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教育政策特点

教师教育政策特点（精选12篇）

教师教育政策特点 篇1

从20世纪末到进入21世纪, 我国日益重视教师教育的发展, 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教师教育的政策。教师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振兴教育, 师资先行。教师教育政策是根据教师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需要制定的, 同时它又对教师教育起着导向作用。分析新时期我国教师教育政策的特点, 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我国教师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重视教师质量的提升

20世纪90年代以前, 我国教师教育政策在教师质量方面提得最多的就是“合格”“稳定”。进入新时期, 教师质量的提升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2003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十五”计划》明确提出教师的“专业化”, 2007年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高素质、新型”的教师, 甚至将教师提高到了“全民教育家”的高度。随着党的十七大“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战略部署的提出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的出台, 教师教育质量的提升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12年9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推进我国教师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全面提高教师教育质量, 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2013年8月《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颁布, 并于今年在全国推行。它要求提高申请人学历, 要求必须是“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师范生和非师范生实行同一标准的全国统一考试, 它通过提高教师职业的准入门槛, 保障了未来教师队伍的质量。

通过对新时期我国已出台的教师教育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 发现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对提升教师质量的重视, 表明了国家对高质量教师的渴求。

二关注教师教育一体化

终身教育的理念反映在教师教育领域主要表现为教师教育的一体化。新时期我国教师教育一体化的特点, 在政策文本中也有体现。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 《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促进了职前职后相互贯通的教师教育一体化的形成。1999年, 国务院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教师的继续教育制度, 将教师职前与职后的培训相互贯通;2002年发布的《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第一次对“教师教育”做了完整的阐释, 认为“教师教育是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 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对教师的职前培养、入职培养和在职培训的统称。”此后, 教师教育取代了师范教育, 教师的职前培养、入职培养以及在职培训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一体化趋势也愈加增强。之后的教师教育政策文本中, 更是频繁地出现“建立教师教育的新体系”, 推进“教师职前培养、职后培训一体化”等表述, 这些变化都不约而同地体现了新时期我国教师教育政策越来越关注教师教育一体化。

新时期我国出台的教师教育政策, 促使各个教育机构更加关注教师职前职后教育的连贯性与衔接性, 教师教育的一体化趋势增强。

三鼓励多元化、开放化发展

教师教育一体化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教师教育的多元化与开放化。1996年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之后, 我国综合各国成功的经验, 开始探索教师教育综合化发展道路, 以期建立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

1999年3月, 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从现在起, 我国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 其他高等学校积极参与的师范生培养机制, 实现教育资源重组。同年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也明确提出鼓励综合性高校和非师范类高校参与教师教育工作。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以有条件的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为依托建设一批开放式教师教育网络学院, 推进师范教育结构调整, 逐步实现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的过渡, 完善以现有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共同参与、培养培训相衔接的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2005年发布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关于实施教师网联计划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师教育工作的意见 (试行) 的通知》提出:“加强和改进教师教育工作, 是构建我国灵活开放的教师终身教育体系的需要”。这些政策相继构成了我国多元化、开放化教师教育政策体系的合法基础, 体现了新时期我国教师教育政策鼓励多元化、开放化发展的特点。

毋庸置疑, 由综合性大学、非师范类院校等参与到教师的培养培训中来, 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利用, 有助于促进教师教育的多元化、开放化发展。

四注重标准化的导向

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需要一个建立在标准化导向上的教师教育管理体制, 有利于教师教育的健康发展。所谓标准导向的教师教育管理就是在学校拥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的基础上, 国家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各类标准, 来引导、监督和保障教师教育质量的一种管理方法。

我国于2011年发布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试行) 》, 其目的就在于确保教师教育培养的质量, 从而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教师队伍。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国教师专业, 我国又于2012年研究制定了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教师的专业标准, 随后又分别制定、发布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专业标准以及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 同年发布了《教师专业标准》。以上政策的发布表明了新时期我国认识到构建教师专业标准体系系统性的重要性, 意识到了只有坚持标准化导向才能够确保教师教育的系统性。国务院2000年9月出台了《〈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 规定从教者必须依法取得教师资格证。2013年8月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要求师范生和非师范生实行同一标准的全国统一考试。

注重标准化导向成为了新时期我国教师教育政策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点, 它对于教师教育的正确、有效管理和教师质量的保证以及多元、开放体系下教师教育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五坚持公平的导向

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 该决定首次提出“以提升全体教师为目标进行教师教育”的要求, 这一要求清晰地体现了新时期教师教育政策坚持公平导向的特点。

进入21世纪, 我国更加重视教师教育政策公平性的实现, 加强了对农村及西部地区教师教育的关注。2000年《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方案 (1999~2002年) 》及其实施意见的通知中, 特别强调“要加强农村、少数民族和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培训”;2003年《关于实施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的指导意见》提出教师网联计划实施分“三步走”, 其中第一阶段要重点面向农村,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2004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关于广播电视大学进一步面向农村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 “电大远程教师教育的重点是面向农村边远地区中小学教师实施本、专科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国家将制定教师教育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平衡城市与乡村、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差异, 以实现教师教育的均衡化发展, 保证了教师教育的公平。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的教育政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新时期我国已经明确坚持以教育公平为导向, 促进教师教育领域内公平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1998年~2002年) [M].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3

[2]黎婉勤.三十多年来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基于政策文本的视角[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15 (2)

[3]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2003~2008) [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0

教师教育政策特点 篇2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央行运用资产负债表扩张政策在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从资产购入目标对主要经济体央行资产扩张政策实施进行梳理，总结其特点。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资产扩张政策 主要经济体央行

一、央行资产扩张政策的目标

央行资产扩张具有重要的货币和金融影响。基于此，按照央行实施资产扩张政策提出一个框架。该框架假设所有场景在金融危机期间，央行采取资产扩张措施以维护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目标。宏观经济问题为央行政策目标利率下调至接近零水平的状况，央行运用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应对危机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金融稳定问题包括全面信贷紧缩与多种资产价格下跌(在宏观层面上而不是单个行业的繁荣)造成的风险，或者金融行业资产负债表的不安全因素以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个别资产价格下跌造成的.风险。

二、主要经济体资产扩张政策实施

(一)以维护金融稳定为目标

(1)美联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联储首先采取利率手段应对危机，从9月到4月连续7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从209月开始，美联储借助扩张资产负债表的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措施应对危机，初期的资金运用方向主要是补充货币市场流动性不足。年9月-12月的4个月中，美联储的资产规模就增加了1.36万亿美元，其中短期拍卖信贷(TAC)增加3002.19亿美元，贷款增加1748.72亿美元，持有商业票据融资便利组合(CPFF)净资产增加3048.55亿美元，持有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资产净值增加739.25亿美元。另一个重要的资金运用方向是救助陷于危机的金融机构，为此美联储专门成立了名为Maiden Lane 的投资机构，分期向贝尔斯登、AIG等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注资，2008年底3个投资项目资产净值为739.25亿美元。

(2)欧元区中央银行。从208月开始，欧元区中央银行开始运用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大规模向银行提供流动性和融资便利，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短缺。2008年10月，欧洲中央银行实施以固定利率完全满足市场竞拍流动性需求的计划，当月资产规模激增5128.99亿欧元，其中“与货币政策操作有关的对欧元区信贷机构的欧元贷款”增加3522.82亿欧元，“对欧元区的外币债权”增加1026.75亿欧元。

(3)日本银行。日本银行通过运用资产购买计划、增长支持基金工具和援助灾区金融机构贷款等创新工具并增加资产规模，以加大对环境能源等高增长行业的支持，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1月，日本银行实施购买商业票据的计划，购买有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2月实施购买公司债券的计划，以改善日本公司的融资状况。10月，日本银行重新启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宣布规模为30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购买计划。此后，日本银行多次宣布扩大资产购买规模，每次金额为5万亿到10万亿日元。底，日本银行持有贷款30.68万亿日元，比危机前增加12.15万亿日元;持有商业票据2.05万亿日元，持有企业债券2.92万亿日元。这些创新工具的使用为震后日本产业链的恢复提供了充沛的资金，在刺激经济增长、稳固复苏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以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

(1)美联储。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后期的资金运用方向主要是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向金融市场提供美元流动性的同时，也支持财政政策的扩张和房地产市场复苏。美联储分别在2008年11月、月、209月宣布了QE1、QE2和QE3，导致美联储证券资产大幅增加。-年美联储分别增持国债3006.66亿美元、2395亿美元和6559.9亿美元，2012年底持有国债达到1.66万亿美元。2009-2012年美联储分别增持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9082.57亿美元、838.84亿美元、-1548.46亿美元和892.63亿美元。

(2)欧元区中央银行。20底欧债危机爆发，欧元区中央银行加大了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力度，资金运用方向主要是长期资金市场。一是8月重启“证券市场计划”(SMP)，从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二是实施了两轮总额超过1万亿欧元的3年期再融资操作(LTRO)。

(3)日本银行。日本银行的资金运用是以债券市场为主，以补充货币市场流动性为铺。年下半年，金融危机波及日本，日本政府债券市场出现动荡，日本银行开始大量增购政府债券。2011-2012年间，日本银行5次扩大政府债券的购买规模，使得日本政府债券在2年间的增幅高达62.17%，大大扩大了资产规模。鉴于此效果显著，4月4日，黑田东彦在出任日本银行新任行长后，推出了“量化和质化的货币宽松政策”，加大长期政府债券的购买力度，将其平均剩余期限延长一倍以上，预期将会为日本银行的资产规模的扩大增速。

三、主要经济体资产扩张政策实施特点

总结前述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实践，有以下特点：

一是通过创立购买一定种类金融资产的机制，以中央银行信用对此类资产的质量予以保证。例如美联储扩大贴现窗口抵押品范围，对公司债、市政债、各类私人货币市场工具、中长期信贷资产、MBS、ABS 等资产的购买机制的建立，使得中央银行信用能直接扩展到金融市场，从而稳定此类资产的价格。

教师教育政策特点 篇3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教师政策发展呈现出政策变迁由调整恢复向全面深化逐步转变、政策取向从独立单一到综合灵活日趋完善、政策对象由隐性到显性渐渐凸显的特点。但是尚存在政策制定向乡村教师倾斜缓慢且实施操作泛而不精、政策措施缺乏延续性且顾此失彼未能整体推进、政策缺少追踪评估不利于适时调整等问题。现阶段，乡村教师政策处于重要调整转折期，要加大乡村教师政策倾斜力度，确保实施操作更为精准；保证乡村教师政策延续性，协同各项政策整体推进；完善政策追踪评估机制，促进政策适时改进；探索基于大数据的乡村教师政策决策支持等，引导和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推动乡村教育事业发展。

乡村教育 乡村教师 教师政策

发展乡村教育，教师是关键，政策是保障。乡村教师政策直接影响着乡村教师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关系着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推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和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

乡村是表述我国行政区域的基本概念，正确理解其内涵和外延，有助于精准定位政策对象、科学把握政策文本信息、明晰政策落实的方向和脉络。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不论是国家政策文本还是实际统计应用，对乡村概念的界定和使用都存在混淆，未达成统一。为了较全面地把握乡村教师政策的历史脉络，本文界定的“乡村”教师政策范围较为宽泛，既包含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农村”教师相关政策，也包括不同历史阶段与教师相关的重要教育政策文本。

一、乡村教师政策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1.政策变迁由调整恢复向全面深化逐步转变

政策环境变化是政策行动产生的根源，会影响和传输给整个政策系统。乡村教师政策的发展演变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环境阶段的影响。1978年至今，中小学乡村教师政策由最初的调整恢复逐步转变为现阶段的全面深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发展迈入新阶段，国家颁布《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1978）等文件，开始对整个教师教育及教师队伍的恢复和管理进行紧急恢复和调整。到80年代，伴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也紧随其后，该时期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4）等，较为侧重教师基本政策体系的建立。21世纪初，遵循以人为本、教育公平的理念，各级部门关于农村教育和农村教师的政策快速发展，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2003）。现阶段，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乡村教师政策也随之不断深化，政策聚焦更为全面具体，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2015）。

2.政策取向从独立单一到综合灵活日趋完善

与政策变迁阶段相对应，乡村教师政策整体取向表现为从独立单一向综合灵活日趋完善。自1978年始，每个阶段的乡村教师政策基本都有各自单一侧重点，从追求教师队伍稳定、学历合格发展到强调教师专业发展和提高教师素质。1981年，国家颁布《关于调整中小学教职工工资中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处理意见》等文件，通过提高工资待遇等，补充教师数量，努力维持教师队伍稳定。1999年，以《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为标志，教师政策关注重点转变为推进继续教育，保证教师学历合格。2000年出台的《<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以及随后颁布的《关于首次认定教师资格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引导教师资格认定，实施教师聘任制，将政策推向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轨道。2006年至今，在极为强调教师质量提升的同时，乡村教师政策也更为注意进行全方位、宽领域的改革调整，采取城乡师资交流、扩大补充渠道、开展培养培训等措施，全面提高师资质量，如《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2006）、《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2010）等。

3.政策对象由隐性到显性渐渐凸显

纵观整个政策发展历程，乡村教师作为独立群体专门成为政策对象，经历了由“隐性”（隐含于农村教育、教师政策之中）到“显性”（专门制定乡村教师政策）的漫长过程，反映了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日益关注以及乡村教师地位的逐步提高。1994年国家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专门的、针对全体教师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20世纪初，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城乡教师的差别化对待渐渐显现，如2001年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规定小学阶段教职工与学生比分别为：城市1∶19、县镇1∶21、农村1∶23。近十年，专门针对乡村教师的政策大量涌现，且分类多、覆盖面广，受关注度持续升温。政策不仅涉及源头培养、就业引导、交流支援三个师资补充环节，覆盖职前准入、职中培训、职后管理三层教师质量提升，还从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统一城乡编制、职称评聘倾斜等多角度、多措并举努力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二、乡村教师政策发展存在的问题

1.政策制定向乡村教师倾斜缓慢且实施操作泛而不精

首先，“乡村”和“农村”概念使用模糊不清，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执行。目前我国政策文本对城乡界定未能达成统一，如《中国统计年鉴》（1999）有9个部分43张表格涉及城乡内容，但其划分口径几乎各不相同，[1]因此，大多数教师政策文本中都不会涉及对乡村范围的准确定义，并由此影响了对乡村教师政策的准确解读和有效执行。此外，文革后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教师政策主要是宏观方面的，关注整个教师队伍的恢复与建设，在较长时间内我国并没有专门制定乡村教师类政策。20世纪初，乡村教师问题才日益受到重视，最具代表性的要属2006年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的出台，但此时政策文本还是使用“农村教师”一词。一直到2010年后，伴随“乡村教师”的明文使用，我国乡村教师政策对象才更加聚焦，如《关于落实2013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

其次，政策文本制定模糊不清，实施操作泛而不精。伴随2015年“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政策的出台，乡村教师看似迎来了春天，但是实际上政策内容在操作层面普遍泛而不精，大条框有，细则的制定落实要靠“地方”。这种决策模式是符合我国地域辽阔、区域之间差别大的实际国情的，即党和国家层面制定全国统一的、宏观性的政策，侧重把握“方向性”，而实施操作细节则交给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规定。在实际中，受各地实际情况和政策执行者素质等多方面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定政策实施细则时，往往对政策执行环境中的各种因素考虑不全，未能充分评估政策实施环境、不利因素，预测实施效果等，导致政策实施走样。例如城乡交流政策在操作中就出现选派教师数量有限，难以辐射农村学校；师资水平差，个别学校将之作为贬抑教师手段；宣传不到位，被选派教师缺失动力等问题。[2]

2.政策措施缺乏延续性且顾此失彼未能整体推进

首先，政策缺乏系统性、延续性和科学性。纵观中小学乡村教师政策，各阶段政策杂乱繁多，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体系，多是从一时需要出发。同时，由于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政绩、官员不定期调整等原因，乡村教师政策的延续性、科学性问题也相对突出。经验型政策制定造成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前后雷同”“不定期间断”“自动消失”等问题。以“前后雷同”为例，仅在1981、1983、1986年短短5年间，就下发了三个重复性很强的《关于加强在职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3]

其次，同一时期各类乡村教师政策有时顾此失彼，不能整体推进。教师政策受到政治、经济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每个历史阶段政策取向各有侧重点，这一定程度上符合新事物由无到有逐渐发展的规律，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各阶段政策间的断层。如20世纪80年代侧重补充教师数量，90年代主攻教师学历合格，进入21世纪更为强调提升教师质量。现阶段虽然强调从“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全方位打造优质乡村教师队伍，但教师政策以促进教师“下得去”和“教得好”为重点，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特岗计划”和“国培计划”，而对涉利多、操作难的“留得住”环节关注较少。

3.政策缺少追踪评估不利于适时调整

政策评估起步晚、发展不完善，尤其缺少第三方机构的客观追踪评估，造成政策问题频发，政策理想与现实激烈冲突，严重阻碍了政策的适时调整。我国政策评估起步较晚，自20世纪70年代才从西方“引入”，目前存在评估主体单一、评估领域较局限、评估程序有待完善、评估方法不标准、评估结果应用范围也较为狭窄等多方面问题。[4]在实际中，因缺乏全面客观科学的政策评估而导致的政策问题状况百出，有的问题显而易见，如免费师范生政策，而有的问题则有待进一步论证，如国培计划的培训质量问题等等。在现行以政府评估为主导、第三方追踪评估缺乏的背景下，政策执行与政策结果反馈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等，不利于政策及时调整和改进，也无法适应教育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三、乡村教师政策发展的建议

1.加大乡村教师政策倾斜力度，确保实施操作更为精准

加大对乡村教师政策的倾斜力度，进一步明确权责、细化分工，确保实施操作有效可行，协同推进乡村教师政策的贯彻落实。考虑到我国地区、城乡、省际之间乡村教师队伍情况大不相同，国家政策难以制定统一具体规定，建议国家层面一方面以把握政策整体方向为主，密切关注政策实施动态，及时制定并适时调整政策方向，为地方政府落实乡村教师政策提供航标并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国家层面需要大力完善政策实施监管与问责制度，以督导地方制定并落实细则，从而有力确保乡村教师政策实施操作的执行力度。地方政府作为政策实施操作的主体，在中央指导、督查之下，总结以往乡村教师政策经验和问题，借鉴其他地方典型经验，克服敷衍制定政策的弊端。以“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为抓手，制定具有针对性、操作性、可行性的地方配套政策，在新时期着力从生活待遇、城乡编制、职称评聘等方面向乡村教师予以倾斜，进一步稳定优质乡村教师队伍。

2.保证乡村教师政策延续性，协同各项政策整体推进

为了保证乡村教师队伍的持续稳定建设与发展，政策作为改革发展的导向，应在非重复的基础上保持一定延续性，并在新时期改革过程中综合乡村教师各项政策整体推进，切忌政策间的断层。我国乡村教师政策从散落于教育类、教师类大政策到发展成为专门政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虽取得一定进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以往“单条腿”走路的政策方式，某种程度上已经不能有效缩小城乡师资差异，需要“多方齐抓共管”，才能促使乡村教师的贯彻落实更加全面、有效。例如，要从“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三个方面共同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拓展教师补充渠道、完善教师培训、提高教师待遇、提升教师地位，努力形成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为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强的师资保障。

3.完善政策追踪评估机制，促进政策适时调整

政策评估是乡村教师政策发展完善的必要环节，是及时、有效促进政策调整改进的关键。第一，推动评估主体多样化。突破以往政府内部政策评估的自闭性和非正式性，增加第三方机构等进行专业、科学的外部政策评估，促进政策评估主体的多样化，集思广益为政策调整改进建言献策。第二，探索评估方法多元化。我国可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政策评估方法，既重视事实描述又重视价值评估，关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研究并举，做到准确、规范，有效收集基层政策实施第一手资料，为改进政策提供可靠依据。第三，注重评估对象广泛性。以评估政策影响为主，辅以对政策产出的评估，特别关注乡村教师个体、团体等不同对象在该政策制定、执行中的“声音”，以及这些观点看法对政策实施产生的影响，使政策改进更“接地气”。第四，确保评估过程全面性。从乡村教师相关政策颁布之初即开始进行研究跟进，对政策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长期追踪评估，改变以往评估只做事后评估的弊端，提高评估过程的规范性、合理性、全面性。

4.探索基于大数据的乡村教师政策决策支持

大数据时代，应将基于大数据的预测、分析逐步融入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管理和决策中。经过多年的试点监测，我国已于2015年正式建立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制度，从而为基于大数据的乡村教师政策决策支持提供了有力支撑。应积极开展研究，努力探索和充分利用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技术、数据和结果，为乡村教师政策规划、制定和评估，提供专业、科学、有效的依据，完善政策环节，提升政策水平和能力。

参考文献

[1] 刘冠生.城市、城镇、农村、乡村概念的理解与使用问题[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2] 曹如军，叶泽滨.我国新时期的农村教师政策评析[J].教学与管理，2007（19）.

[3] 毛永正，王丽红.我国教师教育政策法规建设的反思与前瞻[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8（4）.

教师教育政策特点 篇4

一、美国双语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美国移民数量持续攀升, 少数民族学生的规模迅速扩大, 母语为非英语的ELL学生数量也随之增加。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中在家使用非英语的人数比例也不断增加, 如1980年5~17岁在校生中在家使用非英语的人数比例仅为10%, 到2009年增至21%, 其人数已达到1, 120万。其中, 还有大量的学生在说英语方面存在困难。1980年全国在家使用非英语, 且在说英语方面存在困难的学生数达194万, 到2009年这类学生人数增至270万。[3]

为了帮助ELL学生学习英语, 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许多州就开始对ELL学生实施双语教育, 但由于受语言的限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这些ELL学生不仅在学业成绩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生, 而且其辍学率也明显高于其他学生。如2007年, ELL学生在全国教育进步评估8年级阅读测试的平均成绩比其他学生低42分。而且ELL学生辍学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如1976年, 14~25岁的高中生中, ELL学生辍学率高达40%, 而母语为英语的学生辍学率仅为10%。其中, 说西班牙语的拉美裔学生辍学率比其他少数民族学生高约45%。[4]到2001年, ELL学生的辍学率仍比其他学生高15%~20%。不仅如此, ELL学生的高中毕业率也远远低于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到2005年, 母语为非英语学生高中毕业率仅为10%, 而母语为英语学生的毕业率是前者的3倍, 达到31%。[5]如何缩小ELL学生与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在学业成绩和英语水平上的差距, 成为美国双语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二、美国双语教育的相关法规政策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移民子女在学习上消除语言障碍,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就开始介入双语教育, 并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来引导各州和学区开展双语教育活动。总的来看, 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蓬勃发展时期、衰落时期和短暂的“春天”时期。

(一) 蓬勃发展时期

20世纪60年代, 由于受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 美国全国上下开始关注贫困和平等问题, 而政府也期望将教育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1968年, 联邦政府颁布了《双语教育法》 (Bilingual Education Act) , 亦即1968年《初等与中等教育法》修正案第七条, 旨在鼓励地方开展各种创新性的双语教育计划。由于当时约翰逊总统将该法案作为“反贫困战争” (War on Poverty) 的一部分, 所以该法案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就读于少数民族学生非常聚集的学校, 且其家庭年收入少于3, 000美元的少数民族学生。[6]根据规定, 联邦政府将直接为地方教育当局提供竞争性拨款, 帮助它们制定和实施双语教育计划, 以满足大量“说英语能力有限” (limited English speaking ability, LESA) (1) 学生的特殊教育需求, 从而让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母语的同时, 也培养英语能力。该法案除了资助一些基本的双语教育计划以外, 还为双语教育科研项目、教材的开发和发放、所需的教学资源、教师职前和在职培训、针对双语计划的学生家长所开设的成人教育等提供经费拨款。在《双语教育法》颁布不久, 马萨诸塞州、加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等先后制定了各州的双语教育法。这是联邦政府为解决少数民族学生语言教育问题首次做出的重大努力。[7]然而, 该法案仍是一项基于自愿原则的补偿性政策, 并非是一项具有强制性的语言教育政策。而且, 该法案对于母语教育的作用并没有明确提及, 对于双语教育的概念及其类型也未有明确界定和描述, 这导致双语教育计划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呈现模糊状态, 缺乏系统性。由此, 在该政策实施5年后, 对于成功的双语计划包括哪些要素及其在帮助学校中少数民族语言儿童克服障碍过程上取得了哪些进步等, 都成了未知问题。

随后, 原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下设的民权办公室于1970年又发表了备忘录 (Memorandum) , 明确指出凡少数民族学生超过5%的学区都有义务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生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 并规定学区必须采取措施来弥补学生语言方面的缺陷, 从而避免那些不会说和不懂英语的少数民族学生无法有效地参与教育计划。[8]但是, 该备忘录并没有规定学区必须采取哪些干预措施或计划类型, 也没有强制要求学区对这类学生采取母语教育。1974年, 联邦最高法院在“劳诉尼古拉斯” (Lau v.Nichols) 一案中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以1964年的《民权法》为依据, 判定旧金山教育机构没有为母语非英语的中国学生提供适宜的教育是违法的, 从而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获得联邦政府拨款的学区有义务为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提供语言方面的支持, 尽管这时仍没有明确要求学区必须提供双语教育计划。但随后颁布的《平等教育机会法》则有效地将“劳诉尼古拉斯”一案的判决扩展到所有学区, 从法律上要求所有学区必须基于教育平等原则为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提供语言帮助, 而不再仅局限于获得联邦政府拨款的那些机构。为了确保学区遵循该案判决的标准, 为ELL学生提供适宜的教学方式, 1975年, 民权办公室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指导原则, 亦被称为“劳治疗方案” (Lau Remedies) 。该方案明确要求把双语教育作为满足英语水平有限学生需要的主要手段。根据规定, 凡是学区中有超过20名学生使用同一种非英语语言, 学区都应该为他们提供双语教育, 尽管参与双语教育的学生并非都是ELL学生。该方案虽然强调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ESL) 计划是双语教育中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是也指出ESL没有考虑学生的认知和情感发展, [9]因此建议学区根据需要采取多种方法, 不再将ESL作为少数民族语言学生的唯一教学方法。[10]这是联邦政府首次支持保留学生非英语语言技能的双语计划。

1974年, 国会还对《双语教育法》进行了重新修订,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扩大了对象范围, 规定双语计划不再只局限于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而是针对说英语能力有限 (Limited English Speaking Ability, LESA) (1) 的学生;其二, 肯定了少数民族学生母语及其文化在帮助学生过渡到全英文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根据规定, 获得联邦拨款的双语计划要能让LESA学生获得英语能力, [11]并在必要的时候为这些儿童提供母语教育及其文化教育, 让他们在教育中有效地取得进步。[12]这是联邦政府首次明确提出双语教育的目标;其三, 为一些相关的新计划提供资助, 如为学校提供区域性咨询和培训等支持性计划;为培训双语教师设立研究生奖学金计划等。在该修正案中, 联邦政府不仅强调双语计划的开发, 而且还重视培养和发展学区自身能力建设, 鼓励学区拓展双语计划课程、师资和科研, 其旨在让学区可以在没有联邦拨款的情况下也继续开展这些双语计划。[13]新修正案尽管认可母语及其文化在双语教育中的作用, 但其目标仍然是让LESA学生尽快有效地过渡到全英文的主流课堂, 并为“过渡性双语计划”提供资助, 并非是为了保留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然而, 学校应该对ELL学生开展多久的母语教育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有些人认为在英语学习之前, 通过母语来培养学生的口语和阅读技能很重要;有些人则认为, 应尽早让少数民族儿童学会英语, 让他们融入到主流文化中, 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教育机会均等。[14]

1978年, 国会又对《双语教育法》进行了重新修订。新法案对双语教育的对象进行了重新界定, 原来的“说英语能力有限”由“英语水平有限”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t, LEP) (2) 所取代, 将那些因英语听、说、读、写方面遇到困难而无法在英语教学课堂上开展有效学习的学生都纳入进来, 而不再局限于那些不会说英语的学生。此外, 该法案还将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人也纳入其中。该法案进一步肯定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作用, 指出“母语教育不仅是为了让英语能力有限的学生了解自己的文化, 而且还能让美国社会的其他儿童了解这些文化”, [15]同时还取消了禁止让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学习外语的规定, 从而解除了“双向沉浸式计划” (dual-immersion programs) 的禁令, 允许一定数量 (不超过40%) 母语为英语的学生自愿参与双语计划, 让他们了解少数民族儿童的文化传统。该法案旨在帮助LEP学生提高英语技能, 而不是以向母语为英语学生传授外语为目的。[16]同时, 新法案还赋予家长们更多的权利, 让他们监督双语计划的效率, 从而使双语计划更能满足社区要求。此外, 新法案也强调学区自身能力建设, 规定申请拨款的机构或学区必须说明当联邦资助拨款停止后, 将如何继续维持其双语计划。新法案通过限制联邦政府为学区提供拨款的年限, 从而让地方能够自主管理LEP学生的教育事务。

这一时期, 美国联邦政府不仅通过立法政策来推动双语教育的发展, 而且随着双语教育的对象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 联邦政府还增加了对双语教育的资助。如从1969年到1978年, 联邦政府拨款由750万增长到1.38亿美元, 参与双语计划的学生人数也由1969年近2.7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近30万人。[17]而且, 双语教育政策性质也逐渐由自愿选择型向强制型政策发生转变, 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及其文化也开始受到联邦政府的重视。然而, “过渡性双语计划”模式仍是联邦政府主要资助的对象。而双语教育计划的有效性问题则成为这一时期备受争议的问题。如1978年, 美国应用研究院 (1) 对双语计划进展的评估报告认为, 双语教育对学生的数学和阅读成绩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但1977年弗吉尼亚州的应用语言中心 (2) 的评估报告结果则认为, 双语教育不仅有助于提高阅读和数学成绩, 而且还有利于降低这些儿童的缺勤率。由于双语计划的评估设计和结论差异, 导致了双语教育的有效性成为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

(二) 衰落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 美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 政治势力逐渐转向保守派, 而且移民人数急剧攀升, “熔炉理论”和“唯英语运动”再掀高潮, 这导致反对双语教育的声音愈演愈烈。新上台代表保守派的里根政府不仅以反对“大政府”的名义取消了“劳诉尼古拉斯”案的法律地位, 从而将更多的教育权力下放给地方, 而且里根总统还明确指出, “双语教育计划是完全错误的, 违背了美国人的理念, 如今双语教育公开努力地保护少数民族的母语, 永远不能帮助他们掌握英语, 让他们毕业后无法入职和开展工作”。[18]1984年, 国会在《双语教育法》新修正案中重新阐明了双语教育的目标, 即是帮助所有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获得英语能力, 从而达到升级和毕业的标准。而且, 该修正案明确规定, 必须至少将75%的经费用于“过渡性双语教育计划”, [19]同时还赋予州和学区更多的自由, 将拨款经费中4% (如果某年拨款经费超过1.4亿美元, 这一比例可以增至10%) 用于资助那些现实条件不允许或师资不足的学区, 帮助它们开展“特殊替代性教学计划” (Special Alternative Instructional Programs) , 如ESL、英语沉浸式计划等, 而对于发展性教学计划的拨款经费, 该法案并没有专门的规定。这意味着新修正案逐渐远离了《双语教育法》的初衷。

新法案明确规定, 联邦政府主要为以下几种教学计划提供资助: (1) “过渡性教学计划”。该计划是指在英语教学的同时结合少数民族学生母语一起进行教学, 其中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人数不能超过班级人数的40%。在这种计划中, 母语仅被当作向英语教学过渡的工具, 其最终目标是让学生顺利进入全英语的主流课堂; (2) 发展性教学计划。该计划是指在所有教学过程中都采用两种语言, 其目标就是让学生具备英语和第二语言的能力, 而且母语学习的技能和知识可以被迁移到第二语言的学习中。这种计划让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生融合一起, 为所有学生提供学习两种语言的机会; (3) “特殊替代性教学计划”。该计划可以不再使用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进行教学, 但是必须为帮助学生掌握英语能力而提供英语教学和特殊的教学服务。学区可以根据当地LEP学生的需要来开展这些教学计划。此外, 该法案还为双语教师培训和再培训提供资助, 并通过提供奖学金来鼓励他们对双语教育进行深入研究。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 联邦政府逐渐认识到LEP学生群体及其背景的多样性, 于是将如何界定LEP学生以及如何满足这类学生需要的任务转交给了各州政府。1988年教育部发表的《全国双语教育计划情况》报告中强调了联邦政府的作用, 旨在通过激发“学区灵活性、创造性、创新能力”来满足LEP学生的需要。[20]而在国会1988年新颁布的《双语教育法》修正案中, 里根政府试图取消对“特殊替代性教学计划”的限制, 允许将拨款经费中的25%用于该计划, 从而取消了之前介于4%~10%之间的限制, 这意味着地方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依据当地情况来开展唯英语计划。尽管新修正案仍然承认母语及其文化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促进作用, 认为“使用母语教学和发展学生的母语有利于增强他们的自尊心, 提高学业成绩和掌握英语”, [21]但其用于支持母语教学的拨款经费明显减少。在1989年财政预算中, 联邦政府对双语教育计划的投入增加了1, 000万美元, 但是这些新增加的经费中除了用于教师培训的费用以外, 其中的70%~75%都可用于采用唯英语的教学计划。[22]而且根据规定, 获得资助的LEP学生参与双语教育计划的年限通常最多不超过3年, 在特殊情况下可再延长2年。此外, 该法案重视师资培养, 根据规定政府每年必须为至少500项研究生奖学金计划提供拨款, 而且必须至少将拨款经费中的25%用于教师专业培训和再培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新法案却终止了对双语教材开发的资助, 并取消了全国双语教育咨询和协调委员会。而且与前一阶段相比, 尽管这一时期参与双语计划的LEP学生数量在持续增长, 但联邦政府却削减了对双语教育计划的资助, 由1980年的1.67亿减至1989年的1.52亿。[23]其中, 用于资助唯英语计划的比例还不断提高。但由于移民数量仍不断增加, 这使得真正参与双语计划的学生数量不断减少。1986年, 英语水平有限的拉美裔学生中不到45%的学生参与了这种双语或ESL计划, 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中只有不到25%的学生参与了这些计划。[24]

(三) 短暂的“春天时期”

到20世纪90年代初, 一方面是由于乔治·布什希望在1992年的大选中获得更多拉美裔人的票数而支持双语教育, 另一方面则由于随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也积极推动双语教育发展, 而且美国教育部的新研究结果对双语教育的积极作用进行了重新认可, 指出双语教育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1) 这使得美国国内反对双语教育的声音有所减弱。1994年, 克林顿政府又颁布了新的《双语教育法》修正案, 不仅对双语教育的目标进行了重新界定, 而且重新审视了母语教学的作用。新修正案认为, 双语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LEP学生掌握英语, 提高他们各科的学业成绩。对LEP学生进行母语教学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自尊心, 提高他们的学业水平和英语能力, 而且有利于发展国家语言资源, 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该法案将帮助学生掌握英语和第二语言两种语言能力的计划视为首要任务。[26]这是自《双语教育法》颁布以来首次明确认可双语教育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和主流语言学生的个人价值及其作为跨文化理解工具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经济价值。该法案强调, 应该让LEP学生同样达到所有学生所应达到的高学业标准, 要“为学生提供精英性学习计划, 完善教育策略, 并使其教育课程更富有挑战性”。[27]由此可以看出, 新法案不再把双语教育问题限制在语言教学范围内, 而是进一步延伸到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生提供优质、高标准的教育中。

虽然该法案为发展性双语计划和“双向沉浸式双语计划”提供了法律支持, 但是该法案颁布不久就遭到美国社会的激烈抨击。在第104届国会上, 一些“唯英语运动”支持者提出议案要求取消该法案及相应拨款。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这导致更多政界人士和媒体反对双语教育计划。不久, 加州于1998年采取民众公投的方式通过了第227号提议, 取消了本州公立学校中大部分母语教学计划, 由“英语沉浸式计划”取而代之, 即LEP学生将通过1年的英语学习尽快过渡到全英文课堂学习。这成为美国双语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随后亚利桑那州、马塞诸塞州也先后取消了《双语教育法》。从此, 美国双语教育再次走向衰落。

在“9·11事件”爆发以后, 美国保守主义势力高涨, 全国再次掀起了唯英语运动高潮。在这种背景下, 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新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NLCB) 法案中宣告了《双语教育法》的终结, 取而代之的是《英语习得法》。从此, “双语”这一术语从联邦立法中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为英语学习者和移民儿童提供的“唯英语”法案。新法案不再对双语计划与特殊替代性计划进行区分, 并规定所有为LEP学生提供的计划只需满足两个要求:其一, 英语教学;其二, 达到州课程内容和学业标准。新法案不再顾及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及母语文化, 而只强调英语语言技能的习得和水平的提高, 只强调对LEP学生的英语水平进行高风险的测试。而且, 新法案不再使用竞争拨款的方式, 而是根据各州LEP和移民学生人数来为州提供拨款, 并把资助具体计划的权力转交给各州教育权力机构。这导致每位LEP学生所享有的资助经费越来越少。2002年联邦政府为每位学生资助360美元, 到2004年减少到135美元。[28]《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让美国双语教育失去了联邦政府的法律依据, 虽然该法案也为双语计划提供资助, 但是由于该法案强调对ELL学生进行标准化的考核, 因此许多学区为了让ELL学生尽快达到州英语科目测试中的熟练水平, 纷纷放弃了双语教育, 而采用唯英语计划。然而, 全国ELL学生学业成绩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生。如2003~2004学年, 全国48个州中几乎有2/3州的ELL学生在语言和数学测试中没有达到州的熟练标准。[29]而且, 大部分州的ELL小学生在州数学测试中表现都不如其他学生。

三、美国双语教育的特点

(一) 政治因素成为影响政策发展和变迁的关键因素

美国双语教育问题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 而是一个与教育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复杂问题。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 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反复。联邦政府干预双语教育问题的初衷也并非是为了制定一项强制性的语言政策, 而是在民权运动和反贫困战争的影响下, 借此来帮助处境不利的少数民族学生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尽管起初联邦政府并没有对“双语教育”概念及其可行性进行明确界定和检验, 但该政策却获得了大多数政界人士的支持。然而,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随着双语教育相关的研究不断深入,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过精心设计的双语教育计划是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提高学业成绩和掌握英语的有效途径。但当保守派共和党代表的里根政府上台后, “唯英语”运动再掀高潮, 联邦政府逐渐减少对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支持, 增加对唯英语教学计划的拨款, 从此使得双语教育政策走入低谷。虽然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期间双语教育的发展出现了短暂的“春天”, 但到21世纪初, 随着美国保守势力高涨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小布什政府最终取消了双语教育法案, 尽管此时双语教育的相关研究逐渐丰富, 其作用也逐渐得到认可。由此可以看出, 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与变化并非是基于语言知识和教育研究的发展, 更多的是基于政治需要。

(二) 政策价值取向由“语言是权利”、“语言是资源”向“语言是问题”转变

虽然美国双语教育的核心目标一直是为了让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能够掌握英语, 从而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 但由于不同时期的决策者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不同态度, 导致了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取向的大转变。美国学者理查德·鲁伊斯 (Richard Ruiz) 指出, 在美国, 语言政策通常存在三种价值取向:语言是问题、语言是权利、语言是资源。自《双语教育法》颁布后, 尤其是随着劳诉尼克拉斯案判决的推广以及《平等教育机会法》的颁布, 联邦政府更多地将双语教育视为维护少数民族语言权利和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一种途径。在1994年《双语教育法》修正案中, 联邦政府明确强调少数民族语言对于个人和国家的重要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 决策者们更倾向于将少数民族语言视为一种资源。直到20世纪初,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不再提及少数民族语言的价值和作用, 只强调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联邦政府不再将少数民族语言视为一种资源或权利, 而更多地认为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是影响他们掌握英语能力的一种障碍和问题。由此可以看出, 决策者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态度和认识决定着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方向。

(三) 重视培养和发挥地方的政策执行力

虽然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经历了数次变革, 但联邦政府在双语计划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上始终未曾做出强制性的规定, 而是更多地通过资助、宣传、技术支持等方式来为各州和学区制定和执行双语教育计划提供一个导向, 并给予地方政府和学区充分的自由, 允许它们根据当地少数民族学生的需要来开展计划。而且, 联邦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非常重视学区自身能力建设, 从而保证了各地在联邦政府拨款期限结束后能继续维持双语教育计划。尤其是到80年代以后, 一方面由于国家财政经费缩减, 另一方面认识到LEP学生群体及其背景的多样性, 政府更加强调州和地方教育当局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和社区组织在发展双语计划中的作用, 增加了它们在实施双语计划中的灵活性和自主权, 赋予它们在LEP学生教育问题上更多的发言权, 允许那些不具备开设双语计划条件或双语教师师资短缺的学区采用唯英语计划。

四、结语

教师教育政策特点 篇5

大国关系调整及区域特点

班级：XXXXX

学号：XXXXXXX

姓名：XXXXX

【摘要】每一个大国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核心利益，通常一国利益的实现总是以别国利益的某种程度的牺牲为代价，因此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任何国家利益的实现都必须建立在妥协与合作的基础上。由于我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积极奉行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准则，并与其他大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关键词】 特征，调整，影响，挑战，构建方式

“大国关系”这个话题正日益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由于各国间自身的利益都是以别国利益的某种程度的牺牲为代价的，因此，在必要时，大国与大国之间关系的调整时必不可少的。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对于周边区域的安全环境处理这一问题上，我国有着独特的解决方式，根据区域的特点，以不损害各国关系为前提下，进行相对应的解决措施。

一、大国关系的双面性以及特征

（1）大国关系的两面性

什么叫做大国关系的双面性呢？说到底就是竞争与合作。每一个大国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核心利益，通常一国利益的实现总是以别国利益的某种程度的牺牲为代价，因此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与此同时，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任何国家利益的实现都必须建立在妥协与合作的基础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违背国际通行原则和伦理而自行其是，全球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需要国际间的相互合作，特别是肩负重大责任的大国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协调。因此说大国关系具有双面性。

（2）当前大国关系之间的特征

大国与大国之间都存在着一些相似或者不同的特征。具体的需要根据大国的关系以及所发生的事件来决定当前大国关系之间的特征。

第一，各大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和平与发展是现时代的主旋律，几乎无例外地都在奉行对内自强不息、对外竞争共处的方针。对外，力求改善自己的处境，以便赢得尽可能多的好处，为本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对内，则把经济建设与变革置于首位，借助科学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大国之间发生的摩擦带来的反应固然有可能遗患世界，但是彼此之间的合作则更会给世界事务带来裨益。

第三，随着经济因素的作用飙升，大国之间的竞争（涉及市场、自然资源、科技和人才）变得日益激烈。同时，各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利益，谋求合作的势头也越来越凸现，这首先是要协调经济利益。调整与磨合的结果，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全面伙伴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等等。

第四，大国之间出现良性互动、避免恶性互动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大。

第五，良性互动有内在的规律性，它由起点、过程与结果三个环节构成。起点——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必须尊重他国的利益，两者缺一不可。过程——竞争与合作同在，矛盾与妥协并存。合作要诚信，妥协要适度，竞争要守规矩，摩擦不要导致对抗。结果——双赢、共赢，而不可能是任何单方面获益。

二、大国关系处理的原则和要求

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密切的关系着各国的自身利益。虽说各国面对一些问题处理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解决方式。但是，在对于处理一些实质性且涉及到各国利益的问题时，还是需要遵循一些原则的。

（1）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理论上说起来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已经你我相交融，利益一致，甚至出现了主权让渡之类的说法，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家利益至上”仍是一个鲜明的原则。

（2）相互控制的不对抗原则。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大国间矛盾与争执的情况很多，利害之争经常发生。但是，他们又都注意控制矛盾发展的火候，不让双方关系走到对抗的地步。大国间处理问题都比较冷静和理性，尽量利用和解的方法解决相互间的难题。

（3）利益求同的协商原则。“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国家间的协商机制，并且作为制度化的一种措施，已达到加强相互信任的目的。

三、周边区域的环境对我国的影响

中国有着2.2万公里陆地国界线，与14个国家陆地相邻，有着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同8个国家隔海相望。对于我国而言，良好的周边关系是我国周边政策的目标和真诚的愿望，这同时也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

从政治上看，周边区域是我国维护主权权益、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依托。周边多为发展中国家，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与我国有较多共识。很多国家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与我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从经济上看，周边区域是我国对外开放，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伙伴。中国的发展首先给周边带来机遇；周边的繁荣，也使中国从中受益。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周边正在成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地区。

从安全上看，周边区域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的直接外部屏障。周边环境对我国的国内形势以及发展战略有直接牵动作用。维护周边区域安全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

因此，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周边区域安全环境对于维护我国安全利益更加的重要，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性的地位则更加的突出。

四、我国周边区域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周边安全形势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迄今为止，我国已经与周边所有国家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周边区域安全环境显著改善。但是，当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中仍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甚至周边区域安全形势出现一些消极变化。

首先是美国的问题，美国在地理位置上面虽不与我国相邻或相望，但却是一直是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和外交抉择的重要变量；其次是，中日之间存在一系列的矛盾和斗争。近年来，有关中日间的历史问题，钓鱼岛事件，东海问题以及台湾问题存在着一系列的争端或者分歧；第三，朝鲜半岛局势变化莫测。特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地缘战略价值，使朝鲜半岛素有“东方的巴尔干”之称。因此，朝鲜半岛的局势常常可以牵动着整个东北经济的神经。

我国应当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同时，积极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发展，勇敢且睿智地我国周边区域的挑战。

五、构建我国周边区域安全环境的方式

我国素来被称作“礼仪之邦”，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贯彻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多层次、宽区域、全方位地推进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睦邻关系。但是针对当前周边区域安全环境中的消极因素，我们需要从一些方面去着手加以改变。一方面，我们应该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交流、合作与发展，消除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化解周边安全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为和平发展提供稳定、和平的周边安全环境。

首先，我国需要构建一个与周边区域共赢的地区安全框架，从而实现双赢的局面。其次，对于区外大国在我国周边的客观存在，需因势利用，善加利用。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取长补短。第三，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增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消除“中国威胁论”。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是为我国赢得世界认可和接受的前提条件，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中，注重提高亲和力、感召力，进一步的提高与周边国家的亲近、和谐的关系。

周边区域是紧邻我国的地理空间，是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主战场，也是我国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场所。因此，良好的周边关系自然是中国周边政策的目标和真诚的愿望，同时这也符合国家的共同利益。

教师教育政策特点 篇6

考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幼儿教师政策的变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方式的多元化；二是幼儿教师待遇得到不断提高；三是幼儿教师资格制度的规范化。

一、幼儿教师培养与培训途径的多样化

教师培养是各个时期都十分关注的问题。1979年全国托幼工作会议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保教队伍。在三年调整期间，已恢复学前专业的高等师范院校要办好这个专业，各省市自治区都要恢复和建立幼儿师范学校，条件不具备的，可在中等师范内开设幼师班。幼儿师范要逐步地为农村社队托儿所、幼儿园代培幼教骨干。”1988年8月15日，《国家教委、计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建设部、卫生部、物价局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立一支合格、稳定的幼儿园师资队伍：积极发展幼教师范教育，同时抓紧在职教师的培训工作；幼儿师范学校、中等师范学校以及幼师班、职业高中幼教专业和幼教师资培训中心都是幼儿教师的培养途径。1989年12月16日，国家教委关于实施《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的意见指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各类幼儿园园长和教师的管理，建立园长、教师资格审定、进修、考核制度。新任教师应按国家规定的教师资格聘用，在当前新师资的培养尚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应坚持“先培养后上岗”的原则，做好职前培训。1993年2月13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师资培养培训工作。各级政府要努力增加投入，大力办好师范教育，鼓励优秀中学毕业生报考师范院校。1998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l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特别要加强师德建设。2001年，在基础教育新课程实验推广的大背景下，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提出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和培训，认真组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幼儿教育工作的行政人员、教研人员、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学习和理解《纲要》，以有效地依据《纲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根据儿童发展的实际需要，制订教育计划和组织教育活动，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教育技能。

在重视幼儿教师培养的同时，政府也一直很关注在职教师的培训问题。1979年全国托幼工作会议提出，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各类园所在职保教人员的培训，使教养员和保育员逐步达到相当幼儿师范学校和中等卫校毕业的水平。1979年《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提出“教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要切实采取有效的措施，大力培训保教人员，提高保教队伍的质量。对未经专业训练的青年保教人员，力争在几年内，通过进修逐步达到相当于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的文化、业务水平。应定期举办园长(园主任)轮训班，提高他们的领导水平和业务水平，使他们成为幼教工作的内行。”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必须对现有的教师进行认真的培训和考核，把发展师范教育和培训在职教师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措施。要为在职教师举办函授和广播电视讲座；要切实办好教师进修院校，并且利用现有设施，分期分批轮训教师；要争取在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使绝大多数教师能够胜任教学工作。1986年《国家教委关于幼儿园教师考核的补充意见》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在重视幼儿园教师考核证书的同时，应切实抓紧、抓好在职幼儿教师的进修培训工作，尽快落实培训基地、经费、教材和师资：并应妥善安排好教师的进修与工作。1989年12月16日国家教委关于实施《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在职教师的培训；要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对各类幼儿园园长进行岗位培训。1991年9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5条明文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和训练幼儿园、托儿所的保教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教育。

最值得关注的是1993年和1995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教师资格条例》，对有关教师的各项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18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办好师范教育，并采取措施，鼓励优秀青年进人各级师范学校学习。各级教师进修学校承担培训中小学教师的任务。非师范学校应该承担培养和培训中小学教师的任务。第40条规定，中小学教师，是指幼儿园、特殊教育机构、普通中小学、成人初等教育机构、职业中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

在《教师法》的指导下，“应制定和完善幼教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培训规划，认真贯彻国务院颁布的《教师资格条例》及配套规章，做好资格过渡和认定工作。根据农村幼儿教师的实际制定相应的办法，保证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在职教师的业务培训。”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1999年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提出要以提高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为重点，对取得教师资格的中小学在职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师)进行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培训。经费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在地方教育事业费中专项列支。

作为幼儿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前班是农村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主要方式。合格而稳定的师资，是办好学前班的关键。所以，“教师一般应在职前接受一定时间的专业培训，并加强在职进修。今后，还应采取措施逐步过渡到以职业幼师和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生任教。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将幼儿教师的培养和进修，纳入师资培训规划。”在当前新师资的培养尚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应根据“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有计划地对尚未受过专业培训的学前班教师进行培训。加强实践环节，有计划地到城乡学前班见习和实习。

在教师培训和培养政策中，专门针对园长培训的政策包括1996年1月25日《国家教委关于开展幼儿园园长岗位培训工作的意见》、1996年1月26日国家教委《关于颁发(全国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职责和岗位要求(试行))的通知》和《全国幼儿园园长岗位培训指导性教学计划(试行草案)》。

总之，随着我国幼教事业的发展和幼教改革的深入，幼儿园教师教育逐步实现了正规培养与非正规培训、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初步结合，并正朝着多元化、高层次、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一个高水平的、完善的伴随幼儿园教师职业生涯的教师教育体系正在快速形成。

二、幼儿教师待遇得到不断提高

1979年的全国托幼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镇民办园所保教人员的工资、劳动保险、福利待遇，由市县区和街道有关领导部门规定。一切待遇不低于区、街生产人员的

一般水平。公办园所的应结合全国工资、劳动保护、福利制度的改革予以解决。农村社队园所保教人员的待遇，应相当于同等劳动力的报酬。”1985《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采取特定的措施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鼓励他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各级人民政府和幼儿园主办单位以及社会各方面，都要努力为幼儿园教师办实事，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认真贯彻有关工资待遇的政策，逐步发展他们的住房、医疗等条件。”“改革教育系统工资制度，提高教师工资待遇，逐步使教师的工资水平与全民所有制企业同类人员大体持平。要建立符合教育特点的工资制度和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切实保证教师的工资水平随国民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在住房和其他社会福利方面实行优待教师的政策。逐步建立医疗、退休保险等方面的教师保障制度。”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颁布实施。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建立正常晋级增薪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中小学教师和职业学校教师享受教龄津贴和其他津贴。“各级政府和主办单位要妥善解决幼儿教师的工资、教师职务评定、医疗和住房等问题。”

在政策重视的前提下，为切实改善幼儿教师地位，提高幼儿教师待遇，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于1986年成立。它以多种形式筹措资金表彰我国优秀的中小学幼儿教师的功绩，鼓励他们终身从事社会主义基础教育事业。同时，为大力宣传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模范事迹，1998年1月8日发布《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奖励规定》。每三年一次评比和奖励“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幼儿园教职工收入少、地位低，待遇不高的情况，提高了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稳定了教师队伍，促进了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幼儿园教师基于“所有制身份”，主要可以分为公办和非公办两大类。公办幼儿园教师，是指占用国家编制、由财政拨付工资的那部分幼儿园教师。非公办幼儿园教师，顾名思义，就是不占用国家财政编制、工资由办园者支付的那部分幼儿园教师，即“编外幼儿园教师”。从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的现有构成来看，这部分教师具体包括民办园教师、城市公办园中的合同制教师、街道园教师、农村集体园幼儿园教师、转制后的企事业园教师。

我国针对公办与非公办教师的政策有所不同。《教师法》是我国第一部、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部专门规范教师队伍建设的教育单行法律。而该法所指的“教师”，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1995年10月6日)，就幼儿教师而言，仅指“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幼儿园的教师”，对于“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育教学辅助人员，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教师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中，第32条明确规定“社会力量所办学校的教师的待遇，由举办者确定并以保障。”现实当中，争议最大、最关键的是民办园教师的社会保险问题，突出表现在养老保险方面。我国公办教师(包括公办幼儿园教师)实行的是事业养老保险制度，而民办教师的养老保险究竟应实行哪种制度，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并为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是，民办园应按哪种制度缴纳，是否与公办教师相同，并未做出规定，这便给实际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因而民办教师养老保险的执行情况也千差万别。因此，要保障民办园幼儿教师享受与公办园教师同等的法律地位，还必须从政策上提供制度保障。

三、幼儿教师资格制度的规范化

高质量的幼儿教师需要严格的制度来保障。1979年《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提出建立园长、保教人员定期考核制度。通过进修达到幼师、高师毕业程度的园长和保教人员，经考核合格，由省市自治区教育局发给证书，承认他们的学历，在使用上给予同等的对待。1986年《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办好幼儿学前班的意见》明确提出，合格而稳定的师资，是办好学前班的关键。学前班教师应由热爱幼儿教育事业，思想品德好，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的文化程度，掌握教育学科基础知识，身体健康的教师担任。“不具备国家规定合格学历的幼儿园教师，需参加《教材教法考试合格证书》和《专业合格证书》的考试。”(1989年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和《幼儿园管理条例》则首次以部门法规的形式明确了上述资格要求，提出“应建立教师资格审定制度”。此后《国家教委关于改进和加强学前班管理的意见》(1991年)中也强调应建立学前班教师资格审定制度。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备本法规定的学历或者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有教育教学能力，经认定合格的，可以取得教师资格。”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应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1995年《教师资格条例》的颁布和2000年《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教师资格制度得以确立。作为国家教师资格制度的一部分，幼儿园教师资格制度也开始建立。“不具备教师法规定的教师资格学历的公民，申请获得教师资格，应当通过国家举办的或者认可的教师资格考试。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申请人任教学校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定。非师范院校毕业或者教师资格考试合格的公民申请认定幼儿园、小学或者其他教师资格的，应当进行面试和试讲，考察其教育教学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受委托的高等学校可以要求申请人补修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申请认定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资格的，参照《中等师范学校招生体检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这些政策具体地规定了幼儿园教师的聘用、职责、考核等办法，有利于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化，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整体素质。同时。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职务制度。”

2001年，教育部成立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它是我国实施教师资格制度过程中承担政策咨询、调查研究、人员培训、信息系统管理和维护等重要职能的唯一常设性机构。为幼儿教师资格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组织保障。

随着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大发展，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教师资格制度在学历标准、资格证书的分类与融通性、认定标准的水平与灵活性、有效期、资格考试的内容及形式、申请人的能力考察等方面呈现出一些新问题。㈣为尽快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满足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需要。2005年5月11日～12日，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组织专家在京召开了《教师资格条例》修订工作会议，已经完成了《教师资格条例》修订稿(征求意见)和《教师资格条例》修订论证报告初稿。

教师教育政策特点 篇7

一、布莱尔政府的重要学前教育改革政策

(一)“确保开端”计划(Sure Start,1998)

“确保开端”计划是布莱尔政府大力发展学前教育过程中最先推行的一项改革举措,它以消除“社会排斥”,促进教育公平为宗旨,以实现儿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确保开端地方项目”(Sure Star Local Programmes)为实体依托,以跨部门合作为途径,以弱势儿童群体为政策倾斜对象。自1998年至今,“确保开端”计划在英国持续推行,目标人群已由最初的贫困儿童及其家庭,扩展到全体儿童及其家庭的全面发展与受益。实践证明,“确保开端”计划对近10年英国学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与示范作用。

“确保开端”计划有四项主要目标:一是促进儿童社会性与情感的发展;二是培养和促进儿童的学习能力;三是促进儿童身体的健康发展;四是加强家庭与社区的联系与合作。“确保开端地方项目”即在此目标下,由政府发起、社区和儿童家长共同参与,主要针对4岁以下婴幼儿,特别是弱势儿童群体及其家庭,促进婴幼儿身体、智力与社会性等多方面的发展。该项目包含五项核心服务:对儿童获得高质量的游戏、学习和保育的支持;对家长开展家庭保教的全方位支持;外出服务和家访———包括对新生婴儿出生2个月内的家访;提供基础性社区保健服务,包括儿童健康与发展咨询;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及其父母的支持。

近年来,布莱尔政府不断增加对“确保开端地方项目”的财政投入,2005~2006财政年度用于该项目的预算拨款已达11.58亿英镑,是2001~2002财政年度的6.5倍。政府投入的不断增加与该项目取得的良好效果与示范效应密不可分。英国教育与技术部2005年11月发布的题为《“确保开端地方项目”对儿童与家庭的早期影响》(Early Impacts of Sure Start Local Programmes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的调查报告显示,“确保开端”计划已经充分显示出对绝大多数儿童及其家庭的积极作用,参与该项目的儿童在社会性与情感方面均有良好发展,拥有更好的社会技能,同时表现出较强的学习能力,并且参与该项目的家长也在教养子女方面有很大进步;特别是该项目有效地促进了处境最为不利儿童的发展及其家庭的变化。“确保开端”计划已经成为英国学前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同时,它又是一项学前教育改革政策,它所承载和反映出的是布莱尔政府根除贫困、促进社会公平的远大政治抱负。

(二)“每个孩子都重要”规划(Every Child Ma-tters, 2003)

“每个孩子都重要”是一项旨在促进儿童发展与幸福生活的改革政策,出台的起因是2000年一名9岁黑人女孩维多利亚(Victoria)的受虐致死。[1]她的死直接引发了英国政府对儿童安全与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促成了英国儿童保教体系的改革。英国《2004年儿童法》颁布后,“每个孩子都重要”又对该法规定的国家儿童服务体系改革框架从政策角度作出了进一步解释与延伸。

英国国家儿童服务体系有五大核心要素,即健康、安全、快乐与成就、有积极贡献及为获得经济保障作准备。其中,“健康”不仅包括身体健康,还包括心理、情感健康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安全”包括避免遭受忽视与虐待,避免意外伤害和死亡,拥有安全、稳定和看护等;“快乐与成就”包括为入学做好准备,享受学校生活,达到国家教育标准(national educational standards),获得个体和社会发展等;“有积极贡献”包括参与支持社会发展的服务,建立自信并成功应对生命中的重大事件等;“为获得经济保障作准备”则包括为接受未来教育和为就业、培训做好准备等方面。“每个孩子都重要”规划的目标就是要促进英国所有儿童实现以上五大目标,促进儿童全方位的整合式发展并为其终生幸福奠定基础,同时努力缩小不同儿童群体在这五个方面的发展差异。[2]

“中央政府第一次要求各地方当局集结各个不同部门的负责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位总负责人的领导下,真正为了儿童的利益与保教服务,真诚地交换意见、贡献建议,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3]布莱尔的此番话反映出“每个孩子都重要”的实质性改革措施,即构建并完善各部门责任明确、跨部门合作的儿童服务体系,该合作体系涉及教育与技术部、卫生部、财政部、文化部、工商部等十几个部门。正如拉明(Laming)(1)所言:儿童保护和发展问题在政策层面上不应割裂,而应趋于整合。“每个孩子都重要”规划既要保护儿童的安全与健康,又要促进儿童潜能的最大发展,为其长远发展和幸福奠基。[5]可以说,该政策为新世纪英国儿童、青少年基于安全、健康的全面发展制定出了最基本的框架与政府行动计划。

(三)“儿童保育十年战略”(A Ten-yearStra- tegy for Childcare, 2004)

“儿童保育十年战略”是在“每个孩子都重要”的规划基础上,对其中的关键部分——学前教育与保育问题而制定的专门而深入的战略规划。该政策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内英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宗旨、原则、核心目标等做出了阐释与规划,是指导当前英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政策。2004年12月由英国财政部、教育与技术部和劳工部等联合发布的《家长的选择与儿童最好的开端:儿童保育十年战略》(Choice for Parents,the Best Start for Children:A Ten-Year Strategy for Childcare)是该政策出台的标志性文本。

“十年战略”的制定缘自英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学前教育对个体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因为家长在面对事业与家庭双重责任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与要求。“英国政府有责任帮助幼儿及其家长应对这种挑战,有责任确保所有幼儿都能有良好开端”。[5]该政策的主要意图即明确并加强政府在发展学前教育与保育、促进家庭生活与工作间平衡,以及财政投入中的责任,以此促进英国学前教育发展,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该政策中与此紧密联系的基本原则有三点:一是确保每个儿童的生活与发展都有尽可能好的开端;二是在应对就业模式转变需求的过程中,确保家长就业并在其职业生涯中取得持续进展;三是确保家庭在其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过程中做出自由选择的合法性。

“十年战略”提出了英国学前教育与保育改革发展的多项核心目标:(1)自2007年4月开始,将母亲带薪产假延长至9个月,此后远期目标则为1年;(2)为家长提供更多的财政援助,从2005年4月始,增加“儿童保育个人所得税”减免额度(每个孩子175英镑);(3)将3岁~4岁儿童免费学前教育服务时间从2006年起延长至每年38周,长远的目标是每周20小时;(4)到2010年,每个社区均要有“确保开端”儿童中心,提供整合的学前教育、保育和家庭服务活动。在该政策中,上述几项核心目标均有具体的推进措施与达标期限,对政策的细化、落实及其评价都极为重要。

(四)“早期奠基阶段”规划(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 2005)

“早期奠基阶段”是英国政府2005年始推行的一项重要的学前教育改革政策。它通过整合0岁~3岁早期保教框架、“基础阶段”规划,以及8岁以下日间看护国家标准三方面政策及其实践,力图在英国建立一个从出生开始的统一、连续而灵活的早期教育系统,旨在促进儿童早期的全方位发展与学习,改进所有儿童的生活质量,并使处境不利儿童在高质量的保育和教育中更多地获益,以此缩小弱势儿童与一般儿童之间的差距。其主要内容和举措包括如下三方面:一是整合0岁~3岁保教、3岁~5岁奠基阶段以及0岁~8岁儿童保育,使之成为一个连续的儿童早期发展和学习体系;二是依法对早期儿童保教机构和个人实行强制注册,加强指导和监管,保证所有儿童在不同机构中都能获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三是制定学前教育发展领域目标,包括身体、社会与情感发展,交往、语言和认读能力,问题解决、推理与计算能力,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与创造性发展等。

“早期奠基阶段”规划这一政策的提出是建立在几项系统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包括学前教育有效供给的追踪研究和优质高效的早期教育的研究。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接受学前教育与保育的儿童在上学时有更好的表现,特别是在数学和语言方面比没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儿童有着明显优势。并且,越早开始(从2岁开始)接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对促进儿童的智力发育及为入学做好准备的效果越显著。[6]该政策的出台,一方面集中反映了布莱尔政府对此前出台并已取得实效的学前教育政策的肯定与强化;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新工党从国家利益出发对学前教育性质、地位与重要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可以说,该规划既是对以往相关政策措施的进一步深化与系统化,同时也进一步勾勒出了英国学前教育未来改革与发展的行动框架。

二、布莱尔政府学前教育改革政策特点分析

综观布莱尔执政期间的学前教育政策,其鲜明的价值取向与政策意图,以及政策所体现的前瞻性、战略性、连续性与系统性构成其特点突出,而且各项政策均有充足的财政投入予以保障实施。

(一)鲜明一致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意图

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制定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选择,即教育政策主体和利益主体在自身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价值选择表达着教育政策追求的目的与价值。[7]综观布莱尔政府先后出台的多项学前教育政策,无论是“确保开端”、“每个孩子都重要”,还是“十年战略”、“早期奠基阶段”,各项政策都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鲜明的政治意图,即应对强调责任与义务、鼓励就业的积极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的形势与挑战,满足由此而来的日益高涨的学前教育与保育需求,以此有力地保障并促进相应的社会福利政策、就业政策和家庭政策改革等举措的顺利推进,最终服务于英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的巩固与提升。

可以说近10年来,英国学前教育是布莱尔为首的新工党“第三条道路”下新福利国家建设中的重点改革领域之一,因而集中体现出新福利制度的要义:强调公民责任与义务,尊重公民选择,以鼓励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以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平,并以此促进英国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而这种政策的价值选择既符合英国民众对社会效率与公正的普遍追求,也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其倡导价值又与现实价值具有高度一致性,因而使其政策创价过程具备了有效性。这种内在一致的价值选择与政策取向使英国近10年来的学前教育改革及其政策具有较强的连续性、系统性与聚合力。

(二)注重各项政策间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如果说经历过保守党连续执政近20年后,布莱尔政府对英国社会与教育的改革是大胆的创新,甚至是颠覆性的,那么布莱尔政府所推行的各项学前教育政策本身则表现出更多的渐进性与改良性,非常注重各项学前教育政策及相关政策之间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首先是布莱尔上任之初的“确保开端”计划和“国家保育战略”;其次是2000年推出的“奠基阶段”战略,既是对保育政策的补充,又是对保育中已有教育政策的强化;2003年出台的“每个孩子都重要”与2004年颁布的“儿童保育十年战略”则在更高位、更广泛的人群中再次强调保教合一、消除贫困与促进全体儿童的平等发展,而且后者的制定就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是前者在学前教育阶段的放大与深化;而后,2005年出台的“早期奠基阶段”规划则融合了此前多项学前教育政策与实践项目,力图构建一个0岁~8岁的英国学前教育与保育多元整合的公共服务体系。

综观上述英国各项学前教育改革政策,其核心内容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和连续性:均旨在通过提供充足与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与保育,为家长解决后顾之忧,鼓励并保障家长积极就业;均注重在早期促进儿童包括身体、认知、社会性和情感发展在内的多方面、全方位的学习与发展;均不仅关注儿童早期发展,更着眼于其未来发展与整个人生的幸福与价值;均充分体现出对弱势群体与贫困儿童的高度关注与扶助,努力确保弱势儿童有尽可能好的发展开端。这些方面在布莱尔各项学前教育政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与稳定性。

(三)政策制定的战略性与前瞻性显著

英国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强的战略性与前瞻性,这是其一个显著的特点。英国政府在制定学前教育政策的过程中对英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因素进行了综合、全局的考察与权衡,将英国学前教育发展提升到事关英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终身教育体系建构与国际竞争力增强的战略高度予以思考与谋划。可以说,英国学前教育政策制定的前提或者出发点就是为了保障推进强调公民责任、鼓励就业的积极福利政策的实施,促进英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种极强的政策制定的战略性,一方面反映出了布莱尔政府对学前教育性质、地位、重要性的战略认识与高度重视,同时也使各项学前教育政策能够统整于一个学前教育发展战略框架之内,相互衔接,有利于学前教育事业实现稳定的整体推进。

同时,英国学前教育政策不仅着眼当下的问题与困境,更着眼于对未来的挑战做出预测与应对,对未来发展愿景做出积极规划,充分体现了政策的前瞻性与预测性。如果说布莱尔执政之初所做出的学前教育改革措施更多地是出于应对当时的学前教育危机与困境,那么随着学前教育改革的逐渐推进,以及英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渐入佳境,英国政府近些年出台的学前教育政策则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基于学前教育的公益性、福利性、奠基性和长效性,布莱尔政府学前教育政策体现出对儿童终身学习与发展,一生幸福与成就的高度关注;体现出对未来英国公民培养及其国际竞争力的长远考虑;同时,更体现出对学前教育之于英国未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与国家人力资源储备与综合国力提升的高瞻远瞩。

(四)持续增加财政投入以保障政策实效

一项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取得实效,必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财政投入保障显然是一项政策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英国政府先后推出多项学前教育改革政策,往往是先前政策的有效性使后续政策不断对其进行强化与拓展,由此使得政策之间具有较好的衔接性。而保障这些政策实施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英政府10年来切实保障并连年增加对其财政投入。数据显示,英国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拨款呈连年持续增加态势,2001~2002年度用于“确保开端”项目的联邦预算为1.8亿英镑,2002~2003、2003~2004、2004~2005年度该项预算拨款分别为4.5亿、5.3亿和8.9亿英镑,2005~2006财政年度则攀升到11.58亿英镑。[8]这还不包括用于其他学前教育项目、提高幼儿师资水平方面的财政投入。

目前,英国学前教育已经取得多方面的显著成绩:所有3岁~4岁幼儿已经享受到一定形式的免费学前教育;全国有60万所登记在册的儿童保育机构与场所;合格的全职幼儿保教人员明显增加,且教师工资持续增长;同时,学前保教机构登记注册的规范对保障和提高英国学前教育的质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英国正在向其设定的让每个儿童都享受充分的、高质量的学前教育目标迈进。而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布莱尔政府持续不懈地推进学前教育改革,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从国家政策与财政投入两方面提供切实保障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Laming.The Victoria Climbie Inquiry: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2003.http://www.victoria-climbie-inquiry.org.uk,2007-08-02.

[2]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Every Child Matters:Change For Children.The Stationery Office,2004.http://www.everychildmatters.gov.cn,2007-10-25.

[3]Blair,Tony.Foreward of Every Child Matters.The Stationery Office,2003.http://www.dfes.gov.uk,2007-08-10.

[4]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Every Child Matters.The Stationery Office,2003.http://www.dfes.gov.uk,2007-08-10.

[5]HMTreasury,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Department of Trade&Industry.Choice For Parents,The Best Start For Children:A Ten-Year Strategy For Children.HMTreasury,2004.http://www.dfes.gov.uk,2007-10-08.

[6]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Direction of Travel Paper).The Stationery Office,2005.http://www.surestart.gov.uk,2007-10-25.

[7]刘复兴.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81.

教师教育政策特点 篇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颁布了第一个学前教育法案¾《朗哈姆法案》 (Lanham Act) , 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专款资助与战争有关的工厂, 设立学前教育机构。”战后, 美国政府在1956年颁布了《社会安全法案》, 法案涉及到为职业妇女提供托儿服务的计划。1958年, 美国政府通过著名的《国防教育法》, 该法案认为教育应该从孩子抓起, 对学前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65年, 美国政府通过了《经济机会法案》, 这一法案的目的是帮助贫穷学前儿童接受早期保育。

整个20世纪后半叶, 美国学前教育研究的逐渐深入, 教育民主化的要求的日渐迫切。涉及学前教育的法律和政策也不断出台, 而且针对性日渐明显。20世纪90年代后期, 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颁布了《先行计划法》 (Head Start Act) 、《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法》 (Childcare and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Bill) 、《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 (Goals2000:Edueate America Act) 、《幼儿教育五年计划 (1998) 》 (President Clinton 5initiative for childcare)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2001) 》 (No Child Left Behind) 等法案。这些教育政策的特点是:以完备的立法为政策保障;以科学的研究结论为政策依据;以充足的经费投入为政策支持;以教育公平为政策的价值取向, 大大推动了美国学前教育的发展。

二、奥巴马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改革措施

奥巴马上台后更加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 《零岁¾¾五岁教育计划》 (Zero to Five Plan) 是奥巴马上台后提出的一项教育计划。根据“零岁五岁教育计划”的设想, 每年由联邦政府拨款100亿, 资助各州普及学前教育, 希望借助该项目“使每个儿童¾不分贫贱¾在幼年时期都能获得平等的教育, 在入学前都能得到充分的准备”。奥巴马提倡确保儿童得到高质量的早期教育和照料机会, 聘用有资格的教师, 奖励具有专家能力的、有责任心的教师, 重视科学和数学教育, 通过让父母在孩子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中扮演更大的角色, 使他们能够培养出健康和成功的孩子。

除此之外, 奥巴马政府还特别设立了总统早期学习委员会, 这个组织是有总统直接领导的, 目的为促进学前教育发展, 强化政府职能。总统早期学习委员会是由奥巴马直接领导, 其他成员还包括各州州长、公司领导、社区领导、相关领域的专家等。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第一, 宣传工作。通过对学前教育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大力宣传, 提高全社会对学前教育的关注。第二, 制定政策。规划联邦政府的教育项目和各州学前教育的任务, 确保发展方向的重要性。第三, 协调合作。委员会一方面强化联邦政府的主导作用, 一方面还要加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合作。第四, 经济保障。委员会要提有效对策规划政府财政投入和吸引社会投入。第五, 项目评估。委员会还要定期对所实施的学前教育政策进行评估, 以保证学前教育的正确发展。总统早期学习委员会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学前教育领导机构, 它的建立推动了美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三、美国学前教育政策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 注重充分调动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美国联邦政府为了调动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充分给予州和地方政府在学前教育中的自主权和灵活性。《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 (Goals2000:Edueate America Art) 中提出要促进州与地方政府合作, 确保各州和地方的权力。同时, 通过竞争机制, 使各州和地方为争取较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这样, 不仅加强了联邦政府的对学前教育的领导职能, 也促进了州与地方政府的合作, 从而促进了国家学前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二) 重视政府各相关部门的协调合作

美国学前教育政策制定时还特别重视各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首先, 在制定学前教育法律法规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分歧, 美国国会上下两院的委员会与不同部门进行沟通和协商, 确保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其次, 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 对相关部门的职责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最后, 对于幼儿园和保育中心两类机构, 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将将其衔接起来, 二者相互影响, 并颁布了相关法案。

(三) 加强对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财政投入

学前教育事业要发展离不开可靠、稳定的财政投入, 各项法案的实施都是靠着强大的财政投入保障着儿童的利益的。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零岁五岁教育计划》 (Zero to Five Plan) , 拟每年投资100亿美元, 为幼儿和家长服务, 通过整合性的早期教育和保育服务, 激励各州为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学前教育。这次财政投入的单笔额度堪称历史之最。奥巴马政府还注重保障机制的制度化建设, 保证了联邦政府拨款的目标、投入方向与效率。

综上所述, 美国学前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各届总统有力的政策保障, 这对于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的计划和实施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我国应该吸收美国学前教育政策的优秀经验, 加大财政投入和宏观调控力度, 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陶涛.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联邦政府学前教育政策研究[D].西南大学, 2009

[2]、张美红, 张芬.美国奥巴马政府高质量普及学前教育的政策特点[J].学前教育研究, 2010 (9)

环境政策的类型与特点分析 篇9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环境问题也变得愈发严重。全球气候变暖、自然资源枯竭、臭氧层遭到破坏、酸雨增多及大量土地干旱和沙漠化等,对自然环境构成严重威胁,人与自然环境矛盾日益突出。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成立了“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召开了著名的“人类与环境会议”,首次将环境问题作为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内容予以讨论磋商,分析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案。1992年,“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成功召开,大会讨论并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有关环境保护的文件,提出了全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危机,自然灾害不断发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我国目前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以自然资源急剧耗损为前提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使环境质量日益下降,资源耗损和环境恶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环境保护已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政府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从传统环境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属性使市场失去了调解作用,导致市场的调解作用无从发挥,这就迫使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来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之间的关系[1,2]。政府基于传统环境经济学角度制定的环境政策,其本质在于将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在于将环境污染治理边际成本与环境污染的社会治理边际收益纳入市场之中以求均衡。虽然这能在理论上协调并解决污染问题,但在现实情况中的应用并不像理论上认为的那样。首先,政府要制定富有成效的环境政策以确保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能真正实现,这就要求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能共享,如环境污染治理边际成本、环境污染治理私人与环境污染社会边际收益等,这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即使可能,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环境政策制定和环境政策执行的巨大成本会导致效率低下,不能发挥环境政策的作用。其次,从微观层面分析,基于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政策,虽然能有效地减少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但最终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企业生产效率降低,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企业竞争力为主,并能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绩效的环境政策工具开始引起了环境经济学家的重视,并为之展开了相关研究。

2 环境政策的类型与特点分析

自从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纷纷开始采取实际行动,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环境政策成为政府和环境学家的主要研究课题。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和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发展,环境政策的类型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变化,每一类环境政策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具体来说,环境政策可大体分为以下三类[3,4]。

2.1 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

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是指国家行政部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等来确定管制目标,企业必须严格遵守,达到对生产者的产品工艺、污染物排放等活动的限制,对不达标者给予相应的处罚[5,6]。该类型环境政策是解决环境问题最常见的方法,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办法。该环境政策类型由法律作保障,执行性较好,但该类型政策工具缺乏有效的成本收益分析,难以做出精准的判断,有可能影响产业发展。其主要包括环境技术标准和环境绩效标准两个方面。

环境技术标准:环境技术标准是指环保机构对企业生产技术或企业减污行为实施明确的规定,强制生产企业无条件执行。在运用环境技术标准时,环保部门根据掌握的污染治理的成本收益信息来确定最优的排污量或减污量,然后选择相应的技术,制定详细的环境技术标准,强制企业执行,因此需要对环境技术的污染治理成本—收益进行比较。一般说,尽管从理论上可制定最优的环境技术标准,但实际制定的环境技术标准并不是最优的,通常是根据实际情况和每个具体的生产企业选择最可行的技术。当环境技术标准确定以后,由于每个企业具有不同的规模、实力、管理水平等,难以有效达到标准。对某些大企业,技术标准束缚了其创新能力的展开,而对那些规模小的企业则无力实施环境技术标准,影响企业发展。环境技术标准虽然具有以上缺点,但在环境政策中仍得到了普遍应用。一是企业存在对环境技术标准的需求。由于环境技术标准往往是企业与环境管制部门商量的结果,在企业了解实际标准运行后,企业会对技术标准产生一定的影响,部分实力强的企业会以此设置进入壁垒,成为获取市场势力的工具。二是环保机构偏好环境技术标准。环境技术标准一般是较容易监控的,在标准制定、实施过程中,政策制定者易采取寻租行为。

环境绩效标准:环境绩效标准是环保部门对污染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实施一定的限制,规定其排放数量且不得超标。一般限制污染物在单位时间或在单位产量的排放数量。绩效标准不对企业所使用的技术做出限定,除了投资于治污设备来减少污染排放,企业往往通过减少产品产量来达到环境绩效标准的规定,因为削减产量比投资污染设备的成本更小,在企业的承受范围之内。但环境绩效标准同样存在效率问题,企业排污信息不对称性或与企业的实际情况不符,使同一的排污标准面临难于实施成本收益分析而导致治理低效率,进而导致排污总量难以控制。同时,环境绩效标准的要求较高,环保部门监督的成本较大,需要不定期检查企业排污行为,以免企业偷排、超排。

2.2 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

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当事人对可选择行动的成本进行评估,将企业污染外部性内部化,从成本和效益方面入手对企业实施引导,使企业自觉实施环境污染控制和积极改善环境绩效[7]。该类型政策可分为创建市场和利用市场两种类型,即科斯手段和庇古手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得到学者的认可和接受,认为其效率优于命令控制型的环境政策,主要包括环境收费制度、环境补贴、排污权交易等。

环境收费制度:环境收费属于分散管理的一种方式,环保部门对污染排放者排放的污染物所引起的外部环境损失进行收费,其意图在于收取的费用能反应每单位污染排放物给环境造成的破坏。政府通过设置合适的税率,使排放污染造成的社会环境边际损失等于企业自身减污的边际成本。环保部门并不要求每个企业应该削减多少排污量,而是让厂商依据排污费标准来自行决定污染物的排放量。虽然环保部门规定了污染税率,但企业可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后确定治污量,因此环境收费制度具有较好的治污效率。但环境收费也同样存在一个缺点,即环保部门往往无法计算污染的边际社会损失,因此制定的税率往往缺乏效率。环保部门不可能对所有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实施监测和量化,降低了该制度的效率。

环境补贴:环境补贴也称“绿色补贴”,是指政府环保机构采取措施将环境成本内在化,对企业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实施补贴。环境补贴目的在于激励企业主动实施改善环境的行为,类似于环境收费制度,提升企业的污染治理边际收益,且对保护本国企业的产品和保持市场竞争力起到关键作用。环境补贴在鼓励企业实施环境技术活动方面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但也有环境经济学者对环境补贴的实际作用产生质疑。Kamien等指出,企业有可能首先排放更多的污染物来获得更多的政府环境补贴,这也就有可能导致环境补贴政策失效,从而导致污染行为加剧[8]。Baumol & Oates指出,尽管环境补贴使单个企业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量,但同时也可能会增加总体污染物的排放量[9]。

排污权交易:排污权交易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在污染物排放不超过排放总量的前提下,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污量、保护环境的目的。排放总量由历史排放数据、环境管理成本、企业经济状况、当地环境自净化能力等因素确定,以“许可证”的形式分配给排污企业,许可证允许企业自由拍卖、转让,调剂各污染企业内部排污量,从而减少企业的污染行为,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10]。其主要思想就是建立符合法律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排污权”,通过严格控制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数量,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由企业自由交易,企业根据自身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和收益确定适合自身的污染物最优排放量,以此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排污权交易以市场为基础,由于企业自身的减污行为从而减少排污权的使用,企业通过交易剩余排污权来获得一定的收益,使企业在改善环境绩效的同时增加企业的经济收益。排污权交易使企业提高了自身环保的积极性,确保实现区域污染排放总量控制的目标。这样环境污染治理就变成了企业自觉主动的市场交易行为,大大改善了企业的环境绩效。

2.3 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

主要指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向公众发布环境污染相关企业的环境信息,以消费者、公众或社会舆论压力影响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利用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管理者的最终目的是强化被管理者的环境意识,并促使其自觉保护环境,通过外在引导和改变内在价值观念,达到当事人主动参与环境保护的目的。由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成熟,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积极性较高,因此大多数企业能积极实施环保行动,主动向公众披露企业环境信息。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工具具有良好的管制效果,世界各国政府都将其视为一种富有成效的环境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环境信息披露和自愿协议两类。

环境信息披露:环境信息披露是指环保部门定期向公众发布污染企业的污染行为监测结果,引导公众、传媒、非盈利环保机构对企业环境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是对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一种有效补充,从而有效激励企业实施环境保护和改善环境绩效[11]。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要注意“度”,防止信息披露过少或过多。信息披露过多增加决策成本,过少无法满足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的需求,从而影响该政策工具的效率。环境信息披露政策需要社会公众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这样消费者和环保组织等外界才会给环境污染者带来足够压力,迫使企业增加环境投入,采取环境污染治理行动。

自愿协议:自愿协议是指环保部门和企业互相磋商,就企业环境污染行为和环境污染治理达成某种协议。企业承诺主动在某时间段实施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一方面,企业通过环境治理行为获得宽松的环境政策管制,给企业生产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企业可向公众展示自己负责任的社会形象,从而缓解环保机构的压力,赢得社会的信任。同时,自愿协议减轻了环保部门的工作量,降低了其监督成本,环保部门只需要激励企业完成自愿协议即可。自愿协议降低环保部门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环保部门与企业可实现信息的有效沟通与交流。自愿协议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广大消费者拥有及时获取企业环境信息的渠道,具有良好环保意识,能获取真实有效的企业环境治理信息以及对企业施加压力。

3 结语

总之,不同的环境政策在不同的条件下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所执行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每种环境政策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不可能只借助某一种环境政策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必须合理利用不同的政策优势,扬长避短,发挥政策的组合效应,才能更好地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王丽萍,宋姣姣.国内外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研究综述[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28(2)∶154-156.

[2]李创.国内外环境管制问题研究综述[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28(9)∶819-822.

[3]李挚萍.20世纪政府环境管制的三个演进时代[J].学术研究,2005,(6)∶72-78.

[4]宋姣姣,王丽萍.环境政策工具的演化规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11,(5)∶97-100.

[5]金碚.资源环境管制与工业竞争力关系的理论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9,(3)∶5-17.

[6]宋国君.环境政策分析[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7]沈满洪.环境经济手段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8]Kamien M I,Schwartz N L,Dolbear F T.Asymmetry between Bribes andCharges[J].Water Resources Research,1966,(1)∶147-157.

[9]Baumol W J,Wallace E Oates.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10]宋国君.排污权交易[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教师教育政策特点 篇10

美国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其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摇摆态度和近年来的积极姿态愈发受到关注。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存在一定的碳排放空间。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巨大进展空间, 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当前国内对于气候变化国家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我国自身。如张莉等对美国历届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态度、演变特征和未来走向的研究。李俊峰等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回顾及展望等。

由于国情不同, 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存在很多差异。对比二者政策特点, 有助于我们结合自身国情适当借鉴对方的优秀经验, 为在气候变化领域继续加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 有效推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奠定基础。

二、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特点

(一) 重视能源研发, 加大财政投入。美国一直以来追求“能源独立”, 这和提高能源安全战略地位是分不开的。“能源独立”除了要求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更需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如电力、风能等。基于新能源的技术革命可能使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继续领跑世界。美国在能源研发上的财政投入较大。其发布的2014年气候行动报告提到, 美国通过设立高级研究计划署能源部 (ARPA-E) 来刺激清洁能源技术革命。目前整体上, 高级研究计划署已经提供了超过250亿美元, 用于研发活动的额外资金。此外还提供了4亿美元针对ARPA-E在清洁能源技术发展中的长期的、高风险的技术壁垒。

(二) 以低碳为切入的“新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对能源经济下的碳排放要求颇高, 值此, 美国政府需将应对国际气候变化和恢复国内经济繁荣结合起来, 寻找复苏经济的增长点即低碳经济。新能源领域的蓬勃发展在促进能源产业优化升级的同时, 可以通过增加绿色岗位促进就业。此外, 奥巴马还提出建立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机制, 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是美国首次通过立法提出限排温室气体, 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是美国在灵活的市场机制下, 保持经济繁荣和促进节能减排的双赢考虑。在有力促进减排目标实现并向世界传达本国减排理念和力度的同时, 将碳减排有效纳入灵活的市场机制运作有利于调整社会经济结构, 改善美国经济。

三、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特点

(一) 我国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日益增强。近年来国家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充分表明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2007年以来, 国家相继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2014~2020年) 》等多项文件。近年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报告》涵盖了中国当年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及其成效等。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为主要决策者所重视, 如何有效应对已经从最初的科学问题转变为战略和发展问题。此外, 近年来我国制定具体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力度也越来越明显。2009年国家减排目标是单位GDP碳排放至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至45%。而全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则提出单位GDP碳排放至2015年比2010年降低17%。此外, 我国在《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李克强在2015年“两会”上还强调, 2015年我国的碳排放强度要降低3.1%以上。

(二) 我国碳减排以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面对国际社会,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始终保持积极负责的大国态度。目前我国的减排行动是以经济转型期为契机, 以国家层面强有力的干预为主导。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存在一定的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空间, 甚至碳排放总量还会持续走高。确定碳排放峰值意味着在未来的短短十五年间, 我国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制定政策措施、法律法规严格控制以煤炭为主的传统石化能源的大规模消费, 人为地干预全国碳排放的整体管理。对于减排压力下将会受限的经济增长, 我们亟需从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碳式经济发展模式。总体来看, 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减排目标更为严苛, 减排形势更为严峻。

四、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 提高能源研发能力。新能源产业是个朝阳产业, 未来发展形势十分可观。美国除了一定的资金支持, 还分别在提高现有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利用比例等方面, 从发展基础科学和多边合作等角度发展能源科研。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提到, 我国能源转型发展已经进入攻坚时期, 节能和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和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在能源技术准备上还存在差距, 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和国际交流与合作, 不断提高能源研发能力, 加快推动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 化危为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对气候危机和经济危机, 奥巴马政府高举环保大旗大兴低碳经济, 充分掌握了政策主动。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化危为机对我国来说, 已不仅是一种政策选择, 更是必然趋势。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上指出我国节能环保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要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我国在减排压力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亟需转变, 亟需从粗放走向低碳, 结合现今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节能减排的需要, 以控制碳排放总量为总体目标, 以推动发展能源革命为关键措施, 推动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坚持保护和发展并重, 走低碳节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张莉.从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既往特征预判其未来走向[J].和平与发展, 2011

[2]李俊峰, 杨秀, 张敏思.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回顾与展望[J].中国能源, 2014

[3]张海滨.美国关于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述评[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09

教师教育政策特点 篇11

[关键词]检察机关;宽严相济;工作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了更好地贯彻六中全会精神,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措施,包括制定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意见、完善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程序、推行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措施等,要求检察机关正确运用检察职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其中核心的主导思想就是要求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归纳而言具有以下特点:

一、明确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指导思想及应当坚持的原则

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打击,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对严重犯罪中的从宽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严情节也要依法分别予以宽严体现,对犯罪的实体处理和适用诉讼程序都要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

二、明确了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意见

主要内容有:一是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以及依法严肃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二是在检察工作各个环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意见,包括严格把握“有逮捕必要”的逮捕条件,慎重适用逮捕措施;正确把握起诉和不起诉条件,依法适用不起诉;突出立案监督的重点;在抗诉工作中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等。三是几类特殊类型的案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意见,包括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初次实施轻微犯罪的人员等应当依法从宽处理,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案件应当坚持惩治少数,争取、团结、教育大多数的原则等。

三、提出了建立健全相关的工作机制和办案方式

主要有八项措施:一是进一步健全检察环节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二是加强侦查机制建设、提高发现和查办职务犯罪的能力。三是推进办案专业化,建立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四是依法正确适用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理程序。五是改革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案方式。六是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强化化解矛盾的工作。七是完善对监外执行、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机制。八是完善办案的考核评价体系,改进考评办法,保证依法正确适用不批捕、不起诉,改变不适当地控制不捕率、不起诉率的做法,实现办案数量、质量和效果的有机统一。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长期以来在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实践证明,社会急剧变革过程中所带来的刑事犯罪高发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不坚持严打方针,就难以有效地控制住社会治安局势,就难以有效地遏制住刑事犯罪高发的势头。但是,从刑事犯罪发展的规律来看,严打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单靠严打不可能完全抑制犯罪、减少犯罪,而且随着严打斗争的持续进行,严打本身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因此,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调整并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

第二,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当前,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政法机关已经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主要靠行政手段管理社会、维护稳定,转变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开放环境中主要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维护稳定,政法机关所处的执法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法机关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执法环境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清醒地看到这些变化对执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不失时机地调整刑事司法政策,既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又要对具有依法从宽条件的依法从宽处理。

第三,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最终体现立法宗旨、实现司法价值的客观要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们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刑事政策。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该判死刑的决不手软。但同时,对于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罪犯,无论其罪轻罪重,是否属于严打对象,都要一视同仁,该兑现政策的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基本信任。只有审时度势,坚持宽严相济,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也只有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第四,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题中应有之义。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最高境界。在强调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比如,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的,应区分不同情况,在法定处罚幅度内从轻、减轻处罚或判处缓刑;对于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危害社会的罪犯,可以探索实行社区矫正;对于法律、政策不明确,可捕可不捕、可起诉可不起诉、可判可不判、可劳教可不劳教的,应根据具体情况,着眼于从宽处理。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有利于挽救失足者,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抗,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五,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优秀法治思想的历史继承和延续。当某一特定时期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或者某一类型犯罪行为较为突出,抑或执政当局为满足一定的政治需求时,就会选择在法律所赋予的空间内有针对性地调整对犯罪的打击重点和打击力度,更好地维护社会良好秩序。这种法治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尚书》的《吕刑》中就有记载:“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就是说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根据不同时期犯罪的不同情况,应当依照形势的需要,制定出不同的刑罚。同样,只有正确执行轻重不同的刑罚,才能有区别有针对性地适当用刑,起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国唐朝“贞观之治”时期提出的“慎刑”思想,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肃反”运动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2001年以来发动的“严打”运动,都是随时代发展灵活运用刑罚政策的典型范例,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正是沿袭这一悠久法治思想,且根据我国当前形势所需而提出的一项崭新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以往刑事政策相比,更注重刑罚适用的均衡和统一,更注重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将刑罚的犯罪矫正和救治功能放在了更高的地位,以科学和明确的内涵指引司法实践活动向更高、更广的领域迈进。

教师教育政策特点 篇12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产业活动进行干预而制定的各种政策的总和,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 促进资源在产业间的合理配置, 实现超常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 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1989年制定了《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 这是我国政府颁布的第一个产业政策文件, 提出以产业政策为导向, 逐步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矛盾。1994年制定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 对制定产业政策的原则、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规定。进入21世纪后, 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加频繁, 国家发改委制定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汽车产业发展政策》、《钢铁产业发展政策》, 等等。近年来, 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 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 尤其加大扶持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力度, 为国民经济的“保增长, 调结构”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 产业政策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政府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

二、我国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

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产业活动的干预, 即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 促进资源在产业间的合理配置。政府作为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主体, 所能利用的政策手段比较多, 目前我国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主要有行政手段、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

(一) 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 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来实施产业政策的手段。在我国产业政策实施中, 政府行政手段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它是产业政策直接干预手段的主要内容。产业政策的行政手段通常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市场准入制度, 如为避免过度竞争而在某些产业实施的进入规则, 为保护民族工业而在某些产业实施的外商进入许可制等。二是价格规制, 主要是在自然垄断产业中, 从资源配置和服务公平供给出发, 以限制垄断企业确定垄断价格为目的, 对产业价格体系和价格水平实行规制。三是质量规制, 如对有关产业的产品和生产工艺技术标准进行规制, 以确保消费者利益并在产业中保持一定的技术水平。四是环境保护规制, 某些产业在生产过程中会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 因此产业政策通过限制该产业对环境影响程度, 以使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互协调。

(二) 财政手段

财政手段是指政府通过调节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实施产业政策手段。因为财政手段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效益, 所以财政手段在产业政策的实施中发挥的作用较大。财政手段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倾向性的政府采购、转移支付、财政投融资等方式对重点扶持产业和保护产业进行支持, 促使其发展。财政支出不仅使资金在不同的行业间配置, 以体现国家产业政策, 而且还会间接起到示范效应, 引导民间资金流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二是利用对不同产业的差别性税收来促进或阻止某些产业的发展, 包括分产业或者产品的差别税率和一定时期内税收特别调整以及保护性关税等。在我国税收体系中, 诸如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都有对特定产业的支持政策, 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企业综合利用资源, 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 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三) 金融手段

金融手段是指政府通过政府金融机构或者对金融体系的干预, 以较金融市场更为优惠的条件将资金投向某些产业, 或限制对某些产业提供资金支持。金融手段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差别化的金融货币政策, 如优惠利率政策、信贷倾斜政策和资本市场融资政策引导资金投向, 从而达到对不同产业的发展进行鼓励或限制的政策目标。如我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 “商业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贷款业务”, 监管部门也会采取措施对商业银行信贷投向进行监督检查, 促使商业银行贯彻产业政策。二是通过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 向金融市场机构不愿或无力提供资金的重点产业、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和贷款, 发挥对市场机制的补充作用。如国家开发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引导社会资金投向, 缓解经济发展瓶颈制约;农业发展银行则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 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三、我国产业政策实施手段的特点

(一) 综合性

我国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通过对相关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干预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 并使资源按照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重新配置, 是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目标政策, 也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正因为产业政策涉及面广, 对经济活动干预程度深, 所以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比较复杂, 具有较高程度的综合性, 必须综合运用行政手段、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才能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 保证产业政策的贯彻执行。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 往往需要众多政府部门的通力合作, 如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等。

(二) 灵活性

总的来说, 产业政策实施手段有行政手段、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 但这些手段又可以细化为更多的具体手段, 而我国也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进行规定或者限制, 因此政府在具体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可以选择的手段相对来说就比较广泛,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 当政府希望促进某些产业的发展时, 可以对该产业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等一系列的方式, 既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综合使用;而当某些行业的发展偏离政府的期望, 则可以采取相反的产业政策手段限制该产业过快增长。所以, 不同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并不完全相同。产业政策实施手段的灵活性赋予了政府相对的选择空间, 但也给政府部门在如何选择实施手段的问题上提出了挑战。因为灵活性并不意味着随意性, 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时候应该根据经济体制、环境和产业政策目标等选择恰当的实施手段。

(三) 动态性

产业政策实施手段受到一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 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的时候, 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也必须发生变化。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都处于改革与变化中, 所以产业政策实施手段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性。例如, 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 国家产业政策实施手段更多地依赖行政手段, 直接干预和调节资源在各产业间的分配, 以促进某些产业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各市场主体都以经济利益为导向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在这种形势下, 财政手段和金融金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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