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抗感染

2024-07-29

术后抗感染(共10篇)

术后抗感染 篇1

眼科手术后容易发生切口感染, 对创口愈合有较大影响, 使用抗感染药物预防治疗, 有利于切口愈合。本文旨在探讨眼科术后抗感染治疗对创口愈合的影响, 为临床诊治提供理论依据, 选择160例眼科手术患者做对比研究,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资料

选择2011年2月至2014年5月160例眼科手术患者, 按数学随机方法分为治疗组和普通组, 各8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手术原因等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均衡可比, 见表1。

1.2 治疗方法

根据患者病情进行相应眼科手术;普通组切口缝合后, 静脉生理盐水注射液滴注, 2次/天, 治疗组切口缝合后, 使用氨苄西林钠溶于生理盐水中静脉滴注, 2次/天。观察两组患者术后3、8 d伤口愈合情况[1,2]。

1.3 评价方法

白内障愈合:角膜光滑, 结膜无水肿及充血;胬肉切口愈合:切口处卫生光滑, 结膜平整无充血, 未见新生血管组织;青光眼愈合:结膜充血消退, 未见水肿, 前房内正常。

1.4 统计学方法

本文研究结果利用SPSS21.0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治疗组与普通组患者之间的差异, 计量资料进行t检验, 计数资料进行卡方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判别标准。

2 结果

治疗组8 d内 (含8 d) 创口愈合率为87.50%, 普通组为45.00%, 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493, P=0.008) ;平均愈合时间治疗组 (4.02±1.46) d, 明显短于普通组, 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765, P=0.000) , 见表2。

3 讨论

眼科疾病发病率日益提高, 手术治疗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之一。对于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 手术治疗通常是优先选择的治疗手段[3,4], 且对于大多数眼部疾病有着极佳的疗效。眼科手术之后, 容易发生伤口感染, 预防性使用抗感染药物可降低感染发生率。抗感染药物的大量使用会带来负面影响, 医疗工作者对眼科手术后是否使用抗感染药物依然存在很大的分歧[5,6]。反对一方认为抗感染药物应该减少使用, 因为现在大多数医院都在滥用抗感染药物, 大量的使用会导致患者对抗感染药物产生抗体, 并且会使病毒细菌对抗生素敏感性降低, 使得以后的疾病会更难治愈, 同时对患者的治疗难度大大提高, 因此术后要减少应用像氨苄西林钠、青霉素、红霉素等抗感染药物。支持一方认为术后使用抗感染药物十分有必要, 主要是因为眼科术后感染的情况十分常见, 若不能及时处理, 会对患者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会造成局部红肿、肿痛, 部分患者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眼部溃烂或失明。

验证抗眼科术后感染药物对于创口愈合的作用对临床治疗有着巨大意义。本文中接受眼科手术患者患病原因主要为倒睫毛、白内障和青光眼3种。手术后使用氨苄西林钠预防感染发生。氨苄西林钠是一种常见且十分有效的抗感染药物, 临床应用广泛。氨苄西林钠对大部分细菌均有良好的抵抗性。结果显示治疗组在8 d内, 87.50%患者伤口就可以愈合, 而普通组患者则只有45.00%可以在8 d内痊愈。治疗组的平均愈合时间为 (4.02±1.46) d, 说明使用抗感染药物可以大大缩短术后切口时间。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在术后应用抗感染药物, 但是使用需要有针对性, 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实施病原菌以及耐药性检测, 以降低耐药菌株出现。

根据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眼科术后抗感染药物对于创口愈合的作用明显。说明在眼科术后使用抗感染药物有利于伤口愈合, 在缩短愈合时间上有明显的优势, 而且并不存在滥用药物的情况。由于本实验选择的患者具有随机性, 无明显差异, 所以本次结论真确性高, 适用范围广,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 探讨眼科术后抗感染治疗对创口愈合的影响, 为临床诊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选择2011年2月至2014年5月160例眼科手术患者, 按数学随机方法分为治疗组和普通组, 各80例。两组患者用相同眼科手术方法, 术后治疗组患者使用氨苄西林钠抗感染药物预防术后感染, 普通组不使用抗感染药物预防, 对比记录两组患者在3~8 d切口愈合情况。结果 治疗组8 d内 (含8 d) 创口愈合率为87.50%, 普通组为45.00%, 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493, P=0.008) ;平均愈合时间治疗组 (4.02±1.46) d, 明显短于普通组, 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765, P=0.000) 。结论 抗感染药物预防使用对眼科术后创口愈合临床效果显著。

关键词:眼科手术,抗感染,创口愈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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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种食物能抗感染 篇2

深海肥鱼 三文鱼、鲭鱼、金枪鱼和沙丁鱼富含可降低炎症的欧米伽-3脂肪酸。夏威夷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与油炸、风干或咸鱼相比,烘烤或水煮此类鱼可使心脏病危险降低23%。

全谷食物 与白面包等精加工食物相比,麦片、糙米和通心粉等全谷食物含有更多膳食纤维,可降低C反应蛋白(血液中炎症标志物)水平。

深色绿叶蔬菜 与颜色较浅的蔬菜相比,菠菜、羽衣甘蓝、西兰花等深绿色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含有更丰富的维生素E和钙、铁及抗病植物化学物质。这些营养都有助于保护人体免受炎症细胞因子的伤害。

大豆 《炎症杂志》刊登一项研究发现,大豆中一种类似于雌激素的化学物质大豆异黄酮有助于降低女性C反应蛋白和炎症水平。豆浆、豆腐和毛豆都是不错的选择。

坚果 杏仁等坚果是抗感染健康脂肪的绝佳来源,这些坚果中还富含纤维素、钙和维生素E。核桃中富含α-亚麻酸,也具有抗炎功效。

低脂奶制品 低脂或脱脂牛奶是钙和维生素D等多种营养的重要来源。酸奶含有益生菌,可降低肠道炎症危险。

辣椒 辣椒中富含的辣椒素已用于某些镇痛消炎药膏中。常吃辣椒有助消炎,但是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吃辣椒则可能会加重病情。

西红柿 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可减轻肺部炎症及全身炎症。熟吃西红柿比生吃西红柿摄取的番茄红素更多。番茄酱和番茄汁也可补充番茄红素。

甜菜 甜菜及甜菜根含有大量纤维素、维生素C及植物色素甜菜红等抗氧化物质,不仅能减少体内炎症,而且可防止癌症和心脏病。

生姜和姜黄 生姜和姜黄(咖喱)具有抗感染属性。姜黄可以关闭一种调节免疫系统和导致炎症的蛋白质NF-ΚB。生姜可以减少肠道炎症。

大蒜和洋葱 此类刺激性蔬菜可提高免疫力。大蒜的消炎作用与布洛芬等非甾体消炎镇痛药(NSAID)很相似。洋葱中的植物营养素槲皮素和蒜素,蒜素分解会产生可抗击自由基的次磺酸。

橄榄油 橄榄油(特别是初榨橄榄油)中的橄榄油刺激醛在人体中的作用与NSAID镇痛消炎药很相似。

浆果 水果低脂低热且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因而有益抗炎。草莓、蓝莓等漿果中含有强抗氧化剂花青素,因而其抗炎属性尤其突出。

抗感染药物的合理应用 篇3

WHO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全球战略将合理使用抗感染药物定义为:费用合理,达到最佳临床治疗效果,并能把药物毒副作用和耐药性的形成减到最少。

1 临床不正确使用和滥用抗感染药物情况

目前临床上不正确使用和滥用抗感染药物的现象较为普遍主要的不合理临床用药有:(1)广泛用于预防感染,外科围手术期普遍、长时间、大量、不规范的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预防手术切口感染,病毒感染缺乏细菌感染征象或容易继发细菌感染的高危情况而使用抗菌药物,造成药物资源浪费、菌群失调及二重感染,还可引发大量耐药菌产生。(2)随意将抗感染药物作为诊断性治疗措施,特别是发热病人的诊断性治疗,而不是积极寻找发热原因或进行病原体检查。(3)抗感染药物给药方案不当,药物选择、剂量、给药途径等不当。如未根据病原体检查及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抗感染药物,易造成使用无效药物;剂量过量易引起不良反应及二重感染,剂量不足易诱导病原菌产生耐药性;临床用药能口服给药的,不应肌注或静脉滴注;抗感染药物不按疗程给药和频繁换药。(4)出现抗感染药物不良反应时,观察不及时,仍继续使用,造成不良后果。(5)盲目选择价格贵、新上市、广谱抗感染药物,导致此类药物敏感的病原体很快产生耐药性。(6)忽视无菌操作和外科引流,将抗感染药物作为“保险丸”使用。(7)不能及时根据病原体检查及药敏结果使用抗感染药物或在出现耐药性后仍继续使用。(8)不合理的联合用药,除非必须,尽可能不联合使用抗感染药物。(9)追求最佳治疗,忽视耐药性和费用问题。(10)追求经济效益。(11)忽视患者全身情况,导致严重的毒副反应发生。

2 抗感染药物的管理要求、管理应用原则及建议

针对上述情况,为规范抗感染药物的合理使用,卫生部在《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试行)》中明确了抗感染药物的管理要求、合理应用原则及建议。具体如下。

2.1 抗感染药物的管理应达到以下要求

医院应建立健全抗感染药物的管理制度。医院应对抗感染药物应用率进行统计,力争控制在50%以下。参与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工作的抗感染药物专家或有抗感染药物应用经验的医师,负责全院抗感染药物应用的指导、咨询工作。检验科和药剂科须分别履行定期公布主要致病菌及其药敏试验结果和定期向临床医务人员提供抗感染药物信息的职责,为合理使用抗感染药物提供依据。临床医师应提高用药前相关标本的送检率。根据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严格掌握适应证,合理选用药物;护士应根据各种抗感染药物的药理作用、配伍禁忌和配制要求,准确执行医嘱,并观察病人用药后的反应。配合医师做好各种标本的留取和送检工作。有条件的医院应开展抗感染药物临床应用的监测,包括血药浓度监测和耐药菌,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耐万古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v Rs A)及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等的监测,以控制抗感染药物不合理应用和耐药菌株的产生。

2.2 抗感染药物合理应用的原则

严格掌握抗感染药物使用的适应证、禁忌证,密切观察药物效果和不良反应,合理使用抗感染药物。严格掌握抗感染药物联合应用和预防应用的指征。制订个体化的给药方案,注意剂量、疗程和合理的给药方法、间隔时间、途径。密切观察病人有无菌群失调,及时调整抗感染药物的应用。注意药物经济学,降低病人抗感染药物费用支出。

2.3 抗感染药物合理应用的建议

已明确的病毒感染一般不使用抗菌药物。对发热原因不明且无可疑细菌感染征象者,不宜使用抗感染药物。对病情严重或细菌感染不能排除者,可酌情选用抗感染药物。正确掌握围手术期预防应用抗感染药物的适应证和疗程。应用抗感染药物前及时正确留取临床标本。严格控制抗感染药物的皮肤、黏膜局部用药。强调综合治疗,提高机体免疫力,不过分依赖抗感染药物。

综上所述,医疗机构应根据抗感染药物使用原则,加强抗感染药物使用管理,临床医务人员根据抗感染药物合理应用原则下正确使用抗感染药物,避免医药卫生资源浪费,减少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

摘要:合理使用抗感染药物的总体原则与使用其他药品的原则相同,目前合理用药主要强调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适当性4个方面。医疗机构应根据抗感染药物使用原则,加强抗感染药物使用管理,临床医务人员根据抗感染药物合理应用原则下正确使用抗感染药物,避免医药卫生资源浪费,减少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

术后抗感染 篇4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CAP) 都是导致老年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快,老年人已成为急诊重要就诊人群,比重不断攀升,与其相关CAP也成为常见急症。老年人由于自身生理变化的特殊性,成为罹患CAP的重要人群,Palma等研究显示,老年CAP发病率为每年15.8/1000人,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随着年龄增长,老年CAP病死率也显著增加。由于老年CAP表现不典型,病情进展快,易发生漏诊、误诊,急诊科医师应提高识别老年CAP的能力,掌握合理的抗感染策略。

老年CAP患者的临床特点

老年CAP临床表现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典型”。由于老年人器官功能逐渐退化,缺乏代偿潜力,全身及包括呼吸道局部免疫力下降,多合并COPD、心脑血管等基础疾病,罹患CAP后常突出表现厌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精神差及意识障碍等,或表现基础疾病加重,而缺乏典型咳嗽、咳痰、发热、肺部啰音等肺部感染的特点。老年CAP中重症CAP占有较大比例,并随年龄增加比例明显上升,老年人由于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和吞咽功能不全及咳嗽反射减弱,普遍存在显性或隐性误吸,吸入性肺炎约占10—30%,误吸分泌物作为培养基促进病菌繁殖,引起坏死性肺炎、肺脓肿,误吸食物或胃液,多诱发急性炎症,老年吸入性肺炎的病死率在20—65%。老年CAP不仅呼吸衰竭多见,也常出现其他器官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如心力衰竭、高/低血糖、低蛋白血症、上消化道应激性病变、肾损害、心律失常及休克,水电解质紊乱更是常见,肺炎的表现往往被掩盖。因肺组织弹性差、支气管张力低,肺通气不足,淋巴回流障碍等原因,老年CAP病程迁延,病灶吸收缓慢,多数需4—6周才能完全吸收。老年咽喉部肌肉运动不协调,常无法经口咳痰,口痰标本不易收集,培养可靠性差。X线呈支气管肺炎形态者比大叶性肺炎更多见,病灶多呈斑片状、网状、条索状阴影,由于不能配合屏气或呼吸频速,X线检查常受影响,尤其胸片受影响明显,远不如胸部CT更为敏感可靠。

老年CAP的病情评估

病情评估是急诊科医师基本功,目前有多种评分工具用于CAP患者的病情评估。 1997年,Fine等提出的PSI评分系统是对CAP患者病情评估最完善的系统之一。PSI评分系统包括3个人口学因素,5种合并基础疾病,5项体格检查和7项实验室检查,共有20个条目,每个条目设置的分数不同。将所有条目得分相加,总分按<51、51—70、71—90、91—130、>130,分为I—V级,I—II级可接受门诊治疗,III级需要留院观察,IV级以上需要住院治疗。PSI评分在预测较低风险患者方面更有优势,然而项目繁多复杂,在“拥堵”的急诊科未能被接受普及。另一CAP的重要评分工具CURB—65评分包括5个指标:意识障碍、尿素氮>7.0 mmol/L、呼吸频率≥30次/min、收缩压<90 mm Hg或舒张压≤60 mm Hg、年龄≥65岁, CURB—65<3表示低病死风险,而CURB—65≥3代表高病死风险。CURB—65相较于PSI评分具有更高的阳性预测值,能更好地评估病死率较高或需住院治疗的高风险患者。由于其评分项目简洁,可能更为适合急诊临床工作,因此被中国急诊医师协会所借鉴并形成自己的收住院标准。评分是为判断病情和预后并指导治疗,无论评分如何,出现脏器功能不全对于老年CAP即是预警指标。

老年CAP的病原学特点与诊断

由于协调和工作难度以及老年痰标本的质量低下,尚未见老年CAP病原流行病学权威发布。细菌、病毒、真菌、支原体等均可导致老年肺炎,而老年CAP的主要致病微生物是细菌。在20世纪50年代,肺炎链球菌是肺炎的主要致病菌(90%)。但随着青霉素及其他抗菌药的广泛应用,减少了该菌种肺炎的患病率和危害性,其他细菌感染明显增加,G—杆菌以流感嗜血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等常见,G+球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多见。由于老年的特殊性,条件致病菌、非典型病原体、耐药菌甚至真菌感染逐渐增多,老年是呼吸道病毒的易感人群,多种病原混合感染也常见于老年人。老年CAP致病微生物不仅与个体基础疾病、既往抗生素使用情况有关,也与地区微生物流行病学有关。国内对老年CAP和医院获得性肺炎痰培养研究中,210例社区获得性肺炎痰培养阳性6l例,阳性率为29.1%,菌株68株, 以肺炎链球菌(41.2%)和流感嗜血杆菌(32.3%)为主,与老年医院获得性肺炎明显不同;另有研究同样显示,肺炎链球菌仍为老年CAP的主要致病菌(16.7%),非典型病原体肺炎支原体和衣原体检出率高达40.1%,其他致病菌有流感嗜血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嗜肺军团菌等。国外一项为期12年的前瞻性研究显示,老年患者虽然合并多种疾病,病情复杂,但其最主要的致病菌仍然是肺炎链球菌和非典型病原体。咽部正常菌丛中厌氧菌比需氧菌多10—20倍,老年吸入性肺炎多为混合感染,厌氧菌感染占很大比重,由于常规培养不能生长,易被忽视;也有研究显示,无论患者是否伴有吸入因素,肺炎链球菌均为老年CAP的最主要致病菌。总之,尽管新型抗生素不断问世及其他致病微生物明显增加,肺炎链球菌是老年CAP的主要致病菌这种趋势目前仍没有改变。

由于不同病原微生物所致老年CAP缺乏临床特异性表现,明确病原微生物是困难艰巨的工作,但对指导治疗和判断预后有决定性意义。近年虽然肺炎病原的实验室诊断技术发展迅速,但能快速指导急诊CAP诊治的手段有限,类似POCT明确病原微生物的快速检测方法应是研发方向。痰培养、血培养、血清学检查、经纤支镜刷取物或活检以及支气管灌洗液培养,肺组织培养等有助于感染的病原体明确。但对于非典型病原体,培养耗时长、技术要求高,仅适用于实验室研究;血清学检查方法技术成熟,敏感性和特异性好,缺点是需要检测急性期和恢复期双份血清才有意义;尿抗原检测谱窄、假阴性率高、成本高;聚合酶链反应快速、不受抗生素应用影响,但操作繁琐,影响因素多,缺乏统一标准,应用有限;活检及组织培养等方式属创伤性检查,患者不易接受,且不能反复进行,临床上仅用于重症肺炎的诊断。痰培养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对肺炎的诊断指导意义一直饱受争议,工业化国家痰标本培养在所有培养标本中比例远低于国内,老年痰培养结果更受质疑。尽管如此,痰培养仍是重要参考,只要按程序要求严格采取痰标本,不失为一种简单、方便的检查方法。痰涂片的快速指导作用不可忽视,吸入性相关的老年CAP在送检标本时应常规厌氧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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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急诊老年CAP,首先痰涂片,然后培养,符合重症肺炎诊断标准者,应安排血培养。凡合并胸腔积液并有穿刺指征者,均应进行诊断性胸腔穿刺,抽取胸腔积液进行常规、生化及病原学检查。有其他特别病原感染临床指向时,进行相关检查,如肺炎支原体、军团菌抗体滴度测定等。

想通过病原学及药敏试验结果指导急诊老年CAP的初始抗感染是不现实的,急诊CAP的初始抗生素选择多为经验性治疗。有观点认为,轻、中度CAP患者通常不做病原学检查,当初始经验性治疗无效时需进行病原学检查;而病情危重或需住院治疗的患者,则应在使用抗菌药物前常规进行血培养和呼吸道标本的病原学检查。考虑到老年CAP的特殊性和高风险性,有潜在恶化风险,或评估不能顺利恢复的轻、中度CAP,即使CURB—65评分<3的患者均应在抗生素使用前尽可能行呼吸道标本的病原学检查,以利后期指导,而不应限定于可能收住院或界定的重症患者。

老年CAP的急诊抗感染策略

1、病情评估与抗生素效果评估策略

急诊医师首先应评估患者的病情及预后,对病情分级分层,评估可能的致病原,在抗生素使用之前决定是否进行病原学检查。临床症状和体征及普通实验室检查可对感染病原有初步指向,如发生于流感季节的病毒性肺炎前期通常咽痛、全身酸痛等中毒症状明显,白细胞不高或偏低等,军团菌肺炎常伴肌肉酸痛和低钠血症,有些感染如曲霉菌肺部影像学表现特殊,支原体肺炎肺部影像可有游走特点等。临床资料的分析评估对病原种类可做初步判断,根据病情分级、分层合理选择抗生素,如既往体健的低风险患者,考虑细菌性肺炎无耐药肺炎链球菌者(DRSP)门诊初始经验治疗可单选青霉素类、大环内酯类、呼吸喹诺酮类口服或静滴,难以辨别病原微生物种类的老年重症肺炎需强力抗生素广覆盖策略。老年CAP抗生素选择是一困难课题,严格地说,针对重症患者“大、万、能”组合的“重锤猛击”策略并非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罕有同时“耐药球菌和杆菌、真菌”同时感染的肺炎,由于老年重症CAP的不典型特性和凶险进展,也是临床无奈之举。但并未见到如此组合降低重症CAP病死率的循证医学证据。

正确的抗生素治疗24—48小时通常即可见效,最迟不超72小时应对治疗反应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临床症状、体征及针对感染的实验室检查甚至肺部影像学改变,判断是否有效,针对的感染原方向是否正确,以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案,这种评估应间断进行。

2、老年CAP抗生素选择策略

急诊老年CAP抗生素选择应考虑用药时机、既往抗生素使用情况、当地流行病学及细菌耐药情况、单药或联合、药物剂量和用药间隔(药代学和药效学)、肺组织抗生素浓度、老年病生理特点、避免毒副作用等。

2.1 抗生素应用时机

CAP抗生素应用时机一直存在争议,由于资料收集需要时间,评估时间越长,信息越详细,医疗安全性越高;如果延迟使用,尤其重症患者,可能造成多种危害(病死率增加、住院日延长和总花费显著增高等);过度强调早期应用,可能导致抗生素过度使用甚至滥用。2007年美国指南只是一般性强调了首剂抗菌药物应在急诊使用。而2011年欧洲指南则强调重症CAP患者需在1小时内进行抗菌治疗。目前,业内专家和指南更多达成的共识是:尽可能在诊断CAP 后4小时内使用抗菌药物。我国一项对急诊CAP治疗观念的调研显示:59.4%急诊医师在4小时内给予抗菌药物治疗,而相关专家共识未界定时间,只是强调尽早应用,首剂抗生素在急诊完成。老年CAP有较高病死率,与吸入相关的老年CAP病死率可高达65%,抗生素延迟应用1小时脓毒症休克患者病死率上升7.6%,新脓毒症指南仍强调了严重感染在1小时内强力抗生素应用。建议有高死亡风险,或CURB—65评分≥3,尤其吸入相关老年CAP,应参照执行急诊1小时内抗生素应用原则。

2.2 抗生素种类选择

理想的抗生素经验性选择应是覆盖了怀疑的病原菌,符合当地的流行病学特点,避免了耐药,单次给药,在肺组织浓度高,肝肾等毒副作用小,适合老年患者生理状况和药代动力学特点,甚至价格低廉。事实上,这样的抗生素目前是不存在的,可能是开发方向。我国2011年发布的《急诊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专家共识》主要推荐三大类药物用于CAP的抗菌治疗:β—内酰胺类、大环内酯类、呼吸喹诺酮类。

β—内酰胺类因其安全、副作用小无疑是应用最广泛的主流抗生素,随之而来是耐药菌增多,我国Mohnarin耐药监测显示肺炎链球菌对头孢菌素类药物敏感性有所降低,对头孢呋辛的敏感率仅为29%。最新研究甚至建议尽量避免在急诊中使用三代头孢菌素,因为可能会增加产ESBL肠杆菌耐药的风险。我国大环内酯类药物(如红霉素、克拉霉素)一直广泛应用于临床,对肺炎链球菌的敏感率仅为11.2%—26.2%,最新一项肺炎支原体耐药研究显示,肺炎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药物(如红霉素)的耐药率高达71.7%。呼吸喹诺酮类抗生素广泛应用耐药性形势严峻,但第三代莫西沙星用于老年CAP应是可行的选择,抗菌谱较广,能覆盖CAP常见的肺炎链球菌和非典型病原体,目前仍保持了良好的抗菌活性。肝、肾双通道排泄,老年、肾功能障碍(包括接受血液透析、持续肾脏替代治疗或每日透析)或轻至中度肝功能损伤的患者,均无需调整剂量,在缓解CAP患者的发热及其它临床症状,也显示优势,价格偏贵是其缺点。但随着使用增多,也必将增加耐药发生机会。

虽然肺炎链球菌是老年CAP的主要致病菌,但其他病原微生物增加的现象不能忽视,经验性选择时应包含涵盖对DRSP敏感的抗生素。中度以上感染者,可选用第二、三代敏感头孢菌素、第三代喹诺酮类抗生素等;包含吸入性重症老年CAP患者,选用青霉素类(三代头孢菌素)/β—内酰胺酶抑制剂联合莫西沙星,基本覆盖了包含厌氧菌的可能致病菌,应是推荐的选择。针对可能的致病菌,有关专家共识做了成人CAP的详细推荐,建议老年CAP参考执行。

2.3 抗生素应用注意事项

要做到抗生素合理应用,必须熟悉选用抗生素的适应证、抗微生物活性、药动学、药效学和副作用,注意药物间的相互协同作用,避免增加毒副作用;老年人血浆白蛋白减少,肾功能减退,肝脏酶活力下降,用药后血药浓度较青年人高,半衰期延长,易发生毒副作用,故用药量应小,有时需根据肾功能情况选择用药,氨基糖甙类通常慎用;老年人胃酸分泌减少,胃排空时间长,肠蠕动慢,易影响药物的吸收,对中、重症患者,应采用静脉给药为主,病情好转后再改口服;老年人多伴有基础疾病,疗程应够,防止复发,一般体温下降,症状消退后7天方可停用,特殊情况,如军团菌肺炎用药时间可达3—4周,抗病毒治疗多限定7天之内等;抗生素应用中需严密观察不良反应,注意老年人易发生菌群失调,假膜性肠炎,二重感染等,应及时防治;重症老年CAP针对明确病原的检查如痰培养需多次进行,痰培养要有细菌计数,客观分析结果,可靠的药敏结果可以指导用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高发率的养老院CAP患者,可选用利奈唑胺或万古霉素等进行治疗。

3、非抗生素抗感染策略

抗生素的合理应用是各临床专科的普遍要求,急诊科治疗老年CAP也不例外,以“珍惜”的心态使用抗生素是必要的。我们应时刻提醒自己,控制感染,除了抗生素我们还有什么?探讨老年CAP的病因并与去除,加强支持疗法,提高免疫力是必要的;保持呼吸道通畅,痰液有效引流可以事半功倍,肺脓肿往往大量脓性痰咳出后症状缓解。微生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存在,抗生素问世前世界人口一直在不断增长,除了抗生素,可能还有很多非抗生素抗感染措施有待开发,包括传统医学的充分运用。

来源:中国医学急救杂志

我院门诊抗感染药物处方分析 篇5

1资料与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2011年9月份门诊处方5218张, 从中选取含有抗感染药物的处方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 抗感染药物联合使用情况

5218张处方中, 使用抗感染药物处方1448张占27.75%, 抗感染药物的联合应用以单联为主, 见表1。

2.2 抗感染药物处方的科室分布

儿科为451张占31.15%, 其次是五官科为357张占24.65%, 内科为158张占10.91%, 外科为156张占10.77%, 妇科为157张占10.84%。

2.3 抗感染药物的使用情况

头孢菌素类应用最多, 以下依次为抗病毒类、大环内酯类、喹诺酮类等。见表2。

3讨论

3.1 科别用药分析

本调查结果显示, 使用抗感染药物处方最多的科室是儿科, 有451张, 占抗感染药物处方总数的31.15%, 由于儿童的免疫功能低, 导致常见的感染性疾病频频发生, 处方统计显示儿童患呼吸道感染的比例最高, 使用第3代头孢菌素类比较普遍, 且大部分处方是由抗病毒中药或抗病毒西药与抗感染药物联合使用。建议临床医师严格掌握药物适应证, 有针对性地选择药物, 合理用药。其次, 近年来五官科患者呈逐年递增趋势, 咽炎、 鼻炎、 结膜炎尤以小儿居多。

3.2 品种选择

本调查结果显示, 我院使用抗感染药物最多的是头孢菌素类, 以第2、3代为主, 青霉素类使用以酶抑制剂复合制剂为主, 预防用药多数选择广谱抗感染药物, 使用药起点偏高, 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同时也增加了病原菌耐药的概率。建议临床医师对于门诊轻症患者坚持传统“从低到高”的阶梯治疗原则, 重视药物的药动学及药效学特点, 首先选择细菌敏感、 抗菌谱窄的药物, 以保护有益菌。

3.3 药理拮抗

杀菌剂与抑菌剂合用, 如头孢菌素类+阿奇霉素, 头孢菌素类可与细菌细胞膜上的青霉素结合蛋白结合而妨碍细菌细胞壁黏肽的合成, 使之不能交联而造成细胞壁的缺损, 致使细菌细胞壁破裂而死亡, 是细菌繁殖期杀菌剂[1]。阿奇霉素类为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 主要作用于细菌细胞核糖体50s亚单位, 阻碍细菌蛋白质的合成, 属于生长期抑菌剂[2]。它使细菌的繁殖力下降, 从而降低β-内酰胺类的杀菌效果。抗感染药物与微生态制剂联用, 如克林霉素、阿奇霉素、头孢丙烯与双岐杆菌联用, 致使微生态制剂失活降效, 若必须联用, 两药应间隔2~3h。

综上所述, 我院门诊用药基本合理,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是临床医师只注重了药物的疗效, 而忽略了患者的实际需要。因此药学人员应主动深入临床, 向临床医师介绍合理用药知识和最新药学动态, 及时发现用药中存在的问题, 互相探讨, 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进一步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1]陈新谦, 金有豫, 汤光.新编药物学[M].1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40, 78.

术后抗感染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来源于2010—2011年某院病案管理系统中血液疾病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病例。全部病例经病理学、细胞学及组织化学检查而确诊。按照《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规定的标准,判定有68例为医院感染。

1.2 方法

填写回顾性调查表,对68例血液病患者的原发病、粒细胞缺乏与否等进行登记,同时录入感染发生部位、经验性使用抗生素前中性粒细胞绝对值、经验性使用抗生素的种类、微生物的鉴定及药敏实验结果、转归等资料。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68例血液疾病患者中,男45例,女23例,平均年龄35.7岁。诊断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13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27例, 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34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42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55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61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17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淋变期5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加速期1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11例;多发性骨髓瘤6例;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3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1例;非霍奇金淋巴瘤2例。医院感染有60例均发生于化学治疗之后,5例未行化疗,3例在化疗前;所有感染病历均有发热。

2.2 医院感染病原菌分离情况

68份病例中,送检病原学49例,送检率为72.1%;培养出病原菌共35株(其中14株为非致病株),其余患者由于应用抗菌药等原因,未检出病原菌,仅为临床诊断。21株致病菌株中,G-菌10株;G+菌5株;真菌6株,真菌所致的感染多为继发感染,发生于重症患者(见表1)。

2.3 常见感染部位分布与抗生素构成比

血液疾病医院感染以呼吸道感染最常见,占39.7%(27/68)。抗生素选用频次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碳青酶烯类(占83.8%)、氨基糖苷类(占52.9%)及三/四代头孢菌素类(占44.1%,见表2)。

2.4 粒细胞情况与抗生素构成比

轻度中性粒细胞减少一般无感染危险,当中性粒细胞为(0.2~0.5)×109/L时称为中性粒细胞缺乏,其有着高感染危险。粒细胞缺乏、减少和正常患者经验性使用抗生素的构成比如表3所示。

2.5 治疗与转归

68例患者中,经验性抗生素治疗后体温在3d内基本控制者13例,在3~7d控制者49例,5例病情好转后要求转上级医院治疗,1例因经济原因患者家属放弃治疗自动出院,抗感染治疗有效率为91.2%(62/68)。

注:表中各类抗生素的构成比之和大于100%,是由于同一患者常联合使用多种抗生素

3 讨论

3.1 病原菌与经验性使用抗生素

表1显示,47.6%(10/21)为G-细菌感染,23.8%(5/21)为G+细菌,28.6%(6/21)为真菌感染,可见革兰氏阴性菌仍是医院感染的最常见病原体,其中肺炎克雷伯氏菌、大肠埃希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居前3位;革兰氏阳性菌以葡萄球菌为多;真菌检出数略高于G+菌,近几年国内的监测显示[1],院内真菌感染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本组数据与此吻合,可能与广谱抗菌药、免疫抑制剂的广泛应用、化疗药物引起粒细胞减少或粒细胞缺乏以及化疗破坏黏膜屏障等有关。在经验性使用抗生素前,合理的微生物学检查是必须的,在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未明确之前应结合本院的细菌耐药情况选用广谱抗生素,早期、足量、联合使用,尽量覆盖可能感染的致病菌。

3.2 感染部位与经验性使用抗生素

从表2可以看出,血液肿瘤患者医院感染中以呼吸道感染最为常见(占39.7%),其次为口腔感染(占14.7%)及血行感染(占11.8%),前1位与大部分文献报道的相符[2,3,4] ,后2位略有差异。不同感染部位,常见致病菌不同,针对革兰氏阴性菌,可选用碳青酶烯类及三/四代头孢菌素类,必要时可联用氨基糖苷类;针对阳性菌,可选用万古霉素抗感染。

3.2.1 上呼吸道感染与抗生素

11例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例中均有粒缺伴发热,该类患者多无感染体征和阳性病原微生物,应根据患者的临床危险因素和本地区的病原微生物谱决定抗感染的经验性治疗方案。根据美国感染性疾病学会(IDSA)的推荐,粒缺伴发热患者的初始经验性治疗可选用三/四代头孢菌素类及碳青霉烯类。本次调查中,11例上呼吸道感染者经验性选用抗菌药位居前3位的是:碳青酶烯类、三/四代头孢菌素类及氨基糖苷类,分别占90.9%、36.4%及27.3%。

3.2.2 肺部感染与抗生素

医院获得性肺炎常见的致病菌为肠杆菌科细菌,不动杆菌等,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多选用了广谱的碳青酶烯类、三/四代头孢菌素类联合氨基糖苷类,其比例分别为68.8%、56.3%及56.3%。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查的肺部感染中,抗真菌药的使用率最高(占87.5%),究其原因,可能是考虑血液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及长时间大剂量广谱抗生素、激素、免疫抑制剂等的应用,极易使真菌繁殖与扩散,一旦深部真菌感染,病死率极高,故临床医师在使用抗菌药疗效欠佳的情况下会经验性使用氟康唑、伏立康唑或两性霉素B脂质体抗真菌治疗,结果是有效的。

3.2.3 口腔感染与抗生素

口腔感染是化疗后常见的并发症,其感染主要为口腔正常菌群和某些致病菌(如厌氧菌、链球菌和白念珠菌等)的混合感染;另有研究表明[5],白细胞计数降低及口腔PH值改变,可增加口腔黏膜炎的危险性。本次调查显示,口腔感染患者经验性选用抗菌药物以碳青酶烯类、氨基糖苷类及硝基咪唑类为主,临床诊断有真菌感染时,加用了氟康唑口服及制霉菌素漱口液含漱。碳青酶烯类是广谱抗生素,对G+及厌氧菌均有作用,硝基咪唑类对厌氧菌有良好的疗效,故选药较为合理。

3.2.4 血流感染与抗生素

血液感染的病原菌以G-菌和G+菌为主。本组2株大肠埃希菌均产ESBLs,治疗上应首选碳青酶烯类;1株为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其药敏结果对万古霉素敏感,证实了临床医师经验性首选碳青酶烯类及万古霉素治疗的适宜性。本组选用抗生素位居前列的是碳青酶烯类及糖肽类,其比例分别是75.0%及50.0%。

3.3 中性粒细胞与经验性使用抗生素

68例医院感染的病例中,中性粒细胞缺乏者占61.2%,显示医院感染患者中以中性粒细胞缺乏为主。在粒细胞正常、粒细胞减少及粒细胞缺乏患者中,抗生素使用率排在前三位的均是碳青酶烯类、氨基糖苷类及三/四代头孢菌素类,随着粒细胞绝对值的增长,广谱抗生素碳青酶烯类的比例逐渐下降,分别是88.1%、62.5%及55.6%,可见中性粒细胞数量是机体免疫力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IDSA指南认为,粒细胞计数<0.1×109/L或粒细胞缺乏时间>7d的高危患者可考虑氟喹诺酮类药物预防,但在我国因氟喹诺酮的高耐药率,其不适于高危患者细菌感染的预防,故该院对于粒细胞缺乏患者,氟喹诺酮类的使用率仅有4.8%,选用的频次极少。

摘要:目的 了解某院血液疾病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临床特点及经验性使用抗生素的合理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某院68例住院血液疾病患者医院感染的部位、致病菌检查结果、中性粒细胞水平及经验性使用抗生素治疗方案。结果 68例医院感染病例中,呼吸道感染最常见,占39.7%;病原学送检率为72.1%,检出的菌株中,G-菌占47.6%,G+菌占23.8%,真菌占28.6%;中性粒细胞缺乏者占61.2%;抗生素使用排名前3位的是碳青酶烯类占83.8%、氨基糖苷类占52.9%及三/四代头孢菌素类占44.1%;抗感染治疗有效率为91.2%。结论 血液疾病患者粒细胞缺乏期易出现感染,及时使用广谱抗生素治疗可取得较好疗效,该院经验性抗生素使用较为合理。

关键词:血液疾病,医院感染,抗菌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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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抗感染 篇7

支气管扩张症多继发于急、慢性呼吸道感染和支气管阻塞, 是一种反复发生的支气管炎症, 致支气管壁结构破坏, 引起支气管树病理性、永久性扩张[1]。该病在我国为少见病, 基础疾病较多, 合并急性感染时, 若治疗不及时或治疗不当, 极易并发多脏器功能衰竭而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2]。因此应根据不同患者疾病及生理特点个体化给药, 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

1 病例简介

患者, 男, 48岁, 3年前活动后出现胸闷、气促, 伴乏力、咳嗽、咳痰, 活动耐力逐渐下降, 20d前感冒后胸闷、气促症状加重, 伴乏力、咳嗽、咳痰, 伴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 就诊于“胸科医院”, 诊断为“肺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部感染”给予抗感染 (具体药物不详) 、平喘等药物治疗后, 咳嗽、咳痰好转但胸闷气促未见明显好转。为求进一步诊治于2014-01-22收入我院心内科。经抗血小板、扩血管、利尿、化痰、平喘、抗感染、改善心肌代谢等5d综合治疗, 患者仍有气促、咳嗽、咳痰症状, 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干湿性啰音, 为进一步明确肺内情况于2014-01-27转入呼吸内科。既往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史20年, 肺间质纤维化病史2年。否认其他病史, 否认药物及食物过敏史。入院查体:体温35.5℃, 呼吸25次/min, 血压117/81mm Hg (1mm Hg=0.133 k Pa) 。意识清, 双肺呼吸音粗, 可闻及干湿性啰音。心率112次/min, 律齐, 右房室瓣听诊区可闻及3/6级收缩期杂音。腹膨隆, 有压痛及反跳痛。触诊肝肋下7cm, 脾肋下未触及。其他查体未见明显异常。心电图 (入院时) :窦性心动过速, 偶发室上性期前收缩, 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 中度ST压低, 右室肥大, 左房增大。血常规 (入院时) :白细胞计数7.7×109/L;中性粒细胞分数0.80%;淋巴细胞分数12.0%。

入院诊断: (1)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心力衰竭Ⅲ级, 心功能Ⅳ级; (2)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3) 肺间质纤维化Ⅱ型呼吸衰竭。

2 治疗方案

患者主要抗感染药物治疗情况见表1。

入院第2天:经呼吸科会诊给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抗感染, 硫酸沙丁胺醇、布地奈德雾化吸入缓解支气管痉挛。

入院第6天:转入呼吸内科, 补充诊断支气管扩张伴感染。抗菌药物升级为美罗培南, 同时给予化痰、抗凝、降低肺动脉高压等综合治疗。

入院第15天:患者咳嗽、咳痰、气促较前减轻, 无胸痛、咯血, 尿量少, 出入量呈正平衡, 意识清, 口唇发绀, 颈静脉怒张, 双肺可闻及干鸣音, 啰音较前减少。全身低垂部位指凹性水肿。化验结果回报:3次痰培养 (2014-01-31两份、2014-02-01一份) 提示鲍曼不动杆菌, 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停用美罗培南, 改为阿米卡星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抗感染。

入院第18天:患者仍咳黄痰, 颜色变浅, 痰量减少。尿量少, 腹部及双下肢水肿加重, 腹膨隆, 质硬, 停用阿米卡星防止肾功能进行性恶化。

入院第22天:患者痰培养示鲍曼不动杆菌, 单用头孢哌酮舒巴坦效果不佳, 加用替加环素抗感染。

入院第35天:患者一般情况可, 无咳嗽、咳痰, 无胸痛、咯血, 休息状态下无喘息, 大小便正常。口唇无发绀, 颈静脉轻度充盈, 双肺呼吸音粗, 可闻少量湿啰音。全身低垂部位及双下肢水肿减轻。痰培养 (2014-02-24) :鲍曼不动杆菌, 建议继续应用替加环素治疗。患者要求回当地医院治疗, 症状明显好转, 病情稳定, 准予出院, 建议回当地医院继续应用当前方案抗感染。

3 讨论

3.1 初始抗感染治疗药物评价

患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史20年, 入院时双肺呼吸音粗, 可闻及干湿性啰音, 曾就诊于胸科医院, 近期应用过抗感染药物。不排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合并感染的可能。患者存在感染铜绿假单胞菌的危险因素[3], 因此应选用能覆盖铜绿假单胞菌的抗菌药物。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对多种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和厌氧菌均有效。覆盖了大部分可能的致病菌, 并对铜绿假单胞菌有较强活性, 因此认为抗菌药物的选择是合理的。

患者转入呼吸科, 补充诊断支气管扩张伴感染, 初始治疗选用美罗培南。支气管扩张症是由于支气管壁发生破坏, 管腔存在变形及扩张, 因此病原菌极易在局部定植, 继而反复感染。支气管扩张症最常分离出的细菌为流感嗜血杆菌和铜绿假单孢菌, 其他革兰阳性菌主要有肺炎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初始经验性治疗应根据有无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及既往细菌培养结果选择抗菌药物[4]。该患者存在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高危因素:近期有住院史、频繁使用抗菌药物, 且在转入呼吸科前已应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4d, 效果不明显, 考虑耐药菌可能性大, 因此药师建议选用更加强效的抗菌药物美罗培南。

3.2 关注阿米卡星的不良反应

患者3次痰培结果为鲍曼不动杆菌。药敏结果: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美罗培南均耐药, 阿米卡星、庆大霉素敏感。患者已应用美罗培南9d, 临床症状未见明显好转, 医师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停用美罗培南, 改为阿米卡星0.4g, 1次/d, 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2.0g, 3次/d, 抗感染治疗。期间药师密切关注阿米卡星的不良反应。阿米卡星是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该类药物主要的不良反应为肾毒性及耳毒性[5]。患者可出现血尿、尿量减少、血尿素氮及血肌酐值增高等。大多系可逆性, 停药后即见减轻, 个别报道出现肾衰竭。用药期间应注意观察患者双下肢水肿情况, 记录每日出入量, 监测肾功能。用药4d后药师建议停用阿米卡星, 理由:患者诉腹部及双下肢水肿加重, 尿量少;患者心力衰竭Ⅲ级, 心功能Ⅳ级, 为减轻心脏负担避免大量液体摄入, 液体摄入减少会增大阿米卡星对肾小管的损害;医师建议行腹腔穿刺放胸腔积液治疗, 但不排除加用呋塞米等利尿剂, 阿米卡星与呋塞米联用会加大肾毒性。医师采纳药师意见停用阿米卡星, 监测肾功能 (2014-02-08) 未见明显异常:尿素:8.88mmol/L, 肌酐:48.3μmol/L, 尿酸:234.1μmol/L, β2-微球蛋白:1.81mg/L, 胱抑素:0.71mg/L。

3.3 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抗菌药物的选择

该患者为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 根据药敏结果及专家共识可选用头孢哌酮/舒巴坦、氨苄西林/舒巴坦或碳青霉烯类, 可联合应用氨基糖苷类或氟喹诺酮类等[6,7]。患者痰培养药敏试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美罗培南耐药, 且经过哌拉西林他唑巴坦4d、美罗培南9d、头孢哌酮舒巴坦联合阿米卡星4d的治疗效果不佳。因此药师建议选择替加环素50mg (首剂加倍) , 12h/次, 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2.0g, 3次/d, 静脉滴注治疗。替加环素为甘氨酰环素类抗菌药物的第一个品种, 是米诺环素的衍生物。对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广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有一定抗菌活性, 早期研究发现其对全球分离的耐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鲍曼不动杆菌的MIC90为2mg/L[8]。由于替加环素在人体组织中广泛分布, 血药浓度、脑脊液浓度低, 常需与其他抗菌药物联合应用。因此药师选择替加环素与头孢哌酮/舒巴坦联合抗感染, 治疗14d后患者症状明显好转, 感染得到控制。

3.4 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患者出院前, 药师根据患者病情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患者痰培养结果仍为阳性, 嘱患者继续遵医嘱静脉应用替加环素、头孢哌酮舒巴坦, 口服化痰及利尿药以巩固病情;嘱患者出院后可以适当活动, 但应避免剧烈运动, 避免到人多的公共场合, 避免受凉感冒;嘱患者饮食应以低盐、低脂饮食为主, 少食多餐, 避免饱食, 以免增加心脏负担。1周后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 不适随诊。

本病例为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患者, 感染病原菌的确定、抗感染药物的选择、不良反应的监测是临床药师关注的重点。临床药师在参与本病例的治疗过程中, 针对抗感染药物给药方案的选择、药物不良反应和相互作用等, 查阅相关资料与文献, 并及时与医师沟通, 提高了治疗水平。临床药师还从出院后注意事项、饮食起居等方面对患者进行教育, 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临床药师通过参与药物治疗过程, 为医护人员提供药学信息服务, 并对患者进行用药教育, 对临床医疗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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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抗感染 篇8

1资料和方法

1.1资料选取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已上报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平台的抗菌药物不良反应报告表4 569份。

1.2方法对4 569份抗菌药物不良反应报告表进行回顾性分析, 包括人口学特征、各年龄段发生情况、涉及药品种类情况、给药途径、报告类型、累及器官系统分布、不良反应/事件转归等。所有数据使用Excel 2007进行统计处理。

2结果

2.1患者4 569例不良反应报告中, 男性2 252例, 女性2 317例, 分别占ADR病例总数的49.29%和50.71%。男女比例为0.97∶1, 表明抗菌药物ADR的发生对不同性别无明显影响。

2.2各年龄段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通过抗感染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的年龄段统计发现, 不同年龄段使用抗感染药物均可引起不良反应的发生, 但婴幼儿年龄段发生几率最高, 见表1。

2.3抗感染药物涉及药品种类情况4 569例报告共涉及16类174个品种, 其中头孢菌素类药物比例最高, 其次是喹诺酮类、其他β-内酰胺类, 见表2。

2.4抗感染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给药途径分布情况给药途径为静脉滴注发生不良反应例数占总数83.78%;其次是口服给药、静脉推注、肌内注射。静脉滴注发生的不良反应最常见, 远远高于口服等其它给药途径, 见表3。

2.5抗感染药物发生不良反应前10位药品排名2014年抗感染药物ADR病例报告中排名第一的是左氧氟沙星-盐酸, 占总报告数的6.22%, 第二是头孢曲松钠, 第三是头孢孟多酯钠239例, 见表4。

2.6不良反应报告类型情况一般的3 509例, 新的一般的780例, 严重的158例, 新的严重的122例。后三者统称为新的和严重的ADR, 合计1 060例, 占比23.20%, 新的、严重的不良反应主要临床表现有过敏性休克、过敏样反应、肝功能损害、皮肤及其附件损害、血细胞异常改变等, 见表5。

2.7不良反应累及器官系统分布统计4 569例抗感染药物发生的ADR涉及器官系统18个, 发生5 654例 (有些ADR病例同时累及多个系统或器官) , 以皮肤及其附件损害最多见, 表现多为皮疹、瘙痒、潮红、血管性水肿等;其次为消化系统损害, 临床表现多为恶心、呕吐、腹痛、肝功能异常等, 见表6。

2.8抗感染药物发生不良反应/事件转归2014年抗感染药物不良反应/事件转归中, 治愈2 494例, 占总数54.59%, 好转2 057例, 占45.02%, 死亡病例5例。所有病例不良反应发生后, 均立即停药, 并给予相应对症治疗, 不良反应即好转或治愈。5例死亡病例均考虑因药物致过敏性休克死亡, 其中1例是口服药克林霉素-盐酸-棕榈酸酯颗粒 (已尸检明确) , 余4例均为头孢类抗菌药, 头孢呋辛钠和头孢西丁各2例, 见表7。

3讨论

3.1从年龄分布看, ≤14岁未成年人抗菌药物ADR发生率最高[2]。

3.2在抗菌药物的4 569例ADR报表中, 头孢菌素类所致的ADR居首位, 占43.84%, 这与其在临床上广泛使用有关[3]。头孢菌素是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 属杀菌药, 随着细菌耐药性的增加, 头孢菌素类药物常与β-内酰胺酶抑制药联合作为中、重症感染的经验用药很受临床医师青睐。对头孢菌素类抗感染药物的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和头孢菌素类药物的说明书均无使用前必须做皮试的规定, 但均有对青霉素和头孢菌素过敏者禁用的警示, 患者在使用此类抗感染药物时不仅应该做皮试, 而且应该用原试液作为皮试液。

3.3统计结果显示, 喹诺酮类引起的药物不良反应报告例数位居第二, 占12.08%。应严格规范喹诺酮类药物使用及管理。近年来喹诺酮类药物由于抗菌谱广、抗菌活性强、使用方便、不需皮试等特点, 受到临床广泛欢迎, 用量逐年上升, 因此ADR报告率也逐年上升[4]。很多临床医师习惯将喹诺酮类药物1 d的总剂量1次静脉滴注, 如此用法极易导致ADR的发生。另外, 发现7例使用喹诺酮类的患者年龄<18岁 (该类药品18岁以下患者禁用) 。

3.4统计结果显示, 药物不良反应累及的器官、系统及临床表现, 以皮肤及附件损害最多, 临床主要表现为瘙痒、皮疹等[5]。这可能是由于皮肤及其附件所产生的损伤显而易见, 而器官或系统造成的损害多较隐匿, 不易被发现, 难以及时做出诊断, 但并不是不存在。因此医务人员要加强对ADR的认知, 及时检查患者出现的器官或系统损伤, 以防止药源性疾病的发生。

综上所述, 应用抗感染药物引起不良反应与患者年龄、药品种类、给药途径、器官系统分布等多个因素有关, 因此临床用药时, 应严格掌握用药指正, 重视治疗药物不良反应检测, 一方面要避免药物滥用, 减少不良反应发生, 另一方面, 临床医师应及时了解各种药物的常见不良反应, 注意积极监测。

摘要:目的:探讨抗感染药物不良反应的临床特征, 以有效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方法:将本中心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上报的共4 569例抗感染药物不良反应报告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抗感染药物ADR的发生对不同性别无明显影响, 在婴幼儿年龄段发生几率最高, 多发生于静脉滴注;头孢菌素类药物ADR的发生比例最高, 其次是喹诺酮类、其他β-内酰胺类, 2014年抗感染药物ADR病例报告中排名第一的是左氧氟沙星-盐酸、第二是头孢曲松钠、第三是头孢孟多酯钠;不良反应报告类型情况:一般的3 509例, 新的一般的780例, 严重的158例, 新的严重的122例;涉及器官系统18个, 以皮肤及其附件损害最多见, 其次为消化系统损害;2014年抗感染药物不良反应/事件转归中, 治愈2 494例, 占总数54.59%, 好转2 057例, 占45.02%, 死亡病例5例。结论:临床应重视和加强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及管理, 提高抗菌药物运用水平, 有效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

关键词: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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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抗感染 篇9

结论:医生要合理使用抗感染药物,避免多种药物合用,在治疗时对患者用药过程做好监护,避免或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关键词】老年;抗感染类药物;不良反应

【中国分类号】R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44-5511(2011)11-0392-01

【Abstract】Objective: Of elderly anti-infective analysis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Method: Recalling the use of anti-infectives elderly patients with adverse reactions 195 patients, Occurred at a time of 0min-12d. Mainly related to anti-infective drugs for the quinolones, cephalosporins, penicillins, macrolides, aminoglycosides, lincomycin class. Drug type,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relevant organs and body par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dverse reactions and drug type,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for, and involving multiple organs and parts. Major categories of the quinolones, cephalosporins, penicillins, Mainly intravenous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Skin reactions, followed by the digestive system and circulatory system adverse reactions adverse reactions, cured 172 cases (88.21%), improved in 23 cases (11.79%). Conclusion: the rational use of anti-infective drugs, avoid multiple drug combinatio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medication monitoring process, to avoid or reduce adverse reactions.

【Key words】elderly Anti-infective drugs Adverse reactions

藥物的不良反应是临床用药的常见现象,抗感染药物是临床上最常用的一类用药。感染性疾病是由于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各种病原微生物导致的[1],是常见的病种,所以越来越多的使用抗感染药物,新品种的不断增加,使用范围广,临床用药量大以及用药的不合理导致不良反应也随之增加[2],抗感染药的不良反应涉及多个器官和系统,常见的为皮肤、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等,部分患者经过治疗得到很好的预后,但是严重的不良反应会导致患者死亡,因此,药物在使用过程中的监督和合理使用能够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老年人在生理学和药代动力学随年龄的增大而改变,尤其是老年人合并有多种疾患,使用的药物品种繁多,出现药物不良反应的几率增加。本文对老年患者发生抗感染药物不良反应进行总结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回顾2009年2月—2011年9月我院老年人使用抗感染药物1192例,其中发生抗感染药物不良反应195例,占16.36%。其中男性患者101例,女性患者94例,年龄60—87岁,平均年龄72岁。不良反应发生的时间为0min—12d。临床表现为皮肤瘙痒、皮疹、恶心、呕吐、头痛、头晕、胸闷、心悸、腹泻、寒战、发热、过敏性休克等。主要涉及抗感染类药物为喹诺酮类、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大环内酯类、氨基糖苷类、林可霉素类。

1.2不良反应评价:根据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判定:22例肯定,135例很可能,38例可能。

2结果

见表1、表2、表3、表4

表1 老年人抗感染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的主要种类

通过表1可以看出老年人抗感染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的主要种类以喹诺酮类、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为主,占不良反应总数的75.90%。

通过表2可以看出老年人抗感染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的给药途径主要为静脉给药,占94.36%,可能由于静脉给药是最常用的给药方式,所以发生不良反应较多。

通过表3可以看出,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不良反应可以累及全身多个系统,主要以皮肤反应为主,较为常见,其次为消化系统不良反应和循环系统不良反应,占总数的83.08%。

通过表4可以看出,抗感染药物发生不良反应后治愈172例(88.21%),好转23例(11.79%),未发生死亡病例。

3讨论

药品在具有治疗作用的同时,也会为患者带来一些不良反应,有相关的调查表明住院患者发生药品不良反应为1O%—20%,有5%的住院患者因药品不良反应而入院,全世界有l/3的死亡病例死因是由于不合理用药。抗感染药物在临床应用十分广泛,不良反应也随之增加,尤其老年人比例高,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各种器官功能衰退,合并多种慢性疾病,并且合并使用多种药物,老年患者器官功减退,导致对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消除能力减退,药物容易积蓄引发不良反应。本文中抗感染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的主要种类为喹诺酮类、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占总数的75.90%。喹诺酮类药物在临床抗感染使用最多,抗菌谱广、高效、种类多,喹诺酮类发生不良反应的主要药物为氧氟沙星、环丙沙星、加替沙星、洛美沙星、左氧氟沙星;头孢菌素类药物抗菌谱广、高效、杀菌力强,对胃酸以及β内酰胺酶稳定,发生不良反应少,主要药物为头孢曲松钠、头孢噻肟、头孢哌酮、头孢呋辛、头孢拉定;青霉素类药物发生不良反应主要为青霉素、阿莫西林、氨苄西林;大环内酯类发生不良反应药物主要为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氨基糖苷类发生不良反应药物主要为庆大霉素、阿米卡星;林可霉素类发生不良反应药物主要为盐酸克林霉素。不良反应涉及多个器官和部位,本文中不良反应主要为皮肤不良反应,表现为皮肤瘙痒红肿、出现丘疹、皮疹、红斑;其次为消化系统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泛酸、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血;循环系统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血压升高或下降、心悸、心慌等;神经系统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头痛、头晕、耳鸣、乏力、失眠、精神异常等;泌尿系统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血尿、尿频、尿潴留;血液系统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白细胞、红细胞减少,急性溶血性贫血或再生障碍性贫血等[3]。抗感染药物的给药途径与不良反应也有关,本文中静脉给药发生不良反应最多,可能与临床使用多为静脉给药有关。因此抗感染药物在应用时要合理用药避免或减少抗感染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临床医生要熟知各种药物的抗菌谱和药物特点,给药前详细询问患者的病史,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静脉滴注给药时要控制滴速,避免低速过快给患者带来不良反应,对于病情较轻的患者尽量给予口服剂型,重视对患者在用药过程的临床监护,保证患者生命健康,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4]。抗感染药物临床用药量大,品种多,使用疗程长,所以药物不良反应也呈上升趋势,医生要合理使用抗感染药物,避免多种药物合用,在治疗时对患者用药过程做好监护[5],避免或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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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患者抗感染药物用药调查 篇10

关键词:ICU患者,抗感染药物

本院为基层县级二甲医院, 2012年7月成立了重症监护室, 由于是刚成立, 因此不管是从医护人员的匹配还是诊治水平都在不断的完善当中, 之前遇到重症患者多数是往上级医院转送。各科的用药也比较单一, ICU成立后多数为病情严重或复杂患者, 用药相应也多为复杂, 特别是抗感染药物, 之前很少用到三线抗菌药物, 随着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的不断完善, 临床需要偶尔也要使用, 但由于有些医师对这些新药的使用情况还不太了解, 使用目的性不强, 在使用上出现一些欠合理的情况。笔者参与1例ICU患者使用的抗感染药进行跟踪, 提出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一些建议, 旨在和各位医护人员共同学习不断提高临床的合理用药。

1患者资料

患者, 男, 83岁。2013年2月14日由内三科转入。转入时患者处于嗜睡状态, 持续发热3d, 最高达38.6℃, 胸部CT示:两肺感染性病变, 双侧胸腔积液, 双肺可闻及大量湿啰音。有高血压病史, 有“青霉素”过敏史, 1月余前因 (1) 肺部感染; (2) 冠心病—心功能Ⅱ级; (3) 前列腺增生症在内三科住院。病情好转出院, 3d前病情再发, 再入内三科住院治疗, 但病情未得到控制, 患者持续发热, CT示:两肺感染性病变。双侧胸腔积液, 右侧量约500ml, 左侧量约190ml。BP 100/70mm Hg, 血氧饱和度86%。嗜睡状态。双肺可闻及大量湿啰音。入院诊断: (1) 肺部感染; (2) 冠心病; (3) 前列腺增生症。患者住院具体体温表见表1。

2抗感染药物用药记录

患者转入ICU后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 持续发热, 血常规:白细胞11.41×109/L, 中性粒细胞比率84.1%, 在原来使用阿奇霉素的基础上联用了头孢他啶1.5g+0.9%氯化钠100ml静脉滴注, 每8小时1次抗感染, 治疗3d后患者仍发热且白细胞13.30×109/L, 中性粒细胞比率92%, 结合有黄色浓痰以及胸腔有积液等现象考虑原使用的抗感染药物已不能控制感染, 予停用头孢他啶, 取痰及抽胸水进行培养, 在培养结果出来之前改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3g, 静脉滴注, 每8小时1次, 再联用阿米卡星0.4g, 静脉滴注, 每天1次, 药师建议停用阿奇霉素, 但医师考虑为保险起见继续使用, 用药4d患者症状有所缓解, 但不明显, 白细胞12.50×109/L, 中性粒细胞比率86.96%, 此时痰及胸水培养结果出来痰培养提示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属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即MRSA。胸水培养未见致病菌生长。药师建议要联用万古霉素, 但医师没有采纳, 只是暂时加用复方磺胺甲噁唑片0.96g, 鼻饲, 每天2次, 继续治疗2d效果不大, 医师停用原来使用的抗菌药物, 改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0.5g, 静脉滴注, 每8小时1次和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0.25g∶100ml, 静脉滴注, 每天2次及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0.2g∶100ml, 静脉滴注, 每天2次。但患者的感染并没能得到较好控制, 使用3d, 患者感染有加重迹象, T 38.0℃, WBC13.60×109/L:N 89.4%。临床药师再次建议使用万古霉素, 并详细说明要使用该药的理由。医师接受, 联用万古霉素2d后患者体温逐渐下降, 血象也渐恢复正常, 并密切跟踪病情变化, 予降阶梯使用抗感染药物, 患者感染得到较好控制, 病情好转。

3用药分析

根据患者当时病情, 使用非青霉素类药物感染未得到较好控制, 说明对该菌不敏感或是已耐药, 虽然患者在用药史中有“青霉素过敏”, 询问家属过敏情况 (使用青霉素时出现腹痛症状) 。据相关资料[1]成人肺炎伴有机械通气的可能的致病菌为革兰阴性杆菌、金萄菌、铜绿假单胞菌, 首选抗铜绿假单胞菌头孢菌素, 于头孢他啶皮试阴性后使用。

患者入ICU时状态不佳, 加之年龄较大, 之前已用过好多抗感染药物, 但炎症控制不佳, 要求使用进口头孢哌酮/舒巴坦 (家属院外购买) , 以提高疗效及减轻不良反应, 因本院无进口的该抗菌药物, 医师觉得该患者有条件使用进口抗菌药物可能对病情有帮助, 虽有资料[2]称进口与国产在药动学及药效学相似, 其生物利用度、细菌转阴率无显著差异, 可事实上临床一致认为进口抗菌药比国产疗效好却是不争事实, 很多临床医师都认为, 进口药纯度高, 不良反应少是得到临床验证的。临床药师认为, 就临床经验而言, 毕竟临床使用时间不长, 但仅从目前患者病情情况看, 使用3d头孢他啶但效果不佳, 能换用同样对铜绿假单胞菌有效的酶抑制剂头孢哌酮/舒巴坦未偿不可, 同意使用;并且根据患者的当时病情, 患者肝肾功能指标无异常的情况下, 为了加强抗菌效果联用了阿米卡星注射液, 一种为细菌繁殖期限杀菌剂, 一种为细菌静止期杀菌剂, 两者联用起到协同作用。但药师发现护士配药的输液卡中, 使用阿米卡星后直接连接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虽然该两药联用抗菌方面有协同作用, 但头孢哌酮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之间有物理性配伍禁忌。如需合用, 要用序贯间歇静脉给药, 但要使用不同的输液管, 或在输注间歇期用一种适宜的稀释液充分冲洗先前使用过的静脉输液管, 两药给药间隔时间要可能长些, 医师和护士都曾未注意这方面的禁忌, 通过药师提醒, 在以后的临床应用中会值得注意。

痰培养提示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依次对复方磺胺口恶甲唑片、利福平、万古霉素、替考拉宁、阿米卡星、呋喃妥因敏感。对氨苄西林、头孢哌酮/舒巴坦等β内酰胺类耐药。胸水培养未见致病菌生长。但医师未根据药敏结果选用药物, 坚持使用7d头孢哌酮/舒巴坦, 但未收到预期效果, 医师决定改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理由:ICU病房有另一位患者, 也因肺部感染用好多抗菌药物不好, 最后使用该药后得到较好控制。该药为超广谱抗菌药物, 抗菌谱广, 包括G+和G-及厌氧菌, 对β内酰胺酶高度稳定。主要用于多重耐药的革兰阴性杆菌感染、严重需氧菌与厌氧菌混合感染的治疗以及病原未查明严重感染, 同时还联用奥硝唑。药师认为, 此次换药理由缺乏科学依据, 首选因其他患者使用效果好就自认为该患者也可使用;其次细菌培养和药敏结果报告已出, 科学的方法是要根据药敏结果选药, 根据药敏结果显然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即MRSA, MRSA除对甲氧西林耐药外, 对其他所有与甲氧西林相同结构的β-内酰胺类和头孢类抗生素均耐药, 因其耐药机制是PBPs (青霉素结合蛋白) 性质的改变, 因此, MRSA几乎对所有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 且在同时, 还可能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等多种抗菌药物表现出耐药性, 碳青霉烯类对其也无抗菌活性[3]。由此可见, 即使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抗菌超广谱, 或即使体外药敏试验显示敏感, 但临床试验往往失败[1]。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对于MRSA也是无作用的, 而目前对MRSA有作用的为万古霉素, 医院无该药物, 该患者炎症得不到控制, 建议转上级医院, 或申请购进万古霉素, 家属认为患者年纪较大, 不希望往外治疗, 于是通过会诊讨论同意购进万古霉素, 并提醒医师使用其间要严密监测肾功能, 以便及时调整剂量。

刚启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即联用奥硝唑也是欠妥, 因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对大多数厌氧菌具有很强的抗菌活性, 与甲硝唑相仿[1]患者为老年人, 药物的大量盲目使用会加大其不良反应;而在停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改用万古霉素后医师时咨询了临床药师, 是否可以停用奥硝唑, 问其原因: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可以不联用, 但现在其对病情控制不起作用, 万古霉素却可以控制说明其比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更强, 是因为它对MRSA的特效, 但它只对各种革兰阳性菌有强大抗菌, 而对于厌氧菌也只对其阳怀杆菌有作用, 如果考虑厌氧菌的感染还是需联用抗厌氧菌药物。

阿奇霉素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包括药敏试验提示检出的细菌对其耐药, 医师都还坚持使用5d, 且药师认头孢他啶及头孢哌酮的日用量都过大, 因患者是位80多岁老人因身体原因如肝肾功能减退, 使用的药量为青壮年的3/4就足够。这种无指征滥用或大剂量使用抗菌药物以求自我保护的现象在很多医院也还是普遍存在, 其实临床医师应当也要认识到, 滥用抗菌药物给患者带来的伤害不可低估。

临床药师参与临床会诊, 并与临床医师一起制订药物治疗方案是临床药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首选随着药品种类不断增加, 医师使用药物的难度越来越大, 表现出合理用药知识的不足, 其次公众自我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 对药物相关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就要求医疗机构的临床药师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安全用药信息与咨询服务, 也就要求临床药师还应重视临床药学专业知识和医学等相关专业知识的持续补充[4]。从以上ICU医师使用抗菌药物习惯可以看出医师在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上还存在一定的欠缺, 药师在场能为医师提供更好安全用药相关信息, 从以上医师临床诊治过程中可以发现, 在抗菌药物的使用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不完善及欠合理的地方, 临床药师的存在或多或少起到协同作用。医师在大量的诊疗工作中, 对每种药物的了解很难做到透彻, 而临床药师恰恰能弥补这一不足。这就对临床药师往后的工作要求更为严格, 需要应用药物经济学、循证药学和药学监护拓宽临床药学的发展, 克服工作中遇到的各种主观、客观困难, 以促进药物合理应用, 避免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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