲，我们被语言所控制，他在性的话在说我，不是在说真心实意地说话，“空虚的自我指涉的代码在言说我们。“而是话在说他，并不是我们在控制语言。发表公共言论的渠道被那些控制着媒介组织或能够购买到广告圈的人掌握着，其结构不是对话程度的提高，而是具有自我指涉性的副现象的符号抵触。
福克斯和米勒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实际上就是一个缺乏沟通的体系，或者说，它就是一个话语霸权的体系。在这一个话语霸权体系内，自上而下的指示、指令必须逐级执行，不容许有任何讨价还价，更不允许提出怀疑和表示异议。他们强调，在这种“独白式的对话”基础上产生的公共政策，只能是政府和官僚精英们的政策偏好，而不是公民一致认同的公共政策。“在独白式的沟通中，没有任何来回，没有任何机会从语言上努力界定问题，并且决定应该就此问题采取什么措施。”公民基本上被这种话语所支配，因而不可能提出与政府政策不一致的对抗性政策建议，即使有这种建议，也没有正常表达的渠道，因而也就进入不了政策的对话过程。即使有公民的参与，这种参与也无法对公共政策发挥实质性影响。这种对话除了有导致强权的可能性之外，还有可能导致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公众的冷漠，而长期的冷漠则可能会导致公众自愿把自己排除在讨论之外。公共对话因而衰落了。法默尔提出后现代公共行政建构的任务是“更多地致力于通过（语言）解释而不是通过实证主义的发展理解。反思性语言范式是这一努力有用的启发性的工具。”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际民主行政的潮流，要求政府必须放弃“独白式对话”，克服“官本位”历史传统和高度集权的政治影响，克服独断专行的家长制作风。改变公共政策生成以及发挥作用的自上而下的程式，在行政工作实践中，坚持以公民为本位，使公共行政体现公共性，体现公民的意愿。营造利于民主行政的公共能量场。在公共能量场形成互动自由的氛围，使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一定的语境中相互交流、论争从而达到共赢的目的，通过行政民主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使行政工作的成果接受公民的监督，使公共行政向广大公众开放和扩展，同时要避免对话者滥用权利和行为的失控又要避免无政府主义的群龙无首，增强公共行政合法性和民主基础。
影响与推动 篇3
武松, 山东清河县人, 从小父母亡故, 与兄长武大郎相依为命。武松与武大郎虽为一母所生, 但外形差异巨大, 武大郎身材矮小, 且面相丑陋。武松身体素质极佳, 自小就苦练武功, 经十多年的勤学苦练, 练就了一身高超武艺, 因其武艺惊人, 浑身是胆。江湖上口碑甚佳。武松为人正直、嫉恶如仇、行侠仗义, 恩怨分明。对恶人, 他总能站出来维护正义立场, 对居心险恶之徒进行打击。路遇不平、行侠仗义是他不变的性格。在家乡, 他因恶霸欺负乡邻而打抱不平挺身而出, 三拳两脚将恶霸打死。为躲避官府通缉, 他背井离乡, 来到河北沧州小梁王柴进家中暂时躲避。其兄在武松走后, 以靠卖炊饼艰难度日。兄弟二人分开后的岁月彼此时时牵挂。后来, 武松命案因人证不足而不了了之。武松也从宋江口中得知兄长已经前往阳谷县, 就此拜别柴进, 赶往阳谷县与兄长武大郎团聚[3]。
一、武松的武术功底和拳术特征
武松自幼就对武术痴迷, 身体素质极佳。因此他从小就开始武术训练, 平日里舞枪弄棒, 四处拜师学艺。武松最开始接触的是少林功夫, 这让他有了扎实的武术基础。后来他又从江湖拳师哪里学到了北派弹腿等其他硬功夫, 这使他拳脚功夫更加犀利。在他因打虎成名之后, 偶遇北宋武术大师周侗, 使武松的功夫得到明显提升。周侗对武松豪放的性格和绝佳的身体素质欣赏不已, 在他对武松功夫进行考察后, 对武松武功特点提出中肯的意见, 找出武松功夫上的不足。武松虽然靠勤学苦练学到一身武艺, 但都不算高深功夫。在与平常之辈交手时没有问题, 一旦遇到武术高手, 武功上的浅薄和不足就会显露无遗。于是周侗将武松功夫中的不足一一指出并加以改进, 并将自己成名绝技无敌鸳鸯腿脚法传给武松。在恩师周侗的亲自示范指点下, 武松的功夫彻底得到升华, 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可惜的是师徒二人仅仅相处两个月, 武松就以事离开, 师徒二人自此再无相见。这也造成他没有完全领悟周侗武艺的全部精华和内涵。在后来武松遇强敌时就出现缠斗多时、险象环生的局面, 最后靠着周侗传授的无敌鸳鸯腿和丰富的临场经验击杀对手, 涉险过关。
武松身形伟岸矫健、孔武有力, 智勇双全, 临场实战经验丰富, 即使面对武功比自己高的对手也毫无惧色, 凭借过人的心理素质和经验与对手周旋, 最终获胜。他所学拳法都是北派功夫, 拳风硬朗, 加上武松与敌搏斗时冷酷无情, 出手迅疾狠辣, 招招致命, 具有极强的威慑攻击力。这样的拳脚功夫在武松手中更能发挥其实战效果。武松凭借着过人的硬功夫, 在江湖上一路拼杀, 在荒野搏击猛兽。以威猛的身躯和一双铁拳打出了威名, 成为令众人叹服的英雄好汉。
二、武松功夫在实战中的精彩演示
1.武松的格斗能力体现。武松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许多事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其中的一些打斗场面, 将武松近战格斗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武松为兄报仇、弑杀潘金莲之后, 在狮子楼寻得仇人西门庆, 西门庆也具有一身高超的武功, 其武术功底与武松相差不多, 两人相遇后即刻交手, 武松手使一柄单刀, 西门庆随身携带两把短刃, 两人在酒楼窄小空间进行搏杀。武松所使单刀不适用在狭小空间施展, 不久就因击砍西门庆不中而脱手。反观西门庆的短刃更适合近距离搏斗, 在西门庆不断进攻下, 武松被迫防御、险象环生。两个人近距离拼杀最后演变成以拳脚相搏, 武松的拳法虽然凶猛异常, 但水平不高的缺点被凸显出来。西门庆在掌握武松拳法特点之后, 随即摆出金猫捕鼠的凶险招式, 引诱武松进攻。幸亏武松江湖经验丰富, 没有上当, 用从周侗那里学的无敌鸳鸯脚法, 将他的险恶招式破除, 并最终格杀西门庆, 报了兄长之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武松的格斗能力的突出, 他同平常对手交手时, 能完胜对手, 在与高出自己的高手较量时, 沉着冷静, 逐步化解危机, 并抓住对方一丝漏洞而一举击溃对方。武松灵活善变的头脑使他在随后的一次次凶险环境中, 脱了险境。逐步掌握、丰富了搏斗经验。
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之时, 武松的搏斗经验让他完全掌握了主动。蒋门神也是当时武术高手, 武松在与他对决时, 先以虚招引诱蒋门神主动出击, 在抓住他招式漏洞之时, 武松施展自己绝技, 以无敌鸳鸯腿连续击中蒋门神腹部, 把蒋门神踢得蹲在地上。在蒋门神丧失进攻之时, 武松飞起右脚, 踢中蒋门神脑部要害, 将他踢得彻底失去反击能力。武松的格斗特点就是凶狠迅捷, 在极短的时间内击败对手, 这样的进攻手段, 使武松在与其他高手对决时, 能够掌握先机, 赢得胜利的主动。
2.武松的武术功夫对他野外生存能力的影响。大凡一名武者, 都应具有超出凡人的环境适应能力, 能面对来自不同环境、不同地域敌人的挑战。武松作为长年行走江湖的老手, 他的野外生存能力和抵御各类突发事件的判断及反应能力, 在当时梁山好汉之中, 无出其右。想当初, 他孤身一人, 在醉酒之后, 独闯景阳冈。夜宿山寺, 夜半时分, 睡梦中超然的警觉能力, 让他即刻警醒。此时四周, 草丛、山林, 微风依旧, 但其中蕴含的危机使武松醉意全无, 全神戒备。不久, 从感知危机来源处, 一只斑斓猛虎从草丛跳出, 武松与猛虎展开了近距离的对峙。此时的武松已经由醉酒状态完全清醒, 在极短时间内将自己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猛虎饥不择食, 面对孤单人类, 不会放弃这种机会, 人虎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在这场人与猛兽的对决中, 武松的实战能力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躲过饿虎几次扑袭、手中哨棒也因树木阻隔而折断之时, 武松依然能够头脑冷静。在探明老虎招数之后, 改变对敌策略, 变被动为主动。在老虎扑空还未来得及回转身之际, 跳上虎背, 以铁拳猛击老虎致命死穴, 直至将老虎锤打致死。在武松与老虎的这场殊死搏斗中, 武松的实战经验, 让他提前进入战斗状态, 在搏斗过程中, 头脑始终保持冷静、清醒。能根据时局、环境来发动反击进攻, 最终凭借高超的武功和临场实战经验战胜猛兽。
3.武松的机警与他的反暗杀侦查能力。武松的功夫不但体现在他高超的武艺上, 还表现在他敏锐的观察与反侦查能力。在路过十字坡, 于孙二娘店内歇息, 在店小二热情招待之下, 武松从店小二热情的言语、闪烁的眼神, 以及浑浊的烈酒, 包子中人体毛发上, 感觉到诡异与危机。为不引起店家注意, 他借如厕之机暗中侦查, 发现重大线索。为脱离险境, 武松大胆地与孙二娘和店小二巧妙周旋, 在酒桌上, 武松以轻松表现调侃酒店的菜肴和烈酒, 让孙二娘等误认为武松等人已成肉案上待宰的羔羊。在其他人因误食掺杂蒙汗药酒, 昏睡不醒之际, 武松也假借药性发作卧倒假寐。孙二娘等见众人都已中计, 警惕性大减, 放松了防御能力。在抬动武松之时, 武松看准时机, 突然暴起发难, 一举擒住黑店首领孙二娘, 彻底扭转战局。掌握主动并最终与孙二娘夫妇化干戈为玉帛, 共同前往梁山开创大场面。在这次凶险旅程中, 武松对危险环境的判断, 对事态发展的随机应变, 对反击时机的掌握, 体现出武松的机警和反击能力, 达到了功夫与智慧完美的统一。在这一点上, 梁山好汉之中, 还没有哪位英雄能与之相比。即使武功不在武松之下的林冲、卢俊义等人, 在被押解途中也曾有过遭暗杀的经历, 当时他们的表现都是紧闭双眼, 慨叹上天的不公, 顺从命运的残酷安排。从这一点上就可看出, 武松在反侦查能力上和江湖经验上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
4.武松的功夫与他夜袭实战能力。武松在行走江湖过程中, 经常深陷险境而搏命杀出重围, 这也使他练就了超人的胆量。当时社会动荡不安, 群雄并起的同时, 盗匪也肆意横行, 这使得行路之人对路途中的危险境地堪忧。武松对此完全没有感觉, 在他一身功夫和超人胆识驱使下, 他经常夜间穿行在荒山野岭、野兽出没之地。这样使他夜间奔袭和夜战能力达到极高的水平。
在蜈蚣岭之战中, 武松就是夜晚行走荒山野岭, 在一座道观中发现恶道人飞天蜈蚣在调戏民女。此时的武松利用夜色掩护, 翻墙跳入道观, 将值守之人逐一除掉后, 与飞天蜈蚣进行功夫对决, 月光之下, 人影刀影交相闪现, 双方都以最高武功进行搏杀, 最终在激战数十回合后, 武松诱敌深入, 以险招结果了飞天蜈蚣的性命, 将道观中被掳掠而来的民女放走并火烧道观。
武松另一处夜袭表现在血溅鸳鸯楼事件之中。当武松击败蒋门神, 将快活林重新夺回后, 蒋门神买通张都监陷害武松被发配恩州牢城, 行至半路, 公差事先得到命令在路上杀掉武松。被武松识破逼问得到实情。武松连夜长途奔袭回到张都监家中, 在鸳鸯楼上与蒋门神等进行搏杀, 并最终全歼恶敌。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 武松超强的夜晚长途奔袭和搏杀能力, 表现了武松超强的身体素质和过人的技战术本领, 让人真正领略了功夫一流的武者形象。
摘要：武松是北宋末年江湖上的侠士, 他身具高超武艺, 曾赤手空拳击杀猛兽, 在江湖上行侠仗义、惩恶扬善。江湖阅历和实战经验使他成为搏击王者, 他的武功和遇敌时搏击手段都对武术实战训练提供了很好的借鉴[1]。
关键词：武松,实战能力,击杀猛兽,格斗能力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董连祥.《水浒传》宣扬的梁山好汉之义[J].水浒争鸣, 2009.
影响与推动 篇4
关键词：国际体育赛事,推动,影响,全民健身,健康理念
在养身、健康风气逐渐成熟的今天,如何引导人们广泛参与体育活动之中,并且形成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这就需要我们着重探究。在体育赛事不断成熟的今天,举办国际性体育赛事不仅成为各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要求,同时通过举办国际体育赛事也能够为全民健身活动有效开展提供有效引导。因此,要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对推动全民健身的具体影响进行体系化分析和认知,进而服务全民健身活动有效开展。
1 开展全民健身的背景和意义分析
全民健身指的是一种风气和习惯,通过合理引导,实现全民积极广泛参与到体育活动中的行为。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实际上是人们对自身健康问题的日益重视,反映了人们健康的生活理念,是人们以成熟的理念对待健身活动的客观反映。
1.1 开展全民健身的背景分析
自2009年起,我国将每年的8月8日批准为“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意味着针对全国人民,无论年龄和性别,通过鼓励其参与体育活动,从而有效增强其身体力量及柔韧性、耐力等各项身体素质。根据相关调查表明,如今我国国民的身体素质大幅度下降,尤其是青少年,其不仅缺乏必要的体育锻炼习惯,同时其身体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因此,只有完善体育活动开展内容,积极鼓励全民参与,才能有效解决当前大多数人不容乐观的身体状况。此外,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事实上也是人们自身对生活认知更全面、更理性的表现。参与健身活动,意味着人们将自身时间、精力投入到体育活动之中,这从客观上表明了人们更成熟的消费理念和态度。在人们对健康、养生日益重视背景下,通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势必为人们的健康产生直接影响[1]。
1.2 开展全民健身的价值意义分析
通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首先,能够全面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开展全民健身所围绕的核心就是通过鼓励全民积极参与各项体育活动,从而有效改善人们的身体素质,实现健身养生的价值目标。其次,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能够广泛传播健身、健康理念,通过全民健身活动长效化、常态化开展,从而为营造积极参与健身活动的良好氛围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此外,通过全民健身活动的积极推广,不仅有利于体育活动全面普及,同时也能够有效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进一步发展。全民健身最大的特点就是参与群体的广泛性和全面性,通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势必能够为各项体育活动开展起到有效普及。最后,开展全民体育健身活动,能够有效带动那一部分对参与体育活动缺乏足够热情的人,在环境氛围影响、意识激发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从而为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营造良好氛围[2]。
2 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对推动全民健身的具体影响分析
国际体育赛事以其庞大的影响力,任何一场国际型体育赛事活动的开展,都为举办地区带来了无可估量的影响。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我国举办,其对我国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全民健身活动开展带来的影响都是其他活动无法替代的。因此,通过举办国际体育赛事活动,将为全民健身活动开展起到无可替代的影响和价值。其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2.1 赛事举办激发人们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实现竞技体育带动全民体育发展
我国将举办北京奥运会的8月8日设定为全民健身日,这实际上就直接反映了体育赛事举办对全民健身的影响。也从客观上表明我国对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视,也是国家对体育健身未来发展方向的具体把握。通过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尤其是根据该赛事影响力的大小对社会体育活动开展有直接影响。但任何类型赛事中所反映出的体育精神,能够有效激发人们对体育活动的兴趣。而国际体育赛事的精湛表现,也能让人们对体育活动开展有更直观的认知和了解,从而便于体育活动的有效普及。当然国际体育赛事多以竞技体育类型呈现,通过有效开展竞技体育活动,将为全面参与体育活动提供了技能上的引导和实质启发。
2.2 赛事举办能有效培养人们养成参与健身活动的意识,实现全民参与的氛围
想要形成全民健身活动的良好局面,其根本就是要人们养成积极参与的良好意识。而积极参与不是偶尔参与,而是体系化全面参与。在人们健康理念不断成熟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形成了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但是由于缺乏全面合理引导,其参与体育活动缺乏完善的习惯,没有形成体系化参与,这不仅无法达到体育健身的价值,同时也不能形成对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通过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则能够通过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让人们对各项体育活动形成全面认知和了解,从而有效培养人们能够积极广泛参与其中的意识和思维。而国际赛事举办所带来的影响力往往不是一时的,而是持续性的。因此,合理对其影响力进行发酵,将为全民参与其中营造良好的氛围[3]。
2.3 赛事举办能够为体育设施普及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服务全民参与
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对举办地来说,需要投入一定资金和场地来进行基础建设,而在这一过程中,体育活动参与的场地和设施进一步完善,无论是体育活动所必须的基础设施,还是相关运营机构都得到了极大补充,而在国际体育赛事开办完之后,就不能拆除这些设施,相反可以通过有效利用这些实施,服务全民体育活动。而全民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活动设施和场地的问题。所以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将为全民健身活动有效开展提供充足基础。
2.4 赛事举办能够有效挖掘全民健身的延伸产业,实现全民健身链条化发展
对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来说,需要人们有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也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更关键的是需要有成熟的体育赛事产业,也就是形成全民健身活动的延伸产业。该延伸产业实际上是体育活动市场化发展的表现,也是确保全民能够全面参与其中的客观表现。在全民健身活动开展过程中,通过引入市场元素,能够有效丰富人们参与健身活动的途径,帮助人们寻找到适合自身的体育项目。通过推动全民健身链条化发展,可以在做大做强全民健身产业的同时,对社会大众形成有效引导和全面引领。从目前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状况看,市场化元素、产业化建设还不成熟,因此,需要我们引入多重元素,服务体育全民健身。
3 结语
在人们生活理念不断成熟的今天,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对健康及养生给予了应用重视。但通过体系化研究,不难发现更多人具备参与体育健身的热情和积极性,但是不能养成积极参与的良好习惯。对全民健身工作开展来说,部分人尚且停留在认知阶段,因此,必须完善引导机制,通过丰富体育活动开展形式,实现对人们参与健身活动的有效引导。举办国际体育赛事,能够以其巨大影响力,有效激发人们对体育活动的参与兴趣,同时在这一过程中,
参考文献
[1]孙雪培.大型体育赛事促进民生体育发展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2013(6):69-72.
[2]祝振军.广州亚运会对广州市全民健身体系的影响[J].辽宁体育科技,2014(4):59-63.
影响与推动 篇5
关键词：首次顶推动力,粘结力,变形,平移工程
随着建筑物平移工程的不断增多, 建筑物整体平移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建筑物平移过程中顶推动力数值的大小是平移工程的关键所在, 首次顶推力尤为重要。根据笔者多年的平移施工经验, 首次顶推力的大小约为以后顶推力的2~3倍, 而迄今为止对平移工程中顶推力研究较少, 1992年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通过平移模拟实验对牵引力进行了研究[1];2005年中国矿业大学研究了三种不同材料滚轴的滚动摩擦系数、弹性恢复力[2];山东建筑大学通过试验定量地分析了滚轴直径和建筑物自重与启动牵引力F的关系, 得出滚动式平移牵引力的计算公式[3], 但是建筑物平移过程中的首次顶推力研究还是空缺。该文对造成首次顶推力较大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并对减小首次顶推力提出了建议和解决方案。
1 工程概况
某单位办公楼为一座4层建筑物, 因为整体规划需要对其由北向南整体平移30m。该建筑物建于1988年, 东西长47.1m, 南北宽7.2m, 为4层砖混结构, 条形基础。平移场区东西长47.1m, 南北宽30.0m, 如图1所示。
2 工程现场牵引力测试
办公楼经加固完成后, 上部结构总重量为24 245kN, 该平移工程采用滚动式平移方式, 滚轴直径采用60mm的实心钢滚轴, 滚轴长度为250mm, 间距为200mm。在该办公楼的平移工程中, 根据建筑物平移所处的不同位置分别测试了牵引力与建筑物移动位移的具体数值, 图2所示为建筑物不同平移位置下牵引力与移动位移关系曲线。
曲线Ⅰ为建筑物首次平移启动时, 牵引力与移动位移的关系曲线;曲线Ⅱ为建筑物距离原址3.6m时开始平移, 牵引力与移动位移的关系曲线;曲线Ⅲ为建筑物距离原址10m时开始平移, 牵引力与移动位移的关系曲线;曲线Ⅳ为建筑物距离原址22m时开始平移, 牵引力与移动位移的关系曲线。从图2可以发现, 建筑物平移时启动牵引力要大于平移过程中的牵引力, 前者约为后者1.2倍。因此, 设计时应以启动时的牵引力作为控制值。该办公楼平移时首次启动顶推力数值为576kN, 建筑物平移一段距离后启动顶推力为200kN左右, 建筑物平移中首次顶推力远远大于之后的顶推力, 首次顶推力大约为以后顶推力的2.88倍, 由此可见, 首次顶推力大小的控制是平移工程中设计和施工的一个重要控制因素。
建筑物由静止状态到运动状态将产生一个加速度, 该加速度会对房屋上部结构产生一个剪应力, 导致房屋前后倾斜、摇摆。对砖混结构房屋, 抗剪能力较差, 如果加速度过大, 一方面可能因此而产生的剪应力超过房屋的抗剪能力, 导致房屋出现水平裂缝, 降低房屋的整体性和可用性;另一方面可能导致房屋前后倾塌, 使平移失败。该加速度主要由顶推力控制, 由图2可以发现, 在所有的加速度中, 以首次顶推力产生的加速度为最大, 因此探究造成首次顶推力增大的原因以及如何减小顶推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3 顶推动力影响因素分析
建筑物平移过程中, 顶推力数值的大小与粘结力的大小、下轨道梁钢板上杂质是否清除干净、滚轴和钢板的变形、下轨道梁的变形等因素有关。
3.1 粘结力因素
该办公楼为4层砌体结构, 墙体的托换方式是双梁式墙体托换方法, 即在墙的两侧加上托梁, 将荷载通过双加梁的拉结作用传递给滚轴与下轨道梁, 形成受力体系的转换, 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到, 托梁将上部结构荷载通过位于梁底均匀布置的滚轴传到下轨道梁上, 托换梁从受力上相当于受到了均布荷载的倒置连续梁, 两个上托换梁通过联系梁形成整体, 增加了建筑物托换结构的整体性和刚度。施工时采用由下至上的顺序依次施工, 通过下轨道梁-滚轴-托换梁的顺序完成了砌体墙体的托换, 最后采用切割技术, 将上部结构与基础进行分离, 即将滚轴与滚轴之间的墙体通过切割分离开来。大多数建筑物平移工程采用人工凿断、风镐、气割凿断等技术, 该工程中采用风镐技术进行切割, 通过滚轴与滚轴之间的间隙将墙体与基础分割, 形成一条肉眼可见的空隙, 从而形成上部结构与基础的分离。通过风镐切割技术形成的切割面并不是完全平面, 而是不平整的面, 如图4所示。
在图4中, 将墙体下部切割放大后可以发现, 其切割面并不平整, 处于一个凹凸不平的面, 当B点通过平移运动到A点位置时, 将会发生咬合现象, A点会对B点产生一个阻碍上部结构运动的阻力, 这种阻力称为粘结力。在首次平移时粘结力会发生在凹凸处, 随着平移的进行切割面处将会逐渐趋于平整, 直至这种粘结力消失。在此过程中, 顶推力随着粘结力的消失而逐渐变小。
3.2 杂质因素
在建筑物平移过程中, 如果下轨道钢板上存在混凝土碎屑和砌体碎屑等杂质, 这些杂质会大大增加滚轴在平移过程中的摩擦系数, 从而增大摩擦阻力。中国矿业大学分别对工程塑料合金滚轴、钢管混凝土滚轴和钢管聚合物滚轴在光滑钢板面和有混凝土碎屑钢板面上滚动摩擦系数进行了测定, 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发现, 3种不同的滚轴在有混凝土碎屑钢板面的滚动摩擦系数大约是光滑钢板面的滚动摩擦系数的2倍左右, 因此下轨道钢板的表面是否有杂质是影响牵引力数值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建筑物平移之前, 虽然可以通过预先清理下轨道钢板减少碎屑降低滚动摩擦系数, 但是在建筑物平移过程中, 滚轴内侧的碎屑一般人工不易清除干净,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首次顶推力的数值。同时, 在建筑物首次平移过程中, 切割面会在平移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碎屑, 这些碎屑分布在下轨道钢板表面, 在平移过程中增大了动摩擦系数。在平移一段距离后, 钢板上的碎屑已经可以通过人为手段清除干净, 并且切割面上已经不再产生碎屑, 这时动摩擦系数已经减小, 此时建筑物平移时的顶推力也大大降低。
3.3 滚轴和钢板的变形
建筑物在平移前, 由于长时间静止放置, 上部结构荷载通过滚轴传递给下轨道及其钢板, 因此滚轴和下轨道钢板都将会产生变形。然而建筑物平移工程中需要滚轴和钢板拥有一定的变形能力, 这是由于轨道平整度误差会导致滚轴受力不均匀, 如滚轴选择不当将会引起上部结构的开裂, 因此滚轴和轨道应有一定的变形能力, 使轨道均匀受力。平移前滚轴和钢板的变形如图5所示。
通过图5可以发现, 建筑物长时间静止放置会导致滚轴和钢板的共同变形, 钢板在滚轴的作用下向两边凸起, 而滚轴在钢板的作用下会趋于椭球形, 这两方面的变形会导致建筑物在首次平移时, 顶推力需要克服的不再是纯滚动摩擦, 而是一部分滑动摩擦和一部分滚动摩擦, 滚轴与钢板接触的部分与钢板之间有相对运动, 滚轴与钢板的摩擦力为滑动摩擦力和滚动摩擦阻力矩的合力, 这时候滚轴与钢板的变形已经属于典型的赫兹接触。钢板与滚轴的接触面形成相对滚轴的凸起, 支持力的水平分力阻碍平动, 竖直分力阻碍转动滚动摩擦。随着建筑物的平移, 滚轴与钢板具有弹性恢复力, 均恢复为正常形态, 此时平移过程又恢复为滚动摩擦, 此时阻力相对首次启动时的阻力较小, 顶推力相对首次启动时的牵引力也较小。
3.4 下轨道梁的变形因素
在建筑物托换过程中, 建筑物下部的托换结构是分批次分段进行托换的。通常托换施工时相邻墙体不得同时托换, 前一段托换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70%以上时, 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施工。该办公楼的墙体托换施工顺序如图6所示。
从图6可以发现, 纵墙的施工顺序由南向北依次顺序托换施工, 横墙采用间隔施工顺序依次托换, 由于托换顺序的不同, 造成了托换结构对基础施加的作用力各不相同, 托换结构越早对基础作用的时间越长, 下轨道梁沉陷量越大。同时, 对于同一片墙体, 其托换也并不是同时施工托换, 从图3可以发现, 托换时先对右半部分进行托换, 再对左半部分进行托换, 这样造成在同一片墙体下, 由于施工顺序的不同下轨道梁的沉降量亦有所不同。于是下轨道梁形成凹凸不平的轨道面, 整个托换顺序时间越长, 建筑物静置时间越长, 这种凹凸现象就会越明显。轨道的凹凸不平会造成滚轴的行走平面处于不平行状态, 导致滚轴无法均匀受力, 造成滚轴在扭曲的状态下开始转动, 这是造成首次顶推力增大的重要原因。
4 解决措施
在建筑物平移工程中, 减小顶推力尤其是首次顶推力的数值可以大大增加平移过程的整体稳定性和安全可靠度。
1) 分割上部结构与基础时可以增加切割次数, 保证切割面之间保留足够的空隙, 以避免产生较大的粘结力。在切割时宜采用先外后里, 先断钢筋, 后断混凝土核心区的断柱方法, 切割的顺序、方法、程序均应以减小对原结构的损伤为前提。
2) 针对不同的平移工程, 合理选择滚轴的类型、直径、间距等因素, 合理控制滚轴的变形因素。在平移前, 注意保持滚轴摆放位置与下轨道梁相平行, 同时保持下轨道梁上部钢板与滚轴的干净。
3) 建筑物的托换工程应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完成, 同时采用水准仪法对轨道进行平整度监测, 轨道平整度控制应包括局部凹凸和轨道坡度。局部凹凸值过大将导致滚轴受力不均匀, 建议局部凹凸控制限值为2mm;轨道坡度将影响平移牵引力的大小并且使上部结构产生倾斜, 其限值建议取1/1 000且总值不得超过5mm。
4) 在首次平移时, 严格控制牵引力增加的速率, 保持牵引力以较低的速率增长, 以避免建筑物产生突然的启动而造成上部结构的损伤。
5 结论
通过对某单位办公楼平移工程中牵引力的测试, 对顶推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得到了以下结论:
a.对平移中首次顶推力远远大于之后顶推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得到首次顶推力数值的大小与粘结力的大小、钢板杂质是否清除干净、滚轴和钢板的变形、下轨道梁的变形等因素有关。
b.在建筑物的平移工程中, 应增加切割次数, 合理选择滚轴的类型和切割的顺序, 对轨道平整度进行监测, 保持滚轴摆放位置, 严格控制牵引力增加的速率, 通过以上手段降低建筑物平移过程中首次顶推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姚国中, 黄自新.房屋整体平移技术及模拟试验研究[J].建筑结构, 1995, 31 (5) :9-10.
[2]袁广林, 袁迎曙.建筑物整体平移中的滚轴及其应用研究[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06, 32 (4) :129-131.
影响与推动 篇6
一、曹晏海学拳经历
曹晏海是河北沧县人, 自幼喜欢武术, 聪明过人。在他15岁时, 因长期看旧时剑侠读物入迷, 就离家出走, 到昆仑山想找书中门派掌门人想拜师学艺。他从河北出发, 所带钱财极少, 不得已靠沿街乞讨向昆仑山方向前行, 行至月余在山西已经备受饥饿困扰一病不起, 被一老太太收留, 在病愈之后听从老人规劝, 返回家乡。此次事情对他人生触动极大, 也使他能脚踏实地地习武学习。回到家乡之后, 他拜当地有名僧人连阔和尚为师, 认真学习少林拳术, 直至他习武有成, 连师傅都没什么内容教为止。
此时南京国术馆正在全国招收新生。在中央国术馆担任一级教官的郭长生就和曹晏海是同乡, 郭长生成名已久, 是全国著名武术家, 这使曹晏海心生敬佩向往之心。于是他打点行囊, 只身来到南京报名参加国术馆的考试。在南京, 他与郭长生相见, 郭长生一眼就看出曹晏海是万里挑一的习武奇才。又因是同乡, 所以在郭长生的安排下, 曹晏海顺利进入中央国术馆, 成为新学期学员。曹晏海仰慕郭长生已久, 想拜郭长生为师, 郭长生见两人年龄相仿, 就以师兄为名代师传艺。二人于是成为兄弟之交。郭长生一身精湛的功夫, 特别是通背拳和苗刀技艺当世堪称第一, 在这样的师兄教导下再加上曹晏海的天赋奇高, 曹晏海的功夫进步神速, 在与郭长生的不断切磋下已经可以交手数十招而不落下风。曹晏海身体匀称修长, 他的腿功尤其突出, 在训练中, 郭长生将十二个木楔钉到地上, 曹晏海可以一气之下, 以闪电般的速度, 将这十二根木楔从土里踢出。因其功夫扎实迅猛, 进步显著。在中央国术馆期间, 曹晏海已经成为所有学员中实力最强、功夫进展速度最快之人, 学员都称他为“草上飞”。
二、扬威江湖、决战巅峰
1929年10月, 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擂台比赛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次的比武盛会吸引了江湖上各大流派的武术高手前来。这次武林大会, 在所有报名之人当中, 实力最强名头最响的是刘高升。此人习得铁砂掌功夫, 曾单掌拍城砖如齑粉。这次来杭州之前, 曾以徒步西安, 以武会友之名。从上海一路打到西安, 以横扫千军之势将路途之上的所有武林高手一一击败。在路过南京时曾到中央国术馆做过功夫演示, 以手掌切进碗口粗的硬竹竿, 让国术馆人受到很大震动, “铜头铁臂镇江南”的大名就此传开。这次的武林大会, 刘高升志在必得, 公开宣称要将所有对手击出场外。刘高升的到来也给曹晏海很大的心理压力, 他对郭长生也表达了弃权的想法。郭长生鼓励他发挥腿功以快制胜, 又鼓励他说“宁叫他打死, 别叫他吓死”。曹晏海经郭长生的开导, 信心大增, 决心用自己的双拳, 打出一片天地。
比赛日子到了, 杭州城万人空巷, 数万观众涌进演武观看武术高手的对决, 第三天国术馆高手曹晏海和刘高升进行对垒, 这场比赛极大地刺激了观众的热情。在比赛现场, 曹晏海充分发挥自己灵活善变特长, 在与刘高升周旋的过程中, 消耗对方体力, 在刘高升体能下降, 动作迟缓之际, 以迅雷之势双腿出击, 在与刘高升缠斗之时将其摔倒。刘高升不服, 站起再战, 此时曹晏海信心倍增, 在数招之内以腰腹之力, 将刘高升击出丈外。曹晏海击败刘高升一时间成为当时最具爆炸性的新闻, 随着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 曹晏海的威名一时无两, 威震杭州。在最后擂主的排位赛上, 上演了人世间的闹剧。上层人士给曹晏海以巨大压力, 让他输掉比赛。曹晏海被逼无奈, 只好在随后的比赛中假装落败, 将擂主之位让出, 获得全国擂台赛第四名的成绩。
纵观整个比武大会曹晏海的比赛, 他的动作快速, 无人可防, 特别是他的双腿, 启动和踢腿可在一秒间连踢七八下, 让对手防御的机会都没有。他的武功在这次大会上无人可敌, 虽然名列第四, 但比赛观众都一致认可, 曹晏海绝对是冠军。在赛后社会各界的批评指责纷纷向此次武林大会组委会涌来, 各大报纸都公开评论大会比赛的不公。曹晏海对比赛结果没有太在意, 在获取比赛第四名奖金550块银圆后, 他给师兄郭长生买了一块金表表达自己的谢意。
与这次擂台赛相隔不久, 武术之风在全国各地迅速刮起, 借此机会, 上海各界又在上海发起了一次武术擂台赛, 这次曹晏海应邀出战, 他再也没有什么心理包袱, 一路过关斩将, 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对手, 夺得冠军,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武状元。用自己的实力向社会作了最有力的证明。上海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和上海市长张群都亲自给他颁奖并分别赠送银盾, 以表彰他在武术上的杰出成就。
三、曹晏海的武术体育特征
无论从身体形态和习武天赋上来说, 曹晏海都堪称百年一遇的练武天才。曹晏海身材修长, 肩宽腰细, 体态匀称标准, 从身体素质上来说无可挑剔。他的拳术刚猛有力, 下盘功夫基础扎实, 双腿弹力快速迅捷, 连环腿功和单腿进攻让人眼花缭乱防不胜防。特别是单腿双击对手面颊, 以脚代掌打击对手脸颊比手都灵活。郭长生就对曹晏海的此项绝技称赞不已。曾说曹晏海是多手之人, 防住他的双手, 防不住他的暗手——他的脚功。曹晏海在年少时的勤学苦练, 为他以后习武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求学中央国术馆时, 被武术大师郭长生所赏识看重, 这如同伯乐相马, 使曹晏海的功夫一飞冲天, 势不可挡。郭长生的通背拳和苗刀技艺都讲究迅猛, 这些武功特色正适合曹晏海运用, 发挥了他急攻急守、功夫稳健的特点。再加之有武术大师的亲自点拨和传授, 他的一举成名都在预料之中。天生的练武奇才加上武术大师的指导, 这一切机遇成就了曹晏海功夫世界的辉煌。
四、曹晏海与民国时期武术体育
1. 民国时期武术体育现状。
民国初期, 正值新旧思潮激烈碰撞的历史时期, 新兴体育项目成为社会上人们热衷参与的活动。这时的西方现代体育竞技如球类、田径类、现代舞蹈类, 成为人们推陈出新, 追赶时代潮流的表现形式。能够参与这样的体育活动是身份的象征, 时髦的体现。传统体育如武术、弓箭等已经成为社会落后的象征, 被新时代的大众健身所抛弃。社会体育思潮也完全转变到新兴体育项目上, 武术项目备遭冷落, 以至于成为流落街头的卖艺表演, 连当时的民国政府都不重视。这种现象极大地损害了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展和继承, 后来在有识之士张之江的努力奔波之下, 中央国术馆建馆成立, 一大批优秀的武术人才集中在一起, 共同扛起传统武术训练的大旗, 成为发扬传统体育项目, 推广和传承武术的有生力量。
2. 曹晏海对武术的影响。
李景林等老一辈武术家开办第一届全国武术擂台赛的目的, 就是要努力开拓武术体育空间, 让传统体育项目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 并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此次赛事的举办达到了预期目的, 在全国造成轰动的效果, 谈武、习武之风再次成为社会体育运动的主题, 在本次大会上曹晏海以惊人的表现, 成为本次大会无可争议的功夫明星。他的表现, 他的一举一动, 都成为当时热门话题, 每天他都在新闻媒体和各界人士关注下度过, 无形中对武术在社会上的影响,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功夫表现, 让许多曾不屑武术运动, 专注洋体育的国人, 重新回到传统体育健身活动中来。
五、曹晏海对武术运动的历史价值
中华武术历史传承至今, 发展过程历经曲折, 在明清之际, 统治阶级为防止民众起来反抗政府, 曾严令禁止民间习武, 致使一些武术套路得不到传承而成为历史记载, 使武术的传承得到破坏。在民国之初, 外来文化随着洋人的入侵而传入我国, 中国传统文化在外国文化面前因社会崇洋情结而备受冷落。失去了固有的精神家园。武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成为现代新兴体育的看客。曾经的荣耀被新兴体育所剥夺, 成为社会体育运动中的配角。
曹晏海武场扬威之时, 中国仍面临许多困境, 洋人在中国仍享有特权, 国内军阀之间连年不断的爆发战争, 使生灵涂炭, 百姓流离失所。面对内忧外患的处境, 当时的中国人感到悲观失望, 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和进取之心。曹晏海在全国武术擂台赛上的无双表现, 唤起了国人对武术的热情, 使正统国术再一次走进社会大众视线, 成为社会大众运动的主流。曹晏海的高大威猛形象和对中华武术的精彩展示, 使国人找回了曾经拥有的激动和荣耀。中华传统武术的魅力得到最大限度的绽放。从这届全国武林大会开始, 武术又一次流行于神州大地, 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武术运动带动了人们面对生活的勇气和活力, 曹晏海对国人尚武精神的推动作用不可泯灭。
曹晏海以自身高素质功夫, 征服武林界, 成为新一代武林霸主。在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如此混乱之时, 曹晏海以它无可匹敌的拳脚, 打开了人民意识上的漩涡, 让盲从追逐外来新事物, 否定传统文化的舆论警醒, 使社会体育运动方向得到转变, 武术运动环境得到改善, 曹晏海所做的一切, 对传统文化, 传统武术体育运动的开展, 起到了很好的开拓作用。
摘要：民国期间召开的全国武术擂台赛, 让曹晏海成为无可争议的冠军。他的杰出表现, 在当时影响了民国体育运动开展的方向, 成为推动武术在全国重新普及开展的重要人物。
关键词：曹晏海,拜师,打擂,扬名,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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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与推动 篇7
关键词：高校,内部体系,管理
0 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力度的持续加大，办学条件日益完善，教育改革逐步深化，办学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进入本世纪初，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这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为新模式下的国内高校管理提出了严峻命题：如何推动高校科学化管理以适应新形势下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以期走出一条特色办学之路，建设出高水平的大学。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对这一命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高校教育改革创新势必会存在新的风险隐患，怎样在创新发展的同时规避风险，少走弯路，是确保创新成功的关键举措，本文认为，通过有效的内控体系建设，可以提高高校在改革创新发展中的抗风险能力，并能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积累经验，促进高校在科学化管理水平上的有效提升。
1 高校内控体系建设的构成
通过参考美国coso组织委员会发布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根据目前国内高校普遍采用的基本组织结构模式，本文认为，高校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为：以高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中层管理干部、其他参与者共同参与并执行的旨在合理预防、判别和应对不同管理风险，为谋求高校发展与稳定而提供的安全、合理的保证制度和措施体系。
通过有效的建立内部控制体系，高校不但能更好地遵守政策法规等制度要求，确保财务信息的可靠、更能降低职务犯罪率并提高工作运行效率与效果。广大高校可以通过以“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系统与沟通、内部监督”等五大要素（见图1）为抓手来建设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
1.1 内部控制环境
高校的内部控制环境是内控体系中其他的控制组成要素运行的基础，是系统内全部控制方式与方法赖以生存和运行的载体，以及为其他要素提供结构和规则。控制环境构成了一个高校的整体治理氛围，它包括党政领导班子的完备性、思想道德观念、执政能力、管理哲学、工作作风以及教职工的诚信度和职业素质，并延伸至单位的组织结构、授予权力和责任的方式、人力资源政策及实施等。
1.2 风险评估
高校的风险评估是指判断和分析影响学校在改革创新发展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它是决定风险应如何防范及管理的基础。风险评估可以使学校的管理者真正了解潜在的工作事项如何影响既定的战略发展目标。高校的管理者应立足于本校的战略发展目标，确定高校重大经济投资、对外合作等风险性项目，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风险的影响来对其进行评估，在风险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并作出决策，对高风险事项进行全程监控，减少不利事件的发生。
1.3 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是指针对影响学校组织管理目标实现的各种风险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以确保高校领导层指令能够实现的各种政策和程序。领导层必须制定相关内部控制的政策、管理条例、规章制度等，并加以执行，以确保其控制目标的实现。高校管理组织内的各个层次和各种职能均存在着不同的控制活动，并根据组织的性质、规模、组织的方式、方法不同，所对应的控制活动也不同。
1.4 内部监督
内部监督是高校管理层在整个内部控制过程中必须执行的管理监督，以及内部审计部门对内控的再监督和再评价活动的总称，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估内控管理要素的运行以及一段时期的执行质量的过程，通过必要的监督活动在需要时对其加以修正、调整。监督的方式一般有持续监督、个别评估及综合监督等。
1.5 信息和沟通
信息和沟通系统连接所有的内部控制活动。所有高校都应当通过适当的渠道，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准确判别和分析相关信息。全体教师、员工在获取他们管理、控制和执行工作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料后．能交换处理这些信息资料，以便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高校的各类信息可以汇总成各种文字报告，包括管理层对教师、员工工作业绩的经常性评价，对学校财务管理、运营管理、遵守相关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等。通过收集并处理相关信息，不光可以反映出高校的总体运营状态、分析领导层的出台的政策及程序是否得到了有效执行，还可以使领导层能及时准确地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避免风险危机的发生。
2 目前高校内控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内控体系制度建设滞后
从制度建设角度看，国内高等校校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起步很晚，主要由于近年来高校频繁发生的腐败案件所引起的重视才将内控制度纳入管理建设轨道。以往高校的管理体系制度尚不健全，大部分凭借经验或者是自身的道德约束、思想信念来管理，问题的发生持续上升。由于高校的国有性质决定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并非源自学校自发性的管理行为，而是国家根据高校在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并以法规形式颁布，规定各高校去执行，如高校财务管理制度、高校阳光招生制度、高校“三重一大”事件决策机制、收支两条线、内部审计制度的设立等。如果没有内在地加强管理控制的决心和意识，仅靠国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管理对策的方法来加强高校内控建设的话，势必会造成高校内控机制发展缓慢。
随着高校经济活动的多元化快速发展，使得学校内部控制范围非常广，涉及到人、财、物的管理等。目前，有些高校尚未制定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还有一些高校虽然建立了若干制度、权力运行流程，但是缺乏对校园基本建设项目、物资和设备仪器采购、教材及图书采购、学生学习用品采购、招生和就业领域、校办企业经营与管理等重点风险关口的控制，导致内控体系覆盖不全面，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如果高校的内控体系建设依然还停留在顶层设计理念层面，没有深入的推进并实施，并定期进行相应的内控评估，这样就造成有制度，但无执行，缺乏配套性评估指标和相关考评管理办法，导致内部控制体系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2.2 内部控制风险防范意识淡薄
高校内部控制体系相对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树立起正确的内部控制意识。近几年，随着高校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的内外部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经济活动日益频繁，高校内部拥有的流动货币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各类资产规模庞大,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同时，由于受到来自社会不正之风的侵蚀，贪污腐败的现象已经在高校相对纯洁封闭的校园内开始滋生，一些贪污挪用公款、在物资采购中收取回扣、在工程基建项目中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等行为时有发生。这就要求高校的各级部门要有清醒的经济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如果对风险存在的客观性、风险管理方法和工具认识不足，忽视了日常管理的提升和管理者品德素质的提高，就会导致腐败的温床存在。
此外，有些高校还存在着后备人才储备不足或现有管理层干部素质参差不齐，机构臃肿、非扁平化管理、官僚作风严重等现象，导致防范风险的动作不及时，信息整合、处理应对能力相对较弱，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及风险的反应滞后。
2.3 内部控制体系未能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学校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中培育并形成的全体成员共同遵循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涵盖了个人的基本信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影响和制约着学校群体成员的精神面貌、文化修养、行为方式，体现为学校特有的校风、教风和学风。良好的校园文化是有效提高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力的必要条件，校园文化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高校内部治理环境的质量。但是，目前有些高校对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认识与理解还多停留在部门制衡阶段，很少将内部控制理念提升到校园文化建设高度，对内控机制的执行通常仅局限于高校内部财务系统，认为只是财务或审计部门的责任，如此必将影响到内控机制在高校防范风险中的作用。事实上，内部控制制度是高校管理运营过程中的行为规范，而校园文化则是凝聚人心、统一思想观念的粘合剂。大量事实证明，没有校园文化作为底蕴，仅仅“为控制而控制”肯定是事倍功半的。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近年来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高校的内控体系建设却没有与校风、教风、学风有机地结合起来，校园文化建设与内部控制总体目标并未形成有效融合。
3 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对推动高校科学化管理的影响
3.1 内控体系建设可以提高高校在改革创新发展中的抗风险能力
通过加强高校内控体系建设，可以有效增强高校领导层的内部控制意识。目前一些高校还存在着风险防患意识淡薄的现象，认为高校是国家所有，不会倒闭或破产。因此，有些高校在一味追求办学层次的提高、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张同时而忽视了必要的风险防控，未能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和防范措施。但高校是独立的法人，即使发生倒闭或破产的风险相对较小，但会形成由于不能及时偿还银行本息而导致的信用危机，从而发生因资金链断裂导致教师职工待遇的不稳定，引发深层次的内部矛盾，甚至会带来因为财务恶化而导致学校发展停滞等风险。通过执行内控体系建设，可以形成并确立“高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司其职，群众深入参与并监督”的工作机制。
一旦高校形成了主动落实相关信息公开制度的良好氛围，在校内形成认清内控建设的积极作用的广泛共识，就能起到降低风险，防微杜渐的效果。一旦发生风险隐患，立即启动应急处理方案以最大成都减少并消除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尤其要着重于事前预防，事中监控，尽量避免事后补救，从而达到有效预防，保护高校管理体系健康运营的目标。
3.2 内控体系建设可以提高高校在运营过程中执行力的效率
通过梳理高校治理结构中的权力事项，绘制权力运行流程图，构建权力运行保障体系，进而形成自上而下的内部控制责任体系，确保每一级领导干部都能切实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在共同的责任目标驱动下，形成合力，构建起责、权、利分明、逐级负责、层层落实的内控机制。高校可根据自身建设发展要求，在管理上构筑“预防、监督、审计”三位一体的内控保障模式。第一道关是在高校重点风险领域建立制衡制度，形成以预防为目的的内控保障；第二道关是在财务核算的基础上，配合高校的纪检监察部门，对各个部门、单位的每项经济活动进行日常性和周期性的核查，形成以监督为主体的内控保障；第三道关是依托第三方审计机构，或成立校内独立的内部审计小组，在不受外界干扰的前提下高效、有序开展内审工作，预防和发现在高校运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类及经济活动。
3.3 内控体系建设可以强化内部监督，提高高校管理组织的免疫力
内部监督是对高校内部控制整体预防框架体系及其运行状况进行不断的跟踪监测，通过评价其设计和运行效果，分析并判断风险点及风险造成的原因，然后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确保内部控制能高效运行。监督是内控体系中非常重要的要素。内部监督可以是高校领导层所进行的常规性监督或是由校内的内审机构或委托的第三方审计事务所进行的审计监督。通过强化强化内控体系建设，增强内部监督效果，可以有效养成全体教师、员工，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的风险防范的意识，形成评价与监督并重的工作惯性，使内控制度的贯彻及执行真正落到实处。在内部监督过程中，要确保内审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使其真正能够对学校各部门开展不受干扰的监督与检查，并且，要将高校的内部审计从以往的事后追究相关部门、人员责任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多方位的连续监督，重点加强对高校高风险经济责任的审计和重点领域的审计，减少管理过程中的风险因素，把内部审计职能由原先的财务审计逐步向绩效审计转变，通过对高校各组织机构的内部控制及其控制风险的作用做出评价，协助高校纪检监察部门分析关键风险点及控制点，定期和不定期测试评价内部控制是否有效，提出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意见，从而不断提高内部控制的质量，强化内部监督作用，确保高校管理组织在运营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免疫力和稳定性。
综上所述，高校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及实施对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内部控制作为高校管理体系的必要补充，它需要各方面的相互协调和配合才能使其作用发挥得更好。只有树立起高度内部控制管理意识，重视高校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加强学校教师、员工的综合素质教育，建立有效的预防风险管理机制，实施有力的监督审计，并辅之以有效的制约和激励机制，从而规范高校经济活动秩序、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提高教育教学经费使用效益、维护学校的合法经济权益，使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能真正成为学校管理者的有效工具,从而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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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与推动 篇8
一、反袁复辟期间梁启超的国民外交运动是一次预演
梁启超进入北洋政府的第二年,即1914年7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与英法等协约国激战正酣,无暇顾及中国的利益。日本觊觎山东已久,乘机对德宣战。8月23日,日军不顾北洋政府中立宣言,在山东龙口登陆,9月10日占淮县、济南等地交通枢纽,11月7日在英军配合下攻占青岛。1915年初,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条约涉及南满、内蒙、湖北大冶、中国沿海岛屿等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权。为了圆自己复辟称帝的春秋大梦,袁世凯承认了其中大部分条款。梁启超闻此消息,数次要求袁世凯对德宣战,以收回胶州半岛[2]18。袁世凯已从日本人那里收了好处,哪能肯听梁启超之言。10月2日,梁启超与蔡锷一同在参议院会议上提出政治质问案,斥责北洋政府军队节节退让,纵容日本侵略山东的行为。此外,梁启超还在《京报》和《国民报》等有影响力的报刊上发表《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呼》、《再警告外交当局》等8篇文章,说出他坚决抵抗日本的外族侵略的决心,揭露袁世凯为称帝而不惜卖国的丑陋嘴脸,得到举国民众以及政治界、舆论界、知识分子们的一致响应,这可以看作是梁启超“国民外交运动”的一次预演。他又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与袁世凯决裂。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片唾骂声中呜呼哀哉了。此时梁启超也未认识到此次倒袁胜利的关键在于国民的关注,以及“国民外交运动”的重要性。他又将重点放在拥戴另一个军阀———总理段祺瑞身上,极力支持他“对德宣战”立场,并与时任总统的黎元洪在“府院之争”中闹得不可开交。1917年3月4日,失去耐心的段祺瑞亲率督军团进京,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总统黎元洪、腐儒康有为、辫子军首领张勋等人也只好答应对德宣战了。
二、梁启超的国民外交活动正式上演点燃了五四运动导火索
梁启超倡导的所谓“国民运动”,是希望民众能关怀国家前途命运,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在如何推动国民运动思想的问题上,梁启超后来总结道“:对外问题易发动群众,对内的问题却难发动。自公车上书以来至五四运动时期,凡有壮烈为国之举动者,十有八九都将中华屈于外辱作为自己的革命动机。因为一则外交问题的运动易将民众斗志激昂起来,革命热情燃烧起来;二则外交问题不触及国内军阀专权,不会触怒当局,自然危险性就小,因而随声附和的人也多了。所以梁启超先从“国民外交运动”入手,推动国民运动,并由他亲手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事件起因于1918年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惨胜告终。之前段祺瑞镇压张勋复辟后,因“再造共和”与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孙中山发动的“护法战争”赶下台,徐世昌任总统,梁启超辞职。12月,梁启超与蒋方震、张君劢、丁文江等七人便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和记者等私人身份前往法国,与各国政要及社会知名人士展开外交活动。此时日本正欲借机从德国手里强抢胶州半岛,因此指派本国驻巴黎代理公使芳泽宴请梁启超和林长民,以打探中国口风。当芳泽一脸无耻相地提出日本应继承德国在胶东半岛利益时,梁启超严词拒绝说:中对德宣战,中德条约随之废止,日本也不存在继承不继承一说。然而北洋政府9月间已与日本签订密约,早将山东拱手让人了。梁启超得知这条消息后愤然电告外交委员会,揭穿政府的卖国行径。电文大意是:自日本占胶济铁路以来,中国一直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如今德国战败,政府却早于九月间与日交换密约以自缚,此是为何……可望取消……政府也再勿授人口实。
外交委员会汪大燮、林长民一干人等接到梁启超的电报也大为光火。立即致电梁启超在巴黎进行外交活动,尽量弥补损失。国内方面,1919年的2月,国际联盟同志会在北京大学成立,北大师生千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推举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其职。推举北大校长蔡元培、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参政院参政李盛铎、南开中学堂校长严修、财政总长熊希龄、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张謇等人为理事。2月16日,又在熊希龄家中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等人为理事,并通电表明国民外交协会有关实施国际联盟、撤废势力范围、废弃不平等条约与合同、撤领事裁判权、关税自由、取消庚子赔款、收回租界等七点外交主张。然而美英法等协约国成员是不会关心中国权益的,已将中国的胶东半岛私相授受给了日本,北平政府正考虑签字。梁启超焦急万分,4月30日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一场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北洋政府卖国行径。另外,在梁启超授意下,林长民于5月2在《晨报》头条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此文一出举国上下一片震动。5月3日,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大会,会议宣布不承认日本的“二十一条”及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既得利益,并将日本的最后通牒期限———5月7日定为“国耻纪念日”。5月4日,北大全体师生在蔡元培带领下,与北京13所学校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要求北洋政府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五四运动”的大幕正式拉开,全中国民众爱国热情被点燃,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商界的人士纷纷走向街头,发起了拒签合约、还我山东的游行示威活动。旅欧、美和日本的留学生、爱国华侨也采取行动,积极响应。全球华人共举爱国反帝的大旗。另外,当林长民得知北洋政府向巴黎的陆征祥发去签字训令时,当即密电梁启超,让他将此消息通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28日,当陆征祥等人准备出门时,被留学生和华侨团团包围在寓所里,并收到警告:若出门半步,即扑杀之!面对旅法华人的激愤,陆征祥也只好躲在寓所内,并发表拒绝签字的声明[3]77。此轮“国民外交运动”以胜利告终。
三、国民运动及其外交运动是梁启超对自己“贤人政治”的反省
眼看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日本军国主义当然不甘心。1920年1月,日本又提出要与中国直接交涉山东善后问题,遭到国民一致反对。3月梁启超返回上海,在《申报》上发表对山东问题看法时指出:巴黎和会的拒签是中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若接受此次交涉,则前功尽弃。1921年冬,协约国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商讨解决巴黎和会遗留问题,包括日侵占山东青岛等问题。北京、山东等地又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表达对政府立场过于软弱的不满。梁启超在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上也发言提出:日本应无条件将山东交回中国,联合会还发表了《关于山东悬案的宣言》。1922年2月,迫于中国国内舆论压力,中国政府坚持了全部收回山东及青岛权利的主张,且在美英的压力下,华盛顿会议通过并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