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恢复（共3篇）
组织恢复 篇1
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两大利益集团“20国协调组”和“凯恩斯集团”分别于5月26日和27日在日内瓦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日前作出的恢复奶制品出口补贴的决定。
由巴西、印度、中国等世贸组织发展中成员组成的“20国协调组”在声明中说, 美国农业部日前宣布恢复奶制品出口补贴, 这表明“隐性保护主义”的势头在不断上升。虽然这一措施不直接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但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 它有可能削弱世贸组织所维持的多边贸易体系。
声明说, 保护主义不单是指提高关税或限制进口, 也包括补贴等政府干预措施, 这些措施会人为地造成国外企业与本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美国的奶制品出口补贴措施显然会对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
声明说, 令人不安的是, 在美国决定恢复奶制品出口补贴之前, 欧盟已采取了类似的恢复农产品出口补贴措施。如果世贸组织其他发达成员都效仿美欧的做法, 这无疑会使世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也会进一步加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
声明敦促美欧取消上述出口补贴措施, 以便在全球农业改革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声明还强调了完成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重要性,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世界农业贸易的扭曲状况。
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阿根廷、南非、印度尼西亚等19个农产品出口国组成的“凯恩斯集团”在另一项声明中说, 该集团对美国追随欧盟而恢复奶制品出口补贴的做法感到“极其失望”。声明说, 虽然美欧的出口补贴额度未超出世贸组织所规定的最高限额, 但如果其他成员都效仿美欧的先例, 朝着最高限额的方向上调关税和出口补贴, 那么这显然会削弱世贸组织制度的有效性。
声明敦促美欧重新审视相关决定, 并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取消上述出口补贴措施, 以帮助恢复农业市场的信心。 (信息来源:新华网)
组织恢复 篇2
工程名称：2803室样板房墙体拆除及恢复工程
工程概况 ：此改造工程主要拆除砖混砌体，砌筑墙体，水泥砂浆抹灰，石膏找平，刮腻子，垃圾清理及外运。
一、墙体拆除
（一）施工准备
1.现场准备 ：清理施工场地，保证运输道路畅通； 接引好施工用临时电源、水源。保证施工时水电畅通。2.拆除原则
1)遵循“安静生产、清洁施工”的环保方针，选择低噪声、低扬尘的施工方法，减小噪声。
2)保证保留结构与被拆除结构间的无损伤分离且将构件拆除时和拆除后对保留结构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3)保证拆除构件在拆除过程中和在与保留结构分离后，其安全性和稳定性，并顺利将其破碎拆除。
（二）施工方案 拆除工程施工管理
1)本工程采用手动工具进行人工拆除，施工程序应从上至下，分别拆除。
2)根据装修图纸，对现场要拆除的墙体进行标识，以免在拆除过程当中出错。
3)拆除过程当中，相关人员现场进行监督，通常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进行拆除。
4)拆除时要注意对被拆物品的保护，现场能够利用的材料尽量利用，为业主最大限度的降低工程成本。
5)进行拆除前，技术人员要细心研究图纸，确定好拆除量和位置，严禁多拆、少拆。进行墙面、地面拆除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害到墙体结构层和楼板结构层。拆除施工时一旦发生类似情况要及时通知甲方、监理，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由设计确认后进行补救。
二、砖墙砌筑 砌筑工程
1、砌块排列时，必须根据设计图纸和砌块尺寸、垂直灰缝的宽度等计算砌块的皮数和排列，以保证砌体的尺寸。
2、砌体的上下皮砌块应互相错缝搭砌，搭接长度不宜小于砌块长度的三分之一。
3、凡砌体中需固定门窗或其他构件、以及搁置过梁、搁板等部位，应尽量采用大规格和规则整齐的砌块砌筑，不得使用零星砌块砌筑。
4、砌筑前应试摆，在不够整砖处，如无半砖规格，可用普通粘土砖补砌。
5、砌墙顶面与上层结构的接触处，宜用侧砖或立砖挤紧，待砖墙砌筑一段时间后，大部砌砖沉实后，再砌顶部斜砖。
6、砌体施工前，应先将基底清理干净。砖应提前浇水湿润。
三、抹灰工程
1、严格控制抹灰厚度，内墙不得大于20mm。
2、抹灰前必须先找好规矩，即四角规方、横线找平、立线找平、立线吊直、弹出准线及踢脚板线。
3、相差细微处用石膏找平，刮腻子。
四、清扫卫生
组织恢复 篇3
农村社区组织成员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非财产性权利,是由社员的身份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复合而成,如社区公益设施的享有权、社区自我管理的参与权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即集体合作社的社员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财产性权利。
虽然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组织和成员权,但在现行农地制度安排中社区组织及其成员权却基本上替代了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造成了两种不同组织和成员权的混同。针对这一制度安排绩效不佳的现实,如何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就成了从法经济学视角研究农地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两种不同组织及其成员权混同的现状以及对制度安排绩效的影响
(一)混同的现状
1、在实践中的混同。
在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社区组织共用一枚印章,共用一套组织机构——村民小组或村民委员会;两者职能相互混同,相互重叠;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选举村民委员会成为两者共有的“类”治理结构。
2、在法律上的混同。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从前者可以看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可以由村民委员会(农村社区的组织形式)享有,或者在农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可以由村民小组享有。但从后者来看,村民委员会不是集体经济组织,而是群众自治性组织;其职能是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它最多只能代行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权利,绝对不能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视为它应有的权利。显然,立法上的冲突,模糊和混同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社区组织的权利。
3、在理论研究中的混同。
周其仁和刘守英(1988)提出社区成员权,是指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之后,一些相关研究便沿袭了这一成员权的概念(姚洋,1999;张新光,2004)。然而,它有两点问题:一是武断地认为土地是作为社区(或其组织形式——村委会)所有的,而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二是简单地认为社员就是社区成员,没有区分社区组织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学者认为成员权是一种依附社区居民身份的“成员杖”(王瑞雪,2007),或者提出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农民共同共有的所有权(苏运来,2005),则更是在农地权利问题上混同了两种不同组织和成员权。
(二)混同对制度安排绩效的影响
1、制度成本
(1)对正义的负面影响
从历史渊源来看,农民最初用私有土地参加、形成的初级社逐渐演变成今天的集体经济组织。所以,集体经济组织最应该代表组成它的农民行使土地所有权,亦即是说,它作为代理人,为实现农民的社员权行使土地产权是“正义的”。
但如果集体经济组织被取消、架空或者变异,农民用土地所交换取得的社员权成了没有组织(或组织变异了)的社员权,那么农民的成员权中包含的土地权利也就遭到了残损。集体经济组织和社区组织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两类组织。因此,若以后者无条件地替代前者,就等于把农地正义的所有权主体替换掉,使农民白白失去了其应有的土地产权(于建嵘,2002)。
(2)对效率的影响
第一,两种成员权的混同,导致“平均承包,家庭经营”的制度安排产生了制度惯性,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不利于经济发达地区和下一阶段其它地区农业生产规模化发展的要求。
首先必须指出,当前就绝大部分地区而言,我国农业生产的最优组织形式还是家庭(高丹桂、张志强,2006)。但不能否认当前在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和未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农业规模化生产是可行,或者说势在必行的。
当前农业生产规模化很少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发包土地实现。通行的做法是通过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来实现规模化。这样,产权交易过程要完成两个环节:一是按社区“成员权”发包土地,完成社区组织与农民之间的第一次“产权交易”;二是农民通过已取得的使用权再次流转形成农业生产规模化。
假定集体经济组织有M个成员(社区成员与之重合)。在一定的传统农业技术条件下生产,通过“平均承包,家庭经营”的方式每单位土地上的收益为y;土地规模化经营总收益为Y;假设集体经济组织治理和组织运营的交易费用为C,显然只要(Y-C)/M>y,理性的农户就支持土地规模化经营方式。
然而在现有农地制度下,规模化的经营方式除了应有的交易费用之外,还多出了一个产权交易环节,即承租者必须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逐一谈判,或者先由村委会返包倒租,然后再与承租者谈判,自然也会增加一个额外的交易成本D。此时,只有当(Y-C-D)/M<y时,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才能成行。显然,规模化经营会因为制度障碍(多出的一个交易费用D)而受阻。
然而,十七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主流意见也要求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陈锡文,1998;温铁军,2000;张红宇,2002)。由是可知,制度锁定效应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已经形成,并实实在在地阻碍了农地规模化经营。
第二,社区组织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替代使得农地所有权主体不明,导致产权模糊,增大了不确定性,提高了交易成本。
从理论上讲,集体经济组织和其成员之间存在着产权联系,即农民以自己的私有土地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员,取得成员权;集体经济组织也由此作为其成员的代理人。这种产权联系内在地包含的产权约束,是农地有效率使用的保证。
但社区组织和其成员之间却并不存在产权联系(即便这些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重合),因而它不能作为行使农民土地产权的代表。因为没有产权联系,也当然不可能有产权约束了;失去产权约束,社区组织这个“代理人”就完全可能有机会主义动机。再者,社区组织的目标和宗旨不同于集体经济组织。社区组织在农地产权主体地位上的替换集体经济组织必然会引起产权模糊,从而增大不确定性,提高交易成本。可以说,当前土地使用权流转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因于社区组织替代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地产权主体的制度安排上。
2、制度收益——国家对土地权利的控制
当前,社区组织并非完全自愿成立、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实践中,它更多地是作为国家的最底层代理人出现的(陈剑波,2006)。
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保证了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但由于社区组织是国家的代理人,如果以它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就等同于国家成为农地所有权的终极主体。现行农地制度表面上好像是使农民获取了承包经营权从而获得了生存保障,实质上农民却正是在这一环节中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因而,所谓农地集体所有制实质上却是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制。
3、绩效评定
在现行农地制度框架下,混同两种不同组织和成员权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损失了正义、效率两个方面的收益,使得大部分农民受损,只有国家及其在基层的代理人——少数乡村干部受益了。依据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可知这种制度安排的绩效是值得怀疑的。
三、重构农地集体所有制
(一)立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地所有权主体
《宪法》第八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宪法》明确了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但却没有明确“集体”到底是什么?我们最多只能推断,农村中的生产、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其组织形式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却没法就此断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代表的就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中的“集体”,即无法就此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到底是不是农地所有权的主体。
由上观之,要重构农村土地制度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能够真正代表农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的唯一合法主体。可以说这是重构农村土地制度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地产权主体的合法地位,对于明晰农地产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机构
自人民公社解体后,至少从名义上讲,生产队就分离为村民小组和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名义上,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用家庭承包经营和统一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形式。然而,多年来的实践是只见“分散”经营,未见“统一”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几乎就不存在独立机构,也没有什么独立的管理,更谈不上独立的经营。它只剩下一个被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全面替代的名义空壳。
应该重建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和经营机构,使之有区别于社区组织。只有完成这样的重建,集体经济组织才能担当得起农地所有权主体的重任。
治理结构设计应按照产权约束的逻辑,可依照股份合作的原则,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举产生理事会,负责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重点是负责土地资产的经营;理事会对成员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形式则可依据具体情况来设定:在发达地区,由于农地租金(特别是农地转用的租金)高,可以成立股份合作公司,由公司负责经营土地资产;在落后地区,可依旧由村委会代行(是代行,而不是无条件替代),采取平均发包给社员的传统经营方式;在中等发达地区,则可灵活兼用上述两种经营方式。
(三)明确并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确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体,还必须要构造它的权利基础。再次强调,集体经济组织之所以应该行使完整的产权,就是因为农民能切实拥有并能不打折扣地实现其成员权。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从本质上讲,是农民对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权益的享有。承认、尊重并实现成员权,也就是承认、尊重并实现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权益。因此,集体经济组织在确立了作为农地所有权主体地位,并建立起相应的治理和经营机制的同时,还必须要明确并保护成员权。否则,新建立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又会成为少数乡村干部控制农地的工具。
首先,要把它与社区组织成员权分离。在承认农民拥有社区组织成员权的同时,明确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益:一是剩余控制权,即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控制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机构或者经营人员的权利;二是剩余索取权,即土地租金作相应扣出之后剩余收益的分配权利。
其次,要确定这种权利的取得资格和流转程序。集体经济组织现有的社员是以户籍为准,即属于社区组织的成员都是农村经济合作社的社员。当初参加互助合作组和初级社的农民,健在的已不多了。今天的社员绝大多数也是当初这些农民的子孙(虽然不能保证一一对应)。以一定时点,把在这一时点上的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可行的,也是基本合理的。因为这种做法既尊重了历史又尊重了现实既得利益,它不但交易成本较小,而且做到了相对公平。
成员权的核心内容是一种财产权利。因此,不能因为成员生活空间的变化随意剥夺之,即不能因为成员不再在集体经济组织所经营的土地之上生活或者工作,就否定其成员权。成员权应该允许被继承,因为这是任何财产权利通行的做法。当然,如果一个成员或者说因继承取得成员权的成员,长期不履行其义务,不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社员大会,应该要有所惩戒。这有利于加强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约束。
(四)确立土地有偿使用原则
没有收益,权利就不再是真正的权利。收益是权利的本质要求。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重构的逻辑前提就是成员能够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获取收益。确立土地有偿使用原则,事实上是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利的根本举措。因为,只有当集体经济组织以农地所有权主体的身份享受土地收益,集体经济组织才真正称得上是农地所有权主体;只有当成员能够从集体经济组织中分享到土地收益,成员权才是现实的成员权,才体现为终极的土地财产权利。
依据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可以把成员权“收益”分为以下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不发达时期或者是当今的落后地区,“收益”可以是每一个成员平均承包土地,独立经营所获得的“收入”和其他正效用;二是在发达时期或者说当今的发达地区,收益可以是集体经济组织收取的租金,然后平均给成员的那份额。
稍微费解的是第一种收益形式,因为它的真相被掩盖了。它原本的真相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把土地平均发包给其成员,其成员本应把其所承包的租金交给集体经济组织,然后再按成员平均返还到各成员手中。然而,由于发包是按人头平均的,租金收益如果先按人头上交,再按人头平均返还,绕一个圈子没有意义。但这一过程的本质并未因此而改变。这种收益形式实质上意味着农民直接实现其成员权。此时,虽然从发包方式、经营方式两方面看,“新农地集体所有制”与“旧农地集体所有制”没有区别。但从权利内容上看,这两者仍然是有本质区别。因为发包的主体是不同的,发包主体背后的委托人更是不同,由此体现出来的地权关系有天壤之别。(参见图1、图2)
(五)“新”、“旧”两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比较
如前所述,如果以国家的基层代理人——社区组织替代集体经济组织来行使农地所有权,那么这种农地集体所有制从本质上讲就是国家农地最终所有制,因为其终极处分权通过代理链条操控在国家手里。
重建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的核心目的就是恢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地的所有权。重构后的农地制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产权联系,最终将代表其成员行使农地所有权。这样,土地权利实际上就从国家手中回归到农民手中。
四、“新”农地制度的绩效增进
(一)在正义方面的改进
新农地制度在正义方面最大的改进就是农民对土地应有权利的复归。消除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终极控制,实际上是还原农民土地权利。新组建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的代理人,它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实际上就等于农民恢复了其应有的土地所有权。
在此还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农地回归集体经济组织之后,农民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丧失了承包地所带来的生存保障问题。
首先这种认识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成员权,颠倒因果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它提供给其成员的是财产收益,它本身并不直接负责成员的生存保障问题。社保是国家的责任,农地(农民自己)不应该承担这种责任。只不过当前的现实是在国家财力有限,不向农民提供社保的情况下,农民只得自保。这种现实是不合理的,也正是国家推脱责任的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以这种不合理的结果为前提来论证农地制度变迁的方向,是故意混淆两种不同成员权,颠倒因果的谬论。
其次,农地具有生存保障功能的前提是农地收益,而不是农地的物质形态。农地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其收益能够得到较好的实现。如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发包土地促成农业规模化生产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农民直接经营农地时的收益,客观上农地对农民的生存保障能力当然是更强了。诚然,限于农民的有限理性,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向规模化经营业主收取租金并平均分配而取得的收益,可能会给它评估一个更高的风险溢价,或者是给它一个较大的贴现率。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农民偏好家庭承包经营来自保。但是,即使这种情况,新的农地制度也能兼容。因为,在新的农地制度框架中,最核心的进步就是实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在“自保”的内在要求下,如果农民偏好家庭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完全可以按成员权把农地平均发包给成员。
(二)在效率方面的改进
1、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
从效率角度讲,当规模化生产(特别非农生产)能获取更大的租金,且除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和经营机构所耗费的交易费用外,还有较多的剩余能使平均分配的份额超过农民直接经营承包地时的收益时,集体经济组织就理应存在。
集体经济组织恢复对土地的所有权,实质上就是消除了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打破‘旧农地集体所有制’产生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在“新”的农地集体所有制下,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委托行使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它可以直接将土地发包给规模化经营的业主。
2、明晰农地产权,
消除所有权虚置困境。所有权虚置最早是指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晰问题。如前所述,农村土地其实也部分地存在着这个问题。农民虽然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农民并未获得农地的所有权。农地的所有权实质上是掌握在国家手里,只不过国家并不是直接控制,而是通过其基层代理人——农村社区组织间接掌控的。然而,从理论上讲,土地的所有权本该属于农民。这样,在农地所有权问题上就产生了理论与事实的背离、矛盾和冲突。
新的农地制度安排,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塑造为农地真正的主人,实质上就是把农地权利归还给它应有的主人——农民。这样土地制度就变成了真正的农地集体所有制,产权就变得清晰了,所有权虚置的困境就得了克服,产权约束关系得以建立。因为,土地产权的所有者不再是抽象的“集体”和“国家”,而是实实在在的农民以及他们结成的集体经济组织。
(三)其他收益
1、新的制度安排能适应各种制度变迁的需求,弹性增强,降低了交易成本。
首先,新的农地制度安排顺应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变迁,降低正式农地制度运行过程中的摩擦成本;其次,新的农村土地制度等于是把完整的产权赋予了农民,农民有权决策运营土地,这样农民就可依据不同的外部经济环境决定土地的经营形式。
2、新的制度安排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
新的农地制度安排不但从名义上维持了农地集体所有制,更是从内涵上巩固和完善了农地集体所有制:一是它塑造了实实在在的土地所有权主体;二是它归还了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权利;三是它最大程度地维护了集体以及组成它的农民的利益。由于它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客观上也强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了全社会统一的信念。这有利于降低社会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四)绩效的综合评定
1、受损方和得利方。
因新的农地制度安排真正受损的恐怕只有国家以及少数乡村干部,因为他们因控制土地权利而获得的利益可能因为土地权利复归农民而丧失;农民则是新制度安排的得利方,因为他们重新获得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土地权利(并不仅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2、综合的成本——收益比较。
必须要注意,所谓成本——收益比较,并不是指某单一主体的成本和收益比较,而是指有关各方的成本和收益比较。然而,由于新的制度安排是重新调整了权利,导致在评定制度安排绩效时,真正的帕累托改进极少见。因此,在综合评定成本——收益时,法经济学往往采用卡多尔——希克斯标准,即认为使多数人得利,少数人受损的制度安排是有效的。以此标准,新的农地制度是有效的。
五、结语
旧的农地制度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组织和成员权,本质上体现了国家的利益;而‘新的农地制度”厘清了两种不同的组织和成员权,恢复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地所有权主体的地位,本质上体现了农民的利益。然而,新的农地制度能否作为正式制度安排,关键是看国家的利益偏好。换言之,主要取决于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原则。
摘要：现行农地制度混同了农村社区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使国家的基层代理人——社区组织替代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土地所有权，残损了农民应有的土地权利，而且在正义和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负面影响。重构农地集体所有制，关键就是要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使之成为独立于社区组织的实体，真正行使农地所有权。“新的制度安排”将能使多数农民得利而少数既得利益者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