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参与（精选12篇）
现代农业参与 篇1
一、引言
现代农业的发展从宏观层面可以理解为农业社会变迁的过程,具体包括农业现代技术的升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业组织体系的现代变迁。〔１〕〔２〕从微观层面看,现代农业的发展表现为农户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然而,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农产品商品化率较低、农户的专业合作组织参与意愿不强等现象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并不高。
国内外对现代农业已有大量研究,并主要从宏观层面展开。首先,在改造传统农业方面,舒尔茨〔３〕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在于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并通过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其获得并使用优良的现代生产要素。蒋和平〔４〕认为,现代农业既包含诸如现代科技、现代装备等综合生产能力的创新,又包含市场化、组织化等现代农业制度的创新。由此可知,仅仅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几无可能,因而引进先进的现代要素是必然条件。其次,对于如何发展现代农业,陈锡文〔５〕认为,一要靠人口流动扩大经营规模;二要靠现代物质技术提高效率;三要靠通过合作与社会化服务弥补小农经营不足。盛来运〔６〕进一步说明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劳动力流动带来农业资本积累、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从而实现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替代以及小农生产的自我改造,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黄祖辉〔７〕则强调了农村合作组织对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肯定,劳动力流动以及反映社区资源的资本和组织对促进现代农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现代农业的发展必然需要现代要素的投入与之相匹配,而劳动力流动和社区资源有利于现代要素的获得。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阐释现代农业的内涵以及关键因素,很少从微观层面分析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本文将从微观农户的角度解释现代农业,分析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并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劳动力流动和社区资源如何影响农户获得并利用现代要素, 从而提高其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二、分析框架
传统农业的特征是 “生计维持型”农业,〔８〕其特点是 “自给自足”, “自给”是指农户利用自家的传统生产要素,“自足”指的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农户家庭的消费。而现代农业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产生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对农业的影响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工业化、城镇化引发的的劳动力流动改变了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从而使资本替代劳动成为可能;第二,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第三,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为农业提供了新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所引发的人口迁移与劳动力流动,农村社区内部的社区资源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农村社区内部旧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初级社区资源的消弱,另一方面是现代社区资源(如现代学校、各种合作组织)和市场观念的引入。因此,农户现代农业参与的过程,就是农户逐渐告别传统的 “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利用市场机制和新的组织资源,采用现代技术与现代经营方式,并最终把追求市场利润作为目标的过程。〔９〕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农村社区资源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起着重要的影响。
1.劳动力流动与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农村劳动力流动除了带来资金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带来农户在价值观念方面发生改变,他们的传统性不断减少,现代性不断增强,从而不断具备“现代人”的特点。〔１０〕当农户的价值观念从传统的保守、因循守旧逐渐演变为具有现代性的敢于冒险和尝试时,对于农业生产的现代要素,农户的参与意愿也会更加强烈。劳动力流动对农户价值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劳动力流动本身就体现了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建立和运行,并且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食物结构交流,带动各地农产品销售到流入地,进一步推动了农产品市场的发育,这有利于促成农户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联系成为可能,这种联系必然带来乡村与城市价值观念的交流,新的思想被流动劳动力接受,并带入乡村在农户之间蔓延,提高了农户对农村社会变迁的适应能力和融入程度;第三,农户的城市体验,能够提升农户的自身素质并且获得先进的城市价值观念,城市价值观念影响农户的行为方式,使他们更乐于接受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并加以使用,并且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开始注重自身的继续社会化,通过有条件的职业培训、成人教育等,不断积累自身的 “现代人”特性;第四,劳动力流动将会有助于树立农户对于自身职业的认同,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将会使得农户在农业生产中不再持有消极悲观的情绪,而会更加积极主动,对于不断涌现的现代农业要素,其获得并使用的积极性也会越高。因此,劳动力流动将会通过改变农户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得农户具有 “现代人”的特性,并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引下,提高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2.社区资源与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农村社区资源包括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生产资本和组织资源,它们是现代农业发展赖以支撑的基础。社区资源的丰富性将有利于农户现代生产要素的获得,从而提高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农村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资源,〔１１〕丰富的农村社会资本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获得现代农业信息,节约讯息成本,从而提高农户对现代农业认识的可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户积极合作,注重集体行动,这必然都将提高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的程度。农村社区的生产资本是通过大量投资,使稀缺资源聚集起来并加以利用的产物,〔１２〕它是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投资于农村社区的大型农业项目是农村社区生产资本的标志之一,它的存在使社区内的农户可以有效便捷地使用现代农业要素,包括物质设备、农田基础设施、技术培训,等等,促进了传统农村社区向新型现代化农村社区变迁,同时农户的现代性不断增强。农村组织资源通过社会化服务提高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一方面,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的结合,产前、产中、产后的结合,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和社会化程度,同时,组织资源可以为农户提供专业的技术、信息服务,从而提高农户使用现代科技水平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的市场体系相当薄弱,农村社区的组织资源为农户提供了同外部市场相互作用的一种中介,引导农户进入市场体系,为发展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社会服务支持,农户利用组织资源,必然可以从生存农业阶段进入到商品农业阶段,积极促进农户的现代化改造,提高了农户的现代化参与程度。
综上所述,劳动力流动主要通过改变农户的价值观念,从价值观念引导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的意愿,丰富的社区资源无疑为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提供了物质保障,为农户的现代要素的获得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说明
1.数据
本文的研究数据均来源于2013年对江苏省宿迁市3个县域的农户实地调查,采用分层抽样,选取沭阳、泗洪和泗阳及其所辖的6个镇,每个乡镇选取3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选取40个农户左右,剔除明显错误或质量较差的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634份。
2.模型
由于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并非直接作用,而是通过影响农户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现代农业参与,若采用一般回归模型,不但不符合理论逻辑,还有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共线性问题。为此,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可知,农户的价值观念、社区资源是影响农户现代农业参与的重要因素。此外,代表家庭农业生产规模的耕地面积,以及反映耕地细碎化程度的家庭拥有地块数同样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水平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经营模式,无法适应现代化生产所需的生产手段和方式,这也成了阻碍传统农民改造,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制约因素,〔１３〕家庭的收入是农户参与现代农业的物质保障,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农户现代农业参与程度,本文选取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
除了劳动力流动会对农户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外,作为个人特征变量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层级也会对农户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一般而言,低龄、男性、高教育、高收入、高职业的农户更容易接受先进的城市价值观念,从而更容易具备现代性价值观。
因此,本文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设定为以下因素的函数:农户价值观念、社区资源包括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生产资本和组织资源)、土地生产规模和细碎化程度以及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将农户价值观念设定为以下因素的函数:劳动力流动、农户个人特征变量(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职业层级、年龄以及性别)。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式中Y、value分别表示农户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和农户价值观念,可以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数值越大表明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越高,农户的思想观念越具有 “现代性”。coresource是反映农村社区资源的变量,具体包括: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用村庄外出务工比例和社区社团数量表示,一般而言,外出务工比例越高的村庄社区,关系网络规模越大,社会资本越丰富,而社团数量反映了村庄结构性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的生产资本,用农户所在农村社区是否有大型农业项目反映;农村社区的组织资源,用农村地区是否具有专业合作组织表示。表示劳动力流动,用农户年均外出务工时间衡量;abe、sex、deu、income、job分别表示反映农户个体特征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职业层级变量;gro_s、simpson表示反映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和细碎化变量,分别用耕地面积和耕地地块数表示;fincome表示家庭人均收入水平;μ表示随机扰动项。
对于联立方程的求解, 因为无法确定方程(1)、(2)的扰动项是否具有相关性,因此,方程可能存在内生变量,采用OLS估计将会造成估计结果有偏且无效。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本文将采取3SLS方法估计联立方程。
3.变量
(1)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变量。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市场化、组织化、技术化以及农业知识获得4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得分,具体指标构建和权重(如表1所示)。
(2)农户的价值观念变量。由前文分析可知, 劳动力流动主要通过改变农户的价值观念,并进一步对现代农业参与程度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构建农户价值观念变量。参考叶南客、陈晓萍等人的研究,本文构架 “现代农民”的价值观念指标,具体包括:认为男女应该平等 (0.469),认为应以集体利益为主,兼顾个人利益 (0.201),认为环境保护很重要 (0.201),采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086),认为农民是一种职业、并不是一种 “身份” (0.043)。其中括号里表示各个指标的权重,可通过层次分析法测算得到,判断矩阵的CR值为0.028,通过一致性检验。
注:括号里的数字表示该指标对前一指标的权重;二级指标的四个判断矩阵CR值分别为0、0、0.007、0,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的CR值为0.003,均通过一致性检验。
3.自变量
相关变量的含义、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数据显示,不同农户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及价值观念存在差异,但是异质程度并不高,变异系数仅为0.168和0.214;农户平均外出务工时间108天,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并不高,从实地调查中了解到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动程度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这部分劳动力在流入城市期间,没足够的就业机会或就业量使劳动力持续从事非农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机械化外包服务程度低,需要这部分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定期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在农村社区资源变量中,反映农村社会资本变量的外出务工比例以及社团数量分别为0.324和4.521,与理论最高值存在一定差距,而反映农村社区生产资本、组织资源的的大型农业项目和专业合作组织均值分别为0.446和0.379,说明还只有少部分农村地区拥有大型农业项目,只有少部分农户享受到专业合作社提供的社会化服务。以上数据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社区资源匮乏。
表2数据还表明农户的总体文化水平较低,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6年,仅达到小学水平。从农户的职业层级看,调查样本中的农户基本上以兼业农户为主,这充分说明了农民已经不仅仅通过从事农业来维持生计,非农就业趋势不断增强。农户年平均收入水平为7700元,但不同农户间的差异不大,变异系数是所有变量中最小的,为0.069。另外,以宿迁为代表的苏北地区普遍呈现出耕地规模较小、细碎化程度较高的情况。而从整个调查样本看,女性数量多于男性,并且年龄偏向中老年,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特征。
注:变异系数=标准差/均值,用于比较不同量纲数据波动情况。
四、实证结果分析
1.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影响因素的描述分析
(1)劳动力流动对现代农业参与的影响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农户年均外出务工时间小于100天时,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均值仅为2.789。随着农户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达到100~200天时,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也随之增加到3.205,当外出务工时间进一步增加时,现代农业参与程度更是达到3.838,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水平。农户的性别、年龄差异在不同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水平上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在农户外出务工时间小于100天的群体中,女性、年轻的农户参与程度更高,外出务工时间在100~200天时,男性、中老年农户参与更高,而当外出务工时间超过200天时,男性、中青年农户呈现出更高的现代农业参与水平。
(2)社区资源对现代农业参与的影响分析。数据显示,社区资源禀赋差异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产生影响。其中,对于拥有高社区资源禀赋的农户群体,现代农业参与程度达到3.916,明显高于其他农户群体,对于拥有低社区资源禀赋的农户群体参与度仅为2.992。进一步分析性别、年龄的影响,可以看出,中低社区资源禀赋的农户群体中,女性更容易参与到现代农业中,而在高社区资源禀赋的农户群体中,男性的参与程度更高,但是这种性别上的差异并不大。年龄层面,呈现出低资源禀赋群体中青年的参与程度更高,而高资源禀赋群体中老年参与程度更高的趋势。
2.回归结果及解释
本文使用Stata11.0软件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为了避免内生性带来的非一致性以及无效性问题,采用3SLS估计方法,具体运行结果如表3所示。从模型整体运行结果看,现代农业参与方程和价值观念方程的χ２统计量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模型并不存在设定偏差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1.劳动力流动、价值观念与现代农业参与的关系
反映劳动力流动的外出务工时间对农户价值观念的影响系数为0.002,而价值观念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影响系数为0.373,并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简单测算可知外出务工时间每增加10天,在农户价值观念指引下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将会提高0.007的水平。该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相符,充分说明了农村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由于外出务工的农户可以体验城市生活,接触到了具有较高现代性的非农组织和环境,同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会注重自身的继续社会化,不断积累自身的“现代性”,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农户价值观念的改变。价值观念会影响农户的行为方式,因此,农户在价值观念的引导下进一步提升现代农业的参与意愿,最终表现为现代农业参与程度的提高。
注:*、**分别表示在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2.社区资源对现代农业参与的影响
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生产资本以及组织资源均促进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水平,并在统计上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的假说。具体来说,反映农村社区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村庄外出务工比例提高1个百分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提高0.0178,而反映农村社区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社团数量 对农户的 现代农业 参与的边 际作用为0.054,这都表明通过增加外出务工以及社团数量都将丰富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并最终显著提高现代农业参与水平。反映农村社区生产资本的大型农业项目以及反映农村社区组织资源的专业合作组织对现代农业的参与作用分别为0.163和0.112,农村社区的大型农业项目为农户使用现代农业要素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为农户更好地参与现代农业提供了必须的物质设备、农田基础设施、技术培训等资源,而农村社区的专业合作组织为农户融入市场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方式和渠道,促进农户从生存农业阶段进入到商品农业阶段,这无疑都有利于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3.其他变量对现代农业参与的影响
土地细碎化变量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耕地地块数每增加1个单位,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降低0.017,并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农业生产条件给定的情况下,通过选择生产要素组合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农户家庭耕地细碎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机械化操作难度增加,这无疑增加了机械操作的生产成本,理性的农户会偏向于选择传统的劳动替代型生产,因此,细碎化程度高的农户其耕作方式无法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阻碍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对现代农业的参与是间接的作用。农户通过教育,不断积累人力资本,并在价值观念方面更能体现 “现代性” 特点,在 “现代性”价值观念的指引下,使得农户现代农业参与意愿增强,提高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估计结果表明,农户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将会提高0.006,并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也充分说明了教育对改变农户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提高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对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在2013年江苏宿迁4个县域的农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从市场化、组织化、技术化和农业知识获得4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采取层次分析法计算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得分,引入农户价值观念作为中间变量,并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不同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存在差异,但农户间的异质程度并不高,变异系数仅为0.168。而从整体上看,宿迁市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水平一般,平均得分3.357,与存在的理论最高值5还有不少提升空间。
第二,劳动力流动通过改变价值观念进一步促进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而以社会资本、生产资本以及组织资源为代表的农村社区资源显著增加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水平。
第三,农户的受教育水平是塑造农户 “现代性”价值观念的重要因素,对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有间接的促进作用,而农户家庭的耕地细碎化程度显著阻碍了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为了提升农户的现代农业参与程度,实现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打破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并且通过进一步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有效转移; 其次,政府要实施扶农惠农政策,提高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社区的社团以及合作组织建设,不断丰富农村社区资源;最后,还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改革农村教育方式,提高农民文化水平,通过教育的方式和渠道引导 农户价值观念转变,不断塑造农户的 “现代性”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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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参与 篇2
中国的改革发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民。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个“重中之重”，加大改革攻坚力度，拆除城乡二元藩篱，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35年前，小岗村18位农民在一份契约上按下了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改革开放，使广袤田野焕发勃勃生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是，由于历史现实等诸多原因交互作用，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二元结构”成了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痛”。不少农民都有这样的境遇:远离故土、东奔西走，为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添砖加瓦”，却还难以被城市社会保障系统接纳;耕种多年的土地被征用，建起了高楼大厦、厂矿车间、高速公路，却还不能公平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如果不能创造条件保证农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农民，就谈不上全面改革，也不会有全面小康。加快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切实保障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攻克的一道难关。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必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给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同工同酬、土地增值收益、户籍和社会保障等现实问题，《决定》提出了一系列含金量极高的惠农新政策和新办法，对消除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产。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权，就要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使农民从土地财产中获得更大收益。城乡发展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不能差异化。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就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既要使农村与城镇在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环境卫生、交通信息、公共服务等方面均等发展，又要让广大农民在财产权利、就业、创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市民享受同样权利，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必须积极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统筹协调中增进农民福祉。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始终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处理好而又容易出偏差的重大问题。《决定》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政策和新办法。我们要按照全会部署，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推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激发农业经营主体活力;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以有效的政策扶持和财政支持，激发农民生产经营热情;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不断拓展多方扶持三农工作新渠道;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使农民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最大受益者。
现代农业参与 篇3
现代学徒制与传统学徒制的标志性区别是职业学校也作为重要主体，与企业共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但现代学徒制究其根本还是一种“学徒制”，这意味着它是以企业为教育培训主要提供方的一种人才培养制度。与全日制学校职业教育相比，现代学徒制不仅是“为企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制度，更是“由企业”和“在企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制度，企业充分参与是现代学徒制成功的前提。 企业充分参与有两方面内涵。一是企业参与的广度，即有多少企业或多大比例的企业提供了学徒岗位。这是衡量一国现代学徒制开展情况的重要指标。比如，在国际上广受赞誉的瑞士、德国，企业开展学徒培训的比例比较高，分别达到1/3和1/4。二是企业参与的深度，即企业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参与现代学徒制。比如，企业是否参与了现代学徒制标准的制订、培养计划的制订、培训活动的实施、学徒的考核评估；在与现代学徒制相关的决策中，企业的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体现等。无论是企业参与的广度还是深度，都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其中，企业参与的深度往往源于制度环境的规定性，它通常是强制性的，即法规政策等制度安排决定了企业必须或可以在哪些环节、以何种方式参与现代学徒制。而企业参与的广度则更多源自制度环境的吸引力，它是非强制性的，换言之，企业是自主决定是否要开展现代学徒制的。
现代农业参与 篇4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三农”的内外部环境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变化就是由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引发的“老人农业”问题的出现。根据民政部201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已近5000万,而目前仍在从事职业性劳动的农村老人比例高达54.6%,不愿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超过六成。〔1〕“老人农业”的出现,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家务负担和农业劳动负担,使其在生活和经济等方面面临一些新的困难,〔2〕而且还极有可能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不利影响,〔3〕〔4〕这一问题已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5〕〔6〕既然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已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结合实地调研数据,深入分析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破解农村养老困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老人农业”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在欧美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也一定程度存在。2009年,日本农业从业者中65岁以上的人员所占比例就已高达61%。〔7〕1982年,美国农场主中55岁以上的人员所占比例为42%,平均年龄为50.5岁;2012年,美国农场主中55岁以上的人员所占比例已达62%,平均年龄上升到58.3岁,高出美国工人平均年龄17岁;如果按年龄阶段来划分,7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美国农民数量已超过了35~44岁年龄组,这表明美国已进入“老人农业”时代,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成本上涨而不利于年轻农民的进入,同时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也使得“老人农业”得以维持。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正改变着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是农业劳动力趋于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8〕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子女求学迁移、农业科技发展滞缓、城市化对青壮年劳动力的吸引等宏观因素也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产生了重要影响。〔9〕然而,“老人农业”问题并不能完全用农业比较效益低来解释,因为已有研究证实,在微观层面上,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农村老人是否继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决定因素,而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健康、婚姻状况等个人因素,〔10〕居住方式、所拥有土地面积等家庭因素,〔11〕村级收入结构、产业结构、教育状况、交通条件、信息条件、卫生条件等村社因素,〔12〕社会人际交往偏好等心理因素,以及医疗、福利等制度保障因素。〔13〕但也应注意到,农村老人参与农业劳动的时间还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有研究发现,从东部到西部,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时间逐渐增加,〔14〕其中贵州等西部贫困省份的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时间最长;以江苏为例,苏南地区的农村老人农业劳动的时间要就要比苏北地区的短。〔15〕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有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为开拓后续研究的思路和内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既有研究多是以某一地区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而缺乏对全国“老人农业”现象的系统把握。此外,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以及“新农合”、“新农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老人农业”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同时在不同地区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无疑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突破口。据此,本研究以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为研究对象,利用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影响因素模型,揭示“老人农业”的现状,探讨影响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江南大学“农村养老方式转换研究”课题组于2015年7~9月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①18省/直辖市36县(区)的实地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主要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展开。具体流程为:第一步,根据中国不同农村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随机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省份,在东部地区选取了江苏、山东、浙江、河北、上海,在中部地区选取了河南、湖北、江西、山西、湖南,在西部地区选取了甘肃、四川、陕西、贵州、广西,在东北地区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作为研究区域。第二步,根据各地农业生产实际,从每个省/直辖市中随机选取了能够代表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2个县(区),这样得到36个样本县(区)。然后,随机抽取1个镇(乡),再从每个镇(乡)中随机选取了20位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人(要求每户只能调查一位农村老人)。考虑到多数调查对象可能会因为年龄原因而导致视力和听力不佳,因此本次调查主要采用由调查员面对面询问的方式来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问卷回收的数量和质量。调查内容主要涉及个人基本情况、生产特征、经济条件与社会保障、代际关系、精神慰藉以及养老方式六个方面。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720份,回收问卷720份,其中无效问卷7份,有效问卷713份,有效回收率为99%。
2. 样本特征
从样本的区域分布情况来看,本次调查共涉及全国18省/直辖市36县(区),在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区所获的样本量与目前中国实际人口分布状况较为吻合。②从受访农村老人的基本特征来看,性别比例较为平衡,男性所占比重稍高(占54%)。60~69岁年龄段的受访农村老人数量最多,所占比例为44.5%;其次为70~79岁年龄的受访农村老人,占38.6%;80岁及以上的受访农村老人数量最少,仅占17%。绝大多数的农村老人的文化水平较低,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45.9%,“读过小学或私塾”的占36.6%,“初中”文化水平的占14%,“高中或中专及以上”仅占3.5%。受访农村老人以有老伴者居多,没有老伴的占35.1%。在健康状况方面,表示“差”的占30.9%,表示“一般”和“好”的分别占37%和32.1%。在子女数量方面,没有子女的农村老人仅占1.1%,只有一个子女的占8.1%,2~3个子女的占61%,4个及以上的占29.8%。从子女性别上来看,只有儿子的占18.7%,只有女儿的占11.3%,儿女双全的占69.9%。子女外出务工的农村留守老人较多,占61.9%。
三、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现状描述
1. 满足短期消费是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因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农村老人平均拥有土地面积7.4亩。若按地区划分,东北地区的农村老人平均拥有土地最多,达25亩;其次为西部地区,平均拥有土地面积4.5亩;再次为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为3.6亩和3.5亩。在土地经营方面,自己种或和子女一起种的占41.2%,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的占32.7%,把土地出租的仅占9.4%,其他形式(半种半租、土地抛荒等)占16.7%。仍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老人占43.8%,若分年龄段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依次降低,其中,60~69岁年龄段的农村老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为61.9%,70~79岁年龄段仍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为33%,80岁及以上仍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仅为5.1%。对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因,按所占比重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为了生计(46.6%)、自我消费(17.7%)、补贴家用(12.9%)、习惯性行为(12.9%)、为了养老(8.7%)、休闲娱乐(0.6%)、其他(0.6%)。通过进一步的深入访谈发现,虽然目前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比例较高,但多是为了满足眼前生计和日常用度,在对农业收入的具体分配上呈现出短期性的特征,尚无法有效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
2. 劳动力不足是农村老人实际生产中的主要障碍
调查发现,41.6%的农村老人仍在依靠传统的人力、畜力耕作,11.3%的农村老人使用农用机械耕作,而选择二者结合的比例最高,占47.2%。实地调查中发现,由于部分农田是山坡地或丘陵等,尚无法实现机械化耕作,因而加重了农村老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负担。目前农村老人实际生产中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劳动力不足,这一比例高达54.3%;其次是资金缺乏,占19.3%;然后是技术缺乏,占17%;其他困难如土地贫瘠、资金不足、缺乏销路、身体较差等占9.3%。多数农村老人在农业生产中主要依靠亲人提供帮助,这一比例占67.4%;其次为获得过邻里乡亲的帮助,占22.3%;而表示获得过乡镇政府和村集体服务的比例较低,仅占6.4%;另有3.9%的农村老人表示主要靠自己,没有获得过任何帮助。虽然实际获得社会部门提供生产帮助的比例较低,但75.2%的农村老人表示急需社会相关部门为其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具体包括机械收种、灌溉、机耕道建设、植保服务、销售服务等。52.4%的农村老人表示愿意加入农民合作社,但实际参与率仅为8.7%。
3. 农业收入是仅次于子女供养的第二大经济来源
在经济收入方面,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的农村老人占9.7%,全年经济收入为1~4999元的农村老人占46.6%,5000~9999元的占18%,10000~19999元的占12.2%,20000元及以上的占13.6%。由此可见,当前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境遇存在一定分化现象,不能同一而论。从经济来源上看,目前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其中子女供养仍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支柱(36.5%),其次为农业生产收入(27.2%),再次为打零工(8.4%),随后依次为退休金(7.4%)、政府或村集体的补贴补助(6.0%)、租金/投资收入(3.8%)、社会养老金(3.6%)、储蓄(2.7%)、配偶的收入(2.4%)、其他(1.7%)。这表明农业收入仍然是老年农民的主要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养老的作用,参与农业生产不仅有助于改善老人的生活水平,而且能为新农保制度提供有力补充。
4. 医疗保健、生活照料与休闲娱乐方面的养老需求较多
结合农村老人对于自己经济状况的评价结果发现,农村老人经济上“非常困难”和“比较困难”的共占24%,“非常宽裕”和“比较宽裕”的共占21.9%,而54.1%的农村老人经济“大致够用”。根据穆光宗提出的养老涉及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的观点,可以发现目前绝大多数的农村老人在经济供给层面的问题不大,83.6%的农村老人能从子女那里得到经济资助,但在生活与精神层面上的需求较多。急需的养老服务项目按所占比重从大小到排列依次为:医疗保健(29.7%)、生活照料(19.6%)、休闲娱乐活动(15.6%)、紧急救助(11.1%)、身体锻炼(9.6%)、参与社会活动(4.5%)、心理护理(4.4%)、老年学习培训(4.3%)、其他(1.2%)、日托服务(0.5%)。另外,调查显示,目前农村老人的娱乐活动较为单一,主要为在家看电视(40.1%)、串门聊天(26.1%)、打牌下棋(10.4%)、打麻将(7.3%)、听广播(5.9%)、散步(5.6%)、歌舞活动(1.5%)、其他(3.1%)。
四、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
1.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基于上文的分析,同时综合已有的研究结论,本文将“目前是否仍在从事农业生产”设置为因变量,分“否”(取值为0)与“是”(取值为1)两级测量。通过交叉分析筛选出与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存在相关关系的解释变量,具体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养老福利与需求、区域特征四类。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水平、经济收入水平。家庭特征包括有无子女、居住方式、是否得到了子女的经济资助和土地面积。养老福利与需求包括是否享有“新农保”、是否享有“新农合”、养老偏好等。区域特征则主要指调研地点的在东、中、西、东北四类地区的具体分布,自变量与因变量的选择,变量的具体赋值方式如表1所示。
2.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SPSS21.0统计软件,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根据回归结果,模型拟合情况较好,性别、年龄、婚姻、健康等个体因素以及子女经济供养和土地面积等家庭因素都对农村老人的农业生产参与有重要影响,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
(1)个体特征变量。性别对农村老人农业生产参与的影响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相较于农村女性老人,农村男性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概率更高,这不仅与男女体力差异有关,而且与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家庭内部性别分工有关。年龄对农村老人农业生产参与的影响为负,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几率会下降。此外,婚姻和健康状况对农村老人农业生产参与的影响为正,且分别通过了1%和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有老伴的农村老人要比没有老伴的农村老人更有可能参与农业生产,而身体相对健康的农村老人也更易参与农业生产。通过进一步的交叉分析发现,没有老伴的农村老人一般年龄较大,且多会与儿子、儿媳住在一起,而有老伴的农村老人一般年龄相对较轻,则多为老俩口单住的形式,这势必会其对农业生产的参与。相比之下,经济收入对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深入访谈发现,目前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获得的经济收入还较为有限,且生产目的主要是为满足家庭消费需要,与市场的联系并不紧密。也就是说,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并非是经济驱动的结果,而是蕴含着其对代际关系变动、可持续生计、自我保障等方面的打算。
(2)家庭特征变量。有无子女和居住方式两个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在当前大流动的“后乡土社会”情境中,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已有所转变,农村老人已更加倾向于独立养老。〔16〕本次调查也显示,年龄相对较轻、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老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概率越低,对子女赡养的依赖程度也越低,他们往往更倾向于自我养老和土地养老,而家庭养老则是无法自理阶段的养老选择,他们多表示“趁自己能动,多干点,少拖累子女,子女生活也不容易”。当前农村老人对于子代赡养责任的看法正在转变,认为“女儿和儿子同样具有养老义务”的比例高达91.3%。然而,子女的经济供养却对农村老人是否参与具有一定影响,该变量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子女的经济支持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概率,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学者白南生提出的观点:“转移收入支持对于减轻农村老人的农业劳动负担是有贡献的”。另外,研究发现,土地面积对农村老人农业生产的参与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农村老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越多,从中可能获得的农业收入也就越多,从而也越有可能参与农业生产。虽然农业收益有限,但却是短期内最有可能在农民养老水平提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收入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民的养老压力。
(3)养老福利与需求变量。是否享有“新农保”、“新农合”以及养老偏好均未对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产生显著影响。调查显示,在目前农村地区,“新农保”和“新农合”的参保率都较高,几乎实现了全覆盖。“新农保”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惠农政策,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现行农村养老保险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普遍较低,〔17〕且在筹资方式、管理机构设置与城市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18〕受缴费能力的限制,农村老人的基本养老保险等级尚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因此,“新农保”的作用还仅限于“兜底”层面,还无法真正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相较之下,“新农合”对于农村老人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能为“看病贵”减负,并能体现出农民的个体选择意志,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仍存在农村医疗服务不足、看病贵和看病难等问题。养老偏好没有对其农业生产的参与产生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理想养老方式与现实养老方式之间存在差距,家庭养老方式虽然广受推崇却在遭遇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的现实,但想与做并不是一回事。对于很多农村老人而言,他们虽然钟情于“养儿防老”,却又在尽自己最大努力不给子女添负担。
(4)区域及生产特征变量。地区分布对农村老人的农业生产参与影响不显著,这正是对上文所得出的“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并非经济驱动”的重复印证,因为在中国的发展情境中,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上,这表明,农村老人的农业生产参与并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与经济因素无关。通过深入访谈发现,他们参与农业生产主要属于“惯性驱动”,许多农村老人表示其晚年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完全是对一种劳动习惯的坚守,证明自己即使年龄大了也还是有用的,“保持少量劳动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土地不能闲,更不能丢,好地种起来容易”,“不种地还能干啥”……,对于他们而言,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俨然成为一种农民自然而然的本能。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中西部地区的“老人农业”现象似乎更为严重,那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现象较为突出,在此映衬下“老人农业”问题得以突显,而实际上,东部地区的“老人农业”现象也一定程度地存在,只是表现得不那么明显而矣。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数据,借鉴已有研究成果,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对农村老人的农业生产参与有显著影响;子女的经济支持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概率,土地面积较多的农村老人越有可能从事农业生产。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农村老人是否参与农业生产主要受到了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当前“老人农业”问题的成因从微观层面来看,是农村老人结合个体特征和家庭条件而进行自发调节的结果,在这种调节机制中,农村老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得越发突出。但还应注意到,伴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和农村老人身体机能的退化,如果政府和农村社区能够及时提供较好的养老设施和服务,“老人农业”的负面影响就会随之降低。对此,可得出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鉴于“老人农业”的发展趋势,需适时发展与之相配套的政策体系,尤其要发展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为对于多数农村老人而言,只要有地且身体条件允许,都希望“趁自己能动多干点”,不想增加子女的生活负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老人农业”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长期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对此,需要建立相关配套措施,针对农村老人生产和生活需求提供相适应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第二,开发社区资源,辅助发挥家庭养老功能。“老人农业”是农业生产与农村养老的混合体,二者之间关系密切,需要用系统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想方设法地发展农业生产,更要强化和完善农村养老供给。鉴于家庭养老在农村地区仍然是最受欢迎和推崇的养老方式,同时也是现阶段最经济、最有效、最理想地养老方式,应遵从农民养老意愿,探索家庭养老的多种实现形式。一方面,要充分开发和利用村庄内部资源,通过整合非正式支持,增加农村家庭养老的能力和动力;另一方面,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地建立农村养老协会等社团组织,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实现“老老相助”。
现代农业参与 篇5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摘要】21 世纪是网络的世纪。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逐渐渗透到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涉及到更多的权力和利益、权力和民主等范畴。在当代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是势不可挡的，它不仅改善了公民界定的政治参与的手段和渠道，而且为公民界定的广泛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这是我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网络政治参与不仅对我国不确定的民主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社会民主化也具有直接和潜在的负面 作用。从网络自身的特点出发，阐述了网络政治的含义和特点，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网络政治参与发展的现状，着重分析了网络政治参与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针对目前我国网络政治参与面临的一些问题，探讨了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的良好有序发展措施，探讨了如何正确引导网络政治参与健康发展。
【关键词】网络;网络政治参与;政治现代化
目录 一、绪论...........................................................................................................................................................................1（一）网络政治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1（二）网络政治的起源和发展...............................................................................................................................1（三）网络政治的特点...........................................................................................................................................1 1.虚拟性...........................................................................................................................................................1 2.直接性...........................................................................................................................................................1 3.开放性...........................................................................................................................................................2 4.平等性...........................................................................................................................................................2 5.便捷性...........................................................................................................................................................2（四）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及特征...........................................................................................................2（五）网络政治参与的条件和影响因素...............................................................................................................2（六）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3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3（一）我国当代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历程...............................................................................................................3（二）我国当代政治制度的确立及其特点...........................................................................................................3 三、网络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3（一）拓展网络新领域是思想政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3（二）互联网对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4（三）互联网发展将有助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
...........................................................................................4（四）互联网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运作具有推动作用。
.......................................................................................4 四、目前我国网络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4（一）网络政治参与的局限性...............................................................................................................................4（二）网络政治参与中“非理性”因素的影响........................................................................................................4（三）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不容忽视.......................................................................................................................5（四）网民政治素质仍有待于提高.......................................................................................................................5 五、网络民主政治建设的对策思考...............................................................................................................................5（一）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网上职能........................................................................................5（二）加快网络技术研究，保证网络信息安全...................................................................................................5（三）提高网民的政治素质，优化网络政治参与环境.......................................................................................5（四）实行必要的网络管制，保证网络健康发展...............................................................................................6（五）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建立网络法治秩序...................................................................................................6 六、结论...........................................................................................................................................................................6
一、绪论 进入 21 世纪以来，计算机网络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在本世纪，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登录到同一个平台，并在这个平台上共享各种信息资源。这个虚拟计算机网络将不同肤色、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将人类带入互联网的一个新时代。
（一）网络政治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依据纳扎里·乔克里的理解，网络政治学主要是探讨虚拟空间中的政治问题，即“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他认为理解网络政治学的关键在于网络是何种意义”。
[1].本尼迪克特对网络的描述“是一种全球网络化，由计算机支持并进入而产生的一种多维度的、‘虚拟’的真实，它是由纯粹的数据或信息组成的。
[2]
互联网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最初应用于科学技术和经济领域，但只是作为一个技术的交汇点，是流动和交流的平台。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和发展，网络的互联性和快速性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并逐渐渗透到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一个涉及国家权利和特定利益之间关系的政治现象。狭义上，是互联网上的客观存在，密切相关的政治现象。政治现象目前由三个层次组成：网络空间的政治现象、网络政治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动态响应和现实主体对网络的动态响应。治理起源于人类社会，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媒体中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现象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它为传统政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和独特的视角。
（二）网络政治的起源和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的网络政治开始兴起。随着中国互联网业务的广泛开放，互联网用户数量逐年增加，网络政治也逐渐发展起来。人们开始利用网络获取实时的政治信息，跟踪重大政治事件的发展，利用网络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与他人进行沟通。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中国网络政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网络媒体已经形成了以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为优势，积极发挥主要商业网站功能的基本体系。党中央强调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网络化知识,党的建设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也都应适应信息化网络化的特点。
[3]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广泛传播，每当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时，几乎都会在网络中引起强烈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论，甚至形成强大的舆论。在越来越多的事件中，网络舆论显示其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网络舆论活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三）网络政治的特点 由于网络政治是网络的载体，基于互联网的特点，使得网络政治与传统政治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
1.虚拟性 虚拟网络空间决定了网络政治的虚拟性。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发表表达政治观点的文章，参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向政府部门表达他们的要求。网络政治虽然在形式上是虚构的，但在功能效果上是真实的。它是对现实政治世界的一种反应，是人类政治感知和政治行为借助网络技术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政治也是一种现实，但它是以虚拟的方式存在的。
2.直接性 网络政治突破了传统政治的局限性、空间的局限性、传播方式和信息获取方式等诸多障碍，开辟了公
[1]
Choueri, Nazil.Introduction: cyber politic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eienc Re-view[J].2001(3)
[2]
Benedikt.M,1994, Cyberspace: some proposals, in M.Benedict} Cyberspace First Step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p123
[3]
《光明日报》.2001 年 1 月 11 日
民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方式。互联网的便捷性为公众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促进人们对政治活动的渴望和能力。
3.开放性 互联网具有无边界、无中心的分散结构，网络世界的互联性质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网络平台上所有信息的生成和传播。访问是开放和共享的，只要进入互联网的设备和条件，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公共决策。
4.平等性 虚拟世界中的平等比现实世界中的平等更容易实现。在互联网上，它隐藏了人们之间的差异，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任何人都可以超越身份、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实现人人机会平等。
5.便捷性 与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相比，在网络上，政治事件、政治观点和态度、政治决策以及一系列与政治有关的活动和内容在互联网上迅速蔓延，人们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反应也更加迅速。人们只要点击鼠标，输入数据，就可以随时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节省时间，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政治参与繁文缛节。
（四）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及特征 政治现代化就是，一种从传统政治专制政治或粗糙的民主政治走向现代政治高度民主政治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现代人类根据一定的目标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综合性目标自觉进行政治改革,推进政治发展的活动。
[4]
所谓政治现代化，是一个追求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动态变化过程，它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文化的变迁。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的重要体现。从历史的角度看，政治现代化是某些现代政权的发展过程，从进化的角度看，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是无止境的。
[5]
政治现代化的特征可以通过三个相对简单的过程来决定：(1)用单一的、非宗教的、国家的政治权威、宗法的政治权威和种族的政治权威取代传统和宗教的政治权威。(2)新的政治权威(包括法律、军事、管理和科学)必须由新的管理阶层组织来处理，新的组织结构的选择是以成就为基础，而不是以生活为基础。组织结构进一步下放，其他职能更加专业化，所有参与机构和组织更好地一体化。(3)社会团体参与全社会的政治意识不断增强，新制度的不断引进和发展，群众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范围不断扩大。网络化使信息技术产业逐步围绕着互联网组织起来知识的来源，生产力增长主要依赖于网络的发展和运用。成为整个经济新技术与管理专业。
[6]
国内学者李斌教授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是指网民及虚拟团体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的活动。” [7]（五）网络政治参与的条件和影响因素
第一，经济方面影响。经济活动是人类最早、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所有其他人类活动，包括政治生活方式，都源于经济生活的基础。任何政治活动都是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基础的。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为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从而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整体教育水平。提高人民参政能力。
第二，政治方面影响。政治制度本身的参与机制既是政治参与形成的基本条件，也是影响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只有在政治参与机制健全、参与渠道多样化的情况下，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特点决定了现代政治机制必须适应网络时代的政治发展，公平合理。有效的政治机制将鼓励更多的政治参与，促进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
第三，网络平台的影响。互联网时代的政治参与必须依靠网络技术的发展，治理参与提供了必要的硬件和软件基础。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快速实时信息更新，它必须依赖于快速、交互式的信息传输技术。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民主进程的加快，必然需要更强大的网络功能，更安全可靠的网络平台环境作
[4]
包心鉴.政治现代化与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民主政治建设[J].社会主义研究.1994(5).[5]
朱德米.网络政治学:虚拟和真实[J].国外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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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网络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1-12 页
[7]
李斌.网络政治参与的机理初探[[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8).3 为支撑。
（六）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 具体来说,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电子投票，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电子身份认证相关法律的完善，“电子投票”将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第二，网上“电子公告板”，通过政治参与活动，将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一种新途径；第三，电子邮件使用直接电子邮件进行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增加行政工作的透明度，也有利于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第四，网络主页，随着全社会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网络的普及，通过网络主页参与政治活动将成为网民参政的主流形式，网络主页也将成为政府了解社会形势和舆论的重要平台。
[8]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 （一）我国当代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根本要求。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有其独特的特点。它已经尝试了各种现代化模式，并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9]
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统治。政治改革的进步模式是通过非政治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推动政治领域的改革，通过对非核心政治领域的改革促进核心政治领域的改革，从而实现民主政治的状态。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一大成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它取代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创造了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造了新的辉煌的社会主义。第二个伟大成就是在民主政治中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从新的理论高度认识到法制建设，促进了法制的完善，而且在实践中把法制推进到国家治理的运行水平，逐步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新时期，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抓住振兴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问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二）我国当代政治制度的确立及其特点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政治领域的不确定成就不断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政党的方向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要努力建立现代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我们党不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从最初提出政企分开，到确定依法治国、实行法治的战略，再到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逐步实现了公共权力运行的合理化和制度化。
第一，国家的治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中国民主建设有了巨大的进步。政府与社会之间以及不同组织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对话机制。第三，政党的执政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三、网络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 政治发展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域的积极政治变革。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由不完善、不稳定到完善稳定的过程。目前，网络政治的兴起对促进中国政治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拓展网络新领域是思想政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认识方向，勇于创新，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会弱化，反而会更有效。随着网络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将得到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从而加快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进程。思想政治工作在新领域的现代化建设中必将得到加强和完善。
[8]
郭小安.网络政治参与:政治冲突的催化剂还是缓冲带[J].党政论坛，2008(4)
[9]
罗迪.当代青年:网络政治时代的主角困[N].中国青年报，2007.07-22(2).4（二）互联网对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民主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使公民能够广泛参与公共事务。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无疑在技术手段上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公民可以利用互联网上未确定的在线论坛来表达他们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互联网在舆论表达和公民政治参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10]
（三）互联网发展将有助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
互联网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有利于各种政治文化的共享。它有助于我们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它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载体。通过网络传播，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形成了中国公民现代化所需的政治人格和能力。
[11]
（四）互联网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运作具有推动作用。
随着网络的深入，政府加快了互联网的接入，促进了政府运行机制的完善。网络要求政府了解自己的职能和能力，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网络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起着催化作用，使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服务转变。政府利用网络机遇，加强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管理服务功能，为社会提供平等、公平的信息资源。它扩大了政府的不确定性服务职能，提高了政府的不确定性效率，促进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四、目前我国网络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加深，世界各国正在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思想观念在我国广泛地传播与渗透。网络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提高了政治参与的质量，促进了政治参与的发展，而且暴露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局限性 网络政治参与应该是全社会的所有人通过网络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而不应局限于那些有能力和机会使用网络的人。但在现实中，人们使用互联网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平等的。互联网民主仅限于那些有能力使用网络的人。他们大多拥有先进的计算机设备和熟练的计算机技术。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充分参与和影响政治，充分享受民主权利。如果没有网络设备，不能使用计算机的人将无法参与网络政治，无法享受网络民主的权利。“数字鸿沟”是指信息技术领域存在的差异，即在掌握、拥有、控制和使用信息方面的差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字鸿沟的影响不容忽视，严重影响着网络政治参与者的政治参与水平和网络舆论的公平与公平。
（二）网络政治参与中“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随着传媒科技的飞速进步，使信息的交流拥有更为广阔的平台和扩散速度。但现在的许多报道都有失偏颇，有些只是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更是过度关注负面新闻或是明星的私人生活，对于好人好事却不及时报道。报纸、广播、互联网等都属于大众传媒，它们以传播速度快、传播广和影响力大等特征而深受人们的喜爱。人们现在不用出门，在家中只通过互联网就可以了解全世界的信息，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通过视频等技术就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虽然这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的，在给人们各方面都带来便捷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负面新闻报道的初衷是为了揭露社会问题，警醒世人，但现在对负面新闻的过度报道，不仅不能准确的表达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有力的批判社会负能量，还会使得一部分缺乏辨别能力和批判力的人在行为在选择上迷失方向，产生负面情绪。
[10]
王永生.网络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若干问题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0.[11]
梁彩香.网络政治参与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
5（三）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随着网络安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目前，网络空间已成为国家间意识形态对抗的重要战场。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国家，从网络空间对网络政治的安全威胁的发展和特殊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网络的不安全也构成了网络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安全的网络环境是网络政治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网络政治的日益发展对网络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四）网民政治素质仍有待于提高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虽然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但是也使得信息爆炸，并且有一定程度上的道德缺失。现在的人们都处于各自的手机或者电脑面前，仅仅依靠网络将大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条网络中的每个人都可以不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在缺乏有力的网络监督的情况下，使得道德的约束能力在互联网之中渐渐不复存在。甚至一部分大学生认为自己在互联网之中的行为是虚拟的，并不是现实行为，可以不受到任何规则和任何人的管制，自己可以随意发表言论或者违背现实约束的事情，即使做了也没人知道我是谁，没办法让我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我国网民的政治参与素质仍然有待提高。
五、网络民主政治建设的对策思考 （一）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网上职能 随着网络社会化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必须重视和加强对网络民主建设的引导。政府是各行各业最大的信息资源占用者。全球化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根据市场的规则去选择意识形态，而且人们在意识形态上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将会使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然后逐步淡化。虽然我国存在着若干的意识形态成分，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政府部门必须努力促进电子政务的发展，重视政府门户网站的管理和维护，加强政府网站服务能力建设，真正建立起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电子桥梁”。这不仅加强了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交流，而且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便于听取公众的意见和愿望，迅速作出反应，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使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和讨论政治。同时，它也可以引导舆论，有效地消除公共非理性民主和情感民主的负面影响，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12]
（二）加快网络技术研究，保证网络信息安全 在互联网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和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网络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可控制的网络安全因素明显增多，破坏力也在不断扩大。网络时代要高度重视政治安全，树立网络时代的政治安全意识。我们不仅要主动思考，而且要加强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提高国家信息安全的能力。在进一步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必须注意世界先进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发展安全高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安全产品使我国在网络技术上取得了领先的成果，促进了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
[13]
（三）提高网民的政治素质，优化网络政治参与环境 要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国家应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持久而深入的教育，网络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人们不确定的心灵，增强了个人的道德责任。提高全国网络的整体道德和道德标准。努力培养网络公民意识。由于网络活动的隐蔽性，一些受不良信息影响的网民对自己在网络上的评论和行为缺乏责任感。通过宣传教育，要使每一个网民认识到参与网络活动的每一个网民都必须遵守网络社会的规则。每一个网民灌输网络的权利和义务，逐步培养网民的合法理性的公众意识。
[14]
[12]
刘文.论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及影响[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3]
赵春丽.网络政治参与:协商民主的新形式[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7(4).[14]
李春.网络政治参与在我国的兴起:条件、形态与前景[D].复旦大学，2005.6（四）实行必要的网络管制，保证网络健康发展 大众传媒在对新闻进行报道时应该注意报道是否真实可靠，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要做出中立的描述和判断，不应带有任何情绪。现在有一些媒体为了增加关注度和传播影响不顾信息是否真实，只在意引起多大的影响力，帮助这些不实消息进行传播。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新闻媒体要加强自身的管理，相关部门也应该增加重视程度，避免这种不实信息的出现。大众传媒应该增加对积极事件的报道，减少负面新闻的报道，负面新闻是用来警醒人们的，但是过多的负面新闻则会引起相反的效果。
（五）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建立网络法治秩序 互联网经过多年的飞速发展，早已渗透到每个方面，一方面提升和改善了我们日常的习惯。但是在另一方面，网络也存在着很大的负面影响，例如不文明、不诚信的现象随处可见，虚假信息随意传播，色情暴力信息比比皆是，这些不良信息的传播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互联网建设的问题，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提别提出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抵制互联网的消极作用，充分发挥网络的正面作用。
为了规范网络政治参与渠道，规范网络秩序，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必须建立完善的网络法律体系，实现网络法制建设。加快网络立法步伐，建立更完善的网络法律法规，构建完善的网络法律体系，规范网络秩序，培养网络世界的自律精神，保障互联网的安全。保护人民-不明确的言论自由和其他权利-有利于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它可以为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建设性的网络民主平台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为促进民主政治的良好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六、结论 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一种新的文明方式的诞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网络的互联性和快速性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并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政治生活中，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手段和渠道。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和深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网络治理自中国兴起以来，给当代中国政治和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当代中国政治和政府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
网络政治参与的广泛发展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舆论的放大器。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生态环境。要主动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把网络政治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式，把网络政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光明日报》.2001 年 1 月 11 日.[2] 包心鉴.政治现代化与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民主政治建设[J].社会主义研究.1994(5).[3]
Choueri, Nazil.Introduction: cyber politic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eienc Re-view[J].2001(3)[4]
现代农业参与 篇6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反腐败；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 D2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11-0050-0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思想，标志着我国从传统的治国理念向现代治国理念的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反腐败的源头治理紧密相连，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和核心要素与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要素高度重合，[1]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国家治理腐败体系。公众参与是现代国家反腐败的重要经验，是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发展的关键性举措，在新的国家治理腐败体系的建设中必须充分运用公众参与的力量。
一、公众参与反腐败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史中，公众参与是推进廉政建设的极为重要的举措。正如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任弼时所指出，同贪污腐败行为做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2]
（一）开辟群众参与的举报渠道。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决定成立党的审查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审查委员会。1931 年成立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它是当时党内的最高监察和纪律检查机关。1931年11月苏维埃政府在瑞金成立的中央工农检察部，以及为了配合工农检察部而建立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群众法庭等群众性组织，都是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举报渠道。工农检察部是政府监督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国家企业和机关等各种违反政策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突击队、轻骑队等群众性组织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对政府及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使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
1932年初，中央苏区开展了党内第一次大规模反腐肃贪运动，就由于群众的积极举报而查处出一大批腐败分子。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污财物牟取私利被枪决，是工农检察部查办的第一个贪污大案。苏维埃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贪污246.7元，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红达侵吞公款约2000元，雩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贪污公款200余元，三人经公审后均被判处死刑。1937年-1939年间，陕甘宁边区司法机关依法查处了180余起贪污案，其中绝大部分是由轻骑队等群众性组织揭发的。
（二）创新群众参与的斗争形式。民主革命时期，党十分注重运用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党和政府中的贪污腐败行为，鼓励群众通过合适的斗争形式直接参与到反腐败中来。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黄克功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黄克功少年时代就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过保卫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役，并在长征中立过大功。他在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时对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的枪杀案件在延安轰动一时。一些人认为他自恃有功，无视法纪，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也有不少人特别是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井冈们”纷纷出面为他求情，认为可以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中央决定召开千人大会，通过人民公审的方式予以解决，黄克功最终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可以说，人民群众在此次事件的检举揭发和公开审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反腐败斗争中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才能取得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最终胜利。民主革命时期，人民群众自发参与监督的行为，坚决打击了党内腐化现象，有力保障了政治和社会的廉洁，切实地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因此，人民群众通过合适的斗争形式自发参与监督腐败，是党在革命时期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经验。
（三）构建群众参与的组织载体。事实上，群众参与反腐败载体的制度化规定，能够为群众有效参与提供最重要的保障。党成立后不久，就设立专门机构受理群众监督的相关事宜，通过群众的参与纠正党内的错误行为。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根据地的县、区、乡、村的各级行政机构分别设置了相应的代议和监督机关，使广大人民群众有效地参与到地方和基层的政权中去，有效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监督。1943年1月，党在晋察冀边区成立了参议会，使得根据地内拥有了“边区一级的最高的民意机关，直接和经常地监督与领导政府的工作，使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构成了完整的体系”。[3]可以说，晋察冀边区的参议会是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一个体现群众参与的民主权力机构，确保了党的领导干部处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内建立“三三制”政权，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到政权的运作过程中，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将人民群众拥护、也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人士推举到重要岗位上来，从而在政权构成方面减少了腐败的滋生，有效地加强了廉政建设。边区人民在“三三制”政权的领导之下，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并充分利用自己的力量来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遏制。
二、国家治理体系下推进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关键性路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取得了反腐败的成效，今天单靠群众运动难以解决现实中的腐败现象。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进行反腐倡廉建设，要求我们吸取革命年代的经验教训，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通过以注重思想领域的引导、构建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健全权力运行的民主机制、运用信息化的传媒手段、创新科学民主的实现方式等途径真正把公众参与重新带回到当前的反腐败斗争中来。
（一）注重思想领域的引领，为公众参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革命时代共产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提升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仍需要充分发动公众的参与意识。对于一个超大规模社会，共同的生活信仰与价值体系是凝聚人心、凝聚社会的基本力量。[4]在现代反腐败的过程中，构建能够达成公众参与共识的思想动力是取得反腐败胜利的前提条件。历史实践证明，公民对廉政文化的认同，是形成全新的思想价值的基本条件。要想有效地参与到反腐败斗争中去，就必须注重思想领域的引领，培育廉政文化。
注重思想引导是发达国家反腐败的基本经验。根据透明国际组织所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芬兰、瑞典、澳大利亚、新加坡、荷兰等国长期处于世界清廉指数的前列。纵观这些清廉国家的反腐败经验，可以发现他们都特别注重对公众的思想教育，培育公众的廉洁理念。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也非常重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力图在思想上提高反腐防腐的能力。当前，要开设专门课程来对公民开展国家意识、权利意识、廉政意识等价值观引导，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使公民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主动精神。通过持续的教育渗透过程，使廉政文化逐渐扩张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全社会营造廉洁的社会环境。
（二）构建系统化的制度体系，为公众参与提供规范的活动渠道。制度本身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制度建设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根本性地位。革命时代的反腐败中虽然也有制度建设的要素，但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规范的制度体系。要从根本上让公众直接参与到阻止权力滥用、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中来，必须构建一套完善的现代制度体系，用强有力的制度支撑来规范权力的运行、约束干部的行为、为公众参与提供规范的活动渠道，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公众是反腐败的根本力量，要充分发挥这一力量，就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体系。首先，要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加快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把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具体化，使公众参与有合乎法律规范的依据。其次，要健全信访举报制度。这是打击腐败非常重要的环节。应健全保护举报人和证人制度、健全举报的奖励制度、建立专门的证人安全保护机构，把举报制度和保护证人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以此激励公民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
（三）健全权力运行的民主机制，为公众参与提供有效的监督平台。孟德斯鸠曾经论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5]腐败问题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问题。要控制腐败现象就必须从它的本质入手，让权力受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
公众参与是一种有效的防止权力腐化的途径。要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反腐败，则必须健全权力运行的民主机制。首先，要健全干部选拔公开机制。干部选拔要公开、透明，要落实任前公示制度，保证选贤任能、用人纯洁，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其次，要健全公众监督干部机制。要把公众监督贯穿干部考核、选拔、任用的全过程，建立健全预防、发现、纠正的公众监督机制。第三，要健全公众表达机制。公众对干部工作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实名举报等，要做到有举报必有受理、调查，坚持调查结果及时回复和反馈，畅通各种公众表达渠道，增强公众参与的信心。
（四）运用信息化的传媒手段，为公众参与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监督是公众参与的重要渠道，是反腐败的有力利器。马克思曾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6]借助于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媒体力量，公民充分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得到保障。媒体对于预防腐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腐败现象的曝光能够使公众从外部对行政机关施加压力、逼迫有关监督机构对腐败分子进行调查，从而使滥用权力者时时处于“背靠悬崖的危险”，在未行动之前就考虑到舆论压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兴起，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交流与传播工具，因其开放互动、高速有效、方便快捷、安全隐蔽等特点而迅速被人们所接受，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热情重新被激发出来。首先，要提高媒体的自由程度，充分利用网络的力量宣传反腐倡廉的政策法规，大力曝光腐败案件，形成对腐败的强大环境压力。其次，要加强互联网诉求载体建设，可以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开设举报信箱、开设专门的信访网站等，网上直接受理公众投诉。再次，要因势利导，建立完善、规范的网络监督机制，避免网络成为恶意诽谤和散布谣言的工具，从而真正为公众参与反腐败提供技术支撑。
（五）探索科学民主的实现方式，为公众参与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公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不仅要求有便捷的参与渠道和监督平台，更要求公众和行政机关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探索科学民主的实现方式，让公众以一定方式集中表达意愿，让公众有对政府部门、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进行民主评议的权利，切实维护公众的表达权和参与权，为公众参与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为建立科学民主的公众参与反腐败的实现机制，我们还必须通过一系列措施和制度来明确公众参与的重点、实现机制和实现方式。首先，要建立公众意见受理机制。设立专门负责受理公众事宜的机构，安排专人负责接待工作，并要求各监管部门向公众公布热线电话。其次，要建立意见处理机制。对于公众提出的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宜要及时派人进行调查和处理，并对重要案件进行督查、督办，防止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提高工作效率。第三，要建立公众意见反馈机制。行政机关对公众提出的意见进行反馈，既是对公众的尊重，也是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只有公众的意见得到行政部门的充分尊重、认真处理和及时反馈，公众才能对公权力的执行效力产生实际影响，公众参与才是有效的政治参与。
腐败问题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在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公众参与反腐败能够有效地防止公权力的变异，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我们党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实现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腐败体系、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时刻保障公众参与的科学性、民主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国家只有真正认可人的尊严和价值，为公众提供表达批判思想以及与国家公权力互动的空间，反腐败的力量才能得到加强，反腐败的斗争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参考文献：
[1]高新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反腐倡廉建设[J].中共党史研究，2014（2）.
[2]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8）.
[3]萧斯：《记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第一届参议会大会汇刊》，1943-4-20，B-2页，河北省档案馆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号579-1-15-10.
[4]唐皇凤，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J].天津社会科学，2005（3）.
[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75.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
现代农业参与 篇7
农业发展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先实现农业产业化, 而目前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存在着资本投入不足、财政支持有限、农业信贷短缺等问题, 因此必须引进工商资本的投入。首先, 农业产业化资金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财政的投入。目前国家对“三农”问题十分关注, 财政对农业投资的总量不断加大, 但是财政不能成为农业投资的全部, 否则岂不是等于政府用财政去投资创办了大量的国有农业企业, 这不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 更不符合我国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要求;其次, 农业投资也不能只依靠农民的自身积累。从理论上来说, 依靠农民自身积累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但是这将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 我们将面临着各种挑战, 留给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在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也有一些农民先富起来了, 纷纷投资办厂投资农业, 但是这些企业规模较小, 起点较低, 生产技术落后。此外, 农民由于普遍的文化水平不高, 生产理念落后, 没有先进的技术与机械设备等, 所以农业现代化不能依靠农民的自身积累;再次, 农业产业化也不可能单纯依靠信贷资金。因为信贷资金不可能单独用于农业生产和流通, 其必须依附于企业和农户对农业的投资。因此, 解决农业产业化资金来源除了依靠政府财政支持以及农户自身积累和现有企业的发展, 最大的潜力在于引进工商资本介入农业领域, 从当前的农业投资情况来看, 工商资本必然将成为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工商资本参与农业投资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 工商企业参与农业投资的主体资格没有法律明确规定。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和监管制度”, 这表明了从政策上讲国家支持和鼓励工商资本参与农业投资, 但是目前还没有哪一部法律对工商企业涉农的主体资格进行确认。从现有的《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来看并没有按行业划分企业, 也没提到工商企业的有关概念, 其中第十四条规定:申请企业法人登记, 应具备的条件, 主要有企业所有的资金、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一些列组织机构、有与企业经营范围相适应的经营场所和设施、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经营范围等, 所以并不可能所有的工商企业都可以参与到农业投资的过程中, 那么就有必要对工商企业参与农业投资的准入资格, 以及经营范围等方面进行法律规制。
(二) 工商资本参与农业投资过程中法律监管缺失。
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农业投资法》, 相关的农业投资法律法规也只是散布于《农业技术推广法》、《草原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中, 而且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没有具体操作规定, 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农业投资的要求。从财政对农业投资来说, 国家对财政支农投资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仅依靠财政和信贷内部的行政监督以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财政预、决算审查监督, 而这两种监督效果不甚理想。农业投资法律缺失的情况下, 造成与农业投资相关的行政法规甚至是行政规章成为财政支农的主要行为规范, 而这种法规与规章的效力相比法律要低, 规定的内容也有许多地方不严谨。对于企业等其他农业投资主体的法律监管, 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定。
(三) 工商资本参与农业投资过程中涉及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1、政府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忽视农民的主体资格。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 平等协商、自愿、有偿,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土地经营权流转; (二) 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 (三) 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剩余的期限; (四) 受让方需有农业经营的能力; (五) 在同等的条件下,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十二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农村集体所有, 由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第十四条“发包方承担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虽然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中对土地的流转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 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中, 地方政府为了积极的招商引资, 吸引工商企业资本的农业投资, 往往忽视农民个体的话语权。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投资前提件是要有较大规模的土地集聚, 如果让工商企业与每户农民一个个去谈判, 必然会浪费很多时间, 而每户农民的要求会是各种各样, 这必将影响到工商企业投资的成本与效率。因此, 为使工商企业资本快速投资到农业中, 基层政府与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往往主导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工作, 从而使自愿流转变成强制流转, 为工商资本创造有利条件而忽视了农村家庭的复杂性。
2、工商资本参与农业投资过程中的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 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 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在工商资本参与到农业投资过程中, 有一部分农民自愿参与流转, 但由于农民的普遍文化水平不高, 法律意识淡薄, 有的并没有订立合同, 只是口头形式的答应, 有的订立土地流转合同也只是形式上的默认, 而对其中的条款并不清楚, 此外关于合同本身对相关权利的约定也比较模糊, 关于法律需要备案的合同, 更是少之又少。因此, 在产生纠纷的时候, 取证比较困难, 致使双方因为证据不足而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
三、完善工商资本参与农业投资具体措施
(一) 完善农业投资主体制度。
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农业投资主要依靠国家的财政支持,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发展, 在农业领域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 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信贷、外资等逐步形成了农业投资的新型主体。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和农业发展模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我国多元化的农业投资主体应以国家投资为主导、金融信贷为支撑、合作经济为关键、家庭农户投入为基础和利用其他资本 (包括外资) 为补充的多层次、多渠道的投资主体格局, 国家、地方、集体、银行、农户各尽其力, 注重农业投入, 共同搞好农业投资。健全多元化的农业投资主体, 我国的农业投资立法应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农业投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首先, 政府作为国家经济管理的主体, 在农业投资过程中主要要发挥其宏观调控的职责以及市场监督和行政执法的权力, 保障投资活动的健康、和谐、有序的发展;其次, 政府作为农业投资的一般主体时, 主要是利用财政对农业投资, 要倾向于公益事业的农业投资, 在编制政府的财政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时要做好协调好各个部门的职责, 要对农业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尽到监督职责;再次, 农户、企业、信贷机构等农业投资主体, 它们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其主要权利是享有对投资资金的所有权, 对投资项目的经营权、决策权与收益权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利。主要的义务有:一是投资人应遵守国家的政策与法规, 在法律规定下行使自身的权利;二是投资主体应依法承担投资所带来的风险;三是投资主体依法接受政府各部门、社会、媒体等监督。
2、明晰农业投资主体投资的范围。
农业投资可以分为基础性投资、公益性投资、竞争性投资。公益性农业投资, 主要包括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科学技术、教育培训等;政府财政投资应当倾向于基础性的农业投资和公益性的农业投资。而竞争性的农业投资主要是农户和企业, 农户和企业作为营利性的经济主体, 其主要的目的在于追求生产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农户和企业应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投资, 具体涉及农林牧副渔业及其产前、产中与产后服务等。目前对于工商资本参与农业投资主要鼓励其进入“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 主要包括休闲农业、立体农业、循环农业、规模化养殖业、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等;最后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作为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农业投资主体, 其投资的领域主要在于一些不适合政府与农户投资的领域, 以起到中间协调作用, 从而弥补在农业投资中空白的区域。
3、设立严格的农业投资主体的法律责任。
在多元化的农业投资主体参与到农业投资中来, 投资的方向、范围与职责都需要用法律来规制, 其中法律责任的设立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在制定农业投资法时要考虑把具体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明确列举出来。综上所述, 健全多元化的农业投资主体不仅需要政策的指导, 还需要用立法的形式对农业投资主体的权利义务、投资范围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
(二) 构建全程监管制度。
农业投资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严格的准入条件, 只是工商资本参与农业投资的前提, 如何能做到农业投资的规范有序, 全程监管是关键。而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对农业投资的监管作出规定, 因此结合当前工商资本参与农业投资存在的问题, 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工商资本参与农业投资监管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村级基层组织的职能, 首先地方政府要发挥其公共服务的职能, 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要对工商企业的准入条件进行监管, 在现实的生产经营中也要加强监管, 严禁企业的圈地行为以及改变土地用途、损害农民利益等行为;其次基层服务组织也要做好工商企业参与农业投资的监管工作, 不能越位, 也不能缺位, 要充分保护好农民的利益。二是可以成立工商资本参与农业投资区域性的准入监管机构, 对于设立严格的工商资本参与农业投资的准入条件下, 必须有专门的机构对前期是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进行监管, 以免在后期投资过程中失败, 达不到了准入条件。三是对于大、中型的工商企业, 其流转土地面积达到1, 000亩以上的, 每年需要进行年检, 以防止资本在中途改变土地用途, 损害农民利益。四是发挥媒体监管与社会监管的职能, 鼓励媒体与大众对工商企业参与农业投资过程中的负面消息进行曝光, 以形成范围广、层次多的监督制度, 来约束工商企业农业投资的范围, 防止企业非农化等行为。
(三) 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
1、完善我国农村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制度。
为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地的流转, 确权登记制度是必不可少的。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 2012年基本完成覆盖农村集体各类土地的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 推进包括农户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目前, 我国正在大规模的推进农村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工作, 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如土地流转不规范、土地的权属争议、登记工作本身的不完善等方面制约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为此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 明确农村集体成员的资格。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法》规定, 只有农村集体内部的成员才享有土地承包的资格。但是, 目前我国的户籍制度规定, 只要具有农村户口就像有农村集体成员资格, 此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 很多农民已经脱离农村, 在城市居住生活, 但是承包关系依然存在。因此, 政府的有关部门必须出台具体的办法对农民的集体成员资格重新进行界定, 可以考虑以合同或者其他财产凭证为依据来界定农村集体成员资格; (2)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根据我国的《物权法》, 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采取登记生效主义, 而流转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现有的立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和流转采取不同的登记原则是不利于交易的安全, 容易发生矛盾。因此, 需要构建科学的登记原则, 明晰设立、流转、转让等流转方式的物权效力规定; (3) 完善具体的登记工作。采取科学、合理的登记方案、严格的程序、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等来促进农村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的有序开展。
2、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土地的流转首先得发挥市场的作用, 通过市场的竞争形成土地流转价格机制。为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作用, 必须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从目前的部分省市实践来看比较健全的土地流转市场应包括: (1) 市级政府有关部门应的要加强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和指导工作; (2) 县级政府有关部门要负责土地流转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3) 乡 (镇) 一级要设立土地流转的交易场所; (4) 村集体组织要设立流转服务站, 从而形成市县乡村四级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网络, 为流转双方提供流转信息发布、法律政策咨询、流转价格评估、指导合同签订、协调利益关系等相关服务。此外还应当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的交易规则, 制定科学的交易程序, 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3、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和流转合同。
(1) 应当在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因此,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组织农民土地的流转时, 要充分尊重承包人的意愿。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充当的是中间协调力量, 不能越位, 而主导农村土地的流转。对于具体的土地流转方式、面积、用途、期限以及租金等事项, 需要在承包人的同意下才能进行, 要切实、充分保障承包人的合法权益; (2) 在签订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合同时, 要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对于合同的形式, 必须采用书面的形式, 合同中必须记载的事项要有流转土地的位置、面积、租金及支付方式、期限、流转方式违约责任及纠纷解决办法等内容; (3) 要加强土地流转的监管。工商企业参与农业投资的过程中, 对于流转的土地, 其用途是明显的, 在追逐利益的情况下, 很难确保其不改变土地的用途。为此, 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对土地流转后的实际使用状况, 进行跟踪监管, 对于破坏土地、改变土地原有用途、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等情形的, 当地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主要制止, 并按照土地流转合同规定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当地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违约, 也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于当地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尽到监管职责的, 由上级政府有关们对其进行处罚。如果承包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 其应承担合同的违约责任。在规范的合同指导下, 使工商企业、当地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方的权利义务具体而明确, 一旦发生违约的情况下, 使得各方主体的权利都能找到法律的救济。目前, 虽然国家并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的承包地, 但是工商企业参与农业投资的趋势势在必行, 因此我们必须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引导与监管, 让工商企业健康、有序的参与到农业投资过程中。
摘要：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这是工业反哺农业的最新政策, 也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农业投资法》, 为了促进工商资本参与农业投资, 亟须完善多元化的农业投资主体、加强农业投资监管和健全土地流转制度。
关键词：工商资本,农业投资,投资主体,监管,土地流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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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建.构建新型农业投资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 2011.2.
[3]杜国宏.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业投资法律制度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 2010.
现代农业参与 篇8
1 农业技术推广框架
《农业技术推广法》第十条:农业技术推广, 实行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与农业科研单位、有关学校、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群众性科技组织、农民技术人员等相结合的推广体系。农民作为技术最终的接受者和使用者, 是技术推广体系的核心, 同时农民与其他主体也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的, 从而形成了一个关系互动网络。如图1所示。
2 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
2.1 政府主导
目前农技推广体系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政府处于主导地位, 而农民只能被动的服从。农技创新不是根据农民群众需求中得到的, 而是政府“拍脑袋”或是根据当今市场需求为农民硬性“安排”的农业技术、产品, 这没有考虑农民对技术、产品的需求是多样性的, 这样单一化的农技推广体系很难激发农户对农业技术应用的积极性。
2.2 农技推广人员与农业科研、教育体系脱离农民
对于技术推广人员来说, 推广人员通常不会深入了解农民的技术产品需求, 这使得农民的需求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难以反馈到科研开发部门, 直接影响了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接受效果。对于农业科研部门来说, 依然采用传统的科研管理模式, 即立题、科研、试验、鉴定、申报成果等, 这种管理模式直接把农民孤立出去, 农民的意愿不能被采纳, 导致许多科研项目表面上有明显的生产实践导向, 但实质上只是为了获得科研经费、晋升和奖项的目的。教育部门方面, 在高中院校中不存在推广人才的专业;入职后的相关培训也严重匮乏, 致使许多推广人员缺乏相关的推广理论, 入户调查的沟通能力低, 农民需求信息反馈不完整。
这种推广、科研、教育三个系统之间在工作中与服务对象农民彼此分离的状况, 造成了农业生产资料脱离实际需求, 不仅市场无法接受, 更为重要的是农业技术并没有真正符合农民群体的需求意愿, 从而在推广中农民对农业技术满意度会很低, 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也相应的会减少。
3 解决对策——农民满意的农业技术、产品
图2表示为了实现农业生产资料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这一目标, 应以农民为中心, 建立一个有效的反馈机制才能实现。农民需求信息反馈机制是通过一定的渠道, 收集、存储、整理和处置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有关信息需求, 进而对农技推广工作进行调控和反馈。通过信息反馈机制不仅可以检查农技推广是否能够满足农民的期望,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对农业技术、产品的需要可以及时的反馈到相关研发部门。因此, 建立畅通高效的需求反馈机制, 形成农民与技术、产品生产推广主体的一个良好的沟通交流平台, 是带动农民对创新农业技术、产品应用积极性的前提, 从而提高农技推广效果。如图3所示。
3.1 入户交流
一线农业推广人员或专家定期入户调查和交流, 通过面对面的实地走访, 了解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和技术需求, 再向上级部门或是研发人员反馈具体情况, 并且要把农民需求信息的收集制度化, 以推动农民需求信息的反馈规范化管理。这样的目的是以了解农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对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交换、利用制定系统化的计划和安排, 最终实现农业技术创新是以农民为导向, 最终服务农民生产活动。
3.2 设立村级服务站
定时邀请农业技术专业人员, 到站里“坐诊”, 及时了解农民技术问题和农民的技术需求, 农民在使用新生产资料遇到的任何问题, 可以直接到村里的服务站当面进行咨询, 寻求帮助。同时, 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为当地农民提供便捷的方式去售前、售中、售后的服务, 这样农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使用创新成果的动机就会更大。
3.3 举办交流座谈会
由涉及农业生产技术研发的多个主体参加, 听取农民对技术、产品的需求。走进农户、贴近农民, 建立顺畅的交流渠道, 把农民需求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农业技术推广主体, 确保农业技术推广主体有效地展开活动, 研发生产农民急需的技术、产品, 并通过高效的推广服务, 满足农民对生产技术、产品的需求。
3.4 网络、电话的应用
比如建立“农业服务体系创新网”、“农业局官网”等网站, 及时刊登相关新技术、产品的信息, 使农民直接了解新技术、产品的情况。同时, 农民可以登入这些网站与专家进行交流, 将自己的技术、产品需求及时的反馈给专家, 由专家进行系统的总结, 为下阶段的农技创新提供依据。利用多种形式、多渠道收集与反馈农民需求信息, 确保农民需求信息全面准确地传递到农业技术推广有关部门, 从而这些部门就可以根据农民需求为导向, 研发生产相应的农业技术、产品。
发挥自下而上的社会网络, 构建“以农民为中心, 以农技推广体系服务平台为依托, 多方沟通交流”的农民需求信息反馈模式, 这是激发农民参与农业技术推广的先决条件。
4 总结
“最后一公里”已成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瓶颈, 农业科研不了解农民需要什么, 专家不走近农民, 政府依然武断的主导, 这是不行的。因此, 在以后的农技生产和推广中, 必须以农民为农技推广体系的核心, 念农民所思, 做农民所想。只有这样, 农民对农业技术、产品应用的积极性才会很高, 定会促进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 有助于巩固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 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徐岱青.关于农业技术推广体制的思考[J].现代企业教育, 2009.
[2]陈建环.袁锦胜.刘国成.黔江区农业科技入户工作实践与思考[J].现代农业科技, 2010.
现代农业参与 篇9
据了解, OIE第81届国际代表大会将于5月下旬召开, 就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陆生动物诊断试验和疫苗手册》、《水生动物卫生法典》和《水生动物疫病诊断手册》等4部国际动物卫生标准的修订内容进行表决是会议最主要的技术议题。OIE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唯一指定负责制定国际动物卫生标准规则的国际组织。OIE制定的国际动物卫生标准, 是各国开展动物及动物产品贸易遵循的基本准则。参与OIE标准规则制修订是OIE成员的重要权利和义务, 也是参与OIE活动的核心内容。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动物及动物产品国际贸易日趋频繁、人类活动领域不断扩展、自然生态环境不断变化, 动物卫生和公共卫生问题不断凸显, 各国政府的兽医管理职责任务不断拓展。作为兽医领域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OIE的工作领域也不断拓宽, 其制定的国际动物卫生标准规则涉及范围越来越广、要求越来越严格, 对成员兽医体系能力建设、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以及国际动物产品贸易的影响越来越深。
为保障动物卫生和动物产品国际贸易安全, 农业部一直密切跟踪研究OIE国际标准规则, 并努力探索将相关标准规则转化运用于国内实践, 促进国内动物卫生工作发展。自2007年我国恢复在OIE合法权益后, 农业部进一步加强动物卫生国际标准研究和推广工作, 切实履行我作为OIE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积极参与OIE标准制修订。近年来, 随着兽医国际合作工作的不断深入, 我国在动物卫生标准修订领域的话语权显著提升。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累计提出近400条意见建议, 其中多数受到OIE积极对待或采纳;OIE也选取我国多名专家作为国际动物卫生标准制修订工作负责人。同时, 农业部在国内动物防疫法规标准制修订方面, 积极参考OIE标准相关要求。在国内动物疫病监测、防控计划、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和可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 均充分借鉴OIE相关标准, 有效地促进了国内相关工作。
现代农业参与 篇10
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农民自我服务组织构成了我国现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政府农技推广体系始终是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基础力量。农业部门的多功能性,农业技术的公共物品性和外部性,以及农产品的社会属性等特点决定了公共部门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具有无法取代的基础性地位。 但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技推广体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农业推广组织体系的设置是按照行政区划,从供给方的意愿出发,而不是按照作物区划或生产布局、满足需求方的意愿出发。因此,存在着无法有效配置资源、供求错位等潜在问题。其次,农业推广体系的设置目标是满足小农大众对大宗农产品一般性技术服务的需求,而现实中的小农呈现快速分化态势,其技术需求呈现分层次、多样化的结构特征,单靠农业公共服务无法满足。第三,在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政府将农技推广体系推向市场化,在一些地方没有了经费保障,导致农技体系“线断、网破、人散”的状况多年没有根本性好转。农技推广部门普遍存在工作条件差、工作设施落后、人员工资待遇低等问题,导致农技推广队伍不稳定,直接影响到为农服务的效果。为维持生存,农技推广部门依靠经营促推广成为一种普遍做法。而推广公益性、为农民服务的目标与以经营促推广的手段存在的内在利益冲突,导致公共农技推广体系的“公共”品牌缩水,公众信任度下降。针对此问题,中央近些年来加强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建设。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重点强调改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建设,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
经过十余年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私人部门已经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占据技术、资本和人才等方面的竞争优势,私人企业在品种改良、新肥料使用以及新机械推广、疫病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凭借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团队,他们为农户提供的技术服务较为全面、质量好、水平高。因此今年《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中,专门提出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支持龙头企业围绕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为农户开展各类服务。但是私人部门是一种典型的以供应方意愿为出发点的服务模式,其趋利本性使得他们在向农民提供服务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制度缺陷。以种子供应商为例, 由于农产品产出水平的影响因素复杂,并非仅由投入品所决定,与土壤、气候条件、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有关,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而私人企业存在利用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提供虚假信息、 夸大自有产品效果的负激励;并且私人部门提供的服务项目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是围绕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原料质量、数量规模及交货期而展开,服务对象主要瞄准与自己进行交易的基地农户,服务群体具有特定性、狭窄性。
而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制度安排看,以其为载体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具有农业公共服务部门和私人部门所没有的优势,可以有效地弥补农业公共服务部门、私人部门的不足,形成政府、企业和合作组织三者互相补充的完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合作组织以农民为本的制度安排特征,为提升广大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的经济福祉、提高农户的市场竞争力作出积极贡献。
首先,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成员构成具有同质性相对较强、生产地域集中、从事产业相同的特点。 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通常是以业缘而非地缘为纽带,从事相同农产品生产经营。成员的生产区域相对集中,通常以村庄、乡镇范围为半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成员特性便于在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准确瞄准目标群体,低成本地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规模经济。
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目标是为成员服务,以成员为导向, 成员集所有者、推广者、使用者于一身,有利于提高对成员的服务效果。以技术带头人领办的合作组织为例,他们不仅是技术服务的推广者,也是新技术、新品种的率先使用者。在开展某项先进适用技术或新品种的培训、推广中,他们率先采纳新技术、运用新知识、使用新设施。按照农业推广理论,如果推广者与使用者的经济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技术推广将产生非常显着的效果。
第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成员制度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加入合作组织是成员的自我选择,合作组织的正常运作依赖于成员联合一致的集体行动。这种成员制度要求组织运行要以保护和增进成员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满足成员需求。 具体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合作组织提供的农业服务是反映成员需求的产品,提高了服务的有效性。
第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决策制度是成员参与、民主管理。这种成员主体、以人为本的决策制度保证了成员是合作组织开展产前、 产中、产后服务的主动选择者, 而不是简单的被动的接受者,同时保障了农户是社会化服务的主体受益者。
从近几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实践看,通过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合作组织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逐步增强。
首先,它有利于促进农业投入品的现代化。最突出的是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材料、新机械、新方法,在成员中间普及。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直接建立长期技术合作联系,成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科技示范的重要试验地和前沿阵地。据农业部粗略统计, 2011年,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购买农业投入品总值达2028亿元,比2010年增长近50%.
其次,促进农业生产管理的现代化建设。新品种、新设备的引入要求相配套的生产管理技术,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管理的现代化和集约化。据农业部统计,2011年专业合作社转入的土地面积达3055万亩,占到全国耕地流转总面积的13.4%;而土地流转的直接动因,除了因农业劳动力外出转移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先进的大型机械以及大型灌溉设施的使用。
再次,促进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品牌化、规模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普遍从成员间的技术合作走向销售联合。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终端市场“倒逼”下,向着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品牌化和规模化发展。据农业部的初步统计,截至2011年底,2.6万家合作社实现了产品质量可追溯,4.6万家合作社注册了商标, 3.1万家合作社通过了无公害、绿色、有机等产品质量认证,1523家通过了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48.9%的专业合作社为成员提供了产加销一体化服务;入社农户的收入普遍比其他农户高出20%以上。
但是,鉴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存在规模小、经营实力弱、组织运作不规范等问题,造成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合作组织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影响了服务效果。
2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前景展望
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中, 始终面临着为谁服务、服务什么、 谁来服务和怎样服务等四个基本问题。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及现代农业建设的加速,农业的多功能性将更加突出出来,农户的分化也将加速,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也将日益呈现多元化、 多样化的趋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与完善的任务也更加艰巨。
首先,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对象看,按照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我国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已经达到了1.67亿户,占乡村农户总量的75%以上,比199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农户数提高了四千万户,占乡村农户的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以上;同时,农业兼业户的数量和比例大幅下降,仅有950余万户,占乡村农户的比例不足5%,这表明,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专业农户、家庭农场等将成为商品性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力量。与兼业农户相比,专业农户以市场为导向,其行为表现是舒尔茨描述的“形式主义”小农,即与资本主义企业相同,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由于其家庭收入更加依赖于农业生产,将更加注重生产经营成本的核算,为实现外部规模经济, 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会更强。 从产业分布看,他们集中在水果、 蔬菜和畜产品等市场化程度高、产品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以及粮食主产区家庭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和种粮大户。
相比之下,兼业农户表现出的行为更符合“实体主义”农民理论--农户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他们的农业生产通常集中在玉米、小麦、水稻等粮食大宗农产品领域,以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维持家庭生计为主。而家庭现金收入主要依赖于外出打工收入。
因此是典型的兼业农户。他们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有需求,但是仍以传统稳产技术为主。
而对于全国上千万的贫困户群体,缺乏土地、资本和外部就业机会,家庭劳动力以病、残、文盲低素质为主。这些小农家庭的行为, 更符合斯科特的理论,以保障生存安全为基本目的。他们通常排斥先进技术,安全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至于那些直接参与农业公司产业化经营的小农,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被雇佣的受剥削小农的特征。他们本质上已经成为不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农户经济,而是依附于公司体制下的雇佣工人,因此他们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没有特殊需求,公司提供全部的技术要求及服务。
因此,随着我国农户经营的分化,部分参与市场化的实体小农与商品型专业农户、雇佣农业工人、 生存型小农并存。它使得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将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特征。
其次,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容看,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容需求将各不相同。专业农户更加强调经营收益、盈利水平;实体小农重视产品产出水平、 质量安全以及因缺乏青壮劳动力引发的省力性技术;而生存型农户则要保证产出水平,规避风险,以维持家庭的基本再生产;雇佣农业工人则瞄准的是工资水平,因为龙头企业通常采取计件工资制或按照产品产出水平计算报酬,因此全面提高技术水平和能力是这些农业工人的需求重点。
第三,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将重点为专业农户服务,换句话讲,专业农户对合作的需求和渴望将最强烈。从未来发展看,随着专业农户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力军, 合作组织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将扮演日益重要的作用。而政府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将更集中于实体小农、贫困农户等大众农户群体,私人部门则重点瞄准追求利润或高工资的专业农户和农业工人。
第四,针对不同的服务群体, 如何更好地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 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新发展看,随着其不断走向规范化,将以其服务成员为宗旨的组织目标,农户同一性强的组织基础,以及集所有者、推广者和使用者于一身的成员制度等独特组织优势,逐步开辟出一条不同于政府、私人部门的, 以成员使用者、用户为导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模式,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成员的需要。
但必须看到,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小、弱、散”的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领办人控制合作组织运作的现象不会在短期内有根本性改变,这种现状对有效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特有的制度优势作用将构成严峻挑战。因此,政府应加大合作组织规范化建设的力度,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完善重大事务方面的民主决策制度,从制度上保障组织的运行以满足广大成员共同的意愿和需求为导向,以增进农民成员的经济福利水平为最终目标,形成公共、私人和农民自我服务三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现代农业参与 篇11
摘要：
“八景”是一种地域特色极强的景观形式，它孕育于魏晋、诞生于北宋、繁盛于明清，对我国及周边各国影响深远，至今依然鲜活存在。“八景”产生、发展的全过程，是古代社会各阶层自发“全民造景”的结果。本文在对“八景”概念进行厘清的基础上，从“公众参与”的角度对其产生、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提取有益成分，使其对现代地域性景观营造起到指导意义。
关键词：
八景 公众参与 地域性景观营造
引言
中国传统园林因观赏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三类：为帝王贵族服务的皇家园林，以文人、士大夫以及富商巨贾为建设及观赏主体的私家园林，以及广大平民百姓皆可游赏的公共园林，“八景”属于公共园林的范畴。
戴林利认为，“八景”研究可分为总论性的研究和专题性研究两类，而前者可分为“八景”起源的探讨、“八景”与文化的探讨；后者可分为单纯的介绍地方“八景”与分区域分析“八景”文化。笔者认为，“八景”是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社会各阶层依职责、背景、能力的不同，“全民造景”的结果，也正是由于这样庞大的群众基础，才使“八景”饱含生机，流传至今。本文以“八景”发展脉络为主线，分析社会各阶层在“八景”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揭示公众参与在地域性景观营造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1.古代“八景”发展脉络与各阶层作用
1.1肇兴于魏晋——政局动荡：名士阶层寄情山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也是思想、文化的高度活跃期。在此期间，出现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名士”阶层，他们寄情山水，崇尚隐逸，名山大川成为他们把酒言欢、恣意形骸的所在，而他们间接促成了“八景”的产生（图1）。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美景陶冶了士人情操，使他们开始由秦汉以来“君子比德”的功利性审美，变为具有深刻哲学思想与文化内涵的自然生态性审美，促进了山水诗、山水画的发展和“八景”的形成。沈约的“东阳八咏”成为“八景”的雏形，李白、孟浩然、刘禹锡等著名诗人对此“文化符号”的赋诗歌咏，对“东阳八咏”的传播起到极大的强化作用。此后，王维的《辋川集》、刘禹锡的《海阳十咏》、李白的《姑熟十咏》、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以地域、城市的名胜景点与古迹”为题的连章组诗在隋唐之际得以盛行。
此时的“八景”仅在名士小团体内部盛行，景源的选择也以作者个人审美为导向，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八景”作为公共园林的代表，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1.2出现、勃发于宋——经济繁荣、文化繁盛：全民动员
目前普遍认为，北宋宋迪所作“潇湘八景”图为“八景之始”（图2）。“八景”诞生于北宋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经济、文化因素。
（1）经济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市民意识觉醒
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城市突破“里坊制”在时间、空间上的束缚。汴梁成为我国第一座开放的、商业繁荣的街巷制都城。“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时出现，城市职能由政治性、防卫性逐渐向市民生活层面倾斜。
（2）文化繁盛：审美提高、推动“八景”发展
宋代实行科举制，“师道之更尊于君道，其事皆从宋代起”，社会上下对教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的发展，大大提升了市民阶层的审美素养，对以“八景”为代表的公共园林在社会上的盛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3）帝王重视、全民动员：“八景”蔚然成风
两宋时期，在南北分裂、战乱不断的同时，创造了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经济、科技、文化上的空前繁盛，形成了燕京、汴梁、江淮、西蜀四大经济繁盛区。当时最负盛名的“燕京八景”、“汴京八景”、“西湖八景”、“潇湘八景”正是出现在以上四地。
“潇湘八景”问世后，宋徽宗赵佶亲自为其题诗，著名书画家米芾也为每幅画题诗作序。在帝王的推动与全社会崇文之风的盛行下，各地纷纷挑选八处风景出众之地，以“潇湘八景”为范本进行命名，民众观景之风盛行，大量诗、画作品应运而生。
1.3普及于明清——政令强制：全民造景
“八景”孕育于魏晋、始于北宋、在明代更加普遍化、大众化。万历年间，朝廷下诏全国各地呈报“八景”，具有绝对的强制性。至清代康乾时期，八景不仅在全国上下“遍地开花”更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出现了“内八景”、“外八景”、“小八景”等多种形式，甚至在一些大户人家中也出现了“家族八景”。清末之际，“八景”文化远播至日韩等相邻国家，各地景观的数目也不再局限于八个，出现了十景、十二景等多种形式，均属于“八景”集称文化的范畴。
2.“八景”中的公众参与思想解读
2.1“八景”中公众参与的程度分析
美国规划师谢莉.安斯汀（Sherry Arnstein）1969年在对公众参与实践分析的基础上，发表了“市民参与的阶梯”（“A Ladde 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一文，提出了“市民参与阶梯”理论，他在这个理论中，将市民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分为三个层次、八级（见表1）。
目前，我国城市建设领域中公众参与水平较低，且大多停留在调研、研讨会、规划公示等形式主义层面，属于谢莉.安斯汀三个层次中的“无参与”或“象征性参与”两个较低参与层次。而“八景”中体现公众参与程度较高，已达到“市民权利”层次中的“伙伴”或“代理权”的水平。
2.2“八景”中公众参与实质分析：人景交融、共建精神家园
目前，景观设计领域的公众参与往往着眼于社会大众和弱势群体的诉求，从而使景观环境更加宜人、公共设施更加人性化。然而，公众参与真的只是这样而已吗？
笔者认为，公众参与的实质，是实现公众与景观的“情景交融”，使景观不再是“物质化”的“场所”，而成为市民的“精神家园”。这也正是公众参与理念在古代“八景”中运用的最为成功之处，下面我们将以“西湖十景”为例进行分析。
“西湖十景”最早出现于南宋时期的《方舆胜览》中，随着“十景”名气的增加，不仅涌现出一批以王洧《湖山十景诗》为代表的游后感悟诗画作品，且出现了如“行宫八景”、“乾隆增修十八景”等新的“八景”版本，越来越多的人用自己的审美真正地参与到了“全民造景”的队伍中来。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以“西湖十景”为主要内容的“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其入选理由正是“十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的精神家园，是中国各阶层人们世代向往的人间天堂”。
所以，真正成功的景观营造，是将公众参与融入景观的全生命周期中，真正做到“人景交融”，使景观不再是物质场所，而成为具有地域性归属感的“精神家园”。
3.启示
“八景”的营造过程是全民造景的结果，其中体现的公众参与思想对当今地域性景观营造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作用。
（1）全民造景、造一方之景
鉴于城市居民知识水平及专业背景的差异性，社会各阶层可自发形成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有区别、有分工的参与到景观营造的全过程中。如：文人阶层，踏勘场地、起名、写诗、作画，大众参与游览、留下游后感想、口口相传，使景观声名远播。
（2）全生命周期下的公众参与
当前的公众参与，往往将关注点放在景观营造初期的调研、咨询，以及末期的展示阶段，不仅缺乏了中期重要的设计环节，更忽略了景观建成之后的公众反馈权，而反馈恰恰是公众参与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反馈使全体居民具有平等表达自己体验和感受的权利和机会，无论意见是否被采纳，参与的过程也使其享受到作为地域性景观使用者的主人翁意识和被尊重感。
（3）市民素质提升与景观良性循环
公众参与塑造景观，景观也可以塑造人。作为活动主体的人，通过各阶层之间的交流表达、提升自身文化认同和审美意识；人景互动，加深参观体验；游览反馈，增加归属感和认同感，最终实现从“全民造景”到“全民护景”的良性循环。
4.结语
现代农业参与 篇12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是一项旨在打造现代农业产业格局, 促进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增产增效增收兼顾的综合性农业示范工程。 近年来, 国家加大了以水稻等粮食生产为重点的现代农业投入, 这为各地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 四川丘陵山区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水稻主产区之一, “十二五”期间水稻产业现代农业发展项目实施取得显著成效, 较好地克服了地势瓶颈, 完善了农村 “三网”配套 (田网、路网、渠网) , 提升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了水稻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开展前期专业规划设计是保障四川丘陵山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 但长期以来受到政府本位思想的主导, 公众参与项目前期规划设计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特别是在规划编制和审批两个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 这就造成项目实施前的“单边”规划设计方案往往不符合丘陵山区水稻种植的基础设施条件、规划初设变更频幅较大、统筹乏力、项目验收评估客观性不高等问题凸显, 进而对项目实施效果造成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稻农作为依靠家庭劳动力专门从事水稻种植栽培的主体, 将参与丘陵山区水稻产业项目实施的全过程, 因此, 充分尊重稻农的意见和现实诉求, 特别是要将稻农生产经验、乡土生活体会同规划设计者的专业知识有效融合, 使项目规划符合丘陵山区农业生产实际, 保障规划设计更完善、措施更得力、效益更持续。 为此, 笔者结合工作需要, 对梓潼、三台、剑阁、射洪、宣汉、东兴等六个丘陵山区县实施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情况开展调研, 重点对项目区稻农参与规划设计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 以期为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水稻产业发展项目实施成效和社会满意度提供理论依据和案例支持。
2 模型构建与方法选择
2.1 数理模型构建
稻农参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规划设计并非是单纯追求水稻产量等短期利益的产物, 而是基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前人研究成果, 构建如下线性数理模型:
式1 中, 设因变量Y代表稻农参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规划设计的意愿, 自变量Xn代表影响稻农意愿的n种主客观因素, ε 代表随机干扰项;Y可取值0 或1, 分别代表“不愿意参与”或者“愿意参与”两种情况。
2.2 计量方法选择
由于模型的因变量Y只存在“是”与“否”两种情况, 故将其视为“0-1 型”变量。本文选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和最大似然估算法分别展开分析论证和参数估计。 假设在同一项目规划设计当中, 稻农选择“参与”的概率为P, 则他们选择“不参与”的概率为1-P, 此时, Logistic二元回归方程可做如下表示:
式2 和式3 中, Pn代表n种主客观因素作用下稻农选择“参与”概率, 1-Pn代表n种主客观因素作用下稻农选择 “不参与” 概率, βn代表的偏回归系数, β0代表截距项。
3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3.1 主要数据来源
本文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 年7 月至10月间, 笔者作为主研人员参与课题团队深入到梓潼县石牛镇, 三台县塔山镇, 剑阁县武连镇、开封镇, 射洪县太乙镇、沱牌镇, 宣汉县七里乡、东兴区郭北镇, 对开展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情况进行调研, 依据典型抽样原则, 采取随机入户调查座谈的方式, 对受访稻农进行问卷访谈。 在实地调研中, 共计发放调查问卷279 份, 收回有效问卷261 份, 有效回收率达到93.55%。
3.2 变量分类与选择
充分考虑四川丘陵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耕作条件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 在走访调研的基础上, 对影响项目区稻农参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前期规划设计意愿的各类主客观因素进行归纳整理, 筛选出5 大类共计12 个自变量 (见表1) 。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来看, 愿意参与土地整治规划设计的农民共计122 人, 不愿意参与人数为139 人, 两项数据分别占有效问卷数量的46.74%和53.26%。
如表2 到表6 所示, 就稻农个体特征对其参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规划设计意愿影响来看, 受访稻农受教育程度和对项目认同度越高、 自身年龄越大, 更容易激发其参项目规划设计意愿;就稻农收入特征对其参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规划设计意愿影响来看, 水稻种植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和对水稻种植行业前期预期越高, 稻农参与项目规划设计意愿也会越强烈;从稻农家庭资源禀赋特征对其参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规划设计意愿影响来看,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家庭耕作半径越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和家庭耕作地块平均面积越小, 稻农参与项目规划设计意愿也会越强烈;从项目所在地村镇特征对稻农参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规划设计意愿影响来看, 村镇干部越重视和积极鼓励稻农参与项目规划设计、村镇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加深稻农对参与规划设计重要性的认知程度, 由此更容易激发其参与意愿;从项目自身特征对稻农参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规划设计意愿影响来看, 项目决策程序透明度越高, 稻农参与项目规划设计意愿就会更强烈。
4 结果计算与分析
4.1 模型估计结果
借助SPSS17.0 统计软件, 对261 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 出于有效规避多重共线性的考虑, 选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展开模型估算。 结果如表7 所示, 从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来看, 反映因变量方差比率的Cox&Snell R Square及其调整值Nagelkerke R Square分别为0.637 和0.681, 根据统计学定义, 说明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有显著的解释能力。 在此基础上, 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概率、回归系数、标准差和发生比, 共同评估影响研究区稻农参与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规划设计意愿的主要因素。
4.2 结果分析
第一, 从稻农个体特征来看, 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水稻) 项目认同程度在a=0.05 水平上极为显著, 且回归系数0.3716>0, 说明对项目的认同度越高, 稻农会更了解项目实施后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高产创建等产生的综合效益, 由此更容易激发其参与项目规划设计意愿。 由于四川丘陵山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转移人数比重较大, 留守农村从事水稻种植生产的大部分是文化水平低、 年龄相对偏大、体力不支的老弱病残, 因此, 稻农文化程度和年龄两项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参与意愿, 虽然两项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回归系数均为正值,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稻农受教育程度越高, 对新事物的消纳能力就会越强, 参与项目规划设计意愿就会更强烈;受访稻农年龄越大, 自身劳动力下降和生产技能缺乏导致其更依赖于土地耕作产出收益, 因而更愿意参与项目规划设计。 上述模型估计的结果与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致。
第二, 从稻农收入特征来看, 他们对水稻种植行业前景预期在a=0.05 水平上显著, 且回归系数0.6591>0, 说明稻农基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 普遍希望通过高产量获得高收入, 他们认为项目实施能够提高项目区水稻产量, 并对水稻行业前景保持较高期望, 由此也更容易激发其参与项目规划设计的意愿;水稻种植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虽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回归系数为正值,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效益越显著, 参与项目规划设计意愿也会越强烈。 上述模型估计的结果与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致。
第三, 从农民家庭资源禀赋特征来看, 反映丘陵山区农村耕作基础条件的家庭耕作地块平均面积和家庭耕作半径都在a=0.05 水平上显著, 其中, 家庭耕作地块平均面积的回归系数-2.2134<0, 说明家庭耕作地块平均面积越小, 耕作条件越差, 稻农期待通过田间工程措施使细碎的现状地块连片集中, 从而便于水稻种植呈现出一定规模化特征, 因而参与项目规划设计意愿更强烈;家庭耕作半径的回归系数1.7891>0, 说明稻农宅基地距离耕作地块距离越远, 耕作条件越差, 稻农参与项目规划设计意愿越强烈。 虽然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回归系数均为正值,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大, 越有利于开展规模化经营, 稻农参与项目规划设计的意愿也越强烈;虽然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回归系数为负值,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家庭成员当中从事与农业相关工作的人数越多, 稻农越愿意通过参与农业类项目的规划设计来表达自身的现实诉求。 上述模型估计的结果与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致。
第四, 从项目所在地村镇特征来看, 村镇干部对项目设施态度在a=0.05 水平上显著, 且回归系数0.3189>0, 说明村干部了解当地水稻生产面临的各类现实问题, 因此, 它们可以结合本村镇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在保证与专业规划设计人员有效沟通的情况下, 使规划设计更加因地制宜, 由此积极引导稻农参与, 更容易激发稻农参与意愿。 虽然村镇经济发展水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其回归系数为正值,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村镇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稻农信息获取渠道越广泛, 认同并参与项目规划设计的意愿就越强烈。 上述模型估计的结果与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致。
5 政策启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四川丘陵山区稻农参与现代农业发展 (水稻) 项目规划设计意愿受对项目的认同程度、水稻种植行业前景预期、家庭耕作半径、村镇干部对项目实施的态度等因素显著的正影响, 受家庭耕作地块平均面积因素显著的负影响, 为此,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各级地方政府应采取多种有效的形式, 加大对现代农业发展 (水稻) 项目的推广宣传力度, 有效倡导“规划设计、因地制宜、人人受益、人人有责”的理念, 让广大稻农充分认识实施项目的作用和意义、加强对项目实施的认同感, 以此调动稻农参与现代农业发展 (水稻) 项目规划设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 加大对项目区“田网、渠网、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补贴力度和投资投入, 积极开展高产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通过现代农业信息化服务拓展稻农获取农产品市场各类信息的渠道, 使其对水稻种植生产保持乐观、稳定的市场预期, 从而提升参与项目规划设计的积极性。
第三, 在农村耕作基础条件越差的丘陵山区乡镇, 应当坚持“规划先行、分步实施”的原则, 优先组织和安排稻农参与项目规划设计过程, 再逐步组织实施项目, 从而为周边乡镇稻农参与项目规划设计提供引领和示范。
第四, 村民委员会应发挥其在稻农与规划专业设计人员、地方政府中间的桥梁作用, 结合本村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重点就田间道路、桥涵、沟渠、塘坝建设数量及选址等内容征求稻农意见和建议, 积极引导农民参与规划设计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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