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开发式扶贫分析

我国开发式扶贫分析（精选5篇）

我国开发式扶贫分析 篇1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扶贫开发是一种以经济效益为前提,以贫困农村的综合发展为内容,以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积极变迁[1]。探讨农村扶贫开发政策与机制,对于有效解决我国农村发展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农村扶贫开发取得的主要成就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发展农业生产,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被提出并大规模组织实施的。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农村贫困状况得到了有效缓解,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1.1 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明显下降,部分成片的贫困区域整体解决了居民的温饱问题

解决了2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2.8%[2]。在闽西南地区、大别山区、井冈山区、沂蒙山区等集中成片的贫困地区,整体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宁夏西海固和甘肃定西地区,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贫困状况大有好转。

1.2 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科技、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2010年底,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自然村的通电比例为98%、通公路比例为88.1%、通电话比例为92.9%,饮用自来水、深水井农户达60.9%,人均住房面积24.9 m2;仅2002—2010年,新建及改扩建公路里程达95.2万km,新增基本农田349.7万hm2,新增教育卫生用房3506.1万m2,解决了5675.7万人、4999.3万头大牲畜的饮水问题[2]。贫困地区的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1.3 贫困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较快,县域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从2001年至2010年,所有国家扶贫重点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2658元提高到11170元,年均增长率为17%;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123元提高到559元,年均增长率为18.3%。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1276元,提高到2010年的3273元,年均增长率为11%(未扣除物价因素)。这些数据的增长幅度,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我国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的明显改善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较快发展,为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

30多年扶贫实践取得的巨大成效充分证实了扶贫开发政策的正确性,但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一些不同于过去的新特征,农村扶贫开发已进入新的攻坚阶段。

2.1 贫困标准上调,扶贫对象大幅增加

我国2009年和2010年的农村贫困标准分别是1196元和1274元,这是农村绝对贫困线标准。按照新制定的“十二·五”规划,2011年11月国家已将贫困标准上调到2300元。贫困标准的上调意味着扶贫对象发生重大变化,农村大量的低收入人群被纳入扶贫范围。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认为,新的扶贫标准上调到2300元,比2010年1274元的扶贫标准提高了80.5%,贫困人口总数有可能增加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约为13.4%。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将贫困标准提高到2300元,我国确定的贫困线与国际通行的每天1.25美元的贫困标准相比仍有较大距离,这表明我国农村脱贫基础薄弱,脱贫水平低,我国扶贫开发只是实现了初级目标。

2.2 贫困人口与其他群体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相对贫困的特征凸显

从农村贫困人口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看,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92个扶贫工作重点县贫困监测调查,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73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5919元的55.3%。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005年的1532元上升到2010年的2646元,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由2005年的7238元逐年上升到2012年的16648元(图1)。如果再考虑居民的教育补贴、医疗补贴等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则会更大。此外,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连片地区的特困现象更加突出。据国家统计局贫困监测数据,2001年至2009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例由61%上升到66%,民族地区八省由34%上升到40.4%,贵州、云南、甘肃从29%上升到41%[3]。而这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和扶贫开发战略多年实施的背景下呈现的。显然,我国广大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农村贫困居民,很难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分享到应得的利益。贫困人口与其他群体的发展差距过大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突出问题。

数据来源:根据2005—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2.3 脱贫成本和脱贫难度增加,减贫速度趋缓

目前我国剩余的农村贫困群体主要分布于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较差、产业发展薄弱、思想文化落后的地区,并且贫困人口居住更加分散,导致扶贫难度和成本随之增加。近年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虽然在整体上呈现下降状态,但减贫进度却明显趋缓[4]。2004年至2007年,由于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农业补贴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以及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减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贫困人口从8517.7万人下降到4319.5万人,年均减少1049.5万人。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减贫进程明显趋缓,当年贫困人口仅减少了313万人,2009年也只减少了410万人,并且这样的成绩还受助于农村低保的全面实行和持续加强,倘若没有社会保障政策的支撑,那两年减贫的形势还要更加严峻[3]。

2.4 农村低收入人口没有实现稳定脱贫,防止返贫的任务艰巨

我国农村除了2688万绝对贫困人口以外,还有近6000万低收入人口才刚刚脱贫,他们抵御风险能力还很薄弱,一旦遇到发生自然灾害、市场风险,或者是娶、病、丧等,往往导致这些刚刚脱贫的人口再次陷入贫困,“因灾返贫、因病返贫、因学返贫”现象十分普遍。近年来,我国农村的平均返贫率在20%左右,西南、西北一些地方高达70%-80%,甚至出现了返贫人口超过脱贫人口的现象[5]。例如,甘肃省现有41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返贫率极高。灾害来临时,有些家庭在极短时间内就会变得一无所有,致使扶贫开发的难度加大,防止返贫的任务艰巨。

2.5 政府主导的扶贫机制有待于完善,贫困农户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坚持政府主导、多部门参与的扶贫工作机制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在以后的扶贫开发活动中继续实行。可是,这种“自上而下”单向反贫方式,不能充分发挥贫困农户作为反贫主体的作用,于是,随着扶贫开发活动的逐步深入,扶贫难度的不断增加,其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一方面,由于没有重视贫困农户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在扶贫开发活动的实施过程中,贫困农户缺乏相应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评估权和监督权等,致使扶贫资源使用低效,扶贫代价较大,扶贫开发的可持续性薄弱。而且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另一方面,在扶贫项目实施和扶贫资金分配中,政府居于主导地位,从而影响了扶贫资金的投入效果和扶贫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应在继续坚持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扶贫开发的运行机制。近年来,社会对参与式扶贫给予了广泛认可,并将其列入到相关扶贫开发文件之中,这有助于完善政府主导的扶贫开发机制。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操作过程而言,参与式扶贫还只是停留在农户参与项目选择上,需要在其他环节上进一步落实。

3 调整扶贫开发机制的主要举措

3.1 创新扶贫工作机制,提高扶贫资源使用效率

多部门参与的扶贫机制是我国扶贫政策中的一大特色,但它往往会造成项目与资金多方管理、扶贫部门之间难以有效协调或协调力度较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扶贫成本高昂、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必须对多部门参与的扶贫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是坚持“规划先行、计划严谨、部门沟通”的工作思路,立足贫困地区的区域发展,科学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与专题规划,为整合各种资源提供政策依据和实践平台;二是注重研究和制定扶贫规划,增强扶贫规划的科学性、可行性,搭建整合各种扶贫资源及支农资金的基本平台;三是积极探索扶贫资源及支农资金的整合途径,建立健全项目审批联席会议制度,综合运用规划整合、区域整合和产业整合等方式,有效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及支农资金投入贫困地区,增强扶贫资源、支农资金的投入效果;四是完善扶贫开发目标责任制,加强扶贫开发的目标管理与绩效考核,把贫困人口的减少程度、扶贫开发的工作力度等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及考评各部门扶贫开发成效的核心指标和重要依据。

3.2 完善扶贫目标瞄准机制,做好扶贫对象扩大后的认定工作

贫困标准的上调,首先带来的是扶贫对象的大幅增加,为此,要认真做好扶贫对象扩大后的认定工作,确保扶贫资源利用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在认定扶贫对象的过程中,为切实提高扶贫目标的瞄准度,应扩大贫困农户的建档范围,强化动态管理,及时调整评定指标和认定条件,并采取评定标准量化细化、基层调查、随机抽查等方式,保证贫困信息的准确、对称。同时,应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对于那些具有劳动能力与开发潜力的贫困农民,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对于居住在开发环境恶劣地区的贫困农民,帮助他们易地脱贫;而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特困农户,通过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其基本生活问题。

3.3 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强化脱贫致富的环境支持

影响贫困农户发展生产与实现脱贫致富的直接因素就是贫困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由于我国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居住在资源环境贫瘠的高原、深山和严寒地区,这些区域扶贫开发难度大且成本高,因此,应借助新农村建设的契机,加大扶贫资源和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完善贫困地区的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基础设施。重点建设基本农田、水利设施、交通道路、电力和通讯设备等,改善贫困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环境,尽快帮助贫困农户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此外,对于居住在生态环境极其恶劣、扶贫资源利用效率极其低下地区的农户,应做好移民搬迁的引导工作,认真落实异地扶贫政策。

3.4 大力实施参与式扶贫开发,充分发挥贫困农户的主体作用

在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实践中,针对存在的贫困农民被动参与、影响扶贫成效等问题,应通过赋权农民、提高农民综合能力等途径,增强贫困农户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性。一是赋权给农民。参与式扶贫提倡权利下方,即把知情权、分析权、发言权、决策权、管理权等赋予农民,政府和其他机构则是扶贫开发实践中的协助者。农民有权选择扶贫项目,有权选举小组代表自己行使项目管理权与监督权,有权对重大事项发表看法,有权从扶贫开发活动中得到利益。二是注重提升农民的综合能力。参与式扶贫的目的在于提高农民的综合能力,包括发展项目的能力、管理资金的能力、适应市场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三是发挥政府和社会的扶持作用。政府和社会为农民提供培训与技术服务,帮助农民获得相关信息与发展思路;整合教育、电信等多方资源,进行对口扶持;帮助农民建立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其在生产与市场中的组织化程度。总之,实施参与式扶贫,就是以农民为根本,以农民的广泛参与为途径,以农民的能力建设为核心,提升农民的自我发展、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从而充分发挥贫困农户在扶贫开发活动中的主体作用[6]。

3.5 完善扶贫政策体系,形成财政、金融、生态和社会保障等政策合力

扶贫开发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程,各项扶贫政策间的互补、协调与配套所产生的扶贫合力能够促使扶贫效益实现最大化。由于贫困标准上调,扶贫对象随之大幅增加,扶贫任务比之前也更加繁重。为此,财政政策在转移支付和项目倾斜方面应加大力度,针对特殊贫困地区突出专项扶持;金融政策在筹措扶贫资金方面应积极拓宽渠道,同时为解决贫困农户小额贷款的困难,应积极发展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服务机构;生态政策应注重贫困地区的生态状况,建立和完善生态资源补偿机制,并加大补偿力度,运用就业补偿、教育补偿、移民补偿等多种方式;社会保障政策作为贫困农户生存的“生命线”,应当扩大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在贫困区域的覆盖范围[4],使之与扶贫开发政策相互补充、有机协调。

参考文献

[1]陈成文,胡书芝.社会救助与建设和谐社会[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42.

[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11-16/3464433.Shtml,2013-04-28.

[3]苏明,刘军民.我国减贫形势及未来国家扶贫战略调整的政策取向[J].地方财政研究,2011(6):31-36.

[4]刘娟.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沿革、经验与趋向[J].理论学刊,2009(8):55-58.

[5]廖富洲.新农村建设必须强化农村扶贫开发[J].学习论坛,2006(9):43-46.

[6]徐志明.我国贫困农户产生的原因与产业化扶贫机制的建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29(6):711-714.

我国开发式扶贫分析 篇2

摘自：宏观经济新华网周芙蓉2013-05-19 10:53

新华网贵阳5月19日电（记者 周芙蓉）在贵州省开发性金融扶贫合作成果和经验基础上，国务院扶贫办与国家开发银行将在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加强开发性金融扶贫合作，加快片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近日在贵州召开的全国开发性金融扶贫研修班上说，要实现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最难啃的“硬骨头”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到2012年底，全国还有扶贫对象9899万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10．2％。全国14个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39元，仅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61．4％；片区贫困发生率为24．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2个百分点。

完善和改进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是新阶段产业扶贫的主要任务。2012年国家开发银行与贵州省开展扶贫金融合作试点工作，目前国开行已向贵州20个试点县提供融资授信37．4亿元，实际发放贷款6．88亿元，惠及农户63677户、中小企业5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76家。同时双方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在试点县的县域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移民搬迁、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签署合作协议65亿元，落实贷款发放22．6亿元，积极探索出一条用扶贫项目资金引导金融资金、社会资本投入连片特困地区，联合推进扶贫产业规模发展的新路子。

王国良说，贵州的扶贫金融合作试点，为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开发银行进一步深化开发性金融扶贫合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双方将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深化金融扶贫合作，争取上半年完成《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开发性金融扶贫合作协议》的签署。在协议框架下，双方将完善贵州试点经验，紧紧瞄准扶贫对象，做到金融服务下沉；选择几个条件成熟的县，例如河北的阜平、甘肃的积石山、贵州的威宁，逐步开展试点。

我国开发式扶贫分析 篇3

关键词：经济；扶贫；分析

一、引言

国内众多扶贫问题研究大都在扶贫资金管理，致贫成因以及扶贫的效率与效果方面的研究，在扶贫政策方面则重点分析了政策执行模式及其绩效评估。大多数研究忽视了政府政策自身演进发展方面的研究。我国以政府为主导进行扶贫开发，政府扶贫政策的变化、扶贫目标的实现情况以及调整，对我国扶贫目标的确定和扶贫进程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对政府扶贫方式的研究，会在评估扶贫开发绩效，改进扶贫开发方式提出针对性的意见。本文从政府政策入手，分析政府扶贫政策演进思路，得出政府扶贫开发方式的变化。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扶贫政策基本思路的演进与分析

中国的扶贫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经济发展背景下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的基本特征，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成为反贫困根本动力。

（一）改革开放后扶贫政策基本思路

1.1979—1985年：改革开放后制度性变革大规模缓解贫困

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台专项扶贫政策，包括以工代赈、“三西”农业建设与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建立。以工代赈是指通过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实物与现金投入，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贫困地区经济自身增长的能力；“三西”农业建设在实施过程中制定了“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的发展战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逐渐解决当地群众温饱问题；国家依据老革命根据地确立了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提出专项扶贫政策和优惠政策。这三个专项扶贫政策在此后很长时间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此后很长时间的重要指导性政策。

2.1986—2000年：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开发式扶贫

随着经济体制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开始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开发，明确提出专项扶贫工作目标，制定了扶贫监测指标。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实现两个转变：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救济式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

（1）贫困开发：劳动力流动政策与企业发展政策

国家为改变上一时期劳动力流动政策松动而造成无序流动的问题，逐渐开始引导、鼓励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开发式移民，引导贫困地区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为鼓励贫困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政府给予贫困户适当补贴，提供了扶贫信贷资金，放宽了贫困户贷款条件。

（2）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这一计划是全国扶贫工作的纲领性文件，紧紧围绕开发式扶贫，鼓励贫困地区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成功率高的产业，并重点发展龙头产业，把贫困户脱贫致富与产业化相结合。有效落实了开发式扶贫战略。

3.2001—2015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大扶贫

贫困问题体现在城乡二元化、农村多元贫困、区域性群体贫困，国家出台了惠农政策，区域发展支持政策。

（1）惠农政策与整村推动扶贫

针对城乡二元化以及多元贫困问题，国家提出一系列惠农政策，实行整村推动扶贫，强调贫困人口的全面发展，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惠农政策提出废除农业税、继续发展农村教育、出台新农合政策，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2）区域发展支持政策

重点扶贫区域是革命老区、特困地区、中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与边疆地区，因此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区域发展支持政策，旨在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通过坚持开发式扶贫，扩大龙头产业规模，解决劳动力剩余问题，同时给予贫困区资金物资上的援助，综合发展贫困地区各项事业。

（二）扶贫开发政策分析

中国扶贫开发政策基本上符合贫困环境变化与经济发展，并且坚持扶贫开发与贫困救助并重的扶贫方式，以贫困开发为主，辅以必要的贫困救助，激发贫困地区的发展活力；针对贫困地区人口，制定特定的扶贫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变为以社会保障政策的形式保障贫困地区人民生活，全方位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

三、扶贫政策经验与调试

从历年政府扶贫政策的演变分析，政府政策制定越来越注重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并且扶贫针对性越来越强，下一阶段必将继续延续这一思想，在遵循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一）形成多元互助的开发组织体系

充分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扶贫，政府要扮演收入分配改革以及政策支持的角色，做好协助者，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及投资环境；充分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与民间组织合作，并充分实施监管，以保障其公开透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发展小额信贷扶贫，发挥贫困地区资源优势，把资源交给最有效的企业。同时，政府可以积极吸引国际扶贫组织的参与，引入更多的扶贫资金和援助性扶贫项目，提高必要资金支持比例以及政府扶贫工作的整体效益和水平。

（二）开发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并重，提高贫困群体的主动性

让贫困群体参与扶贫政策决策是反贫困后期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样可以增强扶贫政策的准确性和执行过程参与度。将扶贫资金控制权决策权下放，让农民自己管理，实现资金的充分利用。通过教育直接提升人民的综合素质，同时针对不同职业工种，应加强职业教育培训。通过这两种教育培训方式，增强贫困群体的参与度，实现开发式扶贫的作用。

（三）精准扶贫：增强扶贫政策瞄准的针对性

目前全面扶贫已经完成，下一步扶贫将提高扶贫项目的瞄准精度。将扶贫资金直接用在贫困农户身上，同时完善贫困监测系统。另一方面，从消费角度制定贫困人口，反应贫困人民的消费水平，也更加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其实行基础就是要重视贫困识别标准的修订。增强扶贫的瞄准精度，重视对项目资金投向的透明度和明细化，对扶贫资金的流向和金额进行公示，接受监督。

我国的扶贫以政府扶贫为主，发挥政府和多重扶贫机构以及社会的力量，才能进一步提高扶贫效率，实现脱贫致富。

【参考文献】

[1]李汉才.农村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问题与对策[J].人民论坛，2015（20）：70-72.

[2]韩恒.新时期农村扶贫的困境及其对策[J].农村经济，2008（9）：63—66.

[3]张磊，黄承伟，李小云.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1—282.

[4]郑志龙，丁辉侠，韩恒，孙远太.政府扶贫开发绩效评估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280.

我国开发式扶贫分析 篇4

一、连片特困地区的内涵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的扶贫开发,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也就应运而生。“在1986年扶贫工作开始时, 连片特困地区”就以区域分析单位的“片区”的形式出现。近几年, 随着对扶贫开发实践的探讨与理论分析, 发现一些贫困地区是由多种相同致贫因素所引发, 并呈现出地理位置的相对集中连片迹象;在扶贫开发实践中, 部分省市区的“贫困地方连片综合整治”模式效果的较好。因而, 连片特困地区扶贫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扶贫规划和资源分配的组织方式, 并成为了中国扶贫工作的关键词。2011年2月, 在省部级领导关于科学发展观思想的专题学习和研讨会上,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特别指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是贫困程度较深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类型导致的贫困地区;2011年3月,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讲话中指出, 要对“连片特困地区, 采取特殊政策”;2011年12月, 国家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中进一步明确连片特困地区为扶贫对象范围。目前, “连片特困地区”的概念已成为共识, 并被扶贫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广泛运用。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精神, 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 以2007-2009年3年的人均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与贫困程度高度相关的指标为基本依据, 考虑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大扶持力度的要求, 国家在全国共划分了六盘山区等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加上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 共14个片区, 涵盖了全国680个县, 分布范围广, 贫困程度深。因此, 连片特困地区一般是指因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原因所引致的, 贫困程度深、扶贫开发周期性较长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贫困地区。

二、“连片特困地区”的特征

连片特困地区主要特征是贫困现状的集中性、贫困原因的复杂性、贫困程度的深沉性及反贫困的艰难性。

贫困居民的集中性。当前, 农村贫困的区域范围逐步向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条件差、科技教育水平低和社会发展落后的收缩, 农村绝对贫困居民的分布也具有一定的共同地理环境条件特征, 从而使得局部连片特困贫困地区的贫困发生、发展与区域的地理位置、自然状况的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 呈现出极强的地域指向和地缘特征, 具有贫困居民的相对集中性特征。即“连片贫困集中”性———人口集中、成因相同、地域连片。贫困人口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山区、丘陵地区、限制开发区。如, 国家公布的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武陵山区、西藏和南疆三地州等片区涵盖的680个县大部分是在山区或高原山区, 有些还是群山连绵区, 更是呈现集中分布的特征。

贫困原因的复杂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成因, 有自然的、社会的原因, 集中在山区, 交通条件差, 自然灾害频发, 文化程度低, 社会观念传统、保守;也有民族、宗教的, 大多是少数民族居住地, 保留民族传统, 缺乏开发开放的思想, 保留旧有的生活模式与生活习惯;也还有由于历史、政治、体制的等原因所致。如, 湖南邵阳市的城步、绥宁县、新宁县等县, 山多地少, 资源贫乏, 交通不发达, 许多农民一生难以走出大山, 靠传统农业为生, 收入极低。

贫困程度的深沉性。由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大都是山区、丘陵地区或是生态重要的地区, 使得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区域面积大、贫困人口多, 并且贫困程度较深, 存在“人口困难、财政困难、扶贫困难”的多难现象, 扶贫任务艰巨, 对治贫手段的综合性要求特别高, 减贫任务非常艰巨。尽管我国政府对西部地区与民族地区加强扶贫开发支持力度, 但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比例依然较大。如根据国家统计局贫困监测数据, 2001年至2009年, 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例从61%增加到66%, 民族地区八省从34%增加到40.4%, 贵州、云南、甘肃从29%增加到41%。

反贫困的艰难性。目前大部分连片特困地区的生态区位重要或生态环境脆弱, 属于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地区, 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当前“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形势下, 常规的扶贫开发与反贫困手段也难以凑效或形成长久的增长效应, 促进地区脱贫。

三、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理论分析

1.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认为, 贫困其实就是一个区域的发展状态, 区域经济理论为实施区域扶贫开发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诠释。随着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的区域融合, 区域逐渐成为经济发展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板块与载体。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扶贫开发与反贫困战略的实施, 使得大量贫困人口脱贫, 但也有一些赤贫人仍处于贫困状态, 并且使得大部分贫困人口的分布逐渐呈现区域性, 贫困与区域的地理位置、自然状况的关系不断增强。因此, 从区域的角度考察我国扶贫开发政策的绩效与推进区域性扶贫开发成为必要, 以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包括增长极理论、涓流理论和大推动理论等) 和区域产业结构理论 (如区域产业分工、协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等) 实施连片开发成为区域扶贫开发战略选择的重要理论基础。

2. 空间贫困理论

由于穷人往往集中分布在具有一定相似特征的区域, 所以空间贫困理论认为, 具有地理特征、基础设施、交通区位状况、公共服务和协变冲击等空间特征因素不易改变和缓和, 对贫困的形成和维持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应从经济、社会、政策、环境和文化的角度进行区域分布空间的扶持, 逐步消减影响这些区域致贫的因素, 促进贫困现象的消除。对于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时, 在充分考虑自然生态、农业、自然灾害、社会历史对贫困区域分布的影响时, 采取区域连片开发、综合治理的系统思想将有助于根本性解决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

3.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不只是区域环境的原因, 还与区域内的人力资本因素有关, 人力资本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 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要比物质资本更加重要。他通过“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对美国1929-1957年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美国国民经济增长额中, 约有33%是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所贡献的;丹尼森对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因素研究也发现, 学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23%, 约达到国民总收入全部增长率的四分之一, 超过了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蔡昉和都阳 (2000) 对我国东、中、西部的1978-1998年间的比较研究认为, 人力资本因素导致我国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王超和罗然然 (2004) 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1991-1996年数据实证分析, 认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他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姚先国和张海峰 (2008) 利用1985-2005年的全国省市区数据进行分析认为, 劳动力教育的提高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 要发展经济就要大力发展连片特困地区的教育, 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 改善区域内人力资本状况, 增强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与动力。

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对策

根据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特征与贫困成因, 按照经济扶贫开发理论, 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在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共同推进的基础上, 应加强科学规划, 将扶贫策略从单纯的生产性资源投入或资源配置格局调整改变为连片区域统协同开发, 全面改革具有共同致贫原因和脱贫障碍的连片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确保连片特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全国同步, 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1. 科学规划, 突出重点

科学规划是实施整合资源、板块推进、连片开发式扶贫战略的基础性工作。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 从最贫困的区域入手, 确定有效扶持项目, 建立明确的区域推进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同时, 以区域推进为平台, 以扶贫资金为基础, 加强不同区域的扶贫资源整合, 形成连片扶贫区开发的整体效应。

2. 资源整合, 实现聚合效应

在实施连片开发扶贫时, 要加强区域内的资源整合, 充分考虑区域内的资源禀赋, 合理确定扶贫开发片区的产业发展项目和产业内的分工, 发挥产业的集聚增长效应与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

3. 产业优化, 突出特色

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也是连片特困地区脱贫的法宝。目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对于区位劣势明显、基础薄弱、经济落后的连片特困地区, 要想脱贫致富, 实现后发优势, 必须在产业特色和结构优化上作足文章。通过作制度创新与资金、技术引进将区域内的丰富资源转化为优势资源, 将传统产业转化为知名品牌与优势产业、特色产业, 逐步改变在产业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增强区域内产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获取财富的能力, 突破区域脱贫和发展的“产业发展”瓶颈。因此, 应将产业优化与特色产业作为连片开发的重要抓手, 推进龙头企业与特色产业发展。形成人有我强、人无我有的发展局面,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4. 连片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结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 所以将扶贫连片开发和我国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 统筹发展。在连片扶贫开发的核心地区, 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标准来发展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影响、工业农业, 并定会有显著成效。

参考文献

[1]邢成举, 葛志军.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宏观状况、理论基础与现实选择——基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及相关成果的分析与思考[J].贵州社会科学, 2013 (5) :123-128

[2]郑瑞强, 朱述斌, 沈墨.连片开发扶贫行为逻辑与作用机制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2) :1-6

[3]贾若祥, 侯晓丽.我国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与发展新思路[J].宏观经济管理, 2011 (3) :47-49

[4]蔡昉, 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J].经济研究, 2000 (10) :30-38

我国开发式扶贫分析 篇5

蔡甸区近3年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25件27人, 涉案金额共计4830.054万。

二、蔡甸区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一) 犯罪主体集中。在这类案件中, 犯罪主体绝大多数为农村“两委”人员和基层经济管理类站所工作人员。

(二) 涉嫌的罪名集中。主要集中在贪污、受贿等罪名, 其中贪污罪尤为突出。

(三) 犯罪行为侵犯的对象固定。大多是乡镇扶贫开发方面的政策性投放资金以及国家的征地拆迁款。

(四) 共同犯罪案件占较大的比例。

窝串案主要表现在村干部之间为了谋取小集体和个人利益, 利用职务便利截留扶贫开发资金, 然后以“辛苦费”、“年终福利”等形式予以侵吞。

(五) 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大案的比例高。

(六) 突破相对容易、但取证难度较大。

由于此类案件的犯罪主体多数为农村“两委”人员和基层站所工作人员, 加之多数是共同作案, 审讯突破案件相对容易。

三、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的原因

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处于易发高发态势, 仅三年时间, 查办职务犯罪案件25件27人。究其原因, 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一是本地区目前正处于城市扩容期, 扶贫投资类的工程建设、开发类的征地拆迁等工程项目不断跟进。二是一些商人在解决市场准入与纠纷时, 往往会以金钱作为工具, 对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形成巨大诱惑, 导致职务犯罪案件高发易发。三是执法不严, 打击不力。四是国家公共财产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

四、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对策建议

(一) 完善选人机制, 把好村干部“入口关”

一是要把好干部选拔用人关, 禁止干部带病上岗。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选人用人制度, 健全、完善“公开选拔”、“民主推荐”、“任前公示”、“竞争上岗”、“辞退机制”等一系列配套制度, 增加选人用人的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 扩大干部工作的民主化程度。避免将村务大权几年甚至数十年集中在同一人手中, 造成权力过度集中。二是加强财会人员队伍建设。大量数据表明, 村“两委”成员的集体腐败, 往往都与村财会人员直接勾结或审核不严、或者把关不力有关, 因此要加强对村级组织财会人员政治素质、业务水平的培训。

针对农村的村务、财务现状, 村民会议可以依照国家法律、政策修改和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保护集体财产, 维护自身权益, 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 每年向村民大会汇报一次, 涉及财务至少每六个月公布一次, 加大透明度, 接受群众监督, 公开的村务、帐务内容必须真实, 并接受村民查询, 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 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方可办理。县、乡财政部门要定期培训、轮训村级财务人员, 提高业务素质, 坚持财务制度, 遵守财经纪律, 做好财务把关, 给村主任做好帮手。分季度、分阶段对村级财务进行审计、查核, 堵塞漏洞, 完善管理机制。

(二) 形成廉政氛围, 把好“教育关”

防治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 应充分运用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 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优势,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政治思想教育应以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为核心, 要发挥反腐倡廉思想教育的基础性作用,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可以确立以检察院和党委、政府有关部门为平台、以乡村纪检监察部门人员为网络点成员, 建立预防联系点和联席会议制度;通过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学习相结合、警示教育与个别谈心相结合、专题讲座与阵地教育相结合等多种方式, 深入农村广泛开展法制教育活动, 使村干部系统地学习农村政策和法律常识、掌握财经政策和管理知识。

(三) 实行惩防结合, 把好“预防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