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文化论文

土司文化论文（共11篇）

土司文化论文 篇1

追溯土家族历史文化潮流发现, 土司制度对于土家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源于流长的意义, 自从元朝末年开始, 直到清朝改土归流制度的有效实施, 在这相当长的八百多年间, 其土司文化有效的促进了其土司制度、土司音乐飞跃发展, 帮助了我国正统土家文化的延续, 促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

一、土家族土司制度

通过明史、清史相关史实详细记录, 元代、明代、清代都有过模拟流官制度的历史记载, 其具体执行是聘用少数民族领导人物承担“土司”职责, 运用监管控制、制约平衡、废弃官员以及减弱官权等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将地方权力统一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 从而形成土司制度的初步成长。实际上, 土司的“土”即本地人, 实质上是指本地少数民族各地方中的大大小小官员首领, “司”则代表地方土司官员, 总体上来说“土司”即中央王朝直接委任的边界地区少数民族人员担任各部地方首领的制度。真正规范意义上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元朝, 但就实质上土家族所属地带来说, 土家制度形成于各地首领确立各自领地时期开始, 其时间大概就在元朝五代年间, 已经开始有了土司制度的萌芽, 后来在宋朝得到生存和发展, 只到元朝才得到更深层次的发展, 建立了更加健全的土司制度。元朝在通过建立完备土司制度的前提下, 通过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有效管辖, 实现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规划。

土司制度的制定是建立在土家族羁縻州的基础上形成的, 自从新隋朝政权成立后, 全国开始实现统一, 但是由于隋朝统治者政治荒唐, 从而导致国家政权不稳, 经济开始逐步萧条。根据隋朝历史记载, 隋朝每个州县所管理的地方不到三个群县, 而里面很多群县只统治两个或者更少的县城, 导致官多于民的局面, 造成大量政府财政的输入以及人力资源的浪费。所以隋朝文帝杨坚实现裁减机制, 通过把州、群、县合并且统一改为州县两种地方体制。后来到了唐朝地方上开始普遍实行羁縻州制度。宋朝年间, 中央政权开始在南方各州延续前期王朝所制定的羁縻州制度, 通过对不同少数民族种族进行分类, 总共设置263个州、22个县、11个峒, 然后分别任命其地方首领为刺史、知史等, 实行分散集权的地方制度。随着历史不断前进的脚步, 土家族开始不断与其它民族加强联系, 羁縻州制度的实施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与此同时, 封建制度下的统一王朝加强了对地方权力的控制, 从而逐步在地方上开展土司制度, 使得土家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历史文件得知, 就全国上下大多数地方具体情况而言, 土司制度基本上是开始于南宋, 流行于元朝, 发展于明朝, 直到清朝末年开始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由于土司制度的世代延袭, 从而使得土家族文化可以得到完善保存, 在一定基础上促进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发展, 形成中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二、土司音乐文化

从五代十国到清朝末年总共一千多年间, 土家族地区一直处于土司制度管制之下, 封建社会统治王朝为有效实现对于土司政权的掌控, 对其实施了强制性的文化政策, 即采取各种手段, 有效加强文化教育的建设, 从而使得土司人民能更好的接受汉族文化, 帮助其更好实现科举制度的改革以及汉族文人文化的形成。对于过去历代土司统治者在政治上都是实施独裁体制的, 对其土家族人民开展暴力治国, 从而使得大部分土司人民逼于无奈隐蔽在深山老林中, 断绝了与外界世界的联系, 导致其语言音乐文化都与汉族发生混乱。自古以来, 土家族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具有悠久民谣歌曲的民族, 虽然其统治集团相对凶残, 但是在在封建文化的激励下, 其世代子孙开始延续了从事音乐的特殊活动, 土家族人们乐于参与音乐创作, 使得其音乐无论在创作形式上还是创作题材上都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他们根据祭祀活动和民间风俗习惯为核心,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下, 土司文化得到了高速发展。

土家族音乐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其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展现了土家民族独特的艺术魅力, 追溯土家音乐发展历程发现, 土司音乐的演变, 是土家祭祀互动的独特文化传承。它源于图腾崇拜, 是人类先祖最开始用战争统治的象征, 表达着这一民族勇敢、坚强的民族特色, 是激励一代表又一代青年人拼搏向上的动力来源;是对于自然的崇拜, 是土家民族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具体表现, 向往清新的最原始史的生活环境:是源于祖先崇拜, 是土家族人们对于祖先的尊重, 他们定期祭祀亡灵, 表现对上一代人的敬畏之情;源于土王崇拜, 土王是土家民族中历代首领的称呼, 是统治其民族发展的历史开创者, 对于土王的崇拜表现了土家人民的忠肝义胆以及对统治者的自然尊崇。同时, 土家族的音乐就好像其它普通民族的歌谣一样, 适用于人们日常的生产劳动中, 根据自由式的节奏, 促进土家劳动生产更加有序的开展, 同时土家音乐多数反映人们日常生活、情感、劳动, 通过大声演唱的方式, 表现了土家人民对于情感的宣泄, 运用这种形象化的山歌式歌谣极大呈现了人们当今社会中土家人们的审美情趣以及土家民族独具特色的歌谣形式。所有这些创作都来源于土家人民对生活中的美好向往, 表达土家音乐在传承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 更加体现了人性中的真、善、美以及其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情。

三、结束语

土司制度的建立以及土司音乐文化的发展, 这些都是促进土家族地区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 对于土家社会的进步起到显著的积极效果, 土家音乐是通过土家历代人民所沉淀的文化积累, 土家制度是土家历史发展的有力推手, 这一切都成就了我国现代社会丰富多彩的土家文化。

摘要：在中华上下长达八百多年的土司管理统治时期, 对于土家族的音乐文化呈现主要以图腾、神灵、祖先等实现土家人民对其原始种族的基本信仰, 本文将通过对土家制度的深入研究, 开启土司音乐之旅, 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关键词：土家族,土司制度,土司音乐

参考文献

[1]田世高.论土家族音乐之美──乐种、传播、线的艺术[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01期.

[2]龚芳敏.土家歌谣与土家族的形象建构[A].湖南省美学学会、文艺理论研究会2010年年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0年.

土司文化论文 篇2

阅读提示：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建立,顺应了历史潮流，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沟通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跟中原的联糸和交流，保护了少数民族文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曾经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它的留存增加了地域文化的差异性。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以一种文化多角度的视野，来探讨武陵山区在土司时期的生产关糸，研究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土家族的经济发展状况，客观分析少数民族地方史，对于我们正在热身的文化旅游产业是有帮助的。

一、土司制度的来历及其存在的社会基础

土司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宋代。史料记载，武陵山区的土司制度始于五代，发展于两宋，完备于元明，衰落于清代，个别土司残喘到民国年间。土司制度又叫土官制度，它是在两汉时期羁縻（《史记.司马相如传》解释，羁为马络头。縻为牛牵绳。就是笼络的意思）郡县制度、唐宋州府县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元朝在总结唐宋羁縻统治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克服少数民族地区形同独立王国的弊病，开始实行“以夷制夷”，就是用土官治理土民的政治制度。其核心是设立不同等级的土司职务，任用各级土司官吏，对土司实行政绩考核,决定土司职务的升降,规定土司的信物、承袭、赏罚制度,明确土司的义务和职责。明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并加以完善。《贵州土司史》记载：明洪武五年,即1372年,田儒铭第五子茂能,被敕授“朗溪司正长官”,后其子仁泰又奉命招抚叛苗28寨有功,明朝廷授予他《朗溪司舆图公据》,上面有“照得朗溪司正长官田仁泰…招抚治古、答意（属乌罗）长官司…与国出力,公据为凭,永远子孙世袭掌管…”等文字,此公据,是贵州境内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一份。

需要说明的是，据《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记载，明永乐十一年（1413），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唐贞观四年，改务州为思州，元代思州东抵湘西永顺、保靖，西迄务川、凤冈、施秉，北达重庆酉阳，南至荔波、丛江，管辖范围永永超过唐宋时的思州）宣慰使田琛争夺土地、矿坑长期攻杀，朝廷派蒋廷瓒前往勘查，密捕二田至京师斩首。明朝廷平定这次叛乱后，乘机将两宣慰司所辖之地改设为八府（思南、铜仁、乌罗、镇远、思州、新化、石阡、黎平），并以原二宣慰司所属的印江、沿河、德江、酉阳等39个长官司，加上贵州宣慰司及安顺、都匀二府，镇宁、永宁二州为基础，设“贵州布政司”，两宣慰司的废除和流官的派谴，开了中国“改土归流”的先河，是贵州建省的助推器。

史料表明,在武陵山区,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少数地方残存到民国时期。之所以土司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存留八百多年,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了的。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从秦朝起,中原一带虽然已进入封建社会,但实际上,到元朝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没真正进入封建社会。这样,由于山高路远等诸多原因,历代的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既不能用统治中原的办法,也不能用两汉时期那松散的羁縻制度。在这样一种国情下,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仍然要“以夷制夷”,它由王朝中央对当地土族大姓的首领封以官职,让其世袭原有的土民,政治上巩固朝廷的统治,经济上维持当地原有的生产方式,王朝只是通过这些土官对其土民进行管治，同时也规定了土官必须承认是中央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听从朝廷征调,按期交纳一定贡赋,承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义务。这就是土司制度得以长期存留的社会基础,它的实质就是用封建领主制代替农奴制,而最终目的是解除唐宋以来郡国并存的弊端。

二、土司制度的运作模式及其历史局限性

对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实行土司统治。王朝中央在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明朝廷用流官、土官分治的办法,少数民族聚居区,“统以土司”管理土民,颁布“蛮不入硐,汉不入境”的禁令。

采用卫所、土司相结合的军事建制,在重要的边缘地区设卫所、驻重兵。元朝的土司设宣

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负责地方行政、赋税、诉讼、招兵等责。明朝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

分封地方首领,用高官笼络土司(宣抚使为四品、安抚使为五品、长官司为正六品),对有影响的土司或在战争中有功的土兵授以虚衔,以示其宠,世袭官职。《贵州土司史》记载,“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以原官授之”,朱元璋说“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印江朗溪土司,搬到木黄木桶后还设“蚂蝗池”,惩治土民)。

分设长官司与蛮夷司,据《明史.湖广土司列传》载,以四百户作为区分长官司与蛮夷司标准,并以此为一代定制推行全国。清朝承袭了这一办法。

实行领主经济,土地按等级分配。多数土司的隶属关糸是宗族关糸,《蛮司合志.湖广》记载,划定隶属关糸时,“令覃、田、黄、向诸大姓各有所属”。

设立官学、书院、社学(多设在农村)和义学(私塾),施行文治教化。

历史局限性表现在：政治上,土司拥兵自重,私设监狱,土司之间有的为土地、人口互相争杀,妨碍了中央集权。土司奴役土民,造成民族矛盾,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分而治之”的企图,让土司相互监视,人为制造了民族隔阂。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土司占有大量良田沃土,小姓的土民只能去开垦瘦脊的陡坡地,有的小姓土民为了求生的需要,不得不改为大姓,这些,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日常生活中,土司还规定一般土民住房建设不准盖瓦,州县的官学以地方官家子弟为培养对象,土民子弟被拒之门外,“主仆之分,百世不移”,这种特权思想的体现和反映,在土司制度施行的后期,明显隔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另外,据湘西黄华川《绝域秘史》这本书披露,湘西土司野蛮行使“初夜权”,对土民实行性奴役,这些等级障碍,足以说明土司制度的腐朽性。还有土司思想观念上固有的分散性、封闭性,土司制度下神权、政权的分离和对立,这些都是土司制度不可疗救的内伤(向成国:读<土司王朝>笔记), 土司制度的这些局限性,注定了它消亡的必然性。

三、在多元文化视野下,如何多角度看待土司制度

曾经一段时间,人们不愿谈及土司,担心被贴上封建、落后的标签,也不敢探讨历史上的土司制度,害怕遭灾惹祸。诚然,作为封建统治者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项政治制度,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是,应该看到,元明清时期在武陵山区实行的土司制度,是集前代王朝治理经验之大成,它废除了羁縻制度下郡国并存的体制,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如果将土司制度同中原核心区的郡县制度比,这种半独立的自治状态,似乎对大一统构成了挑战,但是,我们设身处地想,这是古代中原统治者们所能采取的政治策略中最好的选择,因为: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路途崎岖,派兵占领,运输困难,当地瘟瘴横行,军队难以久住；当地土人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和语言不同于中原,“土人不服王化”,无法实行有效统治,只好选其能者代为管理。这样,只要他有“归属”的意义,时间长了,外来势力不易染指,稳定性强。这些地方的半独立,相当于今天的少数民族自治,既兼顾了少数民族的利益,又将这些地方纳入了大中华的版图。

今天我们从文化的视野,用“扬弃”的思维,分析土司制度的利弊,首先要结合它运转的史实来说话,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首先,武陵山区的土司,多次参与了维护中华民族独立的军事征调。据《明实录》记载,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冠（日本海盗）进犯我东南沿海,为了保卫我国领土的安全,朝廷征调湘西、鄂西、黔东北和渝东南的土司和九卫所的土兵,到苏松沿海协剿倭贼。土司们接到命令时,正好是除夕前一天,不得不提前一天过年。杀了猪,都来不及细切,砍砣砣肉,和白菜、豆腐一起煮,匆匆吃了,唱“点兵歌”（又叫“辞行歌”）后就开赴前线,土兵英勇杀敌,取得开战以来的“东南第一功”,土家族人“过赶年”的习俗也由此而来。《土家族土司简介》讲述了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土司奉命参加抵御满族军队南下的“抗辽”之战,这类军事活动有利于巩固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格局。其次,由中原带来的生产技术（如印江古法造纸、印染、棉花种植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统治区域的经济发展。敖以深在《土司制度流变、遗存及保护利用探析》一文中,引用史料说“明代以前,黔东北地区“土俗大变,渐染华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比于内郡‟、„冠于全省‟”,连朱元璋登上龙椅后也感慨说“两广覃黄,思播田杨”,指明思州田氏、播州（今遵义）杨氏实力的雄厚。陈法权在湖北2009第二期《土家族研究》撰文说,田氏土司统治印江期间,重建唐贞观二十年修建的天庆寺,协助朝廷勘定梵净山边界,整治楚人私开金矿,修建兴隆桥等朝山路道,发展桐、生漆和水果特产,其中,朗溪土司上贡的梵净山茶就深得皇帝赞赏,在明代就特准以茶抵粮。第三,看土司统治时期,武陵山区的文化发展状况。人们常常讲“文化积淀决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考察一个地方的文化,首当其中要看它的教育。史料记载,武陵山区土家族聚居区最早建立的官学（儒学）,是928年蓟州人李承约在彭水创办的黔州学。据《清会典事例》卷395记载,早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1）,黔东北沿河司(今沿河白泥河畔)就建立了銮塘书院、竹溪书院,这是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也是贵州）最早的书院。《明史.选举志一》讲,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就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同时规定“科举必由学校”,明弘治十年（1497）,朝廷下令“土官应袭子弟悉入学,渐染风华,不入学者,不准承袭”,相隔四年,又再次重申这个政策。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文教为先”的政策,此外,明朝和清朝前期,还特许民族子弟免试入学,规定“多取土童”。这些措施有利于土司、土官及其子弟提高文化水平,教学内容虽然缺乏民族特色,但达到了“开其智巧,教育人才”的目的。

2010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杨天波,在“土司制度：体现了明清顺应时势的治边思想”一文中,引用李世愉的话说：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我国古代边疆政治史上的大事。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他们的管理,加强边区的统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土司制度的完善,体现了明清统治者“因地治宜”、“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

四、关于土司文化保护利用的几点建议

就土司制度而言,不管是其物质文化遗存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反映的是在中国元明清三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统治措施,作为古代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存在本身值得关注,在人们已经接受文化资源走向产业化的今天,重视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对于“两欠程度”较深的武陵山区调整结构、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

先来看看武陵山区一些兄弟县市如何开发和利用土司文化资源：湘西永顺老司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经发掘鹅卵石铺砌的多条路道、土司彭世麒的夫妻合葬墓,湖南考古研究员柴焕波说“老司城遗址是土家族历史文化的见证”,他们已着手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湖北恩施恢复的土司城,占地300多亩,气势磅薄,增添了恩施的历史厚重感。鹤峰的容美土司城,珍藏了国家一级文物“河图洛书”,现在人气很旺。邻近的遵义已在杨氏土司的遗存上作文章并且尝到了甜头,他们的体会是：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建好馆藏文物；统一规划,突出土司文化特色,按轻重主次,分期开发；面对行业和部门之间的一些制约因素,组建旅游发展管委会。苗王坡东面的江口县,在去太平河的公路边,竖起了“省溪土司由此去”的招牌。现在回过头来看印江朗溪土司的前世今生：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思王县改为朗水硐,设硐官,自理其政。元泰定元年(1324),废朗水硐改为朗溪蛮夷司,清道光十年(1830年)朗溪长官司署迁木桶。到民国四年(1915),土司才走出朗溪的舞台。历经591年的积淀,为梵净山麓之朗溪留下厚重的土司文化,这对我们做强文化旅游产业是大有好处的。

从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个角度看,保护好土司遗存下来的一砖一瓦,新建房屋一定结合早迟要启动的印江岩口综合整治工程统筹考虑。换句话说,不远将来,可否旧话重提(因1996年大滑坡后,省民政厅厅长杨序顺有个建议),从现在的岩口坝顶左侧顺山修一条公路经石坪(朗溪河西村)接猫口大桥,首先把503高程以下的青砖、黑瓦，还有被踩得发亮的石板置

换到520高程以上的石坪台地(重庆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都是用原来的材料异地重建),用新农村建设等契机,以居洞沟存留的古营盘为中轴线,在这片台地上重现土司衙署,辅之以上下两条民族特色街道。

从突出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凸现土司文化特点这个层面看,可否鼓励一些民间艺人入住土司街,定点定时表演傩戏、花灯,让游客互动土家婚礼、摆手舞、高腔山歌,丰富游玩看点,让人多逗留些时间。利用两山连片的石旮旯地巩固好朗溪药柑,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药柑的价值,这是朗溪的优势。地势较高处可否发展核桃、大枣、茶叶和特色养殖,这样既能解决土司街村民稳得住的问题,又能吸引观山戏水之后的游客上岸消费,增加土司街村民的现金收入。

从拓展旅游景点,延长游客消费链条的视野看,创造条件,逐步恢复公元646年(唐)时期就有的天庆寺、公元967年(宋)就在甲山村李家建成的三清观,这是道教传入印江的实物见证,也是道教最早进入贵州的最早记载,修缮宋代的西岩寺和明代的穿城大堰,凸显印江县城的个性。

参考资料：1992年《印江县志》、《贵州土司史》、《贵州土家族研究》

土司文化论文 篇3

关键词：川东南 土司 地名文化

中国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108-114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在统一的领土内的某些地区（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处），采取有别于汉族地区的措施而进行统治的一种制度，是由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它大约兴于宋，发展于元，在明时进入鼎盛时期。自1949年以来，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在研究这方面的取得了成就，其中吴永章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考论》、王承尧、罗午的《土家族土司简史》、田敏《土家族土司兴亡史》等对土司制度有整体性的研究。川东南地区自古以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地与黔东北、湘西、鄂西南三地构成我国土家族最大的聚居区，是历朝各代较难以治理与管理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自宋开始，便开始实行了土司制度。但土司制度涉及地域较广，川东南土司研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故至今尚无川东南土司制度研究的专著问世，其相关信息散见于土司制度研究的各专著中，如长江师范学院教授李良品主编的《西南地区土司问题研究》中几篇研究川东南土司的论文、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杨花的论文《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制度研究》等。这些研究多存在“制度论制度”、“以土司论土司”的问题，却忽视了土司制度对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或者将其影响一笔带过。土司制度在川东南实施，对川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制度在川东南所衍生的“土司文化”，在今重庆文化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一地区是现今重庆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是唯一在历史时期实行过土司制度的地区。其中，地名作为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与交往中对某一地理实体或区域的专用称号。因此，地名也可以说是史实的“见证人”和“传真录像”，以其特有的方式记载着当地的历史。本文即拟从文化的分支——地名文化出发，探讨土司制度对川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地名命名的影响，并以地名为线索探讨这一地区以及与这一地区相关联的土司文化。

一、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统治概况

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地处湘鄂渝黔边四省交界处，区域与今重庆市东南地区一致（即习惯上所称的“渝东南”地区）。因本文所研究的地名多以20世纪80年代的各地地名领导小组所编之地名录为对象，时渝东南地区在行政区划上仍属四川省，因而以川东南命名。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自古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除了苗族、土家族两大少数民族外，还有蒙古族、满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散居于此。当然，这一地区还生活着较多的汉族，因此，这一地区又不同于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历朝历代难以治理的地区之一。自有秦一代开始，中央王朝便对这一地区实行“羁縻”政策进行管理，以达到统治者“以蛮治蛮”的目的。北宋时期，这种“羁縻”政策开始逐渐转化为更为严密的土司制度。宋、元、明、清时期，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主要有酉阳、石硅与秀山三大土司（详见附表1）。其中酉阳土司为这一地区土司中影响最大、势力最强、统治区域最广的土司，与湘西永顺宣慰司、鄂西容美宣慰司一起称为川湘鄂三省边区三大土司。

酉阳土司辖地，宋时为酉阳州，南宋建炎三年设土司，元为宣慰司，明为宣抚司，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至乾隆元年，将末任土司冉元龄之子广煊、广杰等及其家属迁出酉阳，同时升酉阳为直隶州，彻底结束了酉阳土司的统治，宣告土司时期的结束。酉阳土司为冉氏世袭，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四《土官志》一载“冉氏土官二十六世，二十九人，自宋绍兴元年始至国朝雍正十三年止，共袭职六百二十二年”。酉阳土司统治期间，其对酉阳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均有一定影响，一方面，土司之间的斗争与融合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民族的团结；而酉阳土司积极经营文教，兴建学校，更促进了西阳的文化发展，如《冉氏家谱·世系录》载，“（冉）兴邦‘请建学校，初设儒学训导一员，族中子弟皆令人学。时文教既兴，夷风丕变。司中土民及明初避难者，耳濡目染，亦渐知读书识字”。另一方面，酉阳土司在迁至忠孝坝前，不断地对外斗争，后又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石硅土司，据《补辑石砫新志》载，“石柱土司之设皆昉于赵宋南渡，沿于元，著于明，我朝因之，历百有五年，至乾隆二十六年乃该归内地，为石硅直隶厅”。另《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概况》载：“南宋建炎三年（1129），马定虎征‘五溪蛮有功，分南宾县地置石硅安抚使，以节制‘九溪十八洞。”乾隆二十六年（1761）废土司制度，升石砫厅为石硅直隶厅，宣慰司改授土通判，不许干预民事，但据王萦绪《石硅厅志·承袭志》载：“故地虽改设直隶厅，犹为世袭，其后裔通判职……二十五年土宣抚改为土通判……自宋高宗南度至乾隆二十六年，计承袭六百四十五年”，说明土职的世袭仍然存在。又据1994年《石柱县志》所载，一直到民国时期，土通判才逐渐名存实亡。因而石硅土司统治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为前面所说的六百四十五年，也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石硅土司统治年限。一是这里所提到的将土司统治时限延长到土司真正名存实亡的民国时期，即八百多年。余贻泽在其《中国土司制度》中称，土司平时与朝廷交往最多的是承袭与朝贡两件事。石柱土司也不例外，据《蜀龟鉴》载，“四十八年秋八月，石硅宣抚秦良玉援辽，与子祥麟守榆关”，是其效力朝廷的表现之一，正史中有关这部分的记载还很多。同时，石硅土司对石柱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如《马氏族谱·马宗大传》载，“雍正间（马宗大）承袭宣慰司职，乃建学校，延师儒教子侄及民间俊秀。建文庙，兴学校”。但石砫土司统治严酷，如《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载，“万历十六年，马千乘聚众苗蛮，攻围县治，烧毁民房三百余处，不许人民脱离土籍”。endprint

秀山土司辖地主要有石耶、平茶、邑梅和地坝长官司。其统治除地坝外，多起于宋理宗淳祐年间，止于清乾隆年问，历时四百余年。《秀山县志》载，“思州沿边万户都总管杨再思之孙杨通晟带领其子光辅、光彤、光隆、光贵，督兵平息争斗，相继建立了邑梅、平茶、石耶、地坝四洞土司”。邑梅长官司为秀山四大土司中势力最大、统治地域最广的土司。地坝长官司是设置最晚、势力最小的长官司。此外，秀山土司还包括绞娄土千户、寨娄土千户、马蹄溪千户、绞乜土千户、彭水县巡检司。其中彭水巡检司为田氏世袭，其余皆为杨氏世袭。秀山土司与酉阳土司及石硅土司一样，服从朝廷的征调，在明代及清初，曾多次奉命参加各种军事活动，如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五《土官志》载，“邑梅土司杨光斗·奉调援辽”。其统治秀山期间，邑梅土司曾与酉阳土司仇杀，平茶土司相互争袭，扰乱了当地生活秩序，对当地造成了些许不好的影响。

土司制度在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几百年的时间，在其统治过程中，逐渐形成川东南“土司文化”，这种文化渗透于土司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至今仍有影响。如现存的酉阳土司衙署铜鼓滩镇、石柱县土司官署建筑遗存三教寺，是有形的土司文化的实物遗存，而与之有关的地名则是另一种无形的“土司文化”遗存。地名通常是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但又有含有丰富的信息量的一种无形的文化载体。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受土司统治了数百年，因而在川东南地名中必然存在不少包含了土司时期土司活动的信息。本文拟对以川东南各县地名录所收录的27484个地名进行分类统计，并将土司类地名单独成类进行分析，希望以此进一步深化对川东南土司的研究。

二、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地名

土司时期，川东南土司的主要活动区域在酉阳、石柱、秀山三地，但川东南作为一个地域性概念，其范围内各个小地域之间必然因其特定的地理相邻关系而相互影响。因而，川东南土司地名的研究当不仅包括酉阳、石硅、秀山土司活动显著之地，还包括了川东南的武隆县、黔江县、石柱县等地。

1.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彭水在土司时期，曾设过巡检司一职，族属为土巡检田氏。但彭水县地名中未见有与田氏巡检司相关的地名，与土司相关的地名只有三义乡一处。三义乡的石坝子“此处有一石铺大坝，是明代女将秦良玉祖居之地。”秦良玉作为“巾帼英雄”在正史中记载颇多。石坝子地名释义提出此地是秦良玉的祖居之地，这与《明史》卷二百七十所载：“秦良玉，忠州人”，似有矛盾。据《秦氏家乘》载“先世有名安司者，元季避徐寿辉乱，由楚入蜀，居绍庆路。传二世，国宝徒居忠州，遂为忠人。”又《秦良玉》载：“秦良玉的先世本是湖北麻城人，到了元朝末年，徐寿辉作乱，扰害荆楚，他的祖先秦安司为避免流寇的蹂躏带着眷属，逃到四川绍庆府黔江县来居住……良、恭兄弟二人以黔俗僻陋，徙居忠州，可称为秦氏迁忠的始祖”。三义公社“清置三义乡，属黔江县辖。民国三十一年调整插花飞地，由黔江县划属彭水”。将这几条信息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地名的释义与正史记载并不矛盾。只是在叙述秦氏家族移居过程中交代不清，秦良玉的先辈曾居住在三义乡，后来其父辈及其本人长期生活并定居于忠州，因而有关史籍多记为“良玉，忠州人”对其祖先曾居住三义乡一段省略了，我认为这种描述欠妥。

2.黔江县

黔江，土司时期未置过土官，但因其地处石砫、酉阳、彭水及利川土司之间，必然受土司活动的影响。黔江县有14个土司地名。黎水乡土城“相传明朝时忠路土司在此地筑过一座皇城，故名土城”。透露了土司活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点出了“忠路土司”曾在此活动。另一方面，提到了土司遗存——皇城。忠路土司位于今黔江县邻县利川县境内，现为忠路镇。《利川县志》卷十四载：“忠路，明玉珍据蜀，始置宣抚司。明洪武四年改安抚司，二十三年废。永乐五年，以英为安抚使。雍正十三年，请改流，其地入利川县。”又，黎水乡位于黔江与利川接壤处，因而忠路土司极有可能活动于此地。因此尽管此地名前有“相传”加以限制，仍有一定的可信度。至少可以肯定忠路土司与黔江县存在各种经济或文化上的交流活动。皇后寨上有土城，而皇后寨在今黎水公社境内，也可佐证忠路土司曾在此地活动。其实，活动在川东南地区的土司，除了本土的各大土司外，还有相邻地区的土司，如这里提到的忠路土司，此外，还可能存在相邻的唐崖土司、容美土司、永顺土司、保靖土司以及川东南南面的播州土司等的活动痕迹。

各大土司为了拓展自己的领地、争取自己的利益，必然存在相互之间的斗争，而这也是土司制度的一种普遍现象。川东南土司地名释义中对此描述较多，如黔江县大险坪“冉、何二土司打仗，何土司险些战亡于此，故名”；鞍落坪，“从前冉土司与何土司交战，战败者把马鞍丢落于此，故名”；金洞州“原名京洞州。相传何土司与冉土司在此交战，冉胜后，拟置州府于此，后因酉阳的水比京洞水重，未遂，后故称。因无文字可考，于1980年取谐音而更名”；官庄坝“因冉土司曾驻此地而得名”等地名释义文中频繁出现的“驻”、“交战”、“打仗”等词语，说明土司曾在黔江县境内频繁交战。而交战的双方都为何土司与冉土司，冉土司是酉阳世袭土司，正史中记载较多。而关于何土司，正史中几乎没有此人的记载。

在土司研究中，公认且研究较多的有冉氏、杨氏、田氏、马氏、陈氏、冉氏等土司，唯独没有何氏。近年新发现的《何氏族谱》载：“二十九世祖何贞公……因平苗有功，迁居酉阳铜鼓、忠孝坝，在铜鼓官塘设土司衙门，统治当地居民……1196年，冉氏土酋冉思通在西阳铜鼓潭向何氏土酋发起战争，何氏土酋败，退守酉北地区……何应坤置马喇湖等地，其大湖小湖皆版土。何氏失去铜鼓潭及忠孝坝等大片土地后，退守以金洞为中心。何氏土酋卧薪尝胆，在辖区内悬崖峭壁人们出行必经之地修筑了大量军事没施，知州府城南边建有城墙口、北边建有卡子门等防御工事。”“因平定武陵蛮有功，各酋长自封为土官，世代进行统治……何姓驻守酉阳铜鼓潭、忠孝坝（现酉阳县城）及酉北（黑水、金洞、马喇、两河、濯水、冯家坝）地区设‘京洞州”与邹明星在《酉阳土司》中所记述的：“冉兴邦其人素有大志，极具开拓革新精神……在酉西北西沙河彻底打败何氏土酋，占领今黔江之马喇、两河、濯水、冯家等地”相一致，均说明确有何土司的存在，且冉土司与何土司一直都存在争斗。《何氏庐江谱》对何、冉土司在金洞之争的史实亦有记载。冉土司与何土司之斗争，最后以冉土司胜而告终。弄清这一段史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土司研究宏观研究上的不足。endprint

3.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石硅土司有马氏、陈氏与冉氏，但主要以马氏为主。学术界研究最多的石硅土司是土司马千乘之妻秦良玉，如文公直的《女杰秦良玉演义》、秦良玉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秦良玉史料集成》等。石柱县的地名中有7个土司地名，且每一个地名都与秦良玉相关，金彰的官坟，“相传明代女将秦良玉死后，埋有四十八座假坟，此坟是其中之一，故称。”三店的报信寨，“相传此寨，为明末女将秦良玉报信的寨子，故名”。悦来的古城坝，“传说明末清初巾帼英雄秦良玉准备于此建城，未成而后迁石砫，故称”。万寿寨“在蚕溪公社境内。原名万寿山，后因明末女将秦良玉在山上筑寨御敌，习称万寿寨。”这些地名释义中有70%的地名前有限制性词语“相传”或“传说”，表示了地名释义的不确定性。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秦良玉在石柱的重要地位，也能看出秦良玉对石柱县的影响极深。

4.武隆县

武隆县元明清时多隶属涪州，严格意义上讲，它并不属于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范畴。但其所处地理位置，又属于川东南，其地名中存在极少数土司地名。如白果的官庄坝，“此坝早年有土司住宅，故名”；土坎的花天，“传说，此地设过土司衙，因建有美丽的花厅而得名。谐其音而为‘花天”。武隆县的历史记载多散见于《涪州志》等史志中，而正史中对此并无记载。新编县志中亦无任何有关土司的记录。因此，这部分地名需要结合田野考察与实地访问的方法考察其可信度。

5.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土司时期，秀山土司分布较多。其地名中有10个土司地名，38%与杨氏土司相关。如龙凤的司城大队“此地早年是杨姓土司驻地之一，故名”；司城街“早年是农村集市。杨土司的衙院驻地，故名。司城即土司驻守的城池”，等都曾笼统提及杨土司，未写明土司的具体名称。但由此亦可知，杨氏土司在当地的影响甚大，与《杨氏家谱》所载“世袭宣慰长官司，故黔楚连界之地，星罗棋布，唯我杨氏居多”相符。

中和的雅都，“元代，邑梅洞长官司曾设边蛮总管于此，名牙阻，后演化为雅都”，指的是有关邑梅长官司的地名。地名释义中，邑梅长官司是秀山土司中实力最强、统治区域最广的土司。其在元时为佛乡洞长官司，明玉珍据蜀时为邑梅沿边溪洞军民府，明洪武五年，杨金奉归，改邑梅司，至乾隆元年结束土司统治。释义中提到的边蛮总管是土司所置的一种土职，是土司为更好的管理土兵以为朝廷效力的下属机构。在正史中尚未发现有关这一官职的记载，地名中出现的有关内容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土司地区兵制的研究。

秀山石耶区，不用参照地名录中的释义，可知其是以秀山石耶土司而命名。据考证，石耶区确为石耶长官司的治所。通过地名录所记，可知石耶土司于宋末设在石耶洞，明改为司，清改为里。据《石耶杨氏谱》载：“光隆从父兄，平定苗人，开辟平、石、邑等地，类请分茅，敕授以石耶顺德军民土知府”，是为石耶土司设置之始。《杨氏谱》记：“延祐二年以平诸蛮功加忠顺大夫”之后，石耶土司为杨氏世袭。杨光隆之后，共有杨氏十七人世袭土官，共十七世，自宋理宗淳祐年间始，至乾隆元年改土归流结束土司制度，共历时四百余年。寨楼大队“原为石耶司下辖的千户衙院所在地，寨中建有防卫用的大楼房，故名”，亦提到石耶土司。地名中所说石耶司千户衙院，千户实质是石耶土司下辖的一个管理机构。通过这个地名，千户衙院遗址，可探寻石耶土司千户衙院的运作体制等。另外，其所修建的防卫大楼，体现了军事防卫的思想，说明土司之间存在争斗。

太平营：“明代天启年问，平茶司长官杨昌元所设五个兵营之一，以保境安宁之意，取名太平营”中，首先提到了平茶司长官杨昌元。据《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中记载，有平茶长官司世袭的杨氏土官有杨光彤、杨昌兰、杨胜都等二十位，但其中并无杨昌元其人。又秀山其他土司中昌字辈者有石耶土司杨昌安、地坝副长官司杨昌玉与杨昌基、寨楼土千户杨昌牧、绞乜千户杨昌奇，亦无杨昌元此人。此地名记载出现差误，也可能是受人们口传记述影响的误记。另，地名中提到平茶土司设置五个兵营，从侧面反映土司土兵机构的设置情况。

6.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司是川东南地区土司中、也是川湘鄂黔四省交界处影响较大的土司之一。学术界有关研究较多，如冉光大《土司在酉阳》、邹明星《酉阳土司》、彭福荣《酉阳冉氏土司的沿革、族属与民族关系》等。酉阳县土司地名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土司寺庙地名，这类寺庙供奉的不是神而是土司。酉阳土司地名中有三个地名同名三抚庙，“清代建庙于此，供奉三个宣抚使，故名”，而《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载称“三抚庙，按：……大约此三土司皆生有惠政，民戴不忘，于其没世，而祭之乡社神，又颇灵验，故相沿而不可废”，证明此地名释义是正确的。现三抚庙早已不存，但其内涵作为地名却保存下来了，这说明土司在历史上确有影响，以致人们将贡献突出的土司当作神来供奉，形成为一种信仰，即土司信仰文化。在其他土司统治区也存在这种对土司信仰的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还需指出的是，与土司官相关的地名问题。在传统观念中，官是高贵富有的象征，在川东南山区亦有突出表现，如酉阳土司地名中近40%的土司地名都带有“官”字。如官山坪、官塘沟、官坟地等，具体如官坟地是因“冉土司的以为将军死后葬于此，故名”。还有与土司的日常生活相关地名，如，楼房是因“清代冉隆弟在此建有楼房，故名”等。这类地名，可以帮助我们追寻土司的活动轨迹或发现与正史记载不同的土司生活，以弥补正史的不足。

综上所述，土司地名包含众多有关土司活动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继续探索土司文化，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可以让普通百姓也熟悉土司历史，参与保护土司文化。

“土司体育文化”研究综述 篇4

关键词：土司体育文化,研究评述

1 “土司学”研究现状述评

由于中国西南地域偏远, 古代朝廷对其管制通常处于“鞭长莫及”的无力状态, 边疆形成各自为政的涣散局面。自元明清王朝的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 在政治上委任当地少数民族权贵为“土司”, 形成“以夷制夷”的特殊政治制度[1]。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来, 土司研究日益受到关注, 研究成果逐年增多。

1.1 国外研究述评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夷制夷”的特殊政治制度。其独一无二的历史存在性, 吸引了许多国外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再实行土司制度时期, 其社会形态是封建领主农奴制, 这是中外学者所认同的。美国历史学家John Herman《云雾之间:1200-1700 中国对贵州的拓殖”》一文论述了土司时期, 古代朝廷统治者对西南夷贵州土司的拓展, 及黔西北彝族土司的发展形势[2];约翰·E·赫尔曼、田明新《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及清代早期对其进行改革的原因》从封建朝廷与边疆土司的微妙关系入手, 分析了雍正废除土司制度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消除西南民族地区土司间和土司内部的暴力事件[3];罗杰尔·格来特里斯 (Roger.Greatrex) 的研究从宋代一直到明朝对中国土司制度进行了宏观广泛地调查, 发表了《第一次金川之役概述》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Jinchuan War) 和《明代嘉绒地区苯教的朝贡使团》文章;神田镇雄 (日) 访问了广西、云南两省的土司衙门遗址, 对土司制度与民族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撰写了《广西的土司》一文 (1982) 。因此, 以上研究表明国外学者对土司的研究专注于土司执政的史学研究。

1.2 国内研究述评

封建土司经历千年, 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民族文化、体育发展等各方面都有深远意义。九十年代初期, 国内学者在土司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司概念 (方铁, 2001) 、理论内涵 (吴永章, 1988) 、起源发展及其衰落 (成臻铭, 1996) 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李良玉《土司与土司文化研究》 (2009) 、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 (2012) 等学者又对土司文化本质、土司文化结构、土司文化特征、土司制度作用等问题进行大范围平面研究, 并发表了权威的学术成果, 为以后的拓展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此时期研究成果丰厚, 土司学研究逐渐分为土司概况研究和土司制度源流研究, 最终形成较为完整的土司制度研究体系。其中吴永章著作《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于发展史》、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龚荫先生所著的《中国土司制度》等著作成为土司研究理论领域的里程碑。如龚荫先生所著的《中国土司制度》书中对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十四省 (区)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所设置的土官土司3108 家2万余人一一做了编纂与稽考, 详细考证了全国各地土司及其氏谱和史纂, 并对各地土官做了详细的记载, 成为研究土司制度的专业性和基础性的著作[4];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 (民族出版社1999 年) 从汉唐时代土司制度的建立讲到民国时期西北土司制度的改土归流, 系统地阐述了我国西北地区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5];蓝武的博士论文《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表明了鲜明的学术态度:认为土司制度的积极作用大于其消极作用, 并系统论证了元明时期广西壮族的土司制度、历史发展、土司设置区域概况、被中央王朝统治的情况[6];李良品 (2007) 在《建国以来西南地区土司问题区域研究综述》中总结:建国以来, 西南地区的土司研究以成果丰硕, 但是存在研究方法不新颖, 研究成果不平衡, 以及对土司文化不重视等问题。

2009 年“土司文化”成为中国政府保护开发的民族文化遗产, 且日益受到各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 从纵向的单一研究转向横向、多元、全方位的研究, 形成多学科研究趋势。周琼 (2012) 把土司制度的实施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进行交叉研究, 由此延伸出“土司建筑”、“土司教育”、“土司军事活动”、“土司经济结构”、“土司宗教”等多元化、多体系的土司学理论研究方向[7]。深层次的揭示封建土司发展历程、规律, 普及了人们对土司现象的认识和理解, 为今天的区域民族自治提供历史借鉴是极其有益的。

综上所述, 目前广大学者对“土司学”给与了大量的关注, 长期以来一直集中在土司制度的源流、发展、流变及影响, 及各土司的传承、朝贡, 或著名土司人物、区域土司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上。但“土司学”研究属于综合性研究, 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交叉整合之下的专门研究领域。因此, 对土司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体育等多方面进行交叉研究, 对于“土司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有利于土司学朝着多元化、多体系、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2 “土司体育文化”研究现状

从文献结果显示, 直接把土司与体育文化发展结合起来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很少。但土司体育在与古代体育史、民族体育等方面都有重合之处, 在研究范畴中属于同一领域。基于此, 有必要对古代体育史、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关于土司体育的记述进行论证和系统梳理。

2.1 在土司区的地方志、民族志中粗略记载封建土司时代的体育痕迹

在土司区的地方志、民族志中粗略记载了封建土司时代的体育痕迹:如《云南省志·民族志》记载南甸龚氏傣族土司用斗鸡的民族传统体育方式来解决争地纷争[8];土家族土司发明争王棋、倒挂金钩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9];广西今色土司开创了赛马) [10];射弩是人类历史上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武器, 也是土司统治时期使用最长的兵器, 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十分普及的传统体育项事;徐益堂在《边疆研究论丛》专门提到孟连傣族土司在欢度农历年时, 举行秋千、赛马、抛彩球 (丢包) 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的盛况[11]。

2.2 在体育类文献中提及土司与体育的发展

“民族体育”与“土司体育”具有相同的地域特征, 因此对土司体育进行研究概况时, 必须对民族体育研究中关于“土司体育”的研究进行总结梳理。封建土司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经千年, 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封建土司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经千年, 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体育发展等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及意义。在封建土司制度盛行的时代, 也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之初, 两者具备共生条件, 且都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繁衍生存。因此, 封建土司制度与民族传统体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一定程度上土司的变迁成为决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轨迹的决定性因素。

对民族武术颇有研究的张延庆教授在九十年代初期《从土司的军事制度看壮族武术的发展》 (2005) 一文提出:土司的军事制度完全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对壮族武术的表现形式、技击原理的形成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12];在《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阐析》认为土司的军事制度给西南少数民族武术发展带来发展高峰[13];杨海晨《民族传统体育的变迁与传承研究———以广西南丹那地村板鞋运动为例》指出:广西壮族那地土司发明板鞋运动, 这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产生、发展中都深受封建土司文化的影响[14];韦晓康《壮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 (2004) 认为壮族土司制度对壮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5];饶远 (云南民族体育, 2011) 提到历史上彝族、傣族土司都提倡群众习武, 少数民族武术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土司的支持[16]。

2.3 古代体育史研究未涉及“土司体育”研究

“土司制度”产生于元朝、完善于明朝、消亡于清朝。“土司体育”属于“土司制度”的附生物, 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含义隐射了土司体育的研究起止点, 应该与土司制度的存在期限为主。因此, 土司体育的研究时段应为元、明、清时期。从体育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元明清时期的体育现象研究属于古代体育史研究范畴, 土司体育的研究范畴与体育史学有重合点;从历史学研究角度来看, 也属于断代史研究, 将土司体育研究置于古代体育史学研究范畴之中, 是较为科学的。故要对土司体育进行深层研究必须依靠古代体育珍贵的史记材料。

近几十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颇有成效。1919 年, 郭希汾先生编著了我国第一部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 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始祖。邵文良编《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集》、 (原国家体委文史委员会等编) 《中国古代体育图说》以及台湾吴文忠先生编著的《中国体育史图鉴及文献》等著作较为细致的对中国古代体育现象进行系统有序的研究。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轨迹, 进行详细的考察研究, 在在查阅了相关文献后, 并未发现文献中提及古代体育与土司相关的记述。

需要注意的是比如《中国古代体育史》中的元朝、明朝、清朝的体育史学记载中, 并未提及土司制度。科学研究必须严谨系统, 体育史学研究不应该是孤立于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 只有充分对当时政治体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才能从根本找出元明清时期体育发展的内在涵义。课题组认为, 为了探析元明清时期体育的发展变迁问题, 把握历史阶段的土司政治制度是其研究的关键。

3小结

土司文化论文 篇5

建筑恩施土司城，旨在以此为载体，历史地再现土家族地区土司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反映土家族的历史渊源，展示土家族古老而淳厚的民风民俗。

恩施土司城座落在恩施市西北，小地名叫对山湾的地方。距市政府所在地500米，占地面积300余亩。包括门楼、侗族风雨桥、廪君祠、校场、土家族民居、土司王宫--九进堂、城墙、钟楼、鼓楼、百花园、白虎雕像、卧虎铁桥、听涛茶楼、民族艺苑等12个景区30余个景点。

土家族历史悠久，为远古巴人的后裔。巴人早年生活在江汉平原一带，后楚人强大，巴楚相争，巴人失败。巴人退入现在叫清江古称为夷水的一带,沿夷水西进，势力达到川东地区。在春秋时期建立了巴人第一个奴隶制诸候国巴子国。公元前361年被强大的秦国所灭，部分巴人则退居到湘鄂川黔山水毗连的武陵地区，并与当地的一些部族相融合，形成土家族。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或贝京卡。宋代时则称这一带生活的巴人为土人，以后土人称外来汉人为客家，称自己为土家。

土司制度是历史上中央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归属中央，权力自治的一种政治管理体制。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则起于元代止于清朝雍正13年的改土归流,历经元明清三朝，前后450余年。土司与中央封建王朝的关系，就是土司对中央封建王朝纳贡称臣，中央王朝对土司实行册封，准予自治。土司土地不入中央王朝版图，人口不入中央王朝户籍，生杀在掌、称雄一方。土司王：实际就是一个地方的土皇帝。

恩施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建制，历朝都有变化，元代设立29个土司，明代设立31个土司，清代设立20个土司。土司管辖地区包括今天恩施州清江以南地区及现属宜昌的长阳、五峰的部分地区。

一、土司城门楼

走进恩施土司城，迎面一座赫然高耸的是土司城门楼。土司城门楼也称土司朝门或看楼，是显示土司威仪和功德的纪念性建筑。极其注重外观的庄重华丽，建筑内容上则集中体现了土家族的人文思想空间观念和技术上的聪明才智。

门楼前面左右两座神人牵着龙的雕像，叫作天王送子，表现的是土家人普遍存在望子成龙心理。右侧墙上三幅壁画，除中间一幅表现的是民族团结外，右边一幅是反映土家先民生活的毛古斯。毛古斯就是称之为的稻谷神。民以食为天，稻谷便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对稻谷神的崇拜，反映了土家先民在农耕初期对生命存在的强烈意识。左边一幅的两个彪形大汉，环眼突睛，虎视眈眈，像似瞄着每个过往行人，那是土家语称作的努里巴嘎和柯斗毛人，是土司城门楼的守护神。

土司城门楼高25米，宽12米，是栋纯粹榫卯结构的木楼。高大壮观、结构精良；布局精巧合理。两边走马转角楼梯可盘旋至顶，层层相通相连。门楼门窗由200扇门，189块镂空雕花图案组成，内容多为戏文及民间传奇故事。有趣的是，整座门楼还隐含着许多奇巧而又寓意双关的数字，如门楼高4层、12根柱、24根梁。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年中的4季、12个月和24个节气。还有门楼屋顶上数只蝙蝠拱托着一枚古钱的装饰雕塑，它叫福在眼前。福就是借指蝙蝠，钱就是那枚铜钱了。真算是无字胜似有字，于无声处说吉祥了。

二、风雨桥

这座仿古风雨桥，两座桥亭耸立于桥廊之上，飞檐翘角，画栋雕梁，十分精致美观。风雨桥多建于河流渡口之处，桥廊两边专设有栏杆和长坐板，以供肩挑背驮的商旅行人歇气纳凉、遮荫避雨，因而称风雨桥。这座风雨桥,虽无挑担背力的行人过往，但却是游人歇息或休闲纳凉、聊天、摆龙门阵或恋人幽会的绝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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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廪君庙

座落在游船码头对面山上的是土家族十分崇尚的先祖廪君庙，廪君庙为三层三进重檐廊柱式建筑，坐西朝东，雄峙山腰，巍峨气势。紧傍庙宇，沿山壁绘有巨大长卷壁画，壁画记载了廪君一生的豪情壮举，谓之廪君开疆拓土胜迹图。

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崇尚的廪君，还有段十分神奇而动人的传说。相传廪君是生活在长阳武洛钟离山的巴姓人之子，名叫巴务相。钟离山上有赤黑二穴，分别住着巴、樊、覃、相、郑五姓人氏。巴姓住在赤穴，其余四姓住在黑穴。蛮荒之初，没有头领。于是五姓人氏商定以投剑于石穴，投中者尊为头领。经比试，唯巴姓之子巴务相一剑投中，其余四姓皆未投中。四姓不服气，再次约定乘坐土船游于江中，土船不沉的立为头领。比试结果，又是巴务相乘坐的土船不沉，其余四姓的土船下水即沉。四姓至此认为这是天意，于是推举巴务相作头领，统领巴人。巴务相胸怀大志，嫌钟离山狭小，决意要为巴人另创基业。便率领五姓巴人，沿古称为夷水的清江而上，去开疆拓土。途中经过叫盐阳地方，盐阳有位专司熬盐济世的女神，爱慕巴务相超凡豪雄，以身相许要与巴务相结为夫妻，并劝巴务相留居盐阳。巴务相虽感女神多情，但仍觉盐阳不够广大。非巴人久留之地。坚持溯江而上继续前进。女神无奈，便晚上前来陪宿，早上化成飞虫与诸虫同飞，遮天蔽日，令巴务相与众巴人不辩南北西东，寸步难行。巴务相于焦虑中断定是女神暗中阻挠，便乘女神陪宿之机割下自己一绺头发，作为信物赠与女神。女神即将头发系于项间。待次日诸虫再飞之时，巴务相瞄准系有头发的飞虫，挽弓搭箭，将化为飞虫的女神射落，天开明朗。巴务相便继续率巴人前行，直到古称夷城的恩施地方，巴务相觉得夷城地方广阔，便留住下来，建立了巴国。巴人由此便从以渔猎为生的原始落后生活方式转为了较先进的农耕生活。

巴务相心愿已了，便坐化升天，死后化为白虎。众巴人为缅怀巴务相功德，建廪君祠立像祭祀，同时也感女神熬盐济世之恩，便也塑女神像陪于廪君之侧，称巴务相为廪君，称女神为德济娘娘，春秋饷祭，四时烟火不绝。从此，廪君即成了巴人及巴人后裔土家族世代尊奉的生命之神。

四、土司校场

土司校场，也称射圃，是土司兵丁操防习武的地方，除置有一般刀枪剑戟外，还设有赤脚攀登的苗族刀梯、箭垛(靶)、桑木弓、爬竿和练习膂力的石磨、石锁等。

藏族土司佩刀 篇6

藏族佩刀文化

藏族是一个勇猛彪悍的民族，佩刀是千百年来保持的风俗，藏族长刀不仅是战争中的重要兵器，也是个人身份和阶层的代表。藏刀在藏语中被称为 “直（止）”。藏刀在西藏已有千年历史，早在一千六七百年前，吐蕃部落就掌握了铜、铁、银的冶炼技术并开始锻打腰刀。

成书于明代永乐时期的藏族《汉藏史籍》上篇中“土蕃王之王统”、“刀剑在吐蕃传布的情况”两节中对不同品种的藏族冷兵器上的纹路和特性就有详细的描述：“刀剑的种类分尚玛（汉人的刀剑，大多柄粗尖窄）、索波（索波地区的刀剑，柄和尖一样宽，寓意像松树的叶子）、呼拍（蒙古人的刀剑，刀剑有闪射的青光，寓意像被大鹏追逐的青蛇）、古司（古司九兄弟的刀剑，闪射白光，寓意像浸湿的白杨树枝）、甲热（甲域洛扎地区的刀剑，雄劲锋利，寓意像老虎在草原奔跑）五大类。”

《汉藏史籍》成书在明朝早期，说明在宋元时期藏族的刀剑锻造已经具有完整的体系和流派，并且有详细的资料记载，这是中国古代冷兵器历史上不多见的，笔者常年在藏区收集收藏藏族冷兵器，收藏的藏族冷兵器经过对纹饰、锻造、装具等不同的特点的分析，和史籍上记载的内容相会对比，发现藏族的冷兵器基本都能在史籍中找到描述的实物。

藏族的标准的长刀一般是如意云头刀首，刀身长直，刀刃单面开锋，刀尖呈圆弧型， 带有一个明显的切刃（刀尖部刃线开的比较的宽 ），刀背上起脊线，贯穿整个刀身，刀身无血槽，刀刃锻造都采取复合锻造方式，把钢和铁锻造在一起，使刀刃锋利坚硬，刀身坚韧富有弹性，有些刀刃的锻造过程中加入白银、响铜等多种金属，复合锻造的刀在阳光下刀身会呈现出银色流水一样的波浪纹路，刀刃经过动物尿液和脂肪淬火后坚硬无比，异常锋利。西藏、康巴地区藏刀外装的刀鞘多用一个“ U ”型的铁鞘包裹衬木，铁鞘边装饰华丽，多有镂空雕刻和鋄金银工艺，鞘头有一个大的银球，平时插在腰间，非常具有特色。而安多地区则多用皮革裹木鞘，用银或者铜装饰鞘尾，山南地区则用整张猴子皮或熊皮包裹，各个区域有明显不同的装饰风格。

从藏族长刀来看，其造型大多脱胎于汉刀和唐刀，藏刀继承并保留了唐刀的直刃、单锋、斜直刀尖（传世品中因为使用因素刀尖斜直部分多渐圆），刀背起脊线、复合锻造等诸多特点，这些特点在日本刀上也有体现， 可见唐刀是藏刀和日本刀共同的鼻祖，藏刀的如意云头手柄明显是吸收了宋代剑柄的特征，结合唐式样的刀刃，逐渐形成了藏刀形制的主流。

土司佩刀

在现存的明清古藏刀中，有一种土司（明代广泛推行土司制度。先后在四川的甘孜州东部设置有朵甘思都指挥使司，统辖今天康定、泸定、雅江、乾宁等地。在阿坝州设有茂州卫、松州卫、潘州卫等卫和威州千户所、叠溪千户所及小河千户所。这些所、卫也按土司制方式进行统领。后来在松潘等处设安抚司，增设杂谷安抚司、瓦寺宣慰使司。现瓦寺宣慰使司就是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玉龙乡涂禹山村内瓦寺宣慰司官寨）佩带的长刀，在形制上和工艺上和标准的长刀有很大的不同。这类佩刀不仅制作极其精良，既是藏族土司的佩刀，也是进献中原皇帝的礼物，在乾隆时期，就有瓦寺宣慰司土司（明宣德元年（1426年）西藏部落首领琼布桑朗纳斯坝，进京贡物献经，得到皇上召见，赏赐颇裕。后奉旨“驰驿回藏，永绥南荒”。

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因岷江上游的茂县、威州、汶川等地羌族叛乱，朝廷“屡征不服”。明廷则采取远调藏军来镇压，推行“以番治番，以夷治夷”政策，征调琼布桑朗纳斯坝统兵出藏清剿。琼布因病老，故请求以其弟雍中罗洛思带兵前征。雍中罗洛思率头领四十三位，士兵三千一百五十人，经长途急行军月余，抵达今汶川等地，分道进剿。事平，“省宪奏功，奉诏留驻汶川县之涂禹山，控一制西沟北路羌夷，以板桥、碉头、克约、六汤、大坪、小坪等处山林，令其耕种住牧，其余不足安插之士兵，可在涂禹山下，白土坝、河坪、高柬、低纳等寨地方汶民无力开耕者、俱饬部番进行垦荒报粮”。明授给其“瓦寺宣慰使司”职，颁发给银印一枚（重48两）和敕书诰命各一，自此始“世袭其职”。雍中罗洛思则成为第一代瓦寺土司（英国人威尔逊于1908年5月30日拍摄下土司官寨黑白照片）进贡这样的佩刀，中国古代兵器研究专家周纬的著作中纪录了这样的佩刀的图片。2008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清宫武备》详细刊载此刀。

瓦寺土司明清两朝皆效忠中央政府，多次受命于朝廷派兵征剿叛乱。“乾隆二年，加指挥使职衔。乾隆十七年（1752年）及三十六年（1771年），征剿杂谷土司苍旺并金川等处，土司桑郎雍中随征出力，赏戴花翎”《清史稿.列传三百.土司二》。笔者推断瓦寺宣慰司土司应该是此时将佩刀进献乾隆。故宫现存瓦寺土司佩刀是圆盘档手，刀手为方形，提梁与鞘面装饰皆鋄金唐草花纹和火焰纹，纹饰严谨细致。古代鋄金技术是一种处理铁底的一种工艺，在铁器上镶嵌金箔，再用一种合成植物液体，把铁处理成黑色，让铁表面的金银更加明显，并且防止铁底部分生锈。从其装饰风格来看，应是瓦寺土司保存的明代祖上佩刀，其形制特点和笔者查询到的元、明高级别佩刀一致。此刀是迄今为止故宫保存的唯一一只藏族高级别佩刀，此种佩刀造型特殊，是研究西藏武备重要的器物。

本人一直从事收藏藏族古代武备，也收藏了这类土司佩刀。土司佩刀形制特殊，和普通的藏刀和中原刀剑有迥然的风格。佩刀制作精良，很多文饰带有很强烈的宗教符号，刀首是比较圆润的云头形，云头刀首整体鋄金，纹饰为唐样卷草花纹。侧面错“卍”（藏语称：雍仲，是最古老的宗教符号，代表太阳），刀首宝石座原有镶嵌遗失，手柄包裹鲛鱼皮，刀的挡手和普通藏刀的挡手的形制完全不同，采用的是一种圆盘护手的形制，护手是铁制裹皮革，皮革上嵌“ C ”型鋄金的装饰条，装饰条的文饰是藏族典型的缠枝花纹，花瓣用鋄金装饰，在空白处用“点漆”工艺发黑，使整体的铁的底色呈黑色，突出了鋄金花瓣的装饰效果。在圆盘挡手中心，有一个宝石镶嵌座，中间镶嵌的是绿松石，藏族认为天蓝色的绿松石是具有法力的，能保护自身不受外魔的伤害，在宝石座和手柄之间，有一个鋄金的小骷髅图案，这个骷髅代表的是藏传佛教中的护法神“尸陀林”（尸陀林代表意义是“无常”，佛教认为诸法无常，世间无任何永恒的事物，人有生老病死，可是众生不明无常之理，妄生执着，最终招致轮回之苦。尸陀林主向人们展示人的最后结果，不过是一架白骨，启悟人们放弃对恒常的执着，寻求解脱）。刀鞘制作采取不同普通藏刀的制作方式，采用的是提梁吊挂式样，鞘口是用铁制作，鞘口有一个弧形，是为了配合刀柄圆盘挡手的式样，鞘口的鋄金工艺极其复杂，文饰上半部分以卷草为主，下半部分重点突出一个宝相花的文饰（宝相花的文饰从唐代开始盛行，在出土的唐代丝绸和器皿上多见，代表吉祥寓意），整体的鋄金文饰华美，严谨，工艺精湛，是藏族佩刀中最高水平的代表。提梁和提梁的吊环都是采取鋄金工艺，并镶嵌珊瑚和绿松石。鞘尾底部起边，文饰和鞘口几乎相同，宝相花相互对应，铁底用“点漆”工艺处理，体现出古代藏族高度的艺术审美观。刀刃锻造完美无暇，历经300年时光，仍然雪亮，刀刃复合锻造后呈现流水一样的锻造纹路，阳光下锻造纹路如银河一般闪亮，是古代藏族锻造工艺的最高表现。刀鞘整体包裹藏族特制的皮革，表面呈一个个凸起的小颗粒，现今依然保持着皮革的光亮，此种皮革的鞣制方式相传是元军占领西亚之后带入中国，并且流传于西藏，此种皮革的硝制技术极其复杂，现今失传。

收藏价值

本人保存的这只土司藏刀，多年前因为机缘所得，其独特的外形和工艺让笔者惊叹不已，后查询了很多资料，得知和故宫保存的的瓦寺宣慰司进贡乾隆的藏刀外形几乎相同，对比图片细节，得知是土司佩刀，后反复进山查询刀的原来的主人，才知道这家主人是康定明正土司的后人，这把刀真正的身份是清代早期的明正土司佩刀。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英国伦敦皇家军械博物馆都藏有中国藏族佩刀，但是都没有如此完整的土司佩刀。

藏族土司佩刀造型独特性是笔者研究的重点，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此类造型年代最早的为英国利兹皇家军械博物馆的“永乐剑”内蒙古博物馆保存的一只“蒙古佩刀”，国家历史博物馆保存的一只藏刀。其实此类佩刀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档手是神兽（只巴扎：为藏传佛教护法神，又称为“神圣光荣之面”）造型，这样的特征是元、明时期受到蒙古风格影响形成的高级佩刀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明末和清初时期，神兽逐渐变化成圆盘护手，而护手中“尸陀林”成为装饰风格，这样的装饰形式在丽江的纳西族土司佩刀中也可以看见。

藏族土司佩刀是藏族古代军事文明的重要标志，不仅是藏族古代金属工艺水平的重要代表，也是藏族古代艺术品的重要标本。

土司文化论文 篇7

1. 鲁土司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概况

连城镇因地处河西门户, 自甘肃入青藏之要冲, 成为历代王朝所重视的边陲重镇。元末, 明军攻打元大都北京, 元顺帝逃跑, 安定王脱欢跟随不及, 流落河西。明洪武三年 (1370年) , 明军西征, 脱欢在河西一带降明, 被明王朝安插在连城。随后, 脱欢的孙子失伽因战功显赫, 明成祖朱棣将他比作成王封周公旦于鲁, 故赐姓为鲁, 失伽改名为鲁贤, 自此, 连城土司以鲁为姓, 后人称“连城鲁土司”。鲁土司统治连城达560多年之久, 留下了一座至今依然保存比较完整的宫殿式古建筑群——鲁土司衙门。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浓缩了鲁土司管辖连城五百六十多年显赫的历史, 也为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人文历史旅游资源。

主要包括鲁土司建筑和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 建筑方面有鲁土司衙门和妙因寺, 鲁土司衙门坐北朝南, 一进数院, 其主体建筑从外到内依次为大照壁、牌坊、仪门、提督军门、大堂、如意门、燕喜堂、朝阳门、祖先堂, 均建在一条直线上, 共组成五个四合院。妙因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 (黄教) 寺院, 其主体建筑有山门、鹰王殿、科拉殿、万岁殿、古隆官殿、塔尔殿、多吉羌殿 (德尔经堂) 、禅僧殿、大经堂 (宗喀巴殿) 、僧舍、塔儿等。历史文化资源有鲁土司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

2. 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

(1) 文化呈现出多元性, 包容性强

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 鲁土司衙门是典型的汉式建筑, 妙因寺是一组融合汉藏民族特色的古建筑群, 虽然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 以藏式特色为主, 但也融进了汉式建筑的元素, 融进了道教文化的元素。同时, 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包容性, 鲁土司作为蒙古贵族出身, 自其始祖脱欢投明起, 一方面为了迎合自己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这个民族自身具有的包容性, 它作为一个文化系统, 对新生事物总能持一种包容的态度, 能吸取各种文化的精华, 它先后接受了汉文化、藏文化、满文化、道教文化等等;另一方面, 其本身也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 博大精深。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小有影响, 虽然自身经历了盛衰变迁, 但其文化始终延续不绝,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2) 连城作为多民族聚居区, 文化的民族融合性强

鲁土司所辖的连城历史上就是多民族聚居区, 鲁土司始祖脱欢治第连城以来, 在这里生活着藏、蒙古、汉、回、满、土等诸多民族, 为多民族聚居区, 这里必然也就成了多民族文化的汇聚区, 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撞击是相当激烈的。并且, 连城作为甘青要道、河西门户, 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重要的地理位置折射出了这里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民族融合性较强的这种文化特点。

(3) 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个历史城镇的文化特色是该区域传统文化的集会, 它真实具体地记录了该区域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过程。”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恰好承载了古镇连城的历史与发展。建筑是古老小镇的象征, 鲁土司衙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群就是连城镇这个古老小镇的象征和标志。鲁土司统治连城达五百六十多年之久, 无论是当时, 还是今天, 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文化。鲁土司衙门吸引了众多国内专家、学者、教授、游客, 前来参观、考察、游览。同时, “妙因寺在青海省藏族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 深有影响, 过去每年春夏之交, 信徒们成群结队, 长途跋涉来这里朝拜贡献, 转寺磕头, 以示笃信虔诚。”并且, “该寺在甘肃地区喇嘛教中颇具影响, 每逢旧历正月初八、初九普度会、四月八浴佛节, 前来朝拜上香的群众可达万人。”足见其影响的重大和深远。

二、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旅游开发战略构想

1. 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宣传主题

鲁土司的旅游形象可定位为鲁土司历史文化游, 让甘青周边乃至全国游客来认识鲁土司历史文化游, 了解鲁土司历史和体验鲁土司生活, 这也是对兰州周边旅游的一个扩展, 同时也将其纳入了全国历史文化旅游格局之中, 这样就可以把连城镇旅游业引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 鲁土司旅游宣传主题, 应该围绕着“鲁土司历史文化游”展开。其旅游形象口号可设计为:走进土司历史!走进土司生活!

2. 开发的指导思想及原则

(1) 保护——以修旧如旧的手法, 维护鲁土司衙门及其外围民居的个性特征

遵循“不变的材料、不变的结构、不变的风貌”的原则, 保护连城镇的历史文化特色, 包括古建筑文化, 人文景观文化, 农耕文化;保持不变空间尺度, 未建房地段不得新建房, 原有建筑修缮、翻建时, 必须做到修旧如旧;保护鲁土司衙门这群明清古建筑, 保护村落聚集的完整性;保护传统的农耕经济和田园风光。

(2) 发展——注意整体风貌, 推动古镇整体经济发展

整体风貌是将衙门与山、水、居住环境完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建筑很大一部分就是讲求依山傍水的, 鲁土司衙门似乎也迎合了这种思想, 依山傍水, “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山水文化和风景特质”。任何对古镇组成部分的破坏和随意改变, 都会使其整体价值大打折扣。因此, 要全面保护传统风貌, 保护古镇的主要构成要素, 包括原有的古镇空间形态、水体水系、建筑群体环境、地方历史建筑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观和风俗风情。

(3) 更新改善居民生活, 完善配套设施

“古镇保护和文物保护不同, 不能把古镇当成博物馆, 要做到既保护历史环境, 又维持并发展其社会功能, 改善古镇基础设施,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做到‘水清、路朴、绿多、建筑古、设施现代化’”。

(4) 文化——挖掘文化内涵, 提升旅游品质

古镇连城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深厚的文化底蕴, 鲁土司统辖连城达五百六十多年之久, 给世人留下了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极高的鲁土司衙门这座古建筑, 挖掘这座古建筑背后的文化内涵, 使游客由原来走马观花似的低层次旅游转化为从土司历史、生活、文化、民俗等方面感受独有文化底蕴的深度旅游。

三、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旅游开发重大意义

1. 旅游开发将使鲁土司历史文化得到延续与发展

连城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是以鲁土司历史文化的特性和内涵为依托来挖掘的, 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游客到连城考察、参观、游览, 这就为今天连城镇的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发掘鲁土司历史文化, 提炼历史文化精品, 再现其精华部分, 为今天连城镇的经济服务, 这中间既有古人的智慧, 又有今人的创意, 两者的综合将使鲁土司历史文化得到延续与发展。

2. 旅游开发将增强永登县旅游市场的竞争力

开发连城镇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旅游, 可以丰富和完善连城的旅游品种, 充分发挥连城镇作为永登县风景旅游小城镇和历史文化小城镇的优势, 填补永登县在人文景观方面的不足, 增强永登县旅游市场的竞争力。

3. 旅游开发将促进当地的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鲁土司衙门是甘、青边境众多土司建筑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宫殿式建筑群, 宏大的土司庄园建筑群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四处土司衙门 (鲁土司衙门、四川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贵州毕节大屯土司庄园、广西忻城的莫土司衙署) 中, 鲁土司衙门是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庄园建筑群, 它也是兰州市惟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历史文化内涵丰富, 民族地区特色鲜明, 使我们相信, 借助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这个大好时机, 一个以鲁土司历史文化内涵为中心, 有具备与自然景观 (吐鲁沟国家森林公园) 的旅游热线, 只要以正确的手段开发, 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 不断培养出新的热点产品, 逐年完善、升华, 就可以形成兴盛的局面。

参考文献

[1]历史城镇是个广义的空间概念, 它包括名城、古镇、历史文化街区、古村落、古遗址及古建筑群等。概念参照:严国泰.历史城镇旅游规划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5

[2]严国泰:历史城镇旅游规划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13

[3]杨培鑫:连城胜迹[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5:12

[4]赵朋翥:连城鲁土司[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77

[5]严国泰:历史城镇旅游规划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9

土司文化论文 篇8

一、土司衙门的基本结构

土司与土官二者有区别, 它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 宋朝以来成为统治西南民族地区的官员称呼。土司一词在明代开始出现。指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府衙门, 土司分为文武土司二个系统, 而后被混同起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机关, 以土司制度为中心, 实施直接的政治体制。土司制度在我国元朝经明清一直到民国末年才彻底结束。土司的设置和废除先后不一。

元代成立土司制度, 而“土司”一词宋元时期相关文献资料没有这个词, 一直到明代嘉靖45年 (1566年) 该词才出现, 因此土司一词在明代中后期才开始使用。

土司要向朝廷进贡, 起初三年一贡, 这种进贡的方式只是一种形式, 可以看出土司是否重视当时的朝廷, 当然土司进贡朝廷有一笔不少的赏赐, 我们通过史料发现不少土司因没有按时进贡而受到严厉处罚。土司管理的地区, 朝廷不给土官发放俸禄, 土官可以在自己的管辖区向土民征收税收, 不需上交中央政府。土司的土官平时要维护和管理辖区的安全, 如果有战争发生必须为朝廷征兵。土司的土官有一部分直接受朝廷册封并掌握极大的权力, 对该辖区土民拥有绝对的统治, 因此西南民族地区百姓受土司和土官双重的管理和压迫, 这就是所谓改土易流和改土为流, 该政策的实施多次受民族地区统治者土司、土官、土目和土民的反抗, 明政府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二、清政府统治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衰败。

清中央集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强制性的改土归流, 而且少数土司支持改流, 充分体现了土司制度进入衰败阶段:其一, 明代实行改土为流政策, 其目的削弱土司力量和权力, 进入改流的主观意识比较强烈, 但是明中央集权中后期由于官场腐败, 社会比较动乱导致自身势力衰弱, 而且南方土司地区没有很好的客观基础, 只是少数地区实施改土为流政策, 这是因为大批土司进行叛乱, 反流复土开始, 充分体现土司极力的反对明政府改革政策, 不惜以武力捍卫土司制度。其二, 清政府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清政府根据国力的不断发展及中央集权在不断的加强与完善, 采取对土司进行改革, 这种改革的中心思想是解决“国中之国”的问题, 同时土司之间矛盾也不断激发, 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地域, 不惜一切代价用战争方式继续扩展自己所谓的疆域, 因此大土司在地域、人口、政治、经济、军队不断强大, 威胁了清政府中央集权, 这是土司将被改革的核心原因。尽管明代实施改土为流规模较小, 但是为清政府改土为流奠定了基础。清政府建立初期, 国家强盛, 而且民族地区经元、明时期的改革, 经济、文化得到一定发展, 这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提供有力条件。雍正四年 (公元1726年) 开始在全国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清政府大臣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 具体实施改土归流事宜, 他对土司招抚和镇压并用的办法, 一直到雍正九年 (公元1731年) , 基本完成了改土归流事宜。曾经的土司地区由流官管理, 土司制度名存实亡。其三, 明清时期封建中央集权力量强大。这是我国封建政治集权发展到顶峰的时期, 他们有能力实行改革铲除土司制度。明初中央集权大力调整中央和地方官制, 同时制定《大明律》, 设内阁和特务机构。清朝设立军机处, 从而使封建政治主义发展到顶峰, 此时的清政府有能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进一步加强和稳固封建统治, 而且可以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其四, 土司制度的存在形成了二元性的政治结构, 因为土司制度建立在封建落后的基础之上, 其落后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统治剥削的产物, 而我国中原地区封建政权是相对科学的农业经济为主体, 真可谓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这样的政治结构和体系, 阻碍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发展, 必须改革实施改土归流, 消灭土司制度势在必行。其五, 儒家思想对封建政治社会的影响:我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 儒家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推崇并接受,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宣扬“大统一”的政治理论基础, 历代统治者作为一种历史使命和责任。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废除, 对我国政治体系和制度及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封建政治思想在我国民族地区得到很好的贯彻。而且羁縻政策在今天仍然得到改进和发展。

三、土司学文化的研究价值

我认为土司管辖区域实际就是一个“土王国”, 它是“国中之国”, 从整体而言, 它有自己的政治结构和体系, 而且还有管理机构及核心, 相当严格和规范, 通俗的讲, 它与当时的中央集权基本一致, 土司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统治800余年, 今天我们研究土司作为一门学科,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从土司文化的特点、属性类型等, 决定了它在中国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土司学研究的核心就是土司文化,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土司文化的属性。第一, 具有民族传统性。中华帝国时期土司文化的开端与形成是在土司文化与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传统性就是封建性。土司文化在我国持续时间较长, 因此具有一定的现代性, 因此民族地区土司文化均衡集中, 拥有传统与现代化两种力量的冲突与整合。第二, 土司文化具有典型的民族性。土司文化分布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也是我国民族地区文化的主流, 其包含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此土司文化具有民族性。第三, 土司文化具有强烈的乡土性。在土司改革运动中实行改土归流, 土司受到强烈打击, 土司文化呈现下沉态势成为乡土文化。乡土文化成为土司文化的基本属性, 导致土司文化的社会具有强烈的乡土性。第四, 土司的政治级别性。土司具有官本位和政治本位意识, 级别讲究礼数。因土司是朝廷命官, 国家的一级政府。土司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等级性。因此土司文化不是一种社会文化而是政治文化。官本位体现土司文化的政治价值观, 从而使土司文化具有政治特色性。总之, 土司文化是我国多民族地区的地方民族文化, 他是由民族传统文化和家族性特点文化及民族地区土民乡土文化和土司政治文化等具有复杂性的特点的地方民族传统文化。这些民族特点文化它决定了土司文化拥有民族原始性, 复杂性、政治性、本土性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特点属性决定了土司文化已被广大民族认同, 民族传统认同, 区域认同、政治认同、旺族认同的广泛性, 充分体现土司文化的本质是多样复杂的伦理思想型政治文化。因此推行西南民族地区自治和村民自治, 具有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性。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现象的形成, 它是土司及祖先在某一区域和时代而改造自然, 改造所谓“国家”而循序渐进实现土司自身政治价值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日) 谷口房男著.杨勇.廖国一.《土司制度论》.百色学院学报, 2007年6月.第20卷第3期.

刍议恩施土司城的窗棂艺术 篇9

以弘扬土家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 兼顾宗教展示、休闲娱乐功能, 距当今湖北省恩施州府市中心1.5公里的国家3A级景区恩施土司城, 是由地方民间艺人承建的载负着今人对恩施州土司时期历史追寻与断想的土家族地区仿古土司庄园建筑群。它将土家族传统的干栏民居吊脚楼[1]、摆手堂[2]、书院、月台、戏楼等融为一体, 亭榭楼阁错落有致, 雕梁画栋赏心悦目, 集土家建筑、雕刻、绘画艺术为一体。作为全国土家族吊脚楼中规模最大、风格最典型、外观最壮观的仿古建筑, 仅就其千变万化而寓意深刻的雕花窗棂, 就可让我们窥探到土家建筑的工艺神韵。但囿于才疏学浅, 我不敢奢望以下文字内容能振聋发聩, 只想从分类、技法与手法、文化含义三个方面来对恩施土司城的窗棂艺术作简要的探索赏析。

一、恩施土司城窗棂的分类

窗棂, 又称“窗棂子”, 即方言所说“窗格子”。“窗格子是窗户上用木头或铁条交错制成的格子。”[3]

分类是根据事物的特点分别归类, 依据的标准不同, 划分类别的结果也不同。吉首大学城乡资源与规划学院龙自立不仅根据有无视觉中心将土家老宅窗棂分为均匀平整而无明显视觉中心的窗棂和有明显视觉中心的窗棂[4]。他还依据构成形式将张家界市西溪坪的紫荆堂土家窗棂分为:书条嵌凌式、十字长方式、书条川万字式、软脚万字式、整纹川如意心、龟纹六角式和冰纹式。侯幼彬依据构成形式将格心分为平棂构成和菱花构成两大类。其中平棂构成又分为:间格构成、网格构成、框格构成、连续构成、沿边构成等形式;菱花构成分为双交四挽和三交六挽构成形式[5]。参考他们对窗棂分类的方法, 结合恩施土司城窗棂自身的特点, 本文试依据窗棂题材、窗棂焦点、棂条布局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类。

(一) 依据窗棂题材的分类

从其外观来看, 恩施土司城的窗棂题材丰富多样, 尤其表现在不同窗棂的主体图案上, 另外也体现在无主体图案的窗棂上。归纳一下, 主要有以下几类:动物、人物、花卉、字体等等。 (图1)

(二) 依据视觉焦点来分

“窗棂, 宋时称格眼, 又有花心、棂心、格心等称呼, 《营造法原》称为心仔”[6]。根据这个理解, 窗棂就是棂心, 就是格心。但是“心”含有“中心”的意思[7]。那么相应的:棂心、格心、花心应该是指窗棂的中心、窗格子的中心、花纹的中心。“中心”又含有“事物的主要部分”之意[8]。所以, 在物理位置上看它不一定在窗棂的正中间, 但却该是一个窗棂的主体图案。换句话说, 它是在窗棂上引起人们注意的集中点。到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棂心、格心、花心不等同于窗棂, 而是相当于窗棂的视觉焦点[9]。那些只有一到两个主体图案的窗棂能很快聚焦观者的眼睛, 就仿佛西方视觉艺术中常用的焦点透视一般;而还有些窗棂好像中国画散点透视一样, 没有明显的视觉焦点。依据这个方面对恩施土司城窗棂分类, 可以分为:焦点式的土家窗棂 (图2) 、非焦点式的土家窗棂。 (图3)

(三) 依据棂条布局的分类:

依据棂条的布局来看, 至少可以分为:拐子式、冰纹式、团花式、灯笼式等, 也有很多窗棂是多种样式的复合体。

拐子式窗棂是曲尺形的多重组合[10]。除了潘嘉来总结的“万字拐”、“回字拐”、“亚字拐”以外, 恩施土司城的拐子式窗棂还有“古字拐”、“本字拐”等多种变化。 (图4)

恩施土司城的“冰纹式”窗棂是由三边、四边或五边放射型的连续性结体, 看似杂乱而不规则的冰块状, 但在很多边角上镶嵌了梅、兰、竹、菊等文人墨客和平民百姓雅俗共赏的题材, 使得原本平凡而朴素的样式不仅错落有致, 也透出几分高雅情调。

一般来说, 团花是适合于圆形的图案, 具有纹样集中饱满、内容丰富、装饰性强的特征。这里所说的团花式窗棂, 主要是指中间以圆形或者规则多边形为主, 四周嵌有角花且与中间图案呼应的窗棂样式。 (图5)

恩施土司城的窗棂中还有一类:在窗棂中央有面积较大的透空内框, 透光性较好, 这样的窗棂我们称为“灯笼式”, 其中透空内框形状或圆或方或其他形状。

依据以上三种思路将恩施土司城的窗棂进行分类只是为了我们研究的方便, 事实上, 恩施土司城真正应用得很多的窗棂样式还是以上多种类别的复合体 (图6) , 只不过它们各自有所偏重而已。

二、恩施土司城窗棂的技法与手法分析

1.恩施土司城窗棂的木雕技法:恩施土司城窗棂的木雕技法主要有浮雕、透空双面雕、剔地雕、镶嵌、线刻等。

浮雕:浮雕是一种在平面上的浮凸表现, 它又分浅浮雕和高浮雕。如图7中大部分人物和建筑体形凹凸程度不到圆雕的二分之一都属于浅浮雕, 它接近于绘画, 也让我们联想起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艺术, 与材料融为一体, 自然、浑朴而静雅。其中的主要人物体形凹凸几乎超过圆雕二分之一, 使其在画面中立体感加强, 接近于高浮雕。它与其他浅浮雕相互映衬, 使得画面构图丰满, 疏密得当, 粗细相融。

透空双面雕:用一种图案, 进行正反两面雕刻, 将木板刻穿, 造成上下左右的穿透, 两面都能欣赏到同一图案, 新奇玲珑可爱, 类似苏州的双面绣, 又称透空雕。图8中的焦点“福”字和周围四角上的适合纹样蝙蝠、其余部分的方胜都是采用的这种技法。

作为传统木雕中最基本的雕刻技法, 剔地雕也被用于恩施土司城的窗棂装饰上, 它是剔除花形以外的木质, 使花样突出。如图9中小鹿所在的部分草地, 将花样做很深的剔地, 再将主要形象小鹿进行混雕, 成为半立体形象;而牡丹则是在透空的基础上对花内部进行深浅不同的剔地, 以表现花样的起伏变化, 还夹杂了刻线装饰, 勾勒花形, 增强了作品的装饰效果, 也表现了花瓣的轮廓和结构[11]。

另外除了线刻以外, 还有些是将几种不同技法雕刻而成的局部镶嵌在一起, 所以也可以称为镶嵌雕刻。

当然也有很多窗棂是透空、浮雕、剔地、线刻、镶嵌等方法的综合运用的复合体。

2.恩施土司城窗棂在视觉上的表现手法:

表现手法是指艺术品的表现技巧, 它与风格流派紧密相联。自古以来, 视觉艺术中的风格流派异彩纷呈, 竞相开放, 它也是时代特征的缩影。浪漫主义作为艺术史中一种重要流派, 从其手法来看主要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大胆夸张, 形式感强, 并表达人类自身的情感。恩施土司城的窗棂艺术, 大量运用了富于浪漫主义气息的多种手法:如夸张、概括、简略等。例如图10中的“福”字, 从字体来看, 形如张旭和怀素的狂草书法, “一笔书”点画连绵, 又融入动物形象, 减省了许多细枝末节, 把象形的图画模拟和字体结构糅合在一起;又仿如李白诗的无拘无束而皆中绳墨一样, 流走快速, 连字带笔, 一派飞动, 迅疾骇人。同时辅之有利于视觉感官和心理 (在下文中将详细分析) 的必要点缀, 无不让我们读出土家人的朴素的浪漫情怀。

四、恩施土司城窗棂艺术的文化含义

1.“物必饰图, 图必有意”

中国艺术中的装饰题材都具有象征意义的内涵。“物必饰图, 图必有意”主要是象征表达人的各种观念[12]。对这一点中国青铜时代的图案纹样同样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商代器物的饕餮纹、云雷纹、夔纹等各种奇异动物纹样的交互组合尽显奇诡、狞厉之美, 奴隶主的权势和威严张显其中;西周中后期器物一改商代神秘动物纹样, 取而代之的是窃曲纹、重环纹等几何纹与大量铭文的出现相结合, 理性典雅与秩序的美不言自露;春秋时期, 莲鹤方壶作为其青铜器艺术总体风格标志的代表, 通体满饰纠结的龙螭纹, 器首、器足、扉棱皆设计为生动灵异的怪兽, 镂空莲瓣围绕的壶顶, 中立一展翅欲翔的鹤, 正好象征了春秋时期的自由精神[13]。的确, 我国的图案纹样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象, 更是一种思想的体现、情感的表达、文化的沉淀, 是民族意识形态的显现, 是民族文化灵魂的流露。如果把窗棂艺术作为恩施土司城的一种艺术语言, 那么这种语言绝非无思想的花拳秀腿, 而是言之有物的艺术载体。正可谓“物必饰图, 图必有意”。土家族作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的民族, 其性格“天性劲勇, 骁勇异常, 富于不屈不挠之志”[14], 正可谓土家族“悍而直”[15]。从以上人物题材图片中, 我们不难发现恩施土司城窗棂艺术也张显了骁勇、悍而直的精神这一特征。

周兴茂在《论土家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一文中, 运用土家山寨特有的众多邀会活动和土家族崇奉的氏族神祖传说论述了“团结互助, 光明磊落, 富于集体主义精神”是土家族人民的优良道德传统之一。现将氏族神祖部分转述如下:

土家族崇奉的氏族神祖, 是八部大神, 又名八部大王, 土语为“洛蒙”, 意即“神人”。八部大神是群体性的, 是一个神的群体。传说女生育神苡禾娘娘, 姑娘时上山采茶, 口渴后嚼了把茶叶, 回家后就怀孕了。怀胎三年六个月以后, 一次生下了八个弟兄, 苡禾娘娘无法抚养, 就把他们丢在山里, 谁知八兄弟见风就长, 靠吃虎奶长大成人。后来他们又回家孝养母亲, 而且本领高强, 能将天上雷公捉来, 蒸熟盐腌给母亲治心疼病。后来, 他们到土王破冲嘎处为将, 作战有功, 封于龙山永顺交界地区, 号称八部大王;死后, 谥封为八部大神, 立庙祀焉。这样一个土家氏族祖神的美妙传说, 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土家先民从来都是把自己民族当成一个坚固无比、无坚不摧的集体, 大家只有维护这个集体, 民族才回发扬光大。

说到这里, 我们再来回头看一看恩施土司城中的团花式窗棂。“团”字, 在字典里有很多解释, 其中也包含了“圆形的”;“会合在一起, 如团聚、团结”;“量词, 用于成团的东西, 如一团和气”三种解释[16]。那我们能否做这样的猜测:团花窗棂的大量运用正是土家人民祈盼祖先团结互助, 富于集体主义之精神的光大弘扬?在图2-2中, 四只蝙蝠作为角花镶嵌在圆形的团花周围, 不仅寓示着团结与凝聚, 从那四个半圆形的蝙蝠之适合纹样与大圆的镶嵌中不难读出土家族“虎”图腾的意味。在图11中, 规则的八边形团花与近乎三角形的蝙蝠镶嵌在一起, 除了表达团结的含义以外, 是否可以让我们臆测——八边代表八部大神, 都是由中间代表女生育神苡禾娘娘的喜蛛孕育而出, 他们紧密地团结在母亲周围?所以说, 我们认为恩施土司城窗棂艺术不仅是土家人民艺术的结晶, 更是他们性格和不忘民族源头的写照不是没有原因的。

2.“图必有意, 意必吉祥”

自汉代以来, 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将自己的祈愿、祝福和喜悦刻在了窗棂等其他建筑部位上, 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价值取向。恩施土司城的窗棂也是这样, 寄托着土家族人趋利避害、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强烈珍视和向往, 它对“图必有意, 意必吉祥”[17]这八个字作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折射了土家人“祈福纳祥”的突出文化含义。

如图11, 窗棂从整体形象来看, 构图饱满大方, 形象生动有趣。放中有收, 收中有放, 既不拘谨, 又不散乱。其焦点是个“寿”字团花, 由两个同心圆组成, 内圆中将“寿”字笔画自由伸展但保持在圆形的内部, 外环中以五只展翅的蝙蝠与祥云首尾相连, 因是同心圆, 且内圆中“寿”字笔画的卷曲变形与外环中“祥云”的卷曲形呼应, 使得内外自成一体, 焦点中意为“五福 (蝙蝠) 捧寿”;同心圆的上下左右四方都是如意, 即“事事 (四) 如意”。这里是借用动物或图案名称的谐音手法与文字相结合, 让人产生联想, 寄托了土家人的美好愿望。另外还辅之以套环、方胜、花结等小构件进行点缀, 使得窗棂整体饱满圆润而富丽, 装饰性极强, 体现出恩施土司城窗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融合。

图12中, 窗棂焦点是倒放的“福”字, 寓意“福到”;四周镶以用花和叶组成的四只小蝴蝶, 与中间“福”字组合为“五福 (蝴, 土家方言中‘蝴’与‘福’同音) 临门”;与此错落有致的还有大圆中靠近外围的四个“如意”, 寓意“事事 (四) 如意”;大圆外、窗框内镶嵌四只蝙蝠, 与中间“福”字组成“五福 (蝠) 临门”。另外, 除开具象的图案, 剩余的棂条看似几何形, 但实质是“方胜”的变体[18]。“胜”, 原为古代神话中西王母所戴的发饰, 《山海经》之《海内北经》卷十二:“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可见“方胜”在古时就已作为“祥瑞”之物, 明清以来更是成为吉祥图案中常见的纹饰之一。

上面以两例具体说明了恩施土司城窗棂关于“祈福纳祥”的文化含义。囿于篇幅, 不能对所有图案一一列举详细分析, 但我们从中仍不难看出很多图片都可作为“图必有意, 意必吉祥”的体现。其寓意如:

小鹿 (“鹿”、六与禄在土家方言中同音) ——福禄双全, 福禄寿, 六合同春, 六六大顺;

蜘蛛 (喜珠) ——喜从天降;

猴子 (侯) ——封侯拜将;

桃子——寿桃, 长寿;

万字格——“”, 原本不是汉字, 而是梵文, 读作Srivatsalalsana, 意为“胸部的吉祥标志”。这是一种宗教标志, 佛教著作中说佛主再世生, 胸前隐起字纹。这种标志旧时译为“吉祥海云相”。唐代武则天当政时, 被正式用作汉字。此后, 佛经便将之写作“万”字, 发音也相同。尽管它被用作汉字, 但更多地还是以图案的形式出现。吉祥图案中的“万字曲水”纹, 借四端伸出、连续反复而绘成各种连锁花纹, 意为绵长不断。如与“如意”同置, 很容易联想到“万事如意”。

双喜字、喜鹊——分别可寓意双喜临门、喜鹊登梅、喜事连年等。

猪——是土家农民百姓的“聚宝盆”;它全身的每一个器官, 从头到尾, 都是人们百吃不厌的美食。因此在中国文化中, 猪还有其它的许多寓意和象征。据传自从唐代开始, 殿试及第的进士们相约, 如果他们中间的人在今后任了将相, 就要请同科的书法家用“朱书”, 即红笔题名于雁塔。因“猪” (朱) , “蹄” (题) 二字, 所以猪成了青年学子金榜题名的吉祥物。每当有人赶考, 亲友们都赠送红烧猪蹄, 预祝赶考人“朱笔题名”。后来, 这种习惯逐渐扩大, 人们在新年时互赠火腿, 因为火腿是用猪蹄烤制而成的。土家人还认为“肥猪拱门”很吉祥, 肥猪成为了一个传送福气的使者, 所以有俗语说:“猪是家中宝, 粪是地里金。”

地处鄂西南山地的恩施地区, 总人口约380万, 其中土家族占三分之一多。当这个山城飞速发展, 小高层不断拔地而起的同时, 值得我们欣慰的是, 恩施土司城的窗棂作为土家族仿古建筑群中体现古典价值的重要装饰符号, 表达了现代土家人对传统的尊敬与追寻。甚至在高楼林立的繁华大都市, 在鳞次栉比之高艺幕墙的夹缝里, 我们偶尔还能意外地一睹“土家烧饼”、“土家风情”等字眼, 顺此字眼激动地搜寻, 或许还能领略到真正意义上的土家文化符号!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传统中的精华该永存。1984年美国人文学科基金会出版的《必须恢复文化遗产应有的地位》中认为:没有一种文化的延续是对自己的传统一无所知的。土家窗棂作为其民族建筑中的重要元素, 定可作为后人探询土家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以后, 在传统民间美术文化的那一页上, 会有土家人的踪迹吗?我想:该有。只要有人走过的地方, 就该留下文化的印记。祝愿作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的土家族的神韵挥洒永远。

参考文献

[1]干栏, 也叫木楼、吊脚楼。干栏式房屋的特点是抬高房屋地板, 以适应南方地区特殊的生存环境 (潮湿, 多虫) , 同时亦可利用下部空间。

[2]摆手堂, 土家族最古老的舞堂, 是土家族祭祀祖先和庆祝丰收的集会场所。

[3][7][8][9][16]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197页、1397页、1629页、1279页

[4]龙自立.土家古宅“老院子”的建筑艺术特征分析.来源:http://www.2008red.com/member-pic-310/files/claimatericool/html/article-2781-1.shtml

[5][6][10]潘嘉来.中国传统窗棂.http://www.papernice.com/lxlw/lxqtlw/22061.html

[11]黄琴霞.中国传统建筑木雕的美学意蕴.来源:http://www.diaosu.cn/Tradition/Wood/index-1.html

[12]何燕丽.皖南古民居家具艺术的象征主义研究.出处参考:http://www.sh1800.net/furniture-culture/style-sects/733.htm

[13]参见: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19-27页

[14]周兴茂.土家族历史文化论集.论土家神话中的特殊伦理精神倾向.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99页

[15]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376页转自:从跳丧看土家族的心理特征》http://www.tgc.edu.cn/xb/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38

[17]魏柳扬、邓幼堂.论吉祥寓意在陶瓷装饰中的表现.景德镇陶瓷, 2005 (02)

试论广西土司制度的发展历程 篇10

一、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前身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认为“蛮夷”地处荒远,习俗特殊,不易治理,于是,在岭南设苍梧、郁林、合浦、南海、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中苍梧、郁林、合浦三郡大部分在今广西境内。郡下设县,采取“以其故俗治,勿赋税”的特殊政策。东汉时,尚书令虞诩进一步提出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方针政策。这样中央政府只要控制这些首领就可以施行政令。

当隋唐时代大一统局面再次形成的时候,羁縻制度也日趋完善。唐代中央王朝在广西民族地区继续使用羁縻制度,实行“虽贡赋,版籍多不上吏部”的政策。据统计,唐初在广西区设立了44个羁縻州,羁縻县5个,羁縻峒11个。其行政长官分别称为知州、知县、知峒,主要分布在桂北、桂西地区。此外,广西其它地区由汉人流官统治的州县,行政长官分别叫正州、正县。

唐代时中央政府赋予羁縻州县行政、赋税、武装、法制方面的种种特权。行政方面,各羁縻州、县的行政长官均由原来的部落首领充任,允许世袭其官,世袭其土,世统其民,但是土官不能自立为王候,他们的官衔、职务由朝廷册封,否则就是非法的。羁縻州县长官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数量不限,但不得擅自行动,须听从朝廷调遣。羁縻州、县不仅享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种种特权,法制方面还拥有“立法权”、“司法权”,他们可以按照自己族群的传统方式处理一切事务。因此在这种半独立的状态下,广西就崛起了地方豪强。如隋代时,岭南地区势力显赫的宁氏家族,拥有西至扶绥,北接南宁,东至博白县,南到北部湾,纵五百余里,横千余里的广大地盘,颇受朝廷重用,威震岭南。

二、元明清时的土司制度

在元朝时土司制度得以确立下来,朝廷设置道、路、州管辖,丈量地亩,设定赋税。土司统治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桂西左、右江一带的壮族聚居区。明代是土司制度的盛期,中央政府不但进一步加强对广西地区的统治,且出于统治需要,初步进行“改土归流”。在明代土官统治地区进一步扩大,土府、州县、土官增多,并增设土巡检司。如明洪武二年,为了维护广西治安,朝廷在壮汉杂居的地域增设了土巡检司一职,正负巡检司都由少数民族有势力的首领担任。

明代土司制度还有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制定了对土官的任命、承袭、升迁和惩罚的一系列严格制度。对土官的承袭程序更加严格,明洪武初年朝廷规定,凡土官“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明王朝中后期,对这一规定逐渐放松,但仍然很繁杂。明代为了有效管理土官及所辖地区,制订了对土官的奖惩办法。部分土司也竭力为朝廷效忠,多次率土兵于江浙、福建沿海痛击倭寇,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在嘉靖年间,广西田州瓦氏夫人就曾率领土兵在东南沿海斩杀倭寇,屡立战功。明代对土官的考核几同流官,为了鼓励土官效忠,凡若土官有功,朝廷多给升迁,甚至可任流官,如思恩府知府岑英,屡立战功,升骠骑将军都指挥使。对于触犯朝廷律法土官,朝廷则绝不姑息纵容。

明代土司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广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但也产生了多种矛盾。改土归流出现反复现象,有些地区改土归流后又重新回到土司时代,流官与土官之间产生矛盾,在土司之间也出现争权夺利的残酷战争,土民生活异常艰辛。

清军入关后,为了彻底消灭明王朝的残余势力,统一西南少数民族,清廷举兵进入广西,在“因明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广西土司制度。清统治者对土司的世袭、奖惩、抚恤等方面更加细化。但是,清代土司议叙,无论功劳多大终是一个土司,最高职务至宣慰使、指挥使而止,由此可见清王朝对土司有一定防范戒备心理。清代土司制度的特点最为显著的就是改土归流,清王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直接统治,从清初就开始改土归流,雍正年间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往往采用几种借口:以谋杀、贪劣、不法等罪名;以“无子嗣”为原因;也有以土司之间“互争不休”或以因民请愿为由。为了防止和减少土司的反抗,采用政治上“给顶戴”,经济生活上“给房产”、“给款项”等优厚待遇。到民国初年,沿袭了上千年的广西土司制度宣告彻底土崩瓦解。

三、土司制度的结束

从制度本身看,每种制度从低级到高级,从粗糙到完善,从创造到衰亡都是不断反复演进的过程,在不断寻找制度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平衡点。在唐代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广西土司制度,也是极具进步意义的。汉唐羁縻制度下的地方官员知州、知县、知峒,权利过于集中,既管行政,又管军事,似乎国中之国。元明清土司制度明确区分了文职和武职,元明时的土司制度明确了权利分配,强化了基层管理,在土州、土县下面设置了哨、化、亭、里等类似今天乡镇级的基层管理机构。到了明清对土司的继承程序就更为清楚明确,老土司去世,新土司必须到京城向朝廷汇报,献上族谱,才能承袭土司职位。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本身已走向了腐朽和没落。清代诗人赵翼说:“土民虽读书不许应试,恐其入仕而脱籍也。有事控于土官,土官或判不公,负冤者,惟向老土官墓上痛哭,虽有流官管辖土司,不能上诉也”。土官规定土民有很多禁忌,例如:规定土民走过衙门前时,需口含木叶,低头弯腰,不能东张西望;禁止土民穿长衫、绸衣、白衣服、白袜子、骑马、坐轿、打伞;结婚时不得打旗、吹唢呐、坐花轿。而土官自己生活荒淫奢侈,皆妻妾成群,养上百家奴服侍起居,甚至有些地方的土官对土民女子享有初夜权。由于不存在“成文规定”的律法,土官的话就是“圣旨”,土民须随时听候土官差遣,服无休止的兵役、劳役,缴纳各种名目的赋税。土司制度腐败至极的是诉讼制度,因为没有监督机构和通用的律法,土司审案很是荒谬,部分土司以审案为由盘剥土民,随意将人关进大牢,任意折磨,甚至在清代土司中还有灭绝人性的使用小孩、仆人殉葬的现象。

四、结语

土司制度的历史传奇 篇11

土司制度的发展脉络

两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群林立，在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省范围的方国内，大小族群就有几十个之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王朝统治者只有采取特殊的方式，形式上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版图。但要实现这种形式上的统治，就不得不利用当地土著民族首领，让他们保持原来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保持国名、领地封号等;另一方面，中央王朝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派驻郡县首领，并通过地方土著民族首领，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这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就是羁縻制度。

土司制度的源头就是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羁縻郡县制到了唐朝改为羁縻州府县制，此时，中央王朝开始利用地方土著中的贵族担任羁縻州府县的首领，给予各种官职名号，为元朝土司制度中官阶的建立开创了先例。

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建立土司制度，当时只在四川、湖广、云南等行省设置土司机构。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四川、湖广、云南等行省共设有大小土司行政机构296处。

明朝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明袭元制并大为开拓，将土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政治制度。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区、遍设土司，土司机构已遍及湖广、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行省，土司制度已成为明朝统治西南诸民族的主要制度。

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清初土司的数字和分布与明末基本相同，但土司区的大小、土司区的分布和制度都发生了变化。如土司管辖区的缩小、土司势力的减弱、贡赋制度的严密、征调的频繁、奖惩的严厉以及对土司的各种控制等都与明朝不同，特别是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大力“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已经大大衰落。

土司制度的特点

土司制度由中央王朝对西南各少数民族首领封以官爵，让其世袭统治原有的各民族人民，中央王朝只通过各民族的首领进行间接的统治;同时又规定各民族首领必须承认是中央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听从中央王朝的征调，按期缴纳一定的贡赋，承担一部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义务。

土司制度比羁縻制度更加严密。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经过与汉、唐、宋各代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不断往来后，社会发展很快，元朝在总结汉、唐、宋各朝羁縻统治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为了克服羁縻统治各少数民族地区形同独立王国的弊端，开始改革羁縻制度。

一是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设置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3种武官职务，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责任。自明朝起，又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3种文官职务。

二是任用各级土司土官。从元朝起，王朝就任用土著贵族担任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州、府、县的官员都由土著贵族担任。土司定职定位后，王朝要进行政绩考核，决定土司职务的升迁。王朝任用土司后，必须赐予土司各种信物，作为统治当地各族人民的凭证。土司凭信物与中央和其他地方官员发生联系，表示自己已经成为王朝的官吏。土司一经授职，即可世袭。与此同时，王朝还规定有功者升迁、有罪者受惩的奖惩制度;对于有能力、管辖内社会安宁的给予升迁，有罪者则罚而不废。

三是规定土司义务。凡是元朝任用的土司都必须向王朝尽一定义务。为了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王朝还规定土司应定期朝贡。土司向王朝进贡，是保持中央王朝与土司的联系、维持君臣关系的一种特定方式。因此，元、明、清三朝对土司的朝贡极为重视，王朝有专门部门负责管理朝贡。土司对王朝的义务之二为纳税。纳税是土司对中央王朝所尽义务的重要内容，多以金银、粮、布为主。纳税表示土司对王朝统治者的臣服，如土司不尽纳税义务，王朝就会采取强征手段，甚至发兵征讨。

土司既是当地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治理辖境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诉讼、刑罚等大权。土司在政治上依靠中央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司武装，维持土司统治和供王朝征调;在经济上，土司是辖境土地的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土司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

土司制度的历史作用

土司制度产生的初期无疑是进步的，它适应了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土司制度建立后，西南各少数民族在一段时间内与中央王朝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的关系，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一更加牢固，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土司制度的建立也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土司定期朝贡以及进朝受职，驿站的设置和道路修通，大规模的移民屯垦，使西南各少数民族与内地的来往日益密切，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

土司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汉文化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元朝在西南民族中提倡儒学、设立学校、立寺庙、传经史、授学田;明朝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优待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就学，并对土人入学给以奖励;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文教为先”的政策，广建义学、社学，提倡、甚至强制土司子弟入学习礼，开科举之门……这些措施均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土司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广大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动摇了土司制度的统治;与此同时，土司又日益与中央王朝对立，这种有损于中央王朝国家统一的行为自然是不能被容忍的，于是，“改土归流”就势在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