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政策论文（通用10篇）
直接政策论文 篇1
摘要：通过分析国内外关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现有研究文献,根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的不同,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实施效果、制约因素以及完善措施等4个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
关键词：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功能定位,实施效果,制约因素,政策建议,展望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资源。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减少,粮食产量波动很大,1998年产量为5.12亿吨,2003年跌至4.31亿吨。粮食产量的锐减,形成很大的粮食供需缺口,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为刺激粮食生产,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增加对农民的生产和收入补贴、减免农民赋税负担等。在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中,最主要的是将过去对流通环节补贴的做法改为直接补贴生产者,其中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是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这一重大举措引起国内学者的极大关注,笔者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根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的不同,对近年国内外学者的文献进行梳理并简要评述。
1 关于粮食直补政策功能定位的研究
1.1 克服农业具有弱质性的需要
Theodore W.Schultz(1960年)指出,政府必须向农业投资,对农业实行支持政策,不仅要注意投向,还要对农民给予指导和鼓励。“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速水佑次郎和拉坦的观点是农业与工业相比具有明显的弱质性,所以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扶持和投入,尤其是现代要素的投入。政府的农业政策性投入是农业投入极为重要的部分,农业补贴显得非常重要。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产业领域存在着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根据这一理论,Paul R.Krugman(1993年)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和农村会出现凋敝,若不给予补贴,就会引起不可调和的城乡经济矛盾。这就要求政府出台相应政策,“以工业反哺农业”,进一步推动粮食产业的发展。韩喜平等(2007年)认为,粮食生产具有特殊性和弱质性,对农业生产实行保护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而我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更处于弱势地位;且近年来的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国家关注,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对整个农业实施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1.2 减少农村贫困的需要
Ragnar Nurkse(1953年)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表明,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由于存在人均收入低-资本稀缺-人均收入低的恶性循环,因此独立发展存在困难,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通过同时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来摆脱恶性循环。这意味着国家要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尤其是要积极考虑增加农民的直接现金收入。阿德里亚诺(2005年)在讨论取消农业补贴会不会结束农村贫困中谈到,发展中国家有权对农业实行补贴,因为这样有助于他们消除饥饿和解决贫困,而农业补贴中不对或很少对贸易产生扭曲的,无疑就是对种粮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
1.3 减少贸易扭曲的需要
Hennessy(1998年)指出,处于不确定性环境中,即使是同生产挂钩的直接补贴政策也会改变生产者的生产决策。Teresa Serra等(2004年)认为同价格支持相比,直接收入补贴对一国贸易的扭曲程度较小,但是也能影响经济单位的决策。世界银行农业经济学家Juergen Voegele认为,加入WTO后,中国应效法欧洲部分国家,将补贴以直接收入划拨形式给予农民,用来改善生态环境,而不是考虑更多采用价格支持,因为价格支持的结果是对贸易造成扭曲,这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开展。柯柄生(2002年)认为价格支持措施扭曲市场价格信号,而且效率很低,而直接补贴措施是没有争议的“绿箱”政策。张红玉(2008年)在对比了中外粮食补贴政策后得出结论,指出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应该从增产转移到增收上来,并从经济持续发展和与WTO国际规则接轨等方面阐述了对农民进行粮食直接补贴的必要性。国内外学者对于粮食补贴的功能定位研究主要经历了从要不要补贴到怎样补贴的过程。这些研究不仅为我国的粮食直补政策寻找理论依据,更为该政策的发展完善起到推动作用。
2 关于我国粮食直补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
2.1 从经济理论角度进行定性分析
从经济理论角度出发,现有的分析主要是以粮食的需求-供给曲线为理论分析工具,同时通过福利经济学关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者、粮食消费者、经营者和政府的影响以及社会总福利的损失与否进行分析。宋吟秋(1998年)利用经济学原理对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直接补贴政策能改变粮食市场需求曲线的弹性、提高粮食产量。肖国安(2005年)认为现在的粮食直接补贴并没有起到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因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实施后得利多的不是粮食生产者(农民),而是粮食消费者。其原因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关系确定,政府给予农民补贴降低了粮食市场均衡价格,政府补贴通过市场价格的降低隐形给了消费者。同时,杨茂(2007年)认为在现有的市场机制条件下,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也不能平抑粮食产量和价格的波动。
2.2 从实证出发进行定量分析
由于粮食直接补贴的实施效果和可能存在的问题最终反映在粮食产量和农民实际收入等指标的变化上,因此许多学者通过实地调研获得数据,并采用各种不同的定量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
韩喜平等(2007年)运用粮食的生产函数和粮食的成本曲线、产量进行动态分析,以此来检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得出的结论是在政府支付同样成本的情况下,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比实施生产资料补贴政策在增加粮食产量方面更有成效。王立志(2006年)对齐齐哈尔市进行调查分析后认为,粮食直补政策实施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方面具有显著影响。陈薇(2006年)通过对河北省粮食直补试点县的实地调查和个案分析,认为粮食直补在农民中得到了认可,在对农民种粮意愿的选择上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政策本身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很小,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甚微。肖海峰等(2005年)基于河南、山东、河北3省的调查问卷分析发现,粮食直补政策较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民对现行粮食直补政策评价较高,并且期望补贴标准在未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肖海峰等(2006年)利用PMP模型,基于河北、河南和山东3省5个县340户农户调查数据,定量评价了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及各种补贴形式对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就当前的补贴标准来看,无论是按计税面积补贴还是按播种面积补贴,粮食直补政策对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都不大。随着补贴标准的提高,农户粮食产量以略高于补贴标准提高的幅度增加。而从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来看,按计税面积补贴的粮食直补对农民增收效果明显。
3 关于我国粮食直补政策制约因素的研究
3.1 资金来源问题
杨秀琴(2007年)认为我国粮食直补资金主要来自于粮食风险基金,来源过窄,地方财政压力较大。陈薇(2006年)指出,由于目前粮食库存量大,粮食风险基金大部分甚至是全部都占压在超出库存的利息费用上,直补资金筹措困难。
3.2 补贴模式问题
李瑞峰(2006年)指出,我国目前粮食直补政策补贴类型纷繁复杂,各地区差异较大,而种类繁多的补贴类型表明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目标界定不清,不利于政策的有效运作。杨光焰(2005年)认为各种补贴方式各有利弊,但在实际操作中应确定主导的方式,否则补贴方式过多,各地自行其事,名义是因地制宜,实则会导致补贴过程中的混乱,补贴结果可能会偏离政策目标。陈正华(2009年)认为现行粮食直补标准过低,难以起到调动粮食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农民弃粮种经济作物,或外出打工。基层政府也多强调农业结构调整,较少考虑粮食种植面积。王金晖(2007年)指出由于目前补贴金额较小,对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不明显。杨秀琴(2007年)认为我国目前财力有限,各地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强度太低,对促进农民增收实际效果不明显。林弓长(2008年)指出因各地采用不同的补贴方式,具体补贴标准出现较大差异,而且各地还普遍存在补贴标准确定主观随意性强、不稳定等问题。
3.3 补贴效率问题
陈薇(2006年)、王立志(2006年)分别通过对河北省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调查分析认为,在粮食补贴工作中,工作人员的工本费用过高,加大了补贴成本。叶慧等(2006年)根据各省粮食直接补贴的相关数据,利用DEA模型从“制度效率”和“规模效率”两方面研究补贴效率,结果表明:我国粮食补贴制度效率普遍不高;各省市补贴制度效率存在较大差距;补贴无效率的区域多集中在粮食主产区,且普遍表现为规模效益递减。
3.4 政策落实问题
吴成福(2006年)认为在直补过程中,部分地区按照耕地面积而非粮播面积计算直补金额,农民及时在耕地上种植经济效益比较高的经济作物,同样也能领取直补款。这样,就挫伤粮农的生产积极性,达不到政策的预期效果。陈正华(2009年)在调查中发现,在按照既定种粮面积补贴方式中,有的地区拿补贴的面积多,但实际种粮面积少,粮食补款对农民按种粮面积兑现,将直补的差额资金挪作他用。林弓长(2008年)认为现行补贴方式透明度差,补贴资金很容易被截留、挪移,造成政策落实不到位。
4 关于我国粮食直补政策政策建议的研究
4.1 分析政策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完善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针对诸如补贴方式、对象和范围复杂,补贴标准过低,补贴标准确定随意性强,补贴方式地区差异大,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当前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存在的普遍问题,吴成福(2006年)建议应该构建农业收入支持体系,建立监督机制,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等;王金晖等(2007年)建议将粮食直补政策与农业保险结合起来,逐步变粮补为农业保险也是解决农业直补政策存在问题的可行方式;陈薇(2006年)、王立志(2006年)提出完善改进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努力建立长效机制,提高政策的整体效能,补贴标准应适当稳定,提高到能补偿农民种粮成本并能保证适当收益的水平;杨光焰(2005年)建议合理确定粮食直补标准,建立产销区间的直补资金转移机制;杨秀琴(2007年)提出拓宽粮食补贴资金来源,加大补贴力度,并认为直接补贴不能代替保护价,应将其与价格挂钩的不固定补贴相结合,并把粮补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以更好地发挥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等;赵德余(2004年)、李瑞峰(2006年)认为在政策设计上应加强中央宏观调控,形成稳定的政策体系,防止地方差异过大和地方保护主义,不断改进各种粮食直接补贴方式,警惕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目标冲突。
4.2 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并完善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很多学者在评价粮食补贴政策的效果时,仅在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民种粮积极性等方面进行简单评价。陈明星(2007年)建议应以综合效率作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基本原则,确保粮食生产支持的总体水平,提高粮食生产支持的综合效率。针对有些学者提出的将我国目前实行的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增支补贴以及最低收购价政策归并,建立对种粮农民单一的综合补贴制度的观点;吴成福(2006年)指出,要逐步构建农业收入支持体系,配合直补政策改革。通过建立完善的农业收入支持体系来稳定农业生产者收入,其中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机构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4.3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来完善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孟昌等(2008年)在对比了中美两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后,认为我国应该尽快把农业补贴政策法律化,将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由政府行为转变成国家行为。吴成福(2006年)参考美国等WTO主要成员国农业补贴的国际经验得出,可以考虑采取新型保护价与直接收入补贴相结合的方法。因为保护价在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具有直接、快速、明显的特点,并且能适当增加农民收入。但由于保护价格属于WTO有关农业协议的黄箱政策范畴,因此在实行的时候要适当调整价格支持方式和补贴资金的比例。
直接政策论文 篇2
继新国五条颁布之后，各地国五条细则也相继出台。近几日北京、浙江等城市相继对细则进行延伸，大力度调整住房公积金及房贷优惠政策。对此淘房网对网友进行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购房优惠政策减少，将有65%网友延迟购房计划，而其余35%网友则不会。由此可以看出房贷优惠政策将直接影响人们的购房计划。
房贷优惠政策减少是否影响购房政策
房产调控的政策有很多，其中房贷政策的调整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房贷首付比例及房贷利率成重中之重。针对购房者是否关注房贷优惠政策这一问题，80%网友表示会关注，20%网友持相反意见。由此可见房贷优惠政策对购房者的影响重大。
购房者是否关注房贷优惠政策
房贷政策的调整无非是首付比例及利率两项，据调查结果显示有70%的网友认为如果房贷政策发生改变，肯定会率先对利率进行调整，而另30%的网友则不这样认为。银行是否会率先调整房贷利率
浅议新加坡政府直接调控经济政策 篇3
关键词:新加坡;直接调控;中央公积金
新加坡政府直接调控经济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及最有特色的中央公积金政策。政府通过财政政策配置资源,通过累进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政策调节个人收入水平。
一、新加坡政府财政
(一)财政支出按政府职能分类反映在国防、教育、住宅、运输和通信方面
与GDP相关的资本支出稳定增长反映在政府投资的重点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公共住宅方面。从1985年开始,住宅方面的支出一直呈上扬状态,主要的贷款者是房屋发展委员会。当住房需求在一个高层次上得到满足,早期贷款得到更多的偿还,那么贷放款净额就会下降,到1999年达到最高点后,2001年下降为10%。同时,利息的支付也相对较高,但是这些支付反映了中央准备基金的增长比赤字财政更易平衡,在投资收入预算的投入方也有对应的部分。财政支出反映在国防、教育、住宅、运输和通信方面的支出处于相对高的水平。国防高支出是基于新加坡认为自己国家小以及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在国防上会有风险考虑。在教育和住宅方面高水准的支出同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应优先考虑这些方面相一致。由于强调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经济服务主要是交通通讯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处于高水平,这种情况持续到80年代中期。政府职能支出的分类显示在社会和福利方面保持着低的、稳定的水平,新加坡极少有社会福利和补贴给国有企业,对私营企业则以税收支出的形式补贴。
(二)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相对于GDP来讲,由于80年代中期的衰退,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急剧下降,而且税收同时缩减。1990年以后,财政收入重新上扬,到1995年以后持续下降。财政收入大部分来源于税收收人。税收平均占GDP的比率大约在17.5%。
(三)财政结余
新加坡的预算原则以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为首要原则。从下表可以看出,财政结余一直为盈余,极好的配合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先赚后花”,“量人为出“为原则,不搞赤字财政,不靠印发大量钞票来刺激经济。这就保住了国民对本国货币的信心。财政结余使得中央准备基金的剩余基金的增长,从而使政府投资快速增长。
二、中央公积金
中央公积金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其实质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是保持高储蓄率的有效措施。金融管理局吸入新元除了采取稳健财政和政府债券净发行外,另一有效方法就是利用行之多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将居民中约40%的消费资金强制存入政府所控制的中央公积金局,并通过购买国家债券而转入金融管理局。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条件,国内通常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在45%~50%的高储蓄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制度于1968年开始实行。按新加坡法律规定,雇主和雇员每月都必须向中央公积金局缴纳占工资一定比例的公积金。每月缴纳的最高工资顶限为6000新元,超过这个限额的部分免交公积金。法律规定参加公积金的成员缴纳公积金的数额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步减少,55岁以下者缴纳数额为其工资的40%,55岁至60岁者为15%,65岁以上者为10%。每一位成员在其公积金中都拥有三个户头,即公积金的30%存人普通户头,6%存人保健储蓄户头,4%存人特别户头。每个户头都有不同的作用,具体地说:一是普通户头的存款,可用于购买政府建造的住房和私人住宅,进行得到政府许可的投资;二是保健储蓄户头的存款主要用于支付医疗和住院费用,也可为家庭成员购买重病保险或人寿保险;三是特别户头的存款主要用于退休和应付意外事故。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公积金局在收到雇主、雇员及其个体人员缴纳的公积金后,会将其中大部分交由中央投资局从事由政府担保的投资项目,以使公积金增值,而且公积金局还要向其成员支付高于银行储蓄利率的利息。公积金制度的实行,使新加坡国民在不长的时间里,初步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
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方社会的保障制度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不仅标准高,而且覆盖面广,使国家经济不堪重负,并助长了国民的依赖思想。新加坡政府摒弃了那种“从摇篮到坟墓”保障制度,不对国民实行过多的免费福利政策,而是把储蓄与福利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这样节省了大量的政府开支,抑制了消费膨胀,增加了社会积累,有利于增强经济实力。
三、新加坡税制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转口贸易不再是经济的主体,其在税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所得税所取代。所得税是新加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新加坡最重要的税类。它是以纳税人的所得即收入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新加坡所得税的有关法律规定,所有法律上指定的个人(包括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公司(包括居民公司和非居民公司)、社会团体的收人都要缴纳所得税。
(一)税制结构及其变化情况
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得税占新加坡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50%之间;而在所得税中又以公司所得税的比重最大,该税在同一时期始终为所得税总收人的70%左右。这种以公司所得和居民个人所得为主要税收来源的税制结构是建立在较高的所得税税率基础上的,这对资本的正常积累和工人工作积极性的调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开始着手进行税制结构的调整,试图降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1987年新加坡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从1986年的40%调低为33%,下调了7个百分点;1993年以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又分别降为1993年的30%,1994年的27%和1998年26%。在调低公司所得税的同时;新加坡政府针对新加坡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的客观现实,也相应调减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其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从1993年的3.5%和33%,下调为1994年的2.5%和30%,1997年又进一步下调为2%和28%。经过多年的调整,特别是1994年实行开征商品劳务税的税制改革之后,新加坡的税制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商品服务税在新加坡税制结构中占有了一定比重,但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仍处于主导地位。
(二)1994年的税制改革
在各年的税制改革中,调整力度最大的是1994年进行的以开征商品服务税为主要内容的税收制度改革。1993年,新加坡政府在财政预算报告中确定了税制改革方良,其主要内容是:从1994年起,将公司所得说税率从1993的30%,下调为27%,个人所得税税率按比例调减;同时开征税率为3%的商品服务税。这一方案看似简单,但它在新加坡税收制度的历史上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商品服务税的开征,意味着在新加坡税制结构中开始引入间接说,结束了新加坡单纯开征直接税的历史,同时也为新加坡政府调整税制结构,降低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创造了条件。1994年实行新税制以后,新加坡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也从1992年的 50%,下降为1996年的43.5%。
四、政府直接调控经济的其他手段
新加坡除了使用大量间接手段调控国民经济之外,还根据经济运行的需要,使用了一些直接调控和干预的手段。一是直接管理土地的分配和使用。政府通过《土地取得法》,基本掌握和控制了全国的土地。该法规定,政府有权随时征用土地,且价格较市场价格低30%。该法的制定和实施,使新加坡的土地大量从私人拥有转为国有,保证了政府以较低的成本推进工业化计划、建屋计划和市区重修计划;二是新加坡通过全国工资理事会制定国内工资增长幅度,使工资政策具有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效应。全国工资理事会由政府、工会和雇主组成,其职能是首先就一般薪金指导原则和薪金调整,向政府提出意见,以其配合长远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工资制度,再提供有关奖励制度的意见,以提高各个企业的效率和生产率。在加薪指导原则中,首先就调薪的背景、往年调薪的后果以及该年调薪的意义做出说明,然后提出加薪具体幅度。这样,尽管私人企业的工资是自行确定的,但其升降要受这些原则和幅度的限制。1976年起实行群体抵消的加薪计算方法,规定加薪适用范围。1990年以后,不再规定具体加薪幅度,而以低过劳动生产率增长为标准,且加薪率因公司业绩而异。全国加薪指导原则并不具有强制性,仅为企业劳资集体谈判提供基础。
另外,政府通过法定机构和国有企业确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费用。这样,尽管全国没有价格管理制度,但重要商品和公用事业的价格费用,都要围绕法定机构和国有企业所确定的价格水平来浮动。
参考文献:
[1]吴仁洪,陈越.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企业的效率[J].中国科技论坛,1994,(1).
[2]王勤.独具特色的新加坡宏观经济管理[J].南洋问题研究,1997,(2).
[3]张书.新加坡金融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4]刘长昆,项怀诚.新加坡财政制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直接政策论文 篇4
1 中国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体系现状
目前,我国实施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主要有粮食直补政策、良种补贴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资综合直补政策。这4项直接补贴政策的补贴规模和范围正逐步扩大,补贴标准逐步提高,补贴品种不断增多,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种粮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1]。然而中国现行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缺乏持续的动力,粮食增产幅度减小,促进农民增收作用有限,对粮食生产的成本弥补有限,而且缺乏对政策负效应的应对措施。无论在政策本身设计方面还是在政策执行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对中国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体系进行深入剖析与探讨,对中国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体系进行设计和完善,以期达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双重目标。
2 构建中国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体系理论分析
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是政府将财政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农民或者直接让农民受益的一种补贴政策,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包括综合直接补贴政策和专项直接补贴政策。综合直补政策以直接增加粮农收入为主要目标,具有普惠性,由国家对生产者按一定的标准直接给予的补贴;专项直补政策是为了扩大粮食生产规模,改进粮食生产方式,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和粮食品质,采用增产增效新技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国家财政对符合特定条件的农户按一定的补贴标准直接给予的补贴,具有特惠性[2]。
综合直补政策和专项直补政策存在如下不同点:一是补贴对象不同。综合直补是所有种粮农户都能获得补贴,补贴对象是全国种粮农户和种粮耕地;专项直补是对符合特定条件的种粮农户进行的补贴,补贴对象为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种粮农户,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种粮农户才能得到补贴。二是补贴目标不同。综合直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证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种粮收入;专项直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扩大粮食生产规模,改进粮食生产方式,提高粮食单产水平,改善粮食品质,采用增产增效新技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而间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三是补贴类别不同。农业综合直补包括现行的粮食直补政策和农资综合直补政策;农业专项直补包括现行的农机购置和良种补贴,以及需要尽快增补的土地流转、技术推广、自然灾害、环境补贴等补贴专项。四是补贴功能不同。综合直补政策着眼于对种粮农民进行收入补贴,保障粮地的功能,保护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民增收;专项直补旨在通过补贴引导农户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劳动力转移,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五是作用机理不同。综合直补是对所有签订种粮补贴合同的农户进行补贴;专项补贴是对符合条件的特定农户进行补贴,引导农业生产行为。六是操作方法不同。在综合直补的具体发放过程中,为了降低操作成本,采取按照种粮补贴合同约定的粮食种植面积发放补贴,补贴对象明确,节省了对种粮农户进行甄别的高额成本,专项直补的发放过程中,采取农户申请补贴、管理部门审核、补贴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给目标农户的方式。尽管对目标农户进行审核甄别,但补贴对象的数量减少,也不会增加政策操作成本[3,4]。
3 构健中国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体系政策建设
3.1 完善综合直补政策
构建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体系,需要整合现有的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政策,改进政策实施思路:整合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通过一卡通把补贴资金打入农户帐户,监管时只需要检查农户地块上是否种植了相应品种的粮食以及农户领取的补贴是否是按照规定足额发放,操作简单,环节减少,降低成本。
3.2 完善专项直补政策
对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建议从5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进一步扩大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规模;二是进一步扩大补贴机具的种类与范围,增加对小规模农户所需机具种类的满足,切实选出适合各地区特点的机具进行补贴;三是实行区域性差别补贴;四是完善补贴机制,扩大其他补贴支持渠道;五是完善农机服务支持对策。对于良种补贴政策,需要从3个方面完善:一是增加补贴规模,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良种补贴范围;二是完善运行机制,加强组织领导;三是引导农民到具有经营资质的诚信生产经营单位购买优质品种。
3.3 支持政策建设
3.3.1 建立和完善减少农民数量的政策。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加速土地流转,真正扩大农户经营规模,解决种粮农民增收的问题。减少农民可以通过增设农民退收补贴政策、农民升学补贴政策、农民转业补贴政策和农户迁移补贴政策来实现。
3.3.2 完善务工培训补贴政策。
在农户没有通过扩大耕地规模获得足够的种粮收入之前,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兼业和外出务工,即使耕地扩大到一定规模可以保证一定的收入水平,农民仍然可以存在许多剩余劳动时间,可以进行兼业农闲外出务工,增加总收入[5]。因此,要完善务工培训补贴政策,根据农户务工技能需要,对务工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务工能力,获得非农收入。
3.3.3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建设中,应重点建设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当前应大力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速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和推广。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中央财政支出应有倾向性地向粮食生产区的优势产区进行倾斜,尽快建立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制度。争取在2015年左右,3年基本覆盖到全部农村居民,然后用5年的时间建立比较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摘要：分析中国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体系现状,对构建中国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体系进行理论分析,构建中国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体系的政策建设,如完善综合直补政策、专项直补政策、减少农民数量政策、务工培训补贴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以为构建中国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综合直补,专项直补,政策建设
参考文献
[1]杨敏丽,涂志强.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动农机化又好又快发展[J].当代农机,2009(3):21-22.
[2]丁义,曹红军,仇桂余,等.关注良种补贴完善运行机制[J].中国种业,2007(9):31-32.
[3]韦云凤,盘明英.构建新型农民培训体系全面提高农民素质[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4(10):169-172.
[4]牛纪华,李松梧.农田收耕的必要性及实施构想[J].农业环境与发展,2009(2):27-28.
直接政策论文 篇5
（截止2011年5月30日）
一、综合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3、(国税函〔2008〕159号)
4、(国税发〔2009〕31号)
5、(国税发[2009]79号)
6、(国税函[2010]201号)
7、关于发布《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5号）
8、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与适用指南
二、收入规定：
1、(国税函〔2008〕875号)
2、(财税[2008]151号)
3、(国税函〔2009〕98号)
4、(国税函[2009]118号)
5、(财税[2009]87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9号)
7、(财税[2010]111号)
三、成本费用规定：
工资薪金：
1、(国税函〔2009〕3号)
2、财建〔2006〕317号）
养老医疗：
1、(财税[2009]27号)
佣金支出：
1、关于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29号)-------学习改变命运，智慧创造财富！
利息支出：
1、(财税〔2007〕80号)
2、(财税〔2008〕121号)
3、关于企业向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777号)
4、(国税函[2009]312号)
资产处理、递延所得、福利费用、教育经费、挂钩工资、广告费用、研发费用、开办费用、准备金：
1、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116号)
2、(国税函〔2009〕98号)
3、(国税函[2009]202号)
4、国税函〔2010〕201号）
5、财税〔2009〕72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4号）
7、国税发〔2009〕81号）
公益捐赠：
1、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60号)
2、(财税[2009]85号)
3、(财税[2009]124号)
4、(财税[2010]45号)
5、(财税[2010]97号)
6、(财税[2010]69号)
7、财税〔2010〕37号）
8、（财税
[2011]30号）
重组业务：
1、(国税函〔2008〕828号)
2、关于债务重组所得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1号)
3、(财税[2009]59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4号)
资产损失：
1、(财税[2009]57号)
2、(国税发[2009]88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6号)
4、国税发〔2007〕9号）
5、国税函〔2009〕772号）
关联企业：
1、(国税发〔2008〕86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的通知(国税发〔2008〕114号)
3、(国税发〔2009〕2号)
微利企业：
1、(国税函〔2008〕251号)
2、(国税函〔2008〕650号)
3、(财税[2009]133号)
4、(国税函[2010]185号)
5、(财税[2011]4号)
所得抵免：
1、(财税[2009]125号)
弥补亏损：
1、(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7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0号)
纳税申报：
1、(国税发〔2008〕101号)
2、(国税函〔2008〕1081号)
3、国税函〔2010〕249号）
4、国税函〔2009〕286号）
5、国税发〔2009〕79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口径问题的公告（国税总局公告[2011]29号）
税款预缴：
1、(国税函〔2008〕44号)
2、(国税发〔2008〕17号)
3、(国税函〔2008〕299号)
4、关于填报企业所得税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635号)
5、(国税函[2009]34号)
跨区经营：
1、(国税发〔2008〕28号)
2、关于增设跨市县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科目的通知(财预〔2008〕37号)
3、(国税函〔2008〕747号)
4、(国税函[2009]221号)
5、(国税函[2010]79号)
6、关于跨地区经营建筑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156号)
征收管理：
1、(国税发〔2008〕30号)
2、(国税函[2009]377号)
3、(国税发〔2008〕111号)
4、关于调整新增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120号)
5、国税发〔2009〕85号）
6、关于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1994）财会字第25号）]
7、(国税发〔2009〕2号)
8、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虚报亏损适用税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5]190号）
9、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林木销售和管护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212号）
10、（国税函〔2007〕753号）
11、国税函[2010]39号）
税收优惠;
1、(国发〔2007〕39号)
2、(国发〔2007〕40号)
3、(财税[2008]1号)
4、(财税[2008]21号)
5、(财税[2009]69号)
6、(财税[2009]70号)
7、(国税函[2009]255号)
8、国税函〔2010〕157号）
9、国税发〔2008〕52号）
10、国税发〔2007〕42号）
11、财税〔2008〕24号）
12、财税〔2009〕23号）
企业清算：
1、(财税[2009]60号)
2、(国税函[2009]388号)
直接政策论文 篇6
在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出台之前, 市场担心, 停止收储后最后一批400万~500万t的临储库存一旦抛出, 将会对市场造成冲击。但出乎意料的是, 5月13日, 第一批国储大豆挂牌拍卖, 成交状况良好, 成交价格亦创新高。新政出台后的两个交易日, 大豆期货价格仍持续上涨, 而现货市场也是“涨”声一片。
记者调查发现, 农民忙于播种无暇售粮, 产区大部分油厂处于停机状态, 购销总体处于停滞状态。即便如此, 目前东北产区大豆现货均价仍爬升至4 877元/t, 这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高。
据悉, 目前, 黑龙江地区农户手里有超过了30万t大豆, 企业和贸易商手里有多于50万t, 加起来不到90万t, 而黑龙江地区的大豆年加工量在1 500万t左右, 供应紧张也是造成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
◆定价
国家发改委5月17日宣布, 根据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的要求, 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发布了2014年大豆目标价格, 为4 800元/t。
至于目标价格的制定依据, 发改委等部门并未给出进一步的解释。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徐雪高对记者说, 定价依据的就是大豆和玉米的比价关系。
据了解, 国家相关部委此前曾就大豆目标价格征求了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相关主管部门的意见。黑龙江建议将大豆的目标价格定在5 600元/t左右, 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则认为应该定为5 200~5 400元/t, 最终达成的意见是5 200~5 600元/t。
尽管出台的目标价格比2013—2014年度大豆4 600元/t的收储价高出200元, 但大豆的种植收益仍不及玉米和水稻, 低于市场预期。徐雪高说, 从目前公布的结果来看, 目标价格制定部门没有按照让外界认为更合理的1∶2.8制定, 而是更低的1∶2.3。
不过, 在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研究员马文峰看来, 之所以出台的目标价格仍低于1∶2.8, 大豆种植收益远低于玉米和水稻, 是因为国家不想影响主粮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并不同意马文峰的观点, 他说,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已明确指出, 大豆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既可用于居民的主食消费, 又是重要的食用油加工原料。
“另外我国玉米工业消费基本占到玉米消费的1/3, 其他大部分用在饲料上, 人食用是极小一部分, 而大豆几乎都在直接、间接食用。从大豆的营养价值和消费结构来看, 其粮食作用远高于玉米”, 王小语说。
◆影响
目标价格政策的出台, 标志着大豆国家临储政策已取消。而在此之前, 国家在东北地区已开展了连续6年的大豆临储收购政策, 国内大豆市场价格跟随临储收购价格水涨船高。
但连续多年的国产大豆临储收购政策并没有刺激农户更多地种植大豆, 反而导致国产大豆产业的不断萎缩。
“面积缩减的原因, 一方面是进口转基因大豆冲击, 挤占了国产大豆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是玉米、大豆比价结构扭曲, 玉米、大豆作为旱田作物, 种植面积处于竞争状态, 此消彼长”, 王小语称。
据介绍, 目前黑龙江多数地区的大豆播种已经临近尾声, 刚刚出台的目标价格政策对2014年大豆种植面积影响不会非常明显。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由于目前大豆单产仍然较低, 种植收益不及玉米和水稻, 预计种植面积还将进一步下滑。
不过, 王小语认为,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能有效遏制大豆面积下跌的趋势, 效果会在2014或2015年显现, 有利于增加大豆种植面积, 希望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能恢复到533万hm2的历史最高水平。
在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出台之前, 让市场担心的是, 大豆库存目前约400万~500万t, 停止收储后, 这些库存可能释放到国内市场, 势必造成冲击。
“5月13日第一批国储大豆挂牌拍卖之前, 由于受到抛出可能造成的供应压力以及起拍价低的影响, 国内大豆期货价格持续下跌”, 上海神凯投资公司投资经理高艳滨说。
但是, 拍卖当天, 国储大豆成交状况良好, 成交价格亦创新高, 超出市场预期。黑龙江存储大豆计划销售200 113 t, 几乎全部成交, 均价4 415元/t。受此影响, 大豆期货出现了报复性上涨, 即使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公布后的2个交易日, 大豆期货也连续上攻。
数据显示, 目前东北产区大豆现货均价为4 877元/t, 黑龙江很多企业都在抢购低于市场价的国储大豆。
高艳滨认为, 国产大豆市场价在4 600元/t以上接受度比较高, 未来一段时间大豆价格会在4 600~4 800元/t之间波动。
◆细则
成败在细节, 后续政策细则的制定已经成为市场关注的重点。粮食问题专家程国强在5月16日召开的中国粮食安全与供给保障高层研讨会上表示, 政策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关键在于操作设计。
发改委表示, 实行大豆目标价格政策后, 取消临时收储政策, 生产者按市场价格出售大豆。“具体补贴发放办法由试点地区制定, 按地区确定会灵活一些, 毕竟各个地区的市场环境、种植成本、平均产量都有所差异”, 王小语称。
问题还不止这些。程国强认为, 如何真正使补贴与农民的种植面积或产量挂钩, 体现鼓励多种粮、种好粮, 目前存在许多技术困难, 比如, 如何核实农户的实际种植面积或产量。
到底按照种植面积还是承包面积补贴, 业界也存在分歧, 因为有些地是由农户承包的。按照种植面积补贴的好处是有利于提高种植积极性, 但核算工作量非常大, 所以应该以承包面积进行补贴, 这样操作简单些。
此外, 还有市场价格该如何科学测算的问题。记者获悉,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已于5月上旬赴黑龙江等地, 对大豆价格监测点设置和监测方法开展调研, 以准确监测大豆实际交易价格。
“目标价格是全国统一的, 关键是市场价格, 是全国搞一个统一的价格, 还是一地一价?我认为, 市场价一省一价还是比较合理的, 要防止种大豆多的人反而补贴少的不合理现象出现”, 徐雪高说。
直接政策论文 篇7
一、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税收激励政策实施
在改革开放初期, 政策的逐步放开吸引了大量来自港澳台的中小企业投资。这种投资是试探性的投资, 因为政策未完全明朗, 多数投资者处于谨慎的决策阶段。如果说我们实行的税收优惠对FDI产生了影响, 那么, 从我国利用外资的过程来看, 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也使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尤其是1991年, 我国开始颁布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取消了利润汇出我国的所得税, 税收优惠政策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在1991-1993年间, 外资进入的幅度就大幅度增加。项目数在1990年仅有7273个, 而在随后的三年中增加了10.5倍, 达到83437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由34.87亿美元增长到275.15亿美元, 增幅达90%。由此可见, 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对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1994年, 我国政府统一了内外有别的流转税制, 取消了流转税方面的优惠规定。这段时期的外资规模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项目数一下子就下降到1994年的47549个, 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也下降到826.80亿美元。可见, 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是有直接关联的。
我们可以通过FDI的相关统计数据可得出:外资集中的产业与税收优惠政策倾斜的产业是密切相关的。
二、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负面效应
1、税收优惠带来的成本负担。
首要成本是税收的损失, 并侵蚀着税基:我国规定外资企业可享受基本税率15%及“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优惠政策, 直接导致税收的减少;次要成本则是“挤出投资”。自2001年以来, 财政部税政司所得税处开发了一套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 利用分层抽样调查法, 选取全国35个省市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负总水平和结构差异进行模拟测算, 调查指标涉及企业会计理论的核算、所得税纳税调整、汇算清缴及减免税等各个方面。根据调查结果经计算得到, 我国2000年、2001年、2002年涉外税收优惠成本的估计值分别为687.61、993.48、925.04亿元。
2、过度的税收激励措施不利于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
我国现行税制导致内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差别, 并主要体现在所得税制的安排上。一是所得税率上的实际差异, 根据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资料测算, 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25%左右, 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5%左右。二是税基计算上存在差异, 内、外资企业在坏账处理、利息支出、业务招待费、职工工资以及捐赠支出等方面的规定都有较大的不同, 同时, 在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净残值及折旧方法等资产的处理项目上规定均不相同, 这些都造成了税基的差异。内外资企业在税收待遇上的显著差异造成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致使资源配置成本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3、普惠制的外资税收激励政策不利于结构调整。
我国给予外国直接投资“普惠制”的税收政策, 不利于发挥税收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作用。同时, 按“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一般地区”设计从低到高的梯级税率, 使得本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更具有投资区位优势, 而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则处于更不利的位置。
4、繁杂的激励政策加大了征管成本, 降低征管效率。
过多的优惠已使税制复杂化和缺乏透明度, 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腐败的一个诱因。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了税制的复杂性, 加大了税收征管与稽查的难度, 造成了很多管理上的漏洞。
三、两难选择下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改进
1、转变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 变直接优惠为间接优惠。
税收政策虽然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砝码, 当一国企业向外国进行直接投资时, 其对东道国选择的决定因素有:政治和经济稳定;无行政障碍;完备的物质、商业、法律基础设施;通讯便利;熟练劳动力等。外资进入我国市场主要看重的是我国的市场潜力。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提供给他们一个优良的市场环境, 其中包括政治、法律等软环境, 也包括信息、通讯等硬环境。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后, 市场经济逐步完善, 各种法律制度逐渐齐备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进行调整, 使吸引外资由直接激励转向间接优惠, 由量的转变转向质的飞跃。
2、税收激励目标定位于外资结构性调整, 从增加FDI总量转变为提高FDI质量。
税收激励博弈意味着税收收入的损失, 在税收损失约束下, 我国应以最少的税收收入代价换取最高质量的外国投资。应借鉴新加坡等国经验, 制定针对大型跨国公司的税收激励政策。以优化FDI来源结构和主体结构, 促进高新技术向我国的转移。
3、在实施税收激励的同时, 要寻求与周边国家的税收合作。
通过签署双边税收协定, 限制地区内的有害国际税收竞争。比如, 税收协调已成为欧盟的主要目标之一。作为资本和公司在国家、区域间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之一, 利用税收激励来吸引FDI的诱惑将必然增大, 这也是大型经济区域之间税收趋同化的结果。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税收合作, 维护本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 实现全球共赢。
参考文献
[1]、孙俊: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 《经济学》, 2002年第1卷第3期
[2]、左大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非效率性, 《经济研究》, 2003年第5期
[3]、梁琦: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 《世界经济》, 2003年第9期
直接政策论文 篇8
关键词：农业,财政直接补贴,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 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 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 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 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 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 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 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 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 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 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 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 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 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 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 力度加大了, 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 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 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 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 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 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 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 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 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 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 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 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 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 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 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 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 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 其中提到, 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 在划分农业补贴时, 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 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 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 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 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 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 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 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 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 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 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 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 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 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 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 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 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 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 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 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 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 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 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 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 扩大良种补贴范围, 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 提高补贴标准, 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 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 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 增强科技支撑, 加大投入力度, 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改革创新, 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 加大良种补贴力度, 提高补贴标准, 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 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 (场) , 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 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 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 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 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 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 (NRP)
NR P由Bela Balassa于1965年提出, 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 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 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 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 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 且NRP的绝对值越大, 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 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 且NRP的绝对值越大, 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 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 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Ktr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 △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 △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 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 △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 就能用Kt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tr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Ktr的值越大, 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 反之, 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 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 借助名义保护率 (NRP) 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 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 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 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 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 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 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 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国家对其进行补贴, 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 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 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 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 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 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 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 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 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 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 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注:资料来源: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09年财政状况, 经过整理而得。)
第二, 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 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 经过相关计算, 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 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 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效果差异很大, 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 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 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 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 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 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 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 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 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 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 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 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华元渝、陈舒泠编著:农业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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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政策论文 篇9
以上这些措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从发展对外投资的要求出发, 要扩大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除完善管制性法律规范, 建立协调服务机构外, 还应制定和健全鼓励性的倾斜政策。
一、经济扶持政策
1. 信贷、资金扶持政策。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为投资不同产业的国内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资金来源可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扩展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领域。目前, 我国进出口银行的信贷业务主要是出口信贷, 对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上没有相应的信贷扶持。二是建立对外投资基金。由基金成员单位注入一笔原始基金, 并委派专业人员组成对外投资发展基金运作机构进行具体投资操作, 用基金投资获利部分对对外投资活动进行参股, 或者用于海外投资项目资本金的利息补贴。通过设立对外投资基金扶持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如韩国在八十年代就设立了对外经济合作基金, 专门资助韩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从事资源开发或股权投资, 法国设立了“鼓励合作基金”主要用于为企业到国外提供担保。
2. 赋予我国跨国公司对外金融权。
海外投资企业不仅要实现专业分工基础上的大型化, 而其应该具备很强的综合功能, 这是增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综合化的核心内容是要实现对外投资中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融合, 使海外投资企业具有生产功能、金融功能和贸易功能。因此, 对于跨企业集团应该赋予相应的对外金融权, 允许企业按照国际惯例在海外市场上筹措资金、发行债券和股票;对于具备条件的跨国企业集团, 可以成立自己的财务公司, 以强化金融服务功能。
3. 放宽生产性跨国投资项目的外汇管制。
在目前人民币经常性收入收支项目自由兑换的既定前提下, 可考虑适当放松与非贸易性虽为投资项目有关的外汇管制, 允许投资项目的外汇自由出入。另外, 为了鼓励企业用实物资产、专利技术进行投资, 对生产性跨国投资项目的实物、技术投资部分实行免收保证金的鼓励性政策。
二、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政策
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 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 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 必须详细了解东道国经济, 政治等方面的信息, 及时收集投资的技术和财务前景资料, 正确选择投资区域和投资项目, 合理确定投资规模。但是, 对外直接投资信息的收集整理仅靠企业本身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 因此,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十分必要。借鉴美国的经验, 成立全国性的对外投资信息咨询服务机构, 建立权威的信息情报中心, 为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服务。可以是半官方的松散型联合机构, 由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由外经贸部, 研究机构、中国银行海外机构, 国家驻外使馆商务参赞人员等组成海外投资信息服务部, 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信息咨询和项目论证。
三、建立激励和淘汰机制
直接政策论文 篇10
近几年, 世界范围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迅猛增长的趋势。自1996年以来, 中国一直位居全球外来直接投资目标国中的第一位。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基本上保持着持续迅猛增长的态势。2008年, 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924亿美元, 比2007年增长23.6%。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2009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900亿美元, 下降2.6%。同时, 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量近年来也有所下滑。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为27514项, 比2007年减少了10357项, 而2009年比2008年减少了4079项。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量为23435家, 比上年减少14.8%。
广东省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最多的地区之一。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体现了一些明显的特点。
(一)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增长放缓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增长放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 广东省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到3507亿美元, 占全国投资总额的16.6%, 仅次于江苏省。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外商直接投资签订的项目和合同外资额锐减。外资签订的合同项目是4346个,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6.4%, 而合同外资额为175.58亿美元, 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5.6%。其中, 外商直接投资额减少主要集中于制造业。2009年制造业合同外资金额是94.38亿美元, 比2008年下降了37.4%。随着美国与欧盟出台的各项刺激经济政策开始奏效, 广东省的合同外资额也开始回弹, 但外商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处于放缓的趋势。
(二) 外商直接投资结构转变
广东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发生变化表现为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快速增长。2006年, 制造业实际吸收外资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74.8%。该比例在2009年下降到56.8%, 2011年则为56.1%。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比例在2005年为26%, 而在2009年已达到约35.5%。其中, 房地产业比重最大, 占15.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4.8%, 批发和零售业占10.0%,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占3.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2.2%。但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外商投资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2008年下降了5.6%, 2009年下降了10.9%。相反的, 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却仍然是处于快速增长的状况。2009年, 金融业增长了534.2%, 批发和零售业增长了71.9%,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增长了122.4%。由此可见, 金融危机加剧了外商直接投资制造业比例的下降, 同时影响了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增长速度。但是第三产业中个别行业, 如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比重仍然不断增长。
(三) 外商直接投资方式趋单一
外商直接投资广东省主要是通过设立独资企业的方式。外商独资的主导地位已经日益凸显。2008年, 广东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1916703万美元, 其中采用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方式的是1517883万美元, 约占79.2%, 外国合资经营企业的比例是15.3%, 合作经营企业是4.1%。外商直接投资的合同外资额是2863991万美元, 采用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方式的是2313051万美元, 约占80.1%。而外国合资经营企业的比例是13.1%, 合作经营企业是4.6%。从2011年1到11月的数据显示, 广东省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比去年同比较分别减少了8.7%和42.1%, 而外商独资企业持续增长了11.5%。外商独资企业一般都是由跨国公司进行投资的。跨国公司一般能对一个产业的上、中、下游各个阶段的产品进行整个产业链的大规模投资, 同时将生产、研究开发、采购、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各个运营环节都在中国设立, 即实现纵向横向一体化投资。外商独资化的趋势使广东部分利用外资战略目标不容易实现。
(四)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失衡
广东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 地区分布严重失衡。2007年, 珠三角地区占全省土地面积30.45%, 却实际利用全省89.34%的外商直接投资。而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土地面积占全省60.55%, 却只吸引10.66%的外商直接投资。从历年数据来看, 珠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一直处于全省的前列。外商直接投资金融业也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其中, 在深圳就有38家外商直接投资银行, 在广州有28家, 其余的大多分布在珠海、东莞、佛山等地。
二、影响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政治环境、国内市场、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社会基础设施、法律制度等等。外国投资者权衡这些因素之后视广东省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发展地区和最佳的投资地区之一。尽管外商仍然坚定看好广东市场和投资前景, 金融危机使外商直接投资广东省的增长速度放缓, 其投资领域从第二产业逐渐转移到第三产业, 其设立方式更倾向于选择外商独资企业。究其原因,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全球经济环境恶化
2008年下半年, 美国的次贷危机逐步升级为全球的金融危机, 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此次危机中都出现经济下滑, 需求萎缩, 进口订单锐减, 直接导致了广东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广东制造业出口依存度高, 因而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最大的。相反, 外商投资第三产业受到的影响却不明显, 仍呈现增长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外资集中的房地产、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主要是以中国市场为主, 较少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而发达国家受到冲击最大的金融业在广东的投资比例只占0.03%。在第三产业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房地产业。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环境恶化使投机资金有所减少, 因而投资房地产业的外国资金自然随之有所下降。
(二) 成本增加
外商直接投资减少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具体包括了服装、家具、玩具、电子信息设备、食品加工等领域。制造业外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广东, 尤其是珠三角地区, 成本的上升。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 劳动力成本上升。珠三角地区劳动力成本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 其上涨速度明显高于中国内陆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外商投资成本也随着上升。第二, 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近年来, 广东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使外商投资成本也进一步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商在华的直接投资。第三, 国内对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进行调整。2008年之前, 国内的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待遇完全不同。虽然两种企业的名义税率都是33%, 但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享有大量的优惠政策, 使其实际税率只有12%。这种税收政策对正在发展中的民营企业是极为不利的。2008年我国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使外商投资企业不再享有优于民营企业的税收政策。新税法在一定程度上使本来能够享有大量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成本大大增加。
(三) 政府政策引导不到位
之所以近年来独资企业比重迅速提高, 其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放松了外商投资的管制。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对外资股权限制进一步放松, 对更多投资领域也予以开放。同时由于广东的政策透明度较高, 市场机制也比较成熟, 所以外商一般也倾向于用独资企业的方式进行直接投资外资。从发展趋势来看, 外商独资仍然会是未来外资进入中国的主导方式。目前政府政策并没有在此方面发挥适当的引导作用。
同时, 政府在优先发展东部的政策指导下, 针对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设计了许多优惠政策。例如在经济特区内投资开办的外商投资企业, 不论是什么行业, 均减按15%的企业所得税纳税。这些企业还能享受一系列的贷款、补贴等优惠。这类政策大大地扩大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三、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广东利用外资遇到了新的问题, 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当前广东应当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 扩大第三产业吸引外资的规模
从广东外商投资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 经历了31年改革开放的广东省已经具备了大规模承接第三产业的能力。在这样的机遇下, 广东对第三产业领域进行政策倾斜以吸引外商投资。发展潜力较大的第三产业包括了生产性服务领域, 例如产品包装、物流、金融、保险等, 以及非生产性服务领域, 例如广告传媒、咨询、旅游等领域。外资进入生产性服务领域能够拓展产业规模和地区辐射功能, 并且与制造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相配合, 降低其撤离的可能性。而外资能在非生产性服务领域开展服务外包业务, 开拓投资新领域, 带动整个产业发展。因此, 广东要做到逐步放宽第三产业投资的业务种类或地域限制, 扩大外商投资市场的准入, 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增加投资的吸引力, 使外商投资在广东的产业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 必须提高劳动力素质水平, 加大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资力度, 以满足外商投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需求。
(二) 降低外商投资企业的成本。
针对外商制造行业成本上升的现象, 广东应当使外资企业能够抵偿成本上升造成的收益损失, 获得正常的利润。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第一,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减少企业和政府的摩擦, 降低外资企业的交易成本。第二, 进一步建设基础设施, 完善投资的硬件设施, 降低外资企业的运作成本。第三, 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 给予外商投资企业适当的金融、财政和产业政策的扶持。虽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已经取消了给予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但是广东仍然可以给予外资企业的创新和转型适当的优惠政策, 以推动企业产品工艺创新、设计创新和技术创新, 从而延长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链,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最终实现先进技术向国内企业转移。
(三) 引导制造业外资转移到省内山区和两翼地区。
一些以低成本为导向的外商投资企业在面对广东地区日益增加的成本是不得不减少投资和对外转移的。广东应当正确对待这种现象。一方面, 外商直接投资的升级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不能求快。虽然广东应当鼓励外资从制造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但是也应当清醒的认识到制造业的外资对广东经济的重要性, 应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 广东应适当调整地区吸纳外资的倾斜政策, 在省内山区和两翼地区重点建立外资集聚中心, 使珠三角地区成为其他落后地区联系海外市场的枢纽, 以及外商投资的信息中心、媒介中心和沟通纽带。选择现实基础较好, 发展潜力较大, 对周边地区有辐射作用的中心城镇, 实现外商直接投资从珠三角地区向内陆山区转移能够解决成本上升和低技能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带动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 形成全省物流、信息流和人才流的良性循环。
总之, 虽然近期金融危机的蔓延对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东对外商就毫无吸引力。相反, 政府可以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 寻找契机, 开拓吸引外资的新领域, 促进外资在省内的产业升级和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近年来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有着一定的影响。广东作为长期吸引和依赖外资的重要地区, 在外资进入模式、产业构成等方面都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本文运用相关的经济数据, 分析金融危机对广东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分析目前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 探讨如何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进一步促进外资在省内的产业升级和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广东省,金融危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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