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企业

病态企业（通用10篇）

病态企业 篇1

1“病态企业” 中的执行困境

债务人镇江某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皮业公司”) , 现公司已停业, 并 “人去楼拆迁”。该公司在我院共涉及执行案件138件, 其中自然人债权人102个, 法人及其他组织债权人36个, 债权金额总计628452元。

新区某燃气公司 ( 以下简称 “燃气公司”) 近期在我院民事、执行案件猛增。经了解, 该燃气公司因无力偿还执行债务, 其所有的机器设备及土地使用权被评估拍卖, 原经营地亦被拆迁。燃气公司在我院共有执行款100余万元, 但现已在办执行案件共25件, 执行债务数额达180余万元, 在办民事审理案件共80余件, 诉讼标的230余万元。

不能否认, 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中确实 “费尽心思”, 甚至为达到执行社会效果, 不惜增加执行成本和执行风险。上述 “病态企业”都应该符合破产条件, 但是法院却不能依职权对该些企业宣告破产, 而债权人或债务人却基于种种因素以及自身的利益考量, 都不愿申请破产, 寄希望于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法院执行面临巨大压力, 集中性的 “执行不能”造成大批量的执行积案, 案件长期不能得到执结, 不但损害了司法公信, 引发申请人不满, 甚至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法院执行陷入困境。

笔者思考, 能否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 有限实现将 “病态企业”的执行程序转换为 “破产程序”, 从而实现对 “病态企业” 的市场清退, 并使执行案件 “执结事了”?

2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之 “必要”

在我国现有的破产程序和执行程序的框架下, 法院在处理 “病态企业”执行案件中, 有着种种为难。

企业破产即意味着债务人免责, 债务人一旦申请企业破产, 就意味着其活动主体的消亡, 不能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另外, 债务人申请破产后还需要向法院、破产管理人、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支付一定的费用, 这让他们缺乏申请企业破产的动力。此外, 申请破产后, 企业职工劳动权益和劳动就业机会落空, 易引起矛盾激化, 于是病态企业的经营者宁肯将债务拖下去, 也不愿意申请破产。

法院面对 “病态企业”很无奈。法院不能依职权对 “病态企业”进行破产。 “病态企业”欠下了大笔债务, 却可通过置之不理的方式即可全身而退, 自行退市以逃避债务, 违法成本低廉。但对于债权人来说, 执行程序立足于 “个案”, 本应该实行 “先到先得”。部分申请人已先于其他债权人, 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了查控, 由此也引发了不同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轮番查封而争相处理或相互推诿的现象, 致使执行案件久拖不决。同时, 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 一些债权人因在后起诉而失去受偿机会。即使在执行程序中实行参与分配制度, 亦较难保障所有的债权人能公平受偿。

如能实现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 将病态企业的执行不能案件转入破产的工作机制, 则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可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优胜劣汰, 通过民事强制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的转换, 能够有效防止不诚信企业自行退出市场的逃债行为, 起到强化社会管理职能,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

能够保障债权公平受偿。一般执行程序中 “抢跑道” 优先受偿的规制和按比例公平受偿的做法都不能全面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而破产程序的一系列规则能更好地保证债权的公平受偿。

可提高执行案件的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 进一步节约司法资源。民事强制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后,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选定破产管理人管理破产企业, 清理企业资产。同时通过债权人申报制度可以避免讼累, 节约司法资源, 防止同一执行对象的案件不断进入诉讼和执行程序。

3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之 “可行”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具有一定关联,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 即执行程序转换为破产程序。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是指依债权人申请, 由执行机关依据 《民事诉讼法》, 运用国家公权力, 实现执行依据确定的权利义务的程序。民事强制执行是公权力对私权的救济, 是在债务人财产足以清偿所有债务的情况下进行的个别执行, 目的在于实现特定债权人的特定债权。

破产程序是指债务人因财产不足,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 根据债务人或债权人申请, 经人民法院审查后, 裁定受理破产申请, 经过对债务人财产清理和债权的审核, 依法进行分配, 并终结破产的程序。破产程序强调的是对债务人全部财产的概括执行, 目的是在特定情况下为所有债权人创造一种公平受偿的条件和机会。

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换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及司法实践中是否具有可行性, 其实践意义如何? 对此, 笔者以为, 在司法实践中, 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是否具有普适性, 能否得到法院、当事人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 能否取得预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这才是在尊重法律与事实基础上, 论证该转换的实质所在。

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具有现实可行性。执行积案的清理已普遍成为各地法院一定时期内执行工作的重要内容。 “病态企业”很难执结, 在现有执行制度的框架下, 该类型执行积案的清理工作面临重大考验。而使执行程序向破产转换可切实解决上述问题, 各级法院对此制度应持赞同态度。

从实现债权的角度来看, 两种程序都是通过国家公权力的介入, 依照法定程序, 强制性地实现债权人债权的制度。在一定条件下, 执行程序可转化为破产程序或执行程序被破产程序所吸收。执行中发现通过执行程序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人民法院有义务告知当事人 ( 债权人或债务人) 依法申请破产的权利。符合破产条件并由相关当事人提出破产申请,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时, 执行程序转化为破产程序。自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 对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尚未开始的, 不得开始; 已经开始而尚未执行完毕的, 不得继续执行, 有关债务人的财产保全措施应当解除, 此时的民事强制执行程序被破产程序所吸收。

另外, 现有法律亦为执行不能转破产创造了发挥的空间。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的尝试已有相关的法规政策支持。如我国 《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 应当解散, 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组成清算组, 进行清算”。

4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换之路径

在执行不能转破产工作模式的探索中, 面临着缺乏先例可循, 案件情况复杂, 维稳压力较大, 社会关注度高等一系列问题。涉执行不能的 “病态企业”破产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司破产, 更应站在 “公权力”及 “公力救济” 上对 “病态企业”进行清算, 并最终实现对执行案件的 “终结的事情”。因此, 该执行程序转换为破产程序的路径应重新进行设计。

执行程序转换破产程序路径中, 条件认定和启动方式问题的解决是关键。

执行不能转破产的条件认定问题关系到案件处理的整体合法性, 是所有工作得以启动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

审查主体的设计应该体现程序衔接转换的特点。根据人民法院内部分工, 执行案件是由执行局具体负责, 而破产案件则由民二庭或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庭审理, 分属于不同业务庭室。执行局最了解被执行人的资产和债务实际状况以及是否存在债务人下落不明等情形, 故立法应赋予执行局的初步审查职权。

审查标准需明确, 应符合 “病态企业” 条件, 程序不得滥用。实务中也有可能出现债务人、少数债权人利用破产程序阻碍执行程序正常进行的现象, 因此必须审慎探索执行不能转破产工作, 在审查标准上严格把关。

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的启动方式是案件处理的基础, 只有采取合适的启动方式, 案件的审理方可产生 “事半功倍”的效果。已查实的债务主要是由法院生效裁判认定的债务, 且均已申请执行而因无可供执行财产处于中止状态, 因此, 部分债权人有通过破产程序挽回损失的利益驱动。

法院应当无差别进行法律释明。经法院初步审查确定符合上述启动条件和审查标准的, 法院应当对所有的债权人及债务人或股东等行使释明权, 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可向被执行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被执行人破产。尤其是具有优先权的债权人, 应该更有申请破产的动力。

诚然, 以上构想建立在经法院的释明工作后, 债权人或股东愿意去主动启动破产程序。那么此类程序转换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是经释明后, 当事人仍未申请破产的, 却使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换缺乏法律依据。笔者以为, 应从立法上建议破产应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 以人民法院主动以职权裁定破产程序为例外, 即在当事人未提出破产申请时, 执行局有权将符合破产条件的被执行企业移交其所在的业务庭进行审理, 由业务庭依据 《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决定否受理破产。

参考文献

[1]刘亚玲, 李腾.探索执行不能转破产程序的新举措[N].人民法院报, 2011-05-18.

[2]李红.浅谈我国破产申请和受理的相关法律问题[J].黑河学刊, 2011 (2) .

[3]孙斌.执行中对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法人应转破产[EB/OL].http://www.jsfy.gov.cn/llyj/gdjc/2012/02/29135802871.html.

[4]朱国华, 熊晔.执行不能转破产程序分析[EB/OL]. (2013-09-15) .http://www.chinaqingsuan.com/news/detail/3803/page/4.

[5]王欣新.破产原因理论与实务研究[J].天津法学, 2010 (1)

病态企业 篇2

病态一：一天抵一年，企业该笑还是该哭？

每年的双十一，总能引起大家对线下渠道的冷嘲热讽，对线上渠道的顶礼膜拜。的确，线下很多商业一年的销售额大多不及天猫淘宝一天的销售额，致力线上渠道，熙攘发展的电商企业们带给人们很多惊喜，但电商企业们真的就那么厉害吗？其实“帅”的人已经醒来，“丑”的人还在沉睡。纵观“双十一”，我们也只能说这是阿里电商的成功，并不代表所有电商企业，阿里创造了全民“光棍节”，而同样在做线上渠道的电商企业同仁们有你们什么事呢？

电商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线上渠道已经成熟，全民的线上购物意识已经养成，很多企业投身做电商，有些选择做电商平台，有些则选择做垂直电商，都在各自的WEB端或移动端卯足马力，争夺这块日益状态的电商蛋糕。为了能更好地发展，很多垂直电商企业和小平台电商选择入驻天猫或者京东这样的大平台，以便于获得更多的流量，带来更多的销售额，这是一种企业发展战略，一点错没有，而且双十一也屡创佳绩。但在双十一过后，我们屡屡看到这样的一组组数据，如某企业自有电商平台全年的销售额为2千万，双十一期间的销售额却惊人的突破亿元大关。更有甚者，企业全年的销售额不及双十一期间的销售额的十分之一！哀哉！悲哉！敢问这样的数据结构合理吗？面临企业如此畸形的发展，作为企业管理者，作为投资方，大老板们，你们觉得是笑还是该哭？

病态二：赔本赚吆喝，企业难道是慈善家？

“满200减50，满300减100，双十一折上折”，“光棍节”期间，手机短信几乎都被此类信息刷屏，微博、微信、各大WEB平台更是大促信息铺屏，全民购物的热情一再触发，双十一来了，光购不断。然这些狂热促销背后，相信很多企业管理者都知道，这是在流血战斗，尽管很多商品价格节前暗抬，但目前业已成熟的比价体系，还是不得不让很多企业在“裸”促，仅留一条短裤，在寒冷的“冬日”站岗。

很多电商企业说，无所谓，短时的“裸”促，是为了长久的稳定，带来更多的流量，发展更多的客户，提升品牌的知名度，真的吗？扪心自问，双十一期间的流量和客户有多少会沉淀到你的平台？面对诸多的企业大促，你的品牌究竟能够曝光，真的顶“屁”用吗？品牌真的提升了吗？别自欺欺人了，在当今电商泛滥的时代，网民的平台和品牌忠诚度就算对像阿里、京东这样的大平台能起到的作用也微乎其微。

企业本质就是要盈利，企业不是慈善家，更不是他人的嫁衣，没有盈利，或看不到盈利，还有什么好“捷报”的呢！

病态三：道貌岸然，企业到底还有没有人？

很多企业做电商，投资人抑或大老板给定了任务，一年几千万，或者多少个亿，只要完成了，年终奖哗哗地拿，反正老板看到的是一个结果数据，只要达成任务，管他三七二十一。面对双十一的“捷报”，很多企业职业经理人笑的合不拢嘴，年底，口袋更要鼓鼓的了。唉！哀哉！悲哉！大老板们赶紧买单吧！

一个结果数据，一个一心只想年终奖的职业经理人，一个企业的畸形病态发展，大老板们，你们的钱真的就那么好赚吗？你们的希望真的就那么简单吗？企业靠一天养一年，那干嘛还要付出一年的时间和成本，干脆直接坐等双十一“光棍节”，节前迅速招人，节中挥泪大促，节后简要售后维护，然后团队解散，再坐等来年的活动，让奖金来得更猛烈些，岂不欢哉！“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病态四：行走“海边”，可能不只是“湿鞋”？

在全民网购的大势下，线上渠道发展日趋成熟，但线上渠道的相关制度还没有健全，现在很多电子商务经营游离于现有法律之外，部分电商交易存在监管缺失、执法缺位的现象。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电子商务法的立法提出了要求，未来把电商发展必然会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线上渠道，电商企业应执行统一尺度的法律标准。无论是对电商前端营销、中端交易还是后端售后服务，都将列入法制的范畴。

目前很多电商企业，剑走偏锋，不好好锤炼内功，投机取巧，如假冒、侵权、水货、假货，以次充好、售后拖沓冗长，不站在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审视企业发展的问题。双十一创造销售奇迹，双十一结束后，则便是投诉遍地，退货高潮，让企业行走在法律规制的边缘，钻法律不健全的空子。可以预见，一旦法制逐渐完善，那么很多电商企业可能不再是简单的“湿不湿鞋”的问题，而可能会像面对海啸般被瞬间收拾。

双十一“光棍节”，带了电商发展的魅力和奇迹，同时也让很多线上渠道的电商企业病态畸形发展现状一览无余，未来能否迎来“电商蓝天”，还需要企业本着健康、夯实、稳健的原则发展。

病态企业 篇3

孔乙己虽然皓首读经, 可就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手, 并且满脑子都是“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歪曲理念。尽管他穿着长衫和“满口之乎者也”, 标榜自己是圣人门徒, 并在表面上似乎已经把自己和短衣帮的做工的人界分开来了, 但是他又因为“站着喝酒”和偷窃的陋习, 甚至连短衣帮都有点瞧他不起。并且他现实的境况却又是“青白脸色, 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 可是又脏又破, 似乎十多年没有补, 也没有洗”, 这又使他和读书进学的人远远地区别开来。孔乙己的人生悲剧性就深深地体现在这种极不和谐的状态之中----自己渴望同“下层”劳动人民界分开来, 然而自己的陋习和穷困潦倒的经济状态却又使得他不得不和这些“下层”劳动人民捆绑在一起;自己渴望同“上层”读书人接近, 却同样因为不齿的现实境况被这些“上层”读书人所抛弃。

孔乙己诚然是善良的, 却又过于迂腐而卑琐。他的关于“回”字四种写法的学理, 自然可以说明自己是知识里手, 却也是装腔作势聊以自慰。而这反而更能揭露封建教化和科举制度对人的戕害。文章中有这么一句:“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 可是没有他, 别人也便这么过。”这就说明孔乙己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多余人。他的到来只不过是让人快活一点, 而他的离去, 则不会“带走任何云彩。”在小说结尾, 人们之所以还提起他, 仅仅因为粉板上记载着他“还欠十九个钱”, 待到粉板上将他的名字擦去, 人们就将他完全忘记, 以至于他的结局, 人们只能说“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是“大约”死了还是“的确”死了, 已无人能弄得清楚, 更无人过问、关心了。

二、“所有喝酒的人”都是一群病态的灵魂

“所有喝酒的人”一见到孔乙己就“都看着他笑”, 甚至还有人“叫道”:“孔乙己, 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见孔乙己不理会自己, “他们就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并且还对孔乙己的辩解不依不饶----“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看见你偷了何家的书, 吊着打。”非得逼得孔乙己拿出自己的“杀手锏”———说出“之乎者也”之类教人半懂不懂的话来, “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他们才肯罢休。这就是典型的“把自己的快活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病态心理。此外, 他们的这种病态心理, 似乎还与他们所承受的历史积淀下来得文化心态以及这种病态下至死不悟的灵魂有关:平时他们遭受着“上层”读书人的压迫和欺凌, 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身边还有一个读书不成才的孔乙己时, 他们便把往昔所受的罪和苦统统都撒在孔乙己的身上, 从这个角度看, 孔乙己的个人悲剧, 还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所有的读书人的悲剧。孔乙己身上所遭受的悲凉和讪笑, 绝大部分都是替那些他自认为是“上层”读书人“背黑锅”了。

而人们的讪笑和挖苦, 其实也凝结着社会的冷漠和世态的麻木。如果联想到《药》中杀人场上“颈项都伸得很长, 仿佛许多鸭, 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 向上提着”的看客, 想到阿Q在赴刑场时所看到的“又钝又锋利”的“可怕的眼睛”, 《孔乙己》中所出现的讪笑的人群, 便构成了冷漠的人际社会。

三、丁举人是读书人的悲剧

“上层”读书人丁举人在抓住孔乙己偷窃之后, “先写服辩, 后来是打, 打了大半夜, 再打折了腿。”这情节本身就构成鲜明的照映。在科举仕途中, 像丁举人者固然有之, 他们沿着科举取仕的阶梯, 成为封建机构的成员, 从此便声威显赫, 鱼肉人民;但是更多的儒生, 像孔乙己这样的读书人, 往往耗尽毕生精力, 却只能在“学而优则仕”的幻梦中成为它的牺牲品。迂腐, 卑琐, 没落, 终于造成被扭曲的心态, 在冷漠的讪笑中, 带着残断的腿离开了人间。我们说读书人的悲哀不在于像孔乙己这样悲惨的遭遇, 而在于像丁举人那样一旦得势便猖狂的互相倾轧。因为这直接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恶化, 也把读书人逼上了一条不归路———要么成为丁举人, 否则就只能当孔乙己了。

参考文献

[1]杨公骥:《中国文学》.[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5.2.[1]杨公骥:《中国文学》.[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5.2.

动物病态拾零 篇4

白熊会感冒吗

不会。北极白熊在冬天到来之前储存起来厚实的脂肪层，同时有隔热的浓密毛皮，能很好预防感冒。即使气温降至零下40℃，白熊也不会挨冻。

达克斯狗会得糖尿病吗

会的。一般讲，年老的动物易得糖尿病。但达克斯狗虽然小，也会得这种病，其症状跟人类差不多：胰岛素不足、血液中糖含量增加、尿液分泌糖分和大量需求水分。引起能导致失明的糖尿病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长期饮食不当和营养过剩。

猴子会有精神压力吗

会的。特别当猴子感到寂寞时，就会产生精神压力。据观察，雄性狮尾狒有严格的等级，也就是说，有些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剩下的一些则地位低下。处于支配地位的雄性獅尾狒得到几乎所有的猎物，有最好的栖息地和接近许多雌性的机会，即使有了精神压力也很快趋于正常。地位低下的就不同了，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对身体的不利影响延续很长时间，更易感染疾病。

鲨鱼会牙痛吗

可能不会。人类一生长两次牙，接替乳牙长出恒牙有时会牙痛，而鲨鱼需要多少颗牙，大自然就给它多少颗。白鲨鱼的咬力每平方厘米达3吨。即使如此，如果咬到海龟硬壳，个别的牙齿会断裂和脱落。但在掉牙的地方很快会长出新牙。

豚鼠会有精神病吗

会的。豚鼠像人类一样，会得孤独症。这种疾病显然跟小脑损伤有关，表现为交往能力下降，对其他豚鼠缺乏兴趣，对周围环境做出怪异反应，科学家认为，有精神病的豚鼠跟患孤独症的人类有很多相同之处。

软体虫会得神经报炎吗

不会。这种爬行动物没有内骨，靠环肌和纵肌收缩波浪式爬行，而脊椎动物是靠椎间盘的骨脊髓结构。软体虫不会得神经根炎，因为这种疾病是不良姿势、错误动作或过于寒冷的结果。脊椎动物，例如某些由于椎间盘错位的狗也会腰痛，需要治疗。

动物会自我治疗吗

病态企业 篇5

对中小学校长而言, 家长的“分班择座”焦虑, 确实是对学校正常管理秩序的严重干扰。每逢开学初, 不少家长通过各种关系给校长、班主任打招呼, 更有甚者, 通过上级领导来给校长“施压”, 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想让孩子得到校长和班主任的照顾。小学阶段, 这种拼人情之举尤其严重。

而为了应对这种苦不堪言之举, 各个中小学也是各出奇招。如小学按照性别均衡分班, 然后由班主任抽签决定, 任课教师均衡配置, 着力避免“择班热”情况出现, 座位也是轮转交换。到了中学阶段, 最有效也是最管用的分班择座利器便是成绩, 这虽然减少了学校管理的外部干扰, 但义务教育阶段严禁考试、划分重点班, 考试分班, 显然有违依法治校。

可见, 当前的教育环境因为这种恶性竞争, 不断朝着病态方向发展。家长的这一种焦躁心理, 助推了“择校热”、“择班热”甚至“择座位”, 也助长了教育领域的不良风气。而一些学校趁势跟进, 聚集优质教育资源搞所谓的重点班等, 使得教育均衡渐行渐远, 优质教育成了部分学校、部分人的“特权”。

病态企业 篇6

1 常见“病态”

1.1 茶树“多花多果”现象

茶树“早花早果、多花多果”会消耗掉树体大量的营养, 影响来年新梢生长, 推迟茶树发芽或降低发芽率, 芽头瘦弱, 进而大大影响茶叶产量。 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土壤干旱贫瘠, 氮、磷、钾肥料元素失衡, 磷、钾含量相对偏高, 缺氮肥, 导致营养不均衡, 生殖生长旺盛, 从而茶树花果增加;二是剪采措施不得当, 造成花果大量增加。

1.2 茶园鸡爪枝多

芽头瘦小、对夹叶多、产量低, 尤其是名优茶的生产比重更低, 主要是由于长期的不合理采摘和轻修剪造成的。

1.3 茶树叶片泛黄并逐渐脱落

新建茶园中局部发生, 形成原因主要是茶园地势低洼、地下水位偏高、土壤中缺氧, 使部分须根腐烂, 阻碍茶树的正常呼吸和水分、养分的供给, 引起叶片变黄脱落, 严重时可导致植株死亡。

1.4 紫芽叶现象

形成原因主要是茶树在异花授粉过程中发生了杂交变异。 当芽叶成熟老化, “紫褐”现象逐渐淡化, 甚至看不出来。

1.5 芽头易“开散”

芽头晚“开散”形成原因之一是高温干旱, 茶树营养积累不够, 发芽劲道差, 芽头瘦弱、单薄、易开散;另一个原因是受“倒春寒”天气影响, 气温快速升高, 缩短了芽头采摘期。

2 对症措施

2.1 茶树“多花多果”现象解决措施

一是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合理施肥, 在春茶 (5月份) 以后少施或不施磷、钾肥, 抑制茶树生殖生长;二是春、夏茶多采摘、少留叶, 或采后及时按技术要求轻修剪或重修剪。

2.2 “茶园鸡爪枝多”解决措施

通过深修剪和重修剪改变原来的生长状态, 使树势恢复健壮, 提高育芽能力。 深修剪即剪除树冠上15~20cm厚的鸡爪枝;重修剪即剪去树冠的1/3~1/2或离地40cm左右剪除, 个别枯老枝可进行台刈, 修剪后加强肥水管理, 以达到更新复壮的目的。

2.3 “茶树叶片泛黄并逐渐脱落”解决措施

新建茶园时, 选择地下水位低于1m的地块, 若高则必须将茶带起垄20cm以上, 并在低洼区四周规划排水沟渠; 已建成的茶园可沿茶园中间低洼处开挖一条主排水沟, 主沟深1m以上。 茶园四周也要尽可能的开挖排水渠, 保持沟渠相通, 解决排水不畅、发生水涝。

2.4 “紫芽叶”现象解决措施

针对“紫芽叶”现象, 已建成的茶园只有弃采或整株挖掉;新建茶园要推广栽培无性系良种茶苗, 以保证茶树品种的纯正性。

2.5 芽头易“开散”解决措施

病态企业 篇7

长久以来, 精神病态人格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在宗教、政治和司法等领域的定义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议。法国精神病学家Philippe Pinel (1801/1962) 最先对精神病态进行了区分, 他认为有必要区分那些具有自我中心、反社会行为 (不一定有犯罪行为) 但是又没有明显心理疾病的人。他创造出“不伴谵妄的躁狂症”一次来描述那些残忍、无责任心、无道德感的行为障碍。

尽管以前的研究为精神病态贡献很大, 但是直到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Cleckley 1941年的《心智健全的面具》这一著作的出版, 精神病态才真正的走入人们的视野。Cleckley通过他长期的工作, 定义了16种精神病态人格特质, 他认为它体现了精神病态人格的本质。这16种特质如下:

(1) 表面迷人和良好的智力; (2) 没有妄想或其他荒谬的思维障碍; (3) 没有其他精神病、神经症的症状; (4) 不可靠, 没有责任感; (5) 不真实、不忠诚; (6) 没有悔过或自责的心理; (7) 反社会行为缺乏充分的动机; (8) 判断力差, 不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9) 病理性自我中心和不能真正地爱和依恋别人; (10) 缺乏主要的情感反应; (11) 缺乏洞察力; (12) 在一般的人际关系中不协调; (13) 无论是否饮过酒, 都出现古怪而令人讨厌的行为; (14) 很少有自杀行为; (15) 轻浮而不正当的性生活; (16) 对生活没有计划和长远打算。

Cleckley的精神病态的构念之所以区别于以前的对于精神病态的描述, 是因为他将暴力行为与反社会行为也包括在内。但是与精神病态后来的构念相比, Cleckley对精神病态者的描述缺乏行为特点 (e.g.Hare, 1991/2003) 。

二、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

DSM-III中开始持续使用反社会人格障碍, 特指那些具有“从儿童或青年早期直到成年, 始终魔术师和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模式的个体”。精神病态与反社会人格虽然不尽相同, 但是随着DSM的不多修订, 二者之间的定义已经十分接近了。

由于DSM最早提出了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概念, 它的诊断与评估也是目前最权威的。

反社会人格的基本特征是:有持续侵犯他人的行为史;个体必须年满18周岁, 而且在15岁之前就有出项某些行为障碍的特征。因此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目标就不包括儿童和青少年。诊断反社会人格障碍之前, 必须通过观察到以下行为的至少三种, 以证明模式和侵犯他人权利是个体一贯的行为方式。

1、不遵守社会规范或刑法, 且因此行为频繁被捕。

2、易激怒性和异常的攻击性, 表现为屡次的斗殴或伤害行为。

3、一贯的无责任感, 反映为工作表现差或者拖欠债务。

4、冲动性, 事先无计划。

5、欺诈, 反映为经常性撒谎、使用假身份, 或者为了获得个人利益或享乐二欺骗他人。

6、不顾他人或自己的安全, 不考虑后果。

7、对所犯错事缺乏自责和罪恶感, 表现为对伤害、虐待或偷窃行为的满不在乎或合理化辩解。

DSM-IV还概括了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其他症状, 包括偷窃、打架、逃学和抗拒权威——这是一些典型的儿童期症状;反社会人格障碍者 (antisocial personalities, ASPs) 缺乏共情, 对感情、权利和他人疾苦表现出冷漠、玩世不恭和藐视的态度;他们常常表现出早熟和侵犯性的性行为, 过量饮酒、使用违禁药品;他们明显缺乏维持与家庭、朋友或性伙伴之间长远而密切、热情而信赖关系的能力。他们冲动妄为, 做事情缺乏计划。其实这些症状的一点点丰富, 也说明了反社会人格和精神病态在定义上越来越相似和接近, 有些研究者常常将二者混淆, 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2]。

三、精神病态核查表 (PCL-R)

精神病态检测表 (psychopathy checklist PCL-R) , 是加拿大心理学家Robert Hare教授编制的。他是在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Hervey Cleckley的基础上编制的病态人格检测表。

相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 Cleckley和Hare更偏爱于精神病态 (psychopathy) 这一概念, 而不是反社会人格, 他们认为精神病态比反社会人格更多的考虑了情绪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 而反社会人格障碍则更注重行为方面, 也有更严格的规定。也就是说反社会人格障碍相对精神病态来说是一个更窄的定义。

PCL量表很大程度上基于Cleckley (1976) 对精神病态的定义。在其基础上, 通过进一步研究编制了病态人格检测表。病态人格检测表目前有如下几个版本, 分别是修订版PCL-R (1991, 2003) 、筛查版PCL-SV以及青少版PCL-YV。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PCL-R (2003) 。

PCL-R的20个题目

(1) 圆滑善辩, 表面迷人; (2) 自我中心, 自我价值的夸大感; (3) 易于厌烦, 易于波动; (4) 病理性扯谎、欺骗; (5) 对别人发号施令, 缺乏对人忠诚的态度; (6) 缺乏悔过和自责心理; (7) 情绪和情感表面化、浮浅;8) 冷酷, 缺乏同情心; (9) 寄生式生活方式; (10) 性情急躁, 行为缺乏控制; (11) 乱伦的性关系; (12) 发育中早期的行为紊乱; (13) 没有现实的长期计划和生活打算; (14) 易冲动; (15) 对于女不负责任; (16) 不稳定, 多变的婚姻关系; (17) 少年时期有犯罪行为; (18) 极少得到缓刑的处理或假释后很快重新犯罪; (19) 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 (20) 有多种犯罪行为, 缺乏充分动机。

每个题目在被试身上使用3点计分, 0分表示从来没有, 1分表示偶尔有, 2分则为常常如此。这样分数就是0-40, 一般30分以上可以诊断为精神病态, 当然一些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也得出25分为判断标准。

另外, 病态人格检测表的测量是半结构化的, 需要对被试进行访问, 还要自我报告, 行为观察和其他佐证资料, 如父母、家庭成员、朋友、被捕和法庭记录。重要从情绪、人际关系行为和社会方面对精神病态进行评估。

PCL-R作为一个精神病态的心理测量工具, 其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已经得到了诸多研究的证实 (Hare, 1991/2003) 。早期的研究就发些PCL具有良好的构念效度和评分者信度 (Harpur et al., 1988) 。之后有关PCL-R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果。自从有了PCL, 研究者发些, 得分高的罪犯与得分低的罪犯差异十分显著[3]

最初时候, PCL-R因子分析后得到两个因子结构。第一个是与理论精神病态人格相一致的, 包括如下人格特质: (1) 圆滑善辩, 表面迷人; (2) 自我中心, 自我价值的夸大感; (4) 病理性扯谎、欺骗; (5) 对别人发号施令, 缺乏对人忠诚的态度; (6) 缺乏悔过和自责心理; (7) 情绪和情感表面化、浮浅; (8) 冷酷, 缺乏同情心; (16) 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因子二则是一些行为特征, 主要包括以下9项: (3) 易于厌烦, 易于波动; (9) 寄生式生活方式; (10) 性情急躁, 行为缺乏控制; (12) 发育中早期的行为紊乱; (13) 没有现实的长期计划和生活打算; (14) 易冲动; (15) 对子女不负责任; (18) 青少年时有违法记录 (19) 极少得到缓刑的处理或假释后很快重新犯罪;其他三项不包括在不包括在这两个因子之中。

这种两因子结构的模型认为精神病态者的表现出来的反社会行为同其人格特质同样重要。有研究者认为, 两因子的结构模型虽然对研究精神病态意义重大, 但是仍然不能充分的解释精神病态。他们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三因素的模型, 以更好的解释这种障碍的人格特质。这三个因素分别是“傲慢不忠诚的人际关系方式”, “缺陷的情绪体验”和“冲动与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 (Cooke and Michie, 2001) 。

讨论

精神病态的临床构念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尤其是其对未来暴力犯罪的更加准确的风险预测作用。这种发展从临床知识到实证效度的构念,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精神病态检测表和其相关量表的标准化。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精神病态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但是精神病态与暴力的关系仍然十分复杂。研究最多的是两因子模型, 因子一测量情绪和人际特质, 因子二测量不稳定的反社会生活方式 (Hare, 1991/2003) 。两个因子的大概区别相当于原发性精神病态和继发性精神病态的区别 (Blackburn&Lee-Evans, 1985) 。但是这样区分不能为我们提供二者的准确的差异所在。再者, 我们目前对于精神病态的主要方面, 用反社会行为作为诊断这一人格障碍的主要指标其实在本质上是同意反复的, 也就是说为了判定你是精神病态, 你必须有精神病态史或者反社会行为史。所以,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刘邦惠:《国外反社会人格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 (2) :253~259。

病态企业 篇8

1、时代背景

李贺(790—816),河南宜阳人,字长吉,出生于中唐。继安史之乱后,唐朝由胜转衰,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统治阶级内部腐化堕落,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国家危机四伏,面临四分五裂,生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内心极度不安焦虑,曾经的热情积极、坦荡外露、理性深思逐步被消极逃避、冷漠忧伤、荒诞怪癖取代。对社会现实的灰心沮丧,让很多知识分子开始片面追寻主观心灵和精神世界,众多生活在这种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开始萌生和酝酿出病态人格。

2、家庭环境

李贺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其与父亲关系冷淡,作为家庭核心人物,其母郑氏给予李贺无微不至的关怀,生活中不断袒护、溺爱他,这让李贺在家庭中养尊处优。束发前的李贺,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汲取诗歌创作的灵感,与外人几乎不接触,生活圈子单一。长时间处于这种家庭环境下,他对母亲产生了极度的依赖,没有了母亲的庇护,他便感觉手足无措,他甚至连自身生活都无法自理,尤其是对情绪的把控和感情的融合。在外界看来,李长吉是个情感淡漠、缺少亲和力、性格固执专断、意念偏执的人。据史书记载,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曾去拜访李贺,李贺却“揽刺而不答”,这足以证明李贺的低情商和性格的轻慢、偏激。

3、贵族意识

李贺的贵族意识来源于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然两人中间已相隔200多年,事实证明,这支疏远的血脉并未给诗人带来好处,即使“古壁生凝尘,羁魂梦中语”(《伤心行》),但丝毫不影响李贺逢人便告知自己贵族身世,即便众人已生反感厌恶,然长吉乐此不彼。诗人在很多作品里面以“王宗”、“皇孙”自喻,“蛾鬟醉眼拜诸宗,为谒皇孙请曹植。”(《许公子郑姬歌》)“皇孙”、“曹植”实借指长吉本人。诗人认为,能像他这样持有贵公子和诗人双重身份的唯有曹植了。足以可见其高傲、虚荣、势力的个性和人格缺陷。

4、自身缺陷

唐代诗人李商隐《李长吉小传》“长吉细瘦,通眉、巨鼻,长指爪。”奇丑无比的相貌让天性风流倜傥、个性炫耀矜伐的诗人非常苦闷。“巨鼻宜山褐,庞眉入苦吟。”(《巴童答》)中“苦”足以表现诗人内心的无奈和痛楚。此外,诗人体弱多病,未及成年,头发开始掉落泛白,病痛、药物成为诗歌创作之外生活的主要内容。年轻气盛、涉世未深的李贺,每日要承受病痛的折磨、众人的诽谤非议,而这些也造就了他多愁善感、敏感脆弱的一面,也成为影响李贺人格的正常发展的一大要素。

5、特殊经历

渴望走仕途之路,成就功名,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李贺顺利通过河南府试,然因其父“晋”与“进”同音犯讳,朝廷取消了其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直接扼杀了他的梦想,他含恨离京。尽管不久担任九品奉礼郎一职,但繁琐刻板的工作性质似乎与诗人的天性极为不符,《赠陈商》中可以看出作者生活的寒酸和失意。内心渴望独立高人一筹的李贺,他此时又是多么希望得到有识之士赏识提携,身体的每况日下,现实的矛盾冲突、无力回天的孤苦,让他开始沉思生命和死亡,并构造出一个光怪陆离、荒诞虚幻的冥幽世界。有人评价,这其实是“病态的天才幻想”。

二、天才诗人用生命进行文学创作,独吞人生苦果

李贺27岁英年早逝,但存诗200余首,15岁便享有盛名。如果说其他诗人用心创作,长吉则用生命创作。李商隐《李长吉小传》中曾谈到,李贺勤奋苦读,常背着破锦囊,伴有一书童,骑着瘦小的毛驴出游,偶有心得便书投囊中,回家后便写成完篇。连其母见了都发出“是儿要当呕出心”的感叹。

1、诗体:奇特、大胆、创新

李贺的诗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和乐府诗的影响,但不拘泥于此,他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比如,李诗的很多作品并没有采纳中唐最为盛行的诗体即七言律诗,他从选材、遣词造句、结构布局等方面斟酌部署,虽旧题但写新诗,其作品大量融入鬼怪神仙、奇险冷艳、阴阳交替,比如《李凭箜篌引》、《梦天》、《雁门太守行》等作品变体现了其诗体的奇特、大胆和创新。

2、想象:奇异、荒诞、怪僻

诗人的作品饱含浪漫主义色彩,他最擅长的是对直观的自然物质赋予丰富的主观感情,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矛盾,借助直觉和幻想,创造出光怪陆离的鬼神世界,让读者体会其想象物换星移、天马行空、时空交错。《苏小小墓》是诗人一首著名的鬼诗代表作,诗人借助歌妓苏小小之墓展开奇特联想,将写景、拟人有效融合,诗中将“幽兰露”、“茵”、“松”、“风”、“水”分别想象成苏小小的眼泪、席垫、伞盖、衣裳、玉佩,借助“冷”、“啼”、“幽”、“雨”等浓艳伤感的字眼,为读者塑造出一个冷艳美丽、若隐若现的女鬼形象。

3、内容:丰富、多样、广泛

纵观李贺诗歌内容,有的讽刺统治阶级荒淫腐朽,如《荣华乐》中的“鸢肩公子”、“气如虹霓,饮如建瓴”;感叹韶光已老、生命短暂,抒发怀才不遇、理想破灭、无力抗争的悲愤,如《出城》“卿卿忍相问,镜中双泪姿”;揭露百姓疾苦,如《老夫采玉歌》,淋漓尽致地将采玉工人艰辛的劳作和悲苦的命运刻画出来,可与杜甫《石壕吏》相媲美;抒写恋情、闺思、宫怨,如《大堤曲》、《江楼曲》等。对于只活27个春秋,涉世不深的诗人李贺而言,其诗内容涵盖面广泛,呈现出了丰富性、多样化的特点实属不易。

三、结束语

李贺一生短暂,然视诗歌创作为性命所系,毕生呕心沥血,以羸弱的身心塑造一座只属于自己的诗歌殿堂,自成一体、影响深远,李商隐、温庭筠等著名诗人也获益于李长吉。据悉,李贺与韩愈是在同一年抵达洛阳,当时韩愈已名满天下,一天李贺携带作品拜见韩愈,恰逢韩愈送客归来甚是疲惫,但当韩愈读到李贺的《雁门太守行》诗句时,已迫不及待要接见李贺,两人促膝而谈并成为莫逆之交。

这样一位天才诗人,却并没有得到造物者青睐。他27岁英年早逝,命运多舛、历经坎坷曲折;他自视“王子皇孙”,却受尽旁人非议诽谤;他拥有满腹经纶、才情横溢,却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只得九品奉礼郎一职,独自吞咽的是一枚人生苦果。

摘要：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曾出现许多怪诞之士,作为天才诗人与病态人格的结合体——唐代的李长吉,可谓是最特殊的代表人物。他27岁英年早逝,人生经历简单、思想单纯,相貌丑陋、性格怪异、体弱多病。他用生命进行创作,现存200多首诗,为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学瑰宝,然吞咽的却是一枚人生苦果。

关键词：李贺,天才,诗人,人格,病态,结合体,诗歌

参考文献

[1]耿甦.奇峭诡怪,奇思苦吟[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8(5):42-44.

文明的病态 篇9

这一持续不断的文明扩张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它有着怎样的内驱力并形成着怎样的机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在《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中提出的有关文明结构的分析框架或许有助于问题的解答。

根据这位美国史家的见解，文明社会存在着同构性的双重寄生：一重是发生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微生物对人的寄生，即所谓“微寄生”（microparasites）；一重是发生于社会内部的表现为劫掠、税收等剥夺行为的人类间的寄生，即所谓“巨寄生”（macroparasites）。文明的特质在于这双重寄生内部及其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来自双重寄生任何一方的变动都要求另一方的补偿性变动，借以减缓整体的震荡。如果变动突破了特定的临界点，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不过，一般而论，体现于族群或阶级妥协的人类理性，自然的有机调适能力，包括人体的自发免疫力，最终总会汇成某种合力指向修补和维持这种均衡，从而挽救文明社会于将倾。就本质而言，文明是一种双重意义的病态：在微寄生的层面，只有人口聚居的文明状态，才能改变传染病在游离零散的蛮荒群落中毁灭性的发病样式，为传染病与人类宿主间的自然调适能力，包括人的生物抗体反应能力的形成提供必要的社群条件，最终在避免二者两败俱伤的基础上稳定为地方病或儿童病这类“文明病”形态。巨寄生的情形与此平行，通过试错式博弈，剥夺者与生产者逐步建立起某种共生关系，容许生产者对剥夺产生抗体，这种抗体就是生产者奉献的剩余产品。抗体反应当然是一种代价，但社会据此摆脱了无常而致命的微寄生或巨寄生病变，因而堪为文明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恶之花”。

这一体现文明基本结构的双重寄生模式首先意味着，文明的源发地不可能是充当人类摇篮的非洲热带草原，而只能是走出摇篮后最先到达的地中海世界。热带草原繁复的微寄生关系使人类这一中等规模的生命存在无从挣脱生物层次上的制衡，从而足以将任何的文明演化冲动扼杀于无形。只是到了地中海世界，相对低度的微寄生水平才第一次为巨寄生关系的构建腾出了可能的空间。在这里，狩猎的人类终于面对猎物资源告罄的困局而不得不向生产者转化，生产者陷身其中的艰辛而庸常的生存状态与人类的狩猎天性如此冲突，以致生产者在防范动物掠食者对庄稼或畜群的侵害时，还必须防范人类掠食者的侵害性。战争作为生产活动的对立面，在生产活动压抑社会主体的狩猎天性时，通过将狩猎转化为同类间的劫掠，为少数军事精英的狩猎天性另辟了张扬的空间，从这个空间中逐步构造出巨寄生关系的原型——士对农的寄生，军事—政治集团对生产者的寄生，这种关系的制度性确认和提升，标志着国家与文明的产生。

相对于无序而平等的野蛮状态，文明代表着秩序下的剥夺。文明秩序一经确立，便同时打开了巨寄生膨胀的潘多拉之盒。承平日久下无节制的人口增长，文明的奢侈本性，军事官僚机器的自我扩张本能，以及服务性消费群体的成长，在在威胁着突破文明赖以维持的消费与生产之间的比例底线，一旦积重难返，则最终会在超出生产者承受极限的时间和地方导致社会均势系统的坍塌。与巨寄生周旋因而成为前资本主义或前消费时代诸文明的共同命运。从终极意义上，这种巨寄生危机终究是不可逆转的，每一特定的文明社会皆有其劫数(定数)。但在劫数耗尽之前，诉诸对外战争作为阶段性的危机化解之道通常总能赢得决策阶层的共识。因为，无论战争胜负，基于阵亡的人口折损总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是胜利的战争，还意味着疆域的扩张和为过剩人口开拓殖民空间。两者都有助于缓解巨寄生的结构性紧张。而如果战争发生于文明—野蛮之间，则文明病的存在几乎注定了这种战争的胜利结局。文明病为文明社会赋予一种无与伦比的生物武器，一旦突入无抗体的野蛮社会，很快恢复其被文明驯化前的狰狞面相，在短期内造成大量的伤亡。进而，当士兵的入侵与病原体的入侵接踵相继，巨寄生的蹂躏与微寄生的蹂躏如影相随，再强悍的野蛮社会也难逃崩溃的厄运。文明社会的推进不断地在外围产生半清空的地带，幸存者经常无力抵抗融入文明共同体的命运。文明世界借助微寄生与巨寄生的共谋关系完成对野蛮世界的征服。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与瘟疫的裙带关系并非只是修辞学意义上将战争比喻为瘟疫，而是战争的打击经常与瘟疫的肆虐并辔而行，并且掩盖瘟疫的后果。

典型的情形出现在西班牙的美洲征服中。西班牙在复国运动终于胜出之时发现，它在战时动员的庞大兵力到战后成了急需外引的巨寄生赘疣，这一发现成就了它对新大陆的征服，尽管事后证明这种征服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兵力。一五二○年以后，科特斯和皮萨罗分别凭借区区六百人甚至更少的兵力就征服了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这个历史个案曾令麦克尼尔备感困惑，并在解惑过程中将他引入别有洞天的疫病—社会史领域：导致印第安人惨败的主导性原因竟是西班牙人随身带去的天花，天花在旧大陆已稳定为文明病，但为新大陆首次接触。就在阿兹特克人初战告捷之时，天花在其首都墨西哥城的肆虐制造了万人空巷的“悲伤之夜”，科特斯得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后，立足墨西哥的天花势如山火，于一五二五年前后蔓至印加，染疴身亡者塞谷盈野，恰于此时闯入的皮萨罗根本不曾遭遇真正的军事抵抗。

毁灭性的后果还延伸到心理—文化领域。天花在加害对象上的明显的种族选择性，在印第安人的认知中，只能从超自然的角度加以解读。在西班牙人如有神助的进军面前，纷然倒下的不仅是染病的肉体，更是那些围绕古老印第安神的宗教、祭仪和道德生活方式。显然，胜利属于上帝的信仰者，以后更多文明病的造访，都在强化这一认知。土著的权威结构随同诸旧神的退位土崩瓦解了，对基督教的群体性皈依的时机成熟了。当失败被认为出自神意时，抵抗的理据何在？

文明以微寄生手段达到缓解巨寄生危机的结果，是文明的自我维护机制转化为自我扩张机制。不过，在文明征服野蛮的图式之旁，还并存着另一图式，即后发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征服，譬之如中东被希腊，希腊被罗马，乃至罗马被日耳曼的征服。这两种图式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或许麦克尼尔认为它们发生于不同的层面，一为文明与野蛮之间，一为文明内部，因而没有同时讨论的必要。但是，如果对两种图式的关系不加处理，文明扩张机制的阐述便是不完整的，因为，前身为野蛮社会的后发文明本来也可能被中心（先进）文明同化，从而消失自身的独特存在；只是由于地理的或生产方式的巨大区隔，它们才能够在经受文明病的洗礼之后，从半清空的命运中挣脱出来，成为异质于中心文明的边缘文明。它们而后对中心文明的征服不但标志着中心文明的业已衰败，而且为中心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成为中心文明进一步向外扩张的工具。

历史上，这些虽处边缘却能征服中心文明的后发文明多带有游牧或半游牧的性质。作为中心文明的他者，它们随时都在觊觎对方的财富，但由觊觎财富而实施征服且能征服成功，则通常只发生在中心文明穷途末路之时，因此这种征服不但带来政权上的改朝换代，往往也同时意味着文明转型的开始。在《全球通史》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将游牧民族的全球性入侵作为世界史分期的标志性事件，其深意即在于此：在中心文明因成熟而腐败，而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的时候，异质的游牧民族的入侵正是它的救赎。

游牧民族的入侵作为重大的巨寄生事件，通常都与重大的微寄生事件相关联，或者作为其前奏，或者作为其后果。而重大的微寄生事件在引发生理抗体的同时所引发的精神抗体，在参与构建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形成了双重寄生平衡的另一层内涵，其对文明史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单纯的巨寄生或微寄生事件。

大致从公元前一千年起，欧亚大陆经历了古代文明向古典文明的转型。各中心文明——五大古文明——不断外拓，突破了古代文明被汪洋般的野蛮世界所包围的孤岛状态，直至相互联结，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跨欧亚大陆的几乎不间断的文明地带。在文化上，到公元前六——三世纪，各中心文明几乎同时孕生出伟大的诗哲经典，和对宇宙人生问题的基本解释与态度，从而使此时代成为后世不断反观回望的所谓“轴心时代”。一般认为，文明史上的这第一次转型就是公元前一二○○——一一○○年间席卷诸中心文明的游牧民入侵的直接后果。它在微寄生上的后果还要再等一千余年才能显现出来，这是由当时极其落后的交通交流条件所决定的。公元前四世纪以降，伴随古典帝国——远东的秦—汉帝国，远西的希腊—罗马帝国，中亚的安息—贵霜帝国以及印度的孔雀帝国——在地域上打成一片，传染病也第一次进入了洲际规模的均质化过程。均质化的主要受害者当然是远离中东—印度疫病中心的欧洲和中国，尤其是西欧和华北。因此，当均质化最终于公元三世纪汇成疫病频发的危机景象时，这个所谓的“三世纪危机”在成为推倒罗马帝国这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推的同时，更成为压垮大汉雄厦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后，与病毒的入侵交互进行的游牧民的入侵在摧毁西罗马之余，又重创了东罗马；在摧毁西晋之余，又重创了东晋。旧的历史圆圈行将闭合，新的历史圆圈旋即开启：此后的欧洲是日耳曼与罗马基因重组、希伯来与希腊砥砺共生的新欧洲，此后的中国是胡汉混成、梵华同化的新中国。

与瘟疫伴生的不仅有征服/统治这类巨寄生形态，还有宗教这种巨寄生的规制者。身处文明世界疫病中心的印度—中东并非偶然地成为所有形式宗教的源发地。在这里，文明的巨寄生关系只能在本已相当严峻的微寄生关系之上加以形构，其方式不能仅限物质制度的层面，更根本的还应诉诸内在精神的强制，诉诸禁欲主义的道德律令，这种高强度的诉求只有高级宗教(形式宗教)才能满足。同时，这种宗教也不得不以彼岸拯救的承诺对充满病痛和死亡的无常人生进行抚慰，从而便利地充当乱世苟活者的精神鸦片。于是，在疫病由印入华，由中东而欧洲的传播中，宗教作为疫病的精神伴生物也采取了同样的传播路径。佛教在基督诞生不久传入中土，其在中国的官方统治地位从三世纪延续到九世纪，此间也正好是基督教在欧洲一教独尊的时期。随后，当外来疫病终于稳定为本土形态，八四五年后佛教的官方地位被复兴的孔教所取代，尽管这时的孔教已是“儒释道”三教合流后的孔教。外来疫病在生理的中国引发抗体的同时，也在精神的中国引发抗体，这种抗体最后落实为植入孔教中的佛教理念。而在欧洲，八○○年的查理曼大帝也昙花一现地复兴了罗马的多神教作为宫廷宗教，从而以极端的方式凸显了基督教作为欧洲文化抗体的性质。

基督教自出现在欧洲之日起，便面对着如何协调其外来的希伯来信仰主义与本土的希腊理性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的历史性挑战。如果说三至九世纪的外来疫病引发了对与之俱来的希伯来信仰主义的无条件拥抱，那么查理曼之后伴随疫病本土化的文化本土化回归则阶段性地落实为经院哲学的出现。经院哲学是基督教在西欧中世纪的主导形态，正是在这一形态下，基督教对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完成了全方位的规制与整合。经院哲学将希伯来信仰主义纳入希腊理性视野，以形式逻辑论证启示的确当性，这套生硬的拼接术从学理的意义上既是对信仰主义的悖离和阉割，又是对理性传统的奴化和窒息，因此仍是一种内在紧张有待于进一步消解或超越的非稳定态，而在最终消解之前则是两极摇摆：或者以理性反叛和颠覆信仰，或者以信仰扼杀理性。疫病史与这种摇摆的关系在于，一旦有新的全欧性的疫情出现，它将再度为原教旨的希伯来信仰主义招魂，从而终结经院哲学脆弱的平衡。这样的转机仍是由游牧民的入侵带来的。

十三世纪的蒙古骑兵在冷兵器时代行将落幕之际回光返照般地在亚欧大陆上拼凑出一个空前的帝国。往返络绎的信使、商队和军队，在将帝国有效联结的同时，也将鼠疫杆菌从它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源发地，扩散至帝国内外，一三四六年以后致命地蹂躏了欧洲的以“黑死病”谓之的鼠疫，就是它的后果之一。黑死病肆虐之际，一个人在二十四小时内走完从染病到死亡的全部过程，而无论他对上帝虔诚与否。人们又一次从理性的自恃与傲慢中被推回到存在的深渊里哭泣祷告。与此相因应的，只能是为乖戾无常的不可理喻的灾难留有余地的世界观：各种宿命论色彩的异教哲学的复兴，神秘主义的泛滥，都指向唯信仰论的诉求；经院哲学自身也并非偶然地为与神交往的个性体验出让空间，作为对一三四六年以后公开而广泛的反教权运动的回应与妥协。进而，当体制化的经院哲学不再有妥协与回旋的空间时，“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应运而生了，中世纪的铁幕被撕开了一个醒目的缺口。

张爱玲作品中女性的病态现象分析 篇10

一、女性的病态现象之悲——自我的丧失

西蒙 · 波伏娃认为,女性并不是生就的,而是逐渐形成的。女性是在长期的外在力量压制下,逐渐成为第二性的人、 丧失自我的人。这种外在的力量是文化、道德、传统习俗等等。而这种自我的丧失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表现为三个方面 : 对于自身的无知、对于自我的蔑视,对于同性的排斥。首先, 女性对于自我的无知而导致她们的自我丧志。在传统的社会道德和社会习俗中,男性是无可争议的主导者,而女性则被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成为了社会的边缘人,她们生活在以男权至上的环境中,早已没有了自我的存在。她们的身体包括她们的思想都被一种看不见的思想文化所控制着,早已到了迷失自身的程度。例如《沉香屑》中的愫细,因被剥夺了教育的权利,而对于人性极端地无知,间接地杀害了深爱自己的罗杰。其次,女性的自我蔑视而导致的自我丧失。因为自身的无知,所以女性就缺少了自尊和自爱,她们以服从男人的意志为活着的标志,没有了自己的权利和需求,以满足男人的需要为生存的意义,没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例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就是自我蔑视的典型。她嫁给振宝,就是振宝的附属,凡是都要过问振宝的意见后才敢去做,仿佛没有了自我决断和思考的能力。最后,对于同性的排斥而导致的自我丧失。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本来就举步维艰,再加上缺乏自我和自尊的女性之间的互相倾轧,就更使得女性的生存雪上加霜,令人窒息。如《金锁记》 中的曹七巧,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少爷,由于出身不好,不仅仅妯娌,就连女仆都瞧不起她,排挤她,言语举动中充满了轻视和不屑。

二、女性病态现象之痛——角色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