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问题(精选10篇)
NP问题 篇1
摘要:定义了实数集分裂问题, 并给出了一类特殊的实数集分裂问题。通过构造与二分图的最大权问题相应的图形模型, 证明了这种特殊的实数集分裂问题是NP难的。
关键词:实数集合,分裂问题,NP难
0 引言
在多项式时间内, 由确定型图灵机 (deterministic Turing machine, 简称DTM) 可以解决的问题称为P问题;如果一个问题, 其解法在多项式时间内可以由一个非确定型图灵机 (nondeterministic Turing m achine, 简称NTM) 实现, 那么, 此问题属于NP问题。如果所有的NP问题在有限步内 (在多项式规约时间内) 可相互规约问题巧则称为NP难题 (NP-Hard) [1]。如果某个问题是NP-hard的, 同时又是NP问题, 那么称其为NP完全 (NP-complete, 简称NPC) 问题。NP难是NP类中最难的一类问题。NP难理论的研究在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算法设计和分析过程中, 如果证明某问题是NP难的, 这就意味着在多项式时间内找到该问题的精确解是非常难的, 或者说是不可能的。因此, 对于NP难问题, 最好是去寻找近似解法, 寻找设计在多项式时间可完成的近似解算法[2]。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优化问题———实数集分裂问题, 并给出了该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 证明了这种特殊的实数集分裂问题属于NP难问题, 基本思路是:通过引入二分图的最大权问题, 而这种特殊的实数集合分裂问题可在多项式时间内相互规约成二分图的最大权问题, 从而证明这种特殊的实数集分裂问题是NP难的。
本文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1节对实数集分裂问题进行了定义, 并给出了一种特殊情况。第2节证明了该问题属于NP难问题。第3节总结全文。
1 问题定义
在定义实数集分裂问题之间, 我们首先给出实数集之间的距离的定义。
实数集之间的距离:对于两个均由n个数组成的集合, 若存在着一种匹配, 使其匹配数之差的绝对值之和最小, 则称这个值为实数集之间的距离。
实数集分裂问题:对于一个由n×m个实数组成的集合, 若将其平均分配到n个子集中, 使其每个子集包含的元素个数均为m个。问题是:如何分配实数, 使得n个子集两两之间的距离之和最小。
对于实数集分裂问题, 我们首先考虑n=2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证明n=2时实数集分裂问题是NP难的。
2 问题是NP难问题的证明
定理1:当n=2时, 实数集分裂问题是NP难问题。
证明:首先我们进行一下问题转换。如果将实数集的元素对应于顶点, 元素之间的差的绝对值对应于边的权值, 实数集可以构成一个带有权值的完全无向图, 其中顶点个数为2m, 边的个数为m (2m-1) 。传感器网络的极大相似分布问题等价于在对应的完全无向图中找出m条边, 这m边满足如下条件: (1) 每个顶点有且仅与其中的一条边相连; (2) 这m条边的权值之和最小。
设G= (V, E) 是一个加权完全二分图, 两边的顶点分别为A={a1, a2, …, am}和B={b1, b2, …, bm}, E={
现在说明怎么把加权完全二分图G转换成带有权值的完全无向图G′= (V′, E′) 。G中的顶点对应于G′中的顶点, E中的任意一条边
3 总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优化问题———实数集分裂问题, 并给出了该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 通过在多项式时间内二分图的最大权问题可规约到这种特殊的实数集分裂问题, 从而证明了该问题属于NP难问题。
参考文献
[1]Cormen TH, Lejserson CE, Rivest RL, Steain C.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s.2nd ed., The MIT Press, 2001.
[2]Sipser M.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Computation.Course Technology.2005
NP问题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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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问题 篇3
为此,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了一些有效的计划,比如:量子计算机、人工神经网络计算机、光学计算机以及DNA计算机等,尤其是当1994年Adleman在《Nature》上发表了第一篇开创性的有关DNA分子算法的文章[1]以来,这种新的计算模式吸引了众多的研究人员对其进行研究,对基于DNA计算模式的原理、特点及应用等方面进行多方面的探讨。
本文首先介绍相关的生物学知识,进而对DNA计算的原理进行了说明,并对研究人员在利用DNA计算解决NP-完全问题时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说明。
1 DNA计算原理
1.1 DNA的分子结构
DNA,脱氧核糖核酸,是控制生物性状遗传的主要物质,由4种脱氧核苷酸经3’→5’磷酸二酯键聚合而成,它是生物的各种生命活动基础,要了解DNA计算的本质,首先需要了解DNA的分子结构。
DNA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脱氧核苷酸是它的基本组成单位。而又由一分子脱氧核糖、一分子磷酸和一分子含氮碱基组成每个脱氧核苷酸。含氮碱基分为四种:腺嘌呤(Adenine)简称为A,鸟嘌呤(Guanine)简称为G,胞嘧啶(Cytosine)简称为C和胸腺嘧啶(Thymine)简称为T。DNA是一个具有规则的双螺旋结构,它的主要特点是:(1)DNA分子是由两条脱氧核苷酸长链盘旋而成的;(2)DNA分子的两条链按照反向平行方式向右盘绕成双螺旋结构,外侧由脱氧核糖和磷酸的交替连接构成骨架,外侧是碱基对;(3)两条链上的碱基通过氢键连接起来,形成碱基对。碱基对按严格的碱基互补配对原则配对,即是嘌呤与嘧啶配对,而且腺嘌呤(A)一定与胸腺嘧啶(T)配对,鸟嘌呤(G)一定与胞嘧啶(C)配对。如图1和图2所示。虽然DNA的碱基和碱基的配对方式只有两种,但由于碱基对的不同排列顺序,使得DNA分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1.2 DNA计算的原理
DNA计算分为三步:第一步对待解决的问题利用DNA特殊的双螺旋结构和碱基互补配对规律进行信息编码,将问题映射为DNA分子链;第二步将试管中的DNA溶液在不同生物酶的作用下,生成各种数据池(Data Poo1),再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原始问题的数据运算高度并行地映射成DNA分子链的可控的生化过程;第三步,利用分子生物技术来检测所需要的运算结果,相关的生物技术有聚合酶链反应PCR、聚合重叠放大技术POA、亲和层析、分子纯化、超声波降解、诱变、电泳、磁珠分离等等。
DNA计算的关键步聚是输入经过编码后的DNA链,在试管内或其它载体上通过一定时间的生物化学反应来完成运算,并从反应后的产物中得到全部的解空间。因为DNA分子的特性,所以基于此的DNA计算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性:
1)具有高度的并行性。许多学者认为,DNA串的并行操作数目可达1014,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最多可达1015~1020,而目前最快巨型机也只是达到1012个操作。
2)具有巨大的信息存储能力。由于DNA分子的体积非常小,故作为信息的载体DNA的储存容量是非常之大的。在1立方米的DNA溶液大约可存储1万亿亿的二进制数据,这个数据远远超过了目前所有电子计算机的总储存量。
3)具有极低的能耗。完成同样的任务,使用DNA分子生物计算所消耗的能量仅是电子计算机所耗能量的十亿分之一。
4)资源丰富。当前有较为成熟的从植物或动物中提取DNA的技术,这为设计和开发DNA计算机提供了良好的核心资源支持。
DNA计算的基本计算框架可如图3所示。
DNA的四类核甘酸碱基和数学中的一个良好的代数结构——域,具有天然的统一性。四元素集Σ={A,G,C,T},按图4中的加法“十”和乘法“×”两种代数运算构成一个四元域。其中,加法运算表实际上是四元素{A,G,C,T}构成的双螺旋链的阵列。
为了解决编码问题,将这四元素分别分配一个四进制编码:T=00=04,C=01=14,G=10=24,A=11=34。这样就可以将DNA的单链转换成二进制编码,即可利用布尔代数的知识进行运算。
2 DNA计算在NP-完全问题中的应用
DNA计算的设想虽然现在还没有成为现实,但由于DNA计算机可能具备着硅计算机所无法比拟的先天优越性,所以对于计算一些困难问题(特别是某些NP-完全问题),随着问题中变量数的增加或图中顶点数的增加,硅计算机则需要多项式或指数增长的时间,而DNA计算所需的时间只是线性增长的。而众多类的NP-完全问题,每一类的解决将会极大的促进实际应用方面的发展,因此研究人员对DNA计算在解决NP-完全问题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众多基于DNA计算的针对不同类的NP-完全问题的算法。
2.1 有向Hamilton路问题的DNA计算模型
有向Hamilton问题描述如下:设G是一个有向图,v1,v2是G的两个顶点,若存在从v1出发到达v2,且经过G中其它每个顶点一次且仅有一次的一条有向路P,则称P是有向图G中从vl到v2的一条有向Hamilton路。这就是所谓的有向Hamilton路问题,简称为HPP问题。
有向Hamilton问题的非确定性解法步骤如下:(1)产生经历有向图节点的所有路径;(2)只保留起点是v1,终点是v2的路径;(3保留只有n个节点的路径;(4)保留那些进入有向图中所有节点至少一次的路径;(5)能够保留下来的路径就是Hamilton路径。
2.2 可满足性问题(SAT)的DNA计算模型
SAT问题描述可如下描述:对一个给定含有n个变元的合取范式(析取范式),是否存在一组(多组)变元的取值使得该范式为真(真值为1)。其中,范式中每个变元取值为0或者1,∧和∨分别称为布尔积(合取)与布尔和(析取)。因合取和析取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我们只需要讨论其中的一种即可。
1995年,普林斯顿大学的Lipton[6]中提出一种基于DNA计算的解决算法,其主要思想是通过构造一个接触网络G,将SAT问题的解空间映射为通过接触网络G的始点a1和an+1的所有Hamilton路,然后对有向图中的顶点和边进行编码,再通过不断的搜索出相应的解,逐步探求得出问题是否有解。其中的编码方法和Adleman所采用的一样,对接触网络中的每个顶点i用piqi表示,和分别为顶点i的前10bp个和后10bp个序列,对有向边i→j用序列risi表示,其中:ri和si分别为pi和qi的反。
2000年,日本Tokyo大学的Sakamato[7]等教授利用DNA分子中的“发夹”结构,在DNA分子的编码中添加了逻辑运算的约束条件,并运用通过DNA分子形成“发夹”结构的自组织过程解决了一个3-SAT问题。其基本思想不是进行穷尽列举的方法寻找问题的解,而是引入了一个“字母链”的概念,即从每个分子中取一个变量连接而成的序列,例如x-x-┐x-y-z-┐y等就是一个“字母链”。满足一个字母链的条件是字母链中不包括一个(或多个)字母及其反。若某个字母链可满足,则其所代表的真值表也满足布尔公式;若不满足,就是包含一个字母及其反,如上式中的y和┐y。
同年,Wisconsin大学的Liu等[8]中提出了一种基于表面的SAT问题的解法,他们解决的SAT问题形如:F=(w∨x∨y)∧(w∨┐y∨z)∧(┐x∨y)∧(┐w∨┐y),对于其中4个变量所对应的24种组合,采用如下的编码形式表示每个组合:5’-HS-C6-T15-GCTTvvvvvvvvTTCG-3’,其中序列用于起到间隔作用,GCTTvvvvvvvvTTCG中的8个v代表信息位,其两边的大写碱基用作标识。表面计算的关键是利用核酸外切酶能够识别DNA单链分子并将其水解,但不影响DNA双链分子的性质。Liu等解决SAT问题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安装合成代表解空间的DNA分子,并在经过化学处理的载体表面上固定合成好的DNA分子;接着将满足第一个字句分子的补序列放入,使它与表面上的DNA分子杂交,再加入核酸外切酶水解没有杂交的单链分子,清洗表面后加入一种碱性溶液使DNA分子变性,再一次清洗调解链的DNA分子;然后对剩下的3个字句重复进行上述步骤,最终在表面上剩下的DNA分子就是问题的解,经过PCR扩增后读出结果。
2.3 最大团与最大独立集问题的DNA计算模型
最大团问题可如下描述:设G是一个图,V(G),E(G)分别表示图G中的顶点集和边集,S是图G的一个顶点子集。如果S的导出子图G[S]≌K|S|,则称G[S]是G的一个团,令H是G的团,如果对应任意G的团H’,有|V(H)|≥|V(H’)|,则称H是G的最大团。如果对任意S中的v1和v2,并且v1v2不在E(G)中,称S是G的独立集。令S是G的独立集,若对于任意G的独立集S’,有|S|≥|S’|,则称S是G的最大独立集。而图的团和独立集问题实际上是完全等价的[10]。设V’是图G的一个顶点子集,如果有V’导出的顶点子图G[V’]是图G的一个完全子图,则称V’是图G的一个团,若|V’|=K,即V’中含有k个顶点,则称V’是图G的一个k-团;设V’是图G的一个顶点子集,如果有V’导出的顶点子图G[V’]是图G的一个完全空图,则称V’是图G的一个独立集,若|V’|=k,则称V’是图G的一个k-独立集。显然,V’是图G的一个k-独立集当且仅当V’是图G的补图的一个k-团。
1997年,Ouyang等[11]利用DNA计算给出了这样一种NP问题的解法。解法步骤如下:首先把图中所有可能的团的集合映射成为所有可能的N位二进制数的集合(称之为数据池),即在一个包含有N个顶点的图中,用一个N位二进制数来表示图中的每一个可能的团(其中,为1则表示该顶点在所求的团中,为0则不在团中);然后利用图中的团在其图的补图中对应的是空图这一结论可以得知补图中相连的两顶点在原图中是不相连的(即不可能都是1),从而剔除数据池中所有在补图中有一条边相连的顶点所对应的数字,这一步是找出图中没有被边连接的点对;最后,分类剩余的数据池,找出含数字1最多的数据,就是最大团的大小。
2004年,北京大学的李源等[13]算法引入DNA计算的算法,通过进化算法的变异和删除操作不断扩大样本中的集团,部分解决了DNA计算机对空间的巨大要求。
3 DNA计算中存在的问题
DNA计算具有巨大的并行性,解决NP—完全问题只需多项式时间是它最具吸引力的优点。但DNA计算也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1)编码问题:DNA计算的极大障碍就是对于复杂问题编码时需要大量的DNA链。
2)DNA计算的评估中的错误率:错误的杂交;核昔酸内部的二级结构。这些错误会降低DNA计算最终结果的可靠性。
3)错误扩散问题:由于DNA计算时是同时有巨量的DNA序列进行反应,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错误的配对的情况,这些错误在如果不断地被累积和放大,最终可能会导致错误地结果出现。如何对防止错误扩散也是对DNA计算进行研究时应该被关注地一个方面。
4 结论
NP问题 篇4
关键词:“NP+的+VP” “的”字结构 形式功能对应
一、“的”字结构说
“NP+的+VP”是一个形式与意义不对应的结构,历史上有不同的分析方法。黎锦熙(1924,1992:52-54)认为NP是VP的形容附加语,同时又认为NP是VP的主语或宾语。①吕叔湘、朱德熙(1951:9)把“NP+的+VP”归入主谓短语,但又认为“形式上跟主从短语很相像”。丁声树等(1961:51-52)认为“这种格式在形式上是一种偏正结构,可是论意思却含有一种主谓关系”。不同的分析反映了不同的观念。汉语语法分析早期注重意义,这种结构“论意思”当然归入主谓短语;后来注重形式,这种结构“形式上”自然归入偏正结构。
最近,陆俭明(2003)依据“中心词理论”(head theory),认为“NP+的+VP”是由结构助词“的”插入“NP+VP”这种主谓词组中所构成的另一类“的”字结构。这种观点一提出,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②陆俭明(2003)把“NP+的+VP”的名词性归因于“的”,但没有对“的”的名词性特征做出足够的解释,受到质疑也就在所难免了。
受陆俭明(2003)及相关讨论文章的启发,本文进一步把“NP+的+VP”扩展到“XP1+的+XP2”,然后从逻辑上证明“的”的名词性,接着把“XP1+的+XP2”结构类推到几种内部没有语义关系的结构,以进一步证明“的”的名词性。文章最后讨论了“的”字结构说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意义。
二、“NP+的+VP”的扩展
“NP+的+VP”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整个结构是名词性的,二是中间有结构助词“的”。稍加思索,我们就会发现“VP+的+NP”“NP1+的+NP2”“VP1+的+VP2”等结构也具有这两个特点。下面把这类结构统记为“XP1+的+XP2”。
“XP1+的+XP2”结构的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XP的词类性质,二是XP1与XP2的句法语义关系。下面先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XP1+的+XP2”结构,然后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观察“NP+的+VP”结构的特殊性。
(1)关于这件事的谁是谁非我不妄加评判。
(2)官司满天飞,有他的原告的,更多的是他的被告。
(3)他有一个教师的爸爸,真羡慕他。
(4)我是残疾人,我了解读书的不容易。
(5)开车的时候引起的争执可能不只一种。
(6)当曹振德注意到王镯子和江任保的关系的可疑之点时,就进行了周密的调查。
(7)经这些外国人几天的检修,机器正常了。
(8)中国的历史也许会被改写。
(9)卖来的钱再去买喜欢的玩具。
首先,从直接成分的词类性质来看,XP没有词类限制,NP、VP都能充当,共有四种组配情形。如表一:
从第(2)行可看出,“NP+的+VP”有两种情况:一是主谓结构插入“的”形成的,如“这件事的谁是谁非”,一是状中结构插入“的”形成的,如“几天的检修”。
其次,从句法语义关系来看,XP1与XP2具有多种关系。除主谓关系外,还有述宾关系、偏正关系(含状中关系)等。如表二:
从第(1)行可以看出,具有主谓关系的结构不限于“NP+的+VP”,还有“NP+的+NP”如“他的原告”,“VP+的+VP”如“读书的不容易”。
综上所述,“XP1+的+XP2”结构中,XP1与XP2具有主谓关系的除了“NP+的+VP”,还有部分“NP+的+NP”和“VP+的+VP”;具有“NP+的+VP”类结构的除了主谓关系还有状中关系。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NP+的+VP”都不是孤立的结构。如果“NP+的+VP”是“的”字结构,那么其他的“XP1+的+XP2”也应该是“的”字结构。
三、“的”具有名词性特征的逻辑证明
“XP1+的+XP2”主要作主宾语,也可以作分句③,是名词性结构。那么,“XP1+的+XP2”结构的名词性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XP的词类性质,二是句法语义关系。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情况整理成表三:
场合(1)~(4)表明XP具有不同词类性质时,“XP1+的+XP2”都具有名词性。这说明XP的词类性质不是“XP1+的+XP2”具有名词性的原因。场合(5)~(7)表明XP1与XP2为不同句法语义关系时,“XP1+的+XP2”都具有名词性。这说明句法语义关系也不是“XP1+的+XP2”具有名词性的原因。
排除“XP1+的+XP2”结构中词类性质、句法语义关系的影响后,剩下的就只有结构助词“的”。根据形式逻辑的排除归纳法(求同法),“的”就是“XP1+的+XP2”具有名词性的原因。“的”具有名词性特征[+N]的假说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的”具有名词性特征[+N]的假说还需要理据支持,也就是要弄清楚“的”的名词性是从哪里来的。词的意义通常来源于指谓,比如“桌子、跑、高”的意义就是对其所指的概括。意义的另一来源是用法,比如“要做英雄人,莫开英雄车”中,“英雄”的主观色彩就来自语境。虚词的意义一般都来自用法④,考察一下结构助词“的”的使用环境,不难发现,“的”都是用在名词性词组中的,“的”从使用环境中获得了名词性特征。
这似乎有循环论证的嫌疑:一方面“XP1+的+XP2”的名词性来自“的”的名词性特征,另一方面“的”的名词性特征来自“XP1+的+XP2”。不过,如果以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环是可以破解的。“的”先在典型的名词性结构(如“我的书、伟大的人民”等)中获得名词性特征,再类推到不典型的结构(如“读的书、几天的检修、狐狸的狡猾”等)中,“的”的插入使一些非名词性结构(如主谓结构、述宾结构、状中结构等)具有了名词性。
四、“XP1+的+XP2”的类推
上面各种“XP1+的+XP2”结构中XP1与XP2之间都有某种句法语义关系。“的”还能用在没有句法语义关系的结构中,使之成为名词性句法结构。这进一步表明“的”具有很强的类推作用。如:
(10)他的老师当得好
(11)告老师的状
(12)玩了三小时的游戏
这些结构也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是名词性结构,二是中间都有结构助词“的”。很显然,它们与“NP+的+VP”是同一类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结构中XP1与XP2没有语义关系。下面逐一分析。
例(10)似乎与重动句“他当老师当得好”有变换关系,即:
(13)他当老师当得好。←→他的老师当得好。
不过,许多类似用例不能与重动句变换。例如:
(14)冬冬的澡洗了。←→ ?冬冬洗澡洗了
(15)他的球赢了三局。←→ ?他赢球赢了三局
(16)他的三千米得了金牌。←→ *他得三千米得了金牌
(17)你的英语不是在中国学的。←→ *你学英语不是在中国学的
仔细观察,这种结构同主谓谓语句有变换关系,“的”都可以删去。如表四:
可以认为,这类结构是主谓谓语句中插入“的”形成的。左列N1N2VP是主谓谓语句,其中N1定指,N2无指。右列N1与N2之间插入“的”形成“N1的N2”结构,由于N1是定指的,受其领有的“N1的N2”在形式上也是有定的。插入“的”可以避免无指主语,同时改变了整个结构的层次。如:
他 老师当得好—→他的老师 当得好
插入“的”后,“他的老师”成了没有句法语义关系的形式结构。“他的老师”同“当得好”之间的主谓关系也仅仅是形式上的。这是一种句法形式凌驾于语义关系的结构。
例(11)中的“老师”在语义上是述宾结构“告状”的受事。这类述宾结构句法上不能后接受事宾语,但可以把受事插在其中构成双宾结构,如“告老师状”。两个宾语之间再插入“的”就形成了例(11)。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18)打他茬—→打他的茬
(19)拆朋友台—→拆朋友的台
(20)说红军好话—→说红军的好话
(21)吃小王亏—→吃小王的亏
(22)生我气—→生我的气
(23)开大家玩笑—→开大家的玩笑
(24)请我客—→请我的客
两个宾语之间本没有直接的语义关系,插入“的”后也只有形式上的联系。不过这也导致了对双宾结构的重新分析。如:
告老师 状—→告 老师的状
“告状”这类述宾结构由于内部联系紧密,也被称为离合词。“老师的状”是没有语义关系的形式结构,“的”的插入使“告”与“状”之间维持了直接的支配关系,有利于保持“告状”之间的紧密联系。
例(12)“三小时”“游戏”本来是“玩”的数量补语和宾语,插入“的”之后形成新的述宾结构。如下:
玩了三小时 游戏—→玩了 三小时的游戏
“三小时”与“游戏”之间插入“的”前没有语义关系,插入“的”后也只有形式关系。再如:
(25)补了三天课—→补了三天的课
(26)骂了两回娘—→骂了两回的娘
(27)弹一小时的琴,再练半小时的球
比较例(12)与(11)两类结构,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插入“的”都是为了形成述宾结构,而且“补课、骂娘、弹琴”等也是离合词。
上面三类“XP1+的+XP2”结构,内部都没有语义关系,而且还是不自由的。这类结构同“NP+的+VP”一样,也是插入“的”形成的。这些结构的名词性也只能归因于“的”。
五、“的”字结构说的启示
叶斯柏森(1924,1988:33-34)指出,研究语法可以从某一特定的形式出发,再探索它的意义或功能,也可以反过来,从意义或功能出发,再去探索它的表达形式,两者互相补充,就可以完整而明晰地描述语法事实。
汉语语法研究十分注重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朱德熙(1985:80)认为“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弄清楚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语法研究应当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陆俭明(1993:61)进一步解释:“具体说,我们可以从意义入手,也可以从形式入手,但无论从哪一方入手,都应力求从另一方面取得到验证。”
根据形式与意义相对应的观点,语法结构应该有同形式对应的语义关系。我们把定语分为修饰性定语与限制性定语,或领属定语与属性定语,根据就是定语与中心语之间的语义关系。然而,并非所有语法结构都是形式与意义相对应的。朱德熙(1982:145-148)把下面这些定语称为准定语。如:
(28)张三的原告,李四的被告
(29)他的篮球打得好
(30)我来帮你的忙
这里定语与中心语或者没有通常的语义关系,或者根本没有语义关系。如果我们持严格的形式与意义相对应的观念,它们就不是定中结构,同时也难以归到别的结构中去。“的”字结构说把整个结构的功能归因于“的”,实际上撇开了形式与意义相对应的观点,而倡导形式与功能相对应。这种观点不但能解释准定语,还能解释其他一些形式与意义不对应的结构。例如:
(31)热热地喝了一碗汤。
(32)敌人愚蠢地钻进了包围圈。
张国宪(2005)认为状位形容词具有主观性,而定位形容词具有客观性。这是语用上的分析。从语义上看,例中的状语同中心语没有对应的语义关系,大概也只能算是准状语。仿照“的”字结构的说法,这类结构可以称为“地”字结构,“地”具有谓词性特征,“XP1+地+XP2”因此也具有谓词性。这也是形式与意义不对应,但与功能对应的例子。
一般认为,联合结构的各联合项应该具有相类的语义内容、相同的词类性质,但异类联合的发现打破了这种认识。例如:
(33)免于疾病、贫穷和失业的困扰。
(34)笑得十分谦卑和巴结。
这些联合项意义、词类都不一致,不符合形式与意义对应的要求。但这些联合项在具体用例中具有相同的功能,即都可以单独出现在目前的分布环境中。以(33)为例,“免于疾病的困扰、免于贫穷的困扰、免于失业的困扰”都能成立。所谓联合不过是词语在某项功能上的联合。异类联合如此,同类联合也是如此。这是形式与意义不对应,但与功能对应的又一个例子。
像“狐狸的狡猾、热热地喝汤、谦卑和巴结”等都是形式与意义不对应的例子,但是它们的形式与功能对应。这启示我们在重视形式与意义对应的同时,也要甚至更应该重视形式和功能的对应,这种对应不但能解释形式与意义不对应的结构,也能解释形式与意义对应的结构,概括程度更高。形式与功能的对应可能离意义(也就是表达和理解)远了一些,但更接近语法的本质,值得我们去发掘。
注 释:
①黎锦熙认为“NP+的+VP”中的VP已经转成名词。关于VP的性质有
不同的观点,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
②参加讨论的文章有李敏(2004)、徐阳春(2005)、司富珍(2004、
2006)、熊仲儒(2005)、周国光(2005、2006)、吴长安(2006)等。
③作分句的例子如:(1)我的东道,我请客。(2)生的伟大,死
的光荣。
④参见陈保亚(2006)《论意义的两个来源和语言哲学的任务——
从语言游戏规则和单位的还原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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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了”句式语义特征探析 篇5
汉语中的名词可以直接作谓语, 这是汉语和印欧语之间的差别之一。在汉语的句型系统中, 这种句子叫做名词谓语句。“NP了”句型正属于名词谓语句的一种。“NP+了”句式由两个基本成分构成: (1) 名词或名词性短语; (2) 助词“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运用语义特征分析法进行分析, 我们认为能进入“NP了”句型的名词性词语主要是时间名词、指人的名词性词语、处所名词、数词或数量短语、指同一种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名词和语境顺序义名词。
1.“NP”是时间性词语。
主要包括两种情况:“NP”是表示时点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 带上“了”意味着时间由一点到另一点的推移。
(1) 都十二点了, 怎么还不睡觉啊?
“NP”是表示时段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 带上“了”意味着时段由短到长的推移。
(2) 这对年轻的小夫妻一直蜗居在后龙里, 都两年多了。
2.“NP”是指人的名词性词语, 代表同一系列范畴的某一等级、某一阶段, 具体又分为三种类型:
(1) 衔位名词。根据马庆株先生的研究, 衔位名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 表示学历的词语;第二, 表示军衔、学衔和其他专业技术职称的词语;第三, 表示官职的词语。例如: (3) 人家都副主任医师了, 你才是医师。
(2) 年龄名词, 其特点是各个词语之间的时间间距和界限往往是模糊的。例如:
(4) 都老大不小的人了, 还跟着孩子一样淘气。
(3) 关系名词, 其特点是双方关系发展的某一阶段。例如:
(5) 都老夫老妻了, 还这么客气干什么。
3.“NP”是处所名词。例如:
(6) 都南京了, 快到上海了。
(7) ——“车现在到哪了?”——“西安了。”
4.“NP”是数词或者数量短语
数量短语中的数词由于本身就可以自然组成连续的链条, 所以数量短语出现在“都+NP+了”句式中很常见。例如:
(8) 都三个人了, 实在挤不下了。
5.“NP”指同一种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
(9) 人家都楼房了, 你还平房呢!
(10) 我的计算机系统都Window S-XP了, 你才是2000。
“楼房”和“平房”都是房子, “Window S-XP”和“Window S-2000”都是计算机系统, 只是彼此的先进程度是不同的, 新旧程度也是不同的。
6.“NP”是语境顺序义名词
某些名词就其本身的词汇意义来看, 没有任何顺序性或者时间推移特征, 但是它们所表示的事物在某种特定的情景下获得了顺序义和时间性, 也是能够进入“NP了”句式的。例如:
(11) ——“现在该谁了啊?”——“王小利了。”
(12) ——“该上哪道菜了?”——“夫妻肺片了。”
(二) “NP”的时间性与量级性
1.“NP”的时间性
从上述“NP了”句式的语义特征分析中,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够进入这种句型的名词或者名词性短语总特征是与时间因素有关。众所周知, “空间性是名词的典型性特征, 而时间性则是动词的典型性特征。”名词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可以弱化空间性而具有时间性, 但并不是所有名词都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获得时间性。有人把部分普通名词的时间性特征分为内在时间性和外在时间性。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的是外在时间性名词。
(1) 时间性特征的认知获得
名词的语义结构本身不包含时间性, 但在外部世界的时间流转中, 可以临时获得时间性, 具有这种功能的名词, 我们称之为外在时间性名词。外在时间性名词的时间性特征是人类认知的产物。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13) 她都学士了, 你还用考她吗?
(14) 她都博士后了, 你还用考她吗?
我们不难发现, 例 (14) 比例 (13) 的可接受度高得多, 原因就是在“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这组代表学位的名词中, 学士位于顺序链条的初端, 一般人并不难达到那种程度, 所以人们赋予这个词的社会评价要远远低于其他三个词。
(2) 顺序义名词的时间性特征
现代汉语中具有顺序义的体词性成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词义本身具有顺序义, 另一种是词义本身没有顺序义, 具体的语言环境使之临时获得顺序义。本身具有顺序义的名词主要有时间名词、指人名词和数词。临时顺序义名词大多是处所名词。固定的处所名词所指的地理位置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但如果正好位于同一系列的各个点上, 它们就有了顺序义。例如, “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这些名词的特点是其顺序方向是可以互逆的, 但是其起点不可以充当“NP”。
一般情况下, 顺序义名词在句法功能上可以相对自由地谓语化, 这属于“语法化现象”。我们需要认识到, 这类具有时间性特征的名词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名词谓语句和“NP了”句式存在的根源问题。
2.“NP”的量级性
“NP了”句式中的“NP”有的本身潜藏着量级的特点, 有的在语境中临时获得。我们把“NP了”句式的量级性分为大量、小量和极量。具体分析如下:
(1) “都+NP+了”句式大多数时候用于表示“大量”, 例如:“都第一名了, 进步得好快啊, 真有出息!”
(2) “都+NP+了”句式有时用于表示“小量”, 例如:“都中学生了, 那大学生、研究生做什么?”说话人主观上认为“中学生”的学历等级太低了, 句式表示量级低。
(3) “NP了”句式有时还用于表示“极量”, 所谓“极量”是指“NP”本身是表示人们普遍认为的客观大量或客观小量。如以下实例:
(15) 都冠军了, 还不好好庆祝一番!
(16) 都倒数第一名了?你成绩滑落得太快了!
例 (15) 中的“冠军”是体育竞赛的第一名, 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最大量值。例 (16) 中的“倒数第一名”表示排名中最低的等级, 表示客观存在的最小的量。
通过对“NP了”句式语义特征的探析为句式研究提供了新的和切入口。相信随着语言学的不断发展, 将会有更多学者对“NP了”句式作出合理解释, 以获得其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摘要:现代汉语口语中有一种句式, 叫做“NP了”句式。它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加“了”构成, 表示“到达什么程度或者地步了”的语法意义。例如:“都大学生了”“都局长了”。“NP+了”中“NP”代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 但不是所有名词或名词性短语都可以进入这一结构。本文从认知的角度, 采用层层拓展的方法, 运用丰富的实例, 对“NP了”句式的语法功能和语义特征做全面的阐释, 从推移性和顺序义上探析“NP”深层次的时间性与量级性。
关键词:NP,语义特征时间性,量级性
参考文献
[1]邢福义.邢福义自选集[M].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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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部NP坳陷的构造圈闭预测 篇6
1 区域地质背景
1. 1 区域构造特征
在晋宁时期,华北板块向南碰撞挤压造就了NP坳陷的变质基底。加里东时期,华南地槽上升,地表逐渐隆起,沉积地层被剥蚀殆尽。加里东运动过后,应力得到释放,构造运动进入以升降运动为主的海西期。随后,印支运动使本区发生强烈运动,产生褶皱、逆冲断层等构造,局部地区发生抬升遭受剥蚀。后来,中生界地层在喜山期发生强烈的冲断与褶皱,地层持续隆起并遭受剥蚀。喜马拉雅运动时期,本地区遭受强烈挤压,并伴随强烈的断裂活动,形成NP坳陷[4]。
NP坳陷呈现多凹多凸相间的构造格局,整体划分为11 个二级构造单元(图1)。坳陷中部受到赣江断裂的控制而呈现“凹中隆”的构造形态,坳陷东部受到晚印支-燕山期北东向逆冲断裂的反转作用而出现“南断北超”的现象[5]。
1为BPY坳陷,2为Ch Sh隆起,3为PL坳陷,4为SH凹陷,5为SM-HT凸起,6为MC-LT深凹,7为CC-BC低凸起,8为JK-YL浅凹,9为DSX-ZB断块,10为XT-QF断阶,11为JB-EJC凹陷,12为RH凸起,13为KS-LH凹陷,14为YF-BJ低凸起
1. 2 地层沉积特征
NP坳陷基底地层为上元古界双桥山群变质岩,上覆上古生界、中生界两大套不同性质的盆地沉积层,西区还有不厚的下第三系。双桥山群浅变质岩石地层以“黑、红、砾”为标志。上古生界主要残留上泥盆统碳酸盐岩和碎屑岩、石炭系碎屑岩以及白云岩与云质灰岩、二叠系的灰岩、页岩、煤层和砂泥岩。中生界发育少许三叠系碳酸盐岩和砂泥岩沉积、少许侏罗系碎屑岩沉积和大套白垩系砂泥岩地层。各层系之间多以角度不整合-假整合关系接触[5]。
1. 3 已有钻井分析
本次研究有P井和L井2 口钻井资料(图2)。P井位于研究区西部,自上而下钻遇地层为第四系、上白垩统南雄组、周家店组、下三叠系大冶组、上二叠统长兴组、下二叠统茅口组和石炭系地层。该井前白垩系构造层的岩芯中多有挤压、揉皱、变形、擦痕、错位等现象,并见砾状灰岩、断层角砾岩等,充填方解石、泥质及长英质矿物,地层倾角变化极大,说明该区断层活动强烈频繁,并导致多套地层缺失[图2(a)]。L井位于研究区东部,构造位置上比P井要高,自上而下主要钻遇第四系、白垩系周家店组砂泥岩组合、二叠系长兴组灰岩、龙潭组砂泥岩组合和茅口组灰泥岩互层地层[图2(b)]。通过对两口井砂岩孔渗数据较有利的井段进行测井解释,发现P井多为干层和水层,未见有油层。L井在茅口组解释有裂缝储集层。
2 二维精细地震解释
本次研究对象为10 条二维地震测线,以地质认识为指导,通过子波估算分别对P井和L井进行井震标定。根据“点-线-面”的原则,以标定结果为基础,通过追踪过井线建立解释框架,对研究区测线进行构造解释。
2. 1 合成地震记录标定
由于受到钻井数量的限制,在试验了理论子波、沿井子波和统计子波后,对比合成地震记录效果,最终选用主频为30 Hz的零相位Ricker子波制作合成地震记录。标定结果显示有5 套明显的反射波组。TK3n1为上白垩统南雄组底界反射波组,其特征为中-弱振幅和中-弱连续性,该反射波组与上、下界面不整合特征清楚(图3)。TK3z为上白垩统周家店组的底界反射波组,一般表现为一组中-强振幅、连续较好的“三峰两谷”反射,在东部的L井上转换为弱反射,该波组特征清晰,界面与上、下波组的不整合接触关系明显(图3)。TP2c为二叠系长兴组底界反射界面,其波组特征表现为连续性差的中-弱振幅反射。界面上、下反射波组特征差异明显,界面之上为连续性差、能量较弱的反射结构;界面之下为连续性中等、能量中等的亚平行反射结构(图3)。TP2l为上古生界二叠系龙潭组底反射,一般表现为连续性中等—差、中—弱振幅的“三峰两谷”反射,界面上、下呈整合接触关系(图3)。TP1m为二叠系底界反射,其反射特征一般表现为振幅中等、连续性差的波组反射(图3)。
2. 2 全区解释方案
从井震标定结果出发,根据目的层的地震反射特征,在过井线内确立解释方案框架。然后从过井线向周围测线发散追踪,以地质认识为指导,以剖面特征为准则,以交叉线闭合为约束,展开全研究区的构造解释工作。解释结果表明,南雄组底和白垩系底为强反射界面,在研究区内分布相对稳定,基本可全区追踪。研究区东区存在着上部张性断裂系统和下部逆冲挤压断裂体系统,这两套系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中新生代沉积层中主要发育张性正断裂,压性逆断裂则主要发育于古生代沉积层中,仅有少量断层呈张性特征。西区发育张性断裂,贯穿上古生界与中生界,仅有极少数断层具有上张下扭的特征(图3)。
2. 3 速度分析
速度是影响构造解释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研究区内只有两口钻井,因此对比分析每口井的测井速度和二维地震处理的叠加速度,并优选出一种速度作为地震资料时深转换的基础数据。P井的速度基本上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变大,埋深越大,速度变化越快(图4 红色)。其中白垩系到上石炭系的地层速度变化均随着深度增加而变快,而下石炭系地层则与之相反,深度增加,速度变化减慢,这可能是由于下石炭系及以下地层的压实较好,导致地层速度变化缓慢。L井的速度整体上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变大,且埋深越大,速度变化越快(图4 蓝色)。其中长兴组及以上地层和龙潭组以下的地层速度变化较有规律,速度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大;龙潭组内地层速度变化比较异常,随着深度的增加,速度几乎不变,这可能是由于L井的龙潭组地层位于不整合面附近而复杂多变的原因造成的。对比P井和L井的测井速度,叠加速度更符合速度展布规律,因此利用Dix公式将时间-叠加速度转换为时间-层速度关系,用于全区的时—深转换。
3 构造圈闭分析
利用速度分析结果对地震解释结果进行时深转换得到的构造圈闭图显示,上古生界构造主要受印支早燕山期北西—南东向挤压应力场制约,上古生界地层强烈褶皱冲断,断裂展布多为北东东、北东走向的逆断裂,同时伴有北北东、北西向的左行走滑断裂;中生界构造受晚燕山期拉张作用影响,早期形成的主要逆断裂反转为张性正断裂,并控制了坳陷内白垩系的沉积,因此在构造格局上与早期形成的构造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只是断裂多表现为北东东、北东走向的正断裂(图3 和图5)。周家店组层位发育比较完全[图5(a)和图5(b)],大冶组和长兴组剥蚀比较严重,龙潭组和茅口组在西南部有部分剥蚀[图5(c)和图5(d)]。坳陷东区的中部和东部发育构造高点,沿北东—南西方向呈条带状展布[图5(a)和图5(c)];西区的构造高点条带发育在西部、中部和东部,同样沿北东-南西方向延展[图5(b)和图5(d)]。
3. 1 东区构造圈闭描述
坳陷东区自周家店组到茅口组共解释构造圈闭53 个,其中以断鼻类型为主,断块类次之。由于断裂系统复杂、断层较多、地层起伏较大等原因,坳陷东区的构造圈闭在上古生界和中生界的继承性较差,圈闭多为单层地层发育,最多延伸至相邻的上覆或下伏地层中[图6(a)]。圈闭规模整体较小。
在周家店组共预测21 个构造圈闭[图5(a) 和图6(a)],这些圈闭主要集中在L井周围及其西部。东区茅口组共解释预测12 个构造圈闭[图5(c) 和图6(a)],主要集中在L井西部和南部。L井分布在周家店组的Ez10 号圈闭和茅口组的Em5 号圈闭内,靠近断层,结合测井解释结果,L井在该层解释有裂缝储集层,因而说明预测结果比较可靠。
3. 2 西区构造圈闭描述
坳陷西区在5 套目的层内预测了77 个构造圈闭,以断鼻类型为主,断块类型次之,断背斜和背斜类型零星分布[图6(b)]。与坳陷东区相比,由于西区的构造以拉张运动为主,因此该区的部分圈闭具有较好的继承性和较好的规模。例如由f9 断层和f10 断层夹持形成的W6 号圈闭和f8 断层南部形成的W1 号圈闭,贯穿上下目的地层,圈闭规模较大。其余圈闭均在单层或相邻两层地层内发育,圈闭规模中等。西区周家店组共预测23 个构造圈闭[图5(b)和图6(b)],以断鼻类型为主,兼有断块和断背斜,全区范围内分布。西区茅口组共预测14 个断鼻和断块类型构造圈闭[图5(d)和图6(b)],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P井分布在圈闭范围外,且测井解释为干层和水层,说明该层圈闭预测较为可靠。
3. 3 构造圈闭评价
对研究区周家店组、大冶组、长兴组、龙潭组和茅口组5 套地层所预测的130 个构造圈闭统计其闭合幅度和圈闭面积,发现研究区内预测圈闭的闭合幅度多集中在100 ~ 1 000 m范围内[图7(a)],而圈闭面积则集中在2 ~ 30 km2范围内[图7(b)],说明圈闭规模整体较小。因此根据这两个参数的交汇结果,将研究区的预测构造圈闭分为三类。A类圈闭有14 个,规模最大,闭合幅度大于1 024 m,面积大于32 km2。B类圈闭共预测65 个,规模居中,闭合幅度在128 ~ 1 024 m之间,构造面积范围为8 ~32 km2。C类构造圈闭有51 个,规模最小,闭合幅度小于128 m,圈闭面积小于8 km2(图8 和表1)。研究区中B类构造圈闭分布最多,占50% ,C类构造圈闭次之,约39% ,A类最少,为11% 。
此外,图8 分类交汇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周家店组和龙潭组多发育小-中规模的构造圈闭。由于剥蚀较为严重,大冶组和长兴组以小规模构造圈闭为主,但其A类规模圈闭及其他地层更为发育。茅口组主要发育中等规模构造圈闭。
4 结论
(1)井震标定结果可识别出5 套反射波组,南雄组底和周家店组底在地震上表现为较强反射,与上、下界面不整合特征清晰;长兴组、龙潭组和茅口组的底界面表现为中—弱振幅反射。
(2)利用钻井资料对构造圈闭预测结果做了可靠性分析。预测表明研究区的构造圈闭多为规模较小的断鼻类型,且不同区域、不同层位的构造圈闭的继承性不同。东区由于断裂系统复杂、断裂较多、地层起伏较大等原因导致不同层位的圈闭上下继承性较差,而西区的部分构造圈闭具有一定的继承性。
(3)通过对研究区内所有预测断层的规模参数(闭合幅度和圈闭面积)进行统计分析,将预测圈闭分为三类,其中A类圈闭规模最大,也分布最少,约占11% ,B类圈闭规模次之,占研究区构造圈闭的一半,C类圈闭规模最小,数量稍次于B类,占总圈闭的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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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肺转移NP方案化疗护理 篇7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5例均经鼻咽活检, 鼻咽CT确诊为鼻咽癌, 病理为低分化鳞癌, 经根治性放疗达CR后, 未予辅助化疗, 定期复查或有咳嗽气促等症状而随诊, 胸片、胸部CT证实肺转移, 年龄41~71岁, Karnofsky评分70分以上。
1.2 护理方法
予NP (NVB 25mg/m2, d 1、8, DDP 30mg/m2, d 2、3、4) 方案化疗, 有效者 (CR+PR) 共3~4个周期, 每3周为1周期。所有患者均经颈内/锁骨下深静脉穿刺置管, NVB 25mg/m2加入生理盐水150ml中, 静滴30min, 顺铂25 mg/m2, 加入250ml生理盐水中, 静输注2h, 第2、3、4天, 21d为1周期, 化疗前做好心理护理, 解释化疗必要性及可能发生不良反应, 化疗期间给予5-HT3受体阻断剂止吐, 同时做好口腔护理。用康复新滴剂10ml/次含服;3次/d, 连用3d, 有口腔黏膜炎者继续含服9d, 并予碳酸氢钠、制霉菌素漱口, 同时化疗药滴注期间, 反复冰盐水漱口, 保持口腔黏膜低温度。化疗同时记录大便次数及了解其性状, 如2d未解, 或大便干结, 及时通便治疗。化疗期间嘱患者多饮水, 进食红薯叶、香蕉等保持大便通畅。如粒细胞缺乏, 严格消毒隔离, 观察留置管穿刺口, 如有感染征象, 拔管并做细菌培养。治疗2周期后评价疗效。
2结果
不良反应按抗癌药物急性与亚急性毒性反应标准进行评价 (表1) , 疗效评价按全国实体瘤评价标准进行评价 (表2) 。
3讨论
鼻咽癌肺转移化疗有效率高, DDP+5-FU联合化疗为经典方案, 报道[1]80.9%有效, 我科化疗69.05%有效, 与病灶大、瘤体负荷重有关[2]。DDP+5-FU联合化疗缓解期3个月左右[3], 因此笔者试用NP方案进行对比观察。长春花碱酰胺 (NVB) 作为一种半合成的长春生物碱, 因其强大抗癌活性而广泛用于肺癌、乳腺癌、头颈部肿瘤等[4]。NP方案化疗缓解期延长至6个月左右, 对DF方案化疗达CR\PR后进展或无效者也分别达35%、22.22%有效率, 相反NP方案化疗无效者DF化疗也无效[5], 建议二线使用, 如耐受力好, 可作为第一线使用。
NVB对血管有毒性反应, 如外周使用可致严重静脉炎, 我科用利多卡因、地塞米松等预防方法[6], 但在人们日益追求生活质量及医疗环境日益紧张的今天, 全部病例均采用深静脉置管滴注化疗, 因此无静脉炎发生。长期留置导管有感染及血栓风险, 故化疗1周期完毕即拔管, 对于高凝状态患者同时建议用活血中药及抗凝药物, 有效预防相关风险。
本组病例主要毒副反应为骨髓抑制, 白细胞下降为77.78% (35/45) , 达到Ⅲ°~ Ⅳ°者60% (27/45) , 与文献报道相近[7], 使用G-CSF升白后白细胞均可恢复正常。血红蛋白血小板降低较轻, 多在Ⅰ°~Ⅱ°。如发生粒细胞缺乏, 严格消毒隔离, 主要注意感染风险, 发热为感染第一表现, 注意观察体温;对于免疫力低下患者, 如心率不明原因增快, 也要考虑感染可能, 及时上报医师进行处理;感染主要为机会性感染, 特别是口腔、胃肠、肛周黏膜, 注意检查口腔, 同时不要遗漏肛周黏膜。另外多数导管相关性感染由皮肤表面的细菌从插管部位沿导管与皮下隧道间隙进入血管内引起感染[8], 故消毒同时注意观察留置管穿刺口, 如有感染征象, 拔管并做细菌培养。口腔黏膜炎症主要为真菌感染, 可予碳酸氢钠、制霉菌素漱口进行预防。
由于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间缺乏根本性代谢差别, 因此, 抗癌药物缺乏理想的选择性, 所以在杀癌细胞的同时, 对机体增殖旺盛的细胞例如骨髓, 消化道的上皮细胞, 均具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化疗后消化道及口腔黏膜反应是一种常见的不良反应, 可配合康复新滴剂改善口腔黏膜炎。一般口腔黏膜炎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1) 炎症或血管化阶段; (2) 上皮更新减少为特点上皮阶段; (3) 溃疡性或细菌性阶段; (4) 愈合阶段。其中溃疡性或细菌性阶段, 伪膜形成, 与中性粒细胞减少最低阶段相一致, 也是细菌移位引起感染、发热主要原因。加强口腔护理, 注意口腔卫生, 降低黏膜炎率, 能有效降低粒细胞缺乏相关性发热, 所以临床护理中预防黏膜炎是重中之重[9]。化疗期间通过冰盐水引起口腔黏膜小血管收缩, 减少口腔黏膜药物摄入量;同时反复漱口也清洁了口腔, 从而降低黏膜炎发生率。
恶心、呕吐可能与顺铂有关, 由于使用5-HT3拮抗剂等止吐药物, 本组胃肠道反应均不重。神经毒性主要表现为指 (趾) 发麻及便秘, 便秘发生率高达31.11% (14/45) , 严重者可能合并肠梗阻, 在粒细胞缺乏同时合并感染而影响生命[10], 临床工作中不能大意, 化疗同时记录大便次数及了解其性状, 如2d未解, 或大便干结, 及时通便治疗, 化疗期间嘱患者多饮水, 进食红薯叶、芭蕉等保持大便通畅。一旦便秘, 及时通便及胃肠动力药物治疗, 必要时配合灌肠。经周密观察及干预, 本组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肝肾功能损伤不明显, 主要表现为转氨酶Ⅰ°~Ⅱ°升高, 给予保肝治疗后恢复正常。
摘要:目的:观察NP方案化疗晚期食管癌疗效、不良反应及护理对策。方法:予NP (NVB 25mg/m2, d 1、8, DDP30mg/m2, d 2、3、4) 方案化疗, 有效者 (CRPR) 共3~4个周期, 同时根据其粒细胞缺乏、便秘、口腔黏膜溃疡等不良反应进行相应护理。结果:化疗有效率71.11%, 主要毒副反应为骨髓抑制, 白细胞下降为77.78% (35/45) , 达到Ⅲ°~Ⅳ°者60% (27/45) , 便秘发生率高达31.11% (14/45) , 经保护性隔离、升白、口腔卫生、通便等护理后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结论:NP方案对鼻咽癌肺转移有效率高, 尽管不良反应较多, 但经过周密护理, 治疗安全, 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关键词:鼻咽癌肺转移,化疗,护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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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谨.紫杉醇联合顺铂治疗晚期食管癌护理 (J) .中华全科医学, 2012, 10 (4) :652-653.
现代汉语“V单+NP”语块研究 篇8
(1)动词的构语力。
动词与NP组构语块能力的强弱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①动词的及物性;②动词性义项与及物性义项的数量及使用频率;③动词所带NP的语义类型;④动词所处的句法结构及动词与NP的距离。及物性是动词构语力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及物动词虽然带宾语的能力有限,但也可以与充当处所宾语、存现宾语的NP构成语块。
(2)“V单+NP”语块的语义。
“V单+NP”语块的语义透明度与其构成成分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①构成成分意义的明晰性;②构成成分的意义与语块意义的对应性。
语块也会对动词与NP的语义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语块的促动下,动词与名词会发展出新的意义,词组与非独立结构还可发生词汇化,衍化成词。由于有些动词的语义具有不自足性,须依赖其他词语实现语义的完整。所以动词受语块影响的程度更高。构成成分的语义构成了语块的语义,而语块又会促动构成成分语义的发展,从而实现一种语义互动。
(3)动词与NP的关联。
动词与NP在组构语块时,具有互相选择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搭配互选与语义互选两个方面。搭配互选是语义互选的表现,语义互选是搭配互选的根本制约因素。语义互选的具体表现是:动词与NP具有相同义素,或与NP中心成分具有共同的义素。其中,动词与NP中心成分的组配性对语块形成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
语义内含关系是动词与NP的一类特殊的语义关系。动词与NP语义内含关系的形成与词语的语义自足性相关。当动词或NP自身不能实现语义自足时,需要借助其他词语进行补足,从而形成语义内含关系。动词与NP语义的不自足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依存关系,语义上的这种依存关系正是语块赖以形成的基础。
(4)“V单+NP”语块的形成机制。
NP问题 篇9
关键词:句法特征;语义特征;第二最NP;紧缩
一、“第二最NP”的语义特征分析
(一)结构意义
根据语料,我们得出了“第二最NP”的意义是:“最NP排名结果中的第二名。”也就是说,“第二最NP”存在两次不同范围的比较。第一次范围是个体,每个人自己得出“最NP”;第二次范围是群体,根据每个人选出的结果再进行比较,得到第二名。这里的“最”是相对程度副词,即在客观存在的范围内比较后得出的“量的程度”。“第二”则是排名顺序。如:
(1)本周最幸福的星座:冠军(天秤座)、亚军(白羊座)、季军(射手座)……
(2)我这儿刚over就告诉我我是本周第二最幸福的星座?
例(1)公布的是本周最幸福的星座的排行榜,亚军,即第二名是白羊座;例(2)则是一位博主发微博称自己是“本周第二最幸福的星座”,即“本周最幸福的星座排名中第二名”。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到“第二最NP”是“最NP排名结果中的第二名”的含义。“第二最NP”是由“最NP排名结果中的第二名”紧缩得到的。
(二)语义特征
“第二最NP”的意义隐含着一个评选过程,使得这个结构有客观公正、令人信服的语义特征。评选,即某一部分人或机构投票,或者根据科学实验进行排名,当然投票或者科学实验暗示这个结果不是主观片面的,而让说话者充当公布排名结果的角色,由台前转向幕后。
但是,如果被评选者的范围没有明确说明的话,或者范围过大无法查证的话,那么“客观公正”的意义就会模糊,是说话人想让听者相信的“客观公正”,具有欺骗性。如:
(3)10月,英国杂志Drinks International的最新评选中,桃乐丝被誉为最受尊敬的西班牙葡萄酒品牌,同时,保持了全球第二最受尊敬葡萄酒品牌的头衔。
首先由一部分人投票选出自己认为的最受尊敬的葡萄酒品牌,然后英国杂志Drinks International根据票数多少公布排名结果,桃乐丝是第二名。同样,“最”是一部分人自己认为的“最受尊敬的葡萄酒品牌”,“第二”是按投票结果排名后产生的“第二名”,使得读者认为这是经过评选的,结果是客观公正的。但是,评选范围“全球”过大,进行评选活动是很困难的事,所以这则广告有很大的欺骗性。
综上,“第二最NP”的意义是:最NP排名结果中的第二名。其隐含着一个评选过程的含义,有客观公正、令人信服的语义特征。
二、“第二最NP”句法特征分析
从结构在句中的组合能力看,“第二最NP”和表范围的词语共现。表范围的词语一般在结构前面,也有因语境省略的,不过一定可以根据语境补上。
表范围的词语一般是范围名词,如:
(4)新加坡是亚洲环境素质最好的城市,全球第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厦门,又怎么比?
“第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前也有定语“全球”表被评选者的范围。
(5)《坛经》的普通传本都是契嵩以后又经后人增改过的。现今只有两个本子是契嵩以前的吉本:一、敦煌的不分卷写本。二、北宋初年惠听改订二卷十一门本。这个惠听真本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
“第二最古的《坛经》”也有表被评选者范围的词语“人间”。
当结构前面没有范围名词限定时,一定可以根据语境补上。如:
(6)在明确的导致不稳定的原因中,最常见的原因为假方位的错误,特别是髋臼的方位错误。有70%的病例经纠正髋臼方位后取得成功。外展肌力的缺陷是第二最常见的确定原因。
“第二最常见的确定原因”前没有范围名词,但是句子开头有“在明确的导致不稳定的原因中”,“在……中”很明显表示范围限定,所以“确定原因”的范围是:明确的导致不稳定的原因。
所以,对于“第二最NP”句法分析,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第二最NP”几乎做主语、宾语,即表示指称作用;在组合能力方面,前面会有表示范围的词语限定,一般在结构前面,表示这个范围内的每个个体有被评选的资格。如果没有,可以通过语境补上。
三、结语
本文从语义和句法的角度解释了“第二最NP”结构存在的合理性。该结构是由“最NP排名结果中的第二名”这一表达紧缩而成的,并具有“客观公正”的语义特征;句法特征表现为一定和表示范围的名词共现。“第二最NP”结构的出现表明了语言的经济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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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问题 篇10
“很”类表示多量的程度副词修饰的“有点 (儿) X”结构在表义时是既言多又言少, 具有一定的矛盾性。笔者以北大语料库的315条语料为例, 对“X”从语法角度分类统计, 可知, “X”为NP、VP、AP和固定短语的出现次数分别为190、60、44、21;所占比例分别为62.32%、19.65%、22.56%、6.67%。
可见, NP最常见, 占62.43%。因此, 本文选取“很有点 (儿) NP”结构予以探讨。
二.“很+有点 (儿) NP”的语表形式考察
笔者对190例“很+有点 (儿) NP”结构进行分类统计, 发现该谓词性结构在构成形式上具有如下特点:
㈠语音层面上:
1、NP的音节结构特点:
NP分为简单式和复杂式两种, 简单NP即为没有任何修饰成分的名词, 占44.74%。而复杂NP则指的是受各种定语修饰的名词性短语, 占55.26%。其中, 中心名词为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的出现频数分别为3、82、19;所占频率分别为2.88%、78.85%、18.27%。
可见:NP的中心语名词倾向于选用双音节形式, 单音节的仅三个, 即“钱”、“味儿”、“劲儿”, 要么从属于基本语汇, 要么采用了儿化韵。多音节的主要是包含类词缀 (如:-性、-气) 的名词以及各种笔者以为受到意义整体性影响, 将其当作词来理解优于作为短语理解的名词 (如:吸引力、聪明劲、中国味) 。此类多音节名词在构成上, 其前部分均包涵丰富的附加意义, 能引发人们对词语所指概念在各种性质特色方面的联想。
2、“很+有点 (儿) NP”的语音特点:
我们知道, 语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句子的语音分布情况。笔者以为, 从语义上看, 该结构主要倾向于说明程度较高。因此, 说话人在表义时, “很”的音强就会略大于“有点儿”。如“很有点势力”、“很有点水平”, 分别凸显的是势力不小和水平不低, 因此在实际语用过程当中, 程度副词“很”的音强会略大于动词性成分“有点, 凸显高量涵义。
㈡句法层面:
“很+有点 (儿) NP”作为一个整体结构, 在句中可以充当谓语、定语和补语三种成分。以190例语料为例, 出现谓语、定语和补语的频数分别为173、11、6;所占频率分别为91.05%、5.79%、3.16%。
可见, 动词“有”的存在使其谓词性质相当明显, 该结构明显倾向于作谓语。
1.作谓语:
该结构大部分都带有明显的色彩意义, 且多为褒贬。作谓语时, 宾语NP为定中短语的占58.38%;NP为简单名词的占41.62%, 程度副词“很”的存在凸显了名词的性质意义, 使得整个结构带上了鲜明的情感态度。如“他现在很有点借酒消愁的味道。”中心语名词经“借酒浇愁”这一固定短语修饰, 形象地刻画出了“他”悲伤、郁闷的心理情感。再如“文学家顾况很有点才气”、“西汉很有点儿国威”, 抽象名词“才气”、“国威”暗含评价意义, “很”字使其褒义色彩得以凸显。
值得一提的是, 作谓语时, 存在动词“有”和量词“点 (儿) ”之间结合紧密, 中间一般不宜再插入动态助词“着”、“了”、“过”。此外, 该结构缺乏完全等价的否定表达, 倘若要表达否定意义, 需在NP与“有点”之间插入有无动词“没”、“没有”之类, 如:“小李今天很有点儿没精神”、“我今天很有点没胃口”, 然而此时的NP却已然变为VP, 不在本文所探讨的范围之内。
2.作补语:
“很+有点 (儿) NP”作补语时, 谓语动词一般是单音节的, 其补语标记“得”字通常不能省略。如“说得很有点道理”、“唱得很有点味道”、“写得很有点幽默感”, 此时的“V+得+很+有点 (儿) NP”可以进入动词拷贝式结构, 变为“说事情说得很有点儿道理”、“唱歌唱得很有点儿味道”、“写东西写得很有点幽默感”。
三.“很+有点 (儿) NP”的语里意义考察
我们可以将该结构看作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即程度副词“很”+动词性成分“有点儿”+名词性结构“NP”。现对其语里意义作如下考察:
1、中心语名词N的性质义凸显:
据统计的104个中心语名词中, 具体名词只有一个, 即“钱”。而抽象名词中知识类、真理类、方法策略类、疾病类、情感态度类、属性类、余类频数分别为1、2、3、0、5、84、8;所占频率分别为0.97%、1.94%、2.91%、0.00%、4.85%、81.55%、7.77%。
刘街生、储泽祥等认为名词在具体运用时, 能够依据具体语境, 使得部分细节得以返回, 即所谓的“细节显现”。刘顺 (2003) 认为, 抽象名词性质意义的细节显现是依赖于特定的句法格式的。邹韶华 (1986) 曾指出能使名词词义偏移的四种格式中就有“有+NP”式。
因此, “很有点 (儿) NP”中的名词因进入“有”字句而使其某一方面的性质意义得以凸显 (一次凸显) , 而程度副词“很”以及量词“点儿”的存在则是认知主体更进一步赋予所描述客体在该性质方面一个模糊的度量值 (二次赋值) 。如:“很有点中国味”、“很有点眼光”。名词“中国味”在此表示的是由嗅觉感知产生的隐喻意义, “眼光”是对抽象视觉感知的隐喻性概括。当这些名词进入“有+NP”结构时, 名词概念中因细节省略而未能体现出来的性质意义就得以凸显;当在结构中加入量化成分“很”和“点儿”时, 其性质就被赋予了一个具有模糊量化特点的度量值, 即二次赋值。
2、“很+有点 (儿) NP”的模糊量化特点:
作为一个性质义明显的整体, “有+NP”在添加模糊表量成分“很”和“点”之后, 主体对客体在某一性质度量方面认知的不明确性就非常形象的表达了出来。笔者在此赞同芜崧在《“很有”句式考察》中的观点, 认为在“有+NP”结构中加入不同模糊量之后, 其量化等级应为:有NP<有点儿NP<很有点NP<很有NP。
此外, “很有点 (儿) NP”的感情色彩最强。由于结构中体现的度量是矛盾的, 言语表达者在采用“很+有点 (儿) NP”结构时, 其经历的心理思考时间略微多于“很有NP”以及“有点儿NP”, 故而该结构倾注了认知主体更多的情感体验。
四.“很+有点 (儿) NP”的语用价值考察
其语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直接选用“很有NP”或“有点儿NP”, 其表达更委婉含蓄, 轻松随意。
1、对说话人的价值:
从利奇的礼貌原则角度来看, “很+有点 (儿) NP”结构给会话 (阅读) 双方均留下了一定的余地。对说话人而言, 矛盾的度量表达方式是为了防止对方对自己的话语“挑刺”而提供了一个选择项, 这是为减少会话双方在观点上的不一致而服务的, 符合礼貌原则中的一致准则。
如:……说这个话的时候似乎很有点底气, 而且有点挑战的味道。 (《读书》Vol-143)
不同的受话人对说话人的“底气”感觉可能不同, 作者为避免观点受到攻击, 在表达“底气不少”这一涵义时就没有把话说死。相比直接采用高度量词“很”或低度量词“点儿”而言, “很有点儿NP”的矛盾表达口语化色彩明显, 起到了缓和语气的作用。
2、对听话人的价值:
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是对听话人面子的维护, 是尊重交际对方观点的体现。“很+有点 (儿) NP”结构同样具备这种维护颜面的作用, 反映了语言表达者对礼貌的重视。
如:“我得说!”他宽厚地说, 这些材料里很有点儿活力。 (翻译作品《天才》)
“材料”的“活力”或许在听者眼中并不显著。作者在此从读者的立场出发, 采用矛盾而不确定的“很有点NP”结构, 这种带有一定商榷色彩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读者的观点及尊严起到了不可轻视的作用。
五.余论
因篇幅及笔者能力有限, 本文仅对“很+有点 (儿) X”这一矛盾表量结构中X为NP的情况初步予以了小三角考察。但诸如X为VP、AP以及固定短语的情况还有待考察, 笔者期望能在今后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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