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住房保障权利（精选3篇）
基本住房保障权利 篇1
一、前言
在我国, 自古以来就有“衣、食、住、行”四大是基本生活元素的说法, 可见“住”对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性。受传统思想影响, 有自己的房子是很多国人心中具有稳定的家的重要在外在感觉之一。国家当然也把老百姓的住房问题作为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水平的重要指标看待, 因此, 实现“居者有其屋”不仅仅是人民群众自身的梦想和要求, 也是国富民强的重要方面。但是,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尽管大多数家庭的住房条件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仍有许多中低收入家庭对住房权利的要求出现了困难。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实施保障房安居工程的计划, 那么新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到国家提供的保障房呢?如何来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优先住房权利呢?本文将从法律保障的角度来探究对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权利的保护。
二、住房权利的基本内容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是没有明确的关于“住房权利”的规定的。但近年来, 因为住房问题产生纠纷而扩大为社会热点的时间比比皆是。参照经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法律进程, 本文认为可以引入这个概念, 应用于当前的司法实践。联合国相关的国际公约、宣言和报告中曾多次体现了这个概念, 一些内容完全可以为我国的实践所借鉴:住房权利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平等、有尊严和安全生活的权利, 不能仅仅将住宅视为一种商品;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获得和能够长期居住的安全、尊严有保障的住房的权利;各国都应该采取措施保证其人民改进生活条件 (包括住房权利) ;住房权利的内容可以包括基础设施及相应建设的服务技术的权利、使用的权利、适宜居住的环境的权利、价格可承受的权利、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持民族宗教文化的权利和便捷的居住的权利。
三、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权利的法律依据
(一) 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权利是重要的一项基本人权。
人权是具有普适性和道义性的, 是根据人的基本属性而被认为应该享受到的必要权利, 是人人都该拥有的权利, 是应该被自由和平等地赋予的人的基本权利。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人权是略有不同的, 当今社会的基本人权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也在不断地进步, 住房权利的引入就是一个重要进步的体现。在当今社会将维护保障人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项基本道义原则的情况下, 安居作为人的基本生理需要也越来越被关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了人人都应该拥有包括住房权利在内的基本人权保障。
(二) 住房权利也是保障其他权利的重要支撑。
事实上, 住房权利与人的许多其他方面的权利是息息相关的。如人对心理层次的追求, 需要住房满足来自己对人生尊严不受到歧视的需求;对安全的追求, 需要住房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保护自己不受气候变化的伤害;对社会属性的追求, 需要住房来提供一个进行社会交往的空间;对隐私不受侵犯的追求, 需要住房来保护自己应有的隐私权;还有环境、卫生、通讯甚至更高的精神要求等多方面的权利保护。因此, 合理、合适的住房权利的满足, 是保证许多其他人的基本权利的重要基础。同时, 在现代社会中, 住房也为人类提供了相应的社会意义、经济价值设置精神满足。
(三) 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权利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对于政府来说, 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更主要的是社会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 除了通过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经济水平实现民富, 更重要的也要通过诸如基本的住房权利等方面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只有经济建设的成果真正地惠及人民, 才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总的来说, 在住房权利上, 政府应该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职责:一是政府应该采取可能的政策、措施来使人民群众能够有可能买得起较为像样的房子;二是政策应该以立法或者制度的形式明确人民群众的住房权利;三是政府应该通过合理规划使用公共资源, 保证并逐步改进人民群众住房条件的质量;四是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 引导市场增加商品房供给, 抑制商品房投机;五是政府应该加快保障房建设, 并加强对保障房分配的管理;六是政府要加快公共租赁住房体系的形成, 为群众提供多种住房形式。
四、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权利的法律保障
(一) 宪法保障
住房权利能够体现安全、自由、秩序等法律价值因而受到了人民的广泛关注, 那么, 是否应该将这种权利作为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写入宪法呢?从宪法的历史来看, 宪法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改进, 目前住房纠纷中折射出的许多社会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因此, 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 住房权利写入宪法, 将具有他们的人权保证和社会公平的双重意义。
(二) 经济法保障
经济法本身就是为了管理和干预国家经济活动的, 住房问题牵涉到许多利益方的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从经济法方面进行立法干预, 有利于保证中低收入群体住房权利的实现。比如可以以立法的形式设定住房保障和补贴制度, 健全公共租赁制度, 规范和完善经济适用房建设, 加强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等等。另外, 还可以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加强对房地产开发的监管, 加强对商品房投机的打击力度等等。
(三) 社会保障法保障
我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法, 但也可以通过立法形式建立对住房权利保护的住房保障法。但是尽管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了住房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并与2012年出台了《基本住房保障条例》, 它的法律效力比之于正式的立法还是有限。
总之, “民生无小事”, 如何以法律的形式在新形势下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权利是个长期的工作, 不可能瞬间实现。但是我们只要对这个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 加强司法实践调研, 一定能够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律保障之路来。
参考文献
[1]孙宪忠, 常鹏翱.论住宅权的制度保障[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01 (2) .
[2]王红艳, 罗锐.论“夹心层”群体的住房权及立法保障[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12 (9) .
[3]韩大元.宪法学[M].教育出版社, 2006.
基本住房保障权利 篇2
——以成都市为例
本文以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背景，以制定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法》（草案）为导向，以启动农村新一轮“房改”为目标，以成都市农村经济发展实际为基础，提出构建城乡统筹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的基本思路与具体设计。
一、建立城乡统筹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的制约因素
（一）政策法规依据需要明确
现行城市住房保障的依据，散见于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缺乏一部由全国人大以法律形式出台的法律规范，农村住房保障更是如此。由于缺乏层次较高的立法依据，仅依靠地方政府或部门出台的政策依据来推动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其难度可想而知。据了解，新近修改的《基本住房保障法》（草案）对农村住房保障制度作出了规定，但仍限于《土地管理法》关于宅基地管理的有关条文，保障形式主要是发放建房补贴与危房改造补贴，与城市住房保障制度相比，不仅条文单薄许多，而且内容无太多新意。
（二）资金来源问题急需落实
建立农村住房保障制度，考虑到农村人口占据我国人口总量的大多数且居住困难者不在少数的现实，要容纳下规模庞大的保障人群，建设保障住房的资金渠道问题值得深入研讨。应尽量通过利用农村现有的土地房屋资源优化整合后，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三）观念认识有待强化
长期以来，住房保障制度仅限于城市的惯性思维会让人们对在农村建立住房保障制度提出质疑，认为住房困难的城市低收入人群才是保障住房的真正需求者，而农村村民因有宅基地作为保障，已具备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故不宜再纳入保障体系。而现实情况是，农村宅基地的分配是由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所有权人进行分配的，政府未投入任何行政成本，但城市保障住房却是政府为保障城市居民的居住权，利用财政资金进行建设的。既然是公共投入，如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不能平等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居住保障，显然有失公平。
二、建立城乡统筹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的总体构架
（一）基本目标
构建城乡统筹农村住房保障制度，首先需要确定制度运行的总体思路。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不宜再创造出一套与城市住房保障完全独立的制度设计，而是应将其定位为“建立城乡统一的住房保障制度和信息平台，实现城镇、农村住房保障资源随城镇、农村人口自由流动而灵活调配”。在统一的保障平台下，城市保障人群可以到农村的保障住房居住，农村保障人群同样可以受惠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商品房等保障政策，保障资源将随着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自由流动而灵活调配。
（二）具体设计
1.理顺部门间对农村住房保障的职能划分，建立城乡统一的住房保障管理体制
为解决农村住房困难问题，成都市目前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民政部门实施的农村最困难家庭“安居工程”，该项措施重在解决农村的低保户，仅面向最困难的农村家庭；二是建设部门实施的农村危旧房改造工作，针对属于危房、旧房，但又无资金改变现状的农村家庭，由建设部门拨付专款用于帮助危旧房的改造工作。上述两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房管部门作为城镇住房保障的主管部门，除负责城镇居民的住房保障外，同时也担负了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在建立城乡统一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背景下，农村住房保障问题分属三个不同部门分别管理，在行政资源的利用上难免会出现重复、交叉，乃至浪费的现象。因此，为缩小城乡住房保障制度的差距，建议由已积累一定城市住房保障经验的房管部门统一对城乡住房保障进行管理，民政与建设部门的相关职能移交房管部门后统一整合配置。
2.多渠道储备保障性房源，避免资源浪费
政府可以考虑将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或其成员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多余房屋进行收购，作为农村保障住房使用。可以考虑收购一部分“小产权房”作为农村保障性住房，即以建筑成本为基础，上浮一定比例后从开发商手中收购，既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为建立更加丰富的农村住房保障层次和类型，对部分交通便利、质量较好的农村散居房屋，所有权人愿意转让的，可将其收购后作为保障住房使用。另外，对农房抵押后需强制执行的房屋，也可收购后储备为保障性住房。
3.充分利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以农村自有资源变保障资金
农村住房保障资金除应由政府负担的部分外，笔者认为，剩余资金可通过以下途径筹集：一是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中强制抽取一定比例直接转换为保障资金，如参照国有建设用地抽取比例10%；二是保障对象以自有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置换保障性住房，如“五保户”等房屋属危旧房的，可将其已确切颁证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交由土地或房产管理部门储备，政府为其提供配套齐全、质量过关的保障性住房；三是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土地整理的方式，以整理出的多余集体建设用地作为对价，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农村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4.打破国有建设用地才能修建保障房的限制，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划拨用于保障住房建设
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在许多方面类似，既然国有建设用地可划拨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集体建设用地经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即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后，同样可划拨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事实上，成都市正在实施的“新居工程”、“农村新型社区”等农民集中居住区就是在无偿划拨的集体建设用地上修建而成的。
三、保障措施
（一）设立专业的农村房屋质量安全鉴定机构，关注农村困难群众住房安全问题
毋庸置疑，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保障制度建立以前，应率先成立专业的农村房屋质量安全鉴定机构，对已有农房的质量安全进行关注与跟踪，切实保障农村住房的质量安全。另外，该机构也可出具认定当事人是否有资格取得保障住房的依据，如经鉴定，房屋确属危旧住房的，按政策方可取得享受保障住房的资格。
（二）制定严格的惩治措施，避免保障住房申请中出现“搭便车”现象
农村住房保障问题与城市住房保障一样，同样可能出现某些不具备条件的申请人通过“搭便车”，混得住房保障资格。为杜绝此现象，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有必要将此种违规行为的惩戒措施明确写入文件，严格审查申请人资格，对妄图蒙混过关的，除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外，情况恶劣的，还应移送司法机关严处。
（三）在村、组培训一批农房员，负责对农村住房保障对象情况的动态跟踪
基本住房保障权利 篇3
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问题；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后，死刑复核程序受到高度关注，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构建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在死刑复核程序上，新刑诉有了很大进步，体现在增加了律师在该程序中的权利，检察院的参与监督权等方面，但是仍存在缺陷，本文主要从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角度加以检视和讨论。
一、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缺陷
“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基本理念是相契合的，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写入《刑事诉讼法》这一进步为我们在司法活动中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为司法活动中要改变过于注重惩罚犯罪而忽视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的现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理论指导。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置体现了遵循国际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要求，正义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不但要追求实体正义更要注重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保障，只有程序和实体都实现正义才能够实现法益价值。目前我国死刑复核制度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也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律师的辩护权缺乏保障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可知，新刑诉增加了律师的辩护权，但是对辩护律师如何行使权力缺少具体规定，没有对律师如何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方式以及律师如何提出意见等内容做出规定，这使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使缺乏保障，限制了律师的作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也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体现，但是该规定仅适用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以及一、二审程序，而未规定可以适用于死刑复核程序。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很多无能力聘请辩护律师的被告人，使的现实中很多被告人的死刑救济权利无法得到有效实现。对这一情况，立法要完善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权利和具体救济制度。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有助于保证死刑案件的办案质量，实现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对于保证死刑适用的公平性有很大作用。
笔者认为，新刑诉对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权利的增加，使该程序开始呈现诉讼化，但是对律师的辩护权没有做具体的规定，这就使律师的权利无法得到切实实现，所以有必要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构建强制辩护制度，强制辩护制度就是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帮助被告人实现死刑救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死刑被告人的权利救济，维护其在死刑犯复核程序中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新刑诉“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法律追求。
2.启动方式行政化，审理方式过于单一
在启动方式上，我国死刑复核程序是自动启动的，即判处死刑的案件自动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复核，不需要被告人的申请。可见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具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无法为被告人提供充分的救济，并且这种启动模式极易导致案件久而未决，办案效率大大降低，被告人很难得到救济，很难保障被追诉人的正当权益。在审理方式上，死刑复核程序中法官不公开开庭审理案件，只是通过阅卷审核，对一审、二审中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问题进行阅卷，如果发现事实认定方面存在问题，只由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的法官调取核实证据，而不让控辩双方举证质证，仅凭法官调取的证据认定事实，做出是否核准死刑的判决或者发回重审的裁定。
3.检察机关监督存在问题
在死刑复核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意见，复核结果也要通知最高检知晓，这表明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参与死刑复核程序，享有参与权和知晓权，但是对最高检如何具体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还不明确。首先“可以”二字使得该项监督权变得可有可无，什么情况下可以或者不可以参与，怎么参与，如何提出意见以及可以提出何种意见都没有解释。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通知检察院以及期限问题都没有相关规定，这样即使最高人民检察院形式上具有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权利，但是缺少具体实施的程序规定。
综上，虽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得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得到完善，但是上述现状使得死刑复核程序在复核死刑案件时不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无法保障被告人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关的问题亟待解决，以期能实现死刑的公平正义价值。
二、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再改革的努力方向
1.保障辩护人的权利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律师享有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但是对死刑复核期间辩护律师享有的权利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如若辩护律師应当享有的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就很难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在死刑复核阶段应该至少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的权利。这是因为，其一，在实践中律师很难得到案件的全部案卷，这就使得律师很难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掌握案件在事实和法律方面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无法真正帮助被告人争取权利。其二，要维护被告人的利益，辩护律师就应该享有调查取证权，就要限制最高院的庭外调查取证权，以致来实现控审分离和审判中立。只有切实保障了辩护律师的权利才能使被告人的权利得到实现，才能保障被告人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实现。
2.启动方式多元化，完善复核方式
结合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启动方式的单一性，有必要改革该程序的启动方式，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报告人的权利和利益。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强制移送死刑案件，不考虑被告人的意愿以及控辩双方争议的内容，死刑案件自动提交到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对此有学者认为应给与死刑案件被告人死刑复核程序的申请权，可以采取职权性与权力性相结合的启动方式。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主动启动，不符合司法的被动性，所以听证程序的启动应以控辩双方的选择为标准。笔者认为，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不能单单由法院主动启动，应该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
对于死刑案件的复核方式我国采用的是书面审里的方式，一直以来都受到广大学者的质疑。有的学者主张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审判方式，也就是通过立法设定一个标准，将移送复核的死刑案件分为“可书面审理”和“必须开庭审理”两类，提高死刑案件中控辩双方的参与，保障被告人和辩护人的权利。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这对于保障死刑案件的公正是大有裨益的。
3.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
新刑诉对最高检察院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无疑为最高检参与死刑复核程序提供了直接的依据，但是还存在很多不足。检察院在一审和二审中充分发挥了控诉和监督职能，在对死刑案件复核中检察院更应当介入，监督最高院审查（下转第64页）（上接第62页）复核死刑，充分发挥检察院的监督职能。这样有利于监督和制约法院的审判活动，纠正程序中的错误，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得到实现。要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就必须完善该项权利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方式，如何提出意见，能提出什么意见等问题，法律都要做出规定，这样才能保证该项权利不是一纸空文。
综上，死刑复核程序关乎被告人的生命，只有对上述缺陷的完善才能保障被告人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实现实体和程序的正义，保障被告人的死刑救济权利。这也是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完善构建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刘世友.死刑复核程序被告人应享有律师辩护权[J].法制与社会，2012，（2）.
[2]彭程.完善当前死刑复核程序的几点思考——以《刑事诉讼法》（修正）为背景[J].泰山学院学报，2013，（3）.
[3]陈卫东.刑事诉讼程序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北京，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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